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源流论/卷下 中华文库

邪说之外，有欺人之学，有耳食之学。何谓欺人之学？好为高谈奇论，以骇人听闻，或剿袭前人之语，以示渊博。彼亦自知其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为欺人之学。何谓耳食之学？或窃听他人之说，或偶阅先古之书，略记数语，自信为已得其秘，大言不惭，以此动众，所谓道听涂说是也。如近人所谈司天运气之类是矣。彼所谓司天运气者，以为何气司天，则是年民当何病。假如厥阴司天，风气主之，则是年之病，皆当作风治。此等议论，所谓耳食也。盖司天运气之说，黄帝不过言天人相应之理如此，其应验先候于脉。凡遇少阴司天，则两手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寸不应，太阴司天，则左寸不应，若在泉则尺脉不应亦如之；若脉不当其位，则病相反者死，此诊脉之一法也。至于病则必观是年岁气胜与不胜，如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心痛胁满等症。倘是年风淫虽胜，而民另生他病，则不得亦指为风淫之病也；若是年风淫不胜，则又不当从风治矣。经又云：相火之下，水汽乘之，水位之下，火气承之。五气之胜皆然，此乃亢则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胜，亦有相克者乘之，更与司天之气相反矣。又云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则岁半以前属司天，岁半以后又属在泉，其中又有胜不胜之殊，其病更无定矣。又云：厥阴司天，左少阴，右太阳。谓之左间右间，六气皆有左右间，每间主六十日，是一岁之中复有六气循环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岁会三合之不齐，太过不及之异气，欲辨明分晰，终年不能尽其蕴。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内经》治岁气胜复，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总之，则病治病，如风淫于内，则治以辛凉，六气皆有简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无问其数，以平为期，何等划一。凡运气之道，言其深者，圣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实用，则平正通达，人人易晓。但不若今之医者所云，何气司天则生何病，正与《内经》圆机活法相背耳。

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灾是也；由乎人者，如历代季世之变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虚弱柔脆是也；由乎后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后天之病，乃风寒暑湿燥火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之害，所谓内忧也。治外患者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而轻用补者，使邪气内入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纲纪不正，而崇儒讲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使其正气消尽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弛，则攻中之补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寇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馀；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而施治有时，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又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然或有邪蕴于中而内反甚热，则用辛寒为宜。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随邪散，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故入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不但各府各别，即一县之中，风气亦有迥殊者，并有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极效之方，皆宜详审访察。若恃己之能，执己之见，治竟无功，反为土人所笑矣。湖州长兴县有合溪，小儿饮此水则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线挂头，以两头按乳头上剪断，即将此线挂转，将两头向背脊上一并拽齐线头尽处，将黑点记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壮，或七壮即消。永不再发，服药无效。

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之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张洁古、李东垣辈，立方皆以补中宫，健脾胃，用刚燥扶阳之药为主，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至我本朝，运当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又冠饰朱缨，口燔烟草，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症。数十年前，云间老医知此义者，往往专以芩、连、知、柏挽回误投温补之人，应手奇效，此实与运气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随症施治，并执宁过温热，毋过寒冷之说。偏于温热，又多矫枉过正之论。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阳在内者，当用大顺散、理中汤，此乃千中之一。今则不论何人，凡属中暑，皆用理中等汤。我目睹七窍皆裂而死者，不可胜数。至于托言袓述东垣用苍术等燥药者，举国皆然。此等恶习，皆由不知天时国运之理，误引旧说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

灵素两经，其详论藏府经穴疾病等说。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针法如此，然针道难而方药易，病者亦乐于服药而苦于针，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今之为针者，其显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与焉。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浅深左右，交错不齐，其穴随经上下，亦参差无定。今人祇执同身寸依左右一直竖量，并不依经曲折，则经非经而穴非穴，此一失也。两经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馀则指经而不指穴。如灵枢终始篇云：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补足太阴。厥病篇云：厥头痛，或取足阳明太阴，或取手少阳足少阴；耳聋取手

凡刺之法，不过补泻经络，祛邪纳气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风〔病水〕肤胀，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肤之血尽取之何也？盖水旺必克脾土，脾土衰则遍身皮肉皆肿，不特一经之中有水汽矣。若仅刺一经，则一经所过之地水自渐消。而他经之水不消，则四面会聚，并一经已泻之水亦仍满矣。故必周身肿满之处皆刺而泻之，然后其水不复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此与大禹治洪水之法同。盖洪水泛滥，必有江淮河济，各引其所近之众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归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后，更必调其饮食。经云：方饮无食，方食无饮（使饮食异居，则水不从食，以至于脾土受湿之处也），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难愈如此。余往时治此病，轻者多愈，重者必复肿。盖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剌，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违法度，即无愈理，可不慎哉。

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正有反，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既无陈法可守，是必熟寻《内经》《难经》等书，审其经络藏府受病之处，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与夫内外分合气血聚散之形，必有凿凿可征者，而后立为治法。或先或后，或并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取药极当，立方极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机，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虽筋骨关节之间，亦游刃有馀。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之处，参悟通澈，而后能临事不眩。否则一遇疑难，即束手无措，冒昧施治，动辄得咎，误人不少矣。

病有当急治者，有不当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内犯藏府，则元气受伤，无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时，邪入尚浅，与气血不相乱，急驱而出之于外，则易而且速。若俟邪气已深，与气血相乱，然后施治，则元气大伤，此当急治者也。若夫病机未定，无所归者，急用峻攻，则邪气益横。如人之伤食，方在胃中，则必先用化食之药，使其食渐消由中焦而达下焦，变成渣秽而出，自然渐愈。若即以硝黄峻药下之，则食尚在上焦，即使随药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肠胃中脂膜与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变，此不当急治者也。以此类推，馀病可知。至于虚人与老少之疾，尤宜分别调护，使其元气渐转，则正复而邪退。医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则补其所不当补，攻其所不当攻。所服之药不验，又转求他法，无非诛伐无过。至当愈之时，其人已为药所伤，而不能与天地之生气相应矣。故虽有良药，用之非时，反能致害，缓急之理，可不讲哉。

一病而当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散寒。种种不同，皆当视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治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馀症，每症加专治之药一二味以成方，则一剂而诸症皆备。以此类推，则合治之法可知矣。药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数药以治之者，阅古圣人制方之法自知；有数病而一药治之者，阅本草之主治自知。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自信，而不枉杀人矣。

驱邪之法，惟发表、攻里二端而已，发表所以开其毛孔，令邪从汗出也。当用至轻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气缓缓从皮毛透出，无犯中焦，无伤津液，仲景麻黄桂枝等汤是也。然犹恐其荣中阴气，为风火所煽而销耗于内，不能滋润和泽，以托邪于外。于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气，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汤之良法。凡发汗之方，皆可类推。汗之必资于津液如此，后世不知，凡用发汗之方，每专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苍术、豆蔻等温燥之药。即使其人津液不亏，内既为风火所熬，又复为燥药所烁，则汗从何生？汗不能生，则邪无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气反为燥药鼓动，益复横肆，与正气相乱。邪火四布，津液益伤，而舌焦唇干，便闭目赤。种种火象自生，则身愈热，神渐昏，恶症百出。若再发汗，则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大汗上泄，亡阳之危症生矣。轻者亦成痉症，遂属坏病难治。故用燥药发汗而杀人者，不知凡几也。此其端开于李东垣，其所著书立方，皆治湿邪之法，与伤寒杂感无涉。而后人宗其说，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亦甚。况治湿邪之法，亦以淡渗为主，如猪苓、五苓之类，亦无以燥胜之者。盖湿亦外感之邪，总宜驱之外出，而兼以燥湿之品。断不可专用胜湿之药，使之内攻，致邪与正争而伤元气也。至于中寒之证，亦先以发表为主，无竟用热药以胜寒之理。必其寒气乘虚陷入而无出路，然后以姜附回其阳，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药发杂感之汗，不但非古圣之法，并误用东垣之法。医道失传，只此浅近之理尚不知，何况深微者乎。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见。故医者病者皆不敢轻投。至于汗多亡阳而死者，十有二三虽死而人不觉也。何则？凡人患风寒之疾，必相戒，以为宁暖无凉。病者亦重加覆护，医者亦云服药必须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为当然也。秋冬之时，过暖尚无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时暑燥，卫气开而易泄。更加闭户重衾，复投发散之剂，必至大汗不止，而阳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时，必烦闷恶热。及汗大出之后，卫气尽泄，必阳衰而恶寒。始之暖覆，犹属勉强，至此时虽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为矣。其死也，神气甚清，亦无痛苦。病者医者，及旁观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顾噩然而已。我见甚多，不可不察也。总之，有病之人，不可过凉，亦不宜太暖，无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药之时，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汤法云：服汤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阳未剧，尤可挽回，伤寒论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脱尽，无可补救矣。又盛暑之时，病者或居楼上，或卧近灶之所。无病之人，一立其处，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时时出汗，即不亡阳，亦必阴竭而死。虽无移徙之处，必择一席稍凉之地而处之，否则神丹不救也。

凡人偶感风寒，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伤寒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为娇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日深。或成血证，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误治之害，不可胜数。谚云：伤风不醒变成劳。至言也。然则治之何如？一驱风，苏叶、荆芥之类；二消痰，半夏、象贝之类；三降气，苏子、前胡之类；四和荣卫，桂枝、白芍之类；五润津液，蒌仁、元参之类；六养血，当归、阿胶之类；七清火，黄芩、山栀之类；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类。八者随其症之轻重而加减之，更加以避风寒，戒辛酸，则庶几渐愈，否则必成大病。医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干姜之类。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类，则必见血。既见血，随用熟地、麦冬，以实其肺，即成劳而死。四十年以来，我见以千计矣，伤哉。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症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症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藏，有神明之道焉。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疟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荣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试以神农本草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故天下无难治之症，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病者之爱恶苦乐，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望免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处，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则赖医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为医者言之，则医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对症施治，反执己之偏见强制病人，未有不误人者。如伤寒论中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乃医者见为伤寒之症，断不许食。凡属感症，皆不许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饿而死者。又伤寒论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家凡遇欲冷饮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研求欲食，亦断绝不与，至烦渴而死。如此之类，不可枚举。盖病者之性情气体，有能受温热者，有能受寒凉者，有不受补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从我意见。况医者之意见，亦各人不同，于是治病之法，无一中肯者矣。《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盖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实之所在。如身大热而反欲热饮，则假热而真寒也；身寒战而反欲寒饮，是假寒而真热也。以此类推，百不失一。而世之医者，偏欲与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与病相害者，则医者宜开导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则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湿病则酒宜忌之类，此则不可纵欲以益其疾。若与病症无碍，而病人之所喜，则从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经》辨症之精义也。

凡病人或体虚而患实邪，或旧有他病与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内外上下各有所病，医者踌躇束手，不敢下药，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药，惟病是求，药所以制病，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则其药专至于病所而驱其邪，决不反至无病之处以为祸也。若留其病不使去，虽强壮之人，迁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无攻伐之理，若或伤寒而邪入阳明，则仍用硝黄下药，邪去而精气自复；如或怀妊之妇，忽患症瘕，必用桃仁、大黄以下其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发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气之衰而兼用补益。如伤寒之后食复、女劳复，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并不因病后而用温补。惟视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复有所顾虑。故天下无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误或太过，则不病之处亦伤，而人危矣。俗所谓有病病当之，此历古相传之法也。故医者当疑难之际，多所顾忌，不敢对症用药者，皆视病不明，办症不的，审方不真，不日古圣之精义者也。

天下有治法不误，而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荣卫之间，即使病势极重，而所感之位甚浅，邪气易出。至于藏府筋骨之痼疾，如劳怯、痞隔、风痹、痿厥之类，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藏府筋骨，如油之入面，与正气相并，病家不知，屡易医家。医者见其不效，杂药乱投，病日深而元气日败，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寻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书者，如风痹大症之类，前录古方数首，后附以通治之方数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岂有愈期？必当遍考此病之种类，与夫致病之根源，及变迁之情状，并询其历来服药之误否。然后广求古今以来治此症之方，选择其内外种种治法，次第施之。又时时消息其效否，而神明变通之，则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执数首通治之方，屡试不效，其计遂穷，未有不误者也。故治大症，必学问深博，心思精敏，又专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极重极久之病，诸药罔效，忽服极轻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专治之方，从前皆系误治，忽遇对症之药，自然应手而痊也。

治病之法，自当欲其速愈。世之论者，皆以为治早而药中病则愈速，治缓而药不中病则愈迟，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论治之迟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内经》藏气法时论云：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伤寒论云：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又云：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静养调摄以待之，不可乱投药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剂以希功，即使不误，药力胜而元气反伤；更或有不对症之药，不惟无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渐复，精神岂有骤长之理？至于外科，则起发成脓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误，固有迁延生变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则如揠苗助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乃病家医家皆不知之。医者投药不效，自疑为未当，又以别方试之，不知前方实无所害，特时未至耳，乃反误试诸药，愈换而病愈重。病家以医者久而不效，更换他医，他医遍阅前方，知其不效，亦复更换他药，愈治愈远，由是断断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责，为医者岂可不知，而轻以人尝试乎？若医者审知之，而病家必责我以近效，则当明告之，故决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医者另立良方，则以和平轻淡之药，姑以应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则力辞之，断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误人。如此则病家一时或反怨谤，以后其言果验，则亦知我识高而品崇矣。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之争而无从考其信否者，则是非难定。若夫医则有效验之可征，知之最易。而为医者，自审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择医者与为医者，皆愦愦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药，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者，不必尽剂。可见古人审病精而用药当，未有不一二剂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指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药专治某症，其论说本之何书，服此药后于何时减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验，必求所以不验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应，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则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惩焉。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医案，明著其说，然后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日进矣。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病家亦相循为固然，全不一怪。间有病家于未服药之前，问医者服此药之后，效验若何。医者答云，且看服后何如，岂有预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为失言，何其愚也。若医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两有所益也。

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伤寒论序云：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昔扁鹊见齐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见之后，则已入脏，不可治疗而逃矣。历圣相传，如同一辙。盖病之始入，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气深入，则邪气与正气相乱，欲攻邪则碍正，欲扶正则助邪，即使邪渐去，而正气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后，更或劳动感风伤气伤食，谓之病后加病，尤极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馆道途得者，往往难治。非所得之病独重也，乃既病之后，不能如在家之安适，而及早治之；又复劳动感冒致病，深入而难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此则凡人所当深省，而医者亦必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体察也。

凡一病必有数症。有病同症异者，有症同病异者，有症与病相因者，有症与病不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症。古方以一药治一症，合数症而成病，即合数药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药治几症者，有合几药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药亦异，变化无穷。其浅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黄连、半夏，不寐用枣仁、茯神之类，人皆知之。至于零杂之症，如《内经》所载喘惋噫语，吞欠嚏呕，笑泣目瞑，嗌乾心悬善恐，涎下涕出，啮唇啮舌，善忘善怒，喜握多梦，呕酸魄汗等症，不可胜计。或由司天运气，或由脏府生克，或由邪气传变，《内经》言之最详。后之医者，病之总名亦不能知，安能于一病之中，辨明众症之渊源。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备细言之，而彼实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药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应命。并有用相反之药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无门可告也。学医者当熟读《内经》，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遍考方书本草，详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应手辄愈，不知者以为神奇，其实古圣皆有成法也。

古人病愈之后，即令食五谷以养之，则元气自复，无所谓补药也。神农、仲景之书，岂有补益之方哉？间有别载他书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养性补益等各立一门，遂开后世补养服食之法。以后医家凡属体虚病后之人，必立补方以为调理善后之计。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托名秘方异传。其气体合宜者，一时取效，久之必得风痹阴涸等疾，隐受其害，虽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说，固不足论。至体虚病后补药之方，自当因人而施，视藏府之所偏而损益之。其药亦不外阴阳气血，择和平之药数十种，相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问其阴阳藏府何者专重而已。况膏丸合就，必经月经时而后服完，若也每日视脉察色而后服药，则必须一日换一丸方矣。故凡服补药，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说，过为艰难慎重，取贵僻之药，以为可以却病长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古谚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自宋以前已有之。盖因医道失传，治人多误，病者又不能辨医之高下，故不服药，虽不能愈病，亦不至为药所杀。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渐退，内伤渐复，亦能自愈，故云中医，此过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临自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诚不必服药，若难愈及不愈之疾，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查、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其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以生姜汤，如果属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至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馀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虽极浅之药，而亦有深义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择药性之最轻淡者，随症饮之，则服药而无服药之误，不服药而有服药之功，亦养生者所当深考也。

古之医者，无分内外，又学有根柢，故能无病不识。后世内外科既分，则显然为内症者，内科治之；显然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内外未显然者，则各执一说，各拟一方，历试诸药，皆无效验，轻者变重，重者即殒矣。此等症，不特外科当知之，即内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碓，知非己责，即勿施治，毋至临危束手，而后委他人也。腹内之痈有数症，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小肠痈，有大肠痈，有膀胱痈。惟肺痈咳吐腥痰，人犹易辨，馀者或以为痞结，或以为瘀血，或以为寒痰，或以为食积，医药杂投，及至成脓，治已无及。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结瘀血寒痰食积之状。凡痞结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渐而成寒痰，则痛止无定，又必另现痰症。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且三五日后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则痛有常所，而迁延益甚。金匮云：诸脉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淅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不热者无脓。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又云：肠痈之为病，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是也。若肝痈则胁内隐隐痛，日久亦吐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著皮即痛，小便亦艰而痛；胃脘痈则有虚实二种，其实者易消，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惟虚症则多不治，先胃中痛胀，久而必下渐高，其坚如石，或有寒热，饮食不进，按之尤痛，形体枯瘦，此乃思虑伤脾之症，不待痈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恶寒倦卧不能食者皆当审察，防成内痈。甚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脓溃，自伤其生也。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重围药。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顶不高。盖人之一身，岂能无七情六欲之伏火，风寒暑湿之留邪，食饮痰涎之积毒？身无所病，皆散处退藏，气血一聚，而成痈肿。诸邪四面皆会，惟围药能截之，使不并合，则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肤，势必四布为害，惟围药能朿之，使不散漫，则气聚而外泄矣。如此则形小顶高，易脓易溃矣。故外治中之围药，较之他药为特重。不但初起为然，即成脓收口，始终赖之，一日不可缺。若世医之围药，不过三黄散之类，每试不效，所以皆云围药无用。如有既破之后，而仍用围药者，则群然笑之。故极轻之毒，往往至于散起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围药之故也。至于围药之方，亦甚广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朿肌、收火为主。而寒热攻提和平猛厉，则当随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轻议围药之非，安望其术之能工也。

《难经》非经也。以经文之难解者，设为问难以明之，故曰《难经》，言以经文为难而释之也。是书之旨，盖欲推本经旨，发挥至道，剖晰疑义，垂示后学，真读《内经》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尽善者，其问答之词，有即引经文以释之者。经文本自明显，引之或反遗其要，以至经语反晦。或则无所发明，或则与两经相背，或则以此误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机杼，发挥妙道，未尝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补《内经》之所未发，此盖别有师承，足与《内经》并垂千古。不知创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书，而越人引以为证乎？自隋唐以来，其书盛着尊崇之者固多，而无能驳正之者。盖业医之辈，读《难经》而识其大义，已为医道中杰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内经》，求其异同得失乎？古今流传之载籍，凡有舛误，后人无敢议者，比比然也，独《难经》乎哉？馀详余所著《难经》经释中。

仲景伤寒论编次者，不下数十家，因致聚讼纷纭，此皆不知仲景作书之旨故也。观伤寒叙所述，乃为庸医误治而设，所以正治之法，一经不过三四条，馀皆救误之法，故其文亦变动不居。读伤寒论者，知此书皆设想悬拟之书，则无往不得其义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条在前，或以此条在后，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经因彼经而变，互相诟厉。孰知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几叔和所定为可信，何则？叔和序例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则此书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辄加辨驳，以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无叔和，安有此书？且诸人所编，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经现症，有异有同，后人见阳经一症杂于阴经之中，以为宜改入阳经之内，不知阴经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圆机活法，泯没不可问矣！凡读书能得书中之精义要诀，历历分明，则任其颠倒错乱，而我心自能融会贯通。否则徒以古书纷更互异，愈改愈晦矣。

金匮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惜其所载诸病，未能全备，未知有残缺与否。然诸大症之纲领，亦已粗备。后之学者，以此为经，而参考推广之，已思过半矣！自此以后之书，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仅自成一家，不可与金匮并别也。

王叔和著脉经，分门别类，条分缕晰。其原亦本《内经》，而汉以后之说，一无所遗，其中旨趣，亦不能画一，使人有所执持。然其汇集群言，使后世有所考见，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为道，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及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藏，与所现之症参观互考，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而后吉凶可凭。所以《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论脉，其立论反若甚疏，而应验如神。若执脉经之说以为某病当见某脉，某脉当得某病，虽《内经》亦间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琐也。试而不验，于是或咎脉之不准，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药之不对症，而不知皆非也。盖病有与脉相合者，有与脉不相合者，兼有与脉相反者。同一脉也，见于此症为宜，见于彼症为不宜；同一症也，见某脉为宜，见某脉为不宜。一病可见数十脉，一脉可现数百症，变动不拘。若泥定一说，则从脉而症不合，从症而脉又不合，反令人彷徨无所适从。所以古今论脉之家，彼此互异，是非各别，人持一论，得失相半，总由不知变通之精义，所以愈密而愈疏也。读脉经者，知古来谈脉之详密如此，因以考其异同，辨其得失，审其真伪，穷其变通，则自有心得。若欲泥脉以治病，必至全无把握。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此读脉经之法也。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法病，其论脏府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至唐?王焘所集《外台》一书，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故无所审择以为指归，乃医方之类书也。然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读之者，苟胸中无成竹，则众说纷纭，群方淆杂，反茫然失其所据。古读《千金》、《外台》者，必精通于《内经》、仲景、本草等书，胸中先有成见，而后取其长而舍其短，则可资我博采之益。否则反乱人意，而无所适从。嗟乎！《千金》、《外台》且然，况后世偏驳杂乱之书，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无稽杜撰之邪书，尤不足道矣。

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晰，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字混入己意，岂非好学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继往开来者乎？后世之述《伤寒论》者，唐宋以来，已有将经文删改移易，不明不贯。至近代前《条辨》、《尚论编》等书，又复颠倒错乱，各逞意见，互相辨驳，总由分症不清，欲其强合，所以日就支离。若能参究此书，则任病情之错综反复，而治法仍归一定，何必聚讼纷纭，致古人之书，愈讲而愈晦也。

诊脉以之治病，其血气之盛衰，及风寒暑湿之中人，可验而知也。，乃相传有《太素脉》之说，以候人之寿夭穷通，知愚善恶，纤悉皆备。夫脉乃气血之见端，其长而坚厚者，为寿之征。其短小而薄弱者，为夭之征。清而有神，为智之征。浊而无神，为愚之征。理或宜然。若善恶已不可知，穷通则与脉何与？然或得寿之脉，而其人或不谨于风寒劳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脉，而其人爱护调摄，得以永年。又有血气甚清而神志昏浊者，形质甚浊而神志清明者。即寿夭知愚，亦不能皆验，况其他乎？又书中更神其说，以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财若干，父母何人，子孙何若，则更荒唐矣！天下或有习此术而言多验者，此必别有他术以推测而幸中，借此以神其说耳。若尽于脉见之，断断无是理也。

妇人之疾，与男子无异，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且多症瘕之疾。其所以多症瘕之故，亦以经带胎产之血易于凝滞，故较之男子为多。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凡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旁四寸），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由系。明于冲任之故，则本原洞悉，而后其所生之病，千条万绪，可以知其所从起。更参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变化之，则每症必有传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药，自能所治辄效矣。至如世俗相传之邪说，如胎前宜凉，产后宜温等论。夫胎前宜凉，理或有之，若产后宜温，则脱血之后，阴气大伤，孤阳独炽；又瘀血未净，结为蕴热，乃反用姜桂等药，我见时医以此杀人无数。观仲景先生于产后之疾，以石膏、白薇、竹茹等药治之，无不神效。或云：产后瘀血，得寒则凝，得热则行，此大谬也。凡瘀血凝结，因热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热降而解。如桃仁承气汤，非寒散而何？未闻此汤能凝血也。盖产后瘀血热结为多，热瘀成块，更益以热，则炼成干血，永无解散之日。其重者，阴涸而即死；轻者，成坚痞褥劳等疾，惟实见其真属寒气所结之瘀，则宜用温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于古圣，而反宗后人之邪说，皆足以害人。诸科皆然，不独妇科也。

今天下之医法失传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于脏府骨脉，而发于天时。所谓本于脏腑骨脉者，凡人受生之初，阴阳二气，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动，则必有渣滓未融之处，伏于脏腑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无感召，则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阴阳之气，沴戾日积，与人身之脏腑气血相应，则其毒随之而越，此发于天时者也。而天时有五运六气之殊，标本胜复之异。气体既禀受不同，感发又随时各别，则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补救之，此至精至微之术也。奈何以寒凉伐之，毒药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内经》云：火郁则发之。其遇天时炎热，火甚易发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际，气为寒束，则不起发；发而精血不充，则无浆。浆而精血不继，即不靥。则温散提托补养之法，缺一不可，岂得概用寒凉？至其用蚯蚓、桑虫、全蝎等毒药，为祸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谓毒气内陷，一时不能托出，则借其力以透发之。此皆危笃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视为常用之药，则无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药，无有不死，非其识见之高，乃其用药之灵也。故症之生死，全赖气血。当清火解毒者，则清火解毒；当培养气血者，则温托滋补，百不失一矣。呜呼！谬说流传，起于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药数品，按日定方，不效，则继以毒药，如此而已。夫以至变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于是群以为痘科最易，不知杀人亦最多也。

附种痘说：种痘之法，此仙传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强之出，则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强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强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时痘之戾气，四也。择天地温和之日，五也。择小儿无他病之时，六也。其痘苗皆取种出无毒之善种，七也。凡痘必浆成十分而后毒不陷，种痘之浆五分以上即无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靥，并有延至一月者，种痘则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种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种而死者，则自出断无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于种出危险之痘，或生痘毒，此则医家不能用药之故。种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则尤为十全矣。

幼科古人谓之哑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变蒸胎惊之类，与成人异者，不可胜举。非若妇人之与男子异者，止经产数端耳。古人所以另立专科，其说精详明备。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计。其治法立方，种种各别。又妇人之与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儿之与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异。如伤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硼砂。其馀诸症，多用金石峻厉之药，特分两极少耳。此古人真传也！后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药治之，往往迁延而死。此医者失传之故。至于调摄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盖小儿纯阳之体，最宜清凉，今人非太暖即太饱。而其尤害者，则在于有病之后，而数与之乳。乳之为物，得热则坚韧如棉絮。况儿有病，则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则愈充满，一与之吮，则迅疾涌出，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复充，填积胃口，化为顽痰，痰火相结，诸脉皆闭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饭几何，当病危之时，其食与平时不减，安有不死者哉？然嘱病家云：乳不可食，则群相诟曰：乳犹水也，食之何害？况儿虚如此，全赖乳养，若复禁乳，则饿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将医者诟骂。其馀之不当食而食，与当食而反不与之食，种种失宜，不可枚举。医者岂能坐守之，事事合节耶？况明理之医能知调养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儿之所以难治者，非尽不能言之故也。

疡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传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后施治，皆有成法。必读书临症二者皆到，然后无误。其升降围点，去腐生肌，呼脓止血，膏涂洗熨等方，皆必纯正和平，屡试屡验者，乃能应手而愈。至于内服之方，护心托毒，化脓长肉，亦有真传，非寻常经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则必视其人之强弱阴阳，而为加减，此则必通于内科之理，全在学问根柢。然又与内科不同。盖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药则有某毒主某药，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传授焉。故外科总以传授为主，徒恃学问之宏博无益也。有传授则较之内科为尤易。惟外科而兼内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时，复感他气，或因外症重极，内伤藏府，则不得不兼内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讲于内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后能两全而无失。若不能治其内症，则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则全在学问深博矣。若为外科者不能兼，则当另请名理内科为之定方。而为外科者，参议于其间，使其药与外症无害，而后斟酌施治，则庶几两有所益。若其所现内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极而昏晕，脓欲成而生寒热，毒内陷而胀满，此则内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内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内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众，亦非浅学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浅言之，则惟记煎方数首，合膏围药几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则经络藏腑气血骨脉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态万状，无不尽识。其方亦无病不全，其珍奇贵重难得之药，亦无所不备。虽遇极奇极险之症，亦了然无疑。此则较之内科为更难，故外科之等级，高下悬殊，而人之能识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之法，《内经》贼风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变气论，岐伯云：古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虚邪贼风，内著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观之，则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机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盖岐伯之时已然，况后世哉？存而不论可也。

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犹易。夫禽兽之藏府经络，虽与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气，不甚相远，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但其气粗血浊，其所饮食，非人之饮食，则药亦当别有主治，不得尽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马之食，则当用消草之药；犬豖之食，则当用消糠豆之药是也。又有专属之品，如猫宜乌药，马宜黄药之类。而其病亦一兽有一兽独患之病，此则另有专方主治。馀则与人大段相同。但必剂大而力厚之方，取效为易。其中又有天运时气之不同，变化多端，亦必随症加减，此理亦广博深奥，与治人之术不相上下。今则医人之医尚绝传，况兽医乎。

医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此真无知妄谈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然亦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与孔子并列，况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至于东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后世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所惑也。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依以治病，其说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轻三子也。盖此说行，则天下惟知窃三子之绪馀，而不深求仲景之学，则仲景延续先圣之法，从此日衰。而天下万世，夭扎载途，其害不小，故当亟正之也。

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尽知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香薷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热症，强加干姜于凉药之内而愈，以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干姜，乃泡过百次而无味者也。于外科则多用现成之药，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险。先使其疮极大，令人惊惶而后治之，并有能发不能收以至毙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条枪之类，不顾人之极痛，一概用之，哀号欲死，全无怜悯之心。此等之人，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汨没，安能奏功？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医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尹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扁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古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自是之后，医者以方药为重，其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之道，及针灸杂术，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从此一变。唐宋以后，相寻弥甚，至元之刘河间、张洁古等出，未尝不重《内经》之学，凡论病必先叙经文，而后采取诸家之说，继乃附以治法，似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经义，而于仲景制方之义，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说非影响即支杂，各任其偏，而不归于中道。其尤偏驳者，李东垣为甚，惟以温燥脾胃为主，其方亦毫无法度。因当时无真实之学，盗窃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绝。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惟曰某病则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剂，令病者迁延自愈者。胸中毫无把握，惟以简易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载途矣。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总由于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祇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

医为人命所关，故《周礼》医师之属，掌于冢宰，岁终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时，设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升补。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试之文，皆有程式，未知当时得人何如？然其慎重医道之意，未尝异也。故当时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后世医者，大概皆读书不就，商贾无资，不得已而为衣食之计，或偶涉猎肆中，剿袭医书，或托名近地时医门下。始则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为医术不过如此。其误相仍，其害无尽，岐黄之精义几绝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如宋之教授，令其严考诸医，取其许挂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复每月严课，或有学问荒疏，治法谬误者，小则撤牌读书，大则饬使改业。教授以上，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其有学问出众，治效神妙者，候补教授。其考试之法，分为六科。曰针灸，曰大方，曰妇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专科。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藏府、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药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矣。岂可听涉猎杜撰，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乎！

医非人人可学论

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情，传变在于烦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閜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烦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

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何则？名医者，声价甚高，敦请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属轻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夫病势而人人以为危，则真危矣。又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为名医者，岂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哉？病家不明此理，以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医之束手，亦何以异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则当之者难为情矣。若此病断然必死，则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飘然而去，犹可免责，倘此症万死之中，犹有生机一线，若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若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虽当定方之时，未尝不明白言之。然人情总以成败为是非，既含我之药而死，其咎不容诿矣。又或大病差后，元气虚而馀邪尚伏，善后之图尤宜深讲。病家不知，失于调理，愈后复发，仍有归咎于医之未善者，此类甚多。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也。知其难，则医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傍观之人，亦宜曲谅也。然世又有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杀人之实，无杀人之名，此必其人别有巧术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内矣。

古圣相传之说，揆之于情有至理，验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独于无稽之谈，义所难通，害又立见者，人人奉以为典训，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来久矣。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犹是也，生人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生，今人用之则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火杂感，症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汤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误人，岂不谬乎？所谓无稽之邪说，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伤寒阳明之药，伤寒皆在冬至以后，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谓痢疾血症，皆无止法。夫痢血之病，属实邪有瘀者，诚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脱空竭，非止不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谓饿不死之伤寒，吃不死之痢疾。夫《伤寒论》中以能食不能食，验中寒、中风之别，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气，则病变必多。宿饮欲行，非新谷入胃，则肠中之气必不下达。但不可过用耳。执饿不死之说，而伤寒之禁其食，而饿死者多矣！谓痢疾为吃不杀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则其胃气尚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谓痢疾之人，无物不可食。执吃不杀之说，而痢疾之过食而死者多矣！此皆无稽之谈，不可枚举。又有近理之说而谬解之者，亦足为害。故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历试，方不为邪说所误。故圣人深恶夫道听涂说之人也。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益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则有故焉。盖病家皆不知医之人，而医者写方即去，见有稍知医理者，议论凿凿，又关切异常，情面甚重，自然听信。谁如彼乃偶然翻阅，及道听涂说之谈，彼亦未尝审度，从我之说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从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傍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嗟乎！古之为医者，皆有师承，而又无病不讲，无方不通，一有邪说异论，则引经据典以折之，又能实有把持，所治必中，故馀人不得而参其末议。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长短也。然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我见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医家而误，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有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有因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荐引一人，情分难却，勉强延请，其误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阅医书，自以为医理颇通，每见立方，必妄生议论，私改药味，善则归己，过则归人，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遂成党援，甚者各立门户，如不从己，反幸灾乐祸，以期必胜，不顾病者之死生，其误七也；又或病势方转，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见效太迟，忽而谗言蜂起，中道变更，又换他医，遂至危笃，反咎前人，其误八也；又有病变不常，朝当桂附，暮当芩连；又有纯虚之体，其症反宜用硝黄；大实之人，其症反宜用参术。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从其说，反信庸医，其误九也；又有吝惜钱财，惟贱是取，况名医皆自作主张，不肯从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顺受商，酬谢可略。扁鹊云：轻身重财不治。其误十也。此犹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则咎在医，使医者不敢对症用药。更有制药不如法，煎药不合度，服药非其时，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语言，不时不节，难以枚举。小病无害，若大病则有一不合，皆足以伤生。然则为病家者当何如？在谨择名医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择贤相而专任之，其理一也。然则择贤之法若何？曰：必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复询其学有根柢，术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然医各有所长，或今所患非其所长，则又有误。必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药必能命中，然后托之。所谓命中者，其立方之时，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药之后如何效验；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其言无一不验，此所谓命中也。如此试医，思过半矣。若其人本无足取，而其说又怪僻不经，或游移恍惚；用药之后，与其所言全不相应，则即当另觅名家，不得以性命轻试。此则择医之法也。

人命所关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无不立有报应。乃今之为名医者，既无学问，又无师授，兼以心术不正，欺世盗名，害人无算，宜有天罚，以彰其罪。然往往寿考富厚，子孙繁昌，全无殃咎，我始甚不解焉。以后日与病者相周旋，而后知人之误药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依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医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则于医之良者，彼偏不信；医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补益者，以为良医；言攻散者，以为庸医；言温热者，以为有益；言清凉者，以为伤生。或旁人互生议论，或病人自改方药，而医者欲其术之行，势必曲从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顺，偶然或愈，医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医者不任其咎。病家因自作主张，隐讳其非，不复咎及医人。故医者之曲从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后，闻者亦相传以为某人之病，因误服某人之药而死，宜以为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复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医，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医而伤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谓命也。盖人生死有定数，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则天下皆寿考之人而命无权，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寿而死。然疾病之轻重不齐，或其人善自保护，则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轻。命本当死，而病浅不能令其死，则命又无权，于是天生此等之医，分布于天下。凡当死者，少得微疾，医者必能令其轻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权，于是独重，则医之杀人，乃隐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罚，不但无罪，且有微功，故无报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诈，卖弄聪明，造捏假药，以欺吓人，而取其财者，此乃有心之恶，与前所论之人不同。其祸无不立至，我见亦多矣。愿天下之人细思之，真凿凿可征，非狂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