邵氏闻见录/卷十二 中华文库

　　吕晦叔、王介甫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一日，论刘向当汉末言天下事反复不休，或以为知忠义，或以为不达时变，议未决，介甫来，众问之，介甫卒对曰：“刘向强聒人耳。”众意未满，晦叔来，又问之，则曰：“同姓之卿欤！”众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疵吝积于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于心而稍近于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于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欢兜、共工之奸矣。

　　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议按举时，其论尚同。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为助，故申公初多举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欢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宋次道当制辞，荆公使之明著其语，陈相旸叔以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实，援据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申公素谨密，实无此言。或云孙觉莘老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须，误以为申公也。熙宁四年，申公以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寓兴教僧舍，欲买宅，谋于康节先生，康节曰：“择地乎？”曰：“不。”“择材乎？”曰：“不。”康节曰：“公有宅矣。”未几，得地于白师子巷张文节相宅西，随高下为园宅，不甚宏壮。康节、温公、申公时相往来，申公寡言，见康节必从容，终日亦不过数言而已。一日，对康节长叹曰：“民不堪命矣！”时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然，申公所叹也。康节曰：“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阳，河阳尹贾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饯于福先寺上东院，康节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语康节曰：“君实与晦叔席上各辩论出处不已，某以诗解之曰：‘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申公镇河阳岁馀，召拜枢密副使，后以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又以大学士知扬州。哲宗即位，拜左丞，迁门下侍郎，与温公并相元祐，如伯淳之诗云。伯温以经明行修命官，见公于东府，公语及康节，咨叹久之，谓伯温曰：“科名特入仕之门，高下勿以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起谢焉。公三子 —— 希哲、希积、希纯，皆师事康节，故伯温与之游甚厚。三年，公辞位，拜司空、平章军国事，次年薨。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乎，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于锺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葢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田画承君云：“荆公尝谓其侄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今居闲复欲作书相问。’防忻然为设纸笔案上，公屡欲下笔作书，辄长叹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适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公所谓《日录》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书代之。”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府，至防家取《日录》以进。卞方作史，惧祸，乃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盖荆公初相，以师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礼甚厚，再相，帝滋不悦，议论多异同，故以后《日录》卞欺神宗，匿之，今见于世止七十馀卷，陈莹中所谓尊私史以压宗庙者也。伯温窃谓荆公闻温公入相，则曰“司马十二作相矣”，葢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辞枢密使，反复相辨论，三书而后绝，荆公知温公长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从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议，事英宗，又言称亲濮安懿王为非礼，以此名重天下。熙宁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论折之不能胜，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荆公见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战。冯当世解之曰：“参政何必尔！”遂落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庆行词，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极于丑诋，明日，蔡延庆因贺公，具以制词出于荆公为解，公笑诵其词曰：“外无任职之能，某披襟当之；内有怀利之实，则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舆归蜀，极江山登临之胜，赈其宗族之贫者，期年而后还。元祐初，哲宗登极，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首以诏特起公，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天下望公与温公同升矣”，公辞曰：“六十三而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中礼？”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会葬陵下，蔡京见公曰：“上将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故公卒不为元祐二圣一起。绍圣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为元祐党，将加追贬，蔡京曰：“京亲闻蜀公之言如此，非党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马温公、范蜀公同以清德闻天下，其初论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处不同，何也？”伯温曰：“熙宁初，温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宫祠者十五年。元丰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致政于熙宁之初，义不为元熙祐也。此二公出处之不同，其道则同也。”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欧阳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劝先生见荆公，荆公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作《辩奸》一篇，为荆公发也。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沈，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斯文出，一时论者多以为不然，虽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叹。后十馀年，荆公始得位为奸，无一不如先生言者。吕献可中丞于熙宁初荆公拜参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司马温公初亦以为不然，至荆公虐民乱政，温公乃深言于上，不从，不拜枢密副使以去，又贻荆公三书，言甚苦，冀荆公之或从也，荆公不从，乃绝之，温公怅然曰：“吕献可之先见，余不及也！”若曰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献可之前十馀年矣，岂温公不见《辩奸》耶？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

　　钱朝请者，名景谌，忠懿王孙，嘉祐间，官殿直，巡辖西京马递铺。锁厅，登进士第，师事康节先生，与仲父同场屋。仲父之葬，康节属以为志。熙宁八年，与王十三丈诏景猷同从瀛帅张谏议八丈景宪定国辟为属官，因康节寄钱丈、王丈诗，张丈见之，寄康节诗曰：“桥边处士文如锦，塞上将军发似霜”。钱丈与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论新法不合，遂相绝，终身为外官。其家集有《答兖守赵度支书》，自序甚详，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见钱丈之贤矣。其书曰：

“景谌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执事：专使至，蒙赐书周悉，既感且慰。兼审府政清闲，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与吾兄别已八九年，其间悲哀离忧，家事百出，患难多而欢意少，都无目前之乐，虽人事使然，亦年齿将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乐事，群居众处之乐，反戚戚感伤至终日，惨然而去。不知吾兄怀抱又如何也？及蒙垂问八九年间所得所失，并问及拒时宰事，乃劝仆以远祸辱计，吾兄以人言之闻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仆亦不自知其为是为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见而已，试为吾兄一二陈之。始仆为进士时，彼为太常博士，主别头试，取仆于数百人之中，以为知道者，得预荐，送于春官。彼又称重于公卿间，是后日游其门，执师弟子之礼，授经论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轲之言不言。及其提点畿内，仆为畿簿，当是时，学士大夫趋之者不一，独以文行称荐，则亲其人亦已熟矣。及仆调荥阳泽令，继丁家难，闻其参大政，天下之人无不欢喜鼓舞，谓其必能复三代之风，一致太平。是时仆自许昌以私事来京师，因见之于私第，方盛夏，与僧智缘者并卧于地，又与其最亲者一人袒露而坐于傍，顾幞脱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问曰：‘青苗、助役如何？’仆对曰：‘以利少而害多，后日必为平民之患。’又问曰：‘孰为可用之人？’则对以居丧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难尤非浅浅事，彼不乐，仆私自谓，大贤为政于天下，必有奇谋远业，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无乱。及归许，见变易祖宗法度，专以聚敛苛刻为政，而务新奇，谓为新法，而天下好进之人，纷纷然以利进矣，殊非前日之所讲而闻者。又二三年，仆以调官来京师，当其作相当国，又往见之，彼喜仆之来，令先见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臼：‘相君欲以馆阁处君而任以事。’仆戏与平甫相诮，以谓：‘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书、役法耳。’平甫虽以仆为太甚，然击节赏叹，以仆为知言。及见彼，首言欲仆治峡路役书，又以戎泸蛮事见委，仆以不知峡路民情，而戎泸用兵，系朝廷举动，一路生灵休戚，愿择知兵爱人者，彼大怒，是时坐客数十人，无不为仆寒心者。及退，就谒舍，有为仆赏激者，有指仆以为矫而诋者，仆固已自得于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也。

仆每观自古以来，好利者众，顾义者寡，故天下万事率皆由人而不在于己，何也？利胜于义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处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义而行之，在我则有所不为。曷为利所动，而亦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夫盗之所以为盗者，利胜于义，而不知所以为之者。仆尝病此风行之于天下也甚久，历千百年无一人正其弊而晓其俗者，以是行之于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恤哉？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仆之所得如此。当时虽私自喜得不致于祸以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识浅而虑困，不知治乱兴亡之本，而暗于治体。自国朝以来，得君未有如此之专者，方天子聪明神圣，祖宗积德，百年仁恩灵泽，沦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当辅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圣之休，享百年之泽，安养元元之民，与天下共之，致太平之业，成万世不可拔之基，以贻子孙于无穷。而反玩兵黩刑，变乱天常，以祖宗为不足法，蔽塞人主聪明，离天下之心，以基乱阶，此忠臣义士尤所痛惜也。

后仆官繁、邓，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无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县吏惴惴忧惧，虞以罪去者。不但变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术，经义文章，自名一家之学，而官人莅政，皆去故旧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风矣。乃以穿凿不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仆既预仕籍，而所学者圣贤事业，专以《春秋》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纲五常之道；其所为文，学《六经》而为，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归于仁义；其施于官者，则又忠厚爱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顾不合于时，而学之又不能，方惶惶然无所容其迹，而故人张谏议正国辟仆为高阳帅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镇静，边鄙无事，得优游于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岁，一女早嫁令族，顾一身都无所累。然有贫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遗藐然，未毕婚嫁，即主人罢府，当求抱关击柝之仕，以为贫藏身，避当途之怒。今春邵尧夫先生亦有书招我为洛中之游，兼有诗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转萧然’，止俟贫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归，亦西归洛中，守先人坟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愿毕矣。

吾兄爱我素厚，知我此志，故尽仆所怀，看讫裂去，无以示人，以速吾祸。闻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时定归？因书垂及。相去甚远，未有占会之期，唯爱民自厚，他无足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