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中华文库

　　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精神上物质上都日就衰弱的中国民族，正因这一个运动才有了新的转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之代表，既觉到现时的中国，确是到了民族解放运动之重大时机，故必须将我们对于时局的根本观察及职任布告于全国民众之前。

　　自从北方的国民军败退之后，奉直两派军阀压迫人民比以前更加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勾结这两派军阀，正在计划怎样在中央在各地方建立军阀专政，以帝国主义者为后盾，并且利用买办官僚及老民党中之卖国份子，以扑灭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各界人民，深受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及本国军阀的虐政和连年战祸，尤其是最近两年，不但农民破产，就是中等商人，甚至于大商人、小官吏、自由职业者，也都不免破产困穷，流离失所，更用不着说最窘迫的工人了。

　　一般农民都备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鱼肉和兵匪扰害的苦，无地的农民更苦于租重无以糊口，有地的农民又苦于预征钱粮，勒派公债以及各种名目按亩附加的捐税，以至一方面农民被迫失业，流为兵匪，一方面农业衰败，生产减少，不但农民无以自存，且影响到城乡一般平民，米荒问题日益剧烈。在工业方面，因为外人把持海关，对进口货出口货都不能采用保护税制，国内制品不能与外货竞争，又加以国内战争，运输阻滞，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不但未能自由发展，且日在破产愁烦的生活中；工人所得工资不够维持生活，还要受中外厂主及职员之任意凌辱打骂，童工尤甚，虽女工亦不免。手工业工人及厂主，均因外资输入，日益失业破产。一般商人因为连年战争不能做买卖，军人扣火车不能运货；各种苛税杂捐不算事，还要强用军用票及滥发纸币，等于没收商人的财产；军阀直接或勾结商会领袖向商人摊派公债，强索报效军饷，强索不遂，甚至于拘捕恐吓，等于土匪绑票。学生则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或家庭无法供给费用，而时有中途辍业的恐慌。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一切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关靠月薪生活的下级职员教员，受欠薪及搭发公债、国库券、公益库券、军用票及纸币跌价的苦，至于不能养家活口。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还要为官长去杀人抢劫，抢得太不好看了，枪毙抵罪的仍是兵士；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还要加上军队的压迫。

　　解除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目前最急迫最低限度的要求，决不是什么赤化，或者可以说是国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赤化。可是真正赤化的中国共产党之目前的职任，正是要团结全国受苦受难的民众，为免除这些痛苦向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照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凡是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应该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争斗，不单是代表工农利益向资产阶级及地主争斗。因为殖民地的工农群众，为自求解放计，必须力争整个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才有出路。

　　中国的工农及一切受苦受难的民众所以这样穷，这样苦，这样受压迫，不用说乃是军阀尤其是帝国主义之赐。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驻扎海陆军，把持中国的海关，强迫中国的关税要遵从他们的协定，阻碍中国工商业之发展，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价超过于出口货价总在三万万两银子左右；赔款和外债本息之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有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及银行纸币所吸收去大批款项，更不计其数；如此中国安得不穷！

　　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的手段，把整个的中国都弄穷了，复用政治的侵略手段，各自勾结中国一派军阀，使之对他派军阀战争，或对接近人民的军队战争，以巩固其在中国既得之权利，并继续增高其经济侵略，如是赣甯战争、洪宪战争、直皖战争、三次奉直战争，以至最近反国民军战争，遂充满了民国十五年之历史。被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原有手工业农业经济日渐破坏之整个的穷中国，又加以十馀年继续不断的战争，所有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等一切民众的苦痛，都由此而来。

　　所以中国人民要解除切身的苦痛，追求苦痛的来源，则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大资本家、小中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大家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这应该是人人所赞成的。解放中国也只有这条道路。

　　现时国民运动中的右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附属于此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与帝国主义爪牙纯粹的买办阶级稍有不同，他们虽然也赞成“国民的联合战线”，可是他们以为大家既然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军阀，工人农民便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即放弃阶级争斗，以免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其实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第一，他们不明白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以罢工争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这种最低限度的阶级争斗，不但毫没有减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并且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当随工人的阶级争斗的战斗力而增加；因为工人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实际表现出来。他们主张工人放弃阶级争斗，便不啻主张削弱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斗中的主要军力。第二，他们又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阶级争斗，不是他们的出路。第三，他们更不明白革命的工人阶级，是不肯妥协的，是要为全民族利益奋斗，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到底的，香港工人牺牲职业，艰难困苦的支持一年馀的罢工，便是一例；不像资产阶级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他们只要于自己利益有损，便马上主张停止民族运动，如五卅运动中工部局一停止电力供给，中国厂家即时主张停止罢工，便是一例；他们只要敌人对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有点让步，便马上抛弃全民族利益的争斗而与敌人妥协，如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族运动给资产阶级一点小小让步（关税会议、汉口上海租界增加华董、部分的交还上海会审公堂），一部分资产阶级便急急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修改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条件，解决日厂英厂罢工，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破坏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高唱“中外合作”“中日亲善”，这也是一例；主张抑制工人阶级争斗的他们，这样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这样不顾民族的利益，这样为自己阶级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试问他们能比卖国卖民的买办阶级高明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罪人，军阀及买办阶级之次，就要算到这班一面反对阶级争斗一面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右派了。谁要“国民的联合战线”，谁便应当脱离这班破坏联合战线而妥协卖国的右派！现在的根本问题，正是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否因妥协卖国脱离“国民的联合战线”，——而不是工人农民的阶级争斗破坏联合战线。

　　农民反对军阀土豪大地主的争斗，也同样能够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因为这样，中国大多数人民才能脱离少数特权阶级的压制束缚，自由团结起来，去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广东农民以反抗地主土豪的力量，助国民政府讨平英国走狗陈炯明，便是一例。

　　谁说工人农民的团结和争自身的利益便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是他们自己不要“国民的联合战线”，不要最不妥协的工人农民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

　　我们的党认“国民的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紧要的职任，并不因阶级争斗而有所摇动。我们要揭开妥协卖国的右派借口“反阶级斗争”“反赤”，等口号，帮助帝国主义者离散中国民众之黑幕，我们更加要坚决的主张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

　　在过去的经验，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即以上海总商会只顾自己阶级利益之故首先退却，加以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拿“过激”“赤化”这类口号离散民众而失败了。这一联合战线失败，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指挥奉系军阀，封禁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及总工会，压迫总罢工，摧残由奉天到上海的一切民众运动；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英日帝国主义者，不但离散了中国民众的联合战线，还进而团结了奉直两系军阀成一反赤的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国民军进攻，号为反赤战争。此次反赤战争的意义：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以联合的力量，一面根本断绝中国民众运动得到武力援助的机会；一面强迫奉直两系军阀结合起来，以巩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之地位。因为自从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香港以及全中国，又加以北方国民军之发展，郭松龄之倒戈反奉，那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地位，实有些根本动摇。

　　反赤军在奉天在天津在大沽在北京在河南都由英日有力的援助，在北方得了胜利，杀人、纵火、奸淫、抢劫、勒捐、强用军票、搜查学校、封闭报馆、枪杀记者、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遍行于北京及直鲁豫诸省，将来或更推行于南方。反赤军入北京后，其内部英日间吴张间都发生了利害冲突，冲突的焦点乃是内阁问题：一方面是英吴，一方面是日张，都想组织己派势力占优势的内阁，并想有一个在己派势力支配之下的国会以控制北方政局；因此相持不下，而一时又不易决裂，因为他们尚有一利害共同目的未曾达到：英日之共同目的是讨灭南北二赤（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吴张之共同目的是攫得关税二五增收及大借款，在这等共同目的之下，他们不得不暂时免强合作。在他们合作之下的北京政府，无论是那一派稍占优势，无论是颜内阁、杜内阁、孙内阁或陆内阁，他的大政方针，终不能抹杀现行的反赤政纲，并且还要加一条更重要的反赤政纲——卖国借款。帝国主义者始终需要这样的一个中国“中央政府”来替他们宰制中国人民，拥护他们在中国之特权与权利。

　　人民若不承认军阀的反赤政纲和这样的政府，便应该自己马上团结起来，恢复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并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到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充实这一战线到一切民众中，自动的召集全国农民、工人、商人（实业家包含在内）、机关职员、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兵士等民众的国民会议，发表人民自己的政纲，更进而推翻军阀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民国十一年奉直第一次战争后，本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即已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又指出“恢复国会以维法统”“联省自治”“依赖吴佩孚”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尤其特别指出吴佩孚得势，“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即改正协定关税制等十一条）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并说明“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

　　民国十二年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变时，本党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又指出“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又指出“拥护黎元洪”“拥护段祺瑞”“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借助列强”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民国十三年九月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时，本党第三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明“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主张：“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本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我们更主张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

　　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因为不但现在的国会已因贿选而死，即另行选举一新国会，也只能代表军阀官僚而不能代表民众。吴张对于国会之争执，并不真是因为护宪问题，乃是各自争得北京政权，以便进行卖国大借款；吴佩孚要叫直系的贿选议员占住国会，张作霖则想叫自己的政客另组国会，以便借“人民代表机关”的名义，实行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大买卖。在理在势，今后都必须以人民团体亲自直接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军阀官僚包办选举的国会制度。

　　有许多人对于国民会议，还有三种怀疑：一是以为各地方、各职业的人民团体尚未普遍的成立；二是以为各人民团体选派代表仍然与国会选举一样，免不了军阀及政党之支配；三是以为国民会议之议决，无力令军阀政府执行。

　　其实这三种怀疑都似是而非，我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不似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也不限于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速成；我们固然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制度迅速实现，我们更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运动尽量扩大；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争斗，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

　　不但国民会议运动可以促进各地人民团体之组织，即现时已有的团体至少已经可以实现发表政纲的第一次国民会议；于此可见对国民会议第一种怀疑之错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代表到国民会议，选举者和被选者的关系始终不断，不像国会议员由官绅包造选民册，包办初选复选，选举者和被选者始终没有关系，因此至少可以减少军阀支配大部分的可能；至于受政党之支配，如果能如此，那便更好，现在国会议员选举的大病，正因为没有有力的民众政党支配，才受军阀支配；于此可见第二种怀疑之错误。

　　由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或者还可以在军阀政权时代实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决无在军阀政府之下实现的道理；于此又可见第三种怀疑之错误。

　　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希望军阀政府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

　　在这些困苦争斗期间，各阶级的民众，必须有一共同政纲，为这一联合战线之共同争斗的目标；这共同政纲最低限度者亦须如左：

　　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

　　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

　　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

　　五、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务的兵士及失业游民；

　　六、改善军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

　　七、禁止军警拉夫、封船、扣车及强住民房学校；

　　八、禁止非军人犯罪交军法裁判；

　　九、禁止军用票、滥发纸币及勒派公债军饷；

　　十、停止预征钱粮、征收陋规及一切苛税杂捐；

　　十一、由国库省库拨款救济水旱灾及抑平米价；

　　十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关于罢工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保护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

　　十三、废止督理督办制，实行省长民选、县长民选，实行由省到乡村的地方自治平民政权，肃清贪官污吏。

　　十四、颁布工会法，修改现时便于买办劣绅操纵的农会法、商会法；

　　十五、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税租额之法律；

　　十六、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

　　十七、禁止勒种鸦片；

　　十八、限制重利盘剥及免除欠租；

　　十九、颁布工厂条例，禁止中外厂主及职员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厂有害卫生的设备，特别保护童工及女工；

　　二十、承认商业职工（店员）得有在商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并确定其最低工资；

　　廿一、确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属各学校经费，并免除学费；

　　廿二、确定并增加国家行政、教育各机关下级职员的薪水，并承认其组织；

　　廿三、承认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法律上和男子同等的权利。

　　这一个政纲恰恰和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吴佩孚、王怀庆等此时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所行的反赤政纲相反，他们或者要说这一个政纲是赤色的，可是这一个二十三条赤色政纲，确是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东西。此时勾结为患的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势力，还是很强大，除了全国各阶级民众联合战线的力量，不断的给他们以痛击巨创，使他们溃败，他们决不会因人民的要求而让步，给人民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有一共同政纲才能成立；尤其要参加这一联合战线之各阶级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为共同政纲而共同争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共同政纲，而消极退却，如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然后这一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持久，才能奋斗到底，才不至中敌人始而离间终而各个击破之计而获得最后胜利。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加于我们的痛苦，已经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有没有推翻他们的力量呢？确是有了，所差的只是“国民的自信力”。此外涣散与孤立，也是我们的力量表现之障碍。现在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二万有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农民也有八十多万；这二百万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乃是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最耐苦战的基本军队。至于商人、学生早已有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迫切的需要革命，而且已经有组织的参加革命运动。兵士是有组织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将他们从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抢夺过来，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我们现在仍旧是涣散的吗？不是的。所需要的只是这些有组织的民众总团结起来的“国民的联合战线”。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也不是的。去年五卅运动，因为有了英、俄、法、德、美、捷克斯拉夫及日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之同情与援助，帝国主义者遂不敢把我们当做义和团看待，并不得不给点小小让步，如关税会议、司法调查、租界增加华董等。五卅以来各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里夫及叙利亚之对法战争，如埃及之排英运动，如阿拉伯以政治的罢工表同情于叙利亚，如土耳其联结苏俄反抗英国侵夺其莫塞尔，以及最近朝鲜对日之大示威，这些运动都足以使帝国主义者手忙脚乱，阻碍其对于中国的进攻。至如苏俄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英国工人之革命化及最近大罢工，更是促成世界革命之显著的进步，而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无法救治的隐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我们已经不是涣散的了，也不是孤立的了，其速奋起毋馁！其速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