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 中华文库

　　即卑汉、唐之训诂而复事训诂；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以致纸上之性天愈远，而学陆者进“支离”之讥，非讥也，诚支离也；心头之觉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禅”之诮，非诮也，诚近禅也。（颜元《存学编》一、八）

　　一、从两晋到北宋（西历300—1100）是中国思想的“印度化”时代，其特殊性质为：①反伦理的（出家、不拜君主）。②出世的（出家、出三界）。③反人生的（非人的、以人生为苦、以遗身焚身为可贵）。

　　二、中国思想曾屡次反抗，但都无效。①打倒（三武一宗的毁法）。②仿造（道教）。③根本抵制（“本论”）（1）复兴中国本位文化（教育、刑政）。（2）建立中国玄学（理学）。

　　三、理学的目的是要打倒印度化的思想，但无形中沾染上了很多的印度思想的成分；他又想打倒道教，但无形中也沾染了很多的中古道教思想的成分。理学是一个不彻底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这个架子本来无大弊病。弊病在于“怎样做到这个纲领”①怎样格物？②怎样致知？③怎样正心诚意？④怎样修身？

　　四、程、朱一派提出了一个新纲领：“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伊川）①致知必须格物，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久就会有“豁然贯通”之一日。这是致知。②敬是“主敬”，目的是无欲，“去人欲，存天理”；方法呢？就是静坐，“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程子的后辈又教人静坐体认：“喜怒哀乐之未发”以前是何气象。这完全是中古宗教的静坐禅定的态度。

　　五、“格物致知”的路子，是科学的路子。但太早了，太缺乏科学的背景了，所以始终行不通。程子和朱子都把“物”解作①读书穷理，②尚论古人，③待人接物。朱子确能做到读书穷理。他在考证、校勘各方面都有开山之功。但这条路实在太难了，许多懒惰的人，太聪明的人，都不愿走。

　　六、所以陆、王一派反对“格物”，以为“支离破碎”。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最可写此心理。此派认理在人心，不在外物。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格物是为善去恶。

　　七、陆、王一派有什么方法呢？象山说：“隆师亲友。”阳明一派说：静坐。阳明一派到了晚期竟完全成了主静的禅学和“囊风橐雾”的玄谈。“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保一死报君恩。”

　　宁粗而实，勿妄而虚。（颜元《漳南书院记》）

　　一、颜元（生崇祯八年，死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父为朱氏养子。四岁时，父出走。少时学仙，学拳术，不务正业，稍长始改行。十九岁，中秀才。务农，兼学医。二十四岁作《王道论》（《存治》），初喜陆、王，后宗程、朱。三十岁有《柳下坐记》。三十四岁，义祖母死，居丧中忽有大觉悟。（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之非。因徐按其学，知其非孔门之旧。三五岁改名习斋。作《存性编》及《存学编》。三十九岁归宗。四十八岁著《存人编》。五十岁寻父出关。五十一岁得父骨。五十七岁南游到河南。六十二岁主教肥乡漳南书院。七十岁死。）

　　二、颜习斋反对理学，屡说理学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程子的两条路“致知”与“敬”，谢上蔡所谓“居敬穷理”，他都反对：“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以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以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存学》二、六）总之，他批评理学有三大错：①以静坐为学，②以性命玄谈为学，③以诵读章句为学。他说：“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析戴，则不得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存学》二、二）至于性命玄谈，他说：“性命之理，不能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至于读书章句，他讥为“空言相续，纸上加纸”。（《记余》一、二）“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一、四）他的大弟子李塨也说：“画家言，画鬼容易，画马难。以鬼无质对，马有佐证也。今讲‘河洛’、‘太极’者，各出心手，图状纷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画鬼也。”（《论学》二、四）

　　三、他认清了宋儒理学的大毛病在于上了和尚道士的当，处处要和和尚道士争玄斗妙，所以他们努力要打倒和尚道士的路，其实还是走上了和尚道士的路；颜元最伟大之处在于不屑同和尚道士争玄斗妙。他对于印度化的思想，只有一条对治方法：“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他看清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只是平实粗浅的“三事”：①正德，②利用，③厚生。一切玄妙的、虚妄的谈天说命，谈心说性，都不是中国正统的思想。他要人想想为什么孔子“罕言命”，为什么孔门弟子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他说，这正是孔子的最伟大之处。古人“学、教、治皆一致也”。学的、教的、治的，都只是那平实粗浅的三事和

　　六府；水火金木土谷，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这才是“中国本位文化”。拿这些来打那玄虚的印度化，就是“彼以其虚，我以其实”。

　　四、所以他的哲学大旨是“宁粗而实，勿妄而虚”。他说：“学之亡也，亡其粗也。政之亡也，亡其迹也。”要“习事”，不要说理。要学那粗浅的实迹，不要同和尚道士争玄斗妙。他说：“喜精恶粗，是后世所以误苍生也。”（《存学》一、一六）

　　五、他论性只认那“气质之性”是性。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之性，眶疱睛皆是天命之性。

　　六、他论学只是要人实学实习“六艺”，包括水火兵农钱谷工虞。他的书院计划：

【有图】

　　“夫儒者，学为君相百职，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者也。”（《记余》三、二一）“儒之处也惟习行，儒之出也惟经济。”

　　七、他的教学方法注重实习实行，故自号“习斋”，“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讲听，要唯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与再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他说，“格物”如“手格猛兽”之格，格就是“犯手去做”。格物就是“身实习之，身实行之”。这个“习”字是他的教学方法的中心。他说：“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法干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视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二、二）他又说：“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存学》一、一九）他又说：“但凡从静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存学》三、一六）只有实习实行过的知见是真实可靠的。他用医作比喻：“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他又用学琴为比喻：“诗书犹琴谱也。”讲解琴谱不是学琴；琴谱也不是琴。学琴必须弹琴，次习琴，能制弦制器，能作歌作谱。“心与手忘，手与弦忘，”始为“能琴”。

　　八、他的教学，要以粗代精，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以实习实行代诵读玄谈，以动代静，都是很伟大的见解。其中“以动代静”，更是前人所未敢道。他说：“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习动’耳。”（《年谱》上、五七）他的“习”字法，正是要用功的教学替代静的教学。“乾坤之祸莫甚于释氏之空无，宋人之主静。”（《年谱》下、四九）朱子赞其师李侗生平“不作费力事！”颜习斋大反对此言，说：“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他常恨“静”的教学法养成了一个脆弱无能力的民族：“汉宋以来，徒见训诂章句，静敬语录，与帖括家列朝堂，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书生……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记余》一、五）（参《存学编》三、二二）所以他的学堂里，习艺之中包括武备、骑射、拳术、跳高、舞刀剑等等。他要养成一种文武的全才。他曾说，他“将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年谱》下、一〇——一一）

　　九、颜元的思想也有很鄙陋之处，也有不能完全撇开中古宗教思想之处。但那都是时代的关系，不足为他诟病。他的最伟大之处正在于不怕人笑他粗浅鄙陋。“宁粗而实，勿妄而虚。”这八个字至今还可以做我们一切工作的箴言。他的思想至今是很“摩登”的。他的失败是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技能都太幼稚了，不够帮助他做那正德利用厚生的教学工具。只有世界最新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可以真正达到那三个大目标。^[1]

　　（本文为1937年胡适在庐山暑期训练团的演讲稿，原载1941年7月16日香港《文史杂志》1卷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