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为军阀说法的吗？ 中华文库

　　现在“兵工政策”，居然成为军阀口中的时髦调子了：无论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或赵恒惕陈炯明派的军阀，莫不满口兵工政策，一面用为欺饰人民转移人民对于他们厌恶痛恨的策术，一面用为巩固他们武力基础的新式方法（参看本报第一期《统一、借债与国民党》）。

　　民党要人徐谦牧师，北上“布道”，游说吴佩孚实行“兵工主义”，他说：“中山但为倡议者，实行仍在握有兵权者，甚望提倡，即此是救国”（十九日《申报》北京通信）。吴佩孚亦大言炎炎的说道：“兵工主义，孙先生无兵，不妨纸上谈之，然我有兵，且已着手实行，我之第三师即可作孙先生主义之试验品也”（见同日《申报》）。谁知孙先生原来的三民主义背时之日（张溥泉先生说“遍中国无人服从先生主义者，独胡匪与卖国贼信之”！见同日《申报》），正是他新倡的兵工主义行时之时；我们革命群众倒恐怕孙先生这种新主义在军阀中太行时了，而北上布道的徐牧师反“甚望”军阀去“提倡”呢！我们眼见张作霖提倡于关外，曹、吴提倡于关内，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刘（成勋）提倡于西南，中国马上会太平，国民党的革命救国用不着了，全国军阀便都是些“救国”者了！难怪汪精卫君在大连青年会说：“我们现在要来改变宗旨”，不做那与军阀战争的事了（见十九日《民国日报》）。

　　在我们看来，孙先生兵工政策原来的用意，不过是想用这种方法来“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阀势力”，使“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见孙先生六月六日的宣言及对外宣言）。根本上改编或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这乃是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工作；但决不是北伐失败后的现下形势可以做到。在现状下来谈兵工政策，于革命党本身为政策破产，而他方面便无异是代替军阀说法。我们真要以兵工政策来改编全国军阀的军队，第一步还是要先做到革命的胜利。故我们可以断定兵工政策惟有胜利的革命党才能实行，望“握有兵权者”去实行，不但是与虎谋皮，而且是助虎作伥。革命党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做些革命的工作呵！至于改良军阀的军队、巩固封建势力的基础，这种工作，你们不应去参与，尤其不应指教他们怎样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