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国志/跋 中华文库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此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讥其失实甚多。今观其书，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锡、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皆全袭其词，无所更改，间有节录，亦多失当。如通鉴载太祖始立为王事，上云“恃强不受代”，故下云“七部求如约”，今此书删去“不受代”之文，则所谓“如约”者，果何事乎？又长编载圣宗南侵事云：“天雄军闻契丹至，阖城惶遽。契丹潜师城南，设伏狄相庙，遂南攻德清。王钦若遣将追击，伏起，天雄兵不能进退。”其事甚明。今此书于“阖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尽删其“潜师”“设伏”之文，则所伏者果谁之兵乎？又松漠记闻载“黄头女真，金人每当出战，皆令前驱”。盖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今此书乃径改“金人”为“契丹”，采入辽志，则益为颠倒事实矣。又帝纪中凡日食、星变诸事，皆取长编所记，案年胪载。然辽、宋历法不齐，朔闰往往互异。如圣宗开泰九年，辽二月置闰，宋十二月置闰，宋之七月，在辽当为八月，而此书仍依宋法，书“七月朔，日食”。此类亦俱失考。盖隆礼生南渡后，距辽亡已久，北土载籍，江左亦罕流传，仅据宋人所修史传及诸说部钞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详核也。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实作寿昌，与辽世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胡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于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

案：卷首载乾隆四十六年谕云：“甚至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缪。”窃谓书既名契丹国志，则以辽纪年即公羊“地从主人”之例。提要于此处，但议其矛盾，不斥其纰缪，颇见斟酌。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此书”，“所录颇有可据”，“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又书为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胡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于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

嘉锡案：隆礼之别号、籍贯、科目，契丹国志皆不载。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六从至元嘉禾志采取隆礼烟雨楼诗一首，其小传云：“叶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官建康府西厅通判，改国子监簿。”提要所叙，全本于此。隆礼进书表云：“臣奉敕命，谨采摭遗闻，删剔繁冗，缉为契丹国志以进。”末题“淳熙七年三月日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淳熙者，孝宗年号，故提要云：“历官秘书丞，书为奉孝宗敕所撰也。”不思淳祐乃理宗年号，由淳祐七年上数至淳熙七年，凡六十八年。使此书果为淳祐进士叶隆礼者所撰，安有释褐登朝，回翔馆阁，又历六十馀载，年将大耋，方登进士第之理乎？厉鹗尝撰辽史拾遗，引用契丹国志至伙，于隆礼表末署衔，不容不见，而小传中竟不言官秘书丞，盖因时代先后不合，疑其非一人耳。案至元嘉禾志卷十五宋登科题名，淳祐七年张渊微榜有叶隆礼。又卷十六碑碣类有进士题名序一篇，自称前进士叶隆礼，末题咸淳改元九月吉日书。又卷三十一题咏类烟雨楼诗，有叶隆礼渔林一首。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四西厅通判题名云：“叶隆礼，承奉郎，淳祐十年十月到任，至十二年二月改除国子监簿离任。”以上皆厉氏小传所本，可见其无一字无来历也。考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曰：“叶隆礼士则，谪居袁州，袁之士友醵酒以招之。蜀士张汴朝宗作乐语一联云：‘扫地焚香，有苏州之雅淡；仰天拊缶，无杨氏之怨伤。’士则大称之。”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四赵子固梅竹诗后有跋一篇，末题“咸淳丁卯五月晦日隆礼书于春咏堂”，其下有小字注曰“叶士则”。知士则为隆礼之字，可补厉氏所未及。丁卯为咸淳三年，上溯淳熙七年，凡八十八年，隆礼必不能为淳熙时秘书丞亦明矣。千顷堂书目卷三着录此书，注为元人，则隆礼盖已入元，必非孝宗时人也。若谓孝宗时别有一叶隆礼，则除进书表年月一行外，毫无显据。考之中兴馆阁正续录，上起建炎初元，下终淳熙五年，不独秘书丞中无叶隆礼姓名，即遍检馆阁群官，亦未尝有是人也。续录起于淳熙五年，其目录后有跋云：“中兴馆阁录淳熙四年成书，其后附录者，多讹舛缺略。嘉定三年十月重行编次，是正讹舛，其缺略者增补之，名曰馆阁续录。逐卷之末，不题卷数，贵在他日可以旋入，继今每于岁杪分委省官，取岁中合载事，略加删润，刊于卷末。”嘉定三年，上距淳熙五年，才三十有二年，时代既近，考订自易，既经重行增补，不当犹有缺略，以后则每届岁终，随时增入，尤不当遗漏姓名。是进书表末所署年月官职，皆可疑也。或谓今本馆阁录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内辑出，安保其无所脱误，则又不然。余尝假得友人于思泊所藏旧钞本，其续录中，有钱大昕手钞数卷，黄丕烈逐卷以宋刻本校过，点画小异，纤悉必具。宋本亦颇有阙叶，然官联中秘书丞题名，实完好无阙，亦无叶隆礼姓名，是隆礼固未尝为是官也。或者秘书丞题名，止于咸淳三年，隆礼之拜官，尚在其后，表末淳熙七年乃咸淳七年之误，则不可知耳。夫隆礼之书，既系奉敕撰集，且尝表奏进御，则立言之间，当倍极恭慎，乃其书法，竟或内辽而外宋，宜非当时臣子之所敢为，疑是后人所伪撰，假隆礼之名以行，犹之大金国志托名宇文懋昭耳。其书陈氏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皆不着录。元袁桷清容集卷四十一有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状一篇，所列遗书，凡一百四十馀种，尚无此书。可见元初未行于世，至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始云：“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之传闻。”知其书当出于中叶以后矣。纵属伪作，亦出自元人之手，未尝不可备参考也。又考咸淳临安志卷四十九郡守表云，理宗开庆元年己未，叶隆礼，台州人，十一月一日“以朝散郎直秘阁、两浙运判除军器少监，兼知。闰十一月二日磨勘，转朝奉大夫，景定元年庚申正月一日，除军器监，兼职仍旧。二月六日，隆礼除直宝文阁，知绍兴府。”又卷五十两浙转运题名云：“叶隆礼，开庆元年十月为运判，十一月知临安府。”宝庆会稽续志卷二安抚题名云：“叶隆礼，景定元年二月，以朝奉大夫除直文阁知，十六日到任，四月二十六日交割，以次官离任。”此与撰契丹国志者同时同姓名，似即一人，惟一作秀州嘉兴人，一作台州人，为不同。疑临安志本作秀州人，以点画残缺，误写为“台”耳。姑附于此，容俟再考。

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盖辽末金初，稗官小说中间，失实甚多，至如建元、改号、传次、征伐及将相名字往往杜撰，绝不可信。如张师颜南迁录尤为纰缪。

契丹国志后妃传道宗萧皇后本传云“性恬寡欲。鲁王宗元之乱，道宗同猎，未知音耗，后勒兵镇帖中外，甚有声称。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录所纪耶律乙辛、张孝杰辈谗构赐死之事，纪无一字及之。又录称“后为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而志云“赠同平章事显烈之女”。志言“勒兵”，似娴武略者，而录言“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录中所载射虎、应制诸诗及回心院词皆极工，而无一语及武事。且本纪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宁、咸雍、寿昌，初无太康之号，而录载乙辛密奏太康元年十月据宫婢单登及教坊朱顶鹤陈首云云，已上皆抵牾不合，不可解也。按：辽史宣懿皇后虽略，而与焚椒录所纪同，盖契丹志之疏耳。志虽载天祚文妃善歌诗，其咏史云“丞相朝来剑佩鸣，千官侧目寂无声”云，案史亦载此诗，是骚体，非律也。

叶隆礼契丹国志二十七卷。隆礼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洵有良史之风。具载两国誓书及南北通使礼物，盖深有慨于“海上之盟”，使读者寻其意于言外耳。弃祖宗之宿好，结虎狼之新欢，孰当捍蔽？青城之祸，详其流毒，实有隐痛焉。存辽以障金，此则隆礼之志也。至降契丹为国，不史而志之，其尊本朝也至矣。予特表而出之。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淳熙七年秘书丞叶隆礼表进。其刘六符、耶律余睹诸传及诸番杂记全袭洪氏松漠纪闻，晋出帝降表暨东丹王传又割五代史以成文。其与他书异者，惟王沂公、富郑公行程录，文献通考虽载其目，而其书已亡，得此为不坠于地。至胡峤陷北记，五代史、辽史间一称引之，此独载其全，为可宝也。

右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秘书丞叶隆礼表进。前有世系图、晋献契丹全燕图、契丹地理图、帝纪十二卷、传七卷，自二十卷至二十七卷皆杂记晋宋往来仪事及本国诸国风土岁时。辽别史今存者少，此最足供考校，如欧公五代史附录自注谓“契丹年号，诸家所记，舛谬不一”，唯据辽太宗立晋高祖册文称“天显九年”为证。考志实在天显十年十一月，足以正欧史之讹也。卷二附载记异录辽主德光得异梦，占之云：“当为中国立天王”，司马氏考异亦未之及。辽史有大同元年即会同十一年，此书无大同元年，而有会同十一年，其十一年下有注甚详，校对各史皆合，是又足证辽史之误，不知当时何故有“大同”二字，岂命名之未用耶？辛楣学士曾作文辨之，尚未引及此书也。建官制度门中所载，如敞史、木古思努都努古、徒努，皆辽史百官志所不载。衣服如义襕紫鞢，亦仪卫志所遗。钱氏敏求记但举其用意之大端，而其可采者未之及，赵志忠之阴山杂录今不可得，则此书宜可贵矣。至元嘉禾志云“隆礼号渔林，嘉兴人”，盖失其字矣。又谓是“淳祐七年进士，官建康府西厅通判，改国子监簿”。按淳熙乃孝宗之十二年甲午第三改元年号，七年则为庚子，孝宗之十八年也。淳祐乃理宗之十七年辛丑第五改元号，七年则为丁未，理宗之二十三年，上距淳熙七年且六十七年，乌有淳祐七年进士转于七十年前献书者乎？或淳熙误作淳祐，然亦无是年成进士即官秘书丞之理。凡此皆有可疑，古书于今往往有难解处，惜不得多本以证之也。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秘书丞叶隆礼奉敕撰。隆礼以南人而纪北事，囿于见闻，尚多阙略，然其叙次笔法，有良史才。原夫辽之立国，四京分建，控制诸蕃，何其强也!乃太祖、太宗之雄略开基，圣宗、兴宗、道宗之辑民保境，一荒淫之天祚败之而无馀，叙述之际，垂鉴深矣!至于宋、辽之交，尤多微意，若澶渊誓书、关南誓书、地界之议、礼物之数，皆详载无遗。盖宋徽宗之约金攻辽，衅起于赵良嗣，祸成于童贯、蔡攸，权其曲直，责有所归。隆礼不敢显言之，故备陈旧典，以戒前车。所谓据事直书而其义自见，盖亦史氏之法也。此书近有坊刻，颇多讹戾之处，世臣以中秘本校正之，视坊本为完善云。南沙席世臣识。

契丹国志十七卷。契丹国志，余向藏钞本，其上方有小字标明书中眼目，众皆以为此必有所据。及观书华阳顾氏，见元刻本，方信钞本所自出，果元本也。昨岁春间，鲍渌饮以元刻见归，末尾卷多缺，急向顾氏借录，孰知顾本自十五卷已下皆缺乎。遂就其见存之卷，校补缺字而还之。至于钞本与元刻本又多不同，未必影写，拟补缺字，未敢深信也。丁卯正月十有九日，复翁。

岁在辛未仲夏，书友有以契丹国志钞本求售者，余见其装潢，识是述古堂物，且与元刻款式同，因留阅。其所携本适为下册，遂请西宾陆东萝钞补余书之缺，亦一快事也。小暑后一日雨窗，复翁识。

余向藏契丹国志，有曹彬侯手钞本，继又得鲍渌饮所归元刻本，末亦多缺失，赖曹本补之。岁乙亥，有人指名相索，遂转归之，深惜从前未校其异于曹本也。近有书友携旧钞本来，行款与曹本异，疑出元本，因忆试饮堂顾氏有残元本在，遂借归取勘，行款与书贾本同，特钞时未必影写耳。余抱残守缺，喜为古书补亡，乃丐诸顾氏，以家刻易得，复借诸书贾，倩友传录，照钞本行款，补于元刻本后。虽未必尽如元刻，然差胜于不知妄作者矣。惟是原钞不能无误，传录亦复多讹，十六至十九录误者，写手自改，二十卷后余手校，即校正补脱，不复剜改，恐时久脱落也。丁丑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复翁记。

契丹国志，近时埽叶山房始有刻本，前此如元刻外，无他刻，故自来藏书家皆储钞本，余何幸而两收元刻？虽俱未完善，然屡得旧钞补之，差胜不知妄作矣。年来力不从心，典籍大半散逸，然积习未除，抱残守缺，时一留心，殊自笑书魔之犹在也。嘉庆己卯孟秋白露前一日识于县桥小隐，黄丕烈。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前有经进契丹国志表，末题淳熙七年三月日秘书丞叶隆礼上表。又契丹初兴本末、契丹世系图、契丹国九主年谱、契丹地理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卷末有黄荛圃二跋，其一云：“契丹国志，余向藏钞本，其上方有小字标明书中眼目，以为必有所据。及观顾氏元刻本，方信钞本所自出，果元本也。昨岁春间，鲍渌饮以元刻见归，尾卷多缺，急向顾氏借录，孰知顾本自十五卷下皆缺乎，遂就见存之卷，校补缺字而还之。丁卯正月十九日，复翁。”其一云：“辛未夏，书友以契丹国志钞本求售，识是述古堂物，与元刻本款式同，因请西宾陆东萝钞补余书之缺，亦一快事也。暑后一日，复翁识。”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奉敕撰。四库全书着录，倪氏补辽金元志亦载之。是编记辽一代二百馀年君臣事迹，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澶渊、关南誓书、议割地界书一卷，南北馈献礼物、外国进贡礼物、契丹回赐物件一卷，地理一卷，制度一卷，王沂公、富郑公两行程录，余尚书、刁奉使两北语诗一卷，张舜民使北记、胡峤陷北记一卷，诸番国杂记一卷，岁时杂记一卷。大抵取司马通鉴、李氏长编、欧史四夷附录、洪皓松漠纪闻、武圭燕北杂记诸书，排纂成书，无所改易。间有删节，颇多失当。然王沂公、富郑公之书，通考虽载其目，而其书已亡，得此为不坠于地。胡峤陷北记，五代史、辽史间一称引之，此独载其全文，为可宝也。惟书中忽内宋外辽，忽内辽外宋，茫无体例。且奉诏撰著，而称王曾、富弼、余靖、刁约之谥与官，所引胡安国说，亦称其谥，其说尤多纰缪。武英殿刊本已遵高宗纯皇帝谕旨改正，今扫叶山房本悉从殿本付梓。此犹当日原本，前有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九主年谱，并淳熙七年渔林进表。说海及历代小史均取是书节录一卷，题曰辽志，尤无取焉。

据艺芸精舍校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疑出原式，唐翰题书衣题语谓“从元刊本影出”，或当有据，今藏海丰吴氏，乙卯三月备校，五日讫事。章钰。

四库提要云：“仰遵圣训，改正胡安国谬说。”又黄荛圃跋元刻本云：“其上方有小字标明书中眼目”。是扫叶源出阁本，故不存胡说。汪钞校本与黄跋符合，鹪庵定为从元本出，昭然无可疑，海丰吴氏又藏旧钞大金国志一部，行格与契丹国志上方小字标目亦同，知二书必有同刻之本也。

跋石莲阁艺芸精舍影元本稿

此书渔洋书跋、读书敏求记均未标明何本，惟士礼居藏十七卷，乃残元本也。今通行扫叶山房刻本，系出四库，不但删去胡安国说及上方小字标目，文中触目字样，均经馆臣改过，与钰前见孔荭谷抄校邵二云手辑旧五代史原本相同。此本尚存真面目，故可秘珍。乙卯四月，借校一过，因记。

隆礼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洵有良史之风。具载两国誓书及南北通使礼物，盖深有慨于“海上之盟”，使读者寻其意于言外耳。弃祖宗之宿好，结虎狼之新欢，自撤篱樊，孰当捍蔽？青城之祸，详其流毒，实有隐痛焉。存辽以障金，此则隆礼之志也。至夷契丹为国，不史而志之，其尊本朝也至矣。予特表而出之。遵王识。

同治甲戌仲冬三十日抄竟。曹君手录自第十卷止，馀皆邬所抄，误字颇多，尚待刊正。江山刘履芬记于吴门。

甲申冬日托邬圣约兄抄竟是本，并录遵王跋语于此，取其议论醇正也。曹炎。

契丹国志十七卷，宋叶隆礼撰，旧抄本。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汲古阁旧藏，有毛斧季印、璜川吴氏藏书印。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清汪士钟影钞元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眉上附评语。 唐鹪安手跋曰：“此汪氏从元刊本影出，误字以朱笔校改，丁卯八月十日得于吴通和公廨，因记。”

章氏手跋曰：“此书渔洋书跋、读书敏求记均未标明何本，惟士礼居藏十七卷，乃残元本也。今通行扫叶山房刻本，系出四库，不但删去胡安国说及上方小字标目，凡文中触目字样，均经馆臣改过，与钰前见孔荭谷钞校邵二云手辑旧五代史原本相同，此本尚存真面目，故可珍秘。乙卯四月，长洲章钰借校一过，因记。”

有曾藏汪阆源家、鹪安秘籍、海丰吴重熹、章式之读书记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