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172 中华文库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何谓公选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尝不资于人材，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为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循旧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于艰难，若为兴衰拨乱，则非得卓荦瑰奇之材，未易有济，故武王之有十乱，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髙祖之有三杰，光武之有邓禹、耿弇、吴汉之属，太宗之有房杜英卫之流，宪宗亦有裴度，武宗亦有李德裕，皆以不出世之才，佐大有为之主，参翊左右，以成大业，古今通道，其可忽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为小人之忌嫉，或中之于黯昧，或指之以朋党，或诬之以大恶，或谪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辨，惟恃主之明，为能察小人之情伪而辨其臣之无辜，霍光所以见察于昭帝，房杜所以见信于太宗也。陛下临御以来，用人才多矣，世之所许以为正人端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岂非罹此谤耶？遂使陛下寤寐侧席而有乏材之叹，怀材抱艺，愿为国家宣力者，无因而进前，陛下亦少留圣意，致察于此乎？《洪范·皇极之畴》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好恶偏党，皆足以为至公之累，惟以道为公而无好恶偏党之私，则王道明矣！魏郑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书半藁，其可识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惟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愼，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则可以兴矣！’太宗感悟。夫人主岂常能无爱憎，然必去爱憎而后能得人以兴者，爱憎出于私情，用人以兴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虽仇，齐侯必用，雍齿虽怨，汉祖必赏，而况其馀乎？陛下诚能推至公之道，臣将见人材辈出，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际，似与士风初不相及，然其实相为表里者也。士风醇厚则议论正，议论正则是非明，朝廷赏罚功罪当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风浇薄则议论不正，议论不正则是非不明，朝廷赏罚功罪不当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㣲寖弱也。晋之士风，尚浮虚而不事事，故当时措置乖谬，盗贼并起，而有五戎乱华之祸，本朝嘉祐、治平之前，何其士风之醇厚，自数十年来，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竞争进，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元祐大臣如司马光之流，士风皆持正论，为朝廷长虑，却顾图久逺之计，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为奸党，听其言，则大者可族，小者可诛，赖国家寛仁，袛从窜逐，其后士风逓相仿效，顚倒是非，变乱白黑，政事大坏，以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馀年，世变风移，爱憎之情销尽，然后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赠官秩，录用子孙，然亦何补于事？向若早变此风，则忠臣无诛戮之冤，国家有治安之实，两受其利，岂不美哉？臣观近年士风尤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不顾国体，惟事进身，不核事实，惟欲伤人，大誉则大进，小诋则小迁，翕訿成风，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张浚，付以重权，使御强敌于关陕，浚虽忠以许国，而事失机㑹，不为无过，言者痛加绳诋，诬以大恶，岂不太甚欤？幸浚以浴日之功，足以结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听，故得自洗濯，复侍清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所伤也多矣！借使遭谤困谗之臣，无浚之功，又无大臣之辨，而有下石以挤之者，则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哉？朝廷设耳目之官，以广视听，固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事须核实，使果如其言，则诛责所加，岂宜止从轻典，使言而无实，则诬人之罪，伏谗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臣愿陛下降明诏，以戒士大夫，使体德意，从忠厚，变近年浇薄之风，昔贾谊劝文帝养大臣以礼义廉耻，陆贽劝德宗听言必考其实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两置而不问，皆治道之要也，陛下诚能行责实之政，臣将见士风醇厚，而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爱惜日力？臣闻之《周书》曰：‘功祟惟志，业广惟勤’，夫功以志崇，所以为之规模也，业以勤广，所以为之积累也，犹造大厦，堂室奥序，其规模可一日而成，至于鸠工聚财，则积累非一日所至，创业中兴，何以异此？髙祖得韩信，与之论亡楚之策，规模先定，而后积累以收成效，光武得邓禹，与之论兴汉之谋，蜀先主得诸葛亮，与之论鼎立之计，皆定于谈笑之间，而髙祖以五年成帝业，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区宇，先主得蜀，亦在数年之后，盖积累而致者如此。陛下临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复，僣逆未诛，仇雠未报，尚稽中兴之业，则其始不为之规模，其后不为之积累故也。逮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皆簿书期㑹不急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安得不为僣逆之臣、强悍之虏之所凌侮！然则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贵尺璧而惜寸阴，今日朝廷艰难，乃惜分阴之时，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熟议所以为规模者，凡所施为，画一条具，如立课程，以此施行，又诏州县，使体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骚扰，勿太缓以失机㑹，使事得其序，不扰而办，乃为得策。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为之时，惟失其时，则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难，正如医者之治病，时不可失，其在皮肤，针烙及之，其在五脏，汤剂及之，至于骨髓，则虽有扁鹊、俞跗，蔑以为矣！此时之不可失也。《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则虽大国，必畏之矣。’夫用智者，当于未奔腾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时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铸兵，其能及乎？陛下诚能存爱日之心，臣将见为无不成，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务尽人事？臣窃观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国之将兴，百度皆举，天实祐之，犹之农夫，尽其穮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尝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穑之利，其可得耶？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寻邑百万者，人也，适雷电风雨，遂有昆阳之胜，而中兴之启运者，天也。孙权以兵三万拒曹操数十万者，人也，适风顺可以纵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势成者，天也。谢安以兵八千击符坚百万者，人也，适秦师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延东晋之祚者，天也。创业中兴之主，莫不皆然，尽其在我者，而以成其功归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今未尝尽人事，敌至则先自退屈，而欲责成功于天，其可乎？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协心同力，务尽人事以听天命，则恢复土宇，翦屠鲸鲵，迎还两宫，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则无不成之功，陛下诚能和同天人之际，臣将见大功可立，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何谓寅畏天戒？夫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爱之至，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是，故孔子之作《春秋》，于灾异必书，以谨天戒，臣尝观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汉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时，未尝无天变，而不为灾者，以能寅畏其心，恐惧修省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惧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诚，则变灾为祥，天人之际，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来，荧惑失次，太白昼见，地震水溢，或久雨而不霁，或当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宁反复，以致告戒，陛下虽尝降诏，俾士大夫各修厥职，以答天谴，然臣窃谓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昔宋公一言而荧惑退舍太戊，桑谷共生于朝而反以为祥，陛下诚能应天之实，臣将见百祥来止，中兴之业不难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当先务，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粪土愚臣，忘生触死，为陛下详言之，抑臣又闻，圣人不畏多难，而惟畏无难，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昔少康以一旅之众，而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险，而身致太平，享国长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将士足用，江浙荆淮，闽广川陕，财用可理，足以为中兴之资，陛下勇智天锡，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称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盖帝王改过之道，如天地之无心，是则行，非则改，何惮之有？郦食其劝髙祖铸印以封六国之后，子房一言，则趣销之；封德彛劝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郑公一言，则行仁义，遂致贞观之治，无损盛德，而大功可成，岂切切然畏人之议己哉？陛下近降亲征诏书，深悔纉成之后，措置之失，可谓盛德之举矣，然则今日措置，安可复蹈前日之辙，臣今所陈，皆改辙前日之道〈【旧校云：《梁溪集》作“陛下视建炎以来，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为是，则何以不见其效？以为非，则安可复蹈其辙，臣前所陈，皆改辙之道”】〉，非循旧迹所能为也，择善而从，斟酌而行，则在圣裁矣。夫以圣祖二百年之基业，四海亿兆之生灵，皆系于陛下清燕之间，圣虑及此，得不栗栗危惧，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下以副四海生灵之望哉？昔周室中兴，南征北伐之威，其复古接下之美，咏于小雅，盖有文武吉甫显允方叔以为之将帅，有孝友张仲以在左右，故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陛下所当深法，考周室之诗，则得之矣，所谓善后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极陋之资，荷陛下非常特达之知，六龙之初，虚席以待，眷遇之礼，迈于等伦，以志广材踈，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责，力丐罢政，无补国事，每懐愧愓，远去阙庭，九更寒暑，犬马之心，何尝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逺屏，不敢复与世，故刍荛之言，久不敢达，近者边报警戒，戎辂亲临，臣子之情，不胜愤懑，故敢冒昧以三策为献，伏䝉圣慈，特降诏书奖谕。今者又奉诏旨，咨以当世之务，而臣不量荒浅，冒进狂瞽之说，以凟天听。昔太宗谓郑公为敢言，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数批逆鳞哉？’今陛下盛德过于太宗，臣虽无魏郑公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极也，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经患难，衰病交攻，气息奄奄，日与死迫，常惧先犬马填沟壑，无所仰报盛德之万一，今者获奉明问，得摅至情，臣愿足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伏惟陛下哀怜，赦其愚直，取其拳拳之忠，实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无任惶惧恐汗待罪之至。”

谢表：“臣言：伏䝉圣恩，特降诏旨，令臣条具边防利害来上，臣已遵禀睿训，具状奏闻者，十载倦游，屏居海上，数行温诏，来自日边，凡清问之下询，皆一时之急务，恩辉所逮，报称为难。窃以询于刍荛，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思黄发而伯业成，汉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讲，寂然此风，皇帝陛下慨国步之多艰，惩前谋之未淑，时乘戎辂，躬总六师，文帝幸亚夫之营，恩均将士，太宗临渭水之上，气詟戎羌。肆于却敌之初，图为善后之策，特颁明诏，俯访旧臣，丁寜胥训之辞，若恭承黼坐之侧，咨诹当世之务，如亲顾草庐之中，询事考言，逺迈唐虞之举，画奇吐策，宜得良平之臣。臣曩以菲才，尝叨近辅，学术泥古，识虑阔疏，忧患熏心，志气雕落，夫何窾启，寡闻之陋，亦与询谋，采择之间，谨已审察事机，条陈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尘乙夜之观，戆直不移，仅同汲黯之妄发，疏通知体，岂类贾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绩之谋，用以设施，大启中兴之运，则臣继此有得，敢忘上陈，海岳深髙，岂赖涓尘之𦔳，日月清照，但倾葵藿之心。”

秦丞相桧曰：“靖康以来，和战之说纷纷然，言战者专欲交兵，而彼己之势未必便，言和者专事恳请，而军旅之气因以阻，皆非至当之画，为国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虚张为强，亦不必以力弱为怯，宋襄图霸而兵败，齐湣称帝而国破，虚张恶足为强哉？孔子以鲁抗齐，而侵疆以复，子产以郑介晋楚，而国犹大竞，何必太怯哉？若汤以牺牲遗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夷，未尝虚张也，为其杀一童子而征葛，终一天下，文王为政不获于上帝而伐崇，终以致昆夷之喙，未尝太怯也。其后汉髙帝出闗，曰：‘吾欲复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尝曰我必强盛哉？荥阳、成皋之间，百战不休，何尝曰我不复振哉？又如光武、唐太宗戡定群盗，镇抚四夷，时强时弱，度议定计，约略相若，国家自金虏入寇之初，但当与契丹故地，庙堂太怯，遽以三镇许之，三镇不肯为夷狄，虽欲割弃而不可，是大怯之过也，其后虏人退师，亦颇欲舍三镇而要厚赂，庙堂谋之不审，乃结契丹之叛臣为金人腹心者，欲与合谋，又潜檄边臣，掩杀割地官以变前议，声虽甚美，实无成功，是虚张之过也。臣顷归朝廷，妄进狂瞽，令刘光世通书虏酋，说其利害，以为得地则归豫，失亡则在虏，即蒙陛下听纳施行，不旋踵虏果退帅，豫邀之东平，百端说诱，虏言：‘候儿孙长大，与你图此。’臣恭闻陛下宣谕，以为得之北来人，臣益知虚张也。继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尝妄议，俾携酋长书归，谕以立国之体，当明顺逆，助豫则叛者得利，金国何以统众款本朝，则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若渊圣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约，岂敢睥睨，又明言不当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书，纵益恭北还，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后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贼豫阴导虏人，提兵南向，在朝廷当以正理处之，盖不讨贼豫，则无以为国，不安慰强虏，则逆贼未易讨，前此不欲轻发兵端，故隐忍以待衅，又贼豫启之，我欲乘机以举，则处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两国相敌，力强者骄，不足深较，樊哙愤匈奴侮慢，欲以十万众横行其国，季布折之，此其盛强之时，况今势未有便。臣前奏乞安慰狂虏，当用所获虏人，令诸将通其酋长书，明言止欲讨叛而不敢轻犯大国，盖知虚张之无益也。自古立国，必明君臣之义，陈恒作乱，孔子请讨，此齐国之乱臣，而鲁不容，况贼豫，我故臣子，不讨则三纲大沦，何以为国？臣前具奏，乞征讨贼豫，当檄数其罪，而阳推虏人，以纾其缔交之计，作我士气，而沮彼贼众，盖知讨叛之不必太怯也。虏人立豫，诸酋皆不以为是，其以为是者，意保河朔，用豫以为捍蔽耳。河南之地，虏人非必争，得河南，已复中原之大半，徐议河朔，犹当以二圣为请，臣前奏亦已略言其故，䝉陛下采择，则顺逆之势一分，人百其勇，是为攻战之利，界在夹河，诸军分处南北，譬若藩篱宏逺，堂室以安，是为守备之宜。因所获虏人，厚拊存之，彼各识所属酋长之意，分遣书词，不至差殊，则是为措置之方。使虏知朝廷志在讨叛，而义不得已，彼豫众亦知朝廷但诛首恶，而胁从罔治，则是为绥懐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窳、军食之困匮、禆校之才否、山川之险夷，则有司之事，将帅之职，父老知之，臣不敢臆说也。迂疏无所知识，惟圣明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