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人书》 中华文库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夫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今人可不勉乎？

圣人所闻所见，无非《易》也。若曰扫除闻见，并心学《易》，是《易》在闻见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也。若夫“堕枝体，黜聪明”，此庄周、列御寇之说，《易》无是也。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诗》三百篇即古人之韵谱。经之与韵，本无二也，病在后之学者执韵而论经；其不能通，则改经而就韵。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声，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颜师古、章怀太子始有叶韵之说，而汉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议古，焉得不圆凿而方枘乎？且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已僭成一书，今先刻《音论》附往。

君子将立言以垂于后，则其与平时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于阳货，盖以大夫之礼待之，而其作《春秋》则书曰盗。又尝过楚，见昭王，当其问答，自必称之为王，而作《春秋》则书：“楚子轸卒。”黜其王，削其葬。其从众而称之也，不以为阿；其特书而黜之也，不以为亢，此孔子所以为圣之时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诸久远之文字，无乃不知《春秋》之义乎？

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东，得无有陨获之叹乎？昔在泽州，得拙诗，深有所感，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夫子“归与归与”，未尝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

每接谈论，不无感触，夜来梦作一书与执事曰：“过蒲而称子路，之平陆而责距心。”嗟乎！梦中之心，觉时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将暂别贵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见教。人虽微，言虽轻，或藉之而重。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矣。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馀。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馀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顷过里第，见家道小康，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游之计多，而伏波之志减矣。况局守一城，无豪杰之士可与共论，如此则志不能帅气，而衰钝随之。敢以一得之愚献诸执事。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贵郡之人见之，得无适适然惊也？

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然老矣，终当删定一本，择友人中可与者付之尔。

读来论为之感叹！自北平、南昌二变以后，一代规模于“宗子维城”四字，竟不复讲。至崇祯之时，人心已去，虽使亲王典兵，其能者不过如汉之陈王宠，下者则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积轻之势固不能有所树立，而变故萌生，难可意料，谁肯独创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虽然，苻坚不过氐酋伪主，而其疏属尚有苻登。诚得此论而用之，未必无一二才杰之士自兹而奋发也。

每接高谈，无非方人之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执事之意其在于斯乎？然而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是则圣门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于知人也。《论语》二十篇，惟《公冶长》一篇多论古今人物，而终之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是则论人物者，所以为内自讼之地；而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虽欲改不善以迁于善，而其道无从也。记此二章于末，其用意当亦有在，愿与执事详之。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其于利害得失之际，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视之可尔。

初为此诗，不过具宾主一夕之谈尔。后之作者递相祖袭，无乃失寿陵之本步乎？海内不乏能言之士，区区何足相师，惟自出己意，乃敢许为知音者耳。

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于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足下尚不知耶？抑将谓随俗为之，而无伤于器识耶？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

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此非仆之言，当日刘叉已讥之。

弹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为，其职则然也。苟欲请良家女子出而为之，则艴然而怒矣。何以异于是？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惟其未坠之时，犹可及止；止之而不听，彼且以入井为安宅也。吾已矣夫！

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

井叔于崇福宫故址建祠筑垣，以祀宋提举崇福宫十有四公，可谓合礼〈（韩公维、吕公诲、司马公光、程公颐、颢、刘公安世、范公纯仁、杨公时、李公纲、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与之）〉。今介石复建一堂于此祠之前，而迁二程、朱子之位于中，奉之以为一院之主。

其尊师重学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韩公、吕公、司马公、刘公，皆与二程同时，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视之，则皆前辈也。杨龟山先生，又朱子师之师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别也，而俨然独处于前堂，使诸公并世而生，必不安于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窃谓宜仍井叔之旧，而别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默而识之。”愚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顷者东方友人书来，谓弟盍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谓钓名者也。今夫妇人之失所天也，从一而终，之死靡慝，其心岂欲见知于人哉？然而义桓之里，称于国人，怀清之台，表于天子，何为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后可以明节，则吾未之闻矣。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馀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