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中华文库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首先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一九六○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陶里亚蒂故意含糊其词，没有说出中国同志们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但是他接着提出战争不可避免是整个争论的起点，这显然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指责中国“好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捏造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我们一贯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但是，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冒险把新的世界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战争的结局必将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我们都申述了这些观点。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观点，而不是像陶里亚蒂所说的那样拒绝了这些观点。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却一味地加以歪曲和攻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们同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这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诬蔑为我们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在许多场合公开地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

人们记得，三年前，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有人就曾经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说这个美帝国主义头子也像我们一样在为和平操心。人们也记得，当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访问欧洲，到达意大利的时候，意共某些同志竟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盛大欢迎，要求意大利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向艾森豪威尔“致敬”。在欢迎标语中有这样的话：“罗马共产党人欢迎艾森豪威尔并代表首都的二十五万选民表示相信和希望：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会见在各国人民心中引起的伟大和平希望不致泯灭。”（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团结报》。）

现在，我们又听到有人宣传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关心世界和平，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请问，这种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做法，难道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吗？艾森豪威尔政府派遣间谍飞机侵犯苏联，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以及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进行侵略、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事实，难道不是反复证明美帝国主义头子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天使，而是好战的恶魔吗？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帝国主义的人，难道不是在存心欺骗全世界人民吗？

非常明显，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因此也就无需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了。这种公然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观点，只会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迷失方向，有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加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旨在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在不损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取得某种妥协，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世界和平的取得，决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这种正确的主张歪曲为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他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国主义的“明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他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的。相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说得好：“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发展，就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

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指责我们的这种正确的主张是“好战”，他们实际上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能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恩赐”，而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否则就是妨碍世界和平。他们认为，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的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革命，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奴役。

事实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都加强和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如果采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立场，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那只会损害和平力量，增加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

总之，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我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我们也一向积极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为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进行的一切正义斗争。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诞无稽的诬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一个分歧是：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的定义应当另作其他考虑”。他们实际上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那些认为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二个分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一九二五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的泥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目的。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衷于宣传核恐怖，并且公然说，在美帝国主义玩弄核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陶里亚蒂还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按照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的这种说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岂不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条件屈服，就是把一切革命理想、一切革命原则，一古脑儿抛弃吗？难道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吗？按照这样的做法，难道就真的能够防止核战争吗？

人们不能设想，自己“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感动美帝国主义大发善心，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放弃它的核讹诈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自己越是“害怕得发抖”，美帝国主义就越是猖狂，它的胃口就越大，它就越要以核战争相威胁，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难道这样的教训还算少吗？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的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该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我们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必须加以彻底的揭露，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的每一步骤，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深信，依靠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这是争取实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的正确的方针。

我们愿意奉劝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还是丢掉你们的悲观的错误的论调，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吧！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现在帝国主义是有核牙齿的，怎么会是纸老虎呢？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不是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喻作纸老虎，这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是从本质看问题。就是说，归根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论点。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中。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兵员上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在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话面前，敢不敢斗争，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重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并且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请问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究竟有哪一点不对呢？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经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比喻做“泥足巨人”。他在当时说过，“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列宁全集》三十卷，第一○七至一○八页。）列宁所说的“泥足巨人”，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同样的道理吗？请问，列宁的这个论点又有哪一点不对呢？是不是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呢？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机会主义者跑出来说，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力量是了不起的，人民群众如果拿起武器，那就是发疯。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了机会主义思想，毅然领导工农兵群众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历史证明，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纸老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大战期间，绥靖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曾经跑出来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各国人民坚决反对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他们终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同样证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争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问题。在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首先应该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信心、革命雄心、革命气概，否则，任何革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有坚决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软弱无能的思想，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革命的远见和坚定性，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以后，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腐朽、没落和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丝毫没有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同斯特朗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正是在帝国主义有了原子武器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谈话中就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并没有吓倒一切敢于斗争的革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在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得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从来都是要吃人的。不论它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还是有现代科学技术所可能装备的任何牙齿，都改变不了它的腐朽、没落、纸老虎的本质。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帝国主义的核牙齿和任何牙齿，最后终将同帝国主义一起，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

那些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显然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气质，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我们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吧！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表现在和平共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签订了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诬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在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争取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绝不能设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争。更不能设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就是说，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结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谓“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并到所谓“自由世界”中去。铁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人，难道不应该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吗？难道不应该同铁托集团划清界线吗？

至于所谓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更是绝顶荒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共同斗争，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争又是一回事。战争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争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是两类问题，不是一类问题。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是要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的观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们说，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只“应当通过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们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统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统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则，都犯了错误吗？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论调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说教究竟有什么差别？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引申到“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方面。他们说，“不同社会结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预”。这种说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绝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他们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们一起“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如果谁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谓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预，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继承人基赞加被拘禁了，许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继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请问那些现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的人们，难道你们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教训吗？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问事实真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责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诬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请问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领土要求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军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领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他们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该自卫，而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试问，这种观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立场。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绝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提出五项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贯立场，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错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视察、维护主权的斗争，怎么说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说得上是我们要把别人推入热核战争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国际视察，才符合所谓“和平共处”吗？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项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们自己支持古巴五项要求的虚伪性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我们多次说过，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也没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的某些同志，不仅实际上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而且把他们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概念，引申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上来。陶里亚蒂说：“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所谓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大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当前所采取的路线，尽管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终究是由意大利同志自己决定的事情，我们从不试图干预。现在，既然陶里亚蒂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论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并且片面地说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而这个问题又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涉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根本问题，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意见。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这个思想贯穿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要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过：“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的时候，首先指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是适用于意大利的。

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却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已经“不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在现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意大利宪法范围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行大企业部门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扩大民主，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是某种超阶级的工具，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种所谓“结构改革”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现今的意大利，是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的宪法，尽管包含着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多年来英勇斗争得来的某些果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以保障资本主义所有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在意大利实行的民主，正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意大利实行的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剥削和统治，有时也可能采取一些改良办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部分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和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和积聚革命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而夺取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赞成争取改良的斗争的同时，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事实证明，一旦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超出了垄断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意大利政府，就实行镇压。这种阶级斗争的不可改变的规律，难道不是已经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吗？怎么能够设想，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弃它的利益和统治，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自己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虽然竭力鼓吹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可以“粉碎大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权力”，但是，到底怎样才能粉碎这个权力呢？他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可见陶里亚蒂和意共的某些领导人的“结构改革”论，并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对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出发的，而是从唯心主义和幻想出发的。但是，他们竟然把这种连自己都知道不可靠的东西竭力加以宣扬，并且把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能起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这不正是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吗？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共产党的蜕化分子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纷纷鼓吹所谓“结构改革”论，并且以此攻击共产党。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所谓“结构改革”论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多么相似，而距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么遥远！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或者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有人企图借此为“结构改革”论辩解，这是徒劳的。片面地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也是错误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当然是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有利的。某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争取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但是，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究竟是两回事。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共产党人不应该把革命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上面。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共产党人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当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革命的时候，用武力去打倒它。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应该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具有革命的非和平发展的充分准备，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的时候，不致陷于措手不及的境地。而且，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则就必然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使人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考茨基的某些言论。考茨基在四十多年前说过：“我推测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所有已经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现。”（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一八年出版。）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同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清界线吗？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

意共这次代表大会，邀请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参加，并且给他们提供了反华的讲台。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为铁托集团辩护，吹嘘铁托集团的“经验的价值”。

我们愿意提醒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莫斯科声明对你们的约束力呢？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写得清清楚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难道莫斯科声明对铁托集团的谴责是错误的吗？难道各国共产党一致通过的决议，可以任凭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的主观意愿而丢到九霄云外去吗？ 无论如何，事实毕竟是事实，共产主义叛徒总归是共产主义叛徒。莫斯科声明的论断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铁托集团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在不久前公布的南斯拉夫宪法草案中坚持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

铁托集团并没有改变投靠帝国主义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是更加卖力气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最近，美帝国主义又赏给了铁托集团一笔一亿多美元的“援助”。铁托集团继续披着“超集团”、“积极共处”的外衣，千方百计地破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破坏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

随着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随着铁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依赖的加深，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早就一步一步地在南斯拉夫复辟。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或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通过铁托集团的蜕化而逐步实现的。在这里，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全集》二十五卷，第三五七页。）一个国家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它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决定的。现在的南斯拉夫，国家政权掌握在铁托集团手里，这个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一整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富农和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增长，阶级分化正在加剧。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起着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泛滥。

听听帝国主义对铁托集团的评价，不是没有益处的。美帝国主义把铁托集团比作“带头羊”，就是说要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影响，企图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带出去，带到肯尼迪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南斯拉夫的实例，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蜕化变质现象的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质，在一定条件下，从苏维埃职员中能够产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在南斯拉夫占了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当你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余一切也都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他似乎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全部驳倒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可是，诡辩改变不了真理。他们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唯一的理由，是在南斯拉夫没有看到一个资本家。当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时候，总是难以洞察真相的。既然陶里亚蒂等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同铁托集团有许多共同之点，当然也就难怪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视而不见，对南斯拉夫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视而不见。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有些人在竭力吹嘘他们同铁托叛徒集团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允许的”。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想把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同时又处心积虑地想把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叛徒铁托集团硬塞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来，他们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呢？中国有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铁托集团那样亲如手足、而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又这样深恶痛绝的人，难道不应该想一想，自己已经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陶里亚蒂同志以及同他抱有相同观点的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否已经过时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借口时代的变化、民族的特点等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共的一位领导人贾·巴叶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不同于列宁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修改了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和推销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意大利道路”。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发展。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又在各自的革命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但是，这一切新的发展，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而绝对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列宁所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后为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总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是世界各国人民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尽管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越来越显示出夺目的光辉。

陶里亚蒂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竟然说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线“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这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具有许多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正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陶里亚蒂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只能表明他企图为他自己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规律的独特路线制造借口。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论点，在另一时间和另一条件下，由于情况变化，就必须代之以新的论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共产主义事业。

某一个共产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可能成为主要的危险。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们涣散。”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如果不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再一次证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论断的正确性。关于修正主义的主要特点，列宁说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十五卷，第十九页。）

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总是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前进。虽然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但这是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会顺从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会顺从修正主义的“理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和什么集团，不论在工人运动中曾做过多少工作，只要一旦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顺着这条道路滑下去，那就只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受到无产阶级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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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即使在我们被迫公开讨论的时候，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尽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们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们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多次提出，应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我们认为，各国共产党人应该以对敌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这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一百多年来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今天，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可以喧嚣一时，但是，这并不表现他们的强大，相反，恰恰暴露他们的虚弱。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产物。但是，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既不能阻挡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

一九一三年，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论述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的时候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地使它获得了新的证实和新的胜利。列宁当时正确地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五八四页。）现在，我们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处在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关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正重新尖锐地提到各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深信，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终归是要取得胜利的。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豪迈的召唤：“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这个伟大的召唤，鼓舞着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坚毅地冲破一切障碍，奋勇向前。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国人民觉悟越来越高，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受苦受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潮流面前发抖吧！马克思列宁主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