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31 中华文库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着录。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书成于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考程子《春秋传序》作于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后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于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于程子耳。考陈亮《跋》有云：“先生于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学者苟优柔厌饫，自得于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着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于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于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于忘父，讨之则不免于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于庆父，不当归狱于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于国家，即为得罪于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于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狭。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于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于《桓西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于《春秋》更无关矣。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锺巫之难，特托以发凡。不终于陈恒、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欲以讳而不书，阴愧三家之心。又谓《春秋》治大夫，非治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而其馀为纬。以文公以前为宾，而以后为主。经之义当明，纬之义可以不问。主之义当明，宾之义可以不问。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于偏驳也。

国朝严玨撰。玨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是书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标举事目，类聚《经》文于前，而附论于下。其体在经义、史评之间。而持论严酷，又颇伤轻薄。其《庄公忘父仇》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夺新昏之宴而复叙淫奔之好也。文姜数数与齐侯享会，是又庄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结欢于齐侯而有狩猎之驰骋、卫俘之弋获也？”是岂儒者说经之体耶？

国朝金瓯撰。瓯字完城，一字甯武，秀水人。是书专为举业而设，以胡《传》为主。凡《经》文之不可命题者，皆删去之，极为诞妄。又上格标单题、合题等目，每题缀一破题而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于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于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且蔓延不止，贻患于学术者弥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于此者，皆在所当斥焉。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着录。是书意在折衷三《传》，归于至当，然发明胡《传》之处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同时有乐安李焕章为尔岐作《传》云：“著《春秋传议》，未辍而卒。”今此本阙略特甚，盖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着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于火。其后更自搜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于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于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祫，即以时祭为祫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注》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如谓禘、烝、尝即是祫，则与祫无分先后，何以《经》文于天子先言祫而后言禘、烝、尝，于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祫则不禘，若禘则不祫。俱谓时禘不与祫并行也。若时禘即是祫，则《经》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于谓四时之祭，夏禘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为牵合穿凿。《周礼•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享于大烝。”《礼记•祭统》曰：“内祭则大尝禘。”是尝烝亦得称大矣。乌得执一大字，独断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斯大谓祔于祖庙，主不复反于寝。引黄宗羲之说，谓祥禫则于祖庙，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于主。烝尝禘则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于庙。今考郑玄《士虞礼注》：“凡祔已，主复于寝。”说最精确。《大戴礼•诸侯迁庙》曰：“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从至于庙。”卢辩《注》：“庙谓殡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至于新庙。”据此，则迁庙以前，主在殡宫明矣。郑《注》谓练而迁庙，杜《注》谓三年迁庙。若卒哭而祔之后，主常在庙，则于练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殡宫迁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说，谓迁庙礼出庙门至于新庙，是自所祔之庙而至新庙。今考《丧服小记》：“无事不辟庙门。”《注》曰：“庙，殡宫。”《杂记》曰：“至于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凡以殡宫为庙，见于经传者甚多。其以《大戴礼》出庙门之庙为祔庙，由不知殡宫之亦名庙也。又考《礼志》云：“更衅其庙。”则必先迁高祖于太庙，而后纳祖考之主。又候迁祖考于新庙，然后可以改衅故庙，而纳新祔之主。是新主祔于祖庙即迁于祖庙甚明。谓自所祔之庙迁于新庙，则是祔者一庙，迁者又一庙矣，与《礼志》全悖。斯大乃袭其说，而反攻郑玄及朱子，尤误。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谓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一居中以御车。间有四人共乘者，则谓之驷乘。鲁畏齐强，车增一甲，皆为驷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传》，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富父终甥驷乘，在《文十一年》。则是成元年以前鲁人已有驷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为驷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传》：“齐侯伐卫，烛庸之越驷乘。”然则驷乘者岂特鲁乎？谓鲁畏齐始为驷乘，尤属臆测。又《成十年》：“齐人来媵。”《左氏》曰：“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故杜《注》谓书以示讥。斯大袭刘敞之说，谓诸侯得以异姓媵。今考《公羊》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白虎通》曰：“备侄娣从者，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两娣何，博异气也。娶三国何，广异类也。”又《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据此，则是同姓异族者得媵也。若异姓同媵，则《周语》当云“不参一姓”，不得云“不参一族”矣。至以仲子为惠公嫡配，孟任为庄西元妃，以叔姬归于纪为归于纪季，则尤不根之论，全凭意揣者矣。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有《读易近解》，已着录。是书为表者八：曰《春秋事迹年表》，曰《春秋大纲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鲁十二公年表》，曰《列国年表》，曰《经传小国年表》，曰《列国卿大夫世表》。为书法者四：曰《书法精义》，曰《书法条例》，曰《书法比事》，曰《书法遗旨》。表以考事，书法以考义也。考《南史》称司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国年表》不失古法，其馀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页分为数格，横读之成文，纵读之即不相贯。半页以外，则格数宽狭多寡互异，并横读亦不可通。其《经传小国年表》、《列国卿大夫世表》，或半页之中、一行之内，参差界书，各自为文，更纵读、横读皆不相属，乌在其为年表也？《书法精义》皆依违胡安国之文，《书法条例》亦剽窃崔子方之式，惟《书法比事》谓有顺文上下以为比者，有分别事类以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会虫牢，著其无王；楚灭江而晋伐秦，讥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齐，则侵小附强可知；介再朝而后侵萧，则求援举兵可知。如斯之类，皆顺文上下，以见褒贬，其说为沈棐诸家所未及。又《书法遗旨》自抒己论，虽不免间有骑墙，而驳正处时有特见，其长亦不可没耳。盖秀琦之说，本可分系《经》文之下，共为一书，而必欲变例见奇，多分门目，转致重复纠结，治丝而棼。亦可谓不善用长矣。

国朝翁汉麟撰。汉麟字仔安，常熟人。其书以胡《传》为主，亦节录《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于书之上阑标破题，下阑标合题，则全非诂经之体矣。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着录。是书以《左氏》、《公羊》、《穀梁》、胡《传》为主，亦间采程子及临川吴氏、庐陵李氏诸家以为之注。其自出己见，则加“臆解”二字以别之。后附《总论》二十条。书成于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称《公羊》袭取《穀梁》之书而续为之，其说不知所据。大旨谓《左传》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谬戾；惟《穀梁》犹不失圣门之旧。前有自题《口号》云：“自读《春秋》四十年，只如群动对青天。迩来深考流传义，始觉先儒多误传。”其命意所在，可概见矣。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着录。是书以《经》文为鲁史，以《左传》为孔子所作。谓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

国朝华学泉撰。学泉字天沐，无锡人。顺治中布衣。其书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门，以类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诸家之注，间缀己说。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传》。其《疑义》一卷，则专抒《类考》中未尽之蕴。然有无庸疑而疑者。如谓《司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八万五千三百家而后足一军之数。天子六乡止七万五千家，不能供一军。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埰地出军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乡遂出军之法也。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不出自埰地。六乡以七万五千家而出七万五千人，何患不足六军之数？学泉混二法而为一，宜其疑也。如此之类，颇为失考。近时顾栋高着《春秋大事表》，体例亦略仿此书，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说之《春秋分纪》。疑二人皆未见公说书也。

△《春秋辑传辨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集凤撰。集凤字翙升，山海卫人。今其地为临榆县。集凤尝官洛阳县丞。《畿辅通志》称其淹贯群籍，尤善《春秋》。汇先儒注解，讨辨详核，历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后成书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细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册，不分卷帙，盖犹其未编之稿。以纸数计之，当得一百馀卷，《通志》所言似未确也。其书所载《经》文，皆从胡《传》，而三《传》之异同则附录之，未免信新本而轻古《经》。说经则事多主左，义多主胡，故并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拟亦为不类。其诸家所解，则胪列而参考之。征引浩博，辨论繁复，殆有《尧典》二字说十四万言之势焉。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着录。是编于《经》义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断断不能称夏正，而必回护其说，谓冠之以春正，见周正之不善，言外见行夏时之意。至《经》末“春西狩获麟”，亦谓春为夏之冬，盖终以夏时之意。《经》必一时无事，乃空书首月以备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则正月可以不书，此通例也。而于《定西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盖因穀梁氏发《传》于“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断“春王”二字别为一条，其文实与“三月”相贯。世沐见其别为一条，遂以为无君不可书正月，故但书“春王”二字。圣人有是书法乎？郑伯克段则谓郑庄谋逐其弟，鲁当讨之。圣人书此，与讨陈恒同义。是为臣讨君，纲常倒置矣。“纪履𦈕来逆女”，则疑鲁丧制未满，不应嫁女，圣人用以示讥。考是时距隐公即位已二十二月。逾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经几月，安见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节外生枝，率皆此类。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后，每年必增书孔子事。夫《左传》书孔子卒，二《传》纪孔子生，先儒已以为非礼。以先师家牒、年谱增入国史之中，殆于周有二王，鲁有两公。尊圣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国朝刘荫枢撰。荫枢有《大易蓄疑》，已着录。是编以治《春秋》者信《传》而不信《经》，故于《经》文各条下列三《传》及胡氏《传》为案，而以己意断其得失。于胡《传》尤多驳正，颇能洗附会穿凿之习。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着录。是书节录三《传》及胡安国《传》，参证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则其门人钱塘凌嘉邵所补辑也。凡捴谦之说，称曰“应氏”，而嘉邵之说则退一格以别之，皆摘论《经》中疑义。又附《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如军赋、祭祀等事，分门类记，不书捴谦姓氏，当亦嘉邵所著欤？

国朝邱锺仁撰。锺仁字近夫，昆山人。康熙戊午应博学宏词，老不与试，特赐中书舍人。其《凡例》称，是编本述孟子、朱子说《经》之义，故冠二子之说于简端。其《集说》则兼取诸家。然其书瑕瑜互见。如“春王正月”之说，自张以宁以后辨析已无疑义，乃仍以夏时谬论反复支离。又如“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乃以为志楚之强，所以旌将来齐桓之功。凡此之类，多不足据。其他如“叔孙得臣卒”一条，以不日为阙文，而以胡安国之从《公羊》为非。“许世子止”一条，用欧阳修之说，而证以蔡景公之书葬。凡此之类，亦间有可取。然统核全书，瑜究不掩其瑕也。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着录。初，康熙乙丑，奇龄充会试同考官，分阅《春秋》房。旧制，《春秋》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是时初罢脱经题，其双题犹未罢（按合题罢于乾隆初）。奇龄与监试御史论双题不合，因举及《经》之条贯必出于《传》语（按此杜预之说）。奇龄以为《经》文自有条贯，不待于《传》，乃排比《经》文，标识端委，使自相联络，以成此书。大致用章冲《类事本末》之意。惟冲类《传》，而奇龄则类《经》。冲于《传》有去取，奇龄于《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又每条各附论说以阐发比事属词之义耳。其以《隐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条为一贯，盖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之说，以尹氏为郑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见《经》，与叔肸之以公弟书者不同。似巧合而实附会，是为不当合而合。至于《隐西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卫人伐邾”，其间邦交离合，事亦相因，而归单简，是为不当分而分。以其体例而论，既于《经》文之首各题与某事相因，则何不仍《经》文旧第而逐条标识其故，脉络亦自可寻。又何必移尾码前，使相陵乱？奇龄说《春秋》诸书，颇有可观。惟此一编，则欲理之而反棼之，殆无取焉。

△《春秋大义》（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是编前有《自序》，谓：“善说《经》者莫若康侯。私心窃有所未满者，圣心忠恕，刻则离；圣心简直，曲则离；圣心明白而正大，纤则离。左氏即未亲见圣人，亦必窃窥鲁史。公、谷二氏得之传闻，难以依据。康侯据二氏以驳左，亦未为尽得。故一本左氏，错综当时之事势。平心以想圣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时日诸例概所不取。”其持论甚确。然如《文公四年》“甯俞来聘”，谓以纳𫗴货医而书；《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谓以仲尼学官而纪。岂《成公三年》之孙良夫、《襄西元年》之公孙剽、《七年》之孙林父尽属卫之君子，而《春秋》书来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问乎？此又过执《左氏》，以《经》外附录之事横生议论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谓八月之内同登鬼录，有阴夺其魄者。《春秋》之法，论是非，不论祸福。以是立义，所见弥浅矣。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着录。是书仍以胡安国《传》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间有附论一二，然必援朱子。盖恐人议其异于胡氏，故称朱子以证之。犹之《书经参义》恐人议其异于蔡氏，亦必称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纲领》三十三条，于孔孟之说题曰“特标”，于诸儒题曰“汇辑”、“汇录”，惟于《朱子语录》六则题曰“遵录”。其宗旨可以概见云。

国朝姜兆锡撰。是书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后》各一卷。《考》上曰《纪时》，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丧纪》，曰《祀典》，曰《赋税》，曰《工役》，曰《军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属》，曰《会盟之属》，曰《侵伐之属》，曰《归遗之属》，曰《征求之属》，曰《告假之属》，曰《取窃之属》，曰《游观之属》，曰《奔执之属》，曰《归入之属》，曰《削亡之属》，曰《弑杀之属》，曰《灾荒之属》，曰《变异之属》。《考下》曰《事词通义》，曰《事同书异》，曰《书同文异》，曰《释文明义》，曰《隐文存义》，曰《省文约义》，曰《互文推义》，曰《单文错义》，曰《阙文》，曰《衍文》，曰《误文》。《考前》曰《圣经本末》，曰《列传本末》，曰《王侯邦国》，曰《王侯世系》，曰《庶邦杂服》，曰《伯功本末》，曰《圣治本末》。《考后》曰《传有经无》。每条皆分晰辨论，大旨主于羽翼胡《传》。然《春秋》一书，古今聚讼，胡氏曲为之解，已多抵牾，兆锡复从而割裂分配，弥繁琐而失当也。

国朝姜兆锡撰，其书以《公》、《谷》二《传》主于发义，与《左传》主于纪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诬，其事文与义不待言。至二《传》中有混其文以害义者，有泥其文以害义者，并有窜其文而事与义俱害者。惟正终以正始、贵道不贵惠之属，固卓乎道义之权衡、圣哲之轨范也，故择之宜慎焉。因汇编二《传》异同之处，别白其是非。而《左氏》发例释《经》之文亦附见焉。于三家褒贬之例，无所偏主，颇足以资参考，较兆锡所注诸经似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传》多据传闻，《左氏》所述则皆据简策。兆锡驳二《传》之事迹，往往并《左氏》而驳之，则终不出宋人臆断之学也。

△《春秋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家驹有《尚书义疏》，已着录。是书以胡《传》为蓝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终不出胡《传》苛刻之习。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谓孝公、惠公贤未著，隐为贤君，是以托始。且称隐亲亲而尊王，睦邻而守礼。夫让桓，可谓亲亲。若平王葬而不会，凡伯聘而不报，可谓尊王乎？无骇入极，翚伐郑，伐邾，败宋，可谓睦邻乎？易祊于郑，矢鱼于棠，可谓知礼乎？后文每事示讥，而开卷极词称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归仲子之赗。《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驹谓以仲子为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赗以示意。是以车马之锡为灰钉之赐，讽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国朝储欣、蒋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举人。景祁字京少。皆宜兴人。是书于三《传》及胡氏《传》外多取冯梦龙《春秋指月》、《春秋衡库》二书，盖科举之学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国语》之文；《后事》一卷，备录《左传》小邾射来奔以下诸事：亦用冯氏之例。

△《春秋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着录。是书大旨，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于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于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于非之说；于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征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于考证，而详于议论。如夏正、周正，累牍连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领。而《庄西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传》，则又谓圣人笔削，宁为深求，不可泛视。存此意以说《春秋》，宜失之穿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无卷数，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叔琳有《研北易抄》，已着录。是篇杂采宋元诸家之说，而不加论断。前有《总论》、《凡例》，亦皆采集旧文。卷首有自注脱落未写者四十二条，书中亦多空白。盖与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也。

△《或庵评春秋三传》（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源撰。源字昆绳，号或庵，大兴人。康熙癸酉举人。是书本名《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传》为首，百家以《公羊传》、《穀梁传》为首。然六宗仅《左传》有评本，百家亦惟评《公羊》、《穀梁》二传而已。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着录。是编不全载《经》文，但有所论说者标《经》文为题，而注某年于其下。其《叙》虽称“惟恪守胡《传》，间有词旨未畅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陈管窥之见”，然驳胡《传》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即驳夏时之说，“伯姬归于纪”即驳诸侯亲迎之说，“州吁弑其君完”即驳不称公子为责君之说，桓公、宜公书“有年”即驳变异之说，“诸侯盟于幽”即驳首叛盟之说，“楚宜申来献捷”即驳当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说，“齐人侵西鄙，公追齐师”即驳书人见示弱、书师见伏众之说，“阳处父救江”即驳责晋不合诸侯之说，“齐人弑其君商人”即驳归罪国人之说，“楚子围郑”即驳嘉楚讨贼之说，“新宫灾”即驳神主未入哭为非礼之说，“甯喜弑其君剽”即驳废立之说，“叔孙豹会虢”即驳尚信之说，“公如晋，至河乃复”即驳从权适变之说，“暨齐平”即驳暨为不得已之说，“季孙意如会厥慭”即驳力不能加之说，“盗杀卫侯之兄絷”即驳归狱宗鲁之说，“从祀先公”即驳出于阳虎之说。如斯之类，不可殚数。所谓恪守胡《传》，盖逊词耳。至于攻击《左传》，则颇伤臆断。如以郑叔段“糊口四方”为诡词，谓段果出奔，郑庄岂置之不问？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为凡伯忍辱而自归，非戎挟之以去；以“楚执蔡世子有用之”为犹后世执盖行酒之类，断无杀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执曹伯阳”为未尝灭曹：揆之古书，皆无佐证；核以事理，亦未尽安。他如“以成宋乱”之说，从刘敞而驳杜预。然圣《经》之意，正以始于义而终于利，两节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书先公之助乱，暴扬国恶，《春秋》无此法也。“许叔入许”，责其不告于王，不知乘隙复国，机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声楚僣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说为定，而必谓苟以去王号责楚，迫于大义，当无不从，似非当日之事势。至首止之会，责王世子不能为伯夷、泰伯，抑又强天下以所难矣。其持论大旨，往往类此。虽驳胡《传》，实仍在胡《传》门径之中，不及所作《周易传义合订》远矣。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着录。苞既作《春秋通论》，恐学者三《传》未熟，不能骤寻其端绪。乃取其事同而书法互异者，分类汇录，凡八十有五类。然宋沈棐、元赵汸皆已先有此著。沈书仅有钞本，赵书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书未出，故不知而为此屋下之屋。犹之顾栋高未见程公说书，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国朝卢轩撰。轩字六以，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三《传》所言书法之例，汇而为表。《经》文直书为经，《传》文横书为纬。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旧文，而于其同异是非不加考证。盖轩欲作《三传择善》一书，故先纂此表，以便检阅，尚未及订正其得失也。

国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师晦，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是书摘取《左传》一百一十事，为文一百一十有一，盖仿《东菜博议》之体。惟《博议》多阐《经》义，此则颇订《传》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过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元英则以不日为特笔，讥《左氏》不知圣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请观周乐，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语，元英以为训诂之失，而引《九章演算法》，谓差分为衰分。其说皆不能确也。

国朝田嘉谷撰。嘉谷有《易说》，已着录。是书以胡《传》为主，三《传》有为胡《传》所采者，亦附录之。胡《传》所引事实，则依《春秋大全》小注录之。卷首兼论作文之法。盖其书专为举业而设。至于遣调练词，皆入《凡例》，与说经之体远矣。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辞，《经》本甚明，无藉于《传》，乃尽去各《传》，反复《经》文，就事之前后比而属之，寻其起止，通其脉络。其事俱存，义亦可见。至日月、名氏、爵谥之间，则不复为之穿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于《春秋》本旨未能尽惬。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此犹其初刊时所印行云（语详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下）。

国朝李文照撰。文照有《周易本义拾遗》，已着录。是书大旨宗胡《传》而稍采诸说，变其面貌，往往蔓延于《经》义之外。如解元年而牵及改元，已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誉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卫桓书葬，是为据事而笔诸册，乃牵及卫侯不当谥桓，谓以著卫人之私。然则凡葬必书谥，以何者别其非讥耶？许世子不尝药，引张氏之说，谓其必用砒霜锻之不熟，已属臆揣，又责以不能穷理居敬，去本事不太远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绪言，而未尝知三《传》之古义者耳。

国朝苏本洁撰。本洁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举人，官兴化府知府。是编因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有所未尽，乃作此以补之。多推求文句，体味语意，而罕所引据考证，故名曰《补义》。前有康熙庚子陶贞一《序》，称本洁原本兼补林尧叟注义，贞一为删之。知所据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传地名考》，已着录。是编盖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如不论嫡妾皆谓之夫人，已于篇首发例，而于齐乃别出“悼公妾季姬”一条。有世系者从其世系不论岁月，亦于篇首发例，而晋丕郑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随，楚伯州犁、吴伯嚭仍系之晋、楚，管修仍系之齐，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鲁妇人戴己、楚妇人斗伯比妻、齐妇人棠姜、陈妇人夏姬、宋妇人荡伯姬之类，各出一条，而他国皆不载。“僖负羁”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画一。鲁君女纪伯姬、楚君女江芈之类，亦各出一条，而他国不载。秦女简璧、卫孔伯姬并列之夫人条中，尤为舛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晋优施、寺人披、竖头须并以贱役列之士。许叔名见于《传》，削之不载。滕、薛、杞、莒皆自为篇，而虢公、虞公、纪侯、随侯皆俨然躬桓之班，乃与潞子婴儿、介葛卢等并为一篇。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

国朝朱奇龄撰。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海宁人。康熙中贡生。是书前冠以《王朝列国世次族系》一卷，《经》文则一公为一卷。其说多主胡《传》，而稍纠其刻酷过当之论。然胡《传》之所未及，而奇龄从而锻炼者亦复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据理断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实，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称声子为继室，此娣侄之名。而奇龄见今人继妻称继室，遂谓声子为嫡妻，而隐公为嫡子，称其当立。胡《传》指灭项为季氏，已为不考，然尚无主名。奇龄遂归狱于行父，以执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类，皆失之不考。至于“葬卫桓公”一条，谓桓之为谥，不宜加于卫完，闵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恶谥，故《春秋》因之。然则倘有失德，孔子当为改恶谥乎？“戎伐凡伯”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于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于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于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于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一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于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着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着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谷》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馀。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于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国朝刘绍攽撰。绍攽有《周易详说》，已着录。是编采《公》、《谷》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掊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于《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

国朝刘绍攽撰。是书与所著《笔削微旨》相为经纬，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发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隐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庄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变之甚者。”又《庄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云：“外书侵五十有七，始于此，终《哀十三》晋魏曼多侵卫。书伐二百一十三，始《隐二年》郑人伐卫，终《哀十三》公子申伐陈。天下之无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一条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执蔡世子有，用之’。其虐为已甚矣。”夫日食之为灾，侵伐之为无道，杀人以祭之为虐，亦何待赘言乎？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着录。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有《东易问》，已着录。是书杂采《春秋》三《传》及胡《传》之文，亦以己意附注于后。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门径。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鲁史，以鲁纪年，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枢乃擅改《经》文，以周纪年，以鲁附注。是但知窃袭《通鉴纲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与伪本元《经》既书“某帝某年”，又书“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自当以获麟为重，枢乃谓：“冬猎曰狩，《经》虽绝笔于十四年之春，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必终于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盖隐寓行夏时之意。”是又节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说矣。如斯之类，比比而然，皆不足为训也。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着录。初，孙嘉淦作《春秋义》，大旨祖胡安国之说。后渐悟其非，旋自毁版（案嘉淦自毁其版，事见此书《凡例》第三条中）。方达尝受知于嘉淦，因为删补其文，以成是编。大旨于三《传》多取《公》、《谷》《经》文。如“裂𦈡”作“履𦈕”，“矢鱼”作“观鱼”、“叔孙婼”作“叔孙舍”、“定姒”作“定弋”之类，亦多从《公》、《谷》。其《左传》事迹，往往在所摈斥。如“天王狩于河阳”，《传》有明文，乃云：“或鲁史本书狩，或夫子书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说亦不信也。于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说仅采刘向《灾异》一两条。如“文公丧娶”一条，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标董仲舒之名，盖讳言宗汉儒也。其持论尤务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讥弹者，惟“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酅”、“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陉，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十八、九条而已。而召陵之盟、甯俞之聘，嘉淦所许者，方达又推论其失，咎齐桓不声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鲁而不知朝周。实则幸邀宽论者，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谓隐公为篡，又谓桓公为弑，是以讨篡为弑也。既谓州吁弑桓公而王不问，卫人立晋而王不问，咎在天王，于王人子突救卫，又罪其知顺逆而不知众寡。是为天王者进退无不干咎也？朱子称孙复说《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书者又岂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书之说，于十二公之薨，即终于路寝合礼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贬。然则苟无所贬，则国君易代，史可不详欤？至于“纪季姜归于京师”，谓季姜非嫡长，不可以为王后；“许叔入于许”，谓许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据矣。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着录。是编不载《经》文，亦不及《经》中所书之事，惟泛论孔子之意。分为四篇：一曰《讲读八法》，二曰《通论》，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诸儒论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为主，持论甚正。其谓孔子不以一字为褒贬，亦足以破诸家纷纭轇轕之陋。而矫枉过直，加以悬揣臆断，不顾事理之安。至谓《左传》事迹皆圣人之所删，不当复存其说。考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者，左史类也。《春秋》者，右史类也。刘知几作《史通》，叙述源流，至为明析。心敬乃援《尚书》为例，谓事迹之可存者圣人必存，如典、谟、训、诰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圣人必删，如《左传》所载是也。因而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条，设无《传》文，则段于郑为何人，郑伯克之为何故，《经》文既未明言，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馀矣。况自有《六经》以后，历汉至今，通儒辈出，其失经意者固多，得经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谓孔子之后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后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谓孔门诸子未见《春秋》，故《论语》无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见《春秋》，故《中庸》亦无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阙里，始见本经。揆以事理，岂其然乎？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着录。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按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于《经》左之义，不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所自作，故更变其说，归于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无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之文显然可据。伯政但摭经书中夏正之文以相诘难，盖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传》“王周正月”一语，尤为确证。伯政并此二字诋为不通，以为后人所加。则凡古书之害于己说者，悉以后人窜入概之，天下无不可伸之论矣。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节气时刻，俾二百四十年间置闰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见，以伸其合于夏正之说，似乎可据。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其月虽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则六十甲子刚及一周。不论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尝改，不足以为建寅之据。亦不揣本而齐末也。

国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书成于乾隆乙丑。首为《纂例》十五篇，末为《或问》六卷，言所以去取诸家之意。《经》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纪子帛”改从伯、“君氏卒”改从尹、“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三条耳。其事迹亦据《左氏》。其所集传注，多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之说，而别采宋元诸家以辅之。在说《春秋》家，亦非纯尚空谈者。然持论亦伤深刻，又时时好出新意，而不尽允协。如改“君氏”为“尹氏”，仍以为即公囚于郑之“尹氏”，则沿袭金履祥之说，殊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越境乃免，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诸儒皆以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于《或问》中则云：“越境而不返乎？晋国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于《集古传注》中则云“去国不返，然后君臣之义绝。越境乃免之言，为今无将之心者开一门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曾谓圣人而为后世开一门路，使奸雄借口乎？至于城楚丘之说，其《传注》本主刘敞，而《或问》则以为主孙复。二书之中，不免偶伤抵牾，犹其小节矣。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饶阳县知县。是书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论《春秋》者为《述孟》、《述朱》。次为《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十二公为十二卷。大旨尊《公》、《谷》而斥《左氏》。其《自序》谓：“《公》、《谷》比事属辞，义不诡于儒者，而斤斤于日月、名氏、爵号以求例，曾谓《春秋》之旨尽如是乎？若《左氏》纪事多而误，说《经》疏而谬。如莒密州之事，《经》不云世子展舆也，而《左》以为展舆。莒庶其之事，《经》不云世子仆也，而《左》以为仆。蔡侯申之事，《经》贱者书盗也，而《左》以为公孙翩。晋州蒲之事，《经》不云栾书、中行偃也，而《左》以为栾书、中行偃。晋夷皋之事，《经》以为赵盾也，而《左》以为穿。郑伯夷之事，《经》以为归生也，而《左》以为宋。吴僚之事，《经》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为公子光。郑髡顽，《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𬴂之谋。楚子麇，《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围之逆。齐阳生，《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陈乞以说于吴。其他大夫奔殿，《经》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数人。会盟侵伐，《经》各有其事，而《左》或牵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国，经载分明，而《左》误合为一。缘陵、城杞，实系两地，而《左》以为俱系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为鲁、郑相易。子帛、君氏，讹误字也，而《左》以为名称。甲戌、己丑，两存日也，而《左》以为再赴。葬桓王，讳也。而《左》以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为杀。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殚述。”其持论甚辨，几于季本、郝敬、毛奇龄。然《经》垂书法、《传》述事实。必以《经》所不书即为增设，则河阳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论似通而实谬。至于深文过当，凭臆率断。如以隐为窃国，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馀年；以子同生为哀姜张本，自子生至妇入，见其过期不娶，昏姻不时；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齐得复，故贼闵公者乃季友非庆父；以齐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为立景而生逆谋；以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乃南越芊姓，非于越之越：亦可谓果于自信者矣。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诗序补义》，已着录。是书欲破说《春秋》者屈《经》从例之弊，谓《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之旧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旧典，二曰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曰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曰霸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杜预所谓凡例皆周公之礼经，变例皆圣人之新意者，未为定论。其援据颇典博，参考亦颇融贯。然谓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据以推测圣经可也？谓《春秋》全因五例之旧文，则圣人直录鲁史，不笔不削，何以云其义窃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观《襄公二十年传》甯殖曰“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经》书“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是亦不尽用策书之明证矣。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而《传》后必附以说，简端又冠以评，或论事，或论文，如坊选古文之例，殊非注经之体也。

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从添号石芝，常熟人。临汾，长洲人。是书始刻于乾隆己卯。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每门前列书法，后载事类，事类之中又自分《经》、《传》。其《自述》谓本于苏轼“《春秋》当以类求”一语。虽亦欲发比事属辞之旨，然割裂繁碎，弥难寻检。卷首列《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亦取之苏轼《指掌图》。不知《指掌图》后人赝作，非轼书也。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读记》，已着录。然《尚书读记》多推求文句，未能阐帝王经世之大法，是编则于笔削大义多所发明。如曰：“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理所必无。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来求赙，罪鲁也。”曰：“州吁不称公子，绝之于卫也。胡氏谓庄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为为人君父之戒，何以惧乱臣乎？”曰：“诸侯不得专杀大夫，故凡大夫之杀，《春秋》皆称国举官，不论有罪无罪及杀当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误会。”曰：“说者谓王不称天为《春秋》贬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则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亲缟素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术者之言也。左氏曰：君为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生于内，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以弭灾变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类此。惜止八十八条，未能成书也。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字静叔，益都人。《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甯都魏禧、桐城方苞于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渊夭逝，书遂未毕。其兄文藻裒次遗稿，编为三卷，刊版于潮阳。末有文藻《跋》，称其潜心《易》、《礼》两经，取古人图像、传注罗而绎之者数年，以至于病且死。故所评阅，多未终卷云。

国朝吴守一撰。守一字万先，歙县人。是书推考岁差加减，以证《春秋》所载日食之误，《春秋》日月，以《长历》考之，往往有讹，见于杜预《释例》。此更详其进退迟速以求交限，末附《诗书日食考》二条，以互相参证。但其云《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当是三月己巳朔，书二月者，晦朔之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当是五月癸丑朔，书三月者，或夏正之讹。近者陈厚耀作《春秋长历表》，以为隐西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退一月就之，隐西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则隐、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为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以为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递食，守一与栋高皆从《大衍历》，以为八月无食。其他守一、栋高说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数千载之后，必欲求岁差于秒忽之间，亦未见其悉得。姑存其说焉可矣。

国朝汤启祚撰。启祚字迪宗，宝应人。其书自称“不传”者，谓于四《传》无所专从也。今观所说，特不从《左传》耳。于《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馀论，而日月之例信《公》、《谷》尤笃。然三家之《传》皆以讥贬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启祚乃专取三家严刻锻炼之说，合为一书。如其所论，是圣人之立法，更酷于商鞅、韩非也。

国朝吴应申撰。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于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于《经》旨者详注《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课读之本，非有意于阐发《经》义者也。

△《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诸书所载春秋时事迹列于三《传》之下，意取互相参证。然左氏亲见国史，公、谷两家已不及其确实，乃兼采诸子杂说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庞杂而已矣。于《经》义无补也。──右“春秋类”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于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矣。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此足见是非之公，终有不能强掩者矣。今检校遗书，于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