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47 中华文库

案《晋书•束晰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复推勘，似非汲冢原书。考平王东迁以后，惟载晋事；三家分晋以后，惟载魏事。是魏承晋史之明验。然晋灵公桃园之事，董狐所书，明见《左传》，孔子称赵盾为法受恶，足知未改史文。乃今本所载，仍以赵穿蔽狱，则非晋史之旧也。《束晰传》称《竹书》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今本皆无此文。又杜预注《左传》携王奸命句，引服虔说，以为伯服，《疏》并引束晰以为伯盘。今本乃有馀臣之说。使《竹书》原有此文，不应二人皆未睹，则非束晰、杜预所见本也。郭璞注《穆天子传》，引《纪年》七条。以今本核之，相同者三条。璞称《纪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条。璞时不应先有注。且三条并为一条，文亦不属。其“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乌《谷甹》人”一条，今本无之。则非郭璞所见本也。《隋书•经籍志》曰：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后，时月并与经同，全从周正，则非隋时所见本也。《水经注》引《竹书》七十六条，皆以晋国纪年，如《春秋》之为鲁史。而此本晋国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梁惠王元年邺师邯郸，师次于平阳”，“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诸条，今本皆无。其他年月亦多舛异，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文选注》引《竹书》五条，今惟有“太甲杀伊尹”一条，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开元占经》引《竹书》四条，今本皆无，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史记索隐》引《竹书》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

又引秦与卫战岸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齐于平阿，十三年会齐于甄，齐桓公君母，齐宣王后，宋易成肝废君自立，楮里疾围蒲七条，今本皆无，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穀梁传疏》引《竹书纪年》周昭王胶舟之事，以驳《吕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无胶舟事，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元丰九域志》引《竹书》阴司马败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条，今本亦无，则非王存所见本也。《路史》引《竹书》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书》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证《世纪》五十九年之异。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鞞，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今本并无。则非罗泌、罗𬞟所见本也。《战国策注》引《竹书》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无之。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广川书跋》引《竹书》秦穆公十一年取灵邱，今本无之，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观其以春秋合夏正，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中“殷小庚”一条，称约案《史记》作太庚，则亦当为约说。考《元和郡县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炀帝时始置卫县。而注舜在鸣条一条，称今海州。夏启十一年放武观一条，称今顿邱卫县。则非约语矣。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详，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钞《宋书•符瑞志》语。约不应既著于史，又不易一字移而为此本之注。然则此注亦依托耳。自明以来，流传已久，姑录之以备一说。其伪则终不可掩也。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贡会笺》，已着录。是编盖作于孙之𫘧考定《竹书》以后，亦因伪《沈约注》为之引证推阐。首仿司马贞补《史记》例，作《伏羲神农纪年》，题曰《前编》，而自为之注。多据毛渐伪《三坟》，殊失考正。次为《杂述》，述《竹书》源流，皆不入卷数。其笺则仿诸经注疏之例，发明于各条之下。盖文靖误以《纪年》为原书，又误以其注真出沈约。故以笺自名，如郑玄之于毛苌也。然其引证诸书，皆著出典，较孙之𫘧为切实。而考正地里，订正世系，亦较之𫘧为详晰。如坊本误于外丙元年后系以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太戊三十五年，乃继以二年陟。盖旧本颠倒一页，重刻者因而仍之。陈仁锡作《四书考》，遂据以驳难异同。文靖以《殷本纪》排比，知其脱误，亦较之𫘧为密也。

汉荀悦撰，悦，字仲豫，颍阴人，献帝时官秘书监侍中，《后汉书》附见其祖《荀淑传》。称献帝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张璠《汉记》亦称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于世。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以悦书为《左传家》之首。其《二体篇》又称其历代宝之，有逾本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试士，以悦《纪》与《史》、《汉》为一科。《文献通考》载宋李焘《跋》曰：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亦时有所删润，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谏疏》，班《书》皆无之。又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书太上皇事及五凤郊泰畤之月，要皆舍班而从荀。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舛讹。又称其“君兰”、“君简”，“端”、“瑞”，“兴”、“誉”，“宽”、“竟”诸字与《汉书》互异者，先儒皆两存之。王铚作《两汉纪后序》，亦称荀、袁二《纪》，于朝廷纪纲、礼乐刑政、治乱成败、忠邪是非之际，指陈论著，每致意焉。反复辨达，明白条畅，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是宋人亦甚重其书也。其中若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悦书云姓令狐。朱云请上方剑，《汉书》作斩马，悦书乃作断马。证以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句，知《汉书》字误。资考证者亦不一。近时顾炎武《日知录》乃惟取其宣帝赐陈遂玺书一条，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诏一条，能改正《汉书》三四字。其馀则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未免抑扬过当。又曰：“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云云。其语不置可否。然不曰“尽削”而曰“尽没”，似反病其疏略者。不知班《书》莽自为传，自可载其伪号。荀书以汉系编年，岂可以莽纪元哉？是亦非确论，不足为悦病也。是书考李焘所《跋》，自天圣中已无善本。明黄姬水所刊亦间有舛讹。康熙中襄平蒋国祥、蒋国祚与袁宏《后汉纪》合刻，后附《两汉纪字句异同考》一卷。今用以参校，较旧本稍完善焉。

晋袁宏撰。宏，字彦伯，阳夏人，太元初官至东阳太守，事迹具《晋书•文苑传》。是书前有宏《自序》，称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案：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非者张璠书也）、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部《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云云。盖大致以《汉纪》为准也。案《隋志》载璠书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国志注》及《后汉书注》间引数条。今取与此书互勘，璠《记》所有，此书往往不载，其载者亦多所点窜，互有详略。如璠《记》称“卢芳，安定人，属国夷数十畔在参蛮，芳从之，诈姓刘氏”。此书则作“刘芳，安定三川人，本姓卢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汉，芳由是诈称武帝后，变姓名为刘文伯。及莽败，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以及朱穆论梁冀池中舟覆、吴祐谏父写书事，皆较璠《记》为详。璠《记》称明德马皇后不喜出游，未尝临御窗牖。此书则作性不喜出入游观。璠《记》称杨秉尝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天下以为名公。”此书删下一句。又如序王龚与薛勤丧妻事，璠《记》先叙龚而追叙勤。此书则先叙勤而后叙龚。叙吕布兵败，劝王允同逃事，璠《记》叙在长安陷时。此书追叙于后。亦颇有所移置。而核其文义，皆此书为长。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翦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悦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

旧本题隋王通撰。唐薛收续，并作传。宋阮逸注。其书始晋太熙元年，终隋开皇九年，凡九卷，称为通之原书。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称收所续。晁公武《读书志》曰：“案《崇文》无其目，疑阮逸依托为之。”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以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世大业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是书，晋成帝咸和八年书张公庭为镇西大将军，康帝建元元年，书石虎侵张骏。公庭即骏之字，犹可曰书名书字，例本互通。至于康宁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矣。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薳《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并称逸作是书，尝以稿本示苏洵。薳与博语未可知，师道则笃行君子，断无妄语，所记谅不诬矣。逸，字天隐，建阳人，天圣五年进士，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宋史•胡瑗传》，景祐初，更定雅乐，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校钟律者，即其人也。王巩《甲申杂记》又载其所作诗，有“易立太山石，难芳上林柳”句，为怨家所告，流窜以终，生平喜作伪书，此特其一耳。《文献通考》载是书十五卷，此本止十卷，自魏太和以后，往往数十年不书一事，盖又非阮逸伪本之全矣。至明邓伯羔《艺彀》，称是书为关朗作。朗，北魏孝文帝时人，何由书开皇九年之事。或因宋人记《关朗易传》与此书同出阮逸，偶然误记耶。其书本无可取，以自宋以来，流传已久，姑录存之。而参考诸说，附纠其依托如右。

唐温大雅撰。大雅，字彦宠，并州祁人，官礼部尚书，封黎国公，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唐志》、《宋志》皆作三卷，惟《文献通考》作五卷。此本上卷记起义旗至发引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起自太原至京城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起摄政至即真一百八十三日之事。与《书录解题》所云记三百五十七日之事者，其数相符。首尾完具，无所佚阙，不应复有二卷。《通考》殆讹“三”为“五”也。大雅本传称高祖兵兴，引为记室参军，主文檄。则此书得诸闻见，记录当真。今取与《高祖本纪》相较，若刘仁恭为突厥所败，炀帝驿系高祖。此书称高祖侧耳谓秦王曰：“隋运将尽，吾家继膺符命。所以不早起兵者，为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是兴师由高祖，而《本纪》则谓举事由秦王。又此书载隋少帝以夏四月诏曰：“今遵故事，逊于旧邸。”而《本纪》则系之五月戊午。凡此之类，皆颇相抵牾。书中所谓大郎即建成、二郎即太宗，于太宗殊无所表异。胡震亨《跋》谓大抵载笔之时，建成方为太子，故凡言结纳贤豪，攻略城邑，必与太宗并称，殆其然欤。抑或贞观十七年敬播、房玄龄、许敬宗等所修《高祖实录》，欲以创业之功独归太宗，不能无所润色也。观大雅所讳，独宫婢私侍一事耳。至于称臣突厥，则以不用“书”而用“启”，隐约其词。而于炀帝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则载高祖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于炀帝命击突厥，则载高祖私谓人曰：“天其或者将以畀馀。”俱据事直书，无所粉饰。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

宋司马光撰，二百九十四巻。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诏撰通鑑，以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书成，与目录考异同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後毕。光进表称精力尽於此书。其採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记、前後《汉书》属刘攽；三国、南北朝属刘恕；唐、五代属范祖禹。又皆通儒硕学，非空谈性命之流。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光门人刘安世尝撰音义十卷，世已无传。南渡後注者纷纷，有蜀史照释文，又有伪託司马释文及广都费氏注，又有谢珏、郭仲威直音及闽本直音羣书並行，而乖谬咸甚。至三省本其父遗志，因彚集众说，覃思以为之注。元袁桷淸容集载先友渊源录称“三省天台人，宝祐进士。贾相馆之，释通鑑三十年。兵难，藁三失。乙酉歳，留袁氏家塾，日手抄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颇见是书颠末。案：三省自序，称乙酉彻编，与桷所记正合。惟桷称定注，而今本题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称，初依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後失其书，复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此本惟考异散入各文下，而目录所有之历法、天文书中並未附注一条。当为後人所删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为欤。

通鑑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於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读通鑑者奉为圭臬，真不啻左传之有杜当阳矣。故唐纪开元十二年内注云：“温公作通鑑，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於礼乐、暦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盖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矣。至通鑑中或小有抵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显王纪“秦大良造伐魏”条注云“大良造下当有‘卫鞅’二字”。唐代宗纪“董晋使回纥”条注云“此韩愈状晋之辞，容有溢美”。又“严武三镇剑南”条注云“武只再镇剑南，盖因杜甫诗语致误”。唐穆宗纪“册回鹘嗣君”条注云“通鑑例，回鹘新可汗未尝称嗣君”。文宗纪“郑注代杜悰镇凤翔”条注云“如上卷所书杜悰镇忠武，不在凤翔”。凡若此类，并能参证明确，而不附会以求其合，深得注书之体。较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者，心術之公私，学術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虽徵摭既广，不免检点偶疏。如景延广之名，出师表败军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贼之语，沈怀珍之军洋水，阿那瑰之趋下口，乌丸轨宇文孝伯之误句，周太祖诏今兄之作“令兄”，顾炎武日知录並纠其失。近时陈景雲亦摘地理讹舛者作举正数十条。然以二三百卷之书，而蹉失者仅止於此，则其大体之精密，益可概见。又袁桷称定注今在家尚未付梓，而黄溥简籍遗闻称刊於临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国学，则元末始镌诸板，今世所通行乃天启中陈仁锡重刊本也。

元胡三省撰。《通鉴释文》本南宋时蜀人史照所作，浅陋特甚。时又有海陵所刊释文，称司马康本。又蜀广都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亦以注附之，世号“龙爪通鉴”。皆视史照本差略，而实相蹈袭。三省既自为《通鉴音注》，复以司马康释文本出伪托，而史照所作讹谬相传，恐其疑误后学，因作此书以刊正之。每条皆先举史照之误，而海陵本、龙爪本与之同者，则分注其下。其已见于此书者，《音注》之中即不复著其说。然如《唐德宗纪》韩旻出骆驿一条，《音注》云：“史照谓骆谷关之驿。余案韩旻若过骆谷关驿，则已通奉天而西南矣。照说非也。”此类随文考正者，亦不尽见于《辨误》。盖二书本相辅而行，故各有详略，以便互为考证也。其书援据精核，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于一隅。又云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照一人而设矣。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里贯已附见《三国辨误》条下。是书皆参订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之误，凡六十三条。而所正地理居多，颇为精核。然如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门监者注，以夷门为大梁北门，不知《史记•信陵君传》本作东门。又隋炀帝大业元年奇章公牛弘注，但引《隋书》、《新唐书》作“其章县”，不知《旧唐书》本作“奇章”，谓以县东八里奇章山得名。又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隧乡名见《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蛇邱县条》下，唐高祖武德三年溱州见《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及《地理志•汝南郡》条下，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康化军见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而注皆云无考。凡斯之类，尚未悉举。考书后附载王峻所作《景云墓志》，称作《通鉴胡注举正》十卷。而卷末其子黄中《跋》亦称书本十卷，屋漏鼠啮之馀，仅存什一。然则是编乃残阙之稿，其多所挂漏宜矣。要此所存诸条，亦未始不足资考据也。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氏注》，已着录。是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列，釐定成编。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书本十四卷。《宋史》本传作十六卷，疑传刻之讹也。其中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原书无《序》，后人以书后应麟《自跋》移冠于前。所云“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时宋亡已三年，盖用陶潜但书甲子之义。书内称“梓慎”为“梓谨”，亦犹为宋讳云。

宋司马光撰。此书于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旗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纲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抵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于本书，滋疑窦于后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引《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抵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

宋司马光撰。此书亦与《通鉴》同奏上，即《进书表》所谓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者也。其法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于上，而各标《通鉴》卷数于下。又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及列史所载《七政之变》著于上方，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次第釐然，具有条理。盖《通鉴》一书，包括宏富，而篇帙浩繁。光恐读者倦于披寻，故于编纂之时，提纲挈要，并成斯编，使相辅而行，端绪易于循览。其体全仿《年表》，用《史记》、《汉书》旧例。其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矣。至五星凌犯之类，见于各史《天文志》者，《通鉴》例不备书，皆具列上方，亦足补本书所未及。《书录解题》称：光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其稿在晁说之以道家。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今其本不传。《读书志》又别载《通鉴节文》六十卷，亦称光所自钞，今亦不传。惟此书以附《通鉴》得存，尚足为全书之纲领云。

宋司马光撰。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后附《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二通。有光曾孙尚书吏部员外郎伋《跋》语，称遗稿散乱，所藏仅存，脱略已甚，伋辄掇取分类为三十六例。末题丙戌仲秋，乃孝宗乾道二年。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序》谓光没后，《通鉴》之学其家无传。后因金使问司马光子孙，朝廷始访其后之在江南者，得从曾孙伋，使奉公祀。凡言书出于司马公者，必锓梓行之。盖伋之始末如此。其编此书时，尝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惟伋《跋》称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类。盖并各类中细目计之也。伋又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而今本并无所阙，则已非原刻之旧。胡三省又云：“温公《与范梦得修书二帖》，得于三衢学宫。《与刘道原十一帖》则得于高文虎氏。伋取以编于前例之后。”今本止有《与梦得二帖》，而《道原十一帖》无之。殆后人以《通鉴问疑》别有专本，而削去不载欤。其书杂出于南渡后，恐不无以意损益，未必尽光本旨。而相传已久，今故与《问疑》并著于录，以备参考焉。

宋司马光撰。光既撰《资治通鉴》及《目录》、《考异》，又有《举要历》，有《历年图》，有《百官表》。《历年图》仍依《通鉴》，起于三晋，终于显德。《百官表》止著宋代。是书则上溯伏羲，下讫英宗治平之末，而为书不过二十卷。盖以各书卷帙繁重，又《历年图》刻于他人，或有所增损，乱其卷帙。故芟除繁乱，约为此编，而诸论则仍《历年图》之旧。元祐初表上于朝。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越本汇聚诸论于一卷，潭本则分系于各代之后。此刻次第，盖依潭本，较越本易于循览。《朱子语录》曰：《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宫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读之，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今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故虽非洛学之派，朱子亦不能不重之，足见其不可磨灭矣。南渡以后，龚颐正尝续其书，今《永乐大典》尚有全本。然是非颇乖于公议，陈振孙深不取之。盖其心术学问皆非光比，故持论之正亦终不及光也。

宋刘恕撰。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万年人。祖受为临川令，葬于高安，因家焉。《宋史》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马光作此书《序》，称恕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则当生于明道元年。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则皇祐元年进士也。初授钜鹿主簿，寻迁知和州、翁源二县。会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以恕同司编纂，转着作郎。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终于家。此书乃其临没所成也。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遘疾，右肢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义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金履祥作《通鉴前编》，诋其好奇。今观其书周成王元年丙戌，称周公摄王之元年，越七年癸巳，始称成王元年，则是周公殆类新莽之为矣。又称鲁惠公为隐公娶于宋，见其女好而自纳之，生桓公，是惠公先有卫宣之丑。如斯之类，颇为不经。又如齐桓观龙，殆如戏剧；熊渠射虎，何预劝惩。虽曰细大不捐，亦未免贪多务得。履祥所论，未可谓之吹求。然《外纪》于上古之事，可信者大书，其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未尝不具有别裁。《目录》于共和以后据《史纪年表》编年，共和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阳、岁阴之名，并不缕列其数，亦特为审慎。且其《自序》称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繁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云云。则恕作此书，特创为草稿，储材备用，如《通鉴》之有《长编》，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遽加轻诋，操之未免已蹙矣。

宋胡宏撰。宏字仁仲，号五峰，崇安人，安国之季子也。以荫补承务郎。绍兴中尝上书忤秦桧，久不调。桧死，始召用，辞疾不赴。事迹附载《宋史•儒传•胡安国传》中。是书成于绍兴辛酉，绍定间尝宣取入秘阁。所述上起盘古，下迄周末。前二卷皆粗存名号事迹。帝尧以后，始用《皇极经世》编年，博采经传，而附以论断。陈振孙《书录解题》尝讥其误取《庄子》寓言，及叙邃古之初，无征不信。然古帝王名号可考，统系斯存，典籍相传，岂得遽为删削。至其采摭浩繁，虽不免小有出入，较之罗泌《路史》，则切实多矣，未可以一眚掩也。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近时邹平马骕撰《绎史》，体例颇相似。疑其未见是书，正可并存不废。今考骕书多引《路史》，而不及《皇王大纪》一字。彝尊以为未见，理或有然。至于此书体用编年，《绎史》则每事标题，而杂引古书之文排比伦次，略如袁枢记事本末之法，体例固截然不同。不知彝尊何以谓其相似，殆偶未详检骕书欤。

宋熊克撰。克，字子复，建阳人，孝宗时官至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出知台州，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编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迄绍兴壬午，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宋制：凡累朝国史，先修日纪，其曰小纪，盖以别于官书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克之为书，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称良史”。岳珂《桯史》亦摘其记金海陵南侵，误以薰风殿之议与武德殿之议并书于绍兴二十八年合而为一。盖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耳目既有难周，是非尚未论定，自不及李心传书纂辑于记载详备之馀。然其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缉联贯，具有伦理。其于心传之书，亦不失先河之导。创始难工，固未可一例论也。《宋史•艺文志》载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乐大典》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无端委。仅此书尚为完本。惟原书篇第为编纂者所合并，旧目已不可寻。今约略年月，依《宋史》所载原数，仍勒为十卷。

宋李焘撰。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已着录。焘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以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荟稡讨论，作为此书。以光修《通鉴》时先成《长编》，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载其《进书状》四篇。一在隆兴元年知荣州时，先以建隆迄开宝年事一十七卷上进；一在乾道四年为礼部郎时，以整齐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泸州时，以治平后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遂甯府时，重别写呈，并《举要》、《目录》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上进。故周密《癸辛杂识》称，韩彦古盗写其书，至盈二厨。然《文献通考》所载，仅《长编》一百六十八卷、《举要》六十八卷，与《进状》多寡迥殊。考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卷数虽如此，而册数至逾三百，盖逐卷又分子卷，或至十馀云云。则所称一千六十三卷者，乃统子卷而计之，故其数较多矣。又据焘《进状》，其书实止于钦宗。而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绍兴元年胡彦修疏，在《长编》一百五十九卷注后，则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连属，著其归宿，附于注末，如《左传》后经终事之例欤。《癸辛杂识》又称“焘为《长编》，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云，则其用力之专且久，可概见矣，其书卷帙最多，当时艰于传写，书坊所刻本及蜀中旧本已有详略之不同。又神、哲、徽、钦四朝之书，乾道中只降秘书省依《通鉴》纸样缮写一部，未经镂版，流播日稀。自元以来，世鲜传本。本朝康熙初，昆山徐干学始获其本于泰兴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尝具疏进之于朝。副帙流传，无不珍为秘乘。然所载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后仍属阙如。检《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以与徐氏本相较，其前五朝虽大概相合，而分注考异，往往加详。

至熙甯迄元符三十馀年事迹，徐氏所阙而朱彝尊以为失传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实从来海内所未有。惟徽、钦二纪原本不载，又佚去熙宁、绍圣间七年之事，颇为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经月纬，遂已详备无遗。以数百年来名儒硕学所欲见而不得者，一旦顿还旧物，视现行诸本增多几四五倍。斯亦艺林之钜观矣。昔明成化中诏商辂等续修《通鉴纲目》，时《永乐大典》庋藏内府，外庭无自而窥。竟不知焘之旧文全载卷内，乃百方别购，迄不能得。论者以为遗憾。今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编摩四库，乃得复见于世。岂非显晦有时，待圣世而发其光哉？焘原目无存，其所分千馀卷之次第，已不可考。谨参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简，别加釐析，定着为五百二十卷。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虽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实并存，疑信互见，未必一一皆衷于至当。不但太宗斧声烛影之事，于《湘山野录》考据未明，遂为千古之疑窦。即如景祐二年三月赐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馀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为曾敏行《独醒杂志》所纠者，亦往往有之。然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蒐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明张自勋撰。自勋，字卓庵，南昌人。是编成于崇祯癸未。首为《校正凡例》一卷，列朱子《凡例》与刘友益《书法凡例》，而各著所疑。次为《附录》一卷，备列朱子《论纲目手书》十二篇、及李方子《纲目后序》、王柏书《纲目大全后》、徐昭文《纲目考证序证》。《纲目》一书，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正纲亦多出赵师渊手，并证刘友益误以晚年未定之本为中年已定之本，遂不求端讯末，强辨诬真。其《续麟》二十卷，则案原书次第，摘列《纲目》及《考异》、《书法》、《发明》、《考证》之文，而一一辨正其是非。《汇览》三卷，则列增删正纲者三千六百四十馀字，增删分注者四百四十馀字。盖《汇览》为改正之本，而《续麟》则《发明》改正之所以然。分注之文，《汇览》仅改其年号、君名、谥号之类，而其他所当改者，以其文太繁，则散见于《续麟》中。盖二书详略互见，相辅为用者也。其宗方孝孺之论，不以统予秦、晋、隋，未免儒生胶固之见。然其他参互比校，每能推其致误之所以然。如唐以前太子即位皆书名，至唐独不书名，刘友益曲为之说，自勋则以为太子即位，前史皆书名，至《唐书本纪》独不书名，《纲目》不过误从史文，不必强为穿凿。又如汉景帝中元年十二月晦日食，《纲目》漏书。三年九月晦日食既，《纲目》漏书“既”字。自勋以为皆《汉书本纪》先漏，《纲目》但据《本纪》而未见《五行志》，故有此失，别无他义。皆足破陋儒附会之说。他若唐太宗贞观元年书征隋秘书监刘子翼不至，刘友益《书法》称书不至何，美子翼也。尹起莘《发明》亦以特书隋官为美之。自勋则据《唐书•刘祎之传》，载子翼后复召拜吴王府功曹参军，终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谓《纲目》失考，误以为陶潜一例。如是之类，其说皆凿凿有征，非故与朱子为难者比。至于《凡例》称曹丕、刘裕书姓，而《纲目》书宋王裕乃无“刘”字。又《凡例》称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如郑众之属，而《纲目》书郑众封鄛乡侯乃无“宦者”字。用证《纲目》传写刊刻，不免讹脱，不必以钞胥刻工之失，执为朱子之笔削。尤为洞悉事理之言，视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牵合迂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远矣。

（谨案：四库编纂之例，凡笺注古书者仍以所笺所注之时代为次。是书本为朱子《纲目》而作，《纲目》经圣祖仁皇帝御批，当以御批为主，已恭录于《史评类》中。故《编年类》中不录《纲目》，而是编及芮长恤、陈景云书则仍从《纲目》之次序，列诸此焉。）

国朝芮长恤撰。长恤，字蒿子，原名城，字岩尹，溧阳人，前明诸生。初，朱子因司马光《通鉴》作《纲目》，以分注浩繁，属其事于天台赵师渊。师渊《讷斋集》中载其往来书牍甚详。盖《分注》之属师渊，犹《通鉴》之佐以刘、范，在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版未题师渊之名，后人遂误以为《分注》亦出朱子。间有舛漏，皆委曲强为之辞。长恤考究本原，知不出朱子之手。故凡《分注》之删削《通鉴》以至失其本事者，悉列原文某句某字之下。有某句某字于前，而推求事理为之考辨于后。使证佐分明，具有条理。昔元汪克宽力崇道学，笃信新安，而作《考异》一编，订讹正舛，至今与《纲目》并刊。盖是非者天下之公，苟一间未达，于圣人不能无误。而大儒之心廓然无我，亦必不以偶然疏漏，生回护之私。是即真出朱子，亦决不禁后儒之考订，况门人代拟之本哉。且其说皆引据旧文，原书具在。亦非逞臆私谈，凭虚肆辨，如姚江末流所为者，是亦可为《纲目》之功臣矣。陈鼎《留溪外传》，列长恤于《理学部》中，称其手著《纲目存遗》等书，盖嫌于朱子尚有所遗，待人之补，故改“补”为“存”，以讳其事。门户之见，又何其陋欤。

国朝陈景云撰。初，尹起莘所作《通鉴纲目发明》，凡有疑义，率委曲以通其说。至周密作《癸辛杂识》，始辨其中宗、武后并书年号一条。然其说不甚确。后作《齐东野语》，又辨《纲》中北齐高纬杀其从官六十人一条；郭威弑隐帝书杀，弑湘阴王书弑一条；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等四条；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不书氏一条；《目》中开皇十七年赦萧摩诃一条；贞观元年太宗诘杜淹一条；则颇中其失。后明末张自勋、国朝芮长恤亦递有订正。景云是书，又捃摭诸家所未及，悉引据前史原文，互相考证。其中毛举细故，虽未免稍涉吹求。然如汉萧望之误书“下狱”，汉中王即位条下误载司马光《论》，雍闿之叛误“四郡”为“三郡”，锺会过王戎误书其祖官，曹志免官误作“除名”，拓拔贺傉误为郁律之子，石虎擒刘岳误以为杀王导，论刘允语误脱“布在江州”四字，乞伏步颓之叛误在苻坚败后，孙恩走郁州误作“陷广陵”，宋高祖诫义符语误删“非如兄韶有”五字，始兴王浚在西州误删朱法瑜事，沈文季为仆射误与萧坦之并书，贺拔岳误书雍州刺史，高洋误漏“还晋阳”，西魏洛阳平阳以东地入于齐误删“以东”字，陈武帝祔祖于庙误作周事，隋文帝斩问事误作“斩所捶之人”，柴绍为长史误连下文作咨议，李吉甫漏书罢相，李行言杀强盗误作“杀北司”，官军乱焚杀李克恭误作“自焚”，罗绍威表词误以设言为实事，梁以钱镠为吴越国王误复上卷，王峻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兼领平卢误作“出镇”，皆指摘精确，足正传讹。附纠汪克宽《考异》误读高密王恢，陈济正误误解太兴殿后厅，胡寅《读史管见》误指宇文孝伯谗王轨，及误论安史，刘友益《书法》误论削高侃名诸条，亦皆允当。其于摭实之学，亦可云愈推愈密矣。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着录。是书取司马迁《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后事，复采辑诸书以广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汉武帝征和三年。书法皆祖太史公。所录不尽用策书凡例。《朱子语录》所谓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者，此亦一证也，其书作于淳熙七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事。本欲起春秋后迄于五代，会疾作而罢。故所成仅此，然亦足见其大凡矣。当时讲学之家，惟祖谦博通史传，不专言性命。《宋史》以此黜之，降置《儒林传》中。然所学终有根柢此，书亦具有体例，即如每条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一一具载出典，固非臆为笔削者可及也。《通释》三卷，如说经家之有纲领，皆录经典中要义格言。《解题》十二卷则如经之有传，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见。凡《史》、《汉》同异及《通鉴》得失，皆缕析而详辨之。又于名物象数旁见侧出者，并推阐贯通，夹注句下。《朱子语录》每讥祖谦所学之杂，独谓此书为精密。又谓《解题》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观书中周慎靓王二年载魏襄王问孟子事，取苏辙古史之论，后《孟子集注》即引用其说，盖亦心服其淹通，知非赵师渊辈所能望其项背也。所附《通释》，《文献通考》作一卷。此本乃宋嘉定壬申吴郡学舍所刻，实分三卷。《通考》盖传写之误云。

宋李心传撰。心传，字微之，井研人，官至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甯宗时尝被旨取进。《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而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广购逸书，其目具见袁桷、苏天爵二集，并无此名。是当时流传已绝，故修史诸臣均未之见。至明初，始得其遗本，亦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部二十册，诸家书目则均不着录。今明代秘府之本，又已散亡。其存于世者，惟《永乐大典》所载之本而已。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宋史》本传称其重川蜀而薄东南。然如宋人以张栻讲学之故，无不坚持门户，为其父张浚左袒。心传独于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据实直书。虽朱子行状亦不据以为信，初未尝以乡曲之私稍为回护。则《宋史》之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其宏博而有典要，非熊克、陈均诸人所能追步也。原本所载秦熺、张汇诸论，是非颠倒，是不待再计而删者，而并存以备参稽，究为瑕颣。至于本注之外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俌《高抬贵手》诸书，似为修《永乐大典》者所附入。然今无别本可校，理贵阙疑，姑仍其旧。其中与《宋史》互异者，则各为辨证，附注下方。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谨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仍依原第，析为二百卷。至其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互有不同。今据《永乐大典》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于录焉。

宋陈均撰。均，字平甫，号云岩，莆田人。端平初有言是书于朝者，敕下福州宣取，赐均官迪功郎。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均《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又有《中兴举要》十四卷、《备要》十四卷。令《中兴举要》、《备要》皆佚。此书前有绍定二年真德秀《序》，称皇朝《编年举要》与《备要》合若干卷，则当时本共为一书。今《举要》亦佚，存者惟此编耳。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兼采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数家之书，博考互订。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欲其篇帙省约，便于寻阅，故苟非大事，则略而不书。林岊《序》谓“取司马氏之纲，而时有修饰；取李氏之目，而颇加节文”，足以括其体例。然实以《通鉴纲目》为式，特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耳。观均《自序》，其宗旨可见也。

宋刘时举撰。时举里贯无考。其结衔称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载史嵩之父丧去位，诏以右丞相起复。时举为廪学生，有与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争一事。其始末则未之详也。是书所记，始高宗建炎元年，迄甯宗嘉定十七年。当成于理宗之世。而书末附论一条，称理宗撑拄五十年而后亡，不可谓非幸云云。其言乃出于宋亡以后，似非时举原文。案旧本《目录》后有《书坊题识》一则，称是编系年有考据，载事有本末，增入诸儒集议，三复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则书中所附《议论》，有元时刊书者所增入，非其旧矣。其中纪载，虽以简约为主，或首尾未具，于事迹间有脱遗。然如论张浚不附和议而不讳其党汪、黄；攻李纲引秦桧之罪、辨李纲之被谤远谪，而不讳其庇翁彦国陷宋齐愈之失；褒贬颇协至公，无讲学家门户之见。卷端有朱彝尊《题词》，称其过于王宗沐、薛应旗所撰，殆不诬云。

宋王益之撰。益之，字行甫，金华人，官大理司直。所著有《汉官总录》、《职原》等书，见马端临《经籍考》。盖能熟于两汉掌故者。今他书散佚，惟此本以载入《永乐大典》独存。考益之《自序》，称《年纪》三十卷、《考异》十卷、《鉴论》若干卷，各自为书。今此本不载《鉴论》，而《考异》则散附《年纪》各条之下，与《序》不合。殆后人离析其文，如胡三省之于《通鉴考异》欤，又《序》称自高祖迄王莽之诛，而此本终于平帝，居摄以后阙焉。且其文或首尾不完，中间已有脱佚。盖编入《永乐大典》之时，已残阙矣。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馀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征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今依益之《自序》目次，釐为三十卷。其《考异》亦即从旧本仍附各条之下，以便检核，不复拘《自序》之文，别为编次焉。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是振孙之时已莫知出谁手矣。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俱有首尾，决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考《书录解题》又载《钦宗实录》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迈等进。此必《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故以《要录》名也。宋人杂史传于今日者，如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类，大抵于南宋为详。其详于北宋者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然《长编》已多佚阙，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补之，亦仅及哲宗而止。徽宗，钦宗两朝之事遂以无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起政和迄建炎，虽较他书为赅备，而所录事迹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为主，馀则略焉。此书虽叙事少略，载文太繁，而一时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所不详者。即以补李焘《长编》，亦无不可也。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甯宗嘉定十七年事迹。诸家书目皆不着录。考元吴师道《礼部集》有《答陈众仲问吹剑录》云：《续宋编年》于吴曦诛数月后载李好义遇毒死。又有题牟成父所作《邓平仲小传》及《济邸事略后》云：吴曦之诛，实杨巨源结李好义之功，为安丙辈媢忌掩没。近有续陈均《宋编年》者，颇载巨源事。虽能书安丙杀其参议官杨巨源，而复以擅杀孙忠铣之罪归之。大抵当时归功于丙，故其事不白云云。核其所引，与此书所载相合。疑此书在元时尝称为《续宋编年》，然师道亦未尝明言其撰自何人也。观其载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与莒补秉义郎。其目云：“即理宗皇帝。”考宋代条制，旧名亦讳，此乃直斥不避，似乎元人。

然其书内宋而外元，又叙元代得国缘始多敌国传闻之词。或宋末山林之士不谙体例者所作欤。陈均《编年备要》因《通鉴长编》而删节之。此书则本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中如称赵鼎为赵丞相、安丙为安观文、钱象祖为钱参政、李壁为李参政、史弥远为史丞相，多仍当时案牍之文，未尽刊正。纪金元启衅之事，追叙金源创业，谱牒职官，具载颠末。似单行之书，非增续旧史之体。然叙次简明，议论亦多平允。如蜀中之减重额、湖北之行会子、范祖禹之补谥、何致之罢制科，胥足补《宋史》所未备。其纪年互异者，《宋史•韩侂胄传》载薛叔似宣谕京湖，程松、吴曦同赴四川，邓友龙宣慰两淮，徐邦宪罢知处州，皆在开禧四年，而开禧实无四年，此书载于二年丙寅，当得其实。其姓氏互异者，如《宋史•赵彦逾传》有中郎将范任，此书作范仲任。《赵汝愚传》有宣赞舍人傅昌朝，此书作昌期；步帅阎仲夜，此书作王仲先。《本纪》副都统翟朝宗得宝玺，此书作兴宗。俱足以互证异同。惟于史弥远废立济王事，略而不书。或时代尚近，众论不同，其事未经论定，故阙所疑欤。然弥远之营家庙，求起复，一一大书于简，知非曲笔隐讳也。其书世罕传本，惟见于《永乐大典》者尚首尾完具。谨校正缮录，以备参稽。原书卷目已不可考。今案年编次，釐为十有六卷。其中间有叙述失次，端委相淆者，睿鉴指示，旷若发蒙。谨仰遵圣训详为核正，各加案语以明之。俾首尾秩然。不惟久湮陈笈得以表章，且数百年未补罅漏，一经御览，义例益明，尤为是书之幸矣。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词》，称理宗国史为元载入北都，无复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广、益二王事。其体亦编年之流，盖宋之遗老所为也。然理宗以后国史，修《宋史》者实见之，故《本纪》所载反详于是书。又是书得于传闻，不无舛误。其最甚者，谓宝庆元年赵葵、赵范、全子才建守河据关之议，遣杨谊、张迪据洛阳，与北军战，溃归。案宝庆元年葵、范名位犹微，其后五年，范始为安抚副使、葵始为淮东提刑。讨李全，子才乃为参议官。至端平元年灭金，子才乃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阳溃败之事。上距宝庆元年九年矣，所纪非实也。其馀叙次，亦乏体要。然宋末轶事颇详，多有史所不载者，存之亦可备参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国公称为三朝，而广、益二王则从附录，体例颇公。卷末论宋之亡，谓君无失德，归咎权相，持论亦颇正。而忽推演命数，兼陈因果，转置人事为固然，殊乖劝戒之旨。殆欲附徐铉作《李煜墓志》之义而失之者欤。

不著撰人名氏。原本题曰《续通鉴长编》，而以李焘《进长编表》冠之于前，是直以为焘之《长编》矣。案焘成书在孝宗时，所录止及北宋。此本实载南宋一代之事，其非出焘手明甚。检勘此书，每标签题皆有“宋史全文”四字，而《永乐大典》宋字韵内亦多载《宋史全文》，与《长编》截然二书。又此本《目录》前有《坊间原题》，称本堂得《宋鉴》善本，乃名公所编，前宋已盛行，再付诸梓云云。盖本元人所编，而坊贾假托焘名，诡称前宋盛行耳。惟《永乐大典》所收之书，皆载入《文渊阁书目》。乃《宋鉴》多至六部，独不见《宋史全文》之名，或亦杨士奇等编辑时因标题而致误欤。又别本之末有商邱宋荦《跋》曰“宋李焘有《通鉴长编》百六十八卷、《续长编集要》六十八卷、《续宋编年》十八卷，今世藏书家往往求之甚渴。此三十六卷是元人所干刂，卷首割去着书人姓名，卷末割去‘大元’字，其为元胡宏《续通鉴长编》无疑”云云。则又臆断之语，未见其有确证也。其书自建隆以迄咸淳，用编年之体，以次排纂。其靖康以前，亦本于焘之《长编》，而颇加删节，高、孝二代则取诸留正之《中兴圣政草》。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圣政草》相与参校，其文大同小异。留正等所附案语，亦援引甚多。至光、宁以后，则别无蓝本可据，为编书者所自缀辑。故《永乐大典》于光、甯二宗下亦全收此书之文，勘对并合。其于诸家议论，采录尤富。如吕中《讲义》、何俌《高抬贵手》、李沆《太祖实录论》、《足国论》、富弼等释、吕源等增释、陈瓘《论大事记》诸书，虽其立说不尽精醇，而原书世多失传，亦足以资参考也。惟原本第三十六卷内度宗、少帝及益王、广王事迹，俱有录无书，《永乐大典》亦未采。今姑仍其阙焉。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表注》，已着录。案柳贯作《履祥行状》曰：“司马文正作《资治通鉴》，系年著代。秘书丞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不足传信。乃用邵氏《皇极经世书》、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以下接于《资治通鉴》，勒为一书。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媺言懿行，后王所当法。战国申、韩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公既已论次。而春秋以前无编年之书，是编固不可少之著也”云云。盖履祥撰述之意，在于引经据典，以矫刘恕《外纪》之好奇。惟履祥师事王柏，柏勇于改经，履祥亦好持新说。如释”桑土既蚕”，引后所谓桑间为证；释“封十有二山浚川”，谓营州当云其山碣石，其川辽水；以《笃公刘》、《七月》二篇为豳公当时之诗，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为豳诗，《笃公刘》即为豳雅；皆不免于臆断。以《春秋》书尹氏卒为即与隐公同归于鲁之郑大夫尹氏，尤为附会。至于引《周书》记异，于周昭王二十二年书释氏生。则其征引群籍，去取失当，亦未必遽在恕书上也。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履祥自撰《后序》，谓既编《年表》，例须表题，故别为《举要》三卷。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后来浙江重刻之本，列《举要》为纲，以经传子史之文为目，而《训释》仍错出其间，已非其旧。又《通鉴纲目》刊本，或以此书为冠，题曰《通鉴纲目前编》，亦后来所改名。今仍从原本，与《纲目》别著于录，以存其真焉。

旧本题元陈桱撰。桱，字子经，奉化人，流寓长洲，后入明为翰林编修，以附杨宪，迁待制，见《明史》宪本传。题元人者误也。桱祖著，宋时以秘书少监知台州，尝作书名《历代纪统》。其父泌，为校官，又续有撰述，世传史学。桱以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终于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前编》，而亦断自陶唐。因着此书，首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氏所未备，为第一卷。次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沈周《客座新闻》，载桱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允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桱端坐不慑，曰“霆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易也”云云。此虽小说附会之谈，亦足见桱以褒贬自任，乃造作此说。今观其义例，于宋自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后，始为大书系统。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本《晦翁语录》，持论已偏。至于金承麟称末帝，为之纪年。西辽自德宗以下诸主年号，亦详为分注。虽各本史文，然承麟立仅一日，未成为君，西辽并无事迹可纪，而必缕列其间。亦不免循名失实。盖委曲以存是、昺二王，使承宋统。故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明史•何乔新传》，载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书法何如。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云云。亦未始不中其失也。他如取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讹，载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语，皆漫无考正，轻信传述。陈耀文《学林就正》又谓，桱误以范仲淹《赴桐庐郡至淮遇风诗》为唐介作，又改诗中“强楚”为“狂楚”、“尽室”为“今日”、“蛟鼋”为“鱼龙”，则引据未免疏舛。黄溥《简籍遗闻》又谓，桱纪其先户部尚书显、吏部尚书伸、工部尚书德纲诸事，为《宋史》所不载。成化间，续《纲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于妄托。则挟私滥载，尤不协至公。然自《通鉴纲目》以后，继而作者，实始于桱。其后王宗沐、薛应旗等，虽递有增修，而才识卒亦无以相胜。姑存以备参考，亦未为不可也。

明王祎撰。祎字子充，义乌人。少游柳贯、黄溍之门。明初征为中书省掾。修《元史》成，拜翰林待制。使云南，抗节死。赠翰林学士，追谥忠文。事迹具《明史•忠义传》。此书乃续吕祖谦《大事记》而作，体例悉遵其旧。惟《解题》即附各条之下，不别为一书。俞恂称其书自征和迄宋德祐二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五年。而今所传本实自汉武帝征和四年至周恭帝显德六年，不知恂何所据而云然。或是书抄本仅藏蜀王府中，至成化间始刊版，传写有所佚脱欤。考《何乔新集》尝称祎此书予夺褒贬，与《纲目》不合。如《纲目》以昭烈绍汉统，章武纪年，直接建安，此书乃用无统之例，以汉与魏、吴并从分注。又《纲目》斥武后之号，纪中宗之年，每岁书帝所在，用《春秋》“公在干侯”例，而此书乃以武后纪年。又李克用父子唐亡称天祐年号，以讨贼为词，名义甚正，故《纲目》纪年，先晋后梁，此书乃先梁后晋。皆好奇之过，所言亦颇中其失。然其间考订同异，如《通鉴》载汉武帝仙人妖妄之言，淖方成祸水之说，以为出于《汉武故事》、《飞燕外传》，讥司马光轻信之失。纪光武帝省并十三国，以《地志》正《本纪》之误。此类考证，辨别皆为不苟。又宋庠《纪年通谱》久无传本，刘羲叟《长历》仅《通鉴目录》用以纪年，书亦散佚。此书间引及之，亦可以备参稽。至前贤议论，荟萃尤多。瑕瑜不掩，读者节取其长焉可矣。

明胡粹中撰。粹中，名由，以字行，山阴人，永乐中官楚府长史。此书大旨，以明初所修《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阙漏，因作此以综其要。起世祖至元十三年，终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编年系月，大书分注。有所论断，亦随事缀载。全仿《通鉴纲目》之例。然《纲目》讫五代，与此书不能相接。其曰《续编》，盖又续陈桱书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此书十六卷，又别出《元史评》，而不著卷数。疑当时或析其评语别为一本以行，如《后汉书赞》之例欤。其中书法，如文宗之初，知存泰定太子天顺年号，而于明宗元年转削而不纪，仍书文宗所改之天历二年，进退未免无据，又英宗南坡之变，书及其丞相云云，盖欲仿《春秋》之文，而忘其当为内辞。亦刘知几所谓貌同心异者。其他《议论》，虽尺尺寸寸、学步宋儒，未免优孟衣冠，过于刻画。然如谓张世杰夺舟断港，未能决性命于义利之间；谓吴直方劝托克托大义灭亲，为不知《春秋》之义，持论亦未尝不正。至于文宗阴谋害兄，更能据故老之传闻，揭史家未发之隐，尤为有关于惩戒。商辂等修《续纲目》，全取此书为蓝本，并其评语亦颇采之。至明太祖起兵称王以后，《续纲目》即分注元年，斥其国号。而粹中独大书至正，直至二十八年八月而止。内外之辞，未尝少紊。其持论之公，非辂等之所及。又宋末二王，不予以统，亦协其平。郑瑗《井观琐言》乃曰：“胡粹中《元史续编》又下于陈桱《续编》。德祐北迁，闽、广继立，宋之统绪，犹未绝也。乃遽抑景炎、祥兴之年于分书，非《纲目》书蜀汉、东晋之例”云云。何其偏欤？

△《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洪惟我国家世德绵延，笃承眷顾。白山天作，朱果灵彰。十有五王，聿开周祚。肇基所自，遐哉源远而流长矣。迨我太祖高皇帝以轩辕之敦敏，当榆罔之衰微，丕建鸿图，受天明命，帝出乎震，万物知春。所以提挈天枢，经纶草昧，亨屯而济险，保大而定功者，谟烈昭垂，实书契以来所未有。洎我太宗文皇帝缵承前绪，益扩昄章，日月高衢，焕乎继照。成汤秉钺，十一征罔弗奏功；周武临河，八百国莫不来会。声灵遐播，制作更新。文德武功，绳先启后。麟麟炳炳，亦史册之所未闻。然事阅五朝，时逾十纪，旧臣之所诵说，故老之所歌吟，口耳相传，或不能尽著于竹帛。而实录宝训，尊藏金匮，自史官载笔以外，非外廷所得而窥。是以特诏馆臣，恭录缔造规模，勒成帝典。冠以《发祥世纪》一篇，犹《商颂》之陈玄鸟，《周雅》之咏公刘。虽时代绵邈，年月不可尽详。而事既有征，理宜传信。所以明启佑之自来也。其馀并编年纪月，列目提纲。自太祖高皇帝癸未年夏五月起兵讨尼堪外兰克图伦城始，至天命十一年秋七月训戒群臣，编为八卷。自太宗文皇帝御极始，至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入关定鼎以前，编为二十四卷。盖神功圣德，史不胜书。惟恭述勋业之最显著，政事之最重大，谟猷之最宏远者，已累牍连篇，积为三十二卷矣。唐、虞之治，具于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臣等缮校之馀，回圈跪读。创业之艰难，贻谋之远大，尚可一一仰窥也。岂非万世所宜聪听者哉？

△《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讫于明代。编年纪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于其下。而音切训诂，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盖内府旧藏明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皇上几暇披寻，以其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因命重加编订。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微言大义，灿若日星。凡特笔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极则。不独词臣载笔，不能窥见高深，即涑水、紫阳亦莫能仰钻于万一。所谓原始要终，推见至隐者，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不可一一缕陈。而尤于系统表年，着笔削之大旨。予夺进退，悉准至公。故大业冠号，则义等于存陈。至正书年，则旨同于在郓。知景炎、祥兴之不成为宋，而后遁荒弃国者始不能以滥窃虚名；知泰定、天顺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统。凡向来怀铅握椠，聚讼不决者，一经烛照，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于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福王窃号江东，仅及一载。皇上如天圣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建炎南渡之例。又唐、桂二王迹同是、昺，虽黜其伪号，犹轸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

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采明一代事迹，撰《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子及商辂之书。然廷玉等惟以笔削褒贬求书法之谨严，于事迹多所挂漏。又边外诸部，于人名、地名多沿袭旧文，无所考正，尤不免于舛讹。夫朱子创例之初，原以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春秋》大义数千，炳若日星。然不详核《左传》之事迹，于圣人予夺之旨尚终不可明。况史籍编年，仅标梗概于大书，而不具始末于细注。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即圣谕所指福藩田土一条，其他条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于译语，原取对音。唐以前书，凡外邦人名、地名见于史册者，班班可考。惟两宋屈于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于边圉，又不能运筹于惟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纪载之体。沿及明代，此习未除。如圣谕所指朵颜、青海诸人名，书“图”为“兔”之类，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为厘正。是编仰禀睿裁，于大书体例，皆遵《钦定通鉴辑览》；而细注则详核史传，补遗纠谬，使端委秩然。复各附发明，以阐衮钺之义；各增质实，以资考证之功。而译语之诞妄者，亦皆遵《钦定辽金元国语解》，一一改正，以传信订讹。较张廷玉等初编之本，实倍为精密。圣人制事，以至善为期。义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惮于改作。此亦可仰窥万一矣。

国朝徐干学撰。干学有《读礼通考》，已着录。是编以元、明人续《通鉴》者陈桱、王宗沐诸本，大都年月参差，事迹脱落。薛应旗所辑，虽稍见详备，而如改《宋史》“周义成军”为“周义”，以胡瑗为朱子门人，疏谬殊甚。皆不足继司马光之后。乃与鄞县万斯同、太原阎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作为是编。草创甫毕，欲进于朝，未果而殁。今原稿仅存，惟阙第十一卷。书中多涂乙删改之处，相传犹若璩手迹也。其书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光书之例，标“臣干学曰”以别之。其时《永乐大典》尚庋藏秘府，故熊克、李心传诸书皆未得窥。所辑北宋事迹，大都以李焘残帙为稿本，援据不能赅博。其宋自嘉定以后，元自至顺以前，尤为简略。至宋末是、昺二王，皆误沿旧史，系年纪号，尤于断限有乖。又意求博赡，颇少剪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备叙世系；庆元伪学之禁，详载谢表。元末事迹，多采《辍耕录》、《铁崖乐府》。叙书艺则称其日写三万字，纪隐居则述其怀抱几时开，无关劝惩，徒伤烦冗。又载元顺帝初生之事，过信《庚申外史》，尤涉凿空。然其裒辑审勘，用力颇深。故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传》，以枢密使出判扬州，今据《宰辅编年录》改作“河阳”。《馀玠传》，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战于嘉定，今据家传，改作“十二年”。元末寇陷淮安，《本纪》首尾不具，今从王逢《梧溪集》，定作赵国用”。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湖州，《本纪》作“二月”，今从《明实录》，作“四月”。皆案文核实，信而有征。又是时干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而若璩诸人，复长于地理之学，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如宋王坚之守合州，则采《四川总志》。牟子才之谏张灯，则采《西湖游览志》。而明人纪事之书，若刘辰《国初事迹》、吴宽《平吴录》之类，亦并从附载，以资考证。年经月纬，犁然可观。虽不能遽称定本，而以视陈、王、薛三书，则过之远矣。

──右“编年类”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皆文渊阁着录。

（案：有历代之编年，《竹书纪年》以下是也。有一代之编年，《汉纪》以下是也。其间或有或无，既不相续。今亦各以作者时代编之，不复以统系为先后。其《通鉴地理通释》、《纲目续麟》之类，则仍附本书之后，便参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