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 中华文库

Heinrich Karl Marx于一八一八年生在特列（Trier）。他的父亲操律师业，是由犹太教改入耶苏教的。马克思在特列的高等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波昂（Bonn）及柏林学法学和哲学。一八四一年他再往波昂，想要充任大学讲师。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朋友叫包尔（Bruno Bauar），在波昂大学任神学讲师，因为言论有违背政府的意思的地方，便被辞退。马克思眼见这桩事，就明白在普鲁士大学里是决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这个时候，莱因河流域的急进自由党得了自由党领袖的同意，在廓伦（Koln）地方开办了一种大规模的反对党新闻纸。马克思就是一个重要的著述员，作了许多关于当时议会及法律的文章。一八四二年他移居廓伦，充这新闻纸的总编辑，由此这新闻纸的论调便激烈起来。后来经过政府几次的干涉，到了次年，就被封禁了。

马克思此时决意到那较自由的巴黎去，继续他的事业。到巴黎之后，与别的人共组织了一个《德法年书》。但是第一因为这《德法年书》在德国不易流行，第二因为马氏到了法国之后，研究经济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的结果，主张社会主义，因此与同事的人意见不合；所以这《德法年书》只出了一期，便停办了。这个时候马克思却得了一个同志名叫昂格思（Engels），所有以后他的著作和鼓吹事业，全是与昂格思共同的。这个关系直到马克思死为止。

当时巴黎有一个德文的周刊叫作《Vorwarts》，专批评当时德国专制的罪恶，揭破德国假立宪的阴私。马克思亦在这报里帮助作论说，因此招了德国政府的忌恨，要求法国内阁把马克思逐出法境。法国答应了，马克思便于一八四五年迁居比京比利塞。马克思在比利塞发表了他的著作两种，叫作：《Misere de la philusophie reponsc a la Philosophie de la nlisere de M.Proudhon》与《Discours sur la luestion du libre Echange 》。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与昂格思经“共产党同盟会”的委托，拟定了《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起，比利塞人民响应，马克思被捕并且被逐出境。四月，马克思往廓伦。六月，在那里出了一种《新莱因报》，第二年五月又停版了。编辑的人或是拘捕，或是驱逐出境。这报的生命，虽然不及一年之久，马克思却到了刑庭两次。一次因为犯了新闻纸条例，一次因为煽动武力抵抗，但是两次全被宣告无罪。

马氏于是又往巴黎。然而因为六月十三日示威运动的事，为避免长期拘留计，又不得不离开法国迁居伦敦。在伦敦地方他发表了以下的著作：《新莱因河报》（政治经济评论），《讨论与政治一览》，《廓伦共产党案索隐》。由一八五二年起马氏充任New York Tribune的伦敦通信员。他此时著述，包含许多关于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论文，都是长期研究的结果，并不是寻常的通信。

一八五八年马氏宣布了他数年时间在不列颠博物院研究经济学的结果，这就是他的《政治的经济学批评》（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的第一册。这第一册刚出了版，他便发明他在述说以下几册的大意的时候，还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于是他又从新更改。到了一八六七年他宣布了他的《资本》的第一卷：《资本的出产法》。他一方面预备《资本》的第二三卷，一方面仍致力工人运动。一八六四年“万国工人协会”成立，《协会的章程》和《开会宣言书》，就是马氏所撰的。由是以后，马氏便是“万国工人协会”的领袖，所有以后协会的宣言，都是出于马氏之手。

“万国工人协会”初立的时候，虽然分子复杂（协会里头有法国的“普鲁东派”、德国的“共产派”、英国的“新工会派”），却还可以意见一致。等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社会党政府推翻之后，“万国工人协会”对外须与各国政府战争，对内须与无政府党分子竞争。荷京会议，虽然把无政府党战败，却是以后的工人运动，形势又变，那“万国工人协会”的形式，已经不适用了。

马氏从此对于鼓吹事业，渐渐舍弃，专从事研究学问。他是一个周详审慎的学者，所以他每研究一个题目，必把一切相关的科学，都涉猎一过。他能读一切罗马系的文，一切日耳曼系的文，此外并习古斯拉夫语、俄罗斯语、斯尔维亚语以研究那些地方的社会情形。可惜他身体渐渐的不健康，不能把这种探讨工夫整理起来，他病终于一八八三年。

马氏的著作颇多，最要紧的几种，上文已经举出。至于那（一）解释马氏经济学的著作；（二）讨论马氏在十九世纪社会运动中所发生之影响的著作；（三）批评马氏的“唯物历史观”的著作，批评马氏的“价值论”的著作，批评马氏之“出产集中论”“贫乏造成论”“经济恐慌论”等的著作，都极其宏富，不是此地能全录的。 

马克思以前的关系学说

“唯物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这“唯物历史观”的创造人，便是马克思。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受黑格尔（Hegel）、费巴赫（Feuerbach）和法国社会主义家的影响的。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哲学作以下的解释：凡在世界上曾实现的，一定可以证明他是势所必然，无可逃避的。因为是势所必然无可逃避的，所以也是合于情理无可非难的。然而历史上一切现象，都是与时间的条件相称。若是这种时间的条件变更，那与此条件相称的一切现象，一定消灭。按照黑格尔的哲学说，世界上没有甚么经常不变的，没有甚么千古不易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神圣的。宇宙间一切的现象，永远在那里变化。旧者消灭，新者代兴，没有间断的时候。并且变化的趋势，永远是由较低的变为较高的。马克思以为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性质。黑格尔哲学，自然也有保守的一面。黑格尔哲学说，在某时代之某种见解和某种社会制度，因与那时代的情形符合，所以就应当承认这种见解与这种社会制度是合理。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的一面。但是马氏却以为黑格尔哲学里这种保守主义是相对的，黑格尔哲学里革命性质是绝对的。所以马氏的根本意见，以为历史是一个永久不停的变化轮机，并且是一个永久不停的进步轮机。黑格尔哲学把历史变化的公例，由那所谓“绝对的理解之自然发展”引出来。马克思却在此处受了费巴赫哲学的影响，说一切理想，全是由人创造。人的历史，并不是被理想所支配的。即使那宗教里头的超于人的神灵，也全是人的想像所造成。全是人的本性的影子。人既然是可以于不知不觉间造成那最高尚的宗教，为甚么不能造成政治法律科学美术的生活呢？但是人的这种行动，究竟有甚么公例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马氏是从法国历史家与社会主义家得了指导的。那个时候法国历史家如狄丽（Thierry）、祁则（Guizot）等，都说要了解法国自中古以来的政治史，必要把他当作一个封建制度与平民间的决斗看才可。并且由一千八百二十几年以后，做工的人也渐渐的起来，与那有特权的阶级开始竞斗，这是有目皆见的事实。因此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家，如福烈（Fourier）、柏郎（Blanc）等，都把近世史当作一个阶级战争看，当作经济进化看。以上所称的各种材料，原来不相统属，马克思把他结成了一个大统系，化成了一个完全的理论。这个统系，这个理论，就是“唯物的历史观”。

“唯物的历史观”的大意

“唯物的历史观”说，凡社会秩序的基础，全在这社会里的“出产”（Production，日人译作“生产”）和那出产品的交易形式。至于那出产品如何分配于社会内各阶级，这各阶级如何成立，全看社会里出产何物，如何出产，与出产品如何交易而定。所以欲观察人类社会，那最根本最原始的物件就是经济。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只是共同出产。社会里一切变动的最终的原因，须在一时代的经济里寻找。

一国的法律，也全看那一国的社会经济而定。社会经济，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是社会生活的实体。社会经济是基础，法律与政治，是这基础上头的建筑。社会经济的特性如有重大的变化，那节制这社会经济的形式，也必须随着转移。

所以社会生活里头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天然科学的方法赢得的。社会经济的现象是一种天然物，他的成立、变化、消灭，都是可以天然科学方法探讨的。这社会经济现象的全部，就是社会生活的“物质”。这社会经济现象的生存、消灭，就是“物质的运动”。

“唯物的历史观”并不否认“理想”的作用。无论是以前还是将来，人的社会理想，是可以为改变法律、改变社会秩序的近因的。但是人对于善恶的想像，决不是在这物质世界以后独立存在的。换一句话说，人对于善恶的想像，决不是另有一个因果行列的。“唯物历史观”的意思，以为就历史上的社会变迁细看起来，那些理想，并不是社会变迁的最终的原因，乃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影子。因为有了这种社会经济，所以那些理想才发生出来。

由以上所述的看起来，“唯物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中“理想”与“经济”的关系主张下说：

第一层世界里头只有一个单纯的经验。一切事变，都在一个时间行列里演出来。世界里并没有两个时间种类，并没有两个性质不同的因果系。“理想”与“物质”在宇宙之中，是联结在一个因果系里头的。这一层意思是与一切科学的经验相符合的，并没有甚么特别的“唯物”性质。“唯物历史观”的“唯物”性质却是由第二层意见里才显明。“唯物历史观”把社会经济与社会经济现象当作社会生活里惟一真实的物件看。此外一切社会的理想、期望、想像都是按照一种不可移之公例随着社会经济转移的。由这第二层理论，又引出一个极重要的断案出来：社会理想，既然全是社会经济的影子，不是改革社会制度的最终的原因，所以社会制度的改革，决不能靠著社会理想。社会的改革，必由于阶级战争。这阶级战争，乃是经济现象的结果。

上头已经说过了，“唯物历史观”是一种极有用的史学方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马克思在世的时候，那哲学的大思想家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时研究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学者，专探讨单独的事实，注重零碎的考究。这种研究方法，在天然科学里是可以行之无碍的，因为天然科学的原则和应用的方法，早已弄清楚了。至于社会科学，却不能这样做去。社会生活究竟有甚么规则的发展？社会生活与天然界的现象究竟有甚么关系？这些紧要且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讨论透彻。因为没有讨论透彻，所以一切零碎的工夫，都没有原则作准，没有方法可循。正当这个时候，那“唯物历史观”崭然出现。所以“唯物历史观”在社会科学里的大意义，就是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

“唯物历史观”的应用

“唯物历史观”出现之后，那拿他应用在史学及社会科学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初民文明、家族、国家、私有财产制度、欧洲中古史、法国革命等等，都拿这“唯物历史观”去解释他。然而这全是以前历史上的应用，此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应用，就是“唯物历史观”在现世及将来社会上的应用。这个应用，便是那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

“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哲学的根据，就是“唯物历史观”。他并且自命是“科学的”，因为他说他的论断是采用天然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意见大略如下：

一、近世的经济，已经渐渐地变成“社会式”的经济了。换一句话说，就是近世的出产，都是循大计划用大规模聚集许多的人组成大经济单位通力合作而举行的（这大经济单位就是工厂、大段的田地、大商业等）。这种大经济单位，范围愈弄愈大，他的数目，却是愈弄愈少。这是现世社会经济的实状。然而现行的法律，却还是由古来沿袭下来的。那个时候（法律成立的时候），工作的人所用的器械，是属于工作人自己的，所以法律也承认工作人作出来的出产品应当归工作人所有。到了近世这法律的经济基础已经变更了。工作人的器械，不是属于他自己了。工作人被佣于人，作出来的出产品，也不归他自己了。换一句话说，现世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合力共作的”，是“社会式的”。然而现行的法律，却还是自古沿袭下来与古代“独作自享”的经济、“个人式的”经济相称的。这便是现代社会的矛盾，现代社会的冲突。

法律与他的经济基础既是不相称，若是按照“唯物历史观”推论，法律一定要退护的，一定要随着经济改变的。所以“科学的社会主义”说，“私有财产制度”是基于古时经济的法律，到了现在是太老了，不能存在了。

二、现世的经济制度里头有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在一个经济单位之内有许多的人循着一个大计划通力合作，这是极有纪律的，是很统一的。然而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之内的各经济单位，却是彼此不相统属，毫无计划，毫无秩序。换一句话说，每一个经济单位的本身（譬如工厂、大商业等），是有完全的组织的，是中央集权的。但是整个社会里无数的经济单位，却是没有一个志意去支配他，是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的。

这种经济的矛盾，生出许多不良的矛盾。因为社会内的各经济单位，没有一个计划去统一他，各行其是，各谋其利，所以糜费许多人工，糟蹋许多材料。所以由马克思学派的人看起来，现世“无政府的社会出产法”一定归于废除，因为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容他了。所谓“废除无政府的社会出产法”这是背面的消极的话，这话的正面就是“出产工具作为公产，建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学派的人，以为这种趋势是根于天然科学公例的，是不能避免的。

如要批评现代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批评“唯物历史观”，因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以“唯物历史观”为根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不树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以为改造之标准，“科学的社会主义”是说“出产工具改为公产”是势所必至之天然结果。

“唯物历史观”的批评

“唯物历史观”在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他的弱点也很多。

以前批评“唯物历史观”的人，往往用历史的经验去驳他。引了多少历史的事实，去证明“唯物历史观”的错误。这种批评法，完全错认了“唯物历史观”的性质了。“唯物历史观”，原来不过是一个研究历史的方法，并不是史事的记述。所以一切历史的事实是不能动摇他的。若要批评“唯物历史观”，当批评他的“认识条件”。因为无论创辟科学方法，还是批评科学方法，都要考究他的“认识条件”。

“唯物历史观”所举的“经济”与“出产法”两个名词，究竟是什么物件，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弄清楚的。“经济”与“出产法”都有“技术”与“社会”的两方面。现在既然是讲“社会科学”，并不是讲“工学”，所以“唯物历史观”所说的“经济”，一定是指著“社会里头的经济秩序”而言了。他所说的“出产法”，一定是“社会的出产法”了。然而一切社会科学的事务，只是人与人间外部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在历史的什么时代，都是依法律构成的。由此看来，所谓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个天然物，并不是循着天然科学的公例变化的。经济现象，就是许多性质相同的法律关系。所以法律的关系，是认识经济现象的条件。

社会经济就是人因充足其欲望而演出之共同动作。这种共同动作，确可以影响于社会秩序（法律），这是“唯物历史观”的卓见，无可非难的。但是“社会经济”与“法律”并非如“唯物历史观”所云：“社会经济是基础。法律与政治，是这基础上头的建筑。”社会经济是在法律节制条件之下的。若是去掉节制条件，那社会经济便不存在了。

社会经济与法律的真确关系是这样：在一定的法律秩序之下，有一定的社会生活，有一定的社会现象。由这社会现象里头又生出改革法律秩序的志意与运动出来。这种改革的志意与运动如有了效果，就把旧法律秩序推翻。旧法律推翻了，那依著旧法律秩序而演出的旧社会现象也随着不存在了。这时候在新法律秩序之下，便构成新社会现象。

这就是历史中赓续不断的循环途径：社会现象促迫社会秩序之改革，社会秩序又造成新社会现象，如是无已时。

“唯物历史观”说将来“社会的冲突”是由现世“社会经济的内部矛盾”而来的，这个经济就在“出产力”与“社会秩序”之间。“出产力”是不断的膨胀，而沿袭下来的旧秩序，是不能容纳他了。这种社会的矛盾，将来必要自己废除。旧社会秩序，必要崩裂。这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

但是他所说的“旧社会秩序必要自己废除”，“这必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自己说这个“必要”是论理的必要。因为社会的冲突，是社会体里头的一个“否认”（Negation）。这个“否认”一定要产出另一个“否认”出来，这是与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思辨性质”相称的。

但是马氏以后“唯物历史观”的代表，却不用这种黑格尔的名词了。他们也不说“论理的必要”了，他们只说这个必要是一种天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以上两种意见，都未认清社会科学的认识条件。社会科学里所研究的社会现象，不是别的，乃是在一种秩序之下的共同动作。这种共同动作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有志意的，所以“唯物的历史观”所说的“旧社会秩序必要废除”，“这必要”既不是论理的必要，又不是天然现象因果的必要，乃是宗旨的必要。因为社会秩序是方法，社会生活是宗旨。如果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有冲突的时候，他的宗旨全失了。人要达到这个宗旨，所以起来改革社会秩序。换一句话说，改革与否并如何改革，这是视人的意志而定的，并不是机械的自动的。 

价值论与赢余价值论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他的唯物历史观，是有关系的。所以上节讲唯物历史观的时候，已经把马氏的经济学说，大略说了些。现在却专就这个题目，作较详的讲述。

经济理论里头很烦难的一段就是价值论，并且凡在经济根本问题上有什么主张或对于现世经济制度下什么批评的人，也必要对于价值这一个问题弄个透彻，然后他的理论才有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是不外此例的。马氏用黑格尔式的演绎法推论“价值”。他推论的大意说：凡两件货物若是互易，这两件货物一定有甚么相同的地方。这相同的地方究竟是甚么呢？譬如白面与铁，无论这两件货物互易的比例是怎样，却一定可以若干之白面易得若干之铁。这两件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工作的结果。所以凡货物的价值，全视制造这货物所用的“社会上需要的”或“平均的”这工作数量而定。譬如用十二小时社会上需要的工作制成的货物，他的价值，就比用六小时工作制成的货物高一倍，所谓“社会上需要的”就是指著“社会上普通的出产条件与平均的技术平均的勤勉”而言，特别的烦难的工作须按寻常工作的几倍计算。

出产的人如要出产，第一，须备具那些必需的出产工具（如机器等）。第二，须备具若干生活品，供他工作时候生活之用；等工作品制出之后，再拿来补偿。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少数的人占有上称的两件东西（出产工具与囤积的生活品）。这少数以外的人，只有一件货物，这货物就是他们的工作力。他们若要生存，一定要把这工作力卖给资本家。这资本家给他们多少价钱呢？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公例，一件货物的交换价值，寻常总是等于制造这件货物所用的工作。所以工作力的价值，就是等于培养这工作力的工。换一句话说，工作力的价值，就是制造工人必需生活品的工作。譬如一个工人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他若是每日也工作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的生活品的价值了。但是他若把工作力卖给资本家，他每日工作的时间，便要比六小时多了，因此工作力的价值与工作力的利用时间是不相同的。但是资本家购买工作力的时候，也正是希求这个价值的差别。这个价值的差别是工人创造的，却是被资本家摄取了，这就是“赢余价值”。

这个理论，曾经昂格思这样说明：“工人把他的工作力卖给资本家，约定了每日的价钱。作了几小时之后，工人所作的工已经把这价钱补偿了。然约他们的合同，却是让工人多作多少小时，凑满一天。工人在这额外钟点里头所作的工的价值，就是赢余价值。资本家毫无劳费，这赢余价值，却是全入了他的钱囊了。”所以在资本式的出产法之下，一方面资本家吸取无报酬的工作，一方面工人被人攫夺他的工作结果。

这赢余价值，便是资本家在出产事业内所贪图的。资本家经济行为的动机，只是扩大这赢余价值。所以若要考求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里头的公例，只要推究这“贪图赢余价值的心理”可以生出什么结果就是了。

但是资本家所投的资本有两部分。一部分用在工价里头，这是可以产生赢余价值的。还有一部分投在出产工具里头，以后再由出产品里头偿还的，这一部分并不经出产手续有所增益，所以这一部分也可以叫作“不变的资本”，那产生赢余价值的一部分就叫作“变的资本”。

每日工作时间愈长，资本家所得的赢余价值愈多，所以资本家永远要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愈久愈好。工人一面自然是愿欲工作时间短，这是他们两面利害冲突的地方。但是资本家的势力优越，工人是决不能和他对抗的。所以这利害冲突的结果，永远是工人失败，资本家胜利。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工人工作的时间，总是无限的延长。等到他们痛苦极了，然后结合起来，用全阶级的势力，逼迫国家对于工作时间立一种限制的法律。

扩大赢余价值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增多“变的资本”。变的资本多，所雇用的工人也多。雇用的工人多，赢余价值也跟着多了。因为这个原故，资本主义之下的出产永远有膨胀的趋势。

扩大赢余价值的第三个方法是提高工作的“出产能力”（每时间单位之工作制造出来的出产品之数量叫作“出产能力”）。出产能力若是提高，工人的生活品，在一个较短工作时间之内便可以补偿了。譬如工人以前每日须工作六点钟，才能补偿工价的工值；到了现在出产力提高之后，他只须每日工作五点钟已经可以补偿工价的价值了。但是他的工作时间，决不因此缩短，所以资本家所得的赢余价值一定是增加了。

现代资本式的出产的状况与他变迁的趋势

现代资本式的出产法是渐渐发达的。在手工时代这资本式的出产，决难扩大范围；后来技术进步，工厂等等大规模的组织出现，以前的小组织，全不能存在了。以前的工徒，经过学习时期，便能可自备出产工具独立营业。到了现在，他们的只能为人佣雇；若想自立，作资本家，那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现代资本制度之下，机器的势力最为重要。因为用了机器，所以小规模的工业不能存在，大资本大规模的工业成了一种必要。因为用了机器，所以分工极其精细，腕力变为无用，所以应用机器的结果遂使工厂雇用那体力柔弱的妇人和发育未完的童子。这种掠夺人力的方法，愈来愈酷，工作人道德的知识的身体的堕落，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并且机器既把工人的妻子也引到工作场上，他于是把工人工作力的价值分配在他的全家了。工人从前须赡餐全家才能生活，所以他的工价是包括他自己和他妻子的生活品的价值。现在他的妻子也作工不需他养活，他的工价一定要低落了。机器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一方面引诱许多从前不作工的人也来作工，一方面挤开许多无用的工人使他失业，如是伸缩不断，就造成一种“额外的工民队”。这种“额外的工民队”，为饥寒所迫，完全服从资本家的要求。

现代的社会经济组织，把出产工具归私人所有，所以他的首要的弊病，就是全社会的出产力，涣散纷乱，茫无计划。社会里无数的经济单位，各以他估量市情的能力，当作出产的标准。然而他确不能预知市场的货物，究有多少，能销售的数量，究有多少。无数出产的人，当出产的时候，决不知他所制出的货物一定可以卖出否，他的成本一定可以抵偿否。换一句话说，现代的社会出产是无指挥无计划的社会出产，是无政府的社会出产。无数的出产人相互竞赛，各竭其力改良他的出产法，为的是超过他的互竞者，所以出产的范围，愈弄愈大。然而市场的销路，却是不能与他相称，因为销路的广狭，不视消费人的欲望而定，乃视消费人的购买力而定。社会上大多数的人的购买力，决不能与那贪利无厌竞赛争逐的出产并驾齐驱。因此社会内出产太骤，不能消费，货物囤积，不能流通，所以经济恐慌市场停顿乃在不可免之列，并且这经济恐慌要循环往复时时出现的，这便是现代资本式出产必有的结果。

以全社会而论，出产事业既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以一个经济单位而论，他的组织，却是一天比一天完全；他的计划，一天比一天周到。这种完全的组织周到的计划，就是推倒旧日手工业的利器，也就是现代相互竞赛的方法。一个工厂的出产有完全的组织，一个社会的出产却在无政府状态之下，这就是现代社会经济的矛盾。这矛盾的原因，就在一面共同出产，一面却让私人摄取出产的结果（参观上节内“唯物历史观的应用”）。

经过一次经济恐慌，社会里资本薄弱的企业家便被一次淘汰。但是这经济恐慌是循环无已的；不但循环无已，并且一次比一次利害。因为资本家挽救经济恐慌的方法，不外开辟新市场或罗掘旧市场，这种方法不过是预备更大的经济恐慌罢了。经济恐慌既是循环无已，并且逐次加烈，所以资本式的出产法昌盛之后，社会内中级的人（如小企业家、手工等）渐渐的就灭亡了，只有那大企业继长增多，势力一天比一天大。但是无数的大企业，也是相互竞赛的，他们遇见巨烈的经济恐慌，也是不能全都站得住的。所以资本式的出产的趋势，就是只剩下少数的最大的企业可以存在，一切较小的企业全归覆亡，只留下极少数财力极雄厚的资本家操纵社会的出产，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只是佣工谋活，决无自立的希望。并且他们的困苦艰难，一天比一天沉重。等到他们的境遇坏的够了，他们的人数也多的够了，他们一定就要团结起来，用武力夺取国家的权力，夺得之后，把一切出产工具改为国有，脱离资本家的羁绊，恢复他们的经济自由，这就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必有的结果，也就是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的矛盾的惟一方法。这个结果，是循着社会演进的程序自然而至的。

况且资本式的出产法，并不能保持出产家的利益。出产的步骤，忽而急促，忽而停顿，出产不能均匀，销路往往停顿，金融时有恐慌。再加上大多数的人流为贫乏，反抗的意志与反抗的运动一天烈似一天。于是那资本的出产法，那出产工具作为私有的经济制度，只有颠覆的一途。

以上所述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简单的总括起来：马克思学说的根据，就是“唯物历史观”与“价值论”赢余价值论。马氏用这两个基础学说，去批评现代资本式的出产法，推论他发展的趋势与将来社会秩序的改革。分别层次说，说现代资本式的出产，使社会的出产集中在大企业里头，并且使社会的资财与“所得”聚集在少数的人手里，这就是“出产集中论”与“财富聚集论”。现代资本式的出产法，是利用工人的工作力，摄取他们工作的结果，所以使大多数的人贫乏困苦，这是“掠夺论”与“贫乏论”。但是工人既然不免贫困，那企业的人，却也是拼命的角逐，所以出产事业，不能安稳，时时发生经济恐慌。再加上大多数贫困无告的人，嗷嗷待哺，图谋反抗，这种情形，一定有崩溃的一天，万不能持久的，这就是“经济恐慌论”与“颠覆论。”这种的经济发展，把全社会分为有财产与无财产的两个阶级。这无财产的阶级，一面因为共同工作，一面因为觉悟他们的共同利害，于是联络起来在政治上奋斗，争取国家的权力。等取得国家权力之后，再运用这国家权力，实行社会式的出产组织。此时实行社会式的出产组织，并不困难，因为以前的经济发展专向“出产集中”一面去走，已经把这新社会组织预备好了，这就是“阶级斗争论”与“革命论”。

以上都是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下是这学说的批评。

修正派

马克思学说出现之后，惹起各国社会主义家和经济学者的详核的批评，这批评的著作是非常宏富的。经过这种批评，马克思学说的真意义固然显明，他的缺点却也昭著了。就是德国的社会主义家从前本来专以马克思学说为根据的，到了现在，也不全认马氏的学说为不刊之论了。德国社会党如卞斯天（Bernstein）、达维德（David）、师培尔（Schippel）都对于马氏学说有驳拒的批评。并且他人这批评是对于马氏学说的基础而发，是对于马氏学说全体而发。他们虽然说，他们只求“修正”马氏的学说，自称“修正学说”（Revisionisrnus），却是这种“修正”，竟无异把马氏学说的一大部分推翻了。 修正派既全属社会党人，他们的批评，自然有特别价值。以下先述他们的批评。

卞斯天是这派的领袖。他对于唯物历史观说：以历史的事实而论，除经济之外，那地方的民族的特性、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事实，都在历史的演进上有决大的影响。

凡历史的唯物主义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历史是人造的，人都有头脑，这头脑的状态，决不是一件机械的东西，专看经济的境遇而变迁的。唯物历史观一类的思想，总迫人假定人的一切事变志向行为，都是物质的出产情形的影子。然而就事实看起来，人对于经济发展的支配能力，却是时时在那里增长。经济束缚力，一天减杀一天。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文明程度高了，便可把拂意的经济羁绊渐渐脱除。

马克思的“价值论”与“赢余价值论”不与事实的真象相符，这也是卞斯天所承认的。卞斯天说，马氏这种理论，不过一种“纯粹思想的抽象”，马氏的原意，不过举一个理想中的经济社会以明出产事业的原则罢了。至于社会的分配问题，工作结果如何分配方为公允，如何分配便为不公允的问题，决不是仅靠著价值可以解决的。现代被雇的工人不能取得出产品的全值，这是一件事实。但是若专依据这一件事实，便主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马氏共产主义的要求，也确不是依据这件事实而主张的。他不过认定资本式的出产法必要颠覆，所以才说共产主义的出产是必至的结果罢了。

马氏预测资本式的出产不久必要颠覆。这个预测是根据他的“出产集中论”、“贫乏论”、“经济恐慌论”而成立的。然而这些理论，并不与事实相符，这也是修正派所承认的。先就“出产集中”而论，有许多种工业，固然是由小规模的经营变成大规模的工厂，非工厂组织，不能存在了，然而此外还有许多工业，经营的规模，可大可小的。还有许多制造业，因为种种原因，只宜于小经营不宜于大经营的。况且大企业成立之后，往往又唤起许多附属的小企业，这都是看那工艺的特性而异，不可一概而论的，这还是专就工业立论。若是讲到农业，按照各国近几十年的统计看起来，只有与“集中”相反的趋势。大段的田地，或是不加多，或是竟减少了。再就社会的财富分配看起来，文明各国里有资财的人和所得丰富的人只有相对的绝对的增多，并无减少，马氏的“贫乏论”与“财富聚集论”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现代的社会经济往往发生恐慌，这固然是事实，然而这经济恐慌的循环性，并非如马氏所云，是现代的经济制度所固有，不能避免的。现在的问题，只是研究这经济恐慌的强度和影响，与救济的方法罢了。以今日世界市场之广大，交通之利便，信用机关之灵敏，企业同盟会组织之完备，巨烈的经济恐慌，颇不容易各地同时发生。即便发生经济恐慌，这恐慌的巨烈程度，也决不至把现代经济制度推翻。

现代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既是不能促共产制度的实行，而现代政治的与心理的条件，也与社会式的出产制度相去甚远。马氏所讲的“无资产阶级”（Proletariat）包含极复杂的群众，他们与“有资产阶级”相对，并不能自成一个团体。换一句话说，社会里阶级分析的情形，很是复杂，决不像马氏理论中所称的那样简单。现在阶级的竞争固然是事实，然而在文明各国里这竞斗的形式，却渐渐的缓和了。因有彼此谅解社会全体的利害，所以总可以寻得着调和的方法。至于“无资产阶级”因为经济的逼迫大举革命，这是出乎臆想以外的事，马克思与昂格思晚年也把这层放松了。此外还有社会心理的问题和组织的问题最关重要，现时社会主义不能实行，也是多半受这两个问题的牵制。所以即便今日社会党取得了政治权力，也决不能实行社会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共有财产决不能因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一旦推翻便可成立，必要等到社会主义的共有财产发达之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才能销灭。 修正派虽然这样批评马克思想的学说，他们却仍认现代的经济发展是趋向社会主义一面去的。修正派与修正派以外的社会主义家之间，争论颇烈，但是他们都认这种争论是马克思主义范围以内的讨论，并没有摇动社会主义的基础学说。

马克思的学说虽然包含许多的错误，他在历史上的大意义，却是终古不能磨灭的。他的功效，就是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批评。自经他的批评，然后现代社会制度里的弊病才暴露出来。社会科学与社会运动受了他的教训，然后才考量现代社会制度的调剂方法。社会科学自马氏著作出现，得了许多新的探讨途径，社会里有许多重要的事实和关系为前人所未注意的，经马氏的著作才发现无遗。

但是马克思学说的严酷的格式，始终没有经科学界的赞许。他对于现代经济的消极的批评与精细的解析固是非常可贵，但是他的积极的抽象的构造与褊狭的推澜，是不与事实真象相符的。

马克思价值论里所用的论理，很属勉强，并且有根本矛盾的地方。他说两件互易的货物，一定有一个相同的性质。这相同的性质，就是制造这货物的工作，这就是他们相同的价值。然而他论“赢余价值”的时候，又说，赢余价值所以能够取得的原故，就是因为按照普通情形，一切货物售卖的价格，或是超于他的价值，或是低于他的价值。由此而论，按照普通情形，两件互易的货物，并不是有相同的价值了。这就是马克思价值论的矛盾。

马克思说，货物的交换价值，恒有以货物里所用的工作为标准之趋向。这话却不与事实相符。货物的交换价值，也受制造时所投资本之大小久暂的影响。 马克思分资本为“变的”与“不变的”两部分。他说，资本家的行为，是专图那变的资本所产生的赢余价值，所以他的一切设施，都可以拿这个动机去解释的。这种抽象的设想，固然可以为探讨真理之一助；然而到了应用的时候，却不能把这理论中所有的断案，都一一按格推究出来作为社会经济的真象。因为实在的资本家，并非图谋“变的资本”的赢余，乃求全部资本的赢余。所以若把马氏的设想严格地推论下去，把一切实在与私有资本相反的趋势置之不问，那就不免流于褊狭过甚，与事实相去太远。马氏的“贫乏论”、“财富聚集论”、“颠覆论”，都是由这个误谬来的。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大致是与修正派相同的，现代文明各国的经济发展，是趋向社会主义一面去的。但是这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计划，乃是一个社会原则，这原则就是联合互助。至于这社会主义的实行，也只能预测他的大概趋势和条件，却不能用模型的严格的理论预写他进行的详细程序。而国家社会的渐渐演进，和教育等公正事业的积极建设，都可以促进社会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