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辨伪一 中华文库

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涂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旗蛊，攻狸蠹，去妖鸟，驱水虫，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

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盖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于《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书，不能遽变十一之说，而谓汉法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则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窜闾师之文〈（“闾师”据上下文及《周礼•地官•载师》，应作“载师”。）〉，以示《周官》之田赋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泽、六管、榷酒、铸器，税众物以穷工商，故歆增窜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厌胜，妖妄愚诬，为天下讪笑，故歆增窜方相、壶涿、硩蔟、庭氏之文，以示圣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变也。夫歆颂莽之功既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而公孙禄数歆之罪，又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则此数事者，乃莽与歆所窜入决矣。然犹幸数事之外，五官具完，圣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伪托，按以经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

古者公田为居，井灶场圃取具焉，国赋所入，实八十亩，《孟子》及《春秋传》所谓十一，乃总计公私田数以为言。若周之赋法，不过岁入公田之谷，并无所谓十一之名也，又安从有“二十而三”与“十二”之道哉？闾师之法通乎天下〈（“闾师”应作“载师”。）〉，又安有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别哉？载师职所以特举国宅、园廛、漆林，以田赋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无过十二”之文，而载师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田赋，更无可疑者矣。

周之先世，关市无征。及公制六典，商则门征其货，贾则关市征其廛。盖以有职则宜有贡，又惧所获过赢，而民争逐末耳。肆长之敛总布，盖总一肆买赊官物所入之布而敛之，非别有是征也。若质布则本职无是，絘布则通经无是也。今去“絘布、质布、总布”之文，而廛人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市征，更无可疑者矣。

方相氏之索室驱疫也，庭氏之射妖鸟也，硩蔟氏之覆妖鸟之巢也，乃圣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气时作，妖鸟夜鸣，人之所忌，其气焰足以召疾殃，故立为经常之法，俾王官帅众而驱之，引弓而射之，则民志定，其气扬而夭厉自息矣。夫疫可驱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与莽之遣使“负瑀”“持幢”何异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体魄，而入圹，戈击四隅，以驱方良”，与莽之令“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何异乎？妖鸟之巢可覆也，而以方书日月星辰之号悬其巢；妖鸟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见其形而射其方，犹有说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虫之怪可驱也，而其神可杀乎？神无形而有死，神死而渊可为陵，其诳耀天下，与莽之“铸威斗”，“镌铜人膺文”，“桃汤、赭鞭，鞭洒屋壁”，异事而同情。今于方相氏去“蒙熊皮，黄金四目”及“大丧”以下之文，于{次石}蔟氏去“以方书”下之文〈（覆其巢，则鸟自去矣；以方书悬巢上，是不覆其巢也。与上文显背。）〉，于壶涿氏，去“若欲杀其神”以下之文，于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则四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其他更无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

昔程子出《大学》、《中庸》于《戴记》，数百年以来莫有异议。朱子斥《诗小序》，虽有妄者欲复开其喙，而信从者稀矣。惜乎！是经之大体，二子断为非圣人不能作，而此数事未得为二子所芟也。虽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则姑存吾说，以俟后之君子，其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