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篇

“执德”是持守坚定，“弘”则扩所未扩；“信道”是心孚意契，“笃”则始终如一。既“弘”且“笃”，方足以任重致远，做天地间大补益之事，为天地间有关系之人。若不宏不毅，则至道不凝，碌碌一生，无补于世。世有此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见其益；世无此人，如九牛去一毛，不见其损，何足为轻重乎？

每读《论语》至“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中心不胜惭悚，不胜怅恨：惭生平见道未明，德业未就；恨生平凡庸罔似，于世无补，虚度待死，与草木何异？猛然一醒，痛自振奋，少自别于草木，庶不负此一生。

“小道”，《集注》谓“农圃医卜之属”，似未尽然。夫农圃所以资生，医以寄生死，卜以决嫌疑、定犹豫，未可目为“小道”，亦且不可言“观”，在当时不知果何所指，在今日诗文字画皆是也。为之而工，观者心悦神怡，跃然击节，其实内无补于身心，外无补于世道。“致远恐泥”，是以知道君子“不为”也。然则诗文可全不为乎？曰：岂可全不为，颇为须先为大道，大道诚深造，根深末自茂，即不茂亦不害其为大也。伊、傅、周、召何尝藉诗文“致远”耶？问大道，曰：内足以明心尽性，外足以经论参赞，有体有用，方是大道，方是“致远”；其馀种种技艺，纵精工“可观”，皆不足以“致远”，皆“小道”也，皆不足为。为小则妨大，所关匪细，故为不可不慎也。

道理无穷，德业亦无穷。日日返观内省，知某道未尽、某理未明、某德未立、某业未成，诚一一“知其所亡”，斯不安于亡，务求所以尽之、立之、明之、成之；即已尽、已明、已立、已成，亦必日新又新，缉熙弗懈，勉强不已，久则自然，如此方是“好学”。若不在道理上潜心、德业上操存，舍本逐末，区区致察于名物训诂以为学，纵博览强记，日知所未知，月能所未能，谓之“好古”则可，谓之“好学”则未也。

友人有以“日知”为学者，每日凡有见闻，必随手札记，考据颇称精详。余尝谓之“日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若舍却自己身心切务，不先求知，而惟致察于名物训诂之末，岂所谓急先务乎？假令考尽古今名物，辨尽古今疑误，究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诚欲“日知”，须日知乎内外本末之分，先内而后外，由本以及末，则得矣。

问：“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亦看各人所学所志若何耳。若为明道存心而学，笃志不变，自然所问所思，莫非明道存心之实，如是则道明而心存。“仁在其中”矣。若止为博物宏通而学，志在问无不知，自然所问所思，惟以博物宏通为事；问既浮泛不切，思又间杂憧憧，如是则道晦而心放，虽欲仁，焉得仁？昔谢上蔡别程子一年，程子问：“近日作何工夫。对曰：“惟去得一‘矜’字。”程子谓人曰：“此子为‘切问近思’之学者也。”今吾曹非不学，非无志，亦常问，亦常思，但恐所学、所志、所问、所思，非为明道，非为存心耳。果实实落落、省察克治如上蔡之消磨气习，实去其疵乎？此处须切己自勘，慎勿徒作一番讲说已也。

过误，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心疚。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小人之过也必文，此其所以为小人欤！吾人果立心欲为君子，断当自知非改过始；若甘心愿为小人，则文过饰非可也。

庸鄙小人不文过，文者多是聪明有才之小人；肆无忌惮之小人不文过，文者多是慕名窃义、伪作君子之小人。

读曾子“上失其道”数语，不觉太息，盖上平日失养民之道，以致民多饥寒切身；上平日失教民之道，以致民无礼义维心，则犯法罹罪，势所必至。谳狱而诚得其情，正当闭阁思咎，恻然兴悲；若自幸明察善断，物无遁情，乃后世法家俗吏所为，岂是仁人君子用心？

仲尼学无常师，此仲尼所以为圣也。人人能惟善是师，随在取益，则人人仲尼矣。

叔孙武叔毁仲尼，究竟何损于仲尼？徒得罪名教，受恶名于万世，适足以自损耳。余因是而窃有感焉：圣如仲尼，不免叔孙武叔之毁；贤如程、朱、阳明，不免孔文仲、范致虚、胡纮、沈继祖、桂萼诸人之毁。一时汹汹，争相排击，必使之无所容而后已，何圣贤之不见容于群小如此耶！古不云乎：“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故不见容于群小，方足以见圣贤。学者或不幸罹此，第当坚其志、强其骨，卓然有以自信，外侮之来，莫非动忍增益之助，则烈火猛炎，有补金色不浅矣。

尧曰篇

记者汇次夫子所记之语，而以“尧曰”终篇，盖因夫子居恒祖述二帝，执中授受三王经世大法，而附录之，见夫子心二帝三王之心，承二帝三王之传，以开天下万世之道统，以成天下万世之治统也。学者读其书，诚法其传，有体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贯之。达而在上，使二帝三王之治被于世；穷而在下，使二帝三王之术明于世。不堕一偏，方是真儒作用，方是读《论语》有得，方不愧孔氏门墙。

问尧舜“允执其中”与《中庸》“未发之中”同异曰：“中”祇是廓然大公“无偏无党”，不论已发未发、应事接物、政治施为，祇要常常如此，便是“允执”。“允”者，真实无妄之谓。心体如此，则心得其中；治体如此，则治得其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人人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穷”？彼四海之所以“困穷”者，祇缘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总缘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于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于天德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苟民生不遂，四海苦穷，则立君之为何？负天甚矣：天命岂有不去，天禄岂有不终乎？自三代以至秦汉以降，盖莫不然，然则有天下者，可不敬天勤民乎？

“万方有罪”，引咎责己，此三代之所以上理也；“万方有罪”，归罪万方，此后世之所以下衰也。

“周有大赍，善人是富”，方见子爱元元，抚绥地方之实。后世若汉文之蠲租，赐粟帛于高年，宋祖之遣使赈贷诸州被兵百姓，存问鳏寡孤独，亦庶几此意，故其兴也勃然。

为政者果“宽、信、敏、公”，民岂有不治乎，此君天下者，万古不易之道也。岂惟君天下者宜然，凡治一省、一府、一州、一县，莫不宜然。有民社之责者，尚其念诸！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真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是。否则即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闻，若是者岂胜道哉？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斯穷通得丧，一一听之于天而安命；仁义礼智，一一修之于己而立命；穷理尽性，自强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险侥幸，付之倘来而逆命。否则何以为君子？

君子之所以别于小人、人类之所以别于禽兽、吾儒之所以别于异端者，礼也。知礼，斯律身有藉，动不违则，不然便茫无所措，何以自立？

昔张子以礼为教，使人日用之间知所持循，最为吃紧，故学者须从此入德，方有据依。若高谈性命，卑视矩矱，乐舒放而惮检束，非狂即妄。

礼为立身之准，日用切务，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一可忽。《内则》、《弟子职》及《吕氏四礼翼》，当揭之楣间，出入则效，庶率履不迷，久自成德。

问：人有是非邪正，言则随乎其人，因言固可以知人；然世有人非言是、人邪言正，又何以辨，曰：致饰之言与根心之言，犹剪彩之花与树生之花，真伪自是不同，吾人祇要理明，理明则言无遁情，鉴明则貌无遁照。

“命、礼、言”虽三，而“知”则一；知致，则中恒炯炯，觉体不昧，此凝命、立身、察人之本也。本苟不昧，三者洞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