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余丛考/04 中华文库

《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录数条于此。《大学》缺格物致知一传，董槐谓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节移于“听讼吾犹人之下”，而结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则此一章但有脱简而无缺文，更不必补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朱注以为观其子之志行，则下文“三年无改”句文义不相贯，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转。杨循吉谓宜作人子之观其父解，父在时子当观父志之所在而曲体之，父没则父之志不可见，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记者，则即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则下“三年无改”句正是足此句之义，直接而下，自然贯注，不待下转语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张凤翼谓能攻击异端则害可止，孙弈《示儿编》亦谓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 “宰予昼寝”，李济翁《资暇录》作“画寝”，谓绘画其寝室也，则下文朽木粪土之墙似更关合。“子罕言利”，史绳祖《学斋占毕》谓利固圣人所不言，至于命与仁，则《论语》中言仁者五十三条，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岂罕言者？盖与字当作“吾与点也”之与，谓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与者，乃命与仁的。“子路从而后”，吴青坛谓“见其二子焉”句当在“至则行矣”之后，盖子路再到时不见丈人，但见其二子，故以“不仕无义”之语告之，不然，既无人矣，与谁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传》作“怨何不以”，谓致怨于何不用也。“孟子去齐，宿于昼”，考之史传，齐地无昼名者。邢凯《坦斋通编》谓当作画，而引《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蠋贤”，刘熙注：画音护，齐西南近邑也；后汉耿弇讨张步，进军画中，遂攻临淄，拨之，亦即此地。则昼之当作画，更为有据。顾宁人《山东考古录》亦云昼当作画，而以刘熙注为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谓“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误，谓“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重一“勿忘”字。古书如《无逸篇》叠“生则逸”三字，文更有致。“冯妇搏虎”章，周密《癸辛杂识》谓“卒为善”作一句，“士则之”作一句，“野有众逐虎”作一句，如此则下文“其为士者笑之”正与“士则之”相照应。比上数条皆与朱注异者，“父在”及“荷筱”、“冯妇”三章为最优。

《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圣贤师弟之间相知有素，子路岂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足以相浼而愠于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设誓以自表白，类乎儿女子诅咒者？杨用修谓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谓予之道不行，乃天弃之也。其说似较胜。按此说本《史记索隐》，谓天厌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厌也，则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谓子路以孔子既不仕卫，不当又见其小君，是以不悦，则夫子之以否塞晓之者，又觉针锋不接。窃意子路之不悦，与在陈愠见君子亦有穷乎之意正同，以为吾夫子不见用于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迁就，以冀万一之遇，不觉愤悒侘傺，形于辞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于遇，实是天弃之，而无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觉神气相贯。（《晋书·夏统传》：子路见夏南，愤恚而慷忾。夏南盖即南子之误，而所谓愤恚慷忾，亦只侘傺无聊之意，非以见淫人而不悦也。）

“束修”有二说，其以为十脡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修之问不出境”及《少仪》“其以乘壶束修一犬赐人者”，又《穀梁传》“束修之问不行于境中”。而《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又《开元礼》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升，修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此脡脯为贽之证也。宋夏英公镇襄阳，胡旦以瞽废在襄，英公以精缣十匹赠之，旦还其五匹。英公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所解“束帛戋戋”之义，同于束修。束修则十脡之脯，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两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于隐沦之义也。此亦十脡为束修之证也。然《汉书》光武诏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诚固。《邓后纪》有云：故能束修不触网。注以约束修整释之。又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冯衍传》圭洁其行，束修其心。《刘般传》太守荐般束修至行。皆以整束修饬为训。即以之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谓能饬躬者皆可教也，于义亦通。至杜诗荐伏湛疏内云“自行束修，讫无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笃亦云”吾自束修以来，为臣子忠孝，交不谄渎。陈崇奏颂曰：自初束修，折节行仁。贾坚谓荀羡曰：吾束修自立，未尝易志。则又皆以束修为十五岁以上，盖十五乃入学之年，入学必用束修，遂为故事也。

子畏于匡，《史记》谓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之战，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韩诗外传》云：赵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围孔子。子路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终而围解。按宁武子乃鲁僖公时人，距孔子且百馀年，孔子何由使从者假其名以免难？史迁之附会，固不必论。至赵简子将杀阳虎，以孔子似虎而围之，尤属不经。《左传》虎奔晋适赵氏，孔子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家语》亦谓：孔子以赵简子好利，必溺虎之说而从其谋，以致祸败。今考虎之事赵鞅也，鞅纳蒯聩于戚，宵迷失路，阳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郑也，阳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与战。”乃止。虎之事赵简子见于《左传》者如此，并无获罪于赵之事也。而《韩非子》又云：阳虎逐于鲁，疑于齐，而之赵。赵简子迎以为相，左右谏以为不可，简主曰：“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以御之，虎不敢为非，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则虎且有功于赵氏，岂有致其攻围之理？况虎事简子多年，讵不能识，而误认孔子为虎乎？匡之地，《风俗通》以为鲁邑，《韵会》以为在陈留，亦皆非晋地，简子又何从而要截之？则《外传》之说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简子，亦不经见，则《家语》之说亦不可信。朱注但云：阳虎曾暴于匡，孔子貌似阳虎，故匡人围之。洵乎斟酌尽善矣。

《论语》“执圭”，注谓诸侯命圭。按《考工记》：“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郑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夫所谓朝觐者，诸侯亲朝觐于天子也。朝觐执，则非朝觐皆不得执也；非朝觐不得执，则诸臣聘问益不得执也。又按《典瑞》及《玉人》彖圭璋八寸以𫖯聘，郑注：彖，文饰也；众来曰𫖯，特来曰聘。贾疏谓：此上公之臣执以𫖯聘于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诸侯之臣𫖯聘，不得执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彖文为饰耳。据此，则诸侯之臣𫖯聘于天子，用彖圭也。𫖯聘天子用彖圭，岂有聘邻封反用命圭者？《聘礼》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执，所执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彖之而已。曰彖之者，即所谓彖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彖圭则八寸，侯、伯命圭七寸，彖圭则六寸也。然则惟诸侯亲朝觐天子用命圭，其遣臣𫖯聘天子及聘邻封则皆用彖圭。《论语》注以聘问所执为命圭者，误矣。国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问，倘一时分聘数国，又安得如许命圭耶？

“乱臣十人”，古本无“臣”字，唐开成石经亦尚无之。考马融、郑康成注《论语》，皆云有文母，而刘原父以为邑姜。王西庄云：盖因唐时俗本误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齐后妇传论》云：神武肇兴齐业，武明追踪周乱。武明即神武妻娄氏也。则以乱臣为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

《论语》“窃比老彭”，诸家注释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贤大夫。《正义》谓即《庄子》所谓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于彭城，以久寿见称，则老彭即彭祖明矣。邢昺疏：一云即老子也。此其说盖据《世本》、《史记》。《世本》云：彭祖姓篯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而《史记·老子传》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张汤传》：老子为柱下史。以是参证，知其为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经见，而孔子尝问礼于老聃。又孔子答曾子问，动云“闻诸老聃”，可见《论语》述古之老彭，即《礼记》问礼之老聃。而或者谓彭祖在殷已极老寿，何由复至春秋时？彭则篯铿，聃则李耳，既为一人，何以两称？且彭国灭于殷末，聃名见于周末，若果一人，则相距数百年中，何以不经见？殊不知彭祖为颛顼元孙陆终第三子，事见《风俗通》，而屈原《天问》云“彭铿斟雉，帝何飨”，王逸注谓：彭祖以雉羹进尧，而尧飨之也。又《论语》疏亦谓尧时封于彭城。是尧时已在禹、皋之列。彼可以自唐历虞、夏而至殷，独不可自殷历周乎？若以铿、耳名各不同为颖，古人原有一人数名而错见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则又不特名铿矣。太史儋见秦献公，言周、秦离合之说，史迁谓儋即老子也，则又不特名耳矣。安在篯不可李、而铿不可耳乎？且《史记索隐》引商容以舌视老子，老子悟舌以虚存，齿以刚亡。商容，殷纣时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称老子也。《老子内传》云：武王时为柱下史。是周初已为史官也。临海庙有周成王飨彭祖三事鼎，鼎足篆“东涧”二字，是成王时或犹称彭祖也。幽王时三川震，伯阳甫曰：“周将亡。”唐固谓伯阳甫即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谓伯阳甫姓李名耳谥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见于西周之末矣。《玉清经》云：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遂去。是又见于东周之初矣，又安在数百年中绝不经见乎？然则合诸书以观，彭、聃一人，确有明证。此公直自陶唐时迄于周末，入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史记》所称百六十馀岁，或二百馀岁，《神仙传》所称七百六十七岁、八百三十八年，及张守节所称历十二王、历三十一王，《论语》疏所云寿七百岁者，犹第各就所传而分记之，实未尝统计其年寿也。或又曰：唐荆川云：庄生以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归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论老子闻风于古之道术，又绝不及长生吐纳事，明其各自为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术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为彭祖也，精意于养生治身，服水精，餐云母，《神仙传》述其言曰：“服药百裹，不如独卧”，近世道家修炼，实本于此。人徒以五千言中无此术，遂谓道家者流伪托于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为老子，则涵茹道德，淹贯典礼，犹龙之叹，且骎骎乎有儒者气象矣。不宁惟是，《后汉书·襄楷传》：老子入西域为浮屠，天神遗以好女，坚却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齐书·顾欢传》记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乘日精入国王夫人净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兴焉。是又开佛氏法门矣。然则此公方且神奇变化，出没于三教之间，迭迁屡变而未有已也。曰：史传所载彭、聃各著延生之异，岂有一人而数生者？曰：吾正以其诞生而证之也。《风俗通》云：陆终娶鬼方氏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彭祖则左胁所出也。而《元妙内篇》记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顾欢传》所记净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即女贵剖生一事而记载者各系诸传首，遂分见若三降生耶？书之以俟博雅者。

《庄子》：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战国策》：苏氏谓楚王曰：“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高诱注《淮南子》：尾生，鲁人。又苏代谓燕昭王曰：“尾生高，不过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盖尝守硁硁之信者，则尾生即微生高无疑也。《汉书·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吴师道亦谓即《论语》微生高也。

《史记》公山不狃本之《左传》。小司马注引邹氏曰：狃一作蹂，《论语》作弗扰。是《论语》之公山弗扰即《左传》之公山不狃也。《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逐之。是时不狃但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钽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瓘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已，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则不得谓之以费叛也。至其以费叛之岁，则在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先堕郈，季孙将堕费，于是不狃及公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不狃及辄奔齐，遂堕费。此则不之狃以费叛也，而是时孔子已为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须等伐而遂之，岂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记》徒以《论语》有“孔子欲往”之语，遂以其事附会在定公八年阳虎作乱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之以费叛而召也；既叛以后则孔子方为司寇，断无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读《论语》，童而习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复参考《左传》，其亦陋矣！王鏊《震泽长语》又谓：不狃以费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张公室？因引不狃与叔孙辄奔吴，后辄劝吴伐鲁，不狃责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国，可见其心尚欲效忠者，以见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为之说。子路之堕费，正欲张公室，而不狃即据城以抗，此尚可谓非叛鲁乎？盖徒以其在吴时有不忘故国之语而臆度之，实未尝核对《左传》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语者，圣人之遗语；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庄子·盗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窃国，而孔子受其币。夫陈恒弑君，孔子方请讨，岂有受币之理，而记载尚有如此者。《论语》“公山不扰”章毋亦类是？

“羿善射，奡荡舟。”解以有穷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说始于孔安国，而朱注因之。盖据《左传》浞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为相，浞乃取其国众，杀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浇及豷，使浇灭斟𬩽。后夏臣靡收二国之馀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遂灭浇与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迹显然，而浇与奡声相近，浇亦被杀于少康，遂并以浇释奡也。按古来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吕览》：黄帝时大挠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黄帝时有羿也。许慎《说文》云：羿，帝喾射官。贾逵亦云：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喾时有羿也。《淮南子》：尧使羿诛凿齿，杀九婴，上射十日，下杀猰貐。其说虽荒幻，然必因尧时有善射名羿者而附会之，是尧时有羿也。而夏时亦有羿，则《左传》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即夏之羿也，使以为一人，则自黄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寿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传》曰：杀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杀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棓。高诱注谓以桃作大杖击杀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为一人，岂有一人而数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宫适所云并未言篡夏之事，则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浇，《左传》并不言奡，孔氏特以声相近，遂据以释奡。按浇或音骁，或音聊，或音交，《集韵》虽有奡之音，以为寒浞子。王逸注《楚词》，亦引《论语》“浇荡舟”，此皆因孔注而依附之，未可以为确也。而浇之荡舟，不见所出。《正义》云：孔注谓能陆地行舟者，以此文云“奡荡舟”，荡，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陆地推舟也。然则孔注以浇能荡舟，不过就《论语》本文，而别无所据依也。而陆德明《音义》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奡，盖古字少，傲、奡通用。宋人吴斗南因悟即此荡舟之奡，与丹朱为两人也。盖禹之规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则既云“无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与奡为两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陆地行舟之明证也。曰：“朋淫于家”，则丹朱与奡二人同淫乐也。吴氏之说，真可谓铁板注脚矣。傲之不得其死，虽无可考，然傲与奡之音相同，既不比浇与奡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与荡舟尤为针孔相对，则南宫适所引“奡荡舟”，实指丹朱所与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断可识也。则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时之羿，未可知也。况引羿、奡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时两人。则即以为夏时之羿，亦无不可也。而奡为罔水行舟之傲，则确不可移矣。

按《天问》“覆舟斟𬩽”句，王逸注：奄若覆舟取之易也。顾宁人则引《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𬩽，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谓《天问》所云“覆舟斟𬩽”者正指此。安国时竹书未出，故注为陆地行舟也，则浇之覆舟与奡之荡舟本不相涉。

《论衡》云：说者谓浴者，浴沂水也；风，干身也。然周之四月乃岁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乎？盖浴乎沂，涉沂水也；风，歌也。咏而馈，馈祭也。乃是二月中龙见而雩祭，歌诗设乐也。冠者、童子，雩祭之乐人也。孔子与之善，其欲以雩祭调和阴阳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与风之事，本易启人疑。余另有说，在“周时列国用夏正”条内，若王充所云雩祭，则又失之远矣。果如其说，以雩祭调和阴阳，则亦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问求、赤非为邦欤？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为岁二月，此欲实其龙见而雩之说。龙见在三月，故牵强附合如此。惟沈约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论语》莫春浴沂，古有斯礼，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滨，盖出此。又贾公彦疏《周礼》“岁时祓除”曰：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则浴沂盖即三月祓除也。韩昌黎注《论语》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阎百诗谓曲阜亦有温泉，但距沂尚七里。朱子初欲注浴为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温泉焉”，乃仍以为浴云。王棠谓：浴于温泉，将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而体浴于川乎？按此诸说，惟上已祓除最为近理。至王棠疑为白日中祼身而浴，则又不知凡温泉可浴之处皆有屋宇，如秦之骊山等处，何尝露浴也？

太师挚等适齐，适楚，适蔡，汉儒多有以挚等为殷末人者。班书《礼乐志》云：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悦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颜师古即引师挚等以实之，且云齐、楚、蔡者，乃追记其地，非谓当时已有此国名也。《古今人表》列挚、干、缭等，师古亦以为纣时人。而董仲舒对策云：殷纣时贤者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师古又引方叔鼗鼓等注之，并云《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诸儒家往往乖别，则以挚、干、缭、缺等为殷末人，固非无稽矣。然《史记·礼书》言：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则又即指挚、干等。且孔子尝学琴于师襄，又云“师挚之始”，则八人中已有二人与孔子同时者，可知八人皆鲁乐官，而非殷人也。汉儒徒以《商本纪》有“纣时太师、少师抱乐器而奔”之语，遂以此八人为殷末，误矣。郑康成又以为周平王时人，更属无据。至其远适之由，注家皆以为周衰乐废，夫子正乐之后，诸伶人皆识乐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诸侯三饭，卿大夫再饭，尊卑之差也。然则四饭乃天子之制。今鲁亦有四饭，则僭越已甚，诸人之去，其即以此，而不特以乐职之紊乱欤？

《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告之上，上将执而诛之，直躬者请代父死。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而孝而诛之，不亦悖乎！”荆王闻乃赦之。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叶公所称攘羊之事也，而记载不同，亦可参观。《庄子·盗跖篇》亦云：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

《吕氏春秋·去尤篇》：鲁有恶者（丑也），其父出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恶，偏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当时谚语，盖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鲁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叹。然则“始作俑”亦起于鲁俗。

《孟子》书，汉书来杂于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杨绾始请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未行，韩昌黎又推崇之。其后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其表略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不过乎史；史之降，不过乎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圣人之贼也。请废庄、老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则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日休也。日休又尝请以韩文公配享太学，则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孟子》“五亩之宅”，注家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之说，起于赵岐。岐又本汉《食贷志》，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而《食货志》盖又因《穀梁传》：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原缺“亩”字〕，公田居一，公田为庐，井灶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当是田与邑各半，故谓公田二十亩，八家分之，得二亩半为庐舍，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然《孟子》一则曰五亩之宅，再则曰五亩之宅，《周礼》“宅田”注亦曰五亩之宅，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明是五亩为一宅矣。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亩半为庐舍，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又何以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乎？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所谓庐舍者，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在《穀梁传》之说亦未尝无本。盖据《信南山》诗“中田有庐”谓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庐在其内，明是以公田为庐舍。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则为田内，自邑而言，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场有瓜”，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曰庐，则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则不树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诗云：“馌彼南亩”，曰“彼南亩”者，从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井灶葱韭皆具，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馌乎？若谓自庐馌至田，同此一井，庐与田相去几何，而犹烦馌乎？且妇子皆处庐供馌，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又《孟子》谓“商助、周彻，其实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更何以云什一乎？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可果信乎否乎？以此数者参证，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

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邻长坐左塾，毕出然后归；入亦如之。其说本《尚书大传》，所谓春作时，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馀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也。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则宜有在庐馌饷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则每日晓出晚归，不宿于庐舍可知也。且馌饷必系妇子，若自庐馌田，则妇子应俱在庐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馀子毕出，而不及妇子，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益可知矣。

《孟子》“不负戴于道路”注：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时甚疑之，盖习见内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裸担物，皆用小架负于背，架有两皮革，而以两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于颈，而以皮条从后缚于额，以固其所担物；能负重行远，使之肩挑，则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负戴之实有其事也。然此乃苗裸所为，孟子何以知之？意当时中国人担物亦如此耶？

“割烹要汤”注，但引《史记》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按战国以后，为此说者甚多，不特《史记》也。《庄子》：汤以庖人笼伊尹。《楚词·涉江篇》：伊尹烹于庖厨。《韩诗外传》：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负鼎。其言之最详者，莫如《吕氏春秋》，《具备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君，即伊尹也。长而贤，汤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肯，汤乃娶妇于有侁氏。有侁氏喜，遂以尹为媵。汤乃祓之于庙，爝以爟火，衅以牺猳，设朝而见之。尹说汤以至味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类，鱼之美者有洞庭之鱄、东海之面之类，菜之美者有昆仑之𬞟、寿木之华之类，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之类，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类，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之类，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云梦之柚之类，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谓说汤之辞也。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屈原《离骚》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叔师注：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天问篇》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叔师注：小臣，谓尹也；汤东巡，从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滨之木”数句则云：小子，谓尹也；尹母娠身，梦神女告之，见灶生蛙则急去。已而灶果有蛙，母遂东走，回顾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林。水干后，有小儿啼，人取养之。既长有才，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因以媵女嫁于汤也。由吕氏之说，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汤结以姻好，始以尹为媵也。由王氏之说，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恶之以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观之，则吕说为是；以’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句观之，则又王说为是。盖本无稽之事，言人人殊，固无从究其是非也。

王良以御赵简子得名，《孟子》所谓“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是也。《左传》：赵简子纳蒯聩于卫，邮无恤御，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邮良即邮无恤也。而杜注邮无恤云：王良也。则邮无恤即王良也。《国语》简子如晋阳，以尹铎不堕垒，将杀之。邮无正进谏，简子悟，乃以免难之赏赏铎。伯乐与铎素有怨，至是铎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是伯乐即邮无正也。而韦昭注邮无正云：即邮良也；邮伯乐云：邮无正之字也。然则《孟子》之王良，即《左传》之邮良、邮无恤，《左传》之邮无恤，即《国语》之邮无正，本一人，而伯乐则其字也。《汉书·王褒传》“王良执靶”注内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是也。乃颜师古既知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为一人，而又以伯乐另为一人，何哉？

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晰。《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

“七八月之间旱”，朱注谓：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盖以战国时犹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时列国已不用周正，而晋之用夏正又在列国之先（说见“春秋列国用夏正”条内）。魏自晋分，习用夏正已久。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可见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则《孟子》在魏对襄王所谓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谓夏正五六月，正系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则非所急。不知处暑以后，禾苗将秀，其待雨更切于五六月。是《孟子》所谓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释之，则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