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

读古文尚书

先儒以《古文尚书》辞气不类《今文》而疑其伪者多矣。抑思能伪为是者，谁与？夫自周以来，著书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数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诸《伊训》、《大甲》、《说命》之间，弗肖也，而谓左丘明、司马迁、扬雄能为之与？而况其下焉者与？然则其辞气不类《今文》，何也？尝观《史记》所采《尚书》，于“肆觐东后”，则易之曰“遂见东方君长”；“太子朱启明”，则曰“嗣子丹朱开明”；“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则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如此类，不可毛举。因是疑《古文》易晓，必秦、汉间儒者得其书，苦其奥涩，而稍以显易之辞更之，其大体则固经之本文也。《无逸》之篇，《今文》也，试易其一二奥涩之语，则与《古文》二十五篇之辞气，其有异乎？

迁传《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遂以起其家逸书。”而安国自序其书，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仅就伏生之书以证而得之，则其本文缺漫及字体为伏生之书所不具者，不得不稍为增损，以足其辞，畅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独为易晓，而与伏生之书异与？然则迁所云“以今文读之”者，即余所谓以显易之辞通其奥涩，而非谓以隶书传之也。

读大诰

昔朱子读《大诰》，谓：“周公当时欲以此耸动天下，而篇中大意，不过谓周家辛苦创业，后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复归之于卜，意思缓而不切，殊不可晓。”呜呼！此圣人之心所以与天地相似，而无一言之过乎物也。盖纣之罪可列数以耸人听，而武庚之罪则难为言。所可言者，不过先王基业之不可弃，与吉卜既得，可征天命之有归而已。夫感人以诚不以伪，此二者，乃周人之实情，可与天下共白之者也。其于武庚，则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尝有一语文致其罪。其于友邦君，第动以“友伐厥子”之私义，而不敢谓大义当与周同仇也。非圣人而能言不过物如是与？

不惟此也，周初之书，惟《牧誓》为不杂。武王数纣之罪，惟用妇言、弃祀事，而剖心、斮胫、焚炙、刳剔诸大恶弗及焉。至于“暴虐”、“奸宄”，则归狱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读《牧誓》而知圣人之心之敬，虽致天之罚，誓师声罪，而辞有所不敢尽也。读《大诰》而知圣人之心之公，审己之义，察人之情，壹禀于天理，而修辞必立其诚也。

然《大诰》之书，自汉至宋千有馀年，读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后得其间焉。是又治经者所宜取法也夫！

读尚书记

《书说》之谬悠，莫如《君奭》篇《序》称“召公不悦”，及周公代成王作诰而弟康叔。自唐以后，众以为疑，朱子出，其论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

余既辨《周官》，正《戴记》，然后悟曰：是二者，亦刘歆之为耳。盖歆承莽意作《明堂记》，奏定“居摄践阼”之仪，而《戴记》所传无是也。故豫征天下有《逸礼》、《古书》、《周官》文字者，令记说于廷中，以示《明堂记》所自出〈（不徒购其书，而征其人使记说，利其无稽也，故前后至者以千数。）〉，而又多为之征，于《文王世子》之篇窜焉。周末诸子言礼者，莫笃于荀卿，而网罗旧闻，莫先于《史记》，故于荀氏、司马氏之书亦窜焉。奏称“周公践阼，而召公不悦”，所以探汉大臣之心而多为之变以携之也，而于《记》无可附，故于《君奭》之《序》窜焉，而并窜鲁、燕《世家》以为之征。

莽改元，称《康诰》“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为周公受命称王之文。则当是时，尚无篇首周公作洛，众会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则必引为明证，而不徒虚为之说矣。）〉。歆知其说为天下所心非，故复窜此以设疑于后世尔。盖是篇乃伏生之书，博士弟子所循诵也，若早窜焉，则众哗然而辨其非矣。苏氏谓“《康诰》之首，乃《洛诰》错简，群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时，实与《多士》篇应，而“见士于周”，义亦近焉。盖五服之国，各登其民治而贡士于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义无存焉，虽存而不论可也。

余悯汉、唐诸儒为歆所蔽，使圣人之经受其诬，而记礼者及荀氏、司马氏亦为歆而受恶，故辨其所由然，使后有考焉。

读尚书又记

西伯受命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及以是年改元，自欧阳氏辨其妄，群儒昭然若发蒙矣，然特谓司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书》之《传》，《诗》之《序》，自前世多疑其伪，惟《史记》为完书，迁知六艺必折衷于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为异说乎？盖莽既称《康诰》以为周公居摄称王之文，故复为此，以示居摄称王而复臣节者，周公也；受命称王而不复为人臣者，文王也。纣君天下数十年，西伯断二国之讼，诸侯乡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况孺子襁抱，刘崇潴，翟义灭，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国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纬书》言：文王受命，有白鱼负图、赤雀衔书之瑞，亦莽受铜符、帛图、金策，据以即真之符验也。）〉？

《诗书》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谓继世而为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谓受命为西伯而专征伐也。以受命为称王，自《史记》始，而后为《书传》、《诗序》者因之耳。《史记》宣、成间始少出而未显，今所传，乃歆所校录，而可据为信乎〈（《周本纪》“诗人盖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至“王瑞自太王兴”，不独与《论语》、《中庸》显背，绳以文义，亦多骈旁枝。削之，前后语意正相承无间。）〉？

朱子谓：“《史记》之妄，欧阳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统未集’，实为痕瑕。”呜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书》、《毛诗》，皆自歆发。歆为《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则《武成》及《周本纪》之文，为歆所增窜，尚何疑乎？呜呼！歆之遍窜群书，以曲为弥缝，乃其奸之所以卒发于后世与！

读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尚书》自《毕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达其义。余尝考之：《费誓》，则事可传也；《君牙》《冏命》《秦誓》，则言不可废也；《吕刑》、《文侯之命》，则事不可没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变；文、武之旧都，至平王而终弃，可无志乎？《吕刑》之言，虽或不可废，而孔子录之，则非以其言也。观《文侯之命》，无一言之当物而弗删，则以著事变而非有取于其辞义审矣。司马迁作《史记》，于《费誓》具详焉，于《秦誓》删取焉，而《文侯之命》则没之，盖以其言无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没也。用此观之，圣人删述之义，群贤莫之能赞，岂独《春秋》之笔削哉？

《书》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兴，用贤讨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诰、策、命之文，无一见焉。先儒以谓亡于幽王之乱，而余窃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书，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于乱亡之馀，非得之周室之史记也。

自唐、虞、夏、商，非关一代废兴之故，不以列于《书》。故《周书》自《毕命》以前，皆造周毖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专取辞意之善，则成、康之际，周、召共政，史逸作册，其命官之辞，远过于《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义安处与？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与誓、诰并列于学官而立为四术。其馀内史所藏，孔子盖未之见也。《吕刑》则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鲁若晋若秦之书，则其国传之。《君牙》、《冏命》则其家守之。子尝学礼，而病杞、宋之无征。故于《周书》，惜其仅有存者，而录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诸周内史所藏，则岂宜阔希而不类如此哉〈（使内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见，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续备有周一代之书，而定以百篇之数。）〉？

抑观《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叹世变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变乱于穆王，而读其书，彬彬乎去成、康不远也；秦穆悔过思贤之言，可法于后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与行显背，而谓可涂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尝有是也。二帝、三王纯一忠敬之风，其尚可复也哉？此又序《书》之隐义也。

读二南

《二南》之序曰：“系之周公，系之召公。”余少受《诗》，反复焉而不得于心。及观朱子《集传》云：“得之国中，而杂以南国之诗，谓之《周南》。得之南国者，直谓之《召南》。”然后心惬焉。而《汉广》、《汝坟》所以独列于《周南》，则其义未之前闻也。

夫周道兴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汉也。风教远烝于此，则周之西南，沿汉与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怙冒，举诸此矣。至于汝坟，则又自西而益东，自南而渐北，殷商国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辞义，以视《召南》诸篇，亦莹然而出其类。方是时，被化之国，其上之风教虽能应于《关雎》、《麟趾》，而下之礼俗犹未尽淳。观《汉广》之爱慕流连而知其不可求，则与《行露》、《野有死麇》悄乎其有惧心者异矣。《草虫》、《殷雷》，自言其伤而已耳，《汝坟》则忧在王室，而勉其君子，于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录此二诗，而被化之先后，疆略之广轮，观感之浅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国之风，其篇次列于周大师，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诗之在《周南》，则为周公所手订，决也。惟《何彼秾矣》，其作于镐、洛？若齐人为之，皆不宜以入《召南》。岂秦火之后，《诗》多得之讽诵，汉之经师失其传，而漫以附焉者与？

读行露

《行露》之诗，世儒多引《韩诗》及刘向《列女传》，以谓申人之女许嫁于酆，夫家不备礼而欲迎之，虽致狱讼，女终不行。诬矣哉！婴与向胡为而传此乎？盖此诗既女子所自作，则失怙恃且无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许嫁，则许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变，莫为之主，虽自归于舅姑，不得谓非义，况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狱讼，以召伯之明，则必开以大义，而官为之配矣。其诗曰：“谁谓汝无家？”信如所传，是故有室家之约也。以一礼未备而终不肯行，则将转而之他乎？此害义伤教，不近于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风，以为教于闺门、乡党、邦国与？婴、尚之蔽，良由未达于“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辞害义。不知设诈以求偶，即此已不足为人夫，此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决也。

以朱子之勤经，岂其未见婴、向之书？盖严而斥之，以无溷后人；而群儒乃援《集传》“礼或未备”一语，以曲证其诬辞，不亦悖乎！

读邶鄘至曹桧十一国风

汉、唐诸儒于变风，傅会时代，各有主名，以入于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犹哓哓。盖谓一国之诗，数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闾阎丛细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间录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于此，而不知删《诗》之指要，即于是焉存。盖古者自公卿至于列士，职以诗献，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旧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缁衣》而外，士大夫忧时闵己之诗，所存无几，而丛细猥鄙之辞，则无一或遗。盖民俗之真，国政之变，数百年后废兴存亡昏明之由，皆于是可辨焉。

稽之《春秋》，中原建国，兵祸结连，莫剧于陈，郑、卫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诗惟三国为多〈（《乐记》虽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论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恶淫人，不惟其君以此败国亡身殒嗣；其民夫妇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无宁岁也。而淫诗之多寡，实与兵祸之疏数相符，则删《诗》之指要，居可知矣。

齐、晋、秦三国最强，而两国无淫诗。齐襄灾及其身，崔杼弑君，陈氏窃国，皆由女祸，故齐诗终于《猗嗟》《载驱》、《敝笱》，始于《鸡鸣》。秦之亡，以亲奄幸，疾师儒，故秦诗始于《车粼》《驷铁》，终于“夏屋”。唐俗勤俭，固其所以兴也。然纤啬筋力则艳以利而易动，故其后赵盾、栾书皆为国人所附，而晋卒分于三族，乃桓叔、武公为之嚆矢耳。国以此始，亦必以终。兹非其明鉴与？

若魏，若曹，若桧，国小而邻逼，故君民同忧，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贪愚，则国非其国矣。总而计之：邶、鄘无征，魏、桧早灭，卫、郑以下七国之亡征，并于所存之诗见之。非圣人知周万物，而百世莫之能违，其孰能与于此？

然则郑之亡转后于陈，而卫之亡又后于宋，何也？郑之淫风盛于下，而未及其上。卫有康叔、武公之遗德，虽至季世，犹多君子。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或同始而异终，或将倾而复植，岂可以一端尽哉！以是知天命无常，国之兴亡，一以人事为准也。

读邶鄘魏桧四国风

魏、桧之诗，皆作于未并于晋、郑之先，其辞其事，可按而知也。晋自桓叔以后，阴谋布德以收晋民，而魏逼介焉。所任非人，贤者思隐，吏竞于贪。此君子所以叹心忧之谁知，而小人则已望乐郊而思适也。桧风之作，盖在厉王之世，有识者忧宗周之殒为将及焉，此《苌楚》、《匪风》所以作也。群儒乃以比于邶、鄘，谓所言皆晋、郑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传》谓魏诗为晋作，桧诗为郑作。并引苏氏桧诗之说，必出自他人，朱子误记为子由耳。）〉。夫晋至武、献，思启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抚辑之，岂复有《硕鼠》之号？而桧并于郑在东迁以后，武、庄强盛，王室再造，大难已夷，又何风骇车倾之惧乎？

邶、鄘旧国之诗，无一存焉，何也？以诸国之风，比类以求其义，必其君有大美大恶，民心以动，国俗以移，而后风谣作焉。鲁、宋望国，历年久长，而《诗》无风，况蕞尔之邶、鄘，立国又日浅哉！鲁、宋之君，有篡弑而无淫昏，篡弑之恶，宜载于册书，而国之臣民，则不忍作诗以刺也。其俗由旧而无大改更，故无风之可陈〈（观鲁为吴公子札所歌风诗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说《诗》，必以意逆志，而又在于论其世，其此类也与！

读王风

世儒谓读《王风》而知周之不再兴，非深于《诗》者之言也。方是时，上之政教虽傎，而下之礼俗未改，其君子抱义而怀仁，其细民畏法而守分，以道兴周，盖视变鲁、变齐而尤易焉。

《黍离》、《兔爰》，忧时闵俗，百世以下犹使人悱恻而流连。《大车》槛槛，师都犹能正其治也。《君子阳阳》，匿迹下僚，而不改其乐也。《采葛》忧良臣之见谗，《丘中》惧贤者之伏隐。观其朝，有若荣公、皇父、师尹之败类者乎？《君子于役》发乎情、止乎礼义者，无论矣。《葛藟》悲无兄弟，则宗子收族、大功同财之淳风犹未泯也。戍者怀其室家，而于君长无怨言。思奔之女自誓于所私，按其辞意，亦未尝心非其大夫。观其民，有若晋国之诬于栾氏，齐、鲁之隐民心归于陈、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烦促之音，无一有焉。盖自周公师保万民，君陈、毕公继治于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渐于教泽，忾于德心，而知礼义之大闲。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夺，接迹于诸夏之邦，而王室则无之，以众心之不可摇夺也。子颓、子带、子朝之乱，国民乡顺，官师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谋，而乱贼皆应时诛讨。使当是时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则其兴也勃矣，况能托国于周、孔乎？

然孔子志在东周，其于齐、卫之君犹禋禋焉，而适周，则未尝一自通于共主及二三执政，何也？盖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羁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从，非圣如汤、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国而用之，践桓、文之迹，然后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兴，遂谓《王风》气象然，不可振起，是所谓见其影而不见其形者也。孟子言诵《诗》、读《书》，道在知人论世，而自道其学曰“知言”，有以也夫！

读齐风

余少读《著》，疑与郑之《丰》、卫之《桑中》为类，而非讥不亲迎〈（亲迎之礼，婿本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且跬步之顷，而三易其瑱，不惟无此礼数，亦非事之情。）〉，及少长，见班固《地理志》，然后得其征。盖此女所奔者，非一人。《东方之日》，则奔之者，非一女也。齐自襄公鸟兽行，下令国中：长女不得嫁，为家主祠，名曰巫儿。至东汉之初，俗犹未改。故当其时，奔者亦若无怍于父兄，受其奔者亦可无憎于里党。〈（盖惟听其奔，然后可以安人情，别天属也。）〉显言而公传道之。是以郑、卫之诗，按其辞，可知为淫奔，而《著》与《东方》，其事其辞，与夫妇之唱随者，几无辨也。

《国语》称襄公“田、狩、毕、弋，不听国政，而惟女是崇”，则《还》与《卢令》亦同时所作耳。齐之立国能强，由其民习于武节；而其后篡弑窃国之衅，皆由女宠。其诗十一篇，二为游田，五为男女之乱，而冠以古贤妃之警其君，盖齐之所以始终者，具此矣。

孔子删《诗》，事有细而不遗，辞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废兴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则郑、卫、齐、陈之淫声、慢声，胡为而与《雅》、《颂》并立与？

书周颂清庙诗后

旧说：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乐歌。盖以四时祫祭皆于太庙，无独祀文王之礼。然武王革殷之后，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无祀文王之乐歌。《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尚在五庙中之稷庙。及武王迁镐，乃立天子之七庙，而周公于是时特起大义，立庙于丰，独祀文王〈（成王作洛，至于丰而发命，则丰庙作于迁镐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于丰庙。康王命毕公保釐东郊，则步自周至于丰；《江汉》之诗，召虎锡命，“告于文人”是也。

盖祫祭先公、先王于后稷之庙，率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当世之公、侯、卿、大夫，而临以上古之侯伯，则义有未安。镐京虽有文王之庙，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临焉，而独受命于文王之庙，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别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义也。

然则“载见辟王”，何以有独祀武王之诗？曰：此其事与文王异，是乃成王免丧，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庙而特祀焉，《仪礼》所称吉祭犹未配，谓此也。盖事应祧之、祖之，终不可缺一时祭，故必祫于太庙，奉祧主以藏夹室，然后特祀新主于所入之庙。文王，侯伯也，吉祭于庙，不宜有乐歌。成、康以降，后王皆有吉祭，而不为乐歌。古人事君亲，要于诚信，不敢溢言虚美，以滋天下后世之口实也。

又书清庙诗后

或谓：“《武成》‘丁未祀于周庙’，天子诸侯之出，归告于祖祢之正礼也。即事者，惟邦甸侯卫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于前，所告者之正礼也。以顺天革命，故特举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乃庶邦君臣受命于周之始。古者爵命必于祭，安知非此时特祭于文王之庙而作是诗也？”然方是时，先公、先王之乐歌未作，不宜先荐文王之诗；五庙之旧制未更，乐章不宜首举《清庙》为义。且朱子既据《孔疏》所推日历，而升“既生魄”三语于“丁未”之前，则未知孰为定论也。

或谓：“据《戴记》：‘天子直礿，祫禘，祫尝，祫烝。”则时祭亦有直，安知此诗非用于直祭时乎？”不知以禘为时祭，乃汉儒约《春秋》所书鲁禘，傅会而为之说，前儒之辨明矣。虽夏、殷之世，礼文质略，事亦难举。至周则前期卜日，卜尸，“散斋七日，致斋三日”。使日祭一庙，祭之明日，绎而宾尸；自致斋以至终事，兼旬中无一日之闲，人力则实不能胜，国事则一切废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群辟、朝聘、会同之政，日不暇给矣。用此知时祭必无直，而凡祀文王之乐歌，皆始作丰庙时所荐也。

读周官

呜呼！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谓尽人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于是书具之矣。盖惟公达于人事之始终，故所以教之、养之、任之、治之之道，无不尽也；惟公明于万物之分数，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无不尽也。运天下犹一身，视四海如奥阼，非圣人而能为此乎？

然自汉何休、宋欧阳修、胡宏皆疑为伪作。盖休耳熟于新莽之乱，而修与宏近见夫熙宁之弊，故疑是书晚出，本非圣人之法，而不足以经世也。莽之事不足论也，熙宁君臣所附会以为新法者，察其本谋，盖用为富强之术，以视公之依乎天理以尽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较然异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无定居，而责以相保相受，有罪奇袤相及，则已利害分半，而不能无拂乎人情矣。修与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书为伪，是犹惩覆颠而废舆马也。

是书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战国、秦、汉之人能伪作，则《冬官》之缺，后之文儒有能补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补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补者，何也？则事之理有未达，而物之分有未明也。

呜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规模可见者，独有是书。世变虽殊，其经纶天下之大体，卒不可易也。若修与宏者，皆世所称显学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为治者笃信而见诸行事哉？必此之疑，则惟安于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后儒之浮说也。

周官辨伪一

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涂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旗蛊，攻狸蠹，去妖鸟，驱水虫，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

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盖莽诵六艺，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于《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书，不能遽变十一之说，而谓汉法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则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窜闾师之文〈（“闾师”据上下文及《周礼•地官•载师》，应作“载师”。）〉，以示《周官》之田赋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泽、六管、榷酒、铸器，税众物以穷工商，故歆增窜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厌胜，妖妄愚诬，为天下讪笑，故歆增窜方相、壶涿、硩蔟、庭氏之文，以示圣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变也。夫歆颂莽之功既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而公孙禄数歆之罪，又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则此数事者，乃莽与歆所窜入决矣。然犹幸数事之外，五官具完，圣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伪托，按以经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

古者公田为居，井灶场圃取具焉，国赋所入，实八十亩，《孟子》及《春秋传》所谓十一，乃总计公私田数以为言。若周之赋法，不过岁入公田之谷，并无所谓十一之名也，又安从有“二十而三”与“十二”之道哉？闾师之法通乎天下〈（“闾师”应作“载师”。）〉，又安有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别哉？载师职所以特举国宅、园廛、漆林，以田赋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无过十二”之文，而载师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田赋，更无可疑者矣。

周之先世，关市无征。及公制六典，商则门征其货，贾则关市征其廛。盖以有职则宜有贡，又惧所获过赢，而民争逐末耳。肆长之敛总布，盖总一肆买赊官物所入之布而敛之，非别有是征也。若质布则本职无是，絘布则通经无是也。今去“絘布、质布、总布”之文，而廛人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周官》之市征，更无可疑者矣。

方相氏之索室驱疫也，庭氏之射妖鸟也，硩蔟氏之覆妖鸟之巢也，乃圣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气时作，妖鸟夜鸣，人之所忌，其气焰足以召疾殃，故立为经常之法，俾王官帅众而驱之，引弓而射之，则民志定，其气扬而夭厉自息矣。夫疫可驱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与莽之遣使“负瑀”“持幢”何异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体魄，而入圹，戈击四隅，以驱方良”，与莽之令“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何异乎？妖鸟之巢可覆也，而以方书日月星辰之号悬其巢；妖鸟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见其形而射其方，犹有说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虫之怪可驱也，而其神可杀乎？神无形而有死，神死而渊可为陵，其诳耀天下，与莽之“铸威斗”，“镌铜人膺文”，“桃汤、赭鞭，鞭洒屋壁”，异事而同情。今于方相氏去“蒙熊皮，黄金四目”及“大丧”以下之文，于{次石}蔟氏去“以方书”下之文〈（覆其巢，则鸟自去矣；以方书悬巢上，是不覆其巢也。与上文显背。）〉，于壶涿氏，去“若欲杀其神”以下之文，于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则四职固辞备而义完矣，其他更无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

昔程子出《大学》、《中庸》于《戴记》，数百年以来莫有异议。朱子斥《诗小序》，虽有妄者欲复开其喙，而信从者稀矣。惜乎！是经之大体，二子断为非圣人不能作，而此数事未得为二子所芟也。虽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则姑存吾说，以俟后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伪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大会”据《周礼•地官•媒氏》，应作“令会”。）〉，奔者不禁。”近或为之说曰：“是乃圣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斗辩也。每见庶之家，嫠者改适，猜衅丛生，变诈百出，由是而成狱讼者十四三焉。岂若天子之吏以时会之，而听其相从于有司之前，可以称年材，使各得其分愿哉！管子治齐，以掌媒合独，犹师其意，则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审矣。”呜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后，而姑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则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远蒸江、汉，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礼而度义也久矣。又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礼事，党正教之；比户之女功，矰长稽之？凡民之有邪恶者，虽未丽于法，而已“坐诸嘉石，役诸司空”，任诸州里，尚何怨旷阴私暴诈之敢作哉？管子合独之政，乃取鳏寡而官配之；若会焉而听其自奔，则虽乱国污吏能布此为宪令乎？盖莽之法：私铸者伍坐。没入为官奴婢，传诣锺官者，以十万数，至则易其夫妇，民人骇痛。故歆增窜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会男女而听其相奔，则以罪没而易其夫妇，犹未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为之服，歆与博士献议：“《周礼》：王为诸侯缌衰，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今《周礼》司服无“弁而加环绖”三语，则媒氏之文，为歆所增窜也，决矣。〈（按：莽欲九锡，则增易《左传》，谓周公“越九锡之检”；莽欲称假皇帝，则云《书》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其伪构经文，皆歆为之谋主也。又以文义核之，于“奔者不禁”下，承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则所谓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会男女”，又曰“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重见赘设，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后媒氏之文与义皆完善。）〉

呜呼！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乃为悖理逆天之语所混淆，至于二千馀年而不可辨，则歆诚万世之罪人也。余尝病《班史》于莽之乱政奸言，纤悉不遗，于义为疏，于文为赘，然《周官》之为歆所伪乱者，乃赖《班史》而备得其征。岂非圣人之经，天心不欲其终晦，而既蚀复明，固有数存乎其间邪！〈（或曰：歆于司服职转不窜入三语何也？盖他职所增，皆怪变不经，故必窜入以惑人听。司服职则本有“为诸侯缌衰”及“其首服皆弁绖”之语，而“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乃礼家之常谈，众共知之。歆之奸心，以《周官》虽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书，故以莽之乱政窜入诸《官》，颁示天下，而于己所献议，礼家之常谈，转不窜入，使人疑古书之传有同异，以比于《易》、《诗》、《书》之文引用或有增损者。正所谓“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也。）〉

书周官大司马四时田法后

圣人之政，尽万物之理而不过者，不惟其大，惟其细。圣人之文，尽万事之情而无遗者，不以其详，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马》四时田法，尤其显著者也。盖观春与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诸侯皆不与焉〈（春著王与诸侯所执之鼓，秋著所载之旗，冬夏则特标群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烦尊者〈（学士冬夏不习舞，亦此义。）〉，且官徒殷则劳费大也。观虞人所莱之野，树表者三百五十步，围禁前后之屯百步，而知乡遂、公邑、都家之车徒皆前期各习于其地，而赴禁围者无几焉。乡师前期出田法于州里，大司马前期命修战法，茇舍，治兵，所辨号名旗物，畿以内毋漏焉，则前期而备教之可知矣。使遍陈于禁围，则一乡一遂之车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习而民不烦也。“鲁人大蒐，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殆其遗教与？

战法、田法之详，至冬狩始见者，虽各修于其地，然必待筑场纳稼之后，乃可遍简车徒，稽人畜、旗物、军器，行于三时，则夺农功而无地以陈车马。辨夜事于仲夏者，人可露处而衣装约也。于“茇舍”特举“辨军之夜事”，则知“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通乎三时矣。于夏举匀，于冬举馌，则祠尝视此矣。于春举社，则秋报可知矣。于秋举方，则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谓皆秋报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后，必春祈也。《吕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泽”，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于春未及方祭，疑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谷之后，可与《大雅》相证。）〉。于秋冬曰致禽，则春夏献禽之约可知矣。于冬特举馌兽，则秋犹未敢备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馌可知矣。

田法、战法冬详其目而春举其纲：仲冬大阅，“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斩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也；“中军以鼙令鼓”至鸣铙且却，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也；“以旌为左右和之门”至“车徒皆噪”，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围禁”也。“前期修战法”，四时所同，而于冬乃出之，则三时专辨其一，而大阅备举，其全具见矣。使以晚周、秦、汉人籍之，则倍其文尚不足以详其事，经则略举互备，括尽而无遗，是之谓圣人之文也。

读仪礼

《仪礼》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于成周为宜。盖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义忠敬之大体，虽隶晓然于心，故层累而精其义，密其文，用以磨惸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后世淳浇朴散，纵性情而安恣睢，其于人道之大防，且阴决显溃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戋戋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较于微忽之间，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汉以降，其用此必有变通矣。独是三代之治象与圣人彷徨周浃之意，可就其节文数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韩子读此，惜不得进退揖让于其间。然其辞以类相从，其义以合而见，而韩子乃分剟而别著为篇，则非吾之所能知矣。

书考定仪礼丧服后

余少读《仪礼•丧服传》，即疑非卜氏所手订，乃一再传后，门人记述而间杂以己意者。而于经文，则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时憯然不得于余心，乃试取《传》之云尔者剟而去之，而《传》之文无复舛复支离而不可通晓者；更取经之云尔者剟而去之，而经之义无不即乎人心，然后知是亦歆所增窜也。盖丧服之有厌降，见于子思、孟子之书；惟尊同不降，则秦、周以前载籍更无及此者。而于莽之过礼竭情以侍凤疾，及称供养太皇太后，义不得服功显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为比类焉。

呜呼！先王制礼，有迹若相违而理归于一者，以物之则各异，而所以为则者，无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则无是也，曾是可厚诬先圣而终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其于《易》、《春秋》间有称引，皆自为之说而谬其指；《书》之《传》、《诗》之《序》虽有假托，而经文则未尝增易焉。然则公孙禄所谓“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者，《丧服》经、传之文尤显见于当时，而为老师宿儒所指斥者欤？〈（时《周官》始出，《戴记》尚未列于学官。）〉

读孟子

余读《仪礼》，尝以谓虽周公生秦、汉以后，用此必有变通。及观《孟子》，乃益信为诚然。孟子之言养民也，曰制田里，教树畜而已；其教民则“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凡昔之圣人所为深微详密者无及焉。岂不知其美善哉，诚势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层累而精之，则终亦可以至焉。

其言性也亦然，所谓践形养气，事天立命，间一及之，而数举以示人者，则无放其良心，以自异于禽兽而已。既揭五性，复开以四端，使知其实不越乎事亲从兄，而扩而充之，则自“无欲害人”、“无为穿窬之心”始。盖其忧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圣人所未发之覆也。

呜呼！周公之治教备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礼俗层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则更乱世，承污俗，旋举而立有效焉。有宋诸儒之兴，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则虽妇人小子，一旦反之于心而可信为诚然。然则自事其心与治天下国家者一，以孟子之言为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记》，先儒以为诬，旧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为而作也。谓周人记之，则于明堂方位度数、朝会礼仪宜详；谓鲁人自侈大，则宜先周公勋劳、法则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诰、典册，而无一具焉。至鲁君臣相弑，《三传》无异辞，初诵经书者皆识焉，记者能详四代之服、器、官而独昧于此，岂不异哉？及读《前汉书》，然后知此莽之意，而为之者，刘歆之徒耳。

莽之篡，无事不托于周公。其居摄也，群臣上奏，称《明堂位》以定其仪。故《记》所称，莫不与莽事相应。其称“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以莽践阼，背斧依，南面朝群臣也。贼臣受九锡以为篡征，自莽始，故备举鲁所受服、器、官，以为是犹行古之道耳。其称鲁君臣未尝相弑，又以示传闻不可尽信，若将为平帝之弑设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易周公以天子，与当日群臣所奏“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后践阼”，隐相证也。莽赞称假皇帝，则奏称《书》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书》既逸矣，云云者，谁实为之？又况漫无所稽之杂记哉？

或疑“周公践阼，倍依以朝诸侯”，别见《史记》鲁、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记》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简册，秘府而外，藏书甚希。太史公书，宣、成间始少出。自向校遗书，歆卒父业以序《七略》，东汉宗之。凡后世子、史之传，皆歆所校录也。歆既伪作《明堂记》，独不能增窜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诗》、《书》而外，周人之书成体而不杂者，莫如《左氏春秋传》。史克之颂，祝抵之言，于鲁先世事详矣，无一语及此，而悖乱之说，皆见于歆以后始显之书，则歆实伪乱增窜以文莽之姧也决矣。

尝考《鲁世家》削去“成王临朝”至“匔匔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说”，前后文义，吻合无间。而《周本纪》所谓“周公摄行政当国”，与《尚书》“位冢宰正百工”义正相符，是则刘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旧者。且《金縢》乃伏生之书，始出即列于学官，称“王与大夫尽弁”。又云：“公为诗以贻王，而王亦未敢诮公。”则年非甚少，断可识矣。以是观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诬妄也。盖欲言周公践阼，则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践阼耳。昔韩子论学，首在别古书之正伪。取其正者以相参伍而得其会通，则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书考定文王世子后

余少读《世子》记，怪其语多复遝枝赘。既长，益辨周公践阼之诬，武王梦帝与九龄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观《前汉书》，王莽居摄，群臣献议，称《明堂位》周公践阼以具其仪，然后知是篇诬妄语，亦当时所增窜也。是篇所记，教世子之礼也；而称成王不能莅阼者再，周公践阼者三。成王幼而孤，无由习世子之礼，非关不能践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岂必践阼而后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窜之迹，隐然可寻。莽将即真，称天公使者见梦于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故伪附此记，以示年齿命于天，而梦中得以相与。昔周文、武实见此兆，则亭长之梦，信乎其有征矣。

尝考《周官》显悖于圣道者，实有数端，而察之莫不与莽事相应。故公孙禄谓歆“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其罪当诛”。意当其时，老师宿儒，必具见《周官》《礼记》本文，而愤其伪乱，故禄亦疾焉。余于《周官》之不类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是篇，稍移其节次而发其所以然之义。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数者，乃礼义之大闲，自前世或疑而未决，或习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后之君子。

莽之乱政，皆托于《周官》，而僭端逆节，一征以《礼记》。其引他经，特迁其说，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锡奏称：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盖他经则迁就其义，而《周官》《礼记》则增窜其文之征也。）〉盖武帝时，五经虽并列于学官，而《易》《诗》《书》《春秋》传诵者多，故说可迁，指可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仪礼》孤学，自高堂生而外，学者徒习其容而不能通其义，故于《丧服》微窜经文，附以《传》语。至《戴记》则后出而未显，《周官》自莽与歆发，故恣为伪乱。然恐海内学士或间见《周官》之书，而传《仪礼》《戴记》者，能辨其所增窜，故特征天下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史篇》文字者，并诣公车。至者以千数。皆令记说廷中，而又使歆卒父业，典校群书而颁布之。使前见《周官》《仪礼》《戴记》之本文者，亦谓歆所增窜，杂出于廷中记说，而疑古书所传，或有同异。其巧自盖者，可谓曲备矣。

自班固志《艺文》，壹以歆所定《七略》为宗，虽好古之士，无所据以别其真伪，而每至歆所增窜，则鲜不以为疑。盖书可伪乱，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

戴氏所述《礼记》无《明堂位》，至东汉之初，马融始入焉，其为歆所伪作，无可疑者。而此记所称周公践阼及他诬妄语，莫不与莽事相应，一如莽之乱政，分窜于诸《官》。先圣之经，古贤之记，为歆所伪乱者，转赖其自盖之迹，以参互而得之，岂惟人心之不可蔽哉？盖若天所牖焉。后之人或以专罪余，则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书，先《逸礼》，以戴氏所传无《明堂位》及此记所增窜也；次《古书》，以称《周书》《逸嘉禾篇》“假王莅政”也；次《毛诗》，以毛氏后出未显，俾众疑其引《诗》而迁其说、谬其指者，或出于毛氏也〈（如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以天下养之类。）〉。次《周官》，其乱政皆分窜于诸《官》也。并及《尔雅》、杂家，使众莫测也。《易》《春秋》无求焉，以莽事无所托，虽有称引，而于本文无增窜也。

昔朱子谓“《戴记》所传，或杂以衰世之礼”，然相提而论，其诬枉未有若周公践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梦帝与九龄，而文王复与以三者；其悖谬未有若“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及“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为其母功显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丧，则《杂记》之文，毋亦歆所增窜，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闲耳，而古者子为大夫，于父母之服即有变，况践阼居天子之位乎？子为大夫，父母之为士者尚不敢主其丧，况居天子位，与尊者为体，而可私屈为母丧主乎？

歆既邪恶，而文学乃足以济其奸。凡所增窜，辞气颇与《戴记》《周官》为近，故历世以来，群儒虽究察其非，终怀疑而未敢决焉。《班史》谓：“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余考自古承学之士，通经习礼而为妖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艺文奸言，当其时即交讪焉，而歆蠹蚀经传以诬圣人，乱先王之政，至于千七百馀年而莫敢芟，则歆之罪，其更浮于莽也与！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阅《大戴记》，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诬，而未得证验。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犹不能无疑。及考《王莽传》，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窜此于《大戴记》，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后莽请考论五经，以定天子之娶礼。又恐《戴记》出宣、元间，学者多见其书，故其后复征群士使记说《逸礼》于廷中，以欺惑学士。

莽之篡，无事不托于文、武、周公。盖夏、殷以前，先圣之事与言，所传甚希，众皆耳熟焉，难以凿空构立，而经、传、诸子，皆周人之书，遭秦火而始出于汉，故使歆典校，卒向之业，以售其姧。自东汉相传，以至于今，皆韵所校录也。学者可溺于前儒传授之言，而不别其真伪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说见《家语》，又见《史记》，又见贾谊《保傅篇》，而《汉书》亦云武帝命画《周公负成王图》以赐霍光。盖莽与歆既曰成王不能践阼，则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无是也。其书乃伏生所传，旧列学官，不可晙张为幻，故于《戴记》窜焉。又恐《戴记》出宣、元间，学者间有其书，故欲多为之征。而《论语》乃世儒所习诵，故又于《家语》窜焉。汉兴，博学多闻，莫如贾生，继《春秋》创史法，囊括载籍，为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于二书窜焉。至《汉书》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图，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构造，又或史官所记本《周公辅成王图》，而歆易为“负”，班固因之，皆不足据也。众言樊乱，必折诸经。《金縢》之篇曰：“王与大夫尽弁。”则既冠明矣。“公以诗贻王，而王亦未敢诮公。”则已甚达于世事矣。以是知古书中言成王幼，不能践阼者，皆妄也，而况云在襁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则歆之怪变，竟无从而得之矣。

或又以王自称“冲子”，周、召称王“孺子”为疑。是惑也，《盘庚》之诰，自称“冲人”；范文子为大夫，赞军谋，而武子呼为“童子”，嗣君之自谓，师保之规箴，其称言义当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读经解

此《记》中间所述多荀卿语，疑出于汉之中叶，而传荀氏之学者为之也。三代盛时，国不异政，家无殊俗，《诗》《书》《礼》《乐》，布在庠序以为四术。降至春秋，王道虽微，而周礼未改，孔子赞《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于战国，百家放纷，儒术大绌，焉有一国而专立一经以为教者哉？遭秦灭学，至汉景武之间，诸老师各抱一经以授其徒，于是齐、鲁、燕、赵、邹、梁之学兴。而承其学者，复以教于乡邑，各自为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质行能，亦渐摩于经说而别异焉。记者既列教之所由分，并其说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风俗，非群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养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于礼，而礼非天子不能行。礼之兴，然后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和仁信义得其质，宗庙朝廷得其秩，室家乡里得其情。礼之废，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恶，其乱百出而不可禁御。凡此皆荀氏所谓原先王，本仁义，礼正其经纬蹊径，不道礼宪，而求之于《诗》《书》，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

夫六经火于秦，并出于汉，而礼之废，则自汉始。河间献王献古《邦国礼》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袭秦故，以定宗庙百官之仪。其《士礼》之仅存者，亦未布颁以为民纪。自是以来，学者循诵《易》《诗》《书》《春秋》之文，而虚言其义，有得有失，一如《记》所称。而礼则湮沈残缺，每至郊庙大议，众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闾阎士庶，丧、祭、宾、婚，荡然一无所守，而竞于淫侈。《记》所云“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学者可习其读而弗察欤？

书辨正周官戴记尚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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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王巽功周公居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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