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董遇好读书，其从学者渴无日。遇言当以三馀：“冬，岁之馀；夜，日之馀；阴雨，时之馀。”昔甯越问其友：“何为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年则可以免。”越请用十五岁，人将休吾不休，人将卧吾不卧。学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越盖以日、以时之馀，而自力者。汉东方朔上书，高自称誉，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时已如此。晋皇甫谧自言家贫，昼则湣于作劳，夜则甘于疲寐，三时之务，卷帙生尘，箧不解缄。唯季冬末，才得一旬学，或兼夜寐，或不觉日夕可知。北齐李铉亦家素贫，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既宝鼎，于日之馀、时之馀，盖有不暇及乎力学者矣。

春也少而仕宦，俸足自资。虽鞅掌王务，然未必无三馀之隙。而性顾慵惰，比当开卷，辙帐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调官南部，干局稍闲，乃理旧稿。乙酉冬闰，既稡有成帙。又明年，得养病归山林，益多长晷，四体不勤，此心难恕。明年，乃命儿子仲方，取旧稿而编辑之，岁亦适丁戊子冬闰。夫予之为学犹是闰尔。帙成六十馀卷，以岁阳为序，遂题曰：《馀冬序录》。比诸昔贤岁之馀，春已不能不失之虚度，而况于以日以时乎？存此者，庶几后生之来问者，可备谈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郴燕泉服奇子何孟春子元甫书。

此书，春三十岁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垢》，二帙，凡十卷。中岁欲作《山天志》，取《易》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之义。无何，病懒弗力而止。盖于畜德，终不能无愧也。间因私见弄笔，月益增，单牍片削，付《案后》末，而成此。老年多病，自顾学无进益，每翻旧稿，心窃感之。令顽儿编付家塾，其间有春十六七时所论著者，并近日人间求请文字，间亦一二存焉。言本无序，因令稍为之序：内篇。以历代为序，外篇以各自伦类为序，遂题为《馀冬序录》云。岁戊子冬闰月，极阳中旬，交大雪，毕辜节后之既望日。郴江病夫，在准回调理处。又书。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髪推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启元，乃诏悉复衣冠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屯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淡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截两胡衣，其辫衣、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馀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会太史令刘基，参考历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会，天子兖冕御殿，则服朝服；见皇太子，则服公服。仍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是年，又给赐朝臣袍带，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礼部言：“各官有先授散官，与见任职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职事；右司郎中，前授亚中大夫黄州知府，而任五品职事。散官与见任之职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无异，乞定其制。”乃语省部臣定议。于是，礼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为准；元制，散官、职事，各从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国初，服色并依所授散官，盖与唐制同。”上曰：“自今服色，宜准所授散官，不当计见任之职。”于是，所赐袍带，皆从原授散官给之。

洪武二十二年，为申严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纱帽外，遇雨许戴雨帽；公差出外，许戴笠子；入城不许。其公差人员出外者，亦如之。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常戴头巾，或榼脑。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员人民常戴本等头巾。乡村农夫，许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饰。先是，上见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礼部尚书李原明、国子司业龚𢽾，参酌时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议定：凡官员衣服，宽窄以身为度。文官，长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椿广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驸马，与武服同。耆民、儒士、生员，制同文职，惟袖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长去地五寸。武职官，衣长去地五寸，袖长去地七寸，袖椿广一尺，袖口仅出拳。军人，衣长去地七寸，袖长过手五寸，袖椿广不过七寸，袖口仅出拳。从之，颁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员巾服之制。褴衫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线绦，软巾垂带。上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有以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上亲视，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绰有古风焉。

农拙业也，不如商贾。今制，农民之家许著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著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著绸纱。农民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贫者何处得穿绸纱，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贾，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绸纱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女妓冠褙，不许与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诸浅淡颜色，其大红、青、黄色悉禁勿用，带以蓝绢布为之。女妓无带，所以别良贱也。伶人负不许戴冠、著褙子；乐工非承应日，出外不许穿靴。所以贱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太祖高皇帝微时，尝托身濠之皇觉寺。旋丁兵乱，寺僧散去，上祝伽蓝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阴报。”祝讫，掷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后祝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其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请如前。”于是再掷如前。上惊悔，以为难，复祝，而掷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旧滁阳，时至正壬辰闰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时，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柸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筊，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宋人记之，谓天命素定如此。晏元宪为留守，题庙中诗有“庚庚大横兆，声欬如有闻”之句。盖谓其事与我太祖事，亦何其相类也。

刘宋郭世通家贫，佣力以养继母。负生一男，夫妇恐废侍养，乃垂瘗之。文帝敕榜表门，为孝行焉。此与郭巨事同。方逊志论郭巨埋子，世传其孝。嗟乎！伯奇顺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谓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辞其责，从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亲也，苟不以礼，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况俾其亲以口体之养，杀无辜之幼子乎？放鏖不忍，君子羡之，况子孙乎？巨陷亲于不义，罪莫不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泯矣。其孝可以训乎？或曰：“苟为不孝，天何以赐之金？”吁！设使不幸而不获金，死者不复生，则杀子之恶不可逃，以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俾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已，有则奚以安其生养，志者固若是欤？徼幸于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敌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异哉，岂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欤？不然，则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然则，宋文帝敕榜表世通门为孝行，非可为法者也。韩退之云：“不腰于市而已幸，况复旗其门。”

国初，青州日照县民江伯儿者，母病刲胁肉以食。不愈，祷于岱岳，愿母病愈，则杀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杀其三岁子祭。事闻，太祖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儿，杖百，谪戍海南。命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礼部议：“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拜托良医，尝进善药。至于呼天祷神，此恳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无，事出后世，亦是间见。割肝之举，残害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丧生，卧冰或至冻死，使父母无依，宗祊乏主，岂不反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及务为诡异之辈，以惊俗骇世，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医治弗愈，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为，不在旌表之例。”诏从之。太祖之识，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条历代相承，损益无几。观唐、宋刑统，可知敕令则世自为格。宋人敕重于律，断狱用敕，敕中所无，方用律。朱子尝病之。胜国笞、杖十减其三，笞当止四十七，杖当止九十七。及后断狱，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鹿}徒杖数亦然。则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书王约以为言，仡不能改。国初，刑亦重，事取上裁，榜文纷纷。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据依以为拟议，轻重归一。后又申明《大诰》，罪死外，笞、杖、徒、流俱从徒减一等论，累朝遵之。而法外遗奸，则不免时有条例之议。然条例，特用辅律之不逮耳。律中所无，方用例。宽仁之政，于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凡“天”字皆作“{艸曳}”，云出内阁意。景泰中，幸大学，谢表内阁自为之。中有“管窥霄，蠡测海”句，盖亦避“天”字也。时有识者，尝诧其事。正德初，贼阉刘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参政倪天民，但名民之类，中外纷纷，尤为可异。昔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末世之令，非后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给事赵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为名称者，悉皆禁革，前后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当时识者忧之。瑾目不知书，故事岂其所袭。明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于是乎？瑾诛而禁废。近有诏，人复其旧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张太皇太后指裁为多。太后尝御便殿，执政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杂佩刀剑，侍卫凛然。英宗东立，英国公等西下立，太后召问之，人皆有奖励之辞。及溥，乃叹曰：“先皇帝尝称卿忠，不谓今日得相见也。”仁宗监国于南，时太宗方宠汉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学士切谏，下锦衣狱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数月遂为大学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顾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所赞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顷间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加刃振颈。英宗跪为请之，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岂知自古此辈祸人家国多矣。我能听帝暨诸公留振，此后不得重令干国事也。”太后驾起，诏英宗赐英国等酒饭，乃出。呜呼！太后其所谓女中尧舜乎！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清理之治，母坤仪天下之力也。太后正统年崩，溥为乡人泣。而云此时二杨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谢，盖有伤于时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祸，振实为之。

内监虫蚁房，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皆畜焉。弘治初，议放省之，以减浪费。所饲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欲杀恐非谅暗新政，左右以为疑。孝宗曰：“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

职方旧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鲜之海南夷，有输米其国，而覆舟于海者。夷赖浮板半无死，随漂抵依都。值巡海官军舟至，载入浙境，事闻朝廷。令给衣粮，馆伴辽东，示以归路。夷自陈本国米尽失，归将不能自明，罪必死。诏差通事二人，送之。仍敕彼国主，悯其情，毋事敛罚。我天朝抚存异类，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宾服也，固宜。

汉武帝教霍去病读孙吴兵法，去病曰：“为将顾方略何如，不至学古兵法”。三国夏侯称父，使读《项羽传》及兵书，不肯曰：“能则自为耳，安能学人。”宋岳飞好野战，宗泽谓非万全计，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东瓯王汤和，开国名将。有语及兵书者，辄笑曰：“临阵决机，在智识敏达耳，何以泥古为。”闻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赵括徒读父书，而不知合变出奇，覆赵全军。房琯效古法，用车战，陈涛斜之败，仅以身免。宋仁宗问王德用以边事，德用谓：“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以至屡败，愿勿以阵图赐诸将，使得自立异效。”帝是其言。绍兴初，王德平秀州贼，谍言将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变，此成擒耳。”阵交，贼众歼焉。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汉博士徐偃使行风俗。使胶东鲁国，鼓铸监铁，还奏事。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汤不能诎其义。谒者给事中终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内，称以出颛，何也？且监铁，郡有馀藏，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偃穷诎，服罪。洪武中，御史凌汉言：“古人谓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窃以为，在春秋、战国则可，在今天一统之时则不可。苟许其专，恐启大臣擅权之渐。”上善其言。此终军所以罪徐偃之言也。

齐王敬则为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有十数岁小儿于路取遗物，敬则杀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遗。敬则立威警众，乃始一小儿乎。孔琇之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割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宋张咏镇成都，日见一卒抱小儿在廊下戏，小儿忽怒，掴其父。咏集众语曰：“此方悖逆，乃自习俗，幼已如此，况其长成，岂不为乱？”遂杀之。嘻！亦甚矣。永乐初，京中密察民俗甚严，有坐童孙殴祖母狱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稚无知，非真有所殴也，上疏请恤，不听，继之以泣。明日，太宗皇帝以筋面试其童，曰：“能识左右，何谓无知？”遂谪厚为安南掾。厚忻然说道，曰： “吾岂敢附死狱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复召为吏部主事。厚赴召仅五日，而安南变复作，华人多不得归，人以为忠诚获报之验。杨尚书彦谧尝为之傅云。

唐李乾祐，永徽初为御史大夫，奏言：“郑州人郑宣道，娉少府监主簿李玄又妹为妻，玄又妹即宣道堂姨。同堂姨实称从母，何得成婚？而法无此禁，古人正名远别后代，违道任情，将恐平人浸以成俗。然姻属无服，而尊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条。”议付群官，详议可否。左卫大将军纪王慎等议：“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妹姊，女婿姊妹，堂外甥，虽并外姻无服，请不为婚。”诏从之，仍著于律令。宋《洪景卢随笔》，姑舅为婚，在礼法不禁，而世俗不晓。案户婚律，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若堂母姨之姑堂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不得为婚者，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之故。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于婚娶了无所妨。今县官书判，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断离者，皆失于不能细读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时，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周帝又诏，不得娶母同姓为妻妾。宣帝诏，母族绝服外者听婚。皆偏国之制。

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诏朱善言：“有国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间婚姻之讼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即两姨之子若女，盖以于法不当为婚，故为仇家所讼。或已娉而见绝；或既婚而复离；或成婚有年，儿女成行，有司逼而夺之，使夫妇分离，子母永隔，冤愤抑郁，无所控诉，悲号道路，感动人心。议律不精，祸乃至此。按旧律，尊长卑幼相与为婚者有禁。若谓父母之姊妹与己之身，是谓姑舅两姨，皆为己之尊属，己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己为姑舅两姨之子，彼为姑舅两姨之女，无尊卑之嫌，为子择妇，为女择婿，古人未尝以为非也。成周之时，王朝所与为婿者，不过齐、宋、陈数国而已。故当时称异姓大国曰“伯舅”，小国曰“叔舅”，其世为婚姻可知。至于列国之君，若齐、宋、鲁、卫、郑、晋、秦，亦各自为甥舅之国。后世如晋之王、谢，唐之崔、卢，潘、杨之睦，朱、陈之好，无不以世婚为重，其显然可证者。如温峤之《玉镜台》，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吕荣公夫人张氏乃待制张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荣公母申国夫人之姊，又非以己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学》一书，所以明人伦也，而荣公之事载焉。如其不可，则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两浙，此弊尤甚。以致讼狱繁兴，贿赂公行，风俗凋弊。愿以臣所奏，下群臣议，弛其禁，庶几刑清讼简，风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犹有“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离异”一条，国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尔。

《朱子语录》，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师成门，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师成妻死，温与过欲丧以母礼，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绖而往，则某人先衰绖在帷下矣。周公谨野语张说之为承旨也，朝士多趋之。王质、沈瀛相与言，吾侪当以诣说为戒。无何，质潜往说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骇如此。罗志仁《姑苏笔记》，贾似道柄国时，浙曹朱浚，每有札子白事，必称某万拜。浚，晦翁曾孙也。晦翁为门人语及苏过、范温，盖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为大儒之后，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间，汪直西厂用事。都御史王越特为直所厚，尚书尹旻等欲诣直，属越为介，私问越：“见直跪否？”越曰： “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阴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头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谒，旻先跪，诸人皆跪，直大悦。既而越尤旻违约。旻曰： “吾自见人跪来，吾不才，特效之耳。”正德初，刘瑾擅国，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揭帖具官某顿首拜禀见，不知受恩之人见时，又当作何体态。呜呼，哀哉！

南剑太守林积，送张天师子狱中，而奏云：“其祖乃汉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子尝谓门人言，张者一时人皆信之，而林独能名其为贼，其所奏必有可观。其疏今不传，其事当时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师，尊宠甚至，盖无论已。我太祖兵取江西，张四十二代孙正常，既遣人来见，自后屡觐京师。洪武初，上谓群臣曰：“至尊者天，岂有师也。以此为号，亵渎甚矣。”遂命去其旧称，俾为真人。改天师印为真人印，以领其教。正常有道术，尝投符故永寿宫井中，饮者疾辄瘳。诏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呜呼！天师名越几代，而始获正于圣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犹得嗣于盛世，非其幸也乎。

元陈樵，父患风，岁久为风痰所侵，气弱不能吐。樵截竹为筒，时吸而出之。事见《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当知。近日李西涯赤其叔父墓志云：“吾祖母陈宜人，痰苦壅，吾叔父与吾父截苇筒吸之。”其术岂得之樵乎？孝子于亲有至忧、至爱存焉，其思虑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师也。

欧阳玄作许熙载碑云：“许为贫，谋养不择禄仕，僦屋以居，籴市以食。亲故尝靳之曰：‘君位劣、禄薄，亲年又高，何狷介至是？’许笑曰：‘为臣当廉，何有小大之别，《记》独不云小臣廉乎？’”宋濂志黄殷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时，黄投居贤坊井中，从人张午出之，为歔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邪？’黄曰：‘齐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呜呼！君子顾义，所当自尽而已矣。危太朴黄殷士，皆抚之金谿人，少同学问。至正中，危仕至中书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黄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报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太梓等挽出之，谓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丧节。黄投居贤坊井中，从人张午下救，负以出，为歔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邪？”黄曰：“齐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终不解，还舍治酒肴，使家人歌舞为欢，环守至日久。会大将军徐达下令，胜国之臣，俱输告身。黄绐午取告身，若欲输官者，午喜出沽，及还，求弗得，亟往视井，黄已死。午买棺以殓，僧梓与营葬焉。危、黄事，始同而终异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为铭之。危初为礼部尚书，每陈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后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谓危力也。呜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无直笔，其无方来君子之议乎？若黄乃真无愧齐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送黄之为义。虽然，梓于危，梓非所责；而黄固梓之义也。景濂作太朴铭，多假借词，无乃过乎？后世并与铭殷士者观之，死荣生辱，自霄坏矣。

危素仕元，至参知政事。元亡，入国朝。洪武二年，为翰林学士，已而谪居和州。再阅岁，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计被召用，时年已六十有八矣。太祖一日幸弘文馆。素至，履声彻帘内。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素实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阙庙去。”于是有旨谪。素至和，忧惧死。春闻长老言如此。太祖召素，虽以文学备问，心实薄其为人。素既忤旨，然不杀素者，圣人之度也。余阙守安庆，城陷不屈死。太祖嘉其节，立庙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贵乎末艺，而重大节，以风厉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志素墓谓：“天之于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时。素以渊深之学，精纯之文，都显要之位，海内仰之如祥云景星，可谓有得于天，而逢时乱亡，不获大展以死，岂不可哀乎？”而论者或不谓然。素之所以负于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胡颐庵记熊伯几言：“素在胜国时，声名藉甚。”或问虞文靖公曰：“太朴事业当何如？”公曰：“太朴入京之后，其辞多夸，事业非所敢知。”复曰：“必求其人，其余阙乎！”时阙名未甚著，或问：“何以知之？”曰：“集于文字见之。”阙后竟以忠显，君子观人固如是夫。

国初钱唐为刑部尚书。洪武二年，诏孔子春秋释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庙，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师，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师，先儒谓仲尼以万世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圣寿，报本之礼，不可废也。”时修《孟子节文》，并议其配飨。唐论之尤力。上皆从其议。一日召讲《虞书》，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王之言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常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终日。上悟，赐饭，即命撤图。唐之论谏于是乎有可称矣。

杜德称，洪武六年，以省臣荐召为太子正字，与秦俯纪善林温入侍大本堂。上尝从容问人品高下，人有过何如，及仁者有好恶乎？德称悉举经传要语以对。至问三教，则对曰：“治天下当法孔子。”八年，授晋王府右傅，陛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敢当宋濂、刘基。”上曰：“濂文人尔，基峻隘，不足取。”是时，伯温已归，景濂方近密，而上于德称优奖如此，固不俟异日召还，进十二事，名《万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叶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与汪同起兵御寇。国初，授婺源知州，升饶州知府，坐事罢官，徙濡须。久之，提取赴京，使城筑所赋。寻仞十倍，其家产不给也。子仁，效缇萦上书，得免。无何，病卒金陵邸。见闻者哀其遭时不偶，为赋诗。而乡人朱允升学士，为之序。时洪武十年。序中始、卒，一不著年号，而论之云：“杨子云曰：‘世乱，则圣贤驰鹜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馀。乱世之氓困于供亿，仕则困于责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祸亟；集事，则事愈归之。甲兵钱谷，抚缓应对，岂一人身所备。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十年不乱，卒其经业，展其政事，又加之年寿，敛华而实，当为贤公卿、乡先生以善。后来而乃止于此，岂□其一身一家之气运耶？”宗茂，《郡志》名保翁，□□行，所著有《茂齐集》。仁，《志》作贞寿，字大年，上书，□年十九。

春观王原采修撰《二孝子传》。其一朱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荐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诏天下尽革今岁以上有司积岁官吏为民害者。季用视事仅五月，以例起入京，论罪，作城役，严偿重，日数十缗。季用病痢，被楚顾赀，力弗任，旦夕乞死。煦惧不敢离左右，复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时告枉甚重，令益严。告而谪戍远方，及被极刑者，凡数人。煦谋于父僚友同役者，曰：“吾无术以脱吾父，诉不诉皆死。万一吾父由诉获免，虽戮死，万万无憾。”遂陈其辞。所司以闻，上赦季用，复其官。同时缘此得免复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伤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呜呼！当时事如宗茂、季用辈，不有孝子动天听，而骨肉为城下土者，不知其几。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所，命也夫。而得名笔传其事，至今有馀慨焉。呜呼！二人者，亦不为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传》云：“余往闻孝子、慈弟、义妇事，为之感涕，欲录以劝，而恨不得其详。洪武某年间，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当死，二人自缚午门前，愿以身代。上问故，二人者曰：“臣少无父，非兄不至今日，故愿以二身赎兄命。”上疑非诚，许其代，而阴戒行刑者，试其人，如有难色，即杀之。二人欢然延颈待刃，既弗果杀。上嗟异，赦其兄。御史大夫陈宁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英谓二人者慈弟矣，因复及四义妇事，欲各为之传，而不得其姓名与其事之详。呜呼！叔英之谓所恨者如此，于是为《二孝子传》。

其一人曰陈圭，台州黄岩人，父叔弘为其仇人告，罪当死。圭诉，所司曰：“圭不能谏父，陷父不义，圭罪自当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闻，上以孝子称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觐官至，播告为天下劝。既而，刑部尚书开济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幸路。”乃听圭代父死，叔弘谪戍云南。闻者叹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谓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呜呼！叔英之所以传孝子、慈弟、义妇，而拳拳乎大伦乃尔，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繇执之而已，而帝尧有三宥之典，汉唐君臣尚知此义，不如是无以尽劝天下之术也。圣祖时，法令严明，为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圭事，圣祖欲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将顺以成美意，宁死有馀戮。济后来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

叔英，字元采，黄岩人，革除年为翰林修撰。靖难师起，叔英奉命募兵广德，知事不可为，乃沐浴，具衣冠，书绝命辞毕，自经而死。其为忠臣，与所传孝子、慈弟、义妇事相类，是于大伦，死于憾矣。世有知其详者，安得不感涕而录之。呜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济南府事。时始有诏，民垦废田者，阅三载乃税。吏徼近功，不俟期敛之，复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惰，田不增辟。克勤与民约定，为简书，列其丁产，为上、中、下三等，复析为三，每有征发，恒视书为则，吏不敢夤缘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志载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则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论田粮，而不酌之丁产，繇其得均乎：《宋史》叶衡知临安府於潜县，户版积弊，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陪输。衡定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均其额于上之四等，贫者顿苏。民户等则之法，盖见于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为政务以德胜威，性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致害人，吾不忍为也。

南京太平门外、锺山西，有内官享堂一区，我太祖高皇帝所赐，今加赠司礼监太监云公奇葬地也。按旧碑，公南粤人。洪武间，内使守西华门。时丞相谋逆者，居第距门甚迩，公剌知其事，曾因隙以发。未几，彼逆诳言，所居井涌醴泉，邀上往赏。銮舆当西出，公虑必与<呙无>会，走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崒，舌𫘝不能达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公垂弊，右臂将折，犹奋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乃悟，登城𫖯顾，则见彼第内，壮士裹甲伏屏帷间数匝。亟返棕殿，罪人一一就缚。召公，息断矣。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恤典，遂赠某监左少监，赐葬兹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给六人供岁时洒扫役。於戏！此我高皇帝所以为天下臣民主，而当祚及万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若干年。嘉靖乙酉，守备南京太监高公、王公等，感公忠义，复请于朝，加今赠，致谕祭焉。公获报身后，久而益彰如是哉！公所遭谋逆者旧事状，为胡、蓝二党。夫胡惟庸之不轨在洪武十三年，蓝玉在二十六年。胡被诛后，诏不设丞相，至蓝十四年矣。春敢定以胡为是，以补旧裨之缺，以决旧事状之疑，以备他日史家之考证云。

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之狱，上集群臣廷讯，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书詹徽叱令具实，玉因奏徽即其党也，遂同伏诛。按解大绅在河州时，寄贝川书，自叙草谏书，言韩国公事，有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语徽者真倾险之徒与。韩国之狱，当亦有力，其及重祸固宜。韩国，太师善长也。事在二十三年。解大绅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论其冤状，程篁墩尝载之《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当时乃不自谏，而代人具草，不知何为？状末云：“臣至疏贱，言出而祸必随，然耻立于大圣明之朝，而无谏诤之士”云云，似非代笔者所自安。虽然，解与王之贤于此可并知矣。

国初，蜀保宁城中，有韩氏女，年十七。遭胡氏兵乱，虑为所掠，乃伪为男子服，混处民间。既而，果被虏，居兵伍中七年，莫知其为女子也。后从玉珍兵掠云南还，邂逅其叔父，赎之归成都，以适尹氏。同时从军者，皆警异。成都人称为韩贞女，此可配古之木兰矣。

国初，铁冠道人精数学，今人类称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观唐文凤作《鲍尚䌹行状》云：“上登锺再，词臣扈从，于拥翠亭给笔札，即景赋诗。鲍与翰林朱升、张以宁、秦伯裕，起居单友中、李某，铁冠道人，俱应制。”亦但言其号耳。后见《宋景濂集》有《张中传》者云：“中字景华，抚之临川人，举进士不中，遇异人授以太极数学，谈祸福多验。为人狷介，寡与人言。尝戴铁冠，人因号曰‘铁冠子’”。乃知今人有秘录其言者，盖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赃吏数十人，宿弊尽革。时布政使薛大方贪暴甚，垕仲劾奏之。大方词连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还官，闽人迎拜，为之语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垕仲宁波人。春闻近岁黄州知府卢浚，守己爱民，而得罪上司，应朝去职。曹濂继之，恃其所亲，贪暴自恣，两经考察，皆得完璧。有为封揭于途者，云：“卢浚不来，天没眼；曹濂重到，地无皮。”公道为之叹焉。比始闻垕仲事，天眼、地皮之对，盖有由来矣。

胡知县寿安者，初任信阳，调获鹿。永乐中，任新繁县。性清俭，在官未尝肉食，其子自徽来省，两月烹二鸡，胡怒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吾居官二十馀年，尝以奢侈为戒，犹恐弗能全始终之志，尔今好大嚼，讵不为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见也。吾岂无糟糠之义，而不念乎？尝于是思之烂熟耳。吾辈读圣贤书，论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励名节，以操守为志。及登仕路，则以耳目、玩好、声色之物败身家者，比比焉。矧妇人、小子辈，其性犹水，有以金珠锦绣摇目之物蛊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侥幸不露，吾去任后，人必詈笑曰：‘胡某外徉廉，而内实贪’以是计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黄岩徐宗实，洪武中为兵部侍郎，奉使两淮，多所建明。海州有节妇侍小花，年十六，许嫁而夫亡，妇往夫家成丧，持服养姑送终，剪发自誓，守节不二。采访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实上言曰：“随事处中始为合义，守文执一岂曰得宜。厥妇既能哭夫于筮嫁之初，又能剪发于葬姑之后，虽剜目截耳，旁无以加，自当与立志卓异同科，岂与守节寻常比例。”朝论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文皇渡江时，翰林诸公在京城先死节者，周是修一人而已。李文达《日录》谓：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诸公，初亦有约同死，已而俱负约。惜哉！诸公后来虽有王魏之事业，不能盖斯愧矣。春又闻长老言，靖难之师既驻金川门，是修欲速诸公同死前约。苜至某门，见某方令家人饲猪，乃亟退，自缢于应天府之尊经阁。噫！此何时而有不忘于饲猪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国初，文臣无赐谥者。谥自永乐间太子少师姚广孝、大学士胡广二人始。广乃建文朝状元传胪，更名靖。建文之意，谓胡广同汉臣名，且北虏为胡，不可令广，故更。文皇御极后，复旧名。

解缙绅侍太宗，论及群臣，御书蹇义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刚，朕洞烛之矣，余徐验之。后十馀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杨士奇曰：“人率谓缙狂士，缙非狂士，向所论皆定见也。”此事杨公既著于《圣谕录》，于《解墓碣》内载之。墓碣又载，解初被汉庶人谮，出为广西参议，以李至刚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后入奏事，庶人复有言，遂征下狱，后三年病死狱中。按《李至刚墓表》亦杨所作，载李言解事，诏下解狱，而并下李。今莫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欤。上之并下李也，所谓“洞烛”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终亦何利。解死狱中，而李不死此，则命也。仁宗临御，既明解冤，又官其从子为中书。李虽缘旧宫臣故，为通政，寻出知远郡，贤否在圣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议，预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宠眷最盛。杨文贞公撰《蹇忠定公墓志》载，当时所赐师傅之臣银章各一，曰“绳愆纠缪”，蹇首被赐。上谓之曰：“朕有过举，卿但具疏，用此封识进来。”于《夏忠靖公墓志》亦言之。《杨文敏公墓志》云：“上命范银为方寸印四枚，以赐师傅。公与金公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杨、金四人而已。然《金文靖公墓志》又云：“赐大臣五人银图，书文并同。”前按杨文定公于《文贞神道碑》载，公当时被赐银章一，其文同前。然则赐五人为是。《蹇志》洪熙初赐诰，蹇公等诰词，上特增二句：“勿谓崇高而难入，勿谓有所从违而或怠。”《夏志》不书。今《忠靖遗事》载此诰词，且记上谕曰：“此朕实心，盖望公等匡辅之功也。”按陈祭酒所撰《黄文简公墓志》，此诰词盖亦同被赐者，而绳愆纠缪之章弗及焉。一时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诸公之各得尽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卒。朝议欲赠以伯，言者以无例而止。盖为国初，文臣无赠爵者也。洪武间，刘公基封诚意伯。永乐间，茹公常封忠诚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赠？言者未考尔。后癸丑岁，太子太师户部尚书郭公资卒，遂赠汤阴伯。

王忠肃公翱为佥都御史，在辽东时，治诉讼专行赎罪法，虽人命亦然。曰：“偿命无益死者之家，而财或足以济其用。”故行之不疑。虽然，彼有财者，亦必轻犯法矣。指挥孙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继死。或诉璟杀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杀也。”令璟偿葬埋费，罢之。璟后为将有名，非公优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应旌，惜公未有以处此也。

叶文庄公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益多，以其馀，岁易战马千八百馀匹。其屯堡废缺者，力修筑之，不数月完七百馀所。今边军受役权门，终岁勤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无有纪极，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抚者，若不再加整饬，复完前迹，将来夷虏之祸，殆难支也。

权衡之地，铢两可移，势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记时宰擅君宠者，有故人来谒，宰度其材不任，赠河北一书。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视无一词，惟署名而已，因大悔欲回。试谒院吏，书入，馆之上舍，奉绢千疋，向见江西人云。杨文贞阁下，时其婿来京师，久之当归，念无装资。会有知府某犯赃千万，夤缘是婿，赂至数千，为其求救。时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狱，杨不得已，于该道当问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杨宅与某知府送饭”。该道某官，遂亲下释某知府刑具，候其饭毕，凡事一切听令分雪，遂得还职。我朝不立宰相，然内阁之权已如此。世不避权势者几人？小人居之，岂不坏事。

宣德间，诏京官各举其乡之才而未达者。庐陵戴某有诗称，萧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征至内阁，试《春日诗》。戴得题如痴，竟日无一字。及罢就邸，奇思杰句冲口溢发，追恨无已。戴既放还，萧、胡亦坐荐举非人被谴。人之穷达，有莫之为而为者如此。天顺二年，临川吴征士与弼，入京择日而后廷见。英宗退御文华殿，召问大略，与弼噤无以对，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时与弼宿草备顾问，竟不如志。驾起因惨然，出至左顺门，脱帽视两蝎存焉，顶<宁页>螫已肿，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噫！此何莫非数也哉。

英宗幽南城时，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树，事叵测，遂伐之尽。时盛夏，英宗尝依树凉以息，及树伐，得其故，惧甚。复辟后，下御史诏狱，杖杀之。御史滑人，言其父之恶，有非人所为者，县中横被其害。御史显于朝，人谓天道报施无所归，既御史坐罪诛，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尸焉。呜呼！自后观前，天道果瞢瞢耶。

刘东山公晚年肃州之谪，虽事出逆瑾，其实公同年焦阁老芳者为之。公与焦素无他，焦特忌公名尔。岑猛赂既行，集大臣议，欲寘公重辟，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语，独都御史屠公滽曰：“刘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当其不应？”瑾勃怒，骂屠恶语：“汝党刘邪？”明日，大臣以屠议奏，瑾谋于焦及吏部尚书刘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刘某轻议夷人迁徙与潘尚书蕃，俱发远戍。瑾初拟广西边卫，焦曰是送三人归也，乃定肃州。公《西行稿》，载公赴肃州时，故旧皆避不来会，独乡人严仲宏赠诗和答之。公《过六盘山寄西涯阁老诗》末句云：“寄语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后《归自六盘和前韵》末句云：“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其事盖如此。公之谪，春当家难，不在京，今始得见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闻为识其事。“中州子”之云，公岂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愤，而高公之为人，今日已有定论，公死可无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广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卒于家。时春为太仆少卿，在京上疏《为表清节以励庶寮事》：“切见绣存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贵能贫，居常能俭。扬历中外四十馀年，守法奉公，推贤疾恶，不要时誉，不急近功，言无爽于属垣，行弗亏于顾影。田庐一守先业，未尝少有所贻；奉禄颁及同宗，未尝私其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励，故巡抚之日，虽廪米有羡，亦斥还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适，凡馈遗之物，虽亲戚至厚，不容浼已。乡人尝评其人，可谓白首持清节，终身无过疵之士矣。或曰‘士知礼法，孰不愿清？’而熊绣之清，实过于清者也。‘人非尧舜，孰能无过？’而熊绣之过，乃清而过者也。奈何悠悠苍天，竟乏子嗣。兄子过继，复先夭死；遗孤藐然，未底成立。今绣云亡，远迩闻知，咸相悼惜。巡抚都御史秦金，因采舆论，为具奏讨葬祭，兼请赠荫，该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幽魂，岂任感激。臣生舆熊绣邻州，旧尝为其官属，于其人品见知颇详。绣今事定盖棺，法应得谥，九重日月，实与照临，顾所司无由当建白耳。臣近闻熊绣州人，今见任吏部主事周卿、听选大理寺评事许恺，皆云绣过继子所遗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后所就，知复若何。臣窃恐彼死者，声名无人表章，日就淹没。臣往年见都御史戴珊、张敷华之卒，其门生属吏、其子孙俱曾请谥。主事张凤翔、孔奇之卒，其乡人尝请恤其家。俱蒙诏旨许焉。绣之贤无愧张、戴，彼二主事安能比拟。臣用是冒昧上言，重为乞请，伏望询诸在廷，如果臣言不诬，断自宸衷，嘉赐谥号，仍敕该部查照张凤翔等事例，月给食米，恤其孤孙，其孙日后若堪补荫读书，就行住给。使天下之人知皇上仁德，足以补天道之所未及。为善获报，理无或遗。表清节以励庶寮，揆之治体，不为无补。臣言虽近党义，匪从私事。”下户部，奏与其过继孙熊瑞月米壹石，至补荫日住给。礼部请内阁谥庄简云。

幼闻客谓，先君刑部公，言其乡有富民张老者，妻生一女，无子，赘某申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飞。甫四岁而张老卒。张妻性极妒，张病时，谓申曰： “妾子不足任吾财，吾当全畀尔夫妇，尔但养彼母子不死沟壑，即尔荫德矣。”于是，出券书云：“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申乃据有张业不疑。张妻卒，后妾子壮，告官求分。申以券呈官，因见“与吾婿”语，遂置不问。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复诉，而申仍前赴证。奉使谕曰：“尔妇翁明谓‘吾婿外人’，尚敢有其业耶？诡书‘飞’若‘非”者，虑彼幼，为尔害耳。”于是断给妾子，人称快焉。张老亦可谓有智矣。《谈苑》载，宋张公咏守杭日，有富民病将死，子方三岁，乃命其婿主其赀。而与婿遗书曰：“他日欲分财，即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婿。”子时长立，果以财为讼。婿持其书诣府，请如元约。咏阅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财三与婿，而子与七，皆泣谢而去。奉使事实类此，惜不得其名也。

成化间，一御史建言顺适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车辆，骡驴相杂。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今并一处驱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给事中建言处置军国事一条。云：“京城士人，多好著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马拔尾落膘，不无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 此事，春少时，亲所闻见。二人后来亦作大官。近一员外建言崇节俭以变风俗，其疏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卓糖饼，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费料，小者料少而费功，乞要擘画定式，功料之间，务在减节，使风俗归厚云云。所司亦为之覆奏焉。肉食者谋国，乃有此辈，可笑可笑。鸡鹅御史，何代无之？

都民养女，率货视之稍丽黠者，必装束，以待外方之求，厚取价焉。鹁鸽之讼，十常二三。仕宦家妾媵媒乎是，以不谨累者，盖往往而有也。春所闻，若近日瑞州通判姜荣妾窦氏事，岂易得哉？窦，京师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调瑞州署印。时适华林贼来攻城，姜耸促付窦印，亟出集兵捍贼，势不敌逸去。贼突入，求姜弗得，以刃伤姜妻，窦哀救而免，因执窦。窦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缚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时亦在难，窦谓贼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报令赎我。”贼如其言。窦密与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处，归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坞乡，遇道旁井，绐贼以渴，就饮，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某日也。贼退，尸殡城南僧院。事闻，诏旌曰“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向尝为《乔侍郎妾高氏贞烈赋》，今闻窦氏事，二人者出处正同，岂易得哉？姜弃城罪重，部使悯其家难，且钦窦之死节，特为之地。又因缘功次，升同知。而性素欠检，窦死才两月，即属媒有所求。明年夺职。呜呼！人之无情，乃复有此丈夫，愧于女妇多矣。

偏桥族叔澜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岁时，因升高为戏，坠地拗其项骨，稍长竞不能伸。朱守贞者，同里也。一日相见，戏挈其头有声，嘎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惧潜遁，胡氏子顷许复苏，头项于是端直。归家，家人惊喜，谋寻朱，谢之。陶氏佃民，有病瘿者，尝与陶仆输谷如市。道远劳极，瘿撑其颈，气几不接。陶朴素愚，匆遽间，削竹为锐铦，刺之，瘿穿气溢，颈得完复，荷担而起，一无所若焉。天刑之在人，不偶如此。命苟不死，虽有致死之道，而不死也。岂不信哉！

叶文庄《水东日记》：正统十四年，统幕溃围，一戍卒尝语其家人曰：“乱歼丛中，吾见一神人，谓曰：‘尔非此处人，豆腐闸儿人也。’既而得脱。然莫晓所言何谓”未几，虏犯土城，官军接战。此卒阵殁于豆腐闸。按《博异志》，唐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与李战，被伤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点兵声，唱唯相应，可千馀人。赵专听，将谓点已，及竟不闻呼之。天明，起视左右死者，皆夜来闻呼姓名者也。战死亦有宿命故尔。《茅亭客话》：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岁，贼驱在郡署造器，宋兵至，仓卒上树蔽匿，见军士往来搜杀，甚惧，向晚始定。下就积尸间藏卧，中霄闻传呼，颇类将吏，有十数人按簿称点姓名，僵尸一一应之，唯不唱延祚而过，乃知被戮之人，故无误矣。

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鄱阳邹李友所论，间亦有未安者。太祖尝召儒臣博士致仕钱宰等，谕以欲正是书之意，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开局翰林院，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刊行天下。然今是书，世竟鲜行。盖永乐中，翻刊《五经大全》，《书》经一依蔡《传》，士子专业，以为科举，蔡说之外，遂不复有所考故也。

元末，新安赵东山，访谒黄楚望先生于九江。楚望问年，答曰：“己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经补注》之岁也。或曰：‘书刊矣，怨无读者。’子曰： ‘是读者未生耳。’岂知吾子适生是岁乎？”此扬子云著书以俟后世，复有子云之意也。前辈自信之笃，不嫌大言如此。赵方，洪武初被征修《元史》。事竣，不受官，归而卒。赵尝问黄穷经之要，黄惟告以“致思”。问“致思”之道，乃举一事为例。礼曰：“女有五不娶，其为丧父长子。”先儒以丧父无兄者当之。如使其言已然，则丧父无兄之子，何罪见绝于人如此。赵思之久，而后得曰：“此盖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尔，故古注言，无所受命，犹未失也。若丧父而无兄，则期功之亲，皆得为之主矣。”黄大称善，遂授以《六经疑义》。前辈教人有法，如此。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宋孙奕言：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杨、墨，则欲杨、墨之害止。韩子辟佛、老，则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我太祖皇帝有此论，舆孙暗合。

国朝《孝慈录》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

武官父母丧，不持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军旅之事，无逊也者，为其不以家难避国难也。为此制者，恐武官临难得为推避计耳。天下无无父母之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文武可异道乎？今武官，时当太平之际，身列藩卫之间，有父母丧，而不少异于平日，岂谓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况传》，况乞归葬阳翟，既葬，托边事见上，泣请终制。仁宗许之。史称帅臣得终制，自况始。则况以前，武官之解任可知。《金坡遗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韩汝玉奏请持服，下两制台谏议。唐子方、欧阳永叔见各不同，于是竟为两议而上。遂诏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论者以为，如是则官高者得为父母服，官卑者则不为，无官者将何以处之？宋人盖不满于是矣。然则，今日之事，当视其人，若典军族，方在行阵，遇丧奏闻留之，终事方听返丧次。其在府司卫所，可得尽丧礼者，当听终制。军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视，事毕复返丧次。可代者，佐贰代之，一切勿与。庶几亦尽人子之礼。

洪武初，百官闻祖父母、伯叔、兄弟丧，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系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数系，旷官废事。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馀期服，制不许奔丧，但遣致祭。”从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脩习元人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且京师者，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取则。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弊可胜言。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厚风俗。”上乃诏礼官，定民丧服之制。古者，丧礼三年，怀抱之义也。周末二十五月而毕。后世二十六月者，从孔子“逾月则善”之言耳。百日之说，非本诸释氏。《礼》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后世遂通用云。

刘宋时，袁昂幼孤，为从兄彖所养。彖卒，乃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昂致书曰：“礼由恩断，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缌明之典籍。昔马棱与从弟毅同居，毅亡，棱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丧，亦缘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无已之情，虽礼无明据，乃事有先例。”春观韩退之嫂郑丧，服期以报，见其所自为文。宋丁宝臣丧其兄三年，《欧阳永叔文集》实载其事。国初，詹鼎之死，所养孤甥为持三年服，《方逊志集》载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适刘处，与叔度母情爱甚笃。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玲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手自料筒，流涕对之。公事毕，即往致哀，以此为常。二年服竟。叔度盖为自哀其母，情缘及之，渭阳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过也。

正德丁卯冬，春以继祖母服，承重于家。既祥州学官来请，欲赴书院教诸学弟子员，春辞之，而以书与易训导体干，曰： “屡辱左顾，惠恤良至，日随月积，未缘诣谢。计盛德仁明，必加情贳，君子相与，岂视末礼往复为厚薄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贤郡公，博雅恺悌，师帅于上。而执事二三，鸿宿立之，函丈程课，其开横经肆史，造膝提耳，开发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桑梓，获瞻雾露，润及我躬，报德无地。连屋不通，匪情则异，千里悟对，其心实亲。而创痛砭割之馀，意销志蚀，待尽墓次，惟日为岁，百骸憔悴，尚何言乎？窃于执事交契，不思其获谅于贤郡公，盖有在矣。日本乃闻郡公视学，欲令有志生员，开具从师手本，将辟义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岁，提学先生姚公文灏，行移到州，曾有此举，致烦邻州诸县士友，纷遝裹足诣门，增我惭愧。春不得已，黾勉酬答，未及月馀，遂尔谢绝。春于时尝云，吾处已固非泥之污，不致白沙之累，而化物岂有丹之妙，可为黄金之资，此州人所悉也。区区此日，何等意绪，敢仍冒昧，以蹈前罪。祥事甫毕，摧毁方深，坐荒庐之荼蓼，守孤垄之苫块，有何问学，更接青衿。诸贤获承师帅，程课必日新时迈，大非昔比。隋珠加磨莹之奇，荆卜效琢雕之益，而更假于奄奄气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抛弃筌蹄，积岁已久，今吾故我，判然两人。使任举业之师，更识何等香气。区区正一无鼻孔者，何由去凿浑沌，而七窍之自己息黥，补劓已乏其术，而欲探囊黄昏，以起人之废疾耶。且科举时文，志希速化，未卵斯翼，未弹斯炙。今訚訚啾啾，日坐黉舍，语及三冬足用，便恨后时，区区之迂阔迟钝，就当往昔，亦岂能副此。常恐垂帘自精，下帷独得者，于道理上虽微斥秋毫，深探重渊，亦自爱莫助之。若排比书獭，含濡墨鸩，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关捩，诸贤应解访，春力不能尔，此举无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极知贤郡公暨执事辈之盛心，但自揣甚明，无以塞命。此由衷语，不是面欺，千万体察，为我劲辞，庶瑟不得以干竽，蓝无求乎谢青，幸甚。”

《怀麓堂诗文后稿》，涯翁见付编次，凡为中贵作者，悉去之，翁不以为忤。唐俱文珍永贞之事，非无功，韩昌黎送之序诗，今在韩《外集》，李汉固有所不取也。太监张永尝书“穷苦”二字，请翁为之说。其中有可摘录者，例难独留，今载其略于此。《穷说》云：“按《说文》，‘穷’之为义亦多矣。为极，为竟，为究，为塞。今姑就其所谓‘塞’者言之。对富而言，则为民之穷，《孟子》曰‘鳏寡孤独，皆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对达而言，则为士之穷，《孟子》曰 ‘穷则独善其身’；《传》曰‘士穷乃见节义，民之穷者必有待于上之人’；《书》曰‘子惠困穷者是也，若士之穷，则自守而不外慕’。《论语》所云‘君子固穷者’孔子之言也。彼庄子乃谓孔子曰‘吾讳穷久矣’，是岂知圣人者哉？韩退之作《送穷》文，称智穷、学穷、命穷、文穷、交穷者，而卒归于正。若虞乡著《穷愁》之书，段成式为《留穷》之词，唐子西亦有《留穷》之诗，皆士之流，穷而不厌者也。说者又谓，孔、孟穷而在下，则明道于后世。周公达而在上，则行道于当时。故素贫贱，则行乎贫贱；素富贵，则行乎富贵。君子之达者，岂必穷之为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穷，振士之穷而已。某公遭盛时，居重地，位尊禄厚，固不可与穷者同日语，顾能屏省驺从，俭节自奉，而于窭人贫士，辄挥斥金币，以相济援，是可谓救民之穷。人有寸长片言，必加轸念，延誉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谓振士之穷矣。然独有大者焉。闻四方水旱盗贼，则为蹙然而不宁，有所推蔫，一切付之公议，而不侵其职。兹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泽，任贤使能，俾家给人足，民安而吏称。啼饥号寒之声不闻于野，叹老嗟卑之气不形于朝，天下之人无不获其所者。然则，公之达，施厚报，虽欲辞之不可得，何穷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

《苦说》云：“‘苦’之为义，为困悴、为勤劳、为辛楚、为陵侮。今姑就‘勤’与‘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堿之类各有所偏，惟苦与甘正相对，于是有劳困之象焉。《书·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然，其为苦正与乐对者也。《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张良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以味喻言也。杨雄曰‘颜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学也。盖以安居快适之时，寓勤劳困悴之义，君子固有择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乐者常少。处乐者易，而处苦者难。故为学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餐米啮蘖，绝嗜欲，戒游逸，而不于便安是图；莅政治事者，必劳心焦思，鞠躬尽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后学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义其尽于是乎？公入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夺，无所不得闻。出为爪牙之将，凡令之生杀赏罚，无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飨厚禄而不忘乎俭。宁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宁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事。通达民隐，奉宣德意，如古所谓问民疾苦者。暑不张盖，险不乘舆，手抚疮痍，口问疾病，如古所谓与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盖以天下为心，而不以一人之心为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处者为说，公有味于斯言也哉。呜呼！为是说者，亦为之穷且苦矣。”

元礼部郎中陈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丘温驿，未昏见新月，乃在天心。我太宗永乐八年，亲征北虏，学士金幼孜从。三月八日次鸣銮戍，夜仰视北斗，正直头上。以此推之，就谓天高而星辰远耶。谈天衍谓：“中国天下八分之一，合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妄可知矣。

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于国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当中，示其农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后，示其农晚也。为国之大计，不失农时，故圣人急于养民，务成东作。唐李涪刊误云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谓乎？胜国至元中，春牛经式，至今袭而为之。以策牛人立处，为芒神忙闲之异。牛头、角、身、蹄、尾，笼索芒神貌像，服色、蓑束一就。年月干支，为其施设，尤是可笑。

《续述征记》：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于《尧碑》。春按，尧即位甲辰，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去尧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为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怀帝永嘉三年己巳，则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尧碑》误矣。自尧即位，至我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尧元年甲辰，至我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经世书》谓，尧得天地之中数。盖尧之时，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当干之九五，值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谓中数也。考之天开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计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一年。胜国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后八年，而得甲子，入午会之初运，当妒之初六。”故推胜国至元甲子，为午会第十运，则今已入第十一运之中，乃妨之九三也。欲复二帝之盛，以跻三代之长，是望于今日。

洪武十七年，钦天监博士元统言：“历日之法，其来尚矣。今历，虽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授时之数。况授时历法，以至元辛巳为历元，至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历法推之，得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云：‘大约七十年而差一度，每岁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远数盈，渐差天度，拟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岁前冬至，为大统历元，推演得授时历，辛巳闰准分，二十四万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闰分，一十八万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历辛巳气准分，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气准分，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历辛已转准分，一十三万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转准分，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盖七政之源，有迟疾逆顺，伏见不齐。其理深奥，实难推演。闻磨勘司令王道享，有师郭伯玉者，精明九数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统历法，庶几可成一代之制。盖天道无端，惟数可以推其机。天道至妙，因数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数显，数从理出。故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也。”书奏，上是其言，征之。

二十六年，钦天监监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为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长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监正元统，改作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考得春秋历，献公十五年戊寅岁，距至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为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与当时实测数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献公戊寅岁，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为元，差四日六时五刻。有此不合，今当用至元辛巳为元，及消长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统复言：“臣所推甲子历元，实与旧法相合，略无差缪，故敢上闻。”上曰：“二统皆难凭，只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自是，钦天监造历，以洪武甲子为历元，仍依旧法推算，不用捷法。

春往使陕西，至洮、岷间，夜闻雨雹甚久。次早，以询馆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处雹曰“白雨”，又曰“硬头雨”，无言雹者。昔宋绍兴十七年，临安雨雹，太学屋瓦皆碎，学官申朝廷修，讳言雹，遂称“硬雨”。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热，冬北寒，天时地气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赵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风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缓流处，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劼，劼曰：“今岁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为异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阳和城。二十七日方猎，天雨冰雹，军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坠之异。明日，驾赴大同。又明日，达贼以众围阳和。向无二异，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爱深矣。

《河图括地象》曰：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二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七百五十里；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经》、《管子书》皆云：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极之内，有君长之地也。我朝舆地之广，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其东西南北，水陆驿站，里分至到之数，具载《寰宇通衢》，其延袤大略，则如此矣。四夷之驿不与焉。於戏盛哉！

陈后山谓，颖中田理，有横有立。立土不可稻，为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时，见山陕间民，缘路因岸而穴居者。问之土人，亦谓此惟横土，可㔉而为之居，则耐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尝御谨身殿，亲策问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鲍频对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今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永乐中，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灾，群臣有言不宜者，多借口尚䌹之议，可谓不知变已。

唐殿庭间种花柳，观杜诗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郁然有严毅气象。朱子尝言之。国家当阳，殿庭间并无栽植，两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内沿种柳树，御河左右乃有松柏，若圆殿五松，琼花岛诸柏，皆金元旧物。前代宫殿、楼阁、门阙，命名立号多欠慎重，有人间得通用者。我太祖创置，一皆取义玄象方仪，闻之知其为天府也。《祖训》：宫殿之外，离宫别馆，不许营造。神孙万代，守为家法。鲜奇扁榜，自不容侧其间。於戏，是岂前代之所能及哉！

嵩阳县东九十里有山，实产黑铅。山窟穴弥望，铅生山石间。自昔居民裹粮于此，凿以入，随矿脉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探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挟水牛角，贮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补凑。大率日计直银数，星布直疋，视耕弃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惰农，或趋之穴内，深杳险峻，至有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铅气毒人，若深入久探，连月不出，则皮肤痿黄，腹膨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毙。故采者或十数日即归家，稍休复往，如是不止。岁月渐久，婴毒渐深，莫能免于疾以毙。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农弃，衣食所得，亦足自养，尽命而终，岂有冒险致疾之虞。而以此陨命而不悔，利之误人如此哉。

嵩阳因产铅之故，居民多制胡粉为业。其法，铅块悬酒缸内，封闭之四十九日始开，则铅化为粉矣。化弗白者，炒为黄丹。黄丹渣为蜜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资之而得富者。然其铅气有毒，制者必食犬肉，饮酒，以御之。若枵腹中其毒，辄病至死。业久之家，长幼为毒熏蒸，多痿黄，旋致风挛瘫软之疾，不得其寿而毙，至阖户无遗类。吁，可畏哉！而县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继之者，自昔至今，相竞不已也。世之鄙夫，贪目前忘日后，牵于幸得，而甘取祸者，其独此一事哉？是事，孙君原贞曾有说戒其县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为重，致戒云。

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尝言前、涂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

南京守备太监刘郎，自陕西、河南镇守至金陵，贪婪益甚。资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外，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算。郎有玉绦环，直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 春闻诸周少卿子庚，相与冁然。

圆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会胜寺侧。张又新《煎茶记》自述，于僧室得一书，见陆羽与李季卿“论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记》始云，刘伯刍称水之宜茶，有七等，杨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试之，诚如其说。及刺永嘉，过桐庐严陵濑，家人用水泼陈黑坏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鲜馥不可名，愈于杨子南零殊远。至永嘉，取仙岩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书，水品次第，以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冠，而桐庐严陵濑水第十九，又在圆泉之后，所谓仙岩瀑布弗与焉。然则，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轻视耶。张舜民谪郴时，求是水不得，而以永庆寺泉当之，是水既出永庆，寺虽美不足复称。后人特缘张爱，名浮休泉。永庆寺基，今入学宫；浮休泉已就湮圆泉水。春亲口其上，信有异脉。茶记不虚著也。独念盛洪之《荆州记》云，桂阳县有圆水，一边冷，一边暖。冷处清且绿，暖处白且浊。吾郡圆泉水外，别无圆水。水今无此异，岂水脉今与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远地得凿空言之，以诧骇，常情耳。此等记录，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验之，闻见弗信可也。

燕泉，春别号也。郴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东，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数十步耳。泉仰喷沙石间，寒冽而甘，四时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谓之燕者，春燕来时，泛滥东流，合三川水，过游鱼案，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则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与农无功矣。宋折枢密彦质谪郴时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郴，号葆光居士，尝作引春亭于泉上，为杯觞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间。今遗址具存。春顷就故居之南隙，展凿一塘，得青石数段，合之则昔人之所为杯觞者，其折之遗物。数塘引泉流，种荷养鱼，自春徂秋，弗盈弗缩。方兹泉之急田利，春不敢专，及其剩于农也，春独有之，而人不以为嫌，春故于兹泉托是号焉。昔人所有亭塘觞咏之乐，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为，而愧其力之弗能举，且弗暇也。家山别后，重怀丘首，简诸知己，各著文诗，庶以名泉有永云尔。

三代而下，祭法弗备。郊祀之礼，惟我朝为有常，而郊礼之制，亦惟我朝为有体。朱子说宋郊天帝，其数有十。汉时，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别祀太乙，郊台阶级两边足踏过处，中间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颂德焉。其祀典无稽，坛所创置，又草草乃尔。金帛骈肩，将以谁为。此则我祖宗礼制，真万世之所当遵也。

郊坛天地之祀，国初定制一如周礼。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风雨不时，天多变异，洪武十年，圣祖因览群议，独断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旧坛，覆以屋，名大祀殿，每岁正月择日而行礼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献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凡十四坛。二十一年，又增脩坛壝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东西相向，为日、月、星、辰四坛壝。又于内壝之外，以次为坛二十，亦东西相向，为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天下神祇、历代帝王诸坛。每岁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内，群臣以命各献二十四坛。三十二年以后，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文皇并配。

大学士丘浚云：“《虞书》肆类于上帝。所谓‘类’者，纪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类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则地在其中。犹《中庸》所谓，郊社之礼不及后土，注谓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说，始见《周礼·大司乐》，虽曰必顺阴阳，因高下而各从其类以求之，庶得其神来享，然皇天与后土对。六经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并祭，盖即父母同牢之义。而昔之议者，乃以为渎。一年之间，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岂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礼与时，今不经见，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盖成周以建子月为正岁，岁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盖一代之制，后世因之可也，义起亦可也。类于上帝，经有明言。祀典之载于《纐》莫先于《舜典》，舍周从虞，抑何不可？《虞书》之谓‘类’者，安知非当时所称之祭名哉？分祭之说，他经典不载，惟《大司乐》篇有之。《周礼》文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礼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社地旅四望。两处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时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于《大司乐》见之。夫大宗伯职掌邦礼，礼莫重于祭祀，莫大于天地。宗伯吉礼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岂非所行之礼则一，而用以礼神之器则两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裘冕之文，无有所谓祀后土服，岂非合祭天地，其神则两，而主祭则一人乎？《周礼》，先儒尝谓其书非尽出周公，《司乐》之言于乐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于论乐既如此，礼又可深信耶？《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苏轼《非郊议》援此为证，朱子不然之。朱谓此诗祇说昊天不说地，设使合祭，亦须说及后土。考之经典，祭天曰‘郊’，而祭地无其名。《虞书》之‘类’，《周礼》之‘社祀’，皆未尝及后土，岂独此诗哉？”

春按祭法，古人有举其一而该二者，举重以见轻。言郊祀天，则地在其中。言社则稷在其中。《周书·召诰》：戊午乃社于新邑。马融注谓，言社则稷在其中是也。《周礼》封人掌诏王之社壝；州长祭祀州社；《礼记》择元日，命民社；《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是皆言社则稷在其中也。社、稷而并言者，不可胜数，是郊祀天地类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则社稷而不同坛壝也，可乎？苏轼氏曰：“舜之受禅，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独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诗，郊祀天地，终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则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辩矣。《孝经》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则谓之帝。又云，为坛而祭谓之天，祭于屋下谓之帝。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义起之也。东汉正月上丁祠南郊。郊祀，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并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常以二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为郊，议配享之礼，石琚奏宜从古礼。世宗曰：“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今止当以太祖配。”我圣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坛，而加屋焉，则是泰坛、明堂为一制也。列圣相承，皆以太祖、太宗并配，是郊祀、宗祀为一体也。其亦以义起之者欤。

洪武八年十一日，诏翰林院议郊祀祭坛脱舄之礼。学士乐韶凤奏曰：“礼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而举之屏于侧。注云，屦贱空则不敢陈于尊者之侧。长者在堂，则脱于阶下。长者在室，则屦上堂而不著入室。汉魏以后，朝祭则跣袜，惟萧何剑屦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入庙脱舄升殿。太庙中，凡有屦行者，应皆跣袜。唐礼至正旦、冬至，群臣朝贺，上公一人诣西阶，脱舄解剑，升御坐前跪贺，降至西阶，佩剑纳舄。其燕会，群臣应升殿者，礼同宋。《开宝通礼》：太庙晨探馈食，并禘祫，皇帝至东阶下，解剑脱舄。仁宗时，正旦朝贺，中书令、门下侍郎脱剑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时，宋敏求议朝仪，太尉、中书令、门下侍郎解剑脱舄，以次升贺讫，降阶佩剑纳舄。今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及设执事官脱舄之次于坛门外西侧。祭日，大驾临坛，入幕次脱舄升坛。其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并分献陪祭官，皆脱舄于外，以次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依前跣袜就位。祭毕，降坛纳舄。从之。

洪武初，太岁、风、云、雷、雨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俱合祀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有坛专祀。太祖谓非敬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者，十二辰之神。按《说文》，“岁”字从步，从戊。木星一岁行一次，应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为阳，自干至亥为阴，所谓太岁十二辰也。阴阳家说，又有十二月将、十二日时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类，名不经见，唐宋不载祀典，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直于太史院。若风师雨师之祀，则见于周官，秦汉隋唐亦皆有祭。天宝中，增雷师于雨师之次，因升风雨雷师为中祀。宋元因之。其岳、镇、海、渎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岳。东岳曰泰山，四岳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岳曰衡山，西岳曰华山，北岳曰恒山，犹未言五岳。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始有五岳之称。盖以嵩山为中岳也。《周官·小宗伯》：兆望于四郊。郑玄谓四望为五岳、四镇、四渎。四渎者，江、河、淮、济。四镇者，东曰沂山、西曰吴山、南曰会稽、北曰医巫闾。《诗序》曰：巡守而祀四渎河海，则又有东西南北四海之祭。盖天子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而岳镇海渎在诸侯封内，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罢封建，岳渎领于祠官。汉复建诸侯，则侯国各祀其封内山川，于天子无预。武帝时，诸侯或分或合，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时，岳、渎始有使者持节之礼，而海始入祀。魏晋以来，岳、海、渎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为四镇之祀。又以冀州霍山为中镇，于是有五镇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县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岳、镇、海、渎，分东西南北中为五道。

其山川之祀，《虞书》曰：“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周颂》曰：“怀柔百神。”《周礼·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王制》： “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视伯子男。”刘向谓，山川能生物，出云雨，施润泽，品类以百数，故视伯子男。其在诸侯封内，诸侯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晋祭恶池，齐祭配林，是已。秦时通领于祠官，由汉唐以及宋元，又有其馀，纷纷狸沈，不独岳渎也。

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祀遍天下。或赐额庙，或颁封爵，或迁就傅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如镇江、庆元、宁国、太平、华亭、芜湖等郡邑，皆以为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以为灌婴是也。张说《祭荆州城隍文》曰：“致和、产物、助天、育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

今国家开创之初，尝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专祀，又屋而不坛，非礼所宜。唐制以立春后壬日，祭风师于城东。立夏后申日，祭雨雷于城东南。以今观之，天地生物，动之以风，润之以雨，发之以雷，阴阳之机，本一气使然。而各以时别祭，甚失享祭本意。至于海岳之神，其气亦流通畅达，何有限隔，今宜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山川、城隍诸地祗，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上于是遂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祀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并锺山之神，东西庑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元年、二年，皆出上亲祀。三年，始遣官祭。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至日清晨，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严陛御座，以待祭毕。献官回奏，解严还宫。七年，以孟春郊祀。时诸臣已预祭坛内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后择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诸神，上亲行中七坛礼，余坛以功臣分祭。今京师山川坛，建于永乐中。位置陈设一准南京旧制，惟正殿锺山右，添祀天寿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礼官议而与焉者，盖二都主山，且陵园托焉故也。

国初肇祀太岁，礼官杂议，因及阴阳家说，十二月将、十二时所值之神名目，谓非经见，唐宋不载祀典，惟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值于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春按《礼·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也。载诸祀典，孰谓非经见耶？

今世宗时，议郊祀。或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卿范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言，今京师既定于燕，则恒山不当为北岳，而医巫闾之为镇，亦不在北，宜下礼部议，拟改易。尚书耿裕欲从。会官议，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尝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能守法矣。虽然，亦在其上听否何如尔。不听，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国初异坛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诣太社，及配位坛前，献毕，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礼。洪武元年，太祖命省臣议，于社稷上创屋，以备风雨。翰林学士陶安奏，礼，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以达天地之气；若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今于坛创屋，非宜。若祭而遇风雨，则于斋宫望祭。从之。后三年，于坛北建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祭祀。十年，又用礼部议，改建于午门外之右，共为一坛，合祭焉。坛上层上方五丈，二层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随方筑之。先时，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尖，立社坛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

按社之主，古人树以木，后世易用石。盖唐以来始然。然周礼有军社主车。郑玄注谓，军社之主，以石为之，则亦非无所本也。至是，埋石主于社稷坛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垣四面，开灵星门。垣之色，亦就方色饰之。临祭，奉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罢勾龙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终献，皆同时行礼。三十二年后，更奉太祖配神。永乐中，北京社稷坛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后，奉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从《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从《召诰》戊土之气也。因土气以祭土神，于义为是。戊又天田星也。《礼·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传》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传》蔡墨曰，后土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汉《郊祀志》载，汉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载，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语》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众矣，惟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与等也。国朝享祀先农，躬藉田之礼，自洪武八年始，盖于是祀后稷也。

宗庙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汉蔡邕《独断》，所言如此。盖古制也。今太庙，主藏于寝，而岁时于庙，止设衣冠以祀。不知国初儒者之议何据。西汉诸帝，高帝以下，各立庙。元帝时，用匡衡等议，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祠。其馀惠、景已下，皆毁。五年而称殷祭，则及诸毁庙。非殷祭，则祖宗而已。汉犹近古，所谓三昭、三穆之为亲庙者，制已不备。东汉光武再受命，庙称世祖。孝明临崩，遗诏毋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孝章不敢违。是后遵承，藏主于世祖庙，皆如孝明之礼。而园陵皆自起寝庙。礼，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庙非有功德者，不称祖宗庙，称宗者，与祖皆百世不毁。后世共为一庙，庙不必有德者，皆称宗。而曰宗者，亦在亲尽而毁之列。此其失，自东汉始。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及翰林院，祗定宗庙时享之礼。学士陶安等奏：“按礼，古者禴祀、蒸尝、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庙，惟春为然。自汉而下，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又四时皆合祭矣。合四庙为享，亦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礼之中，无烦渎也。”上命春特祭，馀三时合祭。有司请制太庙祭器。上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无谓。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庙器御，皆如事生之仪。”

洪武七年，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为始祖，推本后稷以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举，宜令群臣参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礼部，太常寺、翰林院议，以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从出，可得而推，故禘礼可行。自汉、唐以来，世系无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当时所论，不过袷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袷，非禘也。宋神宗尝曰：‘禘者，所以审始祖之所出。’是则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礼不可行也。今国家既已追尊四庙，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则于禘祭之礼，似难遽行。上是其议。春按，昔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聂从义谓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庙，而行禘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未备也。周显德中，亦尝用其议矣。然不足为圣朝告也。

太庙，国初配享，亲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妃，国初盖失记。南昌王妃王氏，附葬凤阳皇陵，而配享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学士乐凤韶等奏，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

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五典，以为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将作即营陵地，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汉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为椁。时文帝尚在尊位，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又唐太宗昭陵之号，定于葬长孙皇后时。武后合葬乾陵，其号定于高宗初葬之日。其时帝后之陵，初未有两号，其于祭告之礼，决无有也。盖庙号与陵号不同。庙号是易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谥，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则后之嗣王，所以识别先陵而已。故历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欲行祭告神，窃以为非宜。亮曰：“加上陵号，尊归先世。考之典礼，如汉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钦、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盖创业之君，尊其祖考，则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礼缘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为告之是。”于是，廷议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礼。

洪武元年，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上以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诏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及寿星五种，为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里于民，神实司之均其禀性。予统临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兴以来，损伤者众，神其体天之命，多产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恶云云，同前。神其顺天之令，赏善罚恶，使下民知所劝戒。司氏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意兆之数，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与。司禄曰：天生五谷，以养下人，惟人之禄，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馀年谷丰登，生人咸遂。寿星曰：天有赏罚，神实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寿，凶暴者必减其算。故上帝任之，历代之所崇祀。惟神鉴察，以体上天之命。盖寿星旧曾有祀，馀四司肇祀于此，寻废。按周礼，太宗伯以燋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郑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轩辕角。司禄，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秋后亥日，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则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尝无祭也。

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县，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称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县称州若县同。祀风云雷雨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为山川，某府州县，曰某府若某州县境内山川之神；其右为城隍，曰某府若某州县城隍之神；若岳镇海渎，国初定拟，应祭去处，所在官司，又于仲月上旬，择日致祭。洪武二三年，上诏礼臣考定王国应祭封内诸神，而谕之曰：“王国有岳镇海渎，即以岳为正，次海，次镇，次风云雷雨之神。”于是，礼部为图以进，遂颁行之。东海则燕、齐皆祭。东岳、东镇，齐、鲁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晋祭北海。此又古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义也。

南轩张先生曰：今州县祭社，当筑一大坛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为不经；塑为人像，又配之以夫妇，亵渎甚矣。以是观之，宋祭社稷，尝有屋矣。若设坛为主，以祭，以报，以祈，我朝得礼之正，无逾焉。

范文甫尝问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谒庙。伊川曰：“正如社稷先圣，又如古先贤哲谒之。”又问城隍如何？曰：“城隍不与，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张南轩治桂林，毁淫祠。诸生日从游雅歌堂后，见土地祠依城隈，令毁之，曰：“此祠不经，况自有城隍在”。问既有社，莫不须城隍否？曰：“城隍亦赘也，然载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陆游云：“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仪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诏定岳镇海渎，俱依山水本称。城隍神，亦皆改题本主，曰某处城隍之神。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盖凡祝祭之文，仪礼之详，悉出上意。于是，城隍神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礼，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门曰户，人之所出；曰中溜，人之所居；曰灶曰井，人之所养。故杜佑曰：‘天子、诸侯，必立五祀，所以报德也。’今拟依《周官》五祀，止于岁终腊享，通祭于庙门外。”上用其议。岁暮享太庙时，五祀并列庙西庑下，东向，太常寺官行礼。自永乐以来，五祀于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户用孟春。宫内祭灶，孟夏。光禄寺祭中溜，季夏，土旺后戊日。奉天门外文楼前西向祭门，孟秋。午门前祭井，孟冬。宫内祭，皆内官行礼。

《祭法》：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吕伯恭云：诸儒论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礼，以灶代行。门，设酒馔于门内左枢之前。灶，设酒馔于灶前。遣子弟一人行礼。国初，礼部尚书崔亮议五祀，谓群臣则四品以上，祀中溜、门、灶三神；五品以下，祀门、灶二神。当时，并著为令。今官宦家，无复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子谓门人，记圣人祭祀之诚意，而又引圣人之言以明之。所谓“如不祭”者，圣人盖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深《衍义补》言：当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摄行其事。所摄之人，必须气类相通，职掌所系，然后可以使之。内祭当用亲属，外祭当用礼官。不然，恐无感格之理。因举洪武十四年，圣祖更定府州县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职长官行礼，守御武臣不与之事。请朝廷遇有遣官摄祭，亦准此制，而以礼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与，则摄位’之仪，其言有见。今太庙、太社，皆国家大祀，制当亲祭，或不免遣官。太庙，遣驸马都尉可也。近有循次遣及公侯。太社，不遣礼官，而例遣公侯驸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议武臣不与祭祀。礼部言：官有职掌，礼贵诚一，古之刑官，尚不使与祭，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与祭，所以严事神之道，而达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与祭，但不专奠献，而陪祭，固未尝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坛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丧等项有禁。大祀地，内臣避之，以其人经刑，形体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内臣行事。国家每有兴作，俱命内官监内臣致祭，不知刀锯之馀，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与祭；而亲经刑者主祭焉，岂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庙祀，汉、晋及隋，或号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不越公称。至唐玄宗，始谥为文宣王；而至圣之号，加于宋真宗；大成之号，增于元成宗。国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议尊孔子以帝号者。言者所见不一。或谓，宋真宗未加谥前，尝诏礼臣定议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称王，陪臣不当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岂无可易者哉？孔子大圣，有位无位非所损益。而道则配乎天地，功则贤于尧舜。后世尊崇，惟知其为万世帝王之师，何与于周，异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称矣。清臣得罪圣门，至今人心不能无笔诛之忿。或乃又谓，周天子称王。孔子周人也，而称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当再改称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称，诚非有差级。然自秦、汉以来，天子称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为王，迄今然也。圣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则在当时，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谓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称哉。大圣无所假于位，至尊极徽之号，非在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而尊崇之典，则不容不随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国，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圣人弗受。“大成”之云，采于孟子，非无本。出于元制即当弃。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获大行于圣朝；列圣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征于孔子。国朝孔庙享祀，循旧乐，用六佾。宪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谟言，益而为八。百代之下，谁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尝以此议言之于朝，梅福勉其君所谓不灭之名者也。

儒先从祀孔庙，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故于太学祀之。卜子夏自圣门高第，此不假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传经之功，非后世可拟。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辑篇章、训诂文义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盖当时之所取者，在是。故汉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书儒家有公孙尼子者，《汉志》以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为孔子弟子。《史记》云：《乐记》，公孙尼子次撰。李善《文选注》载沈约云《乐记》，取公孙尼子。马总《意林》引刘𤩽曰：《缁衣》，公孙尼子所作也。公孙尼子，盖不啻公、谷比，而亲受业于孔子之门人，其言可补六艺之文，非有功于圣经者邪？唐宋后来，封爵俱不及者，失之于不详考耳。公孙尼子见于信史诸书，灼灼如此。《乐记》、《缁衣》之出其手无疑，于此复疑，将以谁信哉。戴圣之徒，其相去也远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诸传录训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则，公孙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时已失议，而今骤举之殆非所宜。春闻有其举之莫敢废之语矣，未闻缺典之不可举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加封从祀。英宗皇帝朝，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吴澄之祀旋举焉。祖宗于汉、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则悬亶公孙尼子之封祀，行于今日，阐幽发潜，以诏天下后世，岂非□圣朝一盛事哉。

杨雄，宋元丰间，从祀孔子庙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杨砥言：庙庭诸贤，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贼莽，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贤，顾不与焉，殊为乖舛。上纳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顺间，已曾以仲舒从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仪同释奠。十九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加之非号，为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膺扬，而授丹书仲山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闻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及后承平日久，天下军卫子弟，多习儒业。延至边徼，亦或设学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师，勋戚之胄袭爵，及被选尚主者，亦学于国子监。至于各卫幼官，与子弟未袭职者，资多可教。于是，正统初，两京并建武学，因复武成之庙。官设教授、训导，品秩、俸廪如京府儒学之制。奏定条格，储养训习，以备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许应试。天顺间，乃复试武举。成化、弘治以来，间一举行。然但取骑射，及答策大略而已。正德初，始依文举，三年一次，于辰戌、丑未年，文举毕日，开科入试。钦命试官，进呈为录，揭榜于兵部，锡宴于中府。礼仪始隆，法制始备。呜呼！饰武为文则既盛矣。

节祠，张南轩谓黩而不敬。朱子答南轩书云：今之俗节，古所无有。故古人虽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为重，至于是日，必具淆羞，相宴乐，而其节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于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复以其物享之，虽非礼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当专用此，而废四时之祭耳。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义亦必有处矣。愚意时祭之外，各因乡俗之旧，以其所尚之时，所用之物，奉以大盘，陈于庙中，而以告朔之礼奠焉。则庶合乎隆杀之节，而尽乎委曲之情，可行于久远。至于元日履端之祭礼，亦无文。今亦只用此例，时祭用分至，则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烦渎，改用卜日之制，尤见听命于神，不敢自专之意。

俗节之祭，非古礼。然汉唐以来，士庶不能废。朱子谓韩魏公处得好，谓之节祠，杀于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门人记：朔旦家庙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类，皆名俗节。大祭时，每位用四味，请出木主，俗节小祭，只就家庙，止二味。朔旦及俗节，酒止一上，斟一杯。晦奄所谓依韩公而行之者，大略其此类欤。南轩张敬夫废俗节之祭，晦庵问于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阳能不饮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陈淳问行时祭，则俗节如何？曰：“某家且两存之。”问莫简于时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须是自家亦不饮酒始得。”此晦庵不敢死其亲之心也。他日淳问先生，除夜有祭否？曰“无祭”。春惟今人家岁除，必宗族咸来宴会，或当房妻子上寿为乐，其邻里亲识，亦预有馈献之仪，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乌能自安乎？淳尝记先生依婺源旧俗，岁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礼。次日，召诸生馂焉。又记先生以岁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间从来如此。则晦庵于岁除无祭，除夜岂得独不饮酒，不为乐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国朝太庙，岁除行祫祀礼。今士庶家，固不应无除夜祭也。

洪武二年二月，诏脩《元史》。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戒，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等十六人，同为纂脩。开局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上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时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继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信，信不见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脩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七月，诏遣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等处，采访故元元统及至正事迹，增脩《元史》。时诸儒修《元史》将成，诏先成者上进，阙者俟续采补。三年二月，诏续脩《元史》。时欧阳佑等，采摭故元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宋濂等总裁，儒士赵埙等十四人同纂修。七月，续修《元史》成，《记》五十有三卷，《纪》十，《志》五，《表》二，《列传》二十六。凡前书未备，悉补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学士宋濂率诸儒以进，诏刊行之。授儒士张宣等官。赵埙、朱右、朱世濂乞还田里，许之。史氏成书，盖未有速于此者矣。欧阳佑等采访元统及至正间事迹，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纪》之类，恐亦有所未见也。

国朝《太祖高皇帝实录》，永乐初，命曹国公李景隆暨翰林学士解缙等，后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凡经脩进二次。解缙《表》内开，一百八十三卷，计一百六十五册，以元年六月十五日进。夏元吉《表》内开，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十册；又《宝训》十五卷，计十五册，以十六年五月一日进。解《表》今载《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约解《表》语为之者。其云颁修史之诏，在嗣位之初。爰纂成书，实由圣断，谓事贵直，而文贵简，理必明，而义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编劘于岁月。所以见再脩者，此数言尔。《实录》既出再脩，而《明文衡》之人，乃载其初进之表，殆有深意。

律，圣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书也。律不明，则上之仁义隐，而滋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罹辜者之手足无措矣。故律，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读。读斯，求以明之，谁谓明习律法，非吾儒事哉？我皇祖钦定律条，大抵承用晋、唐旧文，文深而旨奥。士大夫乍读，或有所不逮，而况于诸吏胥。故大学士丘文庄公尝言，律须儒臣通法意者为之解释，必使人人易晓，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则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容情卖法，春窃感其言，欲取疏义等作，从通法意者相讨论，弗果。就日耒浈，得巡按陈侍御原习所刻，以资刑官书相示，而未及为之序，乃因原习所刻者，广编为《恤刑书》十二卷，配脩过《备荒书》，统名曰《体民存录》。录成，序之。原习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习也。乃得见九峰胡侍御贵阳所刻《律集解》，为之跃然。凡可以资刑官用法之书，盖于是乎备。而深者睹，奥者露，原习之所属，自兹无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于地下，当为此书抚掌，为斯民幸。而九峰自序顾曰，以资遐陬吏胥传写讲读之便，此岂独为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马公为《稽古录》，朱子称其可备讲筵。夫事莫贵于稽古，言无大于论治，若进言而无要，犹无进也。司马公常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国之要。及英宗时，进历年图，遂载之后序。神宗即位，又以上开，且自谓平生学力所得，尽在于是。其进《稽古录》时，指陈治要，盖有在矣。侍御顾君，在我孝宗敬皇帝朝，进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总论一篇，备典故凡十几则，而论断其下。特蒙嘉谕，留备观览。弘治末年，召见大臣，访求政理，圣德之隆，远俦虞夏，孰谓非君此书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乎？此书援经证史，融古适今，大参庙猷，详及工度，真为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视，春因得披其详焉。重感司马公事与是类为跋于后，而归之。

《群方续钞》，春于群书中所得之方，钞而传之，以续琼山丘先生之所钞者也。蜀唐慎微考诸方书，及经史子传、佛道藏书、药方医论，而附于本草之末，为类证，摭拾多矣。琼山所钞，则慎微前之所遗，而后来人事之既验者。春之续钞，又琼山所遗。后人欲志慎微之为，其不有取于斯乎？琼山钞方，自序感暇日记避难止小儿哭法，而成其帙。春于续钞，盖亦有为。今岁两淮三吴、浙东西民饥，道馑相藉。陶学士大道丸方，可施也。往岁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苏学士圣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春兹实致意焉。又其附书四方，事颇涉异，然宜应灵契，气通理感，殆有未可诬者。览者定不迂之。若类证后名家诸方，则医学多所刊行，专门有成书。在春何与哉？弘治甲子岁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

《金光明经》载香药三十二味。所谓跛者，乃昌蒲、瞿卢、折娜、牛黄、塞鼻力迦、苜蓿、莫诃婆伽、麝香、末擦眵罗、雄黄、户利洒、合昏树、囚达罗、喝悉哆、白及{艸阇}莫迦芨䓖、苫弥、枸杞根、室利、薛瑟得迦、松脂；咄者，桂皮、目萃哆、香附子、恶揭噜、沉香、梅檀娜、梅檀多揭罗、零陵香索；瞿者，下子茶、矩么、郁金、揭罗婆婆、律膏柰、刺柁、苇香、勿路、战娜、竹黄、苏泣迷罗、细豆寇、苦弥、哆甘松、钵怛罗、霍香、嗢尸罗、茅根、香萨利杀跛、芥子叶、婆你马、芹那伽、鸡萨罗、龙华须、萨折罗婆、白胶矩琵，他乃青木也。春使陕西，邢御史劝余食枸杞子粥，刘都御史尝采以惠余。比事竣，乃以所馀惠公差陈进士。有胡进士者，博洽士也。谒余，苫弥乞少许，余曰：“无之。”胡笑：“某乞公适惠陈物耳。”余曰：“‘苫弥’，佛书谓枸杞根，非谓子也。杞根，本草名‘地骨皮’。吾无地骨皮，何以乞子？”虽然，此亦余所偶记，不尔此即“配盐幽菽”之问，惭在春矣。兹书之，亦可以自警也。

旧传张说有“记事珠”。珠绀色，事之忘者，玩珠则复能记。国初，撒马儿罕附马帖木儿，遣使奉表来朝，有“钦仰圣心，如照世杯”之语。“照世杯”者，或曰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则，世诚有此杯与此珠乎？秦皇照胆之镜，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窑，烧造供上磁器。其始抟作涂饰，求其精致一也。开窑之日，反复比量，而美恶辨矣。其中有同是质，而遂成异质；有同是色，而特为异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复能与，是之谓窑变。盖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然监窑官见，则必毁之。窑变宝珍奇，而不敢以进御，以非可岁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莹无疵瑕，色泽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为。民间烧磁。旧闻有一二变者，大者毁之，盏Ａ３２小者藏去，鬻诸富室，价与金玉等。夫金玉物产之英华，圣人贵之。彼磁虽奇，出于所变。大者，上之不得用于宗庙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毁裂，竟同瓦砾；而琐琐者，以供富室私玩，奚以变为哉。愿质于司甄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责，吾不得而知也”。

旧传沈万三家，有聚宝盆事云。在沈氏贮少物，物经宿，辄满百，物皆然。他人试之，不验。事闻太祖。取入试，不验，遂还沈氏。后沈氏籍没，乃复归禁中。尝疑世岂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见宋初人吴淑《秘阁闲谈》云，巴东下岩院主僧水际，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米亦满碗。钱及金银，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过江检田，怀中取碗，掷于中流。徒弟惊愕。师曰：“吾死，尔等宁能谨饬自守？弃之，不欲使尔增罪戾也。”然则，昔人亦尝传此，世界有此物乎？院主之识高矣。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梦与人论字。“俾”从“人”，从“卑”。“使”从“人”，从“吏”。“俾”犹“使”也。为人使者，人所卑。使于人者，为自卑。为吏者，能使人。使于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为人所使者乎？”《传》曰：“从吾所好，其不为人所卑者乎？”夫惟不为人之所卑，斯不为人之所吏。

《云间志》方言，谓人曰“渠”，自称曰“侬”，何如曰“曰宁馨”。谓“虹”曰“鲎”。言罢必缀以休，及事际、受记、薄相之类，并见于《苏志》。又如谓“此”曰“个里”。谓“甚”曰“忒煞”。谓“羞愧”曰“恶模样”。谓“丑恶”曰“泼赖”。问多少，曰“几许”。皆有古意。至于音之讹，则有以二字为一字。以上声为去声，去声为上声。韵之讹，则以支入鱼。以灰入麻，以泰入个。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吴音也。

洪武三年，诏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实。其定为仪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圣、先贤、汉贤、国宝等字，以为名字，宜禁革之。”于是礼部定议，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札称端肃奉复。致平己者，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云家书敬覆，尊长与卑幼，则云书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汉、晋、唐等国号，悉令更之。此事后来不复讲矣。

何子尝夜苦多梦，梦亦复苦数醒。非醉甚劳极，比明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数。梦中未尝不自知其梦也。梦中动静，若于平日不异，必自诧曰：“此梦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与心违，所见非思虑所及，又必曰：“此何为者，岂非梦也？”以是而醒。或梦得大可愿，乐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梦所遇。”以是而醒。梦诸怖畏，及所可恶，情感不伦，理未应然，必曰：“是非佳梦，何必久之。”以是而醒。梦历异境，参会古人，议论非常，增广耳目，必曰： “奇梦乃尔，安得长会。”以是而醒。梦有所与，必曰：“梦与人物，胡损于余。”有所受，必曰：“受所梦物，于余何有。”以是而醒。梦饮食际，必曰：“我饥固宜梦食，缘渴梦饮。”以是而醒。梦飞与坠，疾走动心，必曰：“梦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梦，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识相扰，势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梦类所闻旧占梦事，必复念言此当某占，某当此验，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间，盖几梦焉。梦而竟其始末，不自以为梦，而亟醒者，一夜数十梦之间，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来日，无不验也。何子昼而叹曰：“吾殆有梦疾乎？孰能治吾疾，使无梦乎？吾闻至人无梦，愚人亦无梦。吾不能进于至人，吾何以不自愚乎？前辈达观，以大梦譬处世，吾昼不知处世之为梦，而夜梦中乃独知梦焉。心眼益扰，非吾之疾乎？”或闻之曰：“先生多梦，而数醒，惟其知梦也。知梦则不惑于梦，不惑于梦，其肯惑于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无梦？先生而知梦也，移梦中之所以知梦者，以处世，则即知所以处世之梦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区区于梦、醒之别，昼日所验之事，梦乎？醒乎？其别几何？不惑于梦，而惑于醒，是惑于醒时之梦也，是非知梦也。是则，梦之疾也，先生其谁使治哉？其谁使治哉？”

京城夏月，蚊多处，人苦于宵噬，百计薰逐，不能成寐。其无蚊处，虽帐幕可无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数家，而彼此悬异者，春僦贷移徙此地多矣。巷陌琐碎，不足缕数。顾学士谓春曰：“此异岂独京城，吾乡淞江，某方蚊多，某方蚊少。某门外城河中可里所，绝无一蚊，群人暑夜，尝移舟避宿其间，其所以无蚊之故，固不可推也。”春因记梁元帝金楼子云，荆州高斋，盛夏之月，无白乌，余亟寝处其中。及移余斋，则蚊声如雷。数丈之间，如此之异，然则古人尝怪之矣。

春同年方给事矩，尝以小鱼鲊饷余，一筋千头，曰：“此吾乡浈池物也。”唐段公路《北户录》云：恩州出鹅毛脠，其细如虾虫。岂此类耶？

吾州制字柳以多木名，其木槠为贵。其为树，四时无改柯易叶，质性坚于桧柏，伐而材之，虽百岁雨淋日炙，弗蠹弗腐。作屋置以当风雨之冲，棺在土与石椁敌。此槠之所以为贵也。槠树岁结子，其子小者，小于榛，味如之。大者，大如榛，而味苦。土人取为果实，谓小实者为圆珠槠，大者苦珠槠，以此分二种，其材固无异也。按《山海经》，前山其木多{者卑}，注谓其树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难腐。“{者卑}”岂即此槠邪？

《玄中记》，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复，创即愈也。叶文庄盛《水东日记》，庄浪有饕羊，土人岁取其脂，非久复满腹。盖地接西蕃偏方，气使然尔。文庄尝官陕西，所言必其所见。春使节经武威时，恨不及询之。“饕羊”可与“及牛”对。叶谓地接西蕃偏方，地气使然，余考之《玄中记》，信然。

神木厂所苫大木，皆永乐中肇建宫殿之剩物也。其最巨，有樟扁头者，围二丈，长卧四丈馀，骑而过其下，高可以隐。近年覆芘不时，风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当时殿阁之用，如扁头类，吾不知其几。或谓当时无扁头类者，因其大无对，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称，或谓非常有之木，朝廷所特采用，故特云耳。春桉，曾西墅棨作《工部尚书河南宋公礼墓志》云，永乐初，议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于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闻，诏封其山为神木山焉。然则，厂之得名，岂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乐四年，工部尚书礼，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于马瑚府，计庸万夫力，刊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达于坦途，所经声吼如雷，巨石为开，度越岩阻，肤寸不损，百工顾视，欢哗踊跃。事闻，廷臣称贺，上遣官致祭，封其山为神木山。诏有司建祠，岁月祭享，以答神贶。盖其详如此。木生于山，自萌蘖而拱把连抱，不中厄于斧斤，仆于风雨，克历千数百年，以待大用于盛世。神之所以卫闷嗬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诏求而奠皇君，灵应聿见于昭有赫是，岂寻常耳目之所能测哉。韩退之所谓，山川之所钟，灵气之所感，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者，当复何如。人材生世，偶运应期，栋明堂，梁法宫，岳降之神，信非偶尔。而适然之数，亦偶有弗合者。木之斧斤风雨，不获于材显者，吾无论已。幸见采于上称神木，如樟扁头者，宜大矣。而又不免置诸散地，有朽腐之患，岂不可重为人材一太息耶。

汉高祖过柏，人欲宿，心动，问县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后贯高事觉，武帝微行，至柏谷，遂为老父所窘，其得免，幸尔。后汉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卒。唐马燧讨李怀光，引兵下营，置埋怀村，喜曰擒贼必矣，果然。辽主德光伐晋，回至杀胡林而亡。宋吴璘与金人战，大败之于兴州之杀金坪。近日，广西马参议玄，与都司同姓某征徭，至双倒马关，皆为贼所杀。江西宁贼反，至安庆兵败，州泊黄石矶，问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对。江西人呼黄如王音，贼叹曰“我固应失机于此”，已而就擒。

春族兄指挥铨，旧为人祈祷，事多灵验。春尝戒之曰：“兄何得与巫觋竞能？况生名家不宜为，官尊不宜为，兄固无所利也，何为为此？”族兄曰：“吾一念偶著于此，不自禁也。而能巳岁早起群疾，庶几所谓济物者事，吾固无所利也。吾此术受于陈道人云。”凡授此术者，誓于神，事后不得一毫受赂谢也。一受赂谢，后无复灵验矣。春因其言求之他巫，亦然云。然则此术，不又有胜于今日衣冠中之所为者邪。

《东轩笔录》，费孝先卦影，应者甚多，士大夫无不作之。独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验于事后，何足问邪？春闻今闽中九鲤庙，问梦，梦多奇验。然始皆不可晓，事后乃悟，抑何用梦为也。

弘治戊午夏，京师西直门，熊入城。守卫者不知觉，有被伤者大司马钧阳马公谓野兽入城非宜，既参问守卫者，因乞严武事，以备盗贼。春谓同列曰：“熊之为兆，既当备盗，亦须慎火。”同列莫晓，未几城内在处有火灾，礼部毁焉。或问余，此于占出何书？春曰：“余不晓占书，曾记宋人，记绍兴己酉永嘉灾前数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则谓其佐，赵允蹈曰：‘熊于字，能火，群中宜慎火烛’。果延烧官民舍十七八。余忆此事而云尔，不意其亦验也”。

春按洛阳，闻人云：郡治南，昔有两农而讼一石于府者。其一云，“己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己田中”。知府令舁石来视，则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其时正乙亥，知府南郑虞廷玺。虞谓此必出康节窝，即安乐窝也。因就所得石，虞倡民建康节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载虞所建安乐窝记文，郑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为九贞观，元季毁于兵火，景泰之甲戌，虞来为守。明年，访得观遗址，于禾黍中，得残碑读之。知康节昔日夏居安乐窝者在此，于是为先生祠。未尝及石上十九字也，岂其事妄也，抑实有，而郑特讳不言耶。余观风之馀，不暇究也。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官命。官是数起处，然星辰明陷，一以官禄为主。就官、禄二星而论，又禄为主。禄多者富，官多禄少，虽贵亦贫。昔张南轩，论朱晦庵命，判“官多禄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辞官，文字甚多，贤者于此，盖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无，春不暇究。曾记一谈星而多中者，谓春“官实胜禄”。余贫其不免乎？今日有相者来，谓余“禄胜官”。其法自髭髯论之，上为禄，下为官。多髭而寡髯者，主富且寿。春掀髯曰：“措大乃复有此拗命，口上毛子勿言黔雷戏余，余徐验焉。”

逆瑾时，人才无论矣。消磨世界，今何以异昔。百官差除，曾无一久任者。内之侍郎而下，员外而上，外之布政而下，知县而上，二三年间，奔竞者，必显擢；恬退者，亦左迁。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今日人才，其皆孔子之徒欤。张咏在蜀尝云，只一个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谁当念之。

云南、广西，在处土官割据，蛮洞彼此仇杀，胎患地方。朝廷每下抚巡司府官员抚谕，动经数岁，不得停帖。是虽夷性酷拗，亦抚之者多贪利之人，以养成之。如云南木邦、孟养，广西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过一狗，乞与一大骨头便去矣。”今日缙神，遇骨于地，不狺然而争者几人。悲夫！

一友人不得志，自讶云：“骂声成风，谁忍扇此群怒；浮谤如川，事实源于小忤。泣隅兮，人不汝恤；叫阊阖兮，汝徒自若。眼昏多泪，盍内流以润腹；齿恶舌存，不如缄口而无语也。”

人之所谓贤者，谓有才也，谓有德也。国家之所为求贤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与德，在人无不见之其言与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时，上之人隔于势分，不能一切知之，是故属诸有司，试其言于科举之场，而占其行于选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观其德也，亦可以观其才也。科举以文字第高下，而经取其一。于前列称魁元，选任进士，依甲第名次。而台谏，独擢于不恒名要职，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预以其才与德而望焉者。考课之法，肇自虞世。汉宣帝尝诏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我朝，考课一本诸古。官满三年，乃一考。牌册备书任内行事功绩。属官则先考于其长，书其最目，转送御史核焉。亦书其最目，然后以归吏部，稽其治状，为之殿最，则此又风宪之所当有事焉者。然则，进士之选与为魁元，擢要职而适及考课际，可无以自表见者邪。

吕居仁记前辈言，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意。春尝侍西涯先生，论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临下，宁遽一一中节，惟尽心岁月，秤停自熟。若公子性，虽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无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辈生而富贵，人已别眼待之；既膺命服，犹习纨绮，故态奢傲自恣，竟挂清议，小惩大诫，非不幸矣。独念今班行中士夫，在诸生时，高谈古今，历诋卿相，孰奸孰贪，孰谄孰谗，孰为蔽贤，熟为素飧，孰为附势，孰为弄权，孰与世浮沉，孰模棱两端，心有定见，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迈往之气，正正堂堂，必此是惩，莫或免焉。及错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复持旧论者几人？宦成伊迩，患失弥深，能复存初心者几人？为卿为曹，去奸去贪，去谄去谗，不蔽贤，不素飧，不附势弄权，不与世浮沉，模棱两端，而见訾于后来者几人？若而人趑趄嗫嚅，弇娿<骨委>骳，弃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国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无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才足以祸己；无秀才性者，似可无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将至于祸国。”先生抚掌曰：“有是哉”！

宋时，郡县岁收，朝廷应入钱粮之外，又有一种入库公费钱，不知何项辨此。州郡库公使钱，所谓无碍官钱，官得使用，如佣钱、搬家钱之类，于此取之。而有司又得以为送遗、饯宴过往官员支费。吕居仁《官箴》云，当官取佣钱、般家钱，多为之程而过受其直，所得至微，所丧多矣。殊不知此数，吾分外物也。其送遗人者，朱子作郡，亦尝用来，祇是用得分明，随官高下多少，定为之例，不至如他人，并缘为奸，且以市私恩耳。《语录》云，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用钱并无分明，凡所送遗，并无定例，但随所向为厚薄。某问胥吏，向时直是如此。于是立为定例，看何等官员过此，便用何等例，送与之。自后遂得公溥。凡入广小官，亦有五千之助，以此观之，库积不为不多，岂即今问刑取赎物耶，抑均徭岁剩数也。朱子言，当时经总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有被知州瞒匿，通判更不敢与争者。今日无经总制钱额。客引钱，有有处，有无处。田产契钱，在处皆有，而不甚多，有司谓之堂食公用，岁终库数，十无二三。其问刑取赎，及均徭剩馀数，法应入库，一毫不许擅支。然龌龊掌印相承瞒者，不为少，不知当时何以能辨此。今有司，钱粮合征外，在法不许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门，行移府州县，所谓动支无碍官钱者，特浪语耳。今欲辨此，非难事，然必爱民惜财，廉而有为者，乃可致之。郡县栉比，安得皆其人乎。若过往官员公差人役，无动官钱，以送遗例，有司于此，但只责在见役里甲、头会箕敛，雇夫、雇马、买办下程，种种出备，冲要道路，日费不可言。国禁虽存，人情难柅，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穷也。

五代晋天福间，南唐括田定赋。每正苗一斛，别收三斗，与民盐二斤，谓之盐米。随苗附藉，朱批带纳。后周世宗，取准盐场入周，盐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七年，运使陈靖，元丰五年，提举刘谊，皆言此民病也，法当豁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为六斗八升二合，民力大屈。绍熙中，在处守臣，先后建明，陆续均减。而在饶者，迄宋末始除。事载马端临《减苗记》，可考。虽然，此事在宋，特故属南唐诸郡地然耳，他州无此害也。国朝班户口食盐于天下，而岁收其钞，曰“户口钞”，盖以盐课钞也。今盐不班，已数世矣。而民岁出折银钱，户口钞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无一人言于上者。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已。

役法难均，前代己不能无病。于是，朱子尝言，乡有阔狭，富豪有多少。狭乡富豪，仅仅自足，一被应役，无不破荡。惟彭仲刚作临海县，先计其阔狭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虽非法令之所得为，然使民宜之，终不能变也。春按，彭之所为，今法令无不可得为者。顾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户列九等，门分三则。乡乡不能无上、中、下户。虽上上户，不能无中下门。所谓富豪，有在此乡称上上户，而曾不比于彼中上户者。有在彼下上户，而可当此上中户者。为州县者，若只计其阔狭多少，而不计其事力高下，概加通融，亦未见其能均也。马廷鸾《并都记》引晦庵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祇是众擎易举之术耳。并都、并里，今日乃极不得已事也。

洪武十九年，议定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行间工部侍郎秦达，复议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藉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工部听拨，免其家徭役，著为令。于是诸匠便之。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门，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纸之半，照各地方编写字号、押印完毕。外号底簿，发诸有行都、布、按司，直隶、府州、卫所收掌。内号底簿，并勘合纸本，衙门收贮。凡行移在外事务，发勘合科填写号纸，下各地方，比照朱墨字号相同，将开去事件，奉行完报，如号纸尽绝，照字号编接如前。各该司府州卫，候年终，将发去勘合，并底簿折粘，具本奏缴。仍具青册一本，送原发衙门，以凭稽查比较。此即刻木剖竹，革奸弊之符契也。始时，半印纸，交藏内府。临用赴领。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年，丰城典史马坚言，今置勘合，为券印，以字为号，次第书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征收必合而验之，同然后行，甚得革弊之道。近闻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辄加棰楚，而其事反害及于民。伏乞增置勘合，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事毕，缴报所司，亦必不敢轻发以病民。而凡事务，亦不至久旷也。今日之事，亦顾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莫详其制。窃议唐时诸司，因官置印，决已非一。宋时，凡各衙门，长佐官员，皆有印。官有员外置者，系兵刑及专达与给纳官，一切文书，各用所请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诸司往往借用旧印。有以不便请者，又因费重而止。或问，朱子奏状，还借用县印否？曰：“岂惟县印，县、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请印。时有指挥使，并一道家印，胥吏得钱方给。”足知当时县簿、尉官，亦必有印方行文书。朱又云：“其时有县丞用漕使印者，盖诸司旧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计。”唐、宋间人，会际非常，倒用印以济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恶长奸者，亦不可胜数矣。我国朝，建置诸司，司置一印，以长官掌。长缺则贰署。政繁之司，官则虽多，印无二。京官十三道御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事、佥事分巡，有分巡印。于本道、本司印，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等官，出而抚视行勘，则给关防。关防之制，又自与印信别。我朝制度，过前代者，此亦一也。

教学，于王者之务莫先焉。成周遗册足征也。二代以降，汉、唐、宋为达治体，而汉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兴太学。唐仍魏制，始郡县有学。然唐郡县，未闻有专官于学者。宋庆历间，始立学命官。时宋已四世矣。我圣祖太学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诏天下府州县，遍葺黉舍，无遐僻，官为师，定以员，有长教焉，有分教焉。盖欲挽二代以降之滔流，而楫之以溯古之帝王之所为治。文治之盛，不俟积久而后明也。学官之任，于今其不既重矣乎。今之士者，奈何举卑学官，仕而任学官，辄惘然不满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祖宗时，学官之选，加于诸执事一等，人皆以师道自持，节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礼。而今多不然矣。噫！当事者，不知学官之任为重；任学官者，其有能尽其职，以无负其任之重者乎？噫！尽其职，无负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师儒之职，固君子之所乐为也。今之时与祖宗时异，君子居其任，顾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期可矣。

书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县学未立时，硕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学校遍天下，文教熙洽，而书院亦所不废。盖家塾、党庠、术序，皆所以为成德达材之地，揆诸古法，近民之教，不厌数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贡”。科举、岁贡皆出自学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难易迟速，不同焉。称荐乡书，奏捷礼闱，登名进士藉，即受美职，公卿大夫可阶陟也。在学校，视食廪为资需次。而贡常例，府岁一人，州三年二人，县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礼部，送内府试，就校官者，则重试；不者，送监肄业，送各衙门历事，送吏部附选。假归俟取，率十馀年始沾一命，与州县佐而止耳。科、贡之途，相去如此。嗟夫！暗暗啾啾，士游黉舍中，孰不以得隽科举为志。志不能皆遂，于是乎，岁贡虽富学识，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犹正途也。仕有难易迟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学识而难且迟者，不有命乎。

宋开宝初，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往来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及后法废，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宋初，远郡小官致罢，多芒屡策杖以行。不幸丁忧解官，或离任不能归。咸平中，诏川、广、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盖恤小官意，然非礼制所宜。我朝统驭四海，川广通舟之地，官必南人。云贵地方，陆路艰险，小官选授，法许给驿，任者不惮跋涉。举人新中，赴礼部试者，俱得以公据给驿，法均厚矣。旧举人，云南又独以远驿，给脚力，佗处虽不然，而乡贡黜于礼部，亦有进用阶。非如宋，不中复回，有重解苦也。

礼部会试天下，国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为言。上乃命翰林儒臣，复择下第举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试之。擢韩克忠为第一，仍赐克忠等进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则皆北人也。明年，再试寄监下第举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谕、训导；不中者八十七人，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盖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国朝进士，惟永乐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太宗命近臣，拔其尤异者二十八人，赐名庶吉士，俾入文渊阁读书。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陈，诏特许之。诸人日游中秘，食于大官，月给膏烛费，上间燕之。顷驾亲临问，时举僻书疑事，以验其学，激厉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选，至今论者，亦惟是科为多得人。今考求之，其名业自王文端、王文安、李忠湣、暨文襄四公外，罗侍郎、陈祭酒、李布政，人知其贤者，余亦不尽知也。

曾状元棨，在翰林时，有邑人入奸党事，当累及。太宗特原之，谓曰“朕惜尔才也”。曾所居，近西长安门，家不戒火，延及禁垣，上为置不问。其受知如此。刘子钦当时极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谪广西南丹，终太宗世，始起为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寿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寿，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数得耶。李忠湣之大节，固有科目以来人物也。张宗琏者，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壮奔走哭于庭，皆哀具仪，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数千人。后数年，民不能忘，作庙江阴之北君山，至今岁时祀焉。夫进士得人，如张亦足以不朽矣。寿考禄秩，系乎天，君子论人，岂其寿考禄秩为丰歉哉？客有与春商及近来科目士者，因举是科，吾所知者告之，余请例推。

宋太宗朝，吕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仁宗朝，韩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洪容斋云，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桧柄国，而子熹、孙埙，皆于省殿试，冠多士者异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谟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为同族，嫌而抑，置于后，桧无足论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为嫌。景泰间，都御史王文子，乡试弗第，至自讼焉。春目所及见者，孝宗己未科，武宗辛未科，阁老皆有子入廷试，其父引嫌，不预读卷，其子并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后，官已文武异秩。汉官阶秩，品则武高，权则文重。魏晋而下袭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骑步名，有秩之文，而亦类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挥、副指挥，以兵马司名，有秩之武，而实用于文者。汉长安四尉，城东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盗贼，伺察奸邪，魏晋而下袭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虽视汉小异，然犹选于吏部，为品官，至五代而始废，宋之有尉，增置于开封、祥符两赤县者，则今之兵马指挥司是也。宋初，并用选人，后改差武臣。元祐中，苏辙以为言，复仍其旧，我朝，改胜国万户为指挥使，次之为同知，为佥事，皆武臣之秩，而选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马指挥使司，司设都指挥、副都指挥、知事。后改兵马指挥司，分五城，设指挥、副指挥，革知事，增吏目。职专京师巡警等事，所属地方，盗贼争竞，风火街渠，凡各衙门，事须捡覆，无一不在其所当理。前代尉之设，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马指挥、副指挥，则独设于京师。县不免制于府，而此官则独为一司。尉不免杂武臣，而此司一选于吏部，皆学校科贡之英。然则，今日此司此官之设，有武之品，有文之权，固非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挥使、同知、佥事之所能恩也。春惟古今官资，有秩之文，而亦类之武者；有秩之武，而实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别白而言之，后将何考焉。故因曹君之蕲，而为言之如此。

武职，在国初，非有攻城略地之功，虽千百户不轻畀；非从征而犯事者，至子孙亦多不世袭也。故指挥以下，及镇、抚、千、百户之亡故者，官为造坟安葬，致祭有差，其子孙优给俸例。系阵亡、失陷、伤故、淹没者，全支；边远守御出征，并出海运粮，病故者，减半。盖锡之法当厚，而又有节如此。世袭子孙，亲弟侄，未及二十者，袭职。至年二十，乃比试年及者，即与试。初试不中，袭职署事，食半俸。二年后，再比，不中者，降充军。其法不得不严，又如此。国初，武职虽世袭，法不滥也。武职之滥也，其自永乐始乎。革除年间，卫所官旗军，有称奉天征讨守城、征哨、拿人有功，升职者；有称全城归顺升职者；有称江上朝见，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恶、逃叛等项，俱作奉天征讨名目，升职者。永乐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有功升职者，为新官，子孙年十六，出幼袭职、替职，免比试。三十一年以前者，为旧官，子孙年十五，出幼袭替，俱比试。永乐元年以后，与旧官同。兹令也，所以厚诸奉天征讨者，又如此。武职之滥，其始于此乎。正统十四年，有所谓被虏走回遇驾拿马者。天顺初，有所谓夺门迎驾者。或以升职，或署试而得实授，承袭，往往有之。虽然，此犹我祖宗于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许后为例者。今日之事，冒功买级，纷纷于天下。权门势豪，乞养奴隶。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万里，一有征进功赏，文册必鳞次其名焉。官升不极，其任不止，而子孙则又皆世袭也。武职之滥，其极于今日乎。呜呼！

武职冗滥，京师为甚。俸给不时入，非善治生顾行检者，往往捐俸预贷于人，比关给时，升勺皆人物也。本卫军士，有子本家，其亲管官旗，至俟门而仰面焉，冠屦倒置，无人为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马始禁各卫所官旗，不得预指俸粮贷钱，其富者，不得写人俸粮，以营利息。欲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贫富偶俱怨其不便，其禁遂革。昔宋临安宰到任，揭榜民户，不得还私债，意亦在于抑厚利，以恤茕独。已而，妇人剪发入市持，男易斗粟，鬻卖农桑之具，流逋纷然。遂复揭榜，令上户放债。惜乎当时，无以此为大司马计者。此事其真无可救之术邪？

京卫上二十二卫，称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都督府。锦衣与旗手等卫并同。然其卫，洪武十五年，自仪銮司改置，故所隶，又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役。其职掌，直驾、侍卫、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卫镇抚司推鞫。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卫官，皆得罪，将本卫刑具烧毁，以所系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乐后，北京照例开设，职事仍旧，而任遇渐加，视诸卫独异。凡奉旨提取罪犯，本卫从刑科给贺帖，都察院给批差官，则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尝得专也。镇抚司，掌问理本卫刑名，始亦与诸卫同，而兼管军匠。后专设镇抚二员，专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铸印信，各为一司，今谓北镇抚司者，非祖宗制也。凡问刑，洪武旧制，径自奏请，不经本卫。凡鞫问奸恶重情，奏请圣断，或奏送刑部拟罪发落，内外官员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参语。则廷尉之评，亦未尝得挠也，今日之事，其孰有问之者乎。凡同厂及本衙各处，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从公审察究问，务得真情，若有冤枉，即与辩理，不许拘定成案，滥及无辜。此令去今几何时，法司于东厂及本卫之所送问者，不敢一毫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抚司之参语者乎？呜呼！

事由势为缓急，以机为进退。曰“缓”、曰“急”，势也；缓急之际，机也。势有二，而机为一。故论事者，贵辨乎势；而善处事者，必审乎机。吾郴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于盗贼之为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于用兵者乎。此其事，势之急，与其机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贼出兴宁，随犯吾郴。己巳之春冬，桂阳、桂东、宜章、永兴诸乡邑，遍遭蹂躏，岁无虚月，暨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灵，皆汤火惊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不敢弛装久矣。长沙、宝庆、衡永、荆襄、辰靖之兵，为之奔命，前僵后仆，甲生血鳞，胃养疮虱，寒暑暴露，旷日逾时，劳苦而功多，其谁乎？中间事势更变靡一，岂不屡有可乘之机，而三载于兹，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将士。始之失，而终之得也；甲之丧，而乙之成也。缓急之际，进退之宜，谁以执其论，谁以专其处，而事以责其人，而功以归其身。呜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势，而可以兴举；未有不审乎机，而可以收戢者也。是故，明者于势辨之在蚤，智者于机审之在微。壅滔天于涓流，扑燎原于星爝。足驻峻阪，耳掩迅雷，以适是势，而投是机。其视民患，急于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声茂烈，取捷旦夕，此岂寻常行伍，悠悠迷瞀之徒，所能辨哉。呜呼！畴曩吾弗论已。今兹以往，地方不犹有当处者乎。吾尝有疏闻朝廷，吾不能谓今兹可安于无事，而习畴曩之坏于无备也。

春顷衔命，三边将官，副、参将而下，随行境外，彼已装束，与诸军同。军士衣甲鞍马之类，皆与边地塞草一色，有警易于按伏故也。将官服色，不异军士，临阵对敌，使贼不得识之。万一遂陷不测，犹得绐而脱也。西魏河桥之战，王思政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久经军旅，每战惟著破衣敝甲，敌人疑非将师帅，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善射者，十士攒射，欲不毙得乎？”孝祖果于阵为矢所中死。昔卫懿公，不去其旗，以败于荧。关云长望见颜良麾盖，而得刺之于万众之中。故鸷鸟将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战必锦袍绣帽，出入阵间，使贼识而畏之。宋韩世忠之战淮阳，亦锦衣骢马，立阵前，以示敌，且遣人语之。何也？将非李、韩其人，而效之，几何不以身予敌耶？

春往使陕西，见西安城上，旧贮铁炮，曰“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军中久不用。余谓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载，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举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着铁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发炮裂，铁块四飞，故能远毙人马，边城岂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烧者，用之虽不若铁之威，军中铁不多得，则磁以继之可也。飞火抢枪，乃金人守汴时所用，今各边皆知为之。不著。

宁夏近作战车，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设一牌，以卫人，箱上横两枪床，左右附两铳，俱孔达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则为车，前脚行，则铁钩约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竖。车近身为绳袋，袋搭什物。临战时，枪铳之类，惟四人便之。入夜下营，人与车从。车之取于战阵，大抵防冲突耳。然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国初，中原地，兵兴之后，田多荒芜者。太祖命省臣计议，民授田，设官以领之。省臣议，置司农，开治所河南。司设卿一员，小卿二员，丞四员，主簿、录事二员。从之。其后六部并建，司农属户部，各省设布政、参政等官，于是革去。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书，教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一垄。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兹盖生道杀人，虽死不怨者也。

宋程必，绍熙中，主临安府昌化簿。时邑酤额重，榷禁严，有种秫者，官不履亩而籍，民以为病。必言于御史，奏蠲其额，百里德之。种秫加税，盖宋时法如此。我国初，亦禁种秫，此禁酤首务。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下令曰：“余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军国之费，科征于民。吾民效顺，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取之过重，心甚悯焉。曩因民间造酒，縻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稍平，或以为颇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有生，庶几万民之富贵也。”后酤禁开，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贡，岁额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福建为多。天下贡茶，但以芽称，而建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则建宁为上。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如宋蔡谟所贡茶例。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复其户五百，俾专事焉。事责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户不堪。于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宁上供茶，听民采进之诏。只此一事，知祖宗爱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资生乳酪。然食久气滞，非茗饮，则亦无以生之。番饶马而无茶。故中国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黄。此中国之利，茶不可无禁也。若守边者，不得其人。不通赂商贾，纵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横科番马，既亏国课，又启戎心。洪武中，我太祖立茶马司于陕西、四川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国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领受，俾为符契，以绝奸伪。诏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认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极刑。民间畜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三十年，敕兵部，遣人赍谕川陕守边卫所，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一体申饬。时驸马都尉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倚势横暴，所在不胜其扰。而藩关大臣，皆奉顺不敢违。伦令陕西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州。伦家人周保者，索车至五十辆。兰县河桥巡检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闻。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官、河桥吏，特嘉劳之。曹国公还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馀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给京卫骑士，国初之法如此。永乐十三年，遣御史三员，巡督陕西茶马。正统十四年，停止茶马金牌。后每岁遣行人四员，巡察私贩，自潼关以西，至甘肃等处，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今法之行，非复国初，而所得之马，岁益微矣。

盐之贡，载《夏书》。掌盐之政令，见《周礼》。当时，但以共用不籍为利也。管仲相齐，正盐䇲，利源始开。汉武置盐官，盐于是有禁榷。后此有国家者，于常赋外，必资焉。北魏时，甄琛乞弛盐禁，元勰乞如旧。宋儒谓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泽之产，尽捐诸民，不可欲尽，属官则亦未宜。惟于官无贬，于民无伤，上得资以富，下又得资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举天下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增至六百万馀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盖刘晏规画之力，晏于国计，大较取济江淮。宋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之二。绍兴末，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为钱六七百万缗，议者以为，一州所入，过唐天下数矣。然建炎盐直，视乾元所榷，贵三四倍，而缗钱轻甚，其数多寡不足量之以为盈缩。乾道间，叶衡奏，今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则宋之仰给于盐，固犹唐也。衡又云，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皆私贩之害也。今日之盐，煮海者，偏东南，煮井、煮卤种桑者，出西北。属转运司者六，属提举司者七。转运司，岁办引盐共二百十万有奇，而两淮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实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据两京之间，行盐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诸他司，又最广远。所谓私贩之害，不有宪臣临之，其能免乎？

我朝自设转运以来，尝差监察御史，分闸盐课。宣德十年，差御史于两淮，提督军务，巡捕私盐。其后，岁每一差，以扬州为驻节地。扬州有巡盐察院，当自正统间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两淮盐法，未几，仍改巡盐。自是，以巡盐兼河道事，盐法之任益专。查盘、清理、纠治、兴革、文武官吏，一听其条约，非如始命专巡私盐而已。然则，临是任者，不有因时制宜，通变之才，其能胜乎？淮盐至正德间，十九入权奸之漏卮，无复有法。嘉靖改元，宪臣始克拯敝，而贪商钜袋，五倍其重，法亦非旧。越四年，乙酉，戴君奉今天子命，理盐法于两淮，慨然曰：“兹国家之所仰给者，犹唐宋也。兹法于祖宗旧，凡再变矣。吾其敢三变乎？然必少为之所乃适。”既加注厝，又慨然：“袋额价增于最，额数不广，重有卖窝之弊，三弊弗祛，盐如何不贵于昔。此亦吾责也。”明年，条约既布，牢盆改观，官吏咸服，商与灶丁无隐交，私贩屏迹，局算益饶，边储克充，穷民不淡食，是皆君通变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谕天下，凡公、侯、驸马，奉命出使，其随从，及诸藩府使人，无符验者，不得擅给驿传船马。又命兵部，遣使藉杭、湖、严、衢、金华、绍兴、宁波，及直隶徽州等府，市民富实者，出资市马，充凤阳、宿州抵河南郑州驿马户。今河南有市户马，是也。是年，河间阜城驿马户，以孽生马来进。上曰：“马户应役，惟仰于马，然刍豆之费不轻，故尝命兵部榜谕，凡驿孽生，听民出卖，今复来进，何居？”遂还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曰：“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法’、曰‘瑜珈’，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违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居，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翻译已定，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谯，亦不许拜奏请词，各遵颁降科仪。民有效瑜珈，称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领。除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不许，毋得私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备路费，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验实，不同者，拿送有司，民问充军，不许收留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民罪。年二十以下，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许。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沮令者，皆治重罪。永乐六年，令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山做工，毕日就留为民种田，及庐龙牧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谕礼部，将洪武年中严禁，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约游方僧人，凡僧道住持，敕建寺观，许二人；敕赐并在外寺观，各止许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汉人出家，习学番教，不拘军民，曾否关给度牒，俱问发原籍各该军卫、有司当差。若汉人冒作番人者，发边卫充军。

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头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元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弘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宣德二年，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原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伶佑，一体治罪。成化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原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二年，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当满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洪武元年，上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宋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苦，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岂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已，朝退雨，有二内使，干靴行雨中，上见，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脂，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奢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洪武四年，中书省臣奏议，宦官月俸，宜量给米三石。上曰：“内使辈，食衣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

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内使于宫城门内相骂詈，先发而理屈者，笞五十；后骂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铃束，抵骂者，杖六十。内使骂奉御者，杖六十。骂门监官者，杖七十。内使等于宫城内斗殴，先斗而理屈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后应理直而伤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铃束，而殴之者，杖八十，殴伤者加一等。殴奉御者，杖八十。殴门监官者，杖一百，伤各加一等。其内使等，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凌迟处死。有知情而容隐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斩。首者，赏银三百两。十年，有内使以文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还乡，终身不齿。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声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佞僻专忍，其体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阶乱者多矣。朕常以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传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十七年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上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官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丰城县典史马坚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设置宦寺守门，使之传命令，给洒扫而已。然往昔之君，多为所制。由其为左右亲近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养成内患而不自知也。愿鉴诸史籍，裁省冗员，以防异日弄权之患。”上嘉其言有关政体。

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门禁法。凡内官、内使、小火者，出入各门，守卫官军，务比对铜符。若本无铜符，及有而不比，辄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时，仍要搜检精细，揣捏交裆，或将带金银、段匹、衣服等项，须凭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干办事务，明白附写前去某处公干，及辨验身上衣服是何颜色，见数明白，随即附记。事毕回还，依数点进，但有点对不同，即时奏闻治罪。

二十九年，上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苟能决意去，亦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宦官尚无兵权，所为不过假人主名，以乱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何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达官寻常出入乘轿，不知始何世。或谓命车制废则有之。宋人记，王荆公居金陵时，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曰：“自古王公贵人，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春按《汉书》，井丹在信阳侯阴就坐上，见就起，左右进辇，问曰：“昔桀驾人辇者，是耶？”然则贵人不道，以人代畜，汉有阴就一人。自井丹言观之，两汉之君，尚无人辇，臣下安得肩舆。唐房玄龄病稍间，诏许肩舆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会要》开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驿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请不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陈，牒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檐夫自出钱雇。其宰相至仆射致仕官，疾病者，许乘之。是知唐、宋前，未尝著许乘轿事也。朱子《语录》，宋南渡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轿，犹力辞乃受。南渡后，则无人不乘轿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轿表，正是南渡后事。今制，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听乘轿，四品以下，虽堂官，亦只乘马，得以方杌随，馀持交床。在外司府州县，大小官，并有钦给马。若武臣，虽勋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马，亦不得持床杌，不然以违制论。士夫老病间退，去京远者从便。我国家令式之详如此。

京师，制不许用凉伞。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长柄大扇。科道部属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旧用单檐绢伞，科道部属用大扇，间亦用小绢伞。然皆非制。前时言者谓，两京事体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私录，京城士人，旧通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间，惟许亲王用之，馀并禁止。后又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与今日迥不同也。

唐崔融，吏部、兵部选人议，有东西曹之名。东曹，谓吏部，西曹谓兵部也。国制，吏、户、礼、兵、工五部，在长安门东与西五军都督府对。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号三法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杀义也。故人称，东五部曰“东曹”，刑曰“西曹”，所称同于唐，而所指异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门外锺山后，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右都察院，左五军断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义”、三曰“稽礼”、四曰“稽智”、五曰 “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审刑司公署九所，相比类天文贯索九宿，故总名曰“贯成”。车驾尝幸焉。有谕刑官之敕，奖戒备至，后五军断事及审刑司皆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谓之三法司。

藩省之职，实长守宰，所以衡运而柄持者，惟以养民为责。寒饥而食衣，疾苦而抚尉，顽梗而导化，冤抑而伸雪。凡为师帅承宣之事，皆所以养民也。然国家制用，上不能无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则下不容无所出。下有所出，则上不容无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财赋也。嗟乎，财民心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而曰 “吾养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势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赋之有时，□支物计，视出纳盈缩之数，为经费多寡之节，使民心无所伤，而水旱有资于赈救，征役不妨于调食，非养民之道乎？吾见长守宰、司财赋，而尽养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

今两畿外，郡县分隶于十三省。而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钜。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地盖有馀利也。积习久，而成法隳，吏蠹民奸，谁与爬剔。簿书山委，讼牒丝纷，徭役不均，追需无已，守宰其人而或少弛焉。国课、军储，预借何地，将一切绳之严急，官府未见奇嬴，而民户已先雕惫。职衡柄于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湖之诸郡县，比岁天时好乖，走魃驱螭，人不聊生，山林盗贼，缘此啸集，徼塞蛮夷，亦乘间窃发，野杀巷哭，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鲜少，盖必有通才颖识之士，职之藩省，以长诸郡，而郡得人，以长诸县，庶乎其所出于有司者之不伤民心，而养民之道为可尽也。

福建地开八府，其半负山，半濒于海。倭夷之走集，士卒之屯戍，所在囷庾，苦于空耗。田里之所供给，陆运水载，虽弗及于京师，而地方坐食之费，仰诸有司，岁恒急。布政司作长民牧，所以帅诸郡县，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则任分守责焉，盖不独区区财赋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为务。闽粤之域，自宋南渡后，真儒继出，文献可征，暨今不衰。论者比之邹鲁，然则其地帅臣，殆又不可以俗吏而为之者也。谢君为之，其胜任哉。

朝廷设官，凡以为民也。自汉承秦有天下来，守令实亲民之职。治人之本，环千里而郡，百里而县，千百里之休戚系之。是故为民择人，莫重于守令，畿甸内地，为郡若县，天下视为根本，朝廷倚为枕臂。郡守一非其人，即贻民极之害。是故为地择守，莫重于国畿。汉诏守令，民之师帅，近地称左右翊。唐制，郡守录名御屏近地，称四辅。我朝建布政使司，比古十二牧，以辖遐外诸郡，而南北附京近地，则直隶京师。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属布政使司者，职于民虽亲，不如藩臬得有其尊。藩臬曰“监司”者，官于郡虽尊，不如郡得亲其民。今畿甸诸郡，下有诸县之属，上无藩臬之辖，官加重矣。其可不重择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汉末、三国来，钜镇所在，江淮之屏蔽，要冲在焉。地加重矣，其可不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云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及，秦置郡县，亦不与焉。汉武南平百粤，改梁曰“益”，始领于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滔土之域，两汉亦特相羁縻尔。自唐迨宋，世据蒙、假二氏，邈如外国。元举吐番兵入大理，始开行省，置宣慰、宣抚诸司。然以夷治夷，声教固无取也。

我朝统一天下，改行省为布政司，若云南所辖，为府十有二，为军民府七。附府莫不为州、为县、为长官司，而间以军卫、军民指挥司、守御所。谓宣慰、宣抚，惟至远纯夷，不可设流官处，乃仍旧故。如广南西道宣抚司，宋之特磨道处侬智高之裔者，亦从置广南府焉。我朝疆宇之拓，威德之被，内尽四海，外该八纮，振古未能或之先也。镇沅、元江等府，无流官。蒙化、景东等府，流官祗佐贰，或首领，而广南府，独有流官正员。祖宗深意，盖欲内地视之，囿斯民于同仁中也。然则，为天子命吏，以正员{艸泣}兹土，可外而弗教耶。而数十年，未有一入其境，但寄理于邻郡者，何也？

正德己卯，春叨都御史，持节云南之明年，广南正员缺，不闻其府士民事扰。藩臬间喜其地方和谧，非他土官部落比。以为得贤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户晓，兴行礼义，其时乎？嘉靖壬午，会春替还，此愿竟未酬也。越四年，丙戌，叶君拜广南知府，来问予，其有酬远人之所愿望者乎？今川属贵竹土官弗靖，坐阴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后，风俗与内地同，已往往而然。兹土置府设官，肇自国初，渐被德化久矣。矧今士民，复异于部落，国家声教四达，煌煌天下，今固无不可化之民，君子无不可居之地也。

万户而为之丞，制自秦始，汉仍秦郡县天下，其职不废。后世仍汉，或废，或复。究其所任，凡诸曹掾吏事，丞举得署之。然有曶曶不乐于安陵者焉，转蓝田而有负馀之叹者焉。何哉？非其职则然，而二子所值然也。我朝郡县有佐，不异古，而责任为专。县大，地要冲，而事繁，丞二员，次丞一员；县小，地僻，而事简，令可专理也，即不设丞。丞之设，不徒然也。领马者，专俵牧；领田粮者，专征科；领壮款者，专捕逻。员外所增者，事犹专所领，况其正员，而专以佐县者乎？

令之贰为丞，其下主簿、尉。而簿于县，实纲纪焉。唐人谓，丞虽尊，其势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与令可否事也。宋开宝，复诸县四百户以上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主簿，兼知县事，是簿之与令，责任均也。我朝，县无大小，必有令。县小无丞，必有簿，是丞可裁减，而簿不可无也。操刀尺，据准绳，以勾稽，以纠违，督赋、定徭、追胥、诘盗，皆主簿事也。噫！簿之责任，在其县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抑屈之有。

古者，礼以为教，教有弗帅，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礼、典乐，任人虽二，为教则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遂得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礼，司寇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视，诘奸慝，刑暴乱之为职，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为致治化之具，则又未尝暌乎其视为二也。”《书》曰“朴作教刑，刑未尝不用于教”。《传》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礼齐之，其次以政事导民，以刑禁之。夫齐之以刑，视齐之以礼者，效固较然殊矣”。汉董生有言：“礼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礼防其本。用刑非圣人之得已，不教而杀，谓之虐。是故圣人在位，必先教而后刑焉。”古之宗伯，今礼部之长；司寇，刑部之长，是也。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称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题坊古意，自在礼部，内而国学，外而府州卫县学，规制之兴创，条格之宣布，生徒科贡之考试，行留公移，必经焉。此外王朝乡国、冠婚丧祭、贡献燕享，凡礼乐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颜公自为监察御史，被选擢大理左少卿，连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进左，至南京礼部尚书。所谓三法司者，已遍历，人皆望其当正西台，以长风宪，而出专南宫，不能无脱繁就简，去劳趋逸之疑。而春以为，此我朝圣天子，先教而后刑，先本后末，复古之深意。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公平生，尝优为于法司矣。而今日，欲礼以为教，以副我圣天子复古之意，不殆有馀力乎。

国家奉使大臣，有地方专责者，自永乐年来，惟巡抚官为然。巡抚官设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专责而恒命者，自宣德年来，惟都御史为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专责又奉恒命，凡事无所不当问。若钱谷、甲兵，系厥地安危，激扬操纵，朝廷有弗属焉者乎。是故，自正统年来，都御史巡抚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抚，则北惟漕运，南惟两广军务，称总督官为然。巡抚地方，于兵与食，厥系既重，必首当问，而总督实兼之，漕之所主钱谷，两广主甲兵，凡无所不当问，于巡抚之事，特旁摄尔。然则，总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设巡抚，用左、右、副、佥都御史居多；而漕、而两广总督兼巡抚，大较左、右都御史，题用及副、佥者。两广边岭，海蛟龙虺、蜴虎豹宅，蛮夷悍劲，易动难安，戎旅之用，无岁无之。然亦特偏，有所重尔。国家就北建都，郊庙朝廷，禁御边徼，凡百司、庶府、吏士、宾客工役，应祭祀、禄给、享燕、供馈、锡赉、施恤之费，岁亿万计，率仰东南。东南赋税，率由河漕。京师视河漕，譬诸人视咽喉。人胡可一日无食，咽喉胡可一日不通。其为重而急，胡可与彼偏于一方者比。河漕之制，分兵民之赋，半天下府卫力以为转输，官军十二万七千八百有奇，舟万二千一百有奇，输粮石带耗六百万有奇。领之以将帅，临之以风纪。风纪之职，非百臣中，妙简时望，积年劳于累任，著谙练于历试，深且久焉，其人如何办此。

圣朝统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远近殊，地大使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衡内外、权重轻也。故仕途历台郎给舍者，多不免外迁监司郡守。为监司者，秩无加焉。资级当迁，则用次补京堂卿佐贰，或留抚于外，得便宜从事。诚受主知，胡功业弗克树。顾人情恒喜脱劳就逸，外多责办，不若内优裕无他虑。故官尊于监司者，恒喜内。南京亦内也，欲简逸自便，兹地无不可。而京师为近。留都六曹，今日犹国初制，而事权归京师。则朝廷任大臣法，不得不于近乎急衡，大臣之任，移自南，厝诸北，使又内且近焉。势则又有使然，不得不权之重轻者矣。然非国初任官先后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可计劳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趋。事摄户、工部，虽群属不得不慎简，不尔奸生，并缘弊，奚所不至。太仓、易州厂，国用民力所关最钜，官盛属众，莫或颛立制，设堂官领之，盖必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克厌人心故尔。

西北重地，三边五镇之称，皆国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则自正统间始。所谓延绥者，非边镇中最当要害者欤。延绥地方，东连山西偏头关，西直宁夏花马池，相距二千馀里。其间有所谓黄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欤。偏头、宁夏一带，防守在套外，而虏骑乘冬河冻，乃得长驱入套，以伺我间隙，扰我心腹，则兹地也者，非尤当重者欤。向时，虏拥众来住，牧吾套内，或间岁，或四五岁，民竭远输，军勤久戍，境路骚然，不胜荼毒。今既去矣，患当预防，事贵先备。善谋国者，何以处之。陕之为边，臂捍天下，延绥实腋其间。守臣建白，有乞朝廷无以河套视陕西，而以河套视天下者。厥重盖如此，而可轻授其人乎？是故才识非敏达，不足谋兵机。年力非富强，不足当阃寄。生长非稍近其地，土风或有所未宜。宦游非素历其途，边事或有所未悉。近制两畿辅、十三省，方隅边镇，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抚，兼理军务，位重责大，皆出简命，中外异用，必就其长，下弗敢轻举，上弗敢轻受也。

春昔官职方，行视陕西马政，往复三边，且一年驻榆林几两月。目考宋、唐、汉、秦守边固围之遗迹，窃怪史称汉武帝听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旧，因河为固。当白羊楼烦败走日，计亦非失，然募民徙十万口，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唐中宗用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争之隙，置戍虏腹，未见其可，而六旬间，三城<立乞>就，朔方自是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仁愿所筑，即汉所城郡地，彼此害利，乃尔辽绝，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据于拓拨氏，石晋十六州重为辽有，而宋人于此矻矻，与元昊竞，韩、范之才，有弗克济，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于夷狄极惫之后，今日边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业，其不有在乎。春职方时所及，知成化、弘治间守臣请兵搜套之议，相地移戍之议，远烽堠便营屯之议，或欲永禁畜牧，销贼凯觎；或欲广立耕种，资我供亿。众见角持，暨今未已。一代经略，岂无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资斯人以事业于今日乎？自古中国守边，皆将卒宿内，以御戍虏于外，而兹地，今日乃得入吾内，而吾反设防守于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汉之迹，所以得失之故，而为之所也。此善谋国者，之所以有望于其人也。今非其时矣乎。而春为斯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职号雄峻，自秦汉以来则然。而我国家特严其选，而备其责。盖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即论其资者。至御史初选，或用前御理刑，必再经考乃得。有初选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称试，试或逾年，亦必再经考，乃真授焉。何其选之严也。京朝官，持节而使，事峻复命，退就位，所司勿请以为常。至御史出巡，既代归，其长必为举奏，有旨乃入道。始事有用诖误不遂入者焉。其考绩，惟计真授岁月，若试所历弗与焉。责又何其备也。责之备，是故其任也重。其职雄峻，是故其选也不得不严。严其选于前，而备其责于后，是故得其人，以胜厥任，举厥职。我国家求才用人法于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责人者也，岂独无责哉。史有执宪邦，有司直，兹欲胜厥任，举厥职，内之则匡弼天子，纠正百寮，外则肃治诸藩，弹压大镇。当言必言，逆鳞非所避；当纠必纠，奥主非所顾也。善彰恶瘅，浊激清扬，惟吾力所得为，不问稷狐社鼠托也。民情吏习，师旅狱讼，利当兴，害当祛，大奏裁，小专达，惟其所遇，盘根错节，顺风大壑，无难易计也。然则，其言必将有非上下之所乐闻者。其为责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无缔怨仇、来譛忌、罹怒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无逆鳞于撄，而当道鲜奥主。台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得为而为之有馀力，其孰怨仇、譛忌之。尝闻诸孔氏：“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是故，君子欲责人，必先自责；欲治人，必先自治。此固子开氏，所欲自尽，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为名，秦已有之。然汉、晋以来，直称侍御史。汉之直指，晋之检校，亦不时设。至隋、唐，而监察特置常员，则直指、检校之职也。所居之署，以察为名，唐始有之。然唐之察院，属大夫中丞，乃三院之一，尔所为御史府，所谓寺与台者，则固未尝概此称也。监察职专察事，唐号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宁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又诏监察兼言事，殿中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隶台察者。崇宁间，大臣欲其便己，南台亦有不言事者。胜国无论已。

我太祖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为都御史，改御史台为都察院，是以察而统公署之号也。以监察御史分设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诸名衔，而纠劾、巡按照刷、问拟之任，一切责之监察，是以察而统为宪臣之号也。御史从前代重矣，监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职者，欲无负朝廷耳目之所寄，即于事无所不当察。官吏之贤否察之，得为之扬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为之兴除；风俗之美恶察之，得为之移易；刑赏之轻重察之，得为之劝沮；变故之隐伏察之，得为之消弭；狱讼之冤抑察之，得为之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聪目明。其选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养者其气充。其气充者，耳必聪，目必明。聪且明者，言必审且当。以春所闻，若梁君其真若人乎。监察唐有里行，宋有权摄，非其人不易真拜者。国家于是任，选授之初，必以试，试逾年再考，始即真。真拜之三年，然后满一考。是故，予于梁君之满一考，而有察之之说焉。是则君最绩之所在者也。

省方设教，陈诗观风，古天子适诸侯事。后世，此礼不行。于是命大夫有观风之使焉。若汉谒者、光禄、太仆、给事、司隶、校尉、司徒掾，持节奉使清诏督课郡国风俗，察灾害，宣布恩泽，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所至便宜以闻，皆其任。然侍御史绣衣直指，其专职也。若宋国子博士，魏南部督，隋行台尚书，唐散骑常侍、左右司、郎中、秘书丞、廷尉、评事，称巡省、巡察、观察、巡抚、安抚、宣抚、宣慰、采访、黜陟诸使，诸法从皆得选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书侍、肃政、大司宪、内供奉、里行、检校、监察，则事权所归，官诸法从，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元，旧典相承，名号损益，间莫同。考其规格无大异前代者。

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无内外近远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间，尤不可不重纠督察举之职。故始剪荆棘，即议立御史之台官，比宋、元加备。及后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佥都，替大夫、中丞。而监察分设诸道，岁分巡于天下。至今日，国家百五十年，内外之政允厘，奸宄之萌不兴，盖得人之所致也。惟云南、贵州设道，在永乐十九年，监察御史于是地巡按，必自是年始。是年敕，在廷四品以下官十三人，偕给事中各一人，行天下。盖亦自是始，都御史与巡抚焉。贵州，我朝取诸群蛮，乃古所不治异域。永乐间，经画虽定，獠峒蛮寨，哮突动及境内。朝廷虞其复变，常宿重兵，简外内文武重臣，弹压之。而巡按，尤简于老成有风力者。盖其地入，视诸道最后。其去京师，并云南为最险远。则衔命而来，其人最难，宜慎其人。大抵蛮夷盗贼，恒起于讼之不平，政之不理。讼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诸道、司、府、州、县、卫、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险远地，蛮夷苦其吏，而不能自达则怨，怨则变生，其势使然。是故，简于上，巡抚、巡按，宜慎其人也。国家以纲纪付都察院、按察司。而巡抚自宣德、正统来，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武来，必监察御史，是以纲纪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廷失得奚取乎。观风之使，于属吏奚责，吾受专职，事权所归，顾如此可乎哉。云南、贵州邻壤，獠蛮寨大抵同。其地入后先，其去京师远近同。而春也，叨巡抚于云南，故因周君按贵州而还朝也。赠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弘治辛亥，何孟春言：归自京，岁当暮，大父佥宪公曰：“余自老病，归卧州闾，不躬扫丘墓于永宁乡。而岁时祀，以诿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谒墓毕，有事都统祠，祠毕从而享，其毋违礼。”春曰：“诺”。乃于二月二十又日至乡，明日集同族，谒曾祖墓于栗木山，谒高祖、始祖墓于仙冈岭、于社坛岭、于逻头冲、白鹭冈、九厂庙、龙渡之山，而扫奠焉。凡三日而毕，明日荐于祠胙。归州之馀，与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盘既设，有携具至，称纸铺人者。有称塘头人，携具至者。有继至，称下里新地人者，称上里石壁潭人者。问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属也。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谓春曰：“汝未齿，从父京师，成童而始归，此其会，汝宜识吾与某，栗木山子孙也；某某仙冈、社坛之子孙，世居大塘坊，为一户，在偏桥卫者，不啻此。某某逻冲、白鹭冈之子孙分户，纸铺分户。塘头某，九厂子孙。某某龙渡子孙。下里数十家，上里分户以十数。有派江西之馀千者，不在坐者多矣。在坐者，汝不能尽识。不是在而他户之人，吾亦不能尽识也。偏桥自指挥暨主簿君父子外，闻名而已。若馀干，有辰溪知县其相闻者，而不相闻者多矣。”春征诸谱，永宁之何，汉、唐时，不可知。宋淳熙时，讳浚明者，广东连州人，由朝散大夫知郴军州事，卒于官。今龙渡其葬地祠，所谓都统者也。或曰，都统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孙，若而人祖，必云都统。而昭穆承传，莫有悉其实者。三九郎二子，仕良郁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厂巨冢三，其所葬也。吾谱可溯者，讳如盛，为一世祖。其葬白鹭冈，纸铺之祖，所由出。二世讳祥叟，三世讳俊伯，俱葬近仙冈地，名猫穴。四世讳奇甫，葬逻冲，其仲子，塘头之祖也。五世万十九公，讳德翁，葬社坛，吾大塘坊同户祖也。六世重一十五公讳仁海，葬仙冈，为吾高祖偏桥之所同祖者也。七世福十三公吾曾祖，葬栗木山，讳义坚，合州同知府君也。老人曰，逻冲而上，生卒谱无考。贾木山之葬，吾父与佥宪公所定；仙冈与社坛乡人所相，而社坛天之所定也。

万十九公，故名族，一乡皆倚重。元季之乱，众议欲避兵入广，欲结寨防群盗，请公为率。公一切拒不许。而邻乡长乐曹国林者，众千人，复来请公，族人亦有集众自卫，遣卫公者，公叹曰：“匹夫怀璧，必为身累。”乃尽出其赀丐人，荡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间。与故佃夫，别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给。乡有识士效之曰：“是固自全计也。”远近闻之，无掠入其乡者。国初事定，州五乡大姓，类不免死徙破灭，而永宁土著独完。公之德居多。呜乎！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顾曰：洪武初，万十九公既归，葺此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铁钟耳。公性恶杀，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处草药，疗诸肿毒瘴疠，疾人来问，卜求治疗，辄赍米数升，或斗谷，投此钟以报，无虚日。公用是获济，间以其馀，易香楮蔬酒供神，邀乡族人同饮啜，月数会，人益爱乐之。

重二十五公之戍偏桥，法与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族或悯公老莫养，乞代其子戍，重阻于法。于是公之孙一福十公，才九岁，留公侧。翁孙累然，赖乡族人饷问无绝。明年公卒，乡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殁，而处忘也。”则来视棺殓，且求地，得吉仙冈，既成兆当葬之日，举经社坛灌莽，天大雨，因就避。向晡雨不止，诸少年因就窆焉。比归已晴。长老约诘朝当复迁先所营地，诸少年曰：“仙冈本出吾辈，意丧主归，未必不更卜，在彼在此，均之权厝，徒劳何益。”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归，携术士视仙冈良吉，及治社坛为迁葬计。树木开除，地显朗，山水回互有异，又以术士往视。术士曰： “仙冈吉则吉矣，抑此地美甚，葬法不可弃也。”于是亦止。后数年，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葬所谓仙冈岭者。或过二地曰，墓之子孙，据地理说，当文武并显于世，其期至矣。重二十五公戍偏桥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继戍，绩军功，升镇抚。其子友琛，正千户。孙铨，升指挥。铨叔澜，自卫学贡，为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太有子若孙，以世其科，克昌厥后，以弗坠。然则，地里之说可信，谓天之所定非耶。

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远矣。阅代绩世，存更变故，宗法废而世次失，国姓郡望不能免也。吾都统三九郎之墓，祭于吾之为后之子孙，而吾不知其为吾何代祖。谱无征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孙，一世至四世，谱之所载，其无可言乎。亲尽焉耳矣。世远则亲尽，亲尽则势疏，而谱之作于后者，不得详于前矣。先王服制，远不逾袒絻；君子世泽，下不逮Ａ３３孙；士夫祠祭，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会吾族群属于此，得闻吾五世祖之遗德，谱之所未列也，其弗幸矣乎。呜乎！天下之人，有同吾姓者，而吾于同族之人为亲。同族之人，有同吾远祖者，而吾于同近祖之人为亲。然自近而推之远，则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亲也。一人之身不可见，而见其丘墓，吾得同守焉，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于此有同会焉。所以兴吾孝弟之心，而不至途之人相视者，此其地也。凡为吾族群属，岂不愈远而愈亲矣乎。万十九公之德，而乡人报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乡人之事，而天实为之如此，非乡人意之所及也。胤祚盛衰，代有之。而积善之家，有馀庆。地理家之说，非君子之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克寿，而镇抚暨合州府君，皆孤童旧起，绍前启后，日向昌炽，彼苍之报施不诬如此。吾族群属，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 “如汝言，幸备书之，以贻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为乞恩辞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等处地方，钦蒙升授前职，缘云南等处巡抚官，例该听候新官到镇交代，方许离任，臣节准吏部并兵部咨，遵照于嘉靖元年三月内，与接管巡抚都御史王启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间。本年五月内，道出湖广地方，又准吏部咨，为缺官事，该本部等衙门，会推具题，奉圣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钦此。”钦遵。备咨到臣。窃惟诸曹，以吏部居先，夙号六官之长，小宰与天卿为贰，实陪八座之荣。缙绅之领袖匪轻，人物之铨衡攸在，若才弗堪于所授，将物议终于不平。臣也何人，欲叨兹位。闻大横于龟告，观昌运之龙飞，幸不弃遗，与加抆拭，前此之擢，于臣过矣。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换文，感大地之深恩，誓丹心而难报。据渊冰于非分，累两足而益危。臣曷敢冒承，重贻颠踣，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听将原职归休故乡，或仍假旧官俟缺，他日所有剧司高选，留储清识异林，庶几上无僭赏之嫌，下免素餮之责云云。

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间，星轺风帆，去离故乡，违远京师，西南北远或万馀里，七八千里；近数千里，千数百里。或连岁出，或出以数岁后又出。曾效昔人于役志，陆有《万里鞭》，水有《在舟录》，纪之。而千数、百里而近者，不与焉。嘉靖甲申，廷诤大礼，以吏侍调南工，舟中偶观《吴草庐集》驿舟之书，云：“官办驿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设饰完美，从者辄喜；遇敝恶，辄愠。舟难美，所寓止一二时、三四时，久则半日，一宿去之矣；恶亦如是，奚以喜愠为也。喜者非有益于己，愠非有损也。而一时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犹此舟，多者百馀年，少者数十年，骤革数迁何常，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胸中，为喜愠，何也？”春抚之怅然。予前此《万里鞭》所指，及《在舟录》，大都出使事。而间关转徙，不敢不奉严程，皆有之。其荣也，持节佩符，旌旗夹道，蕃登鹿轩，膺坐龙门；其艰难也，豺虎丛中，鲸鲵波上，寸跻丈落，厄不得前，而今皆陈迹也。至外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玩者，尘土矣。其足追思满一笑乎。春兹行老矣。历炎凉，非一时，岂肯与世更相较计。独念并春廷诤时，诸君有被谪者，有谪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致仕去者。水陆困顿，当何如。而春特用左迁，仍旧衔不废任用，独承汪濊恩而南，非大幸乎？吴书“人寓此世百馀年、数十年”之云，举人一生云耳。百馀年、数十年，尽一生中所值，目前事假来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有乎。吴书驿舟，时九月二十五日，已过新安驿。春书时，是月日亦已过新安驿，然所云已过者，彼北而吾南也。

春调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三年，为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内，奏为患病陈情乞恩求退事：“臣学术迂疏，性资愚戆，少通朝籍，蚤妄意于驱驰，中被家艰，晚方叨于任使。犬马岂能必报，涓埃惟愿少裨。荷乾坤覆载之仁，有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沾濡之泽，无才犹录以备员。居三品、历两京者九年。佐六卿、专一衔者四任。何幸优间之地，久容尸素之臣。福已过，而灾生。年当衰，而病作。若不亟求休退，必将重致颠危。故陈力当止于不能，而修身贵复于不远。大易著为明训，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望矜其始终，赐以骸骨，俾克延于残晷，得歌咏于太平。”事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内，奉圣旨：“何孟春既有病，准回原籍调理。钦此。”

东坡与侄书：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朵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近世刘文安公定之言，为文必先博而后约。若收敛太早，则其地无所容。盖得东坡此意。西涯先生尝以告吾乡华伯瞻。及见春文，又以语春。春中年来，涯翁谓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穷诘。学既赡，而笔力又胜之。吾所患于子元者，与患他人者异矣。”今日观《麓堂集·华伯瞻墓志》及《保齐文集序》，不觉惨然久之。《保齐集序》云：“某奉诏受业，获聆绪论，为文必博先而约后。譬之山焉，必出云雨，产宝玉，生林木禽兽，而朽株粪壤亦杂乎其间，斯足以为岳，为镇。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鱼龙，变现蛟蜃，而污泥浊潦来而不辞，受之而无所不容，斯足以为江，为河，为海。古之所谓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锻字炼，探之而有穷，取之而无复馀者，不过为孤峰绝涧而止，恶足以成其大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齐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闻也。趋约之道，翁之老而就实，而所以惠于吾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前辈言士大夫游艺，必审轻重，且当先有迹者。学文胜学诗，学诗胜学书，学书胜学图画，学图画又胜学琴弈之事。盖有迹者胜耳。诗与文工者，传写刊布，一化百千万亿，垂之无穷。字与图画工者，系其楮素存亡，稍经摹拓，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弈之事，虽极精妙，身后何寄。下琴弈，则非清士所为末技，无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耽对棋酒。春不善棋，然寿村有客，未尝不与，颇以为劝。先生曰：“将何消日。”春曰：“词翰熟自天成，足娱日力，既惠后生，又垂远世。”先生笑曰：“此后生计，吾老不暇为此。”一日，先生在棋酒间，有奉当道命，以巨轴乞词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书一绝云： “莫将性命作人情，写字吟诗总害生。惟有图棋堪遣兴，客来时复两三枰。”春观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许鲁斋尝戒其徒姚燧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开发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游六艺者所当知。

老杜诗：“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宋人解云：黄羊出关右塞上，无角，类獐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芦酒也。春按：今陕西近蕃地，皆有黄羊，大如数岁抵，而角甚长。西地羊角皆拳曲，黄羊独与江南同，而生顺后其肉肥美，膏黄厚，而不膻。川中人造酒，荻管汲瓶，信然。陕以西人，则高盆贮糟，饮时量多少，注水盆中，窍盆吸之，水尽酒干，谓之琐力麻酒，又曰杂麻酒，即芦酒之遗制。宋人之所见者，岂未详耶。

见素林公，旧隐之云庄，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题曰：“吾老，盖其菟裘地也。”公长宪湖南，感事乞休。时弘治间，江西值旱饥，征公都御史巡抚，事竣再乞休。正德间，四川盗起，征公督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天子，光绍大统，起耕傅岩，询钓渭滨，公应累征，进尚书，自工改刑，致理实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请归。当续题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岩太宰所书为是也。卷中诸公诗章，皆和公留别作也。

春惟君子之道二，于出处焉见。出处系吾身最重。吾身系天下国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处，出处在时。吾身有道，则吾身出处，天下国家视焉，不惟其时，畴能不陨获而充诎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诿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谓之不识时可也。吾无论已，而有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者。有前后所居官，未尝至秩满，便自求解退者。彼岂不思之烂熟，谓之知足可也。非为天下国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见素公当世，所谓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师，首阳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独善也。应龙有潜有升，威凤或下或翔，吾无用此媲其贤矣。成化间，高都宪上达乞归，疏称三宜退。及征治盗，谓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号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一宜去，二宜休，皆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复退，出不徇物，而退不矫情者，为难。翁盖甚贤乎高公也。然则，见素公今日四休事，虽古人中求之，竟谁堪比拟耶？

都督马公视春赵松雪所书陶诗二十首，于舟中相与玩。适按《靖节集》，此饮酒之作也。赵书此，必具其题引，今陶序焉，字上已灭二十三字。诗其一至其五，灭四字，半灭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书与本集其十一，其十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词无诠次书前后，赵岂容有他意也。“百世谁当传”集本作 “当谁”；“此还有真意”，集作“此中”；“人当解其表”，集作“意表”。“日没蜀何炳”，集作“当炳”。“归鸟趣故林”，集作“趋林”。“啸傲东窗下”，集作“东轩”。“众草没其姿”，集作“奇姿”。“违巳谅非迷”，集作“讵非”。“竟抱穷苦节”，集作“固穷节”。“但恐多谬误”，集作“但恨”或曰集“当谁”，不如作“谁当”。“趋”作“趣”，于古字通用。“奇姿”为“其姿”，因本篇有乃“奇”字在。下句“但恨”为“但”。恐东坡已如此引用。赵书改集本字，不为无理。而春以为，他所书有不可同者。集本字，为胜矣。松雪为人书，此不过随手纪录，正如山谷书孟博传，默诵间，有二三字疑误耳。篇章之互易，与字之不同观者，皆不必辨。第赏其笔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与都督公，阻风长芦，意颇懑，观此不觉释然一笑，而复公曰，兹真饮酒之作也乎。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梦与故人别，或有以《李于江集》赠者。登舟把玩间，得句云：“江上一樽犹在眼，风前片席已遮出。看山总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载还。”沉哦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成化间，陈翰林师召，所乘盲马，售钱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诗谂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盖用子美“三百青铜”语也。时李刑部若虚，旧屋为积潦所坏，数年不售，竟得银四两。涯翁亦谂之以诗，云“词林马价知多少”，即前师召事也。前辈居处、乘骑如此，凡口体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华屋而居，出必驱坚策肥，其于饮食衣物，能省节者几人。视数十年前，为费何啻千万。噫！可以观世变矣。

南京守备太监刘琅，自陕西、河南镇守，至金陵，贪婪益甚。盗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士，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算。琅有玉绦环，值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春闻诸周少卿子庚，相与冁然。

姑苏毛都宪呈，尝访杨祠部循吉，因洗浴，辞不出。后杨访毛，亦以洗浴辞。杨索片纸书曰：“君求顾我，我洗浴；我往报君，君洗浴。我洗浴时，四月八；君洗浴时，六月六。”遂并剌投而去。释氏，四月八日，有浴佛会；世称六月六日，乃猫犬澡浴之候也。杨故用此戏之。春闻巡抚都宪俞公谏云云，盖事之不为虐者。

今世俚语“前人失脚，后人把滑”，即汉谚“前车覆，后车戒”之义也。李白洲都宪，老不去位，为言者所劾。白洲愠焉，咏《行路人》，诗云：“车骑轩轩一道尘，后人相递促前人。后人还有人随后，若只如前后亦嗔。”其言有味。谊所谓后车又将覆者，世岂无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车、失脚之悔。然此诗，所以为蚳龟则善矣。故书而藏之。

叶文庄《水东日记》谓，元人文集，如马祖常、元好问之焯焯，今皆无传。春按，元好问，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为《遗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于陕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梦侍涯翁坐。翁拂笺欲书，趣春检诗稿，仿佛记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灿烂锦云香，上界飞书到几行。”因心动，不暇再目，而自续云：“风雨忽惊吹面冷，不教清梦看成章。”于是遂醒，可异也。

西涯先生丙午长至《祀陵纪行》诗，末韵云：“朝趋未报凫飞信，庭觐先陈鲤退诗。二纪兹行今十度，春来风物合分谁。”未几，先生遂丁憩庵忧，间为春言之，以为诗谶。先生尝送吾同乡李天瑞谪官一联云：“戒酒不从花底醉，爱舟多在水中居。”李后被酒过河，溺死。先生子征伯，尝与春度上《题梦笔图》。春诗云：“仙子曾将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铺作纸，写处日星垂。”先生赏之。征伯诗云：“工文慕奇笔，精思入幽梦。会有取去时，何如不相送。”先生颇不乐。谓征伯曰：“汝非子元敌矣。”某年征伯下世。春哭之以诗，先生次春韵云：“人间梦笔非无兆，地下修文信有郎。”梦笔之兆，盖记此事。然则，诗信乎其有谶也。

神降作诗，前辈所传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涯翁先生少时，曾为紫姑仙戏。初亦须符咒，后不复用。但运箕即至，所言多验。诗尽有可称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请，神降大书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莱归路已千层。君家有事来相问，浓淡须磨墨数升。”先生知其为太白也，因问以事，神逐一响答。既而曰：“贤闺在此，吾当少避。”于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叙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复至。先生姻党有武人，以事扣者，神不应，良久书一律竟去。时冬夜已向中矣。其辞云：“辽鹤归来语正呢，五云楼外鼓三推。穷阴易落阳初转，化日舒长夜半迟。灯火漫劳供凛冽，文章无怪不葳蕤。仙才岂是于尼鬼，不与庸人作筮龟。”春闻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性气，死犹如此。高力士辈，当日为其所傲，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语。其四壁，一题“守拙”，取陶诗《少无适俗韵》篇中语；一题“养贞”，取《间居三十载》篇中语；一题“委怀”，取《弱龄寄事》外篇中语；一题《纵情》，取《开岁倏五日》篇中语。因遂和此四篇，质于涯翁，欲得翁诗与字。翁欣然为篆堂扁，及壁间八字，且许少暇，和此诗。时正德丙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寿筵日举。再阅月，而翁弃诸生矣。今手迹未漫，岂胜今昔之感。今日观《山谷集·与俞清老简》云：“轩名未隹，辄易题为‘今是轩’，并写去某去年，已作诗，徐为公作数语，并渊明诗十数首，可作帧，张之轩中也。”此事春实偶合，恨不得复以启翁。予堂既不复设此扁，姑记于此云。

《晋·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兴《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详减不一，其三则皆曰“含誉”。宣德五年冬，是星见于九游。朝臣表贺，上谦不居，赐之玺书，相为戒谕。时杨文贞公在阁，进诗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维己丑，其日丁亥，夕端在酉，大星如丸，九游之旁，有彗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含誉”。太史敷奏，百辟嵩呼，贺祥献寿。皇德仁圣，谦让是崇，归功穹祗，归功祖宗，归功圣母，亦及臣子。申命饰励，敬哉无怠”数句，善写圣君之心。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梦至一所，三四道士，相与饮啜。已而，有先去者。予继出门，未行，闻堂中人谓童子曰：“我刘海蟾也，尔师以药金贮食饷我，殆知我者，我歌，或其喜之。”于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闲身，学道而今只四人，中有两人须得道，不知谁主更谁宾。”予乃驻而听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谓得道者指谁，其人又歌数阕。中一首曰：“此身生意与谁论，红绿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门问门口，却忘门口是家门。”馀多复语叠字。梦差了了，既觉遂不复能尽忆。虽然，使尽忆得，定何物语。漫识此为笑。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韵，寄弟云：“新愁白发镜中生，三十年来数贱庚。未拂朝衣渐戏彩，每沾宫酝想遗美。传声自愿如春好，守训何妨似水清。忽忆夜深芸阁梦，渡江称寿最分明。”自注云：“戏彩”、“遗美”，皆思亲事。“彩”与“朝衣”相应，“美”与“宫酝”相应，方不偏枯。崔玄𬀩母，谓儿子“宦游”。有人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之对晋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作诗不可草草，观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半生多病里，天下庇穷儒。药有寻方苦，钱无卖俸馀。暗消闲岁月，久废旧诗书。却幸身长在，愁怀且破除。”自注云：首两句，是骨子。第三句贴“病” 字，四句贴“穷”字，五句贴“半生”字，六句贴“儒”字。末两句，又以见天终庇之之意，而用以自慰也。作诗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照应，如散沙相似，亦何足为诗。篁墩之诲其家人如此。“卧病”吾无议，若“彩”、“美”之云，稍知门迳者，何烦更语。“好”与“清”字，如此作用，何其晦也。其家人为载之其集，又将以柄诗话邪。

同官某，乡延传神者，约及春。春弗辞，对镜之馀，因其问，为韵语答之：“一事不须三叹嗟，心虽能尽面先差。梦中有见镜不照，技则实痒靴难爬。”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挟巫史之术，遨游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辄召古名仙，运箕赋诗以答，随所限韵，敏若夙构。是年秋至吴，吴中诸生梁廷用，往问。箕答曰：“吾回道人也，欲赋诗，出十韵来。”又曰：“君乞白岩诗，吾当邀李谪仙同赋，用十七韵。”梁盖留都大司马乔公白岩门下士也。其十韵诗曰：“吾家住在蓬莱山之阳，隔断三千弱水万顷之汪洋。曾佩剑以化龙，亦叱石以为羊。经千秋黄尘变沧海，历几度冬桧为春阳。青山不改色，白云空悠扬。自乐烟霞深处有隹趣，不将功名心旆随风扬。琼楼玉宇水晶殿，日与猿鹤同徜徉。饥餐霞，渴饮涧，养得中黄一气，绝凡欲，那能有病，求医疡神；游八极，涵动静，不管天地暮雨，而朝阳，我来登坛，为君发狂句，山灵惊倒，星斗散乱，飞群。”其用十七韵诗曰：“六丁持斧施神功，凿开西南万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势压天下群山雄。冰壶倒，月色澄澈；瑶台倚，斗光玲珑。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虚室不受一尘染，灵光直与银河通。乳泉挂壁喷晴雪，玉梅悬谷摇香风。上有神仙，玉虚子凌风出没，游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谒帝，独步天上，琼瑶宫。头角嵯峨，自卓立；胸襟磥砢，谁磨砻。商家传傅，作良弼；宋室张浚，多奇功。忆昔江楼吹铁笛，明月一醉三人同。迩来一别世间，甲子不知数。但见几度玉洞桃花红。金龟老，黄鹤翁，各分一讳贻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称长在尘寰中。好将大手，整顿乾坤了，归来一笑，拂云看剑，重会沧溟东。”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时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视春，春为之跋曰：“东坡记在黄时，神降汪若谷家，自称天人，姓李，名全，为其篆字，并讯坐中张炳，曾识刘苞事。以为全之为鬼，为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则汉之神君，尤陋世人，所见常少，所不见常多。世外事，固非区区耳目所能量也。东坡他日，为韩文公碑，有‘幽则为鬼神，明则复为人’语，盖无怪于此理矣。吕洞宾之为仙，从唐迨宋事迹甚多，尝谒滕宗谅于岳阳，称回道人，高策为之传，近世好事者，又稡其诗若干，为《纯阳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迹，在宋或亲接其变幻之形，南渡暨胜国来，或挟术求之，辄凭物以应。此卷二诗，梁生得之邂逅，而献于乔公白岩者也。诗跌荡不凡，字妙有飞动势。嘻！亦异矣。汪家神不闻能诗，篆字众莫识，东坡且宝爱。而生所献，乃如此。世果有仙能久而不亡者，在视听之外邪。吾于此乎验矣。其赋白岩篇末云云，使东坡而闻之，其弗信矣乎。张炳、刘苞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积金峰，苏养直之罗浮山，所遇、所谈，皆三生两尘，涉慌惚事。以春所闻诸纪载家，如此类，未易枚举。学士大夫，率置疑信间弗论。今自公观之，是诗尚何疑。”坡称范文正公、欧阳公，皆曰“公，天人也”。吾于此质诸鬼神，又知世有谪仙存焉，何疑。回道人赋诗后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