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下

离宴

“不以仁政，不能平洽天下”，可见人主有志“平治天下”，须是力行仁政。如果力行仁政，要在取法先王，凡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古今咸宜，确可通行者，奉以为准；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不妨斟酌损益，期适时务。规模既定，蚤作夜思，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政之，励精图治，终始不变，如是而民不被泽，世不雍熙，吾不信也。

后世人主言及法二帝、三王，辄逡巡畏缩不敢企，殊不思二帝、三王亦不过一人耳。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夫颜氏子以闾巷微布衣，尚不肯让舜，况人主居二帝、三王之位，御二帝、三王所御之天下，反不能法二帝、三王所行之仁政，登宝山而空回，一微布衣不若，于心甘乎？

法二帝、三王，端治本以立大纲；汉唐宋明经国之制，亦不妨节取其长，随时补偏救弊，以详致治之目。纲目具举，萃历代之美，以为己美，其于平治天下也何有？

法非胶柱鼓瑟，如新莽之王田效古、荆公之新法动依《周礼》也，“神而明之”，“与时消息”，中窍中会，务协机宜，方为善法。

尧舜必藉仁政以平治天下，而究其所为政者，皆自一念不忍之心，推而达之，则是仁政者治天下之规矩六律；而仁心者，又仁政之规矩六律也。心得其养，仁政自沛然而出，《康诰》所谓“保赤诚求而不中不远”者也。故王者必以正心为第一义，而人臣事君，必以陈善闭邪为恭敬。

讲至“城郭不完”节，先生曰：汤武行仁，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其季也皆以富有天下而亡，以至汉唐隋宋莫不皆然，可见圣贤之言，信而有征。读孟子此言者，切毋以为迂而忽之。

城郭甲兵之不完不多，田野货财之不辟不治，此皮肤之病；无礼无学而贼民兴，则病在膏盲矣。圣贤论事，如秦越人治病，直洞彻人五脏，故其论洽，不忧其标末，而特探其本原。区区摹拟古方者，何足以知之？

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

不以尧舜自期者，是谓薄于自待；不以尧舜望君者，是谓薄于待君；然究之薄待君者，正其薄于自待。故孟子处处以尧舜三代望时君，正其以唐虞三代人物自处也。

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余亦曰：欲为人尽人道，亦法孔孟而已。孟子曰：“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贼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尧者事君，贼君者也。”余亦曰：不以孔孟之所以修身者自修，自贼者也。循此则圣贤，悖此则狂愚，出此入彼，一念罔克之间而已，吾辈须自奋自立。

道无中立之处，非仁则不仁，似若易辨，然学术不明之日久矣，非真有“体认天理”之功，以造乎织仁定性之域，恐亦未易辨于毫厘疑似之间，故程门以“体认天理”为要诀也。

祖父之恶，非子孙之孝慈所能改，则知子孙之善，亦非祖父之不善所能掩。鲧圮族而禹不失为圣，仲弓父贱行恶，而不失为贤人，固在自立何如耳。

孔孟千万世宗，为达礼乐之原者，孔子论礼乐在玉帛锺鼓之表，孟子论礼乐在事亲从兄之间，则礼乐之意可知矣。后世论礼乐者，区区于节文度数之末，葭灰黍粒之馀，真是痴人说梦。

一日讲至“先圣后圣揆一”，先生曰：岂特圣人同一揆，吾辈此心此理，亦与先圣同也。又岂特吾辈，即凡民知能之良，亦与先圣同。特吾辈不自信，不能自成自道，自失其权度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则上不费而及人广，故君子但平其政，使民皆自为利，而不必其出于己，是所谓“不费之惠”也。方今旱灾为虐，救时之急务，莫如劝农民急兴水利，比伊尹救旱之政也。窃闻当事者皇皇议所以赈备之策，而未知使之兴自然之水利，以自为利，呜呼！惠则惠矣，及人能几何哉？

学问有本原，则源泉混混，放乎四海；苟为无本，涸可立待：可见为学当“先立乎其大”者。

“庶民去之”，庶民自去之也；“君子存之”，君子自存之也。若其所以去者存者，则初不因庶民君子而为去存，知此则知时有今古，人有智愚，而此道未尝不流行天地之间。

“由仁义”，是从性上起用；“行仁义”，则情识用事矣。此诚伪之分，非安勉之别。后世学术，大率皆是情识用事，其与凡民恣情纵欲者，虽有清浊之分，其为害道而戕性，一也。

知之真，自然行之当，舜有明物察伦之真识，故能为“由仁义行”之实行。今时学者无“致知”之功，其有志者，不过摹仿其近似者，以缘饰于事为之末。初非有真识见，安得有真践履，故终其身在仁义之中，而终其身在仁义之外。此《大学》之序，先于“致知”，而《中庸》之要，在于“明善”也。虽然学绝道丧之馀，非有真师友相与讲切，纵日钻研探赜，亦终归于妄见而已，故少墟先生以“讲学”为学者第一务也。

文王惠鲜怀保，尚“视民如伤”，其在后世，更当何如？诞登道岸，尚“望道未见”，其在我辈，更当何如？

“视民如伤”如文王，然后可谓真爱民。“望道未见”如文王，然后可谓真望道。无文王之心之志，而曰“我爱民我望道”，吾不信也。

端人取友必端，此自是实理；然以唐尧之时而鲧兜列朝，伊川之贤而邢恕为友，人之所遇，亦有幸不幸耳。必执此以论，亦恐有无边受屈人矣。

孟子论“自反”，以舜法天下，传后世，而我不能为可忧，此盖是较量于舜、我之间；舜如彼，为圣人，而我乃如此，为乡人，有不容不愧且忧耳，非是为不能法天下、传后世而忧也。此是为己为人之辨，不可不知。

乡愿人皆称为原人，而孟子独恶之；匡章人称其不孝，而孟子不失其礼貌。圣贤取人，真如伯乐相马，独鉴于牝牡骊黄之外。后世学者，贵耳贱目，如史断史评之类，往往随人口吻，雌黄古今人物，不知屈了多少人心。我辈论人，要当以圣贤为法。

告子

自“义外”之说倡，不特霸术假借之弊由于此，即佛、老虚寂之弊，亦由于比。其在今日，不特佛、老矣，即吾儒循迹摹象之学，亦由于此。忧在彼者，孟子力辨之；忧在此者，责不在吾辈而谁责？

仁义“非由外铄”，孟子分明为人指破。近世乃有号为大儒，而其学不免枝枝叶叶寻诸外，其颠倒甚矣！

抱璧而索诸途，则人必以为愚；仁义礼智，自有而自外之，可怜也夫！

心之理义，凡民与圣人同；而凡民甘心逊美于圣人者，祇是不知吾心真理义之所在耳。然则象山先生指示本心，阳明倡明“良知”，是直将个个人心仲尼还各人，真于人有起死回生之功，而陋儒徒以影响近似之疑，指摘不已，真自贼其心者也。

象山先生每教人常诵《旅獒》及“牛山之木”以下数章，此言深有味。专则精。即种树、学弈，可悟学道。

心者，身之主。有心则有身，无心则无身。人莫不知爱其身，而不知爱其心，真所谓不知类也。故善爱身者，护心如护眼，使纤毫尘渣不得入其中，而为清明之障，则天君泰然，百体从令矣。

当此学术不明之日，世人如何便解得辨体之大小贵贱？须是得有志者，共讲明心性之学，以指迷导惑乃可。良贵有无味之味，祇是逐驰声利人，精神驰骛，不知尝耳。

三子不同道而趋归于仁，可见圣贤立身行己，自有一段真血脉流贯其间，区区形迹皮毛之间，不足以尽之。必以形迹论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自为，则必归于义袭，而不足以成己。

为学而矜才能、较胜负、计效验、论多寡，是亦今之良臣、古之民贼之类，吾辇须切己自反。

艰难拂郁，天之所以成我，古之圣贤豪杰，莫不从此成德达材。吾辈遇逆难境界，非怨天尤人，则颓偷苟且，岂不负上天“玉我”之意。

处困而怨天尤人固不可，偷安苟且亦不可，须是从这里寻条正路，八字着脚，平坦坦行，将来直巍巍打出去，才是大丈夫、真豪杰。

尽心

“尽心”由于“知性”，“知性”乃能“知天”。今人谁解“知性”？既不“知性”，如何能“尽心”、“知天”？故必须是有学问思辨行之功，而又得真师友乃可。

“夭寿不二”，是真将生死夭寿浮云同视，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不能。阳明先生以为此困勉之事，下学之功，失之矣。

“诚身”之乐，孔孟而后，宋明三五人耳，他人纷纷之说，总如射覆。“反身而诚”，则行着习察矣。

或问：如何谓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曰：“以佚道使民”，谓以所以佚之者使之；“以生道杀民”，谓以所以生之者杀之。郎如而今吾省大旱，当事者能教之开渠穿井，兴水利以灌麦豆，是即“以佚道使民”也。其或不率，则严刑以惩，是即“以生道杀民”也。

“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则过化存神，而上下与天地同流矣。

居深山，与木石、鹿豕游处，而无憎无恶；闻善言，见善行，若决江河而莫能御。由前为无物，由后为无我。《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艮卦彖》意，非舜莫能当之。

学者能辨三乐“王天下不存”之义，则孔颜之乐，可类推矣。

“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不曰“尽性”，而曰“践形”，见得人即道德，到圣人田地，亦只成无亏此七尺之躯耳。可见未至于圣人者，不免负天地生身之义。

“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此说惟知《大学》“先后”、“本末”之义者知之，世之以名物象数为学者，不足以语此。孟子后，象山先生深达其旨，故其论学常发此义。

秦汉而后，“民马贵”之义，时君世主罕知其理，故往往虐用其民，而不足以祈天永命也。

讲至“见知闻知”，先生顾心敬而命之曰：道统之在天地，犹脉理之在人身，脉调而身泰，脉滞而身病。主持世道、救正人心者，责不在圣君贤相，即在吾儒。顾前乎此者，经训芜于异说，学术淆于意见，自非“上智”之姿，竭终身探讨之力，未易与“精一”、“一贯”之传。方今《六籍》大明，学术归一，前有孔孟为之宗盟，后有宋明诸儒为之羽翼，其视古昔时，易而迳直，不啻万万其势。吾辈苟奋然自立，虽去圣云远，见知无从，而由其著述，可以会其精神，缘其行履，可以得其心性，真所谓适康庄而由坦途，一指顾而会极归极矣。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吾辈赖天之灵，得为男子，且知向学为儒者，须顶天立地做一场，乃不愧上天诞畀之意。悠悠天壤，谁当负荷，小子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