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上

梁惠王

孟子，圣贤而豪杰也。学孔于百家并兴之日，倡道于千戈杀伐之世，气魄作用，挺特宏毅，遏人欲于横流，援天下于既溺，论者谓功不在禹下，吾无闲然。

庄暴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所行本于所学。幼而学的是仁义，则壮而所行无非仁义；幼而学的是功利，则壮而所行无非功利：犹种稻生稻，种稗生稗，未有所种是稗，而出土发苗得以戍稻者。即或仁义性成，不耽功利，而学昧通方，误竭心思，或学诗辞，或学文翰，或学字画，或学清虚，止一修己治人之道，经世宰物之务，反茫不之究；一当事任，心长才短，空疏鲜实，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树立无闻，可耻孰甚。须是力矫斯弊，务为有用之学。凡治体所关，一一练习有素，所学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学，致君泽民，有补于世。比方是幼学壮行，不虚此生。

礼贤下士，人君之美。臧仓不能成君之美，诋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损孟子？徒贻万世唾骂耳，所谓小人枉做了小人。

谚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况遇合乎？故遇与不遇，此中大有机缘，不可强也。君子亦唯安命听天而已，夫何容心于其间哉？

公孙丑

论事功则子路不及管仲，论品地则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系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纵功盖天下，终是无本之经济，君子弗贵也。

一匡九合，经济非不可观，功烈非不卓然，而曾西卑之者，以其不从心地做出，经济无本故也。王霸之分，分于此。

“曾西艴然”于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羞称五霸气象，士君子须有此识趣，方不随俗驰逐，汨没红尘。

学以“不动心”为主，学未至于不动心，是学未得力，算不得学。“集义”、“养气”，乙，乃不动心工夫，从此而入，方可驯致。

言语动作一有失宜，便非义，便非所以“养气”，便足以动其心。

心本虚明，一言一动，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于心，安得不馁？须是依心而行，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是则俯仰无愧，气自浩，心自慊，何动之有？

孟子愿学孔子，此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吾人日读孔子之书而不能以孔子为法，买椟还珠，真是自弃。近世来瞿塘先生读书之初，即书“愿学孔子”四字于臂。吾人读书一生，言及学孔，辄逡巡畏缩而不敢当，上愧孟子，下惭瞿塘，悠悠岁月，此何人哉！先儒谓：“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个个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愿共勉旃。

孟子谓人无“四端”“非人也”，吾侪试反己自察，每日应事接物，于此四者有耶，无耶？有则是人，无则非人；人而非人，名人实禽。念及于此，凛然寒心。

“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夺，乍起乍灭故也；不为情移，不为境夺，才算是人。

乍起乍灭，皆绿本体昏昧，日用不知，知则中恒炯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随感而应，随应随觉，随觉随扩，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虽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圣如大禹，一“闻善言则拜”，吾人尤当何如？

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先儒言之，近溪先生位尊德邵，犹参访不倦，片言足取，虽隶卒下贱，无不稽首以谢。即此一念，虚冲造诣，安得不深，所以为世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辄自以为足，不复求益，视先生为何如耶？

伯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学其清，而不同流合污，虽“隘”亦不害其为贤。若因孟子说“隘”，立身之初，便先从不隘处做去，鲜不流于乡愿。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祇此二语，说尽保障之要、致胜之机，比兵法之本也，古今许多兵书，得此可以总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义，士君子不可无此志操；拨乱返洽以辅世，惠鲜怀保以长民，士君子不可无此德业。苟处而不能忘情富贵，出而无补世道生民，无志无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为世有无也。

“不可召之臣”，伊吕而后唯诸葛武侯庶几此风，故士必自重，而后为人所重。

“受馈”一节，生平大闲所关，孟子于列国之馈，或受或不受，惟义所在。若义不当受而受，一时苟得，生平扫地，可不慎乎？

读圣贤书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与“登垄断”何异？陷其身为贱丈夫而不知，悲夫！

滕文公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圣如尧舜，亦不过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于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为尧舜。

“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良心发现处。良心郎善也，非由学而然，非拟议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圣之统明矣，所以开万世之蒙，而定万世论性之准者，端在于斯。周、程、张、朱相继阐绎，顾泾阳《小心斋合唱记》、冯少墟《辨学录》拳拳申明，至当归一，确不可易。学人诚潜心从事，然后知告子“无善无不善”及荀、杨、韩一偏之见，俱属梦说。

“夫道一而已矣”，岂有二乎？圣贤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尧舜为不可企及，是以己性为不可企及，可乎？然道虽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则不一，不高之而虚寂，则卑之而支离，非不各自以为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协而同之，务归中正，不离日用，即性即道，使道脉一而率由同，是在有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覸”节宜大书座右，出入观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当丧礼久废之馀，独尽大事，定为三年之丧，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听，可谓贤矣。可见亲丧在所自尽，徇不得流俗。岂止亲丧，凡百皆然。

致治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学校本于师儒，是师儒为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乱之关。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洽，此探本至论。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当词艺成风之际，独以“明体适用”为倡，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达材，可为世用。曹月川为霍庠学正，以躬行为教，提诲终日，寒暑弗辍，言动步趋，皆有准绳。海刚峰教谕南平，著论云：“抱关击柝，皆有常职，而教官一职，尤人才所由造，世运所由理。自教职之义不明，人多以为贫而仕当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龌龊，不举其职，士习蛊而吏治俞，所从来矣。”于是以师道自任，严课程，勤训迪，士习不变。张绿汀署谕华阴，教法严而造就有等，约束诸生，不得衣服华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轻履公门，不得宴饮用妓，收摄防戒，纤细必备，士风为之改观。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设，明伦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为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而民事之急，莫急于制民之庄。颇今时非同古时，田各有主，难以井授，虽欲区画，其道无由。板腐书生慕古而不知变通，好执迂阔之见，动言井田可复，亦祇可私下弄笔，复之纸上，隔壁间听而已；若实见之施行，地方从此多事，其祸更甚于王荆公之行新法。要在顺时定制，相势酌行，除汉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导民开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经界，为可尽心。盖穷人产去税存，豪猾隐粮灭籍，或诡寄亲邻佃仆，混赖推挪，细人寄粮于有力之家以避差徭，猾书受赂飞洒，贻民赔累，致贫者益贫。剔釐之法，莫详于吕新吾《民务》，仿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诚得公明廉干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无以容其诡，豪右不敢挠其法，否则无益实际，徒滋烦扰。

孟子云，“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余亦云：逸居而不学，则近于禽兽。

有风化之责者，诚讲理学以淑士，讲乡约以淑民，劳来匡直，辅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砺操，民不兴行，吾不信也。

陈代“枉尺直寻”之喻，亦犹流俗暂且从权之见，却不知出处一苟，大节便亏，廉耻扫地，“直寻”何补？士人顾名节，国家方有好风俗。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业；若操守不真，则其事业可知。伊、傅、吕、葛一出，而事业卓越不群，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广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见之于行，则见大心泰，区区“富贵”、“贫贱”、“威武”，自不足以动其中。

须是真不为富贵所淫，贫贱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好男子，否则男子而妾妇，有愧须眉。程子诗“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当时吟之以自励。

守先王之道而讲明之，使知之者众，行之者广，既有裨于当时，正人一脉，绳绳不断，又有裨于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事功之大，孰大于此？若以此为迂，则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圣贤辨学，全为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于学术不正，生心害政，烈于洪水猛兽，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正所以正学术以正人心。

战国时，人心之害在杨墨，故孟子从而辟之。汉唐以来，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从而辨之。至象山先生则云：“孟子辟杨墨，吾辟时文。”而辛复元先生亦云：“正人心须从人心之坏处救，方是灶底抽薪。而今救乱，不必辨阳墨、斥佛老，惟是记诵词章、富贵利达为之祟；从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陆、辛此说，亦所以因时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