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32 中华文库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于中夏、存于日本者颇多。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征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恽《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于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奝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征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于《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愦愦然归罪于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不著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于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于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于大义固无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于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爌《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爌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爌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著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宋朱子撰。书成于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案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案汪应辰，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语录》考之，黄记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又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又叶贺孙记云：“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辅广记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岂不启人亻朁乱之心？”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于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欧阳修《诗本义》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诗为证。朱子盖阴用是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于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元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着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于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复以尽其意，于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于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按《书》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着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着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子《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误》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于后。后有大德癸卯澄门人河南张恒《跋》，称澄“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未尝示人”云云。盖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盖未考魏文侯尝为作《传》，见于蔡邕《明堂论》中。至其据许氏《说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知古文之“仲尼闲居”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馀字。今刘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于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字仅二十馀字。则较司马贞之攻古文但泛称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据。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而铨解简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

明项霦撰。霦始末无可考。惟《江西志》载：“项霦，浙江临海人。洪武间为按察司佥事。”与黄昭《原序》所言合，当即其人也。是编用古文《孝经》本。其所诠释，不务为深奥之论，而循文衍义，案章标旨，词意颇为简明，犹说经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艺文志》不着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仅存此本，然编次佚脱，以第七章《注》文入第六章《经》文下，遂使六章无《注》，七章无《经》。今以所佚《经》文案古文原本补入。所佚《注》文，则世无别本，无从葺完矣。以其沉埋蠹简之内三百馀年，世无能举其名者，今幸际昌期，发其光耀，亦万世一时之遭际。故特采掇出之，俾闻于后，不以残阙而废焉。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着录。是书作于廷杖下狱之时。其作书之旨，见于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其《自序》中所谓“五微义”、“十二著义”者，不出于此，实其著书之纲领也。然其初说以引《诗》数处各属下章，如《中庸•尚䌹章》例，今则仍附于各章之后，盖亦自知其说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论孝敬渊源，三论反文归质。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学衍义》之体。今本则仍依《经》文次第，而杂引经记以证之，亦与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误后序》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道周此书，盖与之暗合。其推阐颇为详洽，盖起草于崇祯戊寅，卒业于癸未，屡变其例而后成，故较所注《礼记》五篇成于一岁之中者为精密云。

△《御注孝经》•一卷

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经》词近而旨远，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推而广之，自闺门可放诸四海；专而致之，即愚夫、愚妇可通于神明。故语其平易，则人人可知可行；语其精微，则圣人亦覃思于阐绎。是编《御注》约一万馀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于世。司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范围。今更得圣制表章，使孔、曾遗训，无一义之不彰，无一人之不喻。回视玄宗所注，度而越之，又不啻万倍矣。

△《御纂孝经集注》•一卷

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御定。《孝经》书止一卷，而虞淳熙称作传注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几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其书虽岁久多佚，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于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遗文绪论，传者寥寥。宋以后之所说，大抵执古文以攻今文，又执朱子《刊误》以攻古文，于孔、曾大义微言，反视为馀事，注愈多而去《经》愈远。世宗宪皇帝以诸注或病庸肤，或伤芜杂，不足阐天经地义之理，爰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仿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体，纂辑此编。凡斧藻群言，皆亲为鉴定，与世祖章皇帝《御注》并发明圣教，齐曜仪璘。盖我世祖章皇帝四海会同，道光缵绪。我世宗宪皇帝九重问视，礼备承颜。孝治覃敷，胪驩万国。以圣契圣，实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鉴众论，得所折衷，于以建皇极而立人纪，固非儒生义疏所能比拟万一矣。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着录。是编皆驳诘朱子《孝经刊误》及吴澄《孝经定本》二书。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凡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孝经》事，四曰《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然其第十条乃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子之尊二程过于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盖目为门人所加，非奇龄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

──右“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着录。（案：《孝经》文义显明，篇帙简少，注释者最易成书。然陈陈相因，亦由于此。今择其稍有精义者，略录数家，以见梗概，故所存独少。）

○孝经类存目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着录。是编注释极浅陋。如“仲尼闲居”句下注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闲居谓闲暇居处之时。”“曾子侍”句下注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孔子坐。”“子曰”句下注曰“孔子言曰”。“参”字下注曰：“呼其名而告之。”盖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言诂经者也。卷首题《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又不从朱子《刊误》本，亦殊糅杂无绪。《通志堂经解》刻之，盖姑以备数而已。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府以《孝经》皆孔子语，不应强分《经》、《传》。因旧本而校正之，或数章而合为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数章，一节之内，前后互移，数节之中上下变置，定为一十三章。其注则兼采诸儒之说。附录《曾子孝实》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并载《总说》六条。自谓幸复圣经之旧，然亦孰见圣经之旧本而证其能复否乎？

明罗汝芳撰。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布政使参政。《明史•儒林传》附见《王畿传》中。此书皆发明《孝经》之大旨，用问答以畅己说，与依文诠释者不同。汝芳讲良知之学，书中专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标题。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未见”，而陈继儒《秘笈》中实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又别引一说，以为罗洪先撰，亦非也。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着录。是书以《孝经》语意联贯，不应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开宗明义》、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无所取义，因悉为删去。其所诠释，则皆老生常谈也。又谓《经》文多出汉儒附会。如“则天之经，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等语，似类汉儒之言。“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义不接续，并宜删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诗》、《书》为结，与《韩诗外传》、《天禄阁外史》相类。夫《孝经》今文、古文虽至今聚讼，然自汉以来即分章，无合为一篇者也。其字句异同，虽以朱子之学，因古文而作《刊误》，终不能厌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变乱古籍乎？况惟圣人能知圣人，舜牧何所依据而能一一分别此为孔子之语，此非孔子之语，若亲见圣人之原本耶？

原本首题“直隶扬州府泰州端本社学教读后学草茅臣熊兆集讲”，又有“直隶扬州府知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再呈看过收受”字。盖乡曲陋儒投献干进之书也。其训释皆词旨鄙陋，一无可观。前列一图，以圈内为五品人伦之正，圈外为万物之偏邪。又以元为天、父、君，亨为长男、中男、少男，利为长女、中女、少女，贞为地、母、后。又演为《天经地义人行之图》、《修学致用推孝为忠之图》，皆迂谬穿凿，毫无义理。盖无知妄作之尤者也。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号贞庵，柏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元年追谥文毅。是书以《孝经》分章诠释。其训诂字义者，标题曰“注”。其敷衍语意者，标题曰“义”。词旨浅近，盖课蒙之作也。

国朝蒋永修撰。永修字慎斋，宜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编顺文诠释，以训童蒙，乃其官给事中督学湖广时所作。本与《小学》合刊，名曰《孝经小学集解大全》。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不于伦，难于着录。今分为二书，各存其目焉。

国朝应是撰。是字敬非，号敬斋，宜黄人。康熙己酉举人。是书以唐宋注疏为主，参以陈选《集注》及各家之说。其自为之注者，称“愚案”。多循文摘句，无所发明。

国朝吴之𫘧撰。之𫘧字耳公，歙县人。康熙壬子举人，官绩溪县教谕，迁镇江府教授。是书多引经、史、子、集以证《经》文。然释经在发挥微意，不当旁引后代故实，牵合比附。若释中于“事君”句所引之经，则《曲礼》“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语；所引之史，则文天祥起兵入卫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类书一门。典籍浩博，岂复胜载乎？

国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庵，麻城人。是书成于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经刊误》为本。首为《正文》一卷，《经》文每章之后，缀以注释数语，词旨颇为浅略。次为《内传》一卷，杂引经、史、子、集之言与《孝经》相证佐者。次为《外传》三卷，则大舜以下迄于明末孝子行实也。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着录。是书遵用今文，全载唐玄宗之《注》，节录邢昺之《疏》，兼采元董鼎、明瞿罕、陈士贤诸家之说，末附以朱子《刊误》。而大旨则在辨定吕维祺所著《孝经本义》、《大全》、《或问》三书。所附《吕氏或问摘录》一篇，既逐条阐发其义，复附《馀义》一篇，以纠其误。盖维祺之学兼入陆王，觐祖则恪守程朱，故所论有合有不合也。顾所载维祺《表章孝经疏》后附录拟题数目，有单句题、双句题、连句题、摘段题、搭截题、全章合章搭章题诸名，非诂经之体，亦非讲学之道。觐祖顾深取之何耶？

国朝朱轼注。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着录。是编用吴澄考定之本，而略为推衍其义。凡不题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称“轼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称“其书不标目第，自称曰朱某学。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捴谦若是”云云。按汉儒传经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书》之类，多不立名目，轼盖从此例。又何休注《公羊传》，称“何休学”，亦非轼所自创也。

国朝吴隆元撰。隆元有《易宫》，已着录。是编首为《孝经今古文考》，次为《古文本》，次为《今文本》，次为《朱子刊误本》。其大旨以古文为是，盖以朱子《刊误》用古文本云。

国朝张星徽撰。星徽号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经刊误》，始删削字句，分别《经》、《传》，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后儒已不能无疑。至国朝蔡衍鎤又合为《经》一章，《传》十章，以合于朱子更定《大学》之本。夫圣《经》贤《传》，其垂训之意并同，而文章体例则非有一定。今《大学》一《经》十《传》，《孝经》亦必一《经》十《传》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时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圣贤乎？衍鎤所见殊误，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着录。是书一遵朱子《刊误》本，而于《传》之十章增“君子无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与《礼记》小有异同，而今本《孝经》皆无之。启运《自序》称得之山西佛寺中，疑为熊安生所传之本。又云：“王肃于《家语》言本文有见《戴记》者，后人辄于《家语》除其文。此章之阙，亦必因本文见《戴记》而后人于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为北齐人，其传本安得至今犹在？其说无征。且马昭以《家语》为王肃伪作，其说今载《礼记疏》中，言之凿凿。启运乃又引以为证，恐此章亦王肃《家语》之类矣。

国朝华玉淳撰。玉淳有《禹贡约义》，已着录。是书成于雍正甲寅。大旨谓《孝经》一篇，首尾通贯，不必分《经》与《传》。其间字句删削，则从朱子《刊误》。简文错误，则从吴澄所考定。盖《孝经》至玉淳而又变一本矣。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着录。是书随文诠释，别无考订，仅塾师课蒙之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着录。此书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载于下。其辑注则征引颇备，所录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国朝十家，旁证诸说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经》词义显明，不比他经之深隐，诸说大同小异，特多出名氏而已。──右“孝经类”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案：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然侈陈神怪，更纬书之不若。今退列于《小说家》。黄干《孝经本旨》、江直方《孝经外传》、李长桂《孝经纲目》、朱鸿《经书孝语》，绝不笺释《经》文，今别列于《儒家》。若李之素《孝经内、外传》犹列《孝经正文》后，则姑附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