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的四周年 中华文库

　　《独立评论》今天开始他的第五年了。

　　我们很感谢各位朋友送了许多糖果来祝贺这个小孩子的四周年生日，我们特别感谢“君衡”先生的祝寿词。“君衡”先生说，《独立》的四周岁有三个值得祝贺的理由：第一，《独立》的销路渐渐增加，可证国人对这个刊物的同情逐渐增加；第二，《独立》能保持他的“智理的公平态度”；第三，《独立》能在一个苦痛的时势里保持他的乐观的勇气。

　　关于销路这一层，我们自己也感觉很大的欣慰。我在第一五一号（三周年纪念号）曾提到“我们的七千个读者”，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一万三千个读者”了。在这一年之中，销路增加到一倍，其中有好几期都曾再版，这是我们最感觉高兴的。

　　独立的销路增加，固然是如“君衡”先生说的，“可知国人如何同情于这个以研究中国当前问题为目的的刊物”。但我们自己的私心总希望这种向情心的增加是因为国中读杂志的人的胃口的逐渐改变。我在三年前（第五十一号）曾说：

　　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有一位青年读者对我们说，“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是的，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

　　在当时我们真感觉那是一种“妄想”，因为我们不作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给“低级趣味”，又不会搬弄意义模糊的抽象名词，当然不能叫青年读者过瘾，当然不能希望读者的增加。但这三年以来，读者增加了一万，我们的乐观使我们又“妄想”读者的胃口确实改变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瘾确实减少了。

　　我们今天又从陶希圣先生的文章里得着一个有趣的旁证。陶先生说他在江南听见朋友说“那一带很有些人喜欢《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

　　其实“高调”和“低调”都不是确当的名词。在我们的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于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我们在三年前曾说：

　　孔子曾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第四十六号）

　　这种敬慎的态度当然不能叫人麻醉，不能叫人过瘾。但我们深信，这种态度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至少是我们应该时时督责我们自己严格实行的。我们也深信，这种态度虽然没有麻醉的能力，到底是解救麻醉的有效药剂。清茶淡饭，吃惯了也自然有点味道。这三年的《独立》读者的增加，居然使我们更相信清茶淡饭也许有可以替代吗啡海洛英的一天。 　　

　　最后，我要报告：这四年之中，《独立》总共登载了一千零七十一篇文字，其中

社员作的　483篇　约占百分之四五
社外投稿　588篇　约占百分之五五
共计　　　1071篇

分年比较如下：

在这第四年之中，尤其是最近这半年，社员之中，死了一人，南迁的有七人之多，南迁的社员又都因事务的繁重不能多为《独立》作文字，所以这半年的《独立》，三分之二的椅子是全靠社外朋友供给的：

一五一至一七五号（上半年）
社员稿　73篇　百分之五三·三
社外稿　64篇　百分之四六·七
共137篇

一七六至二〇〇号（下半年）
社员稿　47篇　百分之三四
社外稿　91篇　百分之六六
共138篇

　　这是我们最高兴又最应该感谢的。我们在三年前就说过：

　　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他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第五十一号）

　　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个刊物真能逐渐变成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了。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这是我们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祝贺的一件事。

　　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的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他们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廿五，五，十夜

　　（原载1936年5月17日《独立评论》第2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