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35 中华文库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汉赵岐注。其《疏》则旧本题“宋孙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初名嘉，字台卿。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迁皮氏长。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尹，与岐夙隙，岐避祸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后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党锢十馀岁。中平元年，征拜议郎，举敦煌太守。后迁太仆，终太常。事迹具《后汉书》本传。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其中如谓宰予、子贡、有若缘孔子圣德高美而盛称之，《孟子》知其太过，故贬谓之污下之类，纰缪殊甚。以屈原憔悴为征于色，以甯戚叩角为发于声之类，亦比拟不伦。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问》，于岐说不甚掊击。至于书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从其学于孟子之说，季孙、子叔不从其二弟子之说，馀皆从之。书中字义，惟“折枝”训按摩之类不取其说，馀亦多取之。盖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遗录》据李善《文选注》引《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于踵。”赵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经》文及《注》均与唐本不同。

今证以孙奭《音义》所音，岐注亦多不相应（语详《孟子音义》条下），盖已非旧本。至于《尽心》下篇“夫子之设科也”，《注》称“孟子曰：夫我设教授之科”云云，则显为“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万子曰”句，《注》称“万子，万章也”，则显为子字，今本乃作“万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经》文误刊者矣。其《疏》虽称孙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于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着，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故《朱子语录》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至岐《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根据。如《注》谓非礼之礼，若陈质娶妻而长拜之；非义之义，若藉交报仇。此诚不得其出典（案藉交报仇以谓藉交游之力以报仇，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谨附识于此）。至于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亦不能举，则弇陋太甚。朱彝尊《经义考》摘其欲见西施者人输金钱一文事，诡称《史记》。今考《注》以尾生为不虞之誉，以陈不瞻为求全之毁，《疏》亦并称《史记》。尾生事实见《庄子》，陈不瞻事实见《说苑》（案《说苑》作“陈不占”，盖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记》所无。如斯之类，益影撰无稽矣。以久列学官，姑仍旧本录之尔。

魏何晏注，梁皇侃疏。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题“光禄大夫关内侯孙邕、光禄大夫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曹羲、侍中荀𫖮、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何晏”五人之名。《晋书》载郑冲与孙邕、何晏、曹羲、荀𫖮等共集《论语》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安，辄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称五人。今本乃独称何晏。考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学而》第一”下题“集解”二字。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录》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云云，是独题晏名，其来久矣。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欤？邕字宗儒，乐安青州人。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羲，沛国谯人，魏宗室子。𫖮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阳宛人，何进之孙，何咸之子也。侃，《梁书》作侃，盖字异文。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武帝时官国子助教，寻拜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书•儒林传》。《传》称所撰《礼记义》五十卷、《论语义》十卷。《礼记义》久佚，此书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尚着录。《国史志》称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盖是时讲学之风尚未甚炽，儒者说经亦尚未尽废古义，故史臣之论云尔。迨乾淳以后，讲学家门户日坚，羽翼日众，铲除异已，惟恐有一字之遗，遂无复称引之者，而陈氏《书录解题》亦遂不着录。知其佚在南宋时矣。惟唐时旧本流传，存于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国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是书，然中国无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

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经籍道昌，乃发其光于鲸波鲛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阁。殆若有神物捴诃，存汉、晋经学之一线，俾待圣世而复显者。其应运而来，信有非偶然者矣。据《中兴书目》，称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瑰、范甯、王瑉等十三人爵里于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释于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解，盖何氏《集解》之省文，今姑仍原本录之）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云云。此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数与《中兴书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作“蔡系”、“周怀”，作“周瑰”，殆传写异文欤？其《经》文与今本亦多异同。如“举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颇为冗赘，然与《文献通考》所引石经《论语》合。“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下有“已矣”二字，亦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合。其《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引，虽字句或有小异，而大旨悉合。知其确为古本，不出依托。观《古文孝经》孔安国《传》，鲍氏知不足斋刻本信以为真，而《七经孟子考文》乃自言其伪，则彼国于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据以为信也。至“临之以庄则敬”作“临民之以庄则敬”，《七经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为误衍，然谨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国递相传写，偶然讹舛或有之，亦未尝有所窜易矣。至何氏《集解》，异同尤伙。虽其中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者有之，而胜于明刻监本者亦复不少，尤可以旁资考证也。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中擢九经及第。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盖咸平二年诏昺改定旧疏，颁列学官，至今承用，而传刻颇讹。《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题曰“某氏”，皇侃《义疏》则均题其名。案《奏进序中》称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独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讳咸，故不言也。”与《序》文合。知今本为后来刊版之省文，然周氏与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别。考邢昺《疏》中亦载皇侃何氏讳咸之语，其疏“记其姓名”句则云：“《注》但记其姓，而此连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谓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见之本已惟题姓，故有是曲说。《七经孟子考文》称其国皇侃《义疏》本为唐代所传，是亦一证矣。其文与皇侃所载亦异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长。如《学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皇《疏》有王肃《注》一条，《里仁篇》“君子之于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注》一条，今本皆无。观顾炎武《石经考》，以石经《仪礼》校监版，或并经文全节漏落，则今本《集解》传刻佚脱，盖所不免。然蔡邕石经《论语》于“而在萧墙之内”句，两本并存，见于《隶释》。陆德明《经典释文》于诸本同异，亦皆并存。盖唐以前经师授受，各守专门。虽经文亦不能画一，无论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从今本录之，所以各存其旧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盖后人依《论语》篇第析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亦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曰：“其书于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后讲学诸儒得沿溯以窥其奥。祭先河而后海，亦何可以后来居上，遂尽废其功乎？

旧本题“唐韩愈、李翱同注”。中间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考《张籍集》《祭韩愈》诗，有“《论语》未讫注，手迹今微茫”句。邵博《闻见后录》遂引为《论语》注未成之证。而李汉作《韩愈集序》，则称有《论语注》十卷，与籍诗异。王楙《野客丛谈》又引为已成之证。晁公武《读书志》称《四库、邯郸书目》皆无之，独田氏《书目》有韩氏《论语》十卷，《笔解》两卷。是《论语注》外别出《笔解》矣。《新唐书•艺文志》载愈《论语注》十卷，亦无《笔解》。惟郑樵《通志》着录二卷，与今本同。意其书出于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时人也，所作《资暇录》一条云：“《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为韩文公所训解。”又一条云：“‘伤人乎不问马’，今亦谓韩文公读不为否。”然则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谓为宋人伪撰。且“昼寝”一条今本有之，“厩焚”一条今本不载，使作伪者剽掇此文，不应两条相连，摭其一而遗其一。又未可谓因此依托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论语》时，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迨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传》，而《遗书》之中又别有论《易》诸条；朱子有《诗传》，而朱鉴又为《诗传遗说》之例。题曰《笔解》，明非所自编也。其今本或有或无者，则由王存以前世无刊本，传写或有异同。邵博所称三月字作音一条，王楙所见本亦无之，则诸本互异之明证矣。王存本今未见。魏仲举刻《韩文五百家注》，以此书附末，今传本亦稀。此本为明范钦从许勃本传刻，前载勃《序》，仍称《笔解论语》一十卷，疑字误也。又赵希弁《读书附志》曰：“其间‘翱曰’者，李习之也。”明旧本愈不著名，而翱所说则题名以别之。此本改称“韩曰”、“李曰”，亦非其旧矣。

宋孙奭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其《序》文前半，与世传奭《孟子正义序》同。盖《正义》伪《序》，即缘此《序》而点窜也。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太平”、曰“谲”，《篇下》曰“恂”、曰“无堕”、曰“夫将”。《公孙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论语”、曰“力行近仁”、曰“师知”，《篇下》曰“素餐”、曰“涅”、曰“骈踬”、曰“周公卬思”。《离娄篇上》曰“踣”、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错”、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风谕”、曰“见几”、曰“好言”、曰“忮”、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污”。《万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发有莘”。《告子篇上》曰“长义”、曰“好下”、曰“几成”，《篇下》曰“雨雪”、曰“瀌々”、曰“见𪾢”、曰“或折”。《尽心篇上》曰“远之”、曰“下贱”、曰“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论之一篑”、曰“瞀”、曰“柚《木莘》”、曰“和寡”，《篇下》曰“远祸”、曰“恶杀”、曰“舍生”、曰“为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遗”、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叙》曰“其行”、曰“当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条，皆今本《注》文所无。惟《孟子注》之单行者，世有传钞宋本，尚可稽考。伪《正义》删改其文，非复赵岐原书，故与《音义》不相应也。因是书可以证岐《注》之旧，并可以证奭《疏》之伪，则其有功典籍，亦不细矣。

（案：宋《礼部韵略》所附条式，自元祐中即以《论语》、《孟子》试士。是当时已尊为经。而晁氏《读书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陈氏《书录解题》，始与《论语》同入经部。盖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诸人务与作难，故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渊静语》所记，言之颇详。晁公武不列于经，犹说之之家学耳。陈振孙虽改晁氏之例，列之于经，然其立说，乃以程子为词，则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赵岐《孟子题词》，汉文帝时已以《论语孝经》、《孟子》同置博士。而孙奭是编，实大中祥符间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则表章之功，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固不始于王安石，亦不始于程子。纷纷门户之爱憎，皆逐其末也。）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着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少年为《论语略解》，其兄轼谪黄州时，撰《论语说》，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与其孙籀等讲《论语》，因取轼说之未安者，重为此书。轼书，《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今未见传本，莫详孰是，其说亦不可复考。此书所补凡二十七章，其以“思无邪”为无思，以“从心不逾矩”为无心，颇涉禅理。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冤亲平等之见。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尤去来自如之义。盖眉山之学本杂出于二氏故也。其显驳轼说者凡三条。“请讨陈恒”一章，轼以为能克田氏则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张公室。辙则以为虽知其无益，而欲明君臣之义。“子见南子”及“齐人归女乐”二章，轼以为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辙则以为诸侯之如卫灵公者多，不可尽去。齐间孔子，鲁君大夫已受其饵，孔子不去则坐受其祸。“泰伯至德”一章，轼以为泰伯不居其名，故乱不作；鲁隐、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祸。辙则以为鲁之祸始于摄，宋之祸成于好战，皆非让之过。其说皆较轼为长。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章之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历来着录，今亦存备一家焉。

宋苏辙撰。旧本首题“颍滨遗老”字，乃其晚岁退居之号。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考之，实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谓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以为利；二章谓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薮泽与民共之；三章谓小大贵贱，其命无不出于天，故曰畏天乐天。四章引责难于君，陈善闭邪，畜君为好君；五章谓浩然之气即子思之所谓诚；六章论养气在学，而待其自至；七章论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复礼解射者正己；九章论贡之未善，由先王草创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论陈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无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论孔子以微罪行为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论事天立命；十九章论顺受其正；二十二章论进锐退速；二十四章论扩充仁义：立义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议驳窃负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马懿、杨坚得天下，言仁不必论得失：亦自有所见。惟十一章谓学圣不如学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论性难孟子之论性，十五章以智属夷惠、力属孔子，十七章以贞而不亮难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为强饰于外，皆未免驳杂。盖瑕瑜互见之书也。然较其晚年著述纯入佛老者，则谨严多矣。

宋陈祥道撰。祥道有《礼书》，已着录。晁公武《读书志》云：“王介甫《论语注》，其子雱作《口义》，其徒陈用之作《解》。绍圣后皆行于场屋，为当时所重。”又引或人言，谓用之书乃邹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艺文志》别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则浩所著原自为一书，并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为误。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标曰“重庆陈用之真本经论语全解”，未详其义。岂尔时尝以是本为经义通用之书，故云然耶？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于礼制最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则引《乡饮酒》之义以明之。解“师冕见”章，则引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虽未必尽合经义，而旁引曲证，颇为有见。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则云：“冀多良马称骥，泸水之黑称卢，蔡出宝龟称蔡。”于“《关雎》之乱”章，则云：“治污谓之污，治弊谓之弊，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此类俱不免创立别解，而连类引伸，亦多有裨于考证。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文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以其间征引详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宋张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人，授镇东军佥判，历宗正少卿，兼侍讲，权刑部待郎。忤秦桧，诬以谤讪，谪居南安军。桧死，起知温州，丐祠归。卒，赠太师崇国公，谥文忠。事迹具《宋史》本传。《宋史•艺文志》载九成《孟子拾遗》一卷，今附载《横浦集》中。《文献通考》载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为南宋旧椠，实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又《尽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则亦不止十四卷，盖《通考》传写误也。九成之学出于杨时，又喜与僧宗杲游，故不免杂于释氏。所作《心传》、《日新》二录，大抵以禅机诂儒理。故朱子作《杂学辨》，颇议其非。惟注是书，则以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觏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为事，故特发明于义利经权之辨，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每一章为《解》一篇，主于阐扬宏旨，不主于笺诂文句。是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无由旁涉于空寂。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为最醇。至于草芥、寇仇之说，谓人君当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观其眸子之说，谓了与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论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学识，而后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王若虚《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书，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于善地而已。司马君实著所疑十馀篇，盖浅近不足道也。苏氏解《论语》，与《孟子》辨者八，其论差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张九成最号深知者，而复不能尽。如论‘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为护讳，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犹是郑厚叔辈之所见。至于对齐宣汤武之问、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盖于诸家《注》中独许九成，而尚有所未尽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类，文义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当日之战争，九成之解则欲防后世之僣乱。虽郢书燕说，于世道不为无益。至于汤武放伐、任人食色，阙其所疑，正足见立说之不苟。是固不足为九成病也。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是书，卷数与今本合。朱彝尊《经义考》仅云附载《朱子全集》中，而条下注“阙”字。盖自明中叶以后，已无完本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辨司马光《疑孟》者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觏《常语》者十七条，郑厚叔《艺圃折衷》者十条。《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者十条，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大意，以反复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续辨》、《别录》之名，亦釐然具有条理，盖犹完书。今约略篇页，以《尊孟辨》为三卷，《续辨》为二卷，《别录》为一卷。冠原《序》于前，而系朱子《读余氏尊孟辨说》于后。首尾完具，复还旧观，亦可谓久湮复显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与刘共父书》，称允文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恐引惹方氏复来生事，令陈、吴二妇作状经府告之。则允文盖武断于乡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孟子》发挥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然当群疑蜂起之日，能别白是非而定一尊，于经籍不为无功。但就其书而观，固卓然不磨之论也。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

庸章句》•一卷（通行本）宋朱子撰。案《论语》自汉文帝时立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文帝时亦尝立博士。以其旋罢，故史不载。《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然《书录解题》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章。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着“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于八条目外。既于理无害，又于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书章句集注》，复以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书非一时所著。《中庸或问》原与《辑略》俱附《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其合为一帙，盖后来坊贾所并也。中间《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不自惬。《语类》载游某问：“《中庸》编集如何？”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又载朱子以《中庸或问》授黄云“亦未有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粗”云云。是其意犹以为未尽安也。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抵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年谱》称《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又《晦庵集》中有《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云云，可见异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讳言。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于《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

宋朱子撰。初，朱子于隆兴元年辑诸家说《论语》者为《要义》，其本不传。后九年为乾道壬辰，因复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稡条疏，名之曰《论孟精义》，而自为之序。时朱子年四十三。后刻版于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义》。《晦庵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曰“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云，是其事也。后又改其名曰《集义》，见于《年谱》，今世刊本仍称《精义》，盖从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于《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故今亦仍录存之焉。

宋石{敦山}编。朱子删定。{敦山}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中庸》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疏》引郑玄《目录》云：“此书于《别录》属通论。”《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于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师古以为非本礼经也。梁武帝尝作《义疏》，见于《隋志》，然其书不传。迨有宋诸儒研求性道，始定为心传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故{敦山}辑是编，断自周子、二程子、张子，而益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之说。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为作《序》，极称其谨密详审。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观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称“既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别为《或问》以附其后”云云。据此，则是编及《或问》皆当与《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其后《章句》孤行，而是编渐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吕信卿始从唐顺之得宋椠旧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论说见于《或问》所驳者，多所芟节。如第九章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之说，杨氏有能斯有为之说、第十一章游氏离人立于独未发有念之说，多竟从删薙，不复存其说于此书。至如第一章内所引程子答苏季明之次章，《或问》中亦力斥其记录失真，而原文乃仍载书中。或为失于刊削，或为别有取义，则其故不可得详矣。

宋郑汝谐撰。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着录。是编前有《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于《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于诸公之书则不可。予于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于当而已。”又称：“初镌版于赣、于洪。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于池阳。”则汝谐此书，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论语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别有一书适与同名。然振孙载《诗总闻》讹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题，则确为王质之书。疑所载者即汝谐此书，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于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托而行；以子贱为人沉厚默简，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备一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则大奇矣（案钱时《四书管见》亦以“见善如不及”章与下章连合为一）。然综其大致，则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称其言虽异于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朱子亦曰：“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好处。”是朱子亦不以其异己为嫌也。

宋张栻撰，其书成于乾道九年，是年岁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论语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备载与栻商订此书之语，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条，又订其误字二条。以今所行本校之，从朱子改正者仅二十三条，馀则悉仍旧稿，似乎龂龂不合。然“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谓旧有两说，当从前说为顺。反复辨论，至于二百馀言。而后作《论语集注》，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义，仍与栻说相同。盖讲学之家，于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于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于乾道癸巳。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称：“岁在戊子，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辛卯岁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二载，始克缮写。”盖其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退而家居时作也。栻之出也，以谏除张说为执政，故是编于“臧仓沮孟子”及“王驩为辅行”两章，皆微有寄托于时事。至于解“交邻”章云：“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仇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然皆推阐经义之所有，与胡安国《春秋传》务于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着录。是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序》，称淳熙丙午、丁未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为此书。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与《序》相符。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如解“缁衣羔裘”节，先加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说本于崔灵恩，不为无据。然《诗•羔裘篇》孔《疏》谓：“《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礼也。”郑《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即以锦衣为裼，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盖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节，谓《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不必依郑《注》改“端”为“冕”，盖称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说亦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端为玄衣”、孔《疏》“端为玄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称端也”。然《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与下文“玄端而居”对举见异，故朝日玄冕即不得通称玄端。此郑所以决冕之误为端，溪亦失考也。然训诂、义理，说经者向别两家。各有所长，未可偏废。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于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

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人。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谥正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见传本，殆已亡佚。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而史志顾未之及。惟朱彝尊《经义考》有甫所撰《中庸详说》二卷，注云“已佚”，或即是书之别名欤？其书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录以授门弟子者。中间委曲推阐，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学出于杨简，简之学则出于陆九渊，故立说多与九渊相合。如讲“语大语小”一节云：“包罗天地，该括事物，天下不能载者，惟君子能载之，而天下又何以载？幽通鬼神，微入毫发，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语录》所云“天下莫能载者，道大无外，若能载，则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纤悉微末，未尝与道相离”之说也。其讲“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诚外也。”此即《象山语录》所云“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说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于此。虽主持过当，或不免惝恍无归，要其心得之处，未尝不自成一家。谨依《经》排辑，釐为四卷，以存金溪之学派。至其甚谬于理者，则于书中别加案语，考正其误，以杜狂禅恣肆之渐焉。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此书惟《大学》一卷、《中庸》一卷为德秀所手定。《大学章句序》后有题记一行，称“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于学易斋”者，其成书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称《大学》、《中庸》，而云《论语、孟子集注》虽已点校，《集编》则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宁九年”。宋无此年号，今改正）刘才之《序》始称“西山所编《中庸》、《大学》，惟《论》、《孟》二书阙焉。扣之庭闻，则云已经点校，但未编辑。是《论》、《孟》固未尝无成书。一旦论诸堂上，学正刘朴谿承谓《读书记》中所载《论》、《孟》处，与今所刊《中庸》、《大学》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汇集成书，凡五阅月而帙就，又五阅月而刊成”云云，是《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刘承以德秀遗书补辑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注》虽参取旧文，而亦多与先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及闸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称有铨择刊润之功，殆非虚语。赵顺孙《四书纂疏》备列德秀所著诸书，而不载其目。盖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顺孙未之见也。自是以后，踵而作者汗牛充栋，然其学皆不及德秀，故其书亦终不及焉。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据卷末抗《后序》，称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搜辑杂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于语脉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贾、孔诸《疏》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馀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征。大抵于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惟“不得于言”一条致疑于《语录》、《集注》之不同，以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录》谓《注》中“义”字当改“经”字而已。又“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则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是仁心所发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谓《书传》与《集注》少异，《书传》实经先师晚年所订正，当以为定（案朱子订正《书传》，仅及《大禹谟》之半。此模委曲回护之言不足为据）。又“仁之端也”，《集注》训“端”为绪，蔡元定则训“端”为尾，亦两存之。盖他说与师说异，则舍他说从师说；师说与祖父说异，则又不得不舍师说以从祖父之说。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称始事于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脱稿，其简汰颇为不苟。故所取甚约，而大义已皆赅括，迥异后来钞撮朱子之说，务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渊源有自，知之确，故择之精矣。

宋蔡节撰。节，永嘉人。始末未详。惟书首淳祐五年《进表》结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跋》，即进书之次年也。其例于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于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于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曰“集”。或附己说于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于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子之说已行，故大旨率从《集注》。其间偶有异同者，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谓知鲁之僣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𬶍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于谷”谓三年不能至于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于女乐，故乐官散去。其中惟“太师挚”一章可备一说，馀皆牵强穿凿。盖朱子于注《易》、注《诗》，诚不免有所遗议。至于《论语集注》，则平生精力具在于斯，其说较他家为确，务与立异，反至于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其馀则皆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

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举进士第三，仕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以终。立武官抚州时校文，举吴澄充贡士，故澄志其墓，自称曰门人。又称立武官秘省时，阅官书，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门，新喻谢尚书仕夷陵，尝传其学。将由谢溯程以嗣其传，故言《大学》、《中庸》等书间与世所崇尚者异义。盖《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岐。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论。立武《中庸指归》，皆阐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惟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䌹”以下为十五章。皆发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条理。其《大学》则《发微》一卷，谓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晰之言。要其归宿，与程、朱亦未相抵牾，异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说者也。惟其谓《中庸》、《大学》皆通于《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未免务为高论耳。此四书本合编，前有大德八年赵秉政《序》。其先《中庸》后《大学》，盖亦从《礼记》原次。此本从今本《四书》之序，移《大学》于《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于四书之间，殊失本旨。今厘正之，还其旧第焉。

宋赵顺孙撰。顺孙字格庵，括苍人。考《黄溍集》有顺孙《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于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公始采集以为《纂疏》。盖公父少傅魏公雷，师事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闻集》。公以得于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则顺孙距朱子三传矣。故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干、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颇病顺孙此书之冗滥，炳文亦颇摘其失。然经师所述，体例各殊。注者词尚简明，疏者义存曲证。顺孙书以《疏》为名，而《自序》云“陪颖达、公彦后”，则固疏体矣。繁而不杀，于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欤？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考注》，已着录。履祥籍隶兰溪，于王柏为同郡，故受业于王柏。然柏之学，其诋毁圣经，乖方殊甚。履祥则谨严笃实，犹有朱子之遗。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申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抵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并作《指义》一篇以括其要，柳贯尝为之序。朱彝尊《经义考》于二书皆注“未见”，但据《一斋书目》著于录。此本为金氏裔孙所刊，盖出于彝尊《经义考》之后。然仅存此《疏义》一卷，其《指义》及贯《序》则并佚之矣。书中依文铨解，多所阐发。盖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复科举之制，儒者多为明经计，不为程试计，故其言切实，与后来时文讲义异也。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于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于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于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于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于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沿袭之误，不足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