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

（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桥，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四月，始建为院。初为三品衙门，后改正五品。定学士一人，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为正官。侍读、侍讲各二人，五经博士五人，侍书二人，待诏一人，为属官。修撰二人，编修四人，检讨四人，为史官。而孔目为首领官。其院事主于内阁学士，而掌印则以学士或侍郎、詹事等官兼，学士或春坊官署掌内阁行移用翰林院印，而各衙门章奏文移亦止曰行翰林院。学士之职，掌词翰礼文，草诰敕，详正图籍，考议制度，以文学借顾问，出入侍从，参谋议。凡经筵、日讲、修书，皆承受而统领焉。讲读职专劝讲经史，五经博士业专经，佐学士讲读。待诏主应对，以四体侍上书，于唐为供奉官。典籍守古今四库书籍。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为上心简注者，得入内阁豫机务。两直隶乡试、礼部会试充考试官。万历初，申饬日讲史官从阁臣后记注起居及密勿谋议，别拣史官分曹纂诸司章奏题覆，月封送内阁藏之。当洪武初，设文华堂，擢张唯等为编修。上政暇幸堂考业，而光禄日给馔，皇太子诸王日迭主焉。赐冬夏衣，赐白金鞍马。其敦崇如此。）

（按周礼：内史掌八柄之法以诏王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盖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吴澂谓内史翰林之职，犹今学士院之草制诏也，然谓之史，乃掌文书赞治之名。今制并史馆于翰林，其亦此意也。唐文皇开天策府，而始有学士之目。武后中复置北门学士，间以亲昵充之，如汉鸿都而加重。其后至德宗朝，始定设学士系衔于翰林，与中书舍人对掌内外制。然无定品，往往寄禄于他官。其资深者至散骑谏议，而浅者仅拾遗、参军，尚不能与舍人埒。独其长一人最贵，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观察卿监。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为定品如故。元丰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又按端明殿学士之设，起于唐明宗时。明宗因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选文学之士与之共事。有宋因之，遂为华选。唐宋以来，名卿硕辅多出其中，然不轻授，必扬历中外声华大著者，始预其选。彼时即殿试大元亦必历试民事，乃召入禁掖，故其得人为盛。元翰林国史院记：世祖皇帝中统元年，初设翰林学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国史院，而备学士等官。八年，院升从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亲揽，御笔点定，置立学士承旨六员，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各二员。皇庆元年，院升从一品，迄今永遵为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并教习于本院，翰林国史、集贤两院合为一，仍兼起居注，领会同馆，知秘书监，而国子学以待制兼司业，兴文署以待制兼令，编修官兼丞，俱来隶焉。其后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复立集贤院如故。今兴文署已废，本院于起居注、会同馆、秘书监、国子学之事悉无所预，回回学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阁而不设学士，诏以经筵崇文监皆归于本院，崇文监言其非便而止。惟于学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经筵之文移，顷因纂修后妃功臣传，又以执政兼学土承旨等官，而无常员。此建置沿革之大略也。）

（明改学士院为翰林院。洪武二年正月，定翰林院官制，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续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属官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十八年三月，重定正官学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属官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又定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文华殿五大学士，秩俱正五品。）

（正统十四年，学士陈循等言：翰林院属虽有额员，然自永乐、宣德以来，额外多除，皆出上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称者，请旨照例升授本院之职，不拘多馀，已是旧例。今本院自讲读以至五经博士等官，俱多缺员。乞敕吏部于本院见任官及庶吉士内推选升补讲读等官员缺，其五经博士及典籍、侍书、待诏之缺，俱于教官内推举，送院考补。如此庶几官不旷职，近侍得人。从之。）

（正德四年七月，改定翰林院官制，额为二十四员。学士一员，侍读、侍讲学士各一员，侍讲、侍读各二员，修撰五员，编修八员，检讨四员，有缺则量选庶吉士教养除补，或推诸司有学行调补，如应复除并进士及第者，虽额数已足，许填注见任。）

（后以人多缺少，复无定额，此待诏等员亦不常设，失洪武十八年之制。）

○翰林院考察

（弘治十五年正月，吏部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照弘治元年例。于是侍讲学士杨守址上疏言：臣与掌詹事府事侍讲学士王鳌俱在随属听考之数。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属官，进而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将坐于堂上；退而听考于吏部，则当候于阶下。一人之身，顷刻异状，其于观视，已甚不美。况我朝列圣，于学士之官时加优异。如庆成侍宴，坐于四品班，至圣驾视学，与三品以上官坐彝伦堂内。今四品官不属考察，而学士所职乃讲读撰述之事，非有钱谷刑狱簿书之责。且称职与否，圣鉴昭然，若非其人，自廿赐黜，又有不待于考察者。伏望断自宸衷，循用旧典，特假优礼，示崇重儒臣之意。从之。）

（正德四年五月，大学士李东阳等奏：翰林院官虽间有本院自考之例，但议论贵公，法令贵一。请收回成命，责在所司，令本院掌印官会同吏部考察，使内外彼此人无异言。从之，著为令。）

○翰林院升转

（洪武定制，内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定升黜。编修九年升侍讲，检讨九年升修撰，又皆九年升中允。成化二年，童缘以修撰升谕德，后遂为例。至弘治元年，谕令改正。杨文襄召对录言：词臣初入翰林，至二十六七年始侍五品学士，回翔禁苑，谙练典故，及至入阁，卓然可观。）

○翰林院敕谕

（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升翰林院修撰张信为侍读，编修戴彝为侍讲。谕之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擢用之意。）

（又谕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达世务，立辞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广用侍从官

（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阁。先是，上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职务，朕欲别得学行端谨老儒数人，日侍燕闲，备顾问，可咨访以闻。士奇等以翰林侍讲王进、苏州儒士陈继对，遂命吏部召继。至是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学士杨溥掌阁事，进佐之。）

（嘉靖六年十月，命中外臣工有堪任翰林者，部院公选以请，期于众议协服，毋取备员。遂改大理寺左少卿黄绾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京通政司右参议许诰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京尚宝司卿盛端明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福建按察司副使张邦奇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四川按察司副使韩邦奇、山西按察司副使致仕方鹏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吏，部文选司郎中彭泽为右春坊右谕德，刑部员外郎欧阳德、吏部老功司主事金璐、御史张衮为翰林院编修。）

（按翰林由别衙门改用者，如王子沂以御史改左春坊司直，陈颢、徐敬、李贤、刘子春、周干、韩守善皆以御史升中允，欧阳兼以御史改编修，金皋以给事中改检讨，张兖、胡经俱御史改编修，仪智以右通政改右春坊右中允，许诰以南京右参议改侍读学士，盛端明以南京尚窦卿改左庶子兼侍读，邹济以吏部郎中改左庶子，王道、彭泽俱以文选司郎中改右谕德，任翰以考功司郎中改春坊司直兼检讨，邹守益以南京考功郎中改洗马，李继鼎以仪制郎中改赞善，刘球以仪制郎中、刘铉以兵部主事俱改侍读，尹昌隆以刑部主事升中允，王一宁以工部主事改修撰，欧阳崇一以刑部郎中改编修，韩邦奇以考功郎中改左庶子。嘉靖十一年，唐顺之、李学诗、陈束、虞淮、王汝孝、陈节之、屠应埈、叶察、吕怀、王慎中、金璐、杨沦皆以科道部属改编修，王大任、姜儆俱以御史升侍读学士。宣德正统初陈叔纲、邵宏誉俱以与修实录改修撰。）

○词臣外用

（景泰二年十一月，工部尚书高谷荐翰林院侍讲陈文才识可任藩臬、允升云南右布政使。）

（按翰林升改别衙门及外官者，除考察降调外，正统元年，刘永清以侍讲学士升广东右布政，陈文以侍讲学士升云南右布政。弘治十六年，李翀以侍讲学士升浙江右布政，后亦有以史官径转两司者，不具载。洪武中，罗公愿以编修改都水郎中，张显宗以编修为太常寺丞。宣德中，徐允达以中允升鸿胪少卿，高巽志以侍讲学士升太常寺少卿，迮原霖以修撰升通议，黄观以修撰升尚宝卿，卢原质以编修升太常寺少卿，金问以修撰升太常寺少卿。正统初，陈珣以侍读谪安陆州知州，寻召为大理寺少卿，巡抚大名，孔公珣以修撰改大理寺丞，巡抚贵州。天顺中，林文、李绍俱以左庶子改尚宝卿，李太以中允改尚宝司丞，柯潜以洗马改尚宝少卿。成化中，罗璟以洗马改礼部员外郎，孙贤、刘珝以中允升太常寺少卿。弘治中，李继以谕德升南太常少卿，傅圭以中允升太常卿。正德中，靳贵以学士改光禄卿，黄谏以编修升尚宝司卿，黄琮以左庶子改宗人府经历，许彬以修撰升大理少卿，徐穆以编修升南礼部员外郎。嘉靖中，张春以侍读改南太仆寺丞，秦鸣夏以中允在告，起为兵部主事。万历中，张一桂以谕德调兵部员外郎，范应期以谕德调南刑部郎中。崇祯中，以编修杨廷麟改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

（翰林兼科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显祖以太子宾客兼治书侍御史。永乐中，李准以太子宾客兼吏科都给事。嘉靖庚戌，赵贞吉以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御史；己丑，夏言以侍讲学士兼文科都给事中。万历己未，徐光启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实改科道者，永乐中孔谔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读李时勉、罗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统中金幼孜子检讨达改给事中，成化中检讨李昊改南礼科给事中，洪武中编修马亮、任敬、王琏、王辉、陈敏、张惟俱改御史，正统己巳徐呈以侍读改浙江道御史，杨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检讨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崇祯中金声以编修改御史，张缙彦以侍读改兵科，俱以知兵改任。）

○经筵事宜

（正统元年二月，初设经筵。上因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请开经筵，命太师英国公张辅等推举讲读官以闻，上赐敕谕，以辅知经筵事，士奇、荣、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谷、修撰马愉、曹鼎兼经筵官，翰林春坊等衙门儒臣分直侍讲。又以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吏部尚书郭进、礼部尚书王骥、刑部尚书魏原、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侍班。至礼部进仪注：一、经筵仪，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会讲。直殿内官先一日于文华殿设御案于御座之东稍南，设讲案于御案之南稍东。是日早，司礼监官先陈所讲经，书以大学一册，经以尚书一册，置御案。书在东，经在西。又以一册置讲案。讲官二员，各撰讲义一篇，预置于册内。上御奉天门，早朝毕，退御文华殿，将军侍卫如常仪。鸿胪寺会引三师、三少、尚书、都御史、学士及讲读执事等官，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以次上殿，依品级东西序立。侍仪御史、给事中各二员于殿内之南，分东西，北向立。序班二员举御案置御座前，二员举讲案置御案之南正中。鸿胪寺官赞礼，进讲讲官一员从东班出，一员从西班出，谐讲案前，北向并立。鸿胪寺官赞鞠躬拜，叩头，兴，平身毕，翰林执事官一员从东班出，进诣御案前跪展书册毕，退立于御案之东稍南。讲官一员进至讲案前讲书，讲毕稍退，执事官复诣御案前掩书毕，退就东班。又执事官一员从西班出，进诣御案前跪展经册毕，退立于御案之西稍南。讲官一员进至讲案前讲经，讲毕稍退，仍并立。执事官复诣御案前跪掩经册毕，退就西班。鸿胪寺赞讲官鞠躬拜，叩头，兴，平身，礼毕，各退就东西班。序班二员举御案，二员举讲案退置原所。鸿胪寺官赞礼毕，上还宫。）

（日讲谓之小经筵，每日止用讲读官四员，学士轮流侍班，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侍班读讲等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先读书，次读经，或读史，每伴读十数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讲读后，侍书官侍上习字毕，各官叩头过。）

（弘治五年二月，定经筵服色俱用红衣。）（六年五月，定讲筵不用纠仪。从侍讲学士李东阳之请也。）

（十六年十月，谕：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勿讲，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

（嘉靖元年五月，定经筵遇忌，凡侍班等官俱衣青绿花样，赐宴。）

（万历元年三月，谕礼部：以后经筵，春讲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免，秋讲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免。永为定例，不必一一题请。）

（元年四月，大学士张居正进日讲仪：一、每日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即退。一、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悊咨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数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一、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一、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一、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一、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间断。一、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崇祯十五年八月，定增日讲讲官讲章。故事，经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讲官前，俱有讲章，而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讲官韩四维屡次遗忘，上以矜凛宽之。先数日上谕辅臣：日讲可照经筵例，亦置讲章。朕有所疑，可据以问难，而讲官亦不至遗忘。因具揭帖进呈，上即批发，令传与讲官知，是日遂用讲章在御前，讲官用牙签指讲。）

○诰敕事宜

（正统十年十二月，诏选翰林院侍讲、侍读以下官入东阁习制诰，读中秘书，遇开经筵，令侍班。与选者侍读二人，侍讲二人，修撰二人，编修四人。）

（弘治七年八月，阁臣徐溥请设官专管诰敕，言诰敕原系内阁掌行，今官多壅滞。按正统年间，王直以侍郎兼学士职事，专管内阁诰敕。今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文学优赡，兼且历任年深，乞量升一职，令在内阁专管诰敕，庶委任专一，事不稽误。得旨：李东阳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专管诰敕。）

（嘉靖六年，罢设内阁诰敕侍郎。）

（七年八月，申饬诰敕之体。大学士张璁言：成化以前，诰敕之体，犹为近古。其于本身不过百馀字，祖父母父母并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言之者无费词，受之者无愧色。近来藻情饰伪，张百成千。以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殊非制体，宜加厘正。上从之。诏自今诰敕务崇简实，不竞饰浮词，致亵制体。）

（按宋人避暑录话曰：唐制，翰林学士初但为文词，不专诏命。自校书郎以上皆得为之，班次各视其官，亦无定员。故学士入皆试五题，麻诏敕诗赋，而舍人不试。盖舍人乃其本职，且多自学士迁也。学士未满一年，犹未得为知制诰，不与为文。岁满迁知制诰，然后始并直。本朝既重学士之选，率自知制诘迁，故不试，而知制诰始亦循唐制不试。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为之。化基上章辞不能，乃始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遂为故事。宋洪迈容斋笔记曰：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侍制。）

（制诰为国家重典，唐宋以来官不轻授。明初以文学大臣专掌，深为得体。乃以张孚敬忌者之口而罢。昔张商英言宋典纶诰皆不得人，陈绎如驽之逐骥，虽极骋不成步骤。王益柔如野媪之织，徒能成幅，非锦绮。许将如稚儿呕哑，不得成声律。夫此何事，而为人姗笑如此？后世求免此者难矣。）

○起居注

（洪武初以承旨宋濂为起居注。濂后不设。至十四年复设，寻复罢。）

（按周礼：宰夫八职，有史以赞治。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宋宰相皆兼史官。自成周有左右史，汉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皆史官也。明初犹设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为起居注。刘基条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永乐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后不知废于何时，惟以修撰、编修、检讨掌国史。遇有纂修，以勋臣爵高者一人监修，阁学士为总裁，翰林学士为副总裁。）

（万历三年二月，大学士张居正言：国初设起居注。后定官制，设翰林院修撰编检等官，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非有所罢废也。但自职名更定之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史文阙略。世宗皇帝尝谕大学士张总曰：古左右史即今编检等官，今居此职者弗尽乃事何也？是纪录之职本自备官，而臣下旷废之耳。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只是总裁，凡所编辑，不过诸司章奏，稍加删润，隐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皆史官职废致然也。今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切。又每从阁臣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泄者，皆得知闻。宜令讲官日轮一员，专记起居，录圣谕诏敕册文，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编纂。仍遵照祖制，除御殿外，例内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给事中之上，午门列御座西稍南，专记注言动。凡郊祀耕籍幸学大阅诸大典，有举辄书，至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恐有宣泄，则自记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馆铨次。其诸司章奏，该科奉旨发部，即全抄送阁转发史馆。其纪录体例，只备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待异日之考求。所贵核实，不尚文词，不得妄以己意及轻信传闻为褒贬。每月终，史官编草稿为七册，一册起居，六册六曹，于册面记年月，记史官姓名，送阁验讫，即投小柜，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内阁同各史官开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柜，印封如前，永不开视。旨允行。）

（按元宰相拜住言：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付史馆。盖起居之废其职，自元已然。）

○实录事宜

（建文元年六月，敕修太祖高皇帝实录。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王景彰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升、翰林侍讲学士高巽志为副总裁官，国子博士王绅、汉中府教授胡子昭、齐府审理副杨士奇、崇仁县学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等为纂修官。）

（永乐元年六月，重修太祖实录，监修曹国公李景隆等，总裁侍读学士解缙等表进，升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为国子祭酒，太常博士钱仲益、知县杨颙、梁潜、王褒为翰林修撰，国子博士王达、给事中朱纮为编修，行人蒋骥为检讨，国子博士金玉𬭎为翰林五经博士，晋府伴读苏伯厚为翰林侍书，教谕解荣、刘宗平为待诏，教授张显为国子学正，训导传贵、罗师程为国子学录，知府刘辰为江西布政司左参政，礼部郎中胡远为左参议，知县赵季通例应升而以疾乞教职，授国子博士，佥事叶砥改吏部考功郎中，知县唐广云改监察御史，楚府教授吴勤改开封府学教授，升誊写官主事陆颙为礼部员外郎，端季思为兵部员外郎，擢监生锺子勤、陈彝训、刘谦、沈文为中书舍人，粱逢吉、叶蕃、沈绍先、华嵩、乔岳、卫浩、郑中、余从善、陈俊良、陈实为监察御史，生员金实为翰林典籍，汪琦等十人为知县。）

（按实录之制，一帝升遐则纂宝训、实录各一部。实录者记其事，宝训者记其言，事则兼臣民，言则惟谟训。监修实录惟用元勋一人，此非定制。考英宗修仁宗实录，以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少师蹇义、少保夏原吉为监修官，则文武并用，官不必尽词林，元勋亦不止用一人。）

（洪武实录凡三修，建文即位初修，王景充总裁；永乐初再修，总裁解缙；缙得罪后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时士奇皆秉笔，以一人而前后依违者甚多。）

（明实录可议者，如建文嗣位颇称贤明，乃以靖难之故，去其年号不存，实录之未辑。杨文懿守陈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当时政典，方黄死事讲臣，皆阙落无传，及今搜采，犹可补辑。此伟议也。崇祯壬午，都尉巩永固、给事沈胤培，俱疏请，未行。）

（景帝已正位号，英宗实录犹称郕戾王附。夫景帝，与于忠肃再造乾坤，有功宗社，当时戾字之谥已违公议。后宪宗追称景帝，乃不为之称宗改谥，而实录仍书郕戾王附。）

（大学士朱国祯大事记曰：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实录成，时焦芳操笔，褒贬任意，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天下所称正人，皆肆诋诬。嘉靖元年，御史卢瑷奏：孝宗实录多焦芳曲笔，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

（又曰：天启五年，礼科给事中杨所修请编纂三案事成书，如明伦大典例，其党起而和之。六年正月开馆，五月书成，阁臣请其名曰传信鸿编，曰三大政纪。中旨定曰三朝要典。梃击始于万历乙卯五月，红丸始泰昌庚申八月，移宫于是年九月，先梃击，首列诏谕之关系者为原始。又曰：实录改修惟文皇行之于建文，寻以未备重修。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群奸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首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修史

（洪武二年二月，修元史。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灭，事当记载。况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熏、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

（又诏遣儒士欧阳佑等十二人住北平等处采访故元元统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迹，增修元史。时诸儒修元史将成，诏先成者上进，阙者候续采补之，至三年七月初一日，续修元史成，前修未备者悉补完，通二百一十二卷。学士宋濂率诸儒以进，诏刊行之。）

（万历中，大学士陈于陛请修正史。中允焦竑因上修史四事：一、本纪之当议。国朝实录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无专纪。景帝位号虽经题复，而实录附载，未为是正。夫胜国之君，人必为纪，以其临御一时，犹难泯没。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傅信何据？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发祥之始，列于高庙本纪之首，如汉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长沙，已无可议。至睿宗献皇帝似当一遵此例，不必另纪。盖位终北面，犹人臣之列；事属追王，无编年之体。此所当附见者二也。或当分而不必合，或当合而不必分，兰台石室之中自有定论。但须经圣断乃可遵行。一、列传之当议。窃闻旧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传。夫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如所闻，高门虽跖𫏋亦书，寒族虽夷并诎。何以阐明公道，昭示来兹？谓当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一也。世传吾学编、名臣录之类，多系有名公卿，至权奸误国之人，邪佞欺君之辈，末一纪述。今循此例，使巨恶宵人幸逃斧钺，史称梼杌，义不其然。谓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二也。累朝实录禀于总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谬。如谓方正学为乞哀，于肃湣为迎立，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此类实繁，难以枚举。至于野史小说，尤多不根。今历世既多，公论久定，宜乘此举，亟为改正。三也。一、职官之当议。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内阁题请，实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学行之人，徒为奔竞之地。其于纂修，无益有损。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济济多士，供事有馀，宁须外索？中惟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专门之人，难于透晓。宜移文省直访有精通此学者，或召其人，或取其书，史官就问，大加删润，以垂永久。此外决当谢绝，勿启幸门。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蒐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幸少抑。一、书籍之当议。古之良史，多资故典，会粹成书，未有无因而作者，即今金匮石室之中，当备有载籍以称昭代右文之治。臣向从多士之后，读中秘之书，见散失甚多，存者无几。即令班马名流，何以借手？考之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兰台。史官所修，于是为备。国初圣祖伐燕，属大将军收秘书监图书典籍、太常法服祭器仪卫、及天文仪象地里户口版籍。既定燕，诏求遗书散民间者。永乐初，从解缙之请，令礼部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合无放其遗意，责成省直提学官，加意寻访，见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书故家愿以古书献者，官给以直，不愿者亦抄写二部，一贮翰林院，一贮国子监，以待纂修诵读之用。即以所得多寡，为提学官之殿最。书至，置立簿籍，不时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贷。此不但史学有资，而于圣世文明之化未必无补。）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董其昌荐李维桢修史疏云：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圣旨：董其昌题充纂修官，俟泰昌实录稿成，前往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就彼支给，无日回馆供事，该部知道。钦此。臣闻命自天，感恩无地。于十月前往南京，将河南道所藏邸报，摘其未举旨者，一一录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写，仅得十分之三。缘事出创见，应天府例无工食，而其书充楝，就结为难。臣仍归里，大集书佣，给以纸笔，虽奉有支给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书沈僎亦录七年通共若干张，装为三百本。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点窜。随蒙钦命翰林院待诏宋启明、中书朱正色守催，实以私家作事，孑身独力，侵寻岁月，不自知其罪莫道也。但臣有删繁举要之义，兹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传，言不以人而废，凡关于国本、藩封、人材、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议论精凿，可为后事师者，别为选择，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而其他请朝讲、请祭祀、请起遗佚、请罢矿税、请下章奏、请补废官、请蠲内帑，昔之所急，章满公车者，皇上励精图治，皆见施行，今之谋国，尤有进于此者。累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别表进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笔削耳，善人劝焉，恶人惧焉，所系非细故也。每朝纂录，于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传，寂寥数行，衮钺斯在。如世庙实录于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等，多有贬词，未协与论。夫正史所书不公，则私史之所记益杂。何以起信于万世哉？计四十八年之中，大臣当立传者，何止百数？虽三长之史，词苑如林，然生既后时，莫详本末。窃见南京太常寺卿李维桢，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与诸臣同朝同世，习见习闻。若就陪京之日历，抒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闻司马光纂资治通鉴，受诏得自征辟，致刘恕、范祖禹为之佐，前后十九年，其书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馀人，不以为滥。况兹实录比于通鉴、性理，孰重孰轻？而神祖作养之史材，皇上抡简之髦士，顾多逸于事外。刻印销印，圣人无我；赐环赐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几几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穷，二竖相迫，中道乞骸，情无矫饰。乞敕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与含哺鼓腹之民戴尧天而永永矣。）

（修撰文震孟孝思无穷疏云：臣猥以菲才，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皇帝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皇帝实录副本较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悖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挺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谟等、史官庄际昌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矿等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等谓实录非实，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十七日所进，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要典未毁，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等不行奏明，含糊从事。后来诸臣亦无复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者。要典虽焚，邪说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宫之忧患，与夫一月天子、万年圣人等事，俱隐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见皇上追念先帝，册封敬妃、慎嫔以寄永思，皇衷纯孝，孺慕弥殷，薄海臣民咸为感动。乃先帝纪载尚未清明，使今日编修将何所据？流传后世又安取衷？国是所关，良非细故。若谓已入史宬不可复出，则逆珰之矫旨且能行于当年，圣明之独断岂不易于反手？视为缓图，置不上闻，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谨摘其甚者上渎睿览。一云：当命哲之日，诰诏恩赉，俨然负震器之重，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云云。臣谨按：先帝册立一事，自万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国本，有贬谪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国，九死不移，诸臣亦何利于己而为之？纵皇心有主，未忍言夹日之功，而精忠自盟，岂可没回天之力？乃谓浮议外滋，无端蔓引，一语抹杀，谓皆好事者之过。此与三朝要典所称奸党构衅，希图定策，与三案诸奸一脉相贯者，同一邪说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殿檐下，击伤门者，中官共执之。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回奏：张差话不情实，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采捏谋危东宫之说，词连二珰，科臣何士晋、行人陆大受、主事张廷等附和其说，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击一案也。即据刘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风癫二字草草结局，不容王之采奏张差口词，指为捏谋，何也？且张差有口，举朝岂应默然？而凡有言者辄曰附和，曰激聒，则必使东宫无一护卫之人而后快乎？正与要典同一邪说，宜改正者二。一曰：工科给事中惠世扬疏论刘廷元，遂谓初张差狂闯蓟道，阑入宫门，廷元巡视皇城，按状风魔，皇祖是其奏，谳决平允。自王之采突揭构衅，徒党因以为利，借他事蔑廷元，未几果显攻风癫之案。一时邪说世扬实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采摘发张差之逆，至于察处，至于削夺，后逮死诏狱，莫敢议┰。即惠世扬身被五毒，体无完肤，所以不即死者，逆珰欲借为戎首，遍杀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圣明御宇，仅免一死。尚稽启事，徒党因以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风癫之案，忠臣义士所共明目张胆而攻者，何俟世扬为倡始显攻之？要典邪说宜改正者三。一云：张差闯入东朝，言者纷纷，御史刘光复言，致辟行刑一狱吏任，似不必言官诧为奇货，居为元功，以此二语为异议刺骨云云。臣按：刘光复之得罪也，实以奏对越次。然据其语，但言皇上极慈爱，太子极仁孝，两言亦未见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货元功之语，不可谓非抹杀忠义矣。大抵闯宫一事，梃及殿檐，近侍俱踣，亦天下奇变也。必欲视为平常，不当根究，以为仅一狱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说，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渐，召李可灼并趣和药，悉出圣意，一时臣工所共闻共见。其后有造为许世子不尝药之谕，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论大明，邪说渐灭，且云李可灼往来思善门，中使以闻，其传奏姓名，莫可得而问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红丸一案也。昔唐宪宗殁，杖杀方士柳泌，泌盖为宪宗制长生药者，彼岂不愿其主之长生？而饵药不效，则杀之而不为过，后世亦不以为宽。今可灼进药而先帝宾天，纵谓之误，庸医杀人，律有明罪。况误伤天子乎？此即肆诸市朝，亦人情所惬，而乃与顾命大臣同赐金帛，比屡经论劾，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后世？且宫闱之中，传奏姓名，岂遂不可穷诘？稍欲穷诘，即曰群小，曰汗蔑，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说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条，仅摘其尤悖谬者，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道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而于皇上之达孝亦有光矣。方今兵戈未靖，四郊多垒，或谓臣言非其时。而邪说之害甚于兵戈，自古记之矣。况目观止孝之圣主，永言维则，何敢不俯循职掌仰佐涓涘？）

（给事中冯元飙熹宗信史宜成疏云：臣待罪礼科，与闻掌故。每见钜重诸务，类多废弛，习为固然，莫之省究。如谥法五年一举，所以风世也。今或有再访而无一报。历法终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积怠成荒，盖难枚举。第以四郊多垒，未敢一切具陈。至若实录一书，则万世是非之衡，亦一时劝惩所恃也。凡礼乐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设，群臣功过，四商朝贡之类，莫不具载。太祖高皇帝曰：国史贵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世宗肃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于公，非公则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虑其书藏之金匮，副在秘书，人欲见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辑为宝训，以传于天下。贤者有所劝，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历朝以来，虽御世长久，事迹繁重，实录之成，无逾至数年者。今熹庙之政，前后七载，实录故事，以月系年，总其成书，不过八十馀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访诸故老，或采及轩，故其编次至烦，折衷匪易。若我昭代，则法制既详，官事毕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职，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内阁有票拟之籍，纂辑磨对，岂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废阁？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蛊惰也。臣尝诵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启之间，是称阳九，其为忠逆，殆亦多途。法诫所陈，至非渺小。徒以实录未上，宝训弗传，遂使众志纷营，犹思扰溷。保好举逆，蝇集兔爰，外患未宁，其渐方长。臣所窃窃良抱深忧，非敢过执硁迂，徒于奋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论也。伏乞皇上毅然独断，即敕所司将实录宝训立行竣役，如宝训颁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妇之公者，许廷臣据实纠正，按治如法。如此则人心自定，政体肃然，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南京主考例

（每科乡试主考，惟南北二京赐宴。试录序文称臣，始于永乐三年，命翰林院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主考应天府乡试，赐宴本府。十三年，北京行部乡试，请考官，上命行在翰林院侍讲左中允邹缉、侍讲王洪考试，赐宴本部，后遂为定例。按王达以国子博士升，邹缉以国子助教升，王洪以给事中改。）

○高文襄拱论养相才

（国初罢丞相，分其权于六卿，而上自裁决，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宜于其选也，必择夫心术之正、德行之良、资性之聪明、文理之通顺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职分之所在。如一在辅德，则教之以正心修身，以为感动之本，明礼达用以为开导之资。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迪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教之以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之诗文，程士之文艺，在其后焉。面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试之，养之既久，则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后，仍以旧业日加淬励，阁臣时时督课，与之讲论，试其所有之浅深，观其行履之实否。比其久也，则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业必有可观者。翰林庶吉士固未尝不可也。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柳以为诗，群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材，远矣。）

○席吉士

（馆选之制，始于洪武六年。然所选者会试后之举人，河南解额内选张唯等四人，山东选王琏等五人，并别省共十七名，召见便殿，命题赋诗，称旨，入文华堂读书，诏太子赞善宋濂等教习之。至永乐三年，命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二十九人，始名为庶吉士。宣德五年，复选新进士八人，送翰林院进学，给酒馔房舍，月赐灯油钞，悉如永乐时之例。然自永乐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每科选用，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谓吏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弘治六年，始定每科一选，不拘地方，不限年岁，待进士分拨办事之后，行令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个月里投送礼部。礼部阅试讫，编号分送翰林院考订，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吏部该司，仍将各人试卷记号糊名封送内阁，照例于东阁前出题考试。每科取选不过二十人，留不过三五人。从阁臣徐溥之议也。）

（嘉靖八年己丑，大学士杨一清题请教庶吉士官。帝曰：改选庶吉士，命官教习，乃太祖之制，在当时因为尽善。迩年以来，只为大臣市恩，无益于国。此后不必选留，一体除用。中外诸臣果有学行卓异者，吏部访奏，入翰林，以备擢用。方献夫上言：馆阁乃储材之地，贤相名臣多出其间。迩年以来，选留不能尽公，所教或非其道，树恩立党，于国无益。诚如圣谕所云者。吏部访收，信得其要。编修、检讨于主事、御史、给事中、评事、中书、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县、学官、进士内访补，讲、读修撰于郎中、员外郎、左右给事、寺正、寺副、太仆光禄丞、同知、知州、通判内访补，其学士、谕德、庶子、赞善、洗马等官亦论资序迁，庶事体画一，经久可行。帝从之。）

（崇祯四年辛未，考馆后因内阁票拟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票出，上摘而诘让之，遂有翰林内外兼用之旨。甲戌、丁丑皆不选馆，以俸深候考知推选授编检等官。至庚辰廷试，召对，亲拔赵玉森等，授以检讨，命蒋德璟、王锡衮教习之。）

○附载戊寅考选纪

（崇祯丙子冬，外计俸满知推俱留部考察，候核在任钱粮。先是，郑友玄、熊开元以钱粮之故，累及司农下狱。至是慎毖有加，而吏书挟索之弊亦从前所未有也。未几，上御讲筵，令诸词臣条议政事。黄景昉荐候考者朱天麟、成勇之清。项煜因奏：任浚为首辅张至发姻亲，有意党护之，至发激辩不已，杨士聪并参沈迅、张若麒纳贿，史{范土}嘱托冢臣田惟家求选词休，戈矛四起，缠连不结。史{范土}上疏言：此番考选诸人，薄科道而重词林，凡考中词林者皆本衙门人，援手接引，于是凡取中翰林者，以为预定，分补各部主事。至上令吏部将咨访单进览，于是以圈奖滥徇各官，傅元初、张第元、房之骐、韩源、赵继鼎、马兆羲俱著冠带闲住，许晋、林正亨、王猷降三级调用，刘舍辉、杨振原、叶初春、刘兴秀、辜朝荐、金兰、葛枢、郭九鼎、凌义渠、何楷、褚德培各降二级照旧。时台省员缺，候考者经年不补，而见在之台省被累几至一空。人嗟以为变局。至戊寅四月二十八日，上召在京候考及已推部属各官，俱来中左门。昧爽，上出御门。内阁及吏部都察院诸臣行一拜三叩头礼毕，候考诸臣行礼起旁立。上令五人一班，面奏在任行过事实。上随以笔注记，奏毕，上手书策问云：剿寇需兵，养兵需饷，屯盐采铸，难取近效，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将何策以处之？近报抵边不犯而归，是何狡谋？诸臣通悉己见条对，务期可行，不许剿袭故套，仍将履历开写明白。上令吏部将策问传示各官，暂退，少顷复出，收各官试卷，陆续而出。五月初十日，上亲定曾就义、黄文焕、黄奇遇、张缙彦、李士淳、汪伟、虞国镇、余象贤、马刚中、朱天麟等为翰林编检官，王调鼎、熊维典、解学尹、张希夏、张作楫、耿始然、成仲龙、李清、孙承泽、吴希哲、张淳等为各科给事中，李嗣京、秦廷奏、汪游龙、李春蓁、任浚、杨鹗、喻上猷、柯元伯、李云鸿、涂必泓、左永春、宗敦一、张尔忠、黄谏卿、甘维爃、张茂爵、王章、蔡鹏霄、王范、陈天工、高名衡、郭景昌、徐养心、罗起凤、张绪抡、王聚奎、邓希忠、关嗣科、林兰友、叶树声、詹兆恒等为各道御史，井济、李拯、杨鼎甲、黄熙胤、杨调鼎、王心纯、葛逢夏、刘作霖、郭尚友、唐良懿、张若麒、沈迅为户礼兵刑工五部主事，王昌时为南部主事，韩友范为兵马司。次日谕内阁：发下曾就义等试卷十八卷，卿等传与该部科将内中所对事宜确酌可否奏夺。曾就义对中言小民不苦于饷而苦于有司之火耗私派，诚严禁之，似不妨量行加额，以纾军国之急。上称赏之，拔为第一。未几遂允杨嗣昌练饷之议，海内骚然。就义悔甚，郁郁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