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礼记纂言序 中华文库

元儒临川吴氏《三礼》之学，惟《戴记纂言》为当；高安朱公可亭重订焉，辨析开阐自为之说者，其多与吴氏等，而精密则过之。其书行世久矣，而必欲余为之序，盖公抱疾数年，惟经学为孜孜，时与余商论，而见谓微有知也。

余尝怪《诗》《书》所传，出于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汉、唐以后，以经学相承者，皆憔悴专家之儒，卿相则无一有焉，其能者不过于诗赋辞章得其崖略而已。盖古之人必德之盛，学之优，然后任此位；后世或以勋劳，或以地势，又其次则科举之士累日积久以致之，则其心不能专，而日有不暇给，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贞公《周易通论》《尚书•洪范传》所见有进于前儒者，而近复见公此书及《仪礼节略》。盖二公于诸经，皆沉潜反复，务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书尤平生精力所专注，宜其可以逾远而存也。李公早岁登甲科，五十以后，始开府于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学侍从之官，其于讲学治经，固宜宽然有馀，而公自翰林出为县令，遍历烦剧，以晋大府，使众人当之，宜无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礼意若此。盖公自承亲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应乎《礼经》，“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测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圣祖仁皇帝笃好《周易》《尚书》，竟世讲诵不辍。圣上继序，郊庙礼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礼经》。制诏所颁，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应期而以经学鸣。《记》有之。“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为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书而并发斯义，俾后公而生者，益忾乎有志于诸经未发之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