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的问题 中华文库

记者先生

我从北戴河回来，听说副刊上有些读者质问《努力》究竟怎么样了，我不幸不会看到最先的两次投稿，只见着一涵、衣萍、绍原诸位的讨论，你可以许我藉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吗？

《努力》月刊的第一期稿子确是编好了几个月了。但因我的病的禄故，一班朋友都不愿我担任此事：第一期出版不难，而难乎鸟继。我们决定请一位张笑若先生回国来专任政治方面的议论，做编辑的事，而我退居“小卒子”的地位，帮着出点汗，努力社的朋友并且凑了旅费寄去耠张先生。但张先生因焉新婚的关睬，至今还舍不得回国。

我个人的主张是《努力》应该继续出版。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运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独秀文存》卷一，页三四三至三六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政治生活》十五。）这种现象使我感觉《努力》有急急出版的必要。

虽有事实上的种种困难，我可以敬告爱《努力》的朋友们：《努力》终要继续出来的，现在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努力》的二次出来，是月刊呢？还是扩大的周刊呢？这个问题也要等张先生回来再决定。他主张办周刊；我们也嫌月刊太慢。也许将来的新《努力》还是一种周刊。

听说有一位萧先生提出三个疑问：畏威？灰心？畏难？我是不畏威，也不容易灰心的人，至于畏难，确有一点。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好的，只是工作的人怎样少呀！”这不必是和绍原先生同梦；不过我这只多病的“徽骆驼”确是往往有这种感想。即如章洛声先生那样帮《努力》的忙，及今思之，这样的一个同工者向那里去找呀！至于衣萍先生提出的假设，我惭愧不敢当。人家也许疑心我作文敏捷，其实我是很迟钝的；人也许疑心我脸皮厚，其实我是很害羞的。迟钝和害羞是我的著作出版比较迟缓的原因。我的出版物大部分是被外界的压力“榨”出来的。若不是我病了，政治和思想界的混沌早已把《努力》又榨出来了。

至于一涵先生代我作答，我自然是很感谢的。但他提及商务印书馆的一层，未免有点失实。商务印书馆对于努力的关系，并不是资本家对待“脑筋苦力”的关系，办杂志也不是“挣红利”的好法子。至于“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趄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那更是一涵笔锋的情感，却不是事实。

努力社有几个社员现在商务编译所，这是第一层关睬。商务管理部有几个老辈，对于我个人的友谊，是第二层关睬。当《努力周报》出版以后，张菊生、李拔可、陈叔通诸先生皆会表示赞成我们的主张φ后来商务发行部自己提议，破例鸟我们代售《努力》，并代理定阅。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自动的破例经理这三个铜子的生意，这是谋挣红利吗？

周报停办后，我们感于无钱办报的困难，所以主张先筹点资本然后办月刊；或仿从前《新青年》的办法，由一家书店发行，但发行人须岀一点纚辑费，以供聘用助手及酬报外来投稿之用。那时商务与亚东都愿任此事，但我和独秀知道亚东的困难，故劝他们让与商务商务代发行的鸡志，本有“二千份以外的销数，每份抽版税三成”的规定；广告费也有二成的税。我们因周报会销过八千，故以六千份为底子，计算版税与广告税，作为月刊的编辑费。但投稿人愿受酬与否，全由各人的自由。这其间有什么“资本家之畏”可言。

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实动机而其事有可取者，还应该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 —— 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雨”，我们只好叫他做“讼棍的行为”（这一段不是对一涵说的，因为一涵并不至于颂扬拳匪。）

本图简单作答，不料已很长了，糟塌副刊的篇幅，恕罪，恕罪！

胡适

十三，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