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阎若璩百诗撰

平阴朱续晫近堂梓

○第十七

安国古文之学，其传有四：一传于都尉朝，朝传庸谭，谭传胡常，常传徐敖，敖传王璜、涂恽，恽传桑钦。王莽时立于学官。璜、恽皆贵显。恽又传贾徽，徽传子逵，逵数为肃宗言古文《尚书》，诏选高才生从逵学。由是古文遂行。一传于兒宽，一传于其家。《孔僖传》所谓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是也。一传于司马迁，迁书所载多古文说是也。东汉杜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后归京师，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康成注解，古文之说大备。康成虽云受之张恭祖，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东晋元帝时，汝南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乃安国所传。其篇章之离合，名目之存亡，绝与两汉不合。赜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谧亦从柳得之，而载于《帝王世纪》。柳得之苏愉，愉得之郑冲，郑冲以上则无闻焉。呜呼，其果安国之旧耶？抑魏晋之间假托者耶？愚尝以梅氏晚出《书》自东晋迄今岁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与圣经贤传并立学官，家传人诵，莫能以易焉者，其故盖有三焉。皇甫谧，高名宿学，左思《三都》，经其片语，遂竞相赞述，况渠实得孔《书》，载于《世纪》，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书》首信于世者，皇甫谧之过也。赜虽奏上，得立于学官，然南北两朝犹递相盛衰。或孔行而郑微，或郑行而孔微，或孔郑并行。至唐初贞观，始依孔为之《疏》，而两汉专门之学顿以废绝。是使此《书》更信于世者，孔颖达之过也。天祐斯文，笃生徽国，孔子之后，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经与《序》为二，以存古制。一则曰安国伪书，再则曰安国伪书，而为之弟子者，正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乃明背师承，仍遵旧说。是使此书终信于世者，蔡沈之过也。经此三信，虽有卓识定力不拘牵世俗趋舍之大儒，如临川吴文正公《尚书叙录》实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盖可叹也夫，可叹也夫。或问曰：子于《尚书》之学，信汉而疑晋、疑唐犹之可也。乃信史信传而疑经，其可乎哉？余曰：何经、何史、何传，亦唯其真者而已。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可也；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或又曰：晚出之《书》，其文辞格制诚与伏生不类，兼多脱漏，亦复可疑，然其理则粹然一出于正，无复有驳杂之讥，子何不过而存之乎？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恶也；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朱子之所恶也。余之恶夫伪古文也，亦犹孔子、朱子之志也。今有人焉，循循然无疵也，且斌斌然敦《诗》《书》也，说《礼》《乐》也，而冒吾之姓以为宗党，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识者之恶之尤甚，于吾族之有败类，何也？吾族之有败类，犹吾之一脉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终非吾之族类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伪古文何以异此？善夫欧阳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年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愚亦谓，自东晋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阎若璩者，为是说矣。况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吴氏棫焉？文正之后又有归氏有光诸人焉？其可援之以为证者，不为不众矣。呜呼，先儒先正之绪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按：《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司马迁亲与安国游，记其蚤卒，应不误。然考之《汉书》，又煞有可疑者。《宽传》，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传》，天汉后，孔安国献古文《书》，遭巫蛊之难，未施行。案巫蛊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汉制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年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馀岁矣。以二十馀岁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献《书》，即甫献《书》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为蚤卒乎？况孔氏子孙都无高寿者，不过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谓之蚤卒，何独于安国而夭之乎？颇不可解。又安国《大序》谓得壁中《书》，悉上送官。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采摭，以立训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用不复以闻。是献《书》者一时，作《传》毕而欲献者，又一时也。作《传》毕，而欲献，会国有巫蛊，则初献《书》时，未有巫蛊，何不即立于学官，而乃云以巫蛊遂不及施行邪？盖伪作此《书》者知两汉秘府有古文，而无训传。今又并出训传，不得不迁就傅会其说，以售其欺耳。

又按：《史记》《汉书·儒林传》，似孔安国在当时实兼今文、古文《尚书》而通之，其为博士时，自当授弟子以今文，所谓盖禄利之路然也。至别有好古之士，如马迁、都尉朝，方从安国问古文，所谓古文颇不合时务是也。兒宽初事欧阳生治《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此非经学既明而得禄之验乎？本不当系宽于安国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汉儒授经图》，于欧阳生今文及安国古文下俱各系以兒宽。余偶因之，未暇改正云。

又按：予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蚤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者也，记其生卒，必不误者也。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

又按：郑康成《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见孔颖达《疏》。“先师棘子”字颇不可解。遍检南北监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询诸四方同人，亦无从辩析。越数载，读《水经注·淄水》引《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康成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子”字读属安国。然不曰“孔”而曰“子”者，何也？隐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冠以子者，他师也。康成自以渊源于安国，故冠“子”于安国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别于孔子也。此正康成经学之典且精也。

又按：《史记·儒林传》叙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此指安国通今文，下另叙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国，颇为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国，专归古文，则安国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为赘，甚失却迁之意。此亦论班、马异同之所当知者。

又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传》，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古文。盖初置此官而安国即为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时乙卯凡九年，后又几年至临淮太守，遂卒。此安国生平之历宦也。向云安国为博士，年二十馀。则谏大夫时，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应亦不满四十，与孔氏他子孙异。故曰蚤卒。此安国之寿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迁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迁二千石，此安国之禄秩也。史传易多抵捂，独此事考之无不协，亦一快云。

又按：吴文正公《尚书叙录》信可为不刊之典矣。然其误亦有六。一谓孔壁真古文《书》不传，不知传至西晋永嘉时始亡失也。一谓《舜典》《汩作》《九共》等篇为张霸伪作，不知此乃孔颖达之妄说也。一谓《汉志》古经十六卷即张霸伪古文《书》，不知《汉志》乃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且即真孔壁《书》，非伪《书》也。一谓梅赜《书》并《书序》一篇为五十九，不知定着仍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复为一篇也。一谓唐撰《正义》，自是以后，汉欧阳、大小夏侯氏所传者废不复行，不知欧阳、大小夏侯氏学自晋永嘉时已亡，不待唐也。一谓汉魏四百年间诸儒所治不过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书》者也。以文正之博考精识，其于是经可谓专且勤矣，犹不免此谬误，然则经学可易言与？

又按：《尚书叙录》云，考传记所引古《书》见二十五篇内者，如郑康成、赵岐、韦昭、王肃、杜预，并指为逸《书》。则是二十五篇前此诸儒俱未见。窃以康成则必指所注《礼记》也；岐，《孟子》也；昭，《国语》也；预，左氏也；若肃所注《宋艺文志》仅《周易传》十一卷，馀不传。文正曷由知其以何者为逸《书》哉？此又当为一误。读晁公武《读书志》论先儒未见古文及郑、赵、韦、杜而不及王肃，其指精矣。

又按：余尝著《孔氏二冤辩》。兹以上既发明安国事，连类录于此。其略曰：世传孔氏三世出妻，子思有兄，必非适子，此二冤也。三世出妻说皆缘于《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伯鱼之母死，则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丧，则子思出妻也。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则伯鱼妻嫁，亦为出也。今姑就伯鱼之妻辨。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岁，当亦四十，容貌改前矣。况历三年丧，又四十有二、三，距孔子梦奠两楹之夕仅隔岁尔。纵未殁，亦垂白在堂，何忍舍之而去，且远嫁卫国？虽鲁委巷之妇，未至是。而谓孔门之冢妇名贤之因母为之耶？害礼诲淫，污蔑实甚，此事既冤。则孔子之妻与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子思有兄，必非适子说，亦缘于《檀弓》，而成于郑小同所撰《郑志》。《志》久失传，散见此条《礼记》疏中。予考《孔子世家》，自伯鱼至子慎凡七世，悉单传，无有兄若弟者。岂惟《史记》，《世本》亦然？岂惟《世本》，《汉书·孔光传》依孔氏谱谍，次其世系，亦只七世一子。则子思之无兄决矣。子思有兄生，于子思有嫂。子思有嫂生，于《檀弓》误解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为原宪，字子思，皇氏说是。盖《仲尼弟子列传》，原宪，字子思。子思问耻，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弟子燕伋思，《家语》作子思。当时固有三子思矣。奈何必取我乃无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礼父卒，子为父后，上继至尊，不敢私为嫁母服。所以柳若恐子思失礼，戒以慎诸。是子思既后伯鱼，直后孔子，为孔氏之大宗矣。尚得谓之非适乎哉？今亦姑就康成解以辨：疏云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孙，以兄先死，故有嫂也。《郑志》云：或者兄若早死，无继，故称数世皆一子。果若所云，则孔氏之宗子不在子思，在其兄，兄死，岂容无继？且已有室而死，死不为殇。当时子思虽有一子白，亦当自绝，以后其兄。或曰：奈适子不得后大宗何？予曰：此出《礼经》，经也，愚所据乃汉石渠议，权也。而即经也，大宗不可绝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圣人复起，不废斯议。盖当时孔子之兄子孔忠，纵有数孙，亦不得取以后大宗。何者？大宗者，宗孔子，非宗叔梁纥，须取孔子血脉相传者。子思，一庶孙耳，岂容自私其子？今观《檀弓》，白仍为伋之子，伋令其不丧出母，是无出继其兄之事也。何以无出继？子思原未尝有兄也。谓有兄者，冤也。余因之又思，兄先死，故有嫂。嫂又死，子思妇为服小功。固与孔氏从一而终者矣。何前乎此孔氏之妇，后乎此孔氏之妇，俱有惭色乎？噫，亦太异矣。善乎，元行冲《释疑》有云：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其亦世之信《檀弓》而不知辨者之谓夫！又按《汉书·艺文志》，石渠议奏凡四家。《隋书·经籍志》俱散亡，仅有《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上。《通典》所载《汉石渠议》似即圣撰者。其全文曰：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嫡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戴圣亦云：大宗不可绝，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闻人通汉云：大宗有绝，子不绝其父。皇帝制曰：圣议是也。余欲以此条窜入适子不得后大宗《疏》中，亦犹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疏》引《郑志》，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天子诸侯之丧皆斩之文。贾公彦谓《注》与此《志》相兼，乃具是也。盖《丧服传》论宗法之常，石渠议则宗法之变。常变相济而后不穷，故曰人道莫大于继绝。又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疏》云：同宗乃同承别子之后，一宗之内，非别宗同姓者。则余上论后孔子，宁取子思之适子，不取孔忠之庶孙，非无征矣。昔朱子当孝宗丧，上《君臣服议》，时门人有疑者，朱子未有以折。后久之，读《仪礼疏》备载《郑志》诸侯父有废疾云云，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得明白证验。因叹《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善哉言也。愚于汉石渠议亦云。

○第十八

古文《尚书》虽甚显于东汉，然未立学官。当时诸儒苟非从师讲授，则亦莫之见也。如赵岐《传》称其少明经，《注》称其尝读《周官》，不言其受古文《尚书》，则亦不知古文为何《书》也。《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岐《注》曰：《尧典》，釐二女，不见九男。《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则可证其未尝见古文《舜典》矣。盖古文《舜典》别自有一篇，与今安国《书》析《尧典》而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为《尧典》，不为《舜典》。《史记》载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尧本纪》不于《舜本纪》。孟子时《典》《谟》完具，篇次未乱，固的然可信。马迁亦亲从安国问古文，其言亦未为缪也。余尝妄意“舜往于田祗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而多所增窜，不及原文远甚。亦信文辞格制，各有时代，不可强同。《孟子》此一段，其为《舜典》之文无疑。然要可为心知其意者道耳。

或问：“廪焚廪井”，程子谓其未必有是事。金仁山谓瞽、象之欲杀舜，在其初年之间，而尧之举舜，则在其克谐之后，《史记》反复重出而莫之辨。孟子当时亦不与万章辨，其失者，盖孟子不在于辨世俗传讹之迹，而在于发明圣人处变之心。苟得其心，则其事迹之有无俱不必辩也。子何复有取于是说与？余曰：朱子著《孟子或问》，载林氏语，颇异《集注》。林氏引司马、苏氏、程子而历折之，不具述。只以帝使其子九男节，有为不顺于父母语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节，有不得乎亲语。方尧之试舜，舜尚在畎亩之中，故曰后举而加诸上位。然后如《书》所云，慎徽五典，为司徒之官，纳于百揆，为宰相之任也。则舜当为都君，时尚未离畎亩。正号泣怨慕，岂能即得其亲之心者，盖久之。久之而后，瞽瞍厎，故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尧之欲妻舜，舜不告而娶，以为告则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于文也。尧亦知告焉，则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于臣也。其顽至此。则既娶之后，犹复欲杀之而分其室。《史记》之言，固未为无据也。不格奸者，林氏谓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唐孔氏谓此三人性实下愚，动罹文网，非舜养之，久被刑戮。舜以权谋，自免厄难。使瞽无杀子之愆，象无害兄之罪，不至于奸恶，于此益验。余亦谓，不格奸与“允若”二字，自有浅深之不同。不格奸者，在舜为庶人之时；亦“允若”者，在舜为天子往朝瞽瞍之日。《史记》所载舜格亲次第，正自不诬。不然人诬瞽瞍以朝舜，孟子则辨其必无诬。舜以放象，孟子则辨其未尝有。凡于世俗传讹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晓天下后世者。岂有知其不然，而故设言其理，上以诬圣贤，下以惑天下后世哉？林氏之见，卓且绝矣。

按：郑康成注《书》，后无复有言古文者。惟王肃注《书序》，于《汩作》《九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肃曾见古文，但未有注释耳。或肃因马融、郑康成之所逸者，亦从而逸之，不必见古文，亦未可知。独孔颖达谓肃始窃见梅氏之《书》，其注《尚书》多是。孔《传》疑肃见古文，匿之而不言。《经典释文》云王肃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则大可笑也。王肃，魏人，孔《传》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只以一事明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二十七月而后即吉。王肃以“中月”为“月中”，则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肃以前未闻有是说也。今孔《传》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释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非用王肃之说而何？凡此《书》出于魏晋间所假托者，皆历有明验，而世犹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又按：余因此思伪作《太甲》者云：“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非以是月为正朔，乃以是月为服阕而即吉也。服果阕于是月，则太甲之元必改于汤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终始之义。此岂三代所宜有乎？若逾年改元，又不应至此月而后服阕。反复推究，无一可者。盖伪作此《书》者不能备知三代典礼，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后儒短丧之制上视古人，盖至是而其伪愈不可掩矣。

又：按《旧唐书·经籍志》，古文《尚书》十卷，王肃注。《新唐书·艺文志》，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然则《汩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犹传乎？余曰：否。孔《疏》云：贾逵、马、郑所注《尚书》皆题曰古文，而篇数与伏生所传正同，但经字多异。如《尧典》“宅嵎夷，为宅嵎”，跂昧谷为柳谷之类是也。愚意此王肃、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故谓之古文《尚书》。亦犹唐有今文《尚书》十三卷，孔安国《传》。夫既孔安国《传》何以谓之今文？盖唐明皇不喜古文，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而孔《书》亦复因之而一变矣。尝思《书》藏屋壁之中，纯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始易以隶书，然犹古隶并存。孔颖达所谓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大序》云隶古定是也。至天宝三载，始诏改定。凡不合于开元文字者，则谓之“野书”。不特古文废绝，即两汉来所传之隶书亦多浸失。由是字既舛讹，书复简陋，久假不归，积习成俗。此又论古今经学者之所掩卷而三叹也。

又按：宋玉《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此则纯用《象》语，不似《五子之歌》杂以叙事辞。益验万章所引为古《书》，为事之所有而无疑。

又按：《隋书·经籍志》已有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不始自唐。唐又改从其开元文字，所谓写以今字，藏其旧本者。是下传到今。

○第十九

汉传《论语》有三家：一鲁论，一齐论，一古论。古论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马融、郑康成注皆本之。《艺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两子张是也。魏何晏集解《论语》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国之辞。余尝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四句，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二句，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所重民食丧祭”一句，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类。安国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浩》《泰誓》《武成》，岂有注《论语》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则曰：“此《易·恒卦》之辞。”“南容三复白圭”，孔则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论语》所引《易》《诗》之文，无不明其来历，何独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将安国竟未见古文乎？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引《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其自为乖剌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悬绝如是。是岂一人之手笔乎？且安国纵善忘，注《论语》时，至此独不忆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安国于裨谌、子产、臧武、仲齐、桓公凡事涉《左传》者，无不籞缕陈之于《注》，何独至古文《泰誓》而若为不识其书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又断断也。

或问：《墨子》引《汤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国语》内史过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则《论语》“予小子履”一段，其为古《汤誓》之辞无疑矣。然今文《汤誓》实无斯语，此何以解焉？余曰：伐桀，大事。汤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者。“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此为告民伐桀之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此为告天伐桀之辞，各不相蒙。虽《小序》无《汤誓》二篇之说，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即以尧曰“咨尔舜”一段为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今文《尧典》并无斯语，岂可以《尧典》所无而遂疑《论语》为非帝尧之言乎？观于此，亦可以知《论语》之为《汤誓》矣。然则子何以知其必出于《汤誓》而不出于《汤诰》邪？余曰：墨子生孔子之后，《书》未焚也；内史过又生孔子之前，《书》尚未删也。而所引之《书》辞同于《论语》者，皆以为《汤誓》。此所以信其必出于《汤誓》也。班固当东汉初校理秘典，得见古文《尚书》，而所著《白虎通》两引“予小子履”，皆以为伐桀告天之辞，而不以为《汤诰》。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汤诰》也。且尤可笑者，《国语》“单襄公决陈必亡”一篇有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惂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陈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单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对周天子而述周令，其为凿然，可信无疑。而伪作古文者，乃窜入《汤诰》中，径以为商先王之令。将单襄公为眯目梦语之人乎？只此之不足信，亦可类推矣。然则，伪《汤诰》既不足信矣，而真古文《汤诰》亦可得而闻乎？余曰：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故撰《殷本纪》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诸侯”四字，详其语意，殆为论功定罪、诰戒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盖作《誓》者一时，作《诰》者又一时也。马迁时张霸之徒伪古文未出，而所见必孔氏壁中物，其为真古文《汤诰》似可无疑。余故备录之，以俟博雅君子云。

按：《墨子·兼爱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为“汤说”，未云《汤誓》。恐孔安国因上文有《泰誓》《禹誓》之名，亦从而《誓》之，不必确然。内史过远在墨子之前，业已称为《汤誓》矣。解曰：《汤誓》，伐桀之誓也。意安国注《论语》时，亦以《国语》为据。后四句既为《汤誓》，则前三句亦为《汤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非因上文而概称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称为《汤誓》而易为“汤说”者，盖亦有故。《论语》所引是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凡十句。玩其辞语，孰不以为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不以为祷祠之说矣。不知此三句实衍文也。何以明之？汤之大旱，为桀之馀，烈在革夏命改正朔后。今方用玄牡，未变夏服色，岂桑林自祷之时乎？且《墨子》引《书》多好自增窜。如《甘誓》易为《禹誓》，又增多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四句，岂非具衍文邪？古人读书精审。安国注《论语》即以《论语》所引为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国语》所引为正名，而《墨子》所改窜者，自不足信。此虽引《墨子》而不纯从乎《墨子》者。盖以经传为之据也。噫，信可谓读书精审者矣。

又按：汤之伐桀以七八月往，所谓“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者。至次年三月复归于亳。其往反凡八、九月。武王伐纣以殷十一月戊子师初发，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发。是岁闰二月，至四月中复归于丰。其往反虽名为六月，实则五月。盖武王一战而纣灭。汤与桀战于鸣条而胜，桀东入山，出太行，东南涉河，汤缓追之不迫，遂奔南巢，未免劳师远逐。此归之所以有迟速不同也。南轩《纲目前编》于成汤十八年乙未书，王誓师伐夏。又书，王至东郊。夫汤以秋往，以春归，一年之间，岂有先秋而后春者乎？当分作两年书之方是。郑晓古言，谓商伐夏秋收时，周伐商春耕时。不知非春耕时也。周之春，今之冬也。读伶州鸠之言而知之矣。

又按：余尝以《汤誓》或有二篇，颇足骇人听闻。及复阅《墨子》，见其《尚贤》中篇有引《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语不见于今文《汤誓》中。岂非别有一《汤誓》之明验乎？《孟子》引《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为今文《汤誓》，故赵岐知之，《注》曰：“《汤誓》，《尚书》篇名也。”《国语》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为别一《汤誓》，故韦昭不知之，解曰：“《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今《汤誓》无此言，则已散亡矣。”不知非散亡也。今文《汤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义连属，绝无讹阙可疑，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圣”等语为其所遗落乎？此必别自为一篇，似可无疑。古人书籍繁富，当秦未燔书之前，必不如今所见之寥寥者。即如《墨子》又引禹之《总德》之言曰：“允不著唯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今百篇《书序》并《总德》之名无之，岂可以《书序》所无而遂疑为墨子所伪撰哉？

又按：梅氏𬸦亦谓何晏集解《论语》与郑冲同上。冲号为授古文者，其古文必熟习。于《书》云“孝乎惟孝”不应引“包曰”截为句，而当据《君陈》以正之。于“予小子履”不应依《墨子》为《汤誓》，而当曰此在《汤诰》篇，今不然者。知冲未授古文也。授古文者，诬冲之辞也。借冲之声力以重其书也。冲不可以被诬，其不可以不辨，论亦愈出愈奇，故采入焉。

又按：梅氏之论如此。余复考之。《正义》引《晋书》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以授《书》在其暮年，与上《论语》时不同。上《论语》为魏光禄大夫，在正始中，魏尚盛。此《书》出于魏晋之间，安得预见之，而载之《集解》？未可以是为冲诬，然则此《书》实始授自冲云。

○第二十

传《孝经》者有二：一今文十八章，汉兴，长孙氏四家张禹传之；一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氏壁中，安国传之。《艺文志》曰，今文皆同，唯古文字读多异。桓谭《新论》曰：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孔氏本亡于梁，而复出于隋。当时儒者固以传为刘炫作。校之今文，仅多《闺门》一章，分《庶人》章为二，《曾子敢问》章为三，以合二十二章之数而已，无所为异也。宋儒司马光从而尊信。朱子为之刊误，亦未能尽去古文。独草庐吴氏其论始定曰：以桓谭《新论》所言考证，古文皆不合。参诸邢氏《疏》说，则其伪也决矣。愚谓桓谭《新论》足以证今古文《孝经》之伪，岂不足以证古古文《尚书》之真哉？《新论》又曰：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五当作六）卷，为十（十上脱五）八篇。古佚《礼记》有五十六卷，古《论语》有二十一卷。盖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所云卷数、篇数、章数皆与《汉志》合。其小有不合，则传写之讹。如《汉志》“与”讹为“学”，“十七”讹为“七十”之类。世有刘敞，自能正之。予尤爱桓谭作。于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亦足见事之真者，无往而不得其贯通；事之赝者，无往而不多所抵捂也。

按：隋代所出古文《孝经》亦从刘向之说来，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但其多《闺门》一章，文句凡鄙，不类圣言，且与今文增减异同，率不过一、二字，无所为四百馀者。故草庐氏以证其伪。《汉志》注引《新论》或作七十一字。捡《太平御览》邢昺《孝经疏》并是二字。余谓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焉。

又按：朱子谓《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意齐、鲁间儒纂取左氏诸书以为之者。或问：安知非左氏诸书取《孝经》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义”，为子太叔述子产及赵简子赞之之言。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一段为季文子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又杂以北宫文子言。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又无意思。则知此袭彼，非彼取此可无疑也。愚谓朱子此等识见，高明迥出千古。若取以读古文《尚书》，亦当思过半矣。

○第二十一

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平帝时，王莽立之，旋废，犹相传至东汉，然无师说。不比古文《尚书》之多训释者。郑康成注三《礼》曾引用之。《周礼注》有《天子巡守礼》《中溜礼》《烝尝礼》《军礼》。《仪礼注》有《朝贡礼》《禘于太庙礼》。《礼记注》有《中溜礼》《王居明堂礼》《别有奔丧礼》。皆逸篇之文。愚尝叹息，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同一为郑氏学，同一见引于经注中。而在《礼》者，虽篇目仅存，单辞断语，奕代犹知宝之，欲辑为经。而在《尚书》者，虽卷篇次第确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载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黄，昭我周王”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也。岂不重为此经之不幸哉？

按：《艺文志》，“《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氏曰：孔氏即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当作“与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说是矣。而孔颖达《礼记疏》载康成云：《汉志》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同。其馀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又《六艺论》亦以孔壁得古文《礼》五十七篇，皆与今《汉志》数不合。未知何说，附此以广异闻。

又按：《天子巡守礼》云：制币丈八尺，纯四咫。《中溜礼》云：以功布为道，布属于几。《烝尝礼》云：射豕者。《军礼》云：无干车，无自后射。《朝贡礼》云：纯四咫，制丈八尺。《溜于太庙礼》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又《中溜礼》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设席于奥祀户之礼。南面设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肾为俎，奠于主。北又设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肾再。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庙之仪。《王居明堂礼》云：出十五里迎岁。又云：带以亏韣，礼之礻某，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中溜礼》云：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又设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毋宿于国。又《中溜礼》云：祀中溜之礼，设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礼。又云：祀门之礼，北面设主于门左枢。乃制肝及肺、心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其他皆如祭灶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又云：仲秋农隙，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农也。又《中溜礼》云：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飖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祭肉，肾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门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收牛马。又云：季冬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又云：仲秋乃命国醵。《逸奔丧礼》云：不及殡日于又哭，犹括发即位，不袒告事。毕者五哭而不复哭也。又云：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壹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丧皆尚左手。又云：无服袒免，为位者，唯嫂与叔。凡为其男子服，其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二十五条，为篇名者八。吴草庐逸经八篇仅及其三。王伯厚博矣，却误以《大戴记·朝事仪》为逸经，亦遗却《禘于太庙》《逸奔丧》及《军礼》。伯厚谓如断圭碎璧，犹可宝。草庐谓虽片言只字，亦收拾而不敢遗。乃我爱其《礼》之意。余独惜其读郑《注》未到尔。

又按：礼仪三百，朱子从《汉书》臣瓒《注》指为《仪礼》。良是。此即礼器经礼三百也。汉人称《仪礼》为《礼经》，以别于七十子后学者所录之《记》。当周公时号文盛，篇凡三百。《汉志》云：自孔子时而不具。康成云：周后世衰，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孔子时，在者已重复，杂乱又恶能存其亡者乎？说亦相表里。以臆度之，当或百篇。何则？以《尚书》百篇藏壁中，出时才五十八篇。则《礼经》出时五十六篇，推其藏，当亦不减百篇。盖古书竹简未有久置于屋壁不错乱摩灭者。又其篇首标出《士冠礼》《昏礼》之类，所以奔丧投壶。康成亲见其在《逸礼》内者，亦标首曰《奔丧之礼》《投壶之礼》。则三百篇居然可知，亦犹《周官经》五篇，皆以“惟王建国”发端耳。

又按：《仪礼》云者，古行礼者之仪注也。朱子欲分为章段。俾其数可知，可知而后可陈记。临文不讳，何胤曰：临文，谓礼执文行事，时可见古人行礼皆执本于前，按而行之，以防有遗忘及疏忽之处。《周官》大史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诸侯。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贾《疏》曰：书即上文礼书，若今《仪注》。诏之使不错误，即其事也。在周公仅为《仪注》，孔子则尊为经。在当时虽祝史有司之属皆所通晓所能行。而昌黎且以奇辞奥旨，苦其难读。古今不同如此。余尝谓《仪礼》直《隋志》中之《仪注篇》：《周礼》直《隋志》中之《职官篇》耳。或问：三百固属篇名，三千亦将为篇名乎？余曰：此则指微文小节，非篇名。然亦有在《仪礼》内者，如《冠礼》之始加、再加、三加之类；有不在《仪礼》内，则若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计当时亦必有成书，而不复得见矣。

又按：《禘于大庙礼》，王肃《圣证论》引用。有昭尸、穆尸，有孝子、孝孙，有皆升合于其祖之文。《王居明堂礼》，蔡邕《明堂月令论》引用，云：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虽非当日本辞，亦所谓断圭碎璧者。

○第二十二

《诗》有四家：鲁、齐、韩、毛。三家皆立于学官，而《毛诗》颇晚出且微。自苌以下，四传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废。及中兴后，始大显。讲受训故日以加备，殆与古文《尚书》等。史称安国为申公弟子，则所受盖《鲁诗》也。今《尚书传》如“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在心为志，宝贤任能”皆《诗序》之文。《尧典》“昊天，言元气广大”，《大禹谟》“仁覆湣下，谓之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赓续也”，《禹贡》“九州之泽已陂障”，《伊训》“汤有功，烈之祖故称焉”，《泰誓》上中二篇“泽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陈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讲德习射”，皆《毛传》之文。尝考西京诸儒非无兼通五经者，而独于一经之内分门颛家，莫肯他从。如刘向受《穀梁》，子歆以左氏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歆欲建左氏等于学官，与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盖惟恐歆破之，其墨守如此。故当时董仲舒治《公羊》，其《对策》云《春秋》大一统，即《公羊》说也。梅福治《穀梁》，其上书云：《春秋》宋杀其大夫。即又引《穀梁》说也。以至《关雎》之诗，一谓佩玉晏鸣，叹康王之后者，杜钦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鲁；谓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匡衡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齐。《商颂》不谓作于商，而谓美襄公之世，司马迁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韩。《鲁颂》不谓作于史克，而谓公子奚斯作，扬雄说也，闻者可亦知其韩。其各有流派，号为家法如此。今安国舍鲁而从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晋间《鲁诗》已浸微，而《毛诗》方大显于世，遂不觉出此耶？叶梦得谓汉代文章无引《诗序》，惟黄初四年有“恭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卫宏《诗序》至是始行。此亦一切证云。

按：《毛诗》东汉未立。范书《儒林传序》自相矛盾。前云光武立五经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细数之却十五。疑有衍文。后云：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不立学官，则所衍者，盖《毛诗》参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诗》三，鲁、齐、韩氏。应劭《汉官仪》并同。益决为衍文。以知《孔僖传》云：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毛亦衍文。何则？安国未闻受《毛诗》，疑《鲁诗》之讹。不然，孔僖以上有别受《毛诗》，因传安国古文《尚书》，遂连类及之，亦古人文字之常。

又按：叟者，蜀夷别名。后汉中始见。故邛都夷传苏祈叟二百馀人。《董卓传》，吕布军有叟兵。《刘焉传》，遣叟兵五千。《刘璋传》，送叟兵三百人。《李恢传》赋出叟濮。《张嶷传》，叟夷数反。武侯《出师表》，賨叟青羌。偏捡《史》《汉·西南夷传》并无叟字。盖出于明章以后。今安国《传》于《牧誓》“康蜀羌髳”下曰：西蜀叟也。岂果武帝时有此称乎？《禹贡》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计相去五百馀里。史迁多疏略，每以后代地名叙前代事。故于九河之入海也亦然。盖其书下讫麟止为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时将四十年，不比安国为博士于元朔，仅隔六、七年。安国盖所见者也。史迁则所闻者也。所见不容有误。今传《禹贡》曰：同为一大河，入于渤海，得毋反承袭《史记》之误乎？上世及三代衰皆戎夏错居。秦始皇兵威天下，始攘走于外。当时中国无复四夷。见江统《徙戎论》。盖西晋时先识远量者，特阐明其事。两汉人未之及。仅班书《西域传序》一及，未详。今安国《传》，淮夷徐戎也却同，得毋魏晋间有是议论乎？凡此《传》之为魏晋人所假托，皆历有明征，又不独前所论三年丧用王肃说，及此用《毛传》文而已也。

又按：所谓《诗序》之文、《毛传》之文，皆本孔氏《疏》。虽“说以先民，民忘其劳”《易·兑卦彖传》有其文，亦不削去者，特仍其旧尔。

又按：《鲁诗》亡于西晋，近代复出。申公培《诗说》，己未在京师，一征君著《诗论》，多所采获。予为证明之曰：班书《杜钦传》，《关雎》为叹康王之后。臣瓒曰：此《鲁诗》。《谷永传》，阎妻骄扇，《注》以为《鲁诗》，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也。《礼坊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郑康成注记时尚未得《毛传》，故用《鲁诗》曰：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刘向《列女传》正同。盖向家世《鲁诗》，故今诗说《关雎》，仍属太姒，《燕燕》仍庄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与《毛诗》合。分明是后人袭用《毛诗》，脱误如此，不待细攻。又一征君自夸家有《世本》，未携至京师。予曰：《世本》朱子时已失传。据班《志》凡十五篇，见《周礼》《礼记》注疏者有《作篇》，《左传》疏者有《氏姓篇》，《史记》注者有《居篇》。君家本如是否？曰：否。然则其伪又不待辨。扬子《法言》有言，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真之不假，伪将安售？吾知其立败尔矣。

又按：郑氏笺《毛诗》“东门之池”《序》引孔安国云：停水曰池。不知何从得此训？安国生平止传《论语》《孝经》二书，无池字意。是别有训说，流东汉，郑得之，载于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传》者于“陂”字既用《毛传》“泽障曰陂”，又于“池”字用郑笺“停水曰池”若以自实其语，且反见康成之笺原本于此。心诚苦，学诚博矣。殊胜撰《世本》《鲁诗》说者手段。

○第二十三

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宅嵎夷”，郑曰：“宅嵎，跂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贤肠”，郑曰：“忧肾阳。”“劓刵劅剠”，郑曰：“膑宫劓割头庶剠”，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经久失传，然残碑遗字犹颇收于宋洪适《隶释》中。《盘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范》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无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顾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书》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碑又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亦与五十有九年异。其与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呜呼，悠悠千年，学者如林，乃复曾无一人焉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尝发愤叹息，谓千载少读书人。诚怪其言之太过，由今思之，抑岂可尽非也乎？

或谓余：古人经传或是口授，或是笔录。师既不同，字读亦异，其小小异同，诚有不能免者。安在遂据以为说邪？余曰：不然，石经《论语》残碑载洪氏《隶释》中者，九百七十一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异。视《尚书》迥别。安在不足以为说耶？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刘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馀事，名曰《中文尚书》。班、范各著其说于史，以为今古文之别，岂无故哉？

按：“宅嵎夷”四条见孔《疏》云：出夏侯等书。是今文也。而以孔《书》当之者，以与孔《书》合，但微异軿剠为“黥”，然音义亦不相远云。

又按：洪氏总计《尚书》《论语》字数颇误。当云《尚书》五百五十五字。《论语》九百七十三字。又《无逸》篇百二字，“二”误为“三”。

又按：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史记》文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传注之；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马、郑、王肃三家。愚谓三家皆注真古文《书》，不特与今文不同，抑与今孔《书》互异。安得取三家以当伏生乎？守节唐代人，已不能致辨于此矣。

又按：杨升庵有《石经考说》，多错。余为刊正之曰：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六经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此所谓一字石经也。魏邵陵厉公正始中，邯郸淳书石经亦立于太学，此所谓三字石经也。晋裴甗为祭酒，奏修国学刻石写经，是为晋石经。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祭酒崔光请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此魏立也，非汉。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监九经石壁成。从宰相领祭酒郑谭之请也。今尚在孟蜀。广政十四年，镌《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传》工毕。是为石室十三经。仁宗庆历初命刻篆、隶二体石经，后仅《孝经》《尚书》《论语》毕工。是为嘉祐石经。高宗绍兴间亲书《易》《书》《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诏建阁以覆之，是为绍兴御书石经。盖古来凡七刻矣。为附其说于此。

○第二十四

其不同于古文不特如前所列而已也。《汉书·儒林传》安国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余尝取迁书所载诸篇读之，虽文有增损，字有通假，义有补缀，及或随笔窜易以就成己一家言，而要班固曰“多古文说”，则必出于古文，而非后托名古文者所可并也。余故备录之以俟好古者择焉。《五帝本纪》云：“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今文作“辩”。按今文久失传，此录从《史记注》）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徐广曰：一作柳）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毨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实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今文作怡）。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今文作谧）哉。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又云：“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今文作祖）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维静洁。’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分北三苗。”又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夏本纪》云：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又云：“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歧。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济、河维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邱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通于河。海岱维青州，嵎夷（今文作禺铁。铁，古夷字）既略，潍、淄既道。其土白坟，海滨广釐，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𫄨，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盦丝。浮于汶，通于济。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艺。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寔珠臬鱼，其篚玄纤缟。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毛，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维箘箘、楛，三国致贡其名，包匦菁茅，其篚玄𫄸𫄸玑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于汉，逾于雒，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雒、、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菏泽，被明都（今文作孟诸）。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𫄨、珝，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于雒，达于河。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歧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既序。道九山，汧及歧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至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东为济，入于河，雊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东北会于涧、，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云：微子“乃问于太师、少师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于上。纣沈湎于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窃奸轨，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仇。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今女无故告予，颠跻，如之何其？’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菑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祗之祀。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又云：“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鲧堙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鳏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王极之傅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沈渐刚克，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皞。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强，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庶征，曰雨，曰旸，曰奥，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庑。一极备，凶。一极亡，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旸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旸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眚维岁，卿士维月，师尹维日。岁月日时毋易，百谷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鲁周公世家》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龠，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金縢匮中，诚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又云：‘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又云：“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按：人在而遽称以谥，《史记》此类甚多。左氏仅一处，“陈桓公方有宠于王”是也。两称“成王”皆系见在，为迁所增窜，不问可知。以开《金縢》书，为周公卒后，亦是妄说，非出古文。何以明之？郑康成受古文者，果尔，何以笺《毛诗》云：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归乎？先儒以“秋大熟”为即上文居东二年之秋，情事最得。余故曰，读迁书者择焉可也。

又按：高宗享国百年，亦见《汉书·五行志》及刘向、杜钦两传，盖用今文书也。成王葬周公而雷风著灾，亦见《梅福传》，颜师古《注》谓出《尚书大传》。乃知迁书又杂用今文说，余故曰非出古文。

又按：汉《地理志》，班固于县名下自注：某山，古文以为某；某泽，古文以为某，凡十条。古文者，《尚书》古文《禹贡》之辞。今取以对安国《书》并合。虽“汧”作“岍”，“敦”作“惇”，“倍”作“陪”，“傅”作“敷”，字画少异，音读却同，不足据以为辩，仍附其说于此。

又按：闽陈第季立有《尚书评》一篇。谓太史公述《尚书》失《尚书》之意处曰：《尚书》之文简短而深闳，明雅而窔奥。玩之愈渊，行之愈切。测之不可以为象，卒然而置于前，则令人惊怪，不知何从而得之也。诚宇宙间至文哉。故自汉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为绝匠，何者？以奇胜也。故当世人物一经序传，班固兢兢录之，稍改句字一二。适以显其益奇。故后世论史或病其取与之谬，或讥其稽考之疏，此诚有之。然至于文章之奇妙，未有不叹赏而拱手推服之也。观其于《左》、《国》、《国策》《世本》、《楚汉春秋》诸书，剪缀而运量之，扬榷而变化之，纵其所至若波涛万里，而不知其所归。孰为太史公，孰为非太史公，若淄渑混合，但见其沦涟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盖得其意，放其词，伸缩自在，行止由己想，其致思运笔之趣，若飘飘乎天马腾空，不自知其奇矣。乃临当《尚书》之文，旬然而目眩，怵然而手拙，故于尧、舜、禹、汤、武皆兢兢。《典》《谟》《誓》《诰》录焉，即有句字之改，亦犹班固之于太史公也。盖其意不足以包贯之，词欲踊跃而驰骋，可乎？《高宗肜日》曰：“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今曰：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其义不可通也。不宁惟是，《金縢》一书破断为二，前序册祝之意以及鸱鸮之贻；末言周公卒后，暴风雷雨，王开金縢见书曰：“朕小子其迎夫。”既卒矣，又何迎乎？此不无少舛也。不宁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晋文侯仇作也，今以为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词。盖见《左传》“彤弓矢、玈弓矢，鬯一卣之赐”同，未及察其词之异也。凡若此类，皆如泾渭之合，清浊判然。欲新奇而弗得矣。其惟《孟子》乎？《孟子》述尧、舜、汤、武不一而足，犹然孟轲氏之文，人不得而窥其间也，意得也。某尝谓《孟子》之文在太史公之上。

○第二十五

其不同于古文，其不特如前所列而已也。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慎子冲上书安帝云：臣父本从贾逵受古学，考之于逵，作《说文》。是《说文》所引《书》正东汉时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余尝取之以相校，除字异而音同者不录，录其俱异者于左。引《虞书》“方鸠僝功”，“方鸠”为“旁救”，一为“旁逑孱功”。“窜三苗”为“𫛛三苗”。“朋淫于家”，“朋”为“堋”。“予乘四载”下有“水行乘舟，陆行乘车，山行乘樏，泽行乘鋋”四句。“教胄子”为“育子”。“帝乃殂落”，“帝为放勋。”《夏书》“浮于淮泗，达于河”，“河”为“菏”。“东出于陶邱北”为“东至于陶邱”。“惟箘{辂}楛”为“枯”。《商书》“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营”为“敻”，无“诸野”二字。下“诸”字亦为之。“祖伊反”为“祖甲返”。《周书》“在后之侗”为“在夏后之𫍣”。“其丕能𫍯于小民”，“丕能”为“不能”。“唯其涂丹雘”，“涂”为“龠”。“其在受德祼”为“在受德忞”。“罔不憝”上有“凡民”二字。“一人冕执锐”为“执鈗”。至于“属妇”为“刍妇”。“尽执拘以归于周”为“尽执柯爰始淫为”。“劓刵椓”为“刖劓<蜀攴>黥”。“敷重棨席”，“敷”为“布”。“民罔不膋伤心”，“罔”为“妄”。“峙乃糗粮”为“糇灊用劢”。“相我国家”为“邦家”。

按：《说文》所引《书》重在字。多约其成文。如重“涂”字则约“予创若时娶于涂山”为“予娶涂山”。重“”字则约“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为“我有于西”。非真有是句，他可类推。

又按：《孟子》引今文《书》六条，三见于《说文》，字句并合。“罔不憝”同，“有凡民帝乃殂落”同，“为放勋唯杀三苗”作“𫛛三苗”。然唯“𫛛”字方讹为“杀”。若窜，则相远矣。此许氏本之号近古者。

又按：“堋淫于家”今本作“朋”。安国《传》：朋，群也。颖达《疏》言，群聚妻妾，恣意淫之，无男女之别。余谓丹朱之恶，尚未至此。盖古文本“堋”。《说文》云，堋，丧葬下土也。此如楚王戊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诏削其支郡之事。亦与上文“罔水行舟”一例于义为长。“浮于淮泗，达于渮”，今本作“河”，二孔无传疏，止陆德明引《说文》作“渮”，又未明其是。余考之，“渮”是也。盖渮者，泽名，为济水所经，又东至于渮者，是在豫之东北，即徐之西北，舟则自淮而泗，自泗而渮，然后由渮入济，以达于河，此徐之贡道也。或曰：曷不详言之？余曰：以上文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次青州，便浮于汶，达于济。不复言“达于河”矣。又次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渮”，亦不复言“达于济”矣。至扬州则“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且不复言“达于渮”。不复言者，蒙上文也。一层脱卸一层。虽由当日水道之自然而其叙法从变，字法从简，真属圣经之笔。蔡氏徒执今本为河求其说，而不得见《说文》有“灉水入泗”之文，遂意由灉可以达河，不知考之《水经》“阴沟出蒗荡渠东南，至下邳入淮”。阴沟即灉水。入淮不入泗，果尔，当日止云“浮于淮”，曷为复继以泗邪？又见《说文》有“泗受灉水”之文，遂谓由涕亦可达河，果尔，古文达于菏之说，益合矣。总之，直言达于河，不识其何途之从，惟言达于菏，而水道历历然在人目前矣。此一字之长，有助于国史不小，其亦昔人谓观书贵博证，尤贵得古善本以为之证者与？

又按：《水经》“泗水南过方与县东，菏水从西来注之”，菏与泗合在此。方与在今鱼台县北。前编亦从。《说文》本菏，但谓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入淮，泗通菏，去发源处。据《水经》已得泗水经过地之半，岂得谓之上？仁山于水道多不详。颖达谓：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当浮汶入济，以达于河。古汶、泗不相连，何由而达？亦误。又谓：汉末有公孙度窃据辽东，自号青州刺史。越海收东莱诸郡，是尧青州越海而有辽东。余按《三国志》，度为辽东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无青州刺史之号。所收仅诸县，非诸郡。只越海有辽东一语是耳。因思尧末青州分越海东北之地，辽东置营州。汉末辽东即收越海西南之地，东莱置营州。亦足见两州本一州云。

又按：“一人冕执鈗”，今本作“锐”。安国《传》，锐，矛属。颖达《疏》未知何所据。余谓锐字，《说文》止云芒也。无兵器解意。安国亦臆言之。蔡《传》知其不安，亦从《说文》本“鈗”。鈗，侍臣所执兵，从金，允声。《周书》曰：“一人冕执鈗”，读若允。因思《左传》成二年“锐司徒免乎”？杜注：锐司徒主锐兵者。《汉书·高帝纪》：“朕亲被坚执锐。”颜《注》：被坚谓甲胄；执锐谓利兵。锐皆作虚字，无兵器解，亦一证。或曰：锐，矛属。康成盖有是说。余曰：康成亦多臆，宁足信？然则孔之误又实沿于康成。

又按：《古今韵会举要》“菏”字下亦云：浮于淮、泗，达于河。“河”盖后人传写之误，不知从草。例以《禹贡》上下文，“达于河”为句。改“菏”为“河”，不如从许慎所见古文《尚书》“河”作“菏”为合。不然古淮、泗于河既无可达之理，又焉得指后代所引入者蒙以禹之迹？复引新安王氏“济入河，溢为荥，会于河，注于泗”，则河为菏益明矣之二说，真先得我心。

○第二十六

理学之明肇自周、程，而朱子谓先此诸儒欧阳永叔、刘原父、孙明复亦多有助。盖运数将开义理，渐欲复明于世也。此说是也。《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诗·大雅》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为受命之说，如是而已。无称王改元事也。自《周书》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高阝”，而改元之说兴；自太史公书以《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称王之说兴。由汉迄唐，容有辩其不称王，未有辩其不改元者。欧阳永叔《泰誓论》出，而文王之冤始白。《礼记·中庸》称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乐记》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无所为观兵。更举之事自伪《泰誓》三篇兴，以观兵为上篇，伐纣为中下二篇，以合于《书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别，太史公书悉详载之。由汉迄宋初，未有敢辩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则谓武王无观兵，而武王之冤始白。是即张子所谓此事间不容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试平心易气，取晚出《武成》篇读之：“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非即受命改元之妄说乎？《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非即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之说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祗惧”，“以尔有众底天之罚”，非即归居二年，闻纣虐滋甚，更遍告诸侯，东伐纣之说乎？凡此《书》出于魏晋之间群言淆乱之日，皆历有明征，而世之儒者，必欲曲为文解。以九年为自专征，始观政为非观兵，若以此晚出诸篇为大有异于伪《泰誓》者。呜呼，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按：朱子又谓，欧公《泰誓论》历破史迁之说，亦未见得史迁全非，欧公全是。盖《武成》有“惟九年，大统未集”，以文王享国五十年推之，九年当从何数起？且如武王初伐纣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此岂史臣于未即位前便书为王邪？到这里总难理会。不若只两存之。余谓朱子犹未确信梅氏《书》为伪撰，若果信为伪撰，则此等难理会处俱可不攻自破。西伯不称王说已彰著，武王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则从未经拈出。盖《墨子兼爱》中篇云：“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义，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后，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祷神之辞，非伐纣时事也。伪作《武成》者移为伐纣时事，自难理会。《论语》载虽有周亲四语于大赉后，谨权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类。伪作《泰誓》者又割入中篇中，更间隔以真《泰誓》，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为文章者矣。

又按：西伯受命称王，亦不始《史记》。伏生《尚书·殷传》已有之。其远则自《文王世子》篇来。武王对文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郑氏注言君王则既受命之后，不尔，何以呼王？余谓梦龄事之虚妄，先儒具有明辩，独怪孔颖达疏《尚书》见孔《传》无称王字，遂力以文王称王为无。疏《毛诗》见郑《笺》有称王说，遂力傅会称王当在六年伐崇后。以至疏《礼记》亦然。真所谓从孔则废郑，从郑则废孔。唐人义疏之学之拘如此。

又按：《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左氏宣三年《传》“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观政观兵皆咄咄逼周，同一无君举动，以儗武王非其伦矣。

又按：《国语》“先王耀德不观兵”，韦昭《注》：观，示也。据此当读为贯，非观视之观。下文又有“且观之兵”，义益见。然《史记》“东观兵至于盟津”，《左传》僖四年“观兵于东夷”，宣十二年“观兵以威诸侯”，皆读如字，亦可。惟蔡氏《集传》于《西伯戡黎》篇目下云：《史记》尝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之曰：西伯曷为而来？此观兵二字用得不妥。且《史记》并无其事。出《吕氏春秋》耳。《吕氏》原文是“殷使胶鬲候周师”，候周师自胜观兵。古人书籍岂容妄更之乎？

又按：《孟子集注》引张子语，下继曰：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分明不信。殷周两《本纪》《齐太公世家》还师复归之事既不信，胡得又袭用其上文不期会盟津云云？余曰：《史记·刘敬传》：“说高帝曰：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朱子正本此，岂若蔡《传》之荒略乎？

○第二十七

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此至言也。《战国策》楼缓述公甫文伯母之言，以为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妇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妇。真可令人绝倒。故愚尝以“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等语出于臣工之相告，诚则为爱君。出于君之告臣，则为导谀。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今辟如成王为之乎？盖成王之冤于是且千馀年矣，今亦未敢定着此语出何人。但此语之所自来，则孔子引入《礼·坊记》者也。试取今《坊记》读之，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唯良显哉。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唯予小子无良。”以取证《大誓》为人子之言，则取证《君陈》亦必为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纣，非汝武，唯朕无罪”，可乎？不可也。伪作《君陈》篇者止见《书序》有“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遂通篇俱作成王语，安知当日不更夹以臣语，如《顾命》篇体例耶？呜呼，自斯言一启，君以正谏为要，名臣以归美为盛节。而李斯分过之忠，孔光削槁之敬，遂为后世事君之极。则虽有贤者，亦阴驱潜，率以为容悦之徒而不自知矣。甚且臣以谏诤事付史官，君怒之，薄其恩礼，晚年渐不复闻天下失，得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谁谓此书固粹然正哉？韩昌黎著《诤臣论》以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为大臣宰相者之事，非谏官之所宜行。夫谏官犹不可，而谓君顾可以此为命乎？成王免丧，朝于庙，述群臣进戒之辞而作敬之诗，又延访群臣而作《小毖》诗，其孜孜求言若此，曾几何时而变为《君陈》此语邪？果尔则谓成王之失言也亦宜。

按：二十五篇《书》以此人之语入彼人口中，而不顾所处之地、所值之时，有不侔者，不特《君陈》篇而已也。孟子称舜舍己从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称尧。当尧之时，引《书》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属尧。又入舜口中，以属舜文王世子。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今入“元良”二语于伊尹口中，以训长君。《孟子》：“《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向疑为初征自葛情事，仅可仲虺用之，以释汤惭。今重出于伊尹口中，以训太甲，迂远不切，殊属无聊。填写《汤誓》曰“今朕必往”，此自汤初兴师告谕亳众之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时武王师已次河朔，群后毕会，何必为此言？不几眯目而道黑白者邪？余故连类及之以俟观者思焉。

又按：余辩《君陈》时，尚未见京山郝氏《尚书解》。后见之喜。余固与郝氏不谋而合者，故亦不忍削去。

又按：姚际恒立方论《咸有一德》与上《君陈》论仿佛。盖一以人，一以朝，并录于此。曰：详篇义，疑史臣所纪。当是尹与汤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为歌为文耳。诸经传记于伊尹，并无告归致仕之事。作伪者见《书序》茫无可据，遂凿空撰出伊尹复政一节，以取配合周公复政之意。将《咸有一德》篇本属尹在汤朝，赞襄于汤者，移入在太甲朝，陈戒于太甲。夫赞襄于汤而曰《咸有一德》，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庆明良交泰之休，于义可也。若陈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则为矜功伐善，非人臣对君之言矣。且事其孙而追述与其祖为一德，得无鞅鞅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晓者，司马贞反据此以史迁记于成汤朝，为颠倒失序。某尝谓其讹一经而讹及他经，至此又知讹及诸史、传、志者，更不少可慨也。

○第二十八

阙

○第二十九

阙

○第三十

阙

○第三十一

二十五篇之《书》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其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

按：《荀子》引今文、古文《书》者十六，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作“《传》曰”。“《传》”疑“《书》”字之讹。然《孟子》于《传》，有之亦指《书》言也。

又按：《仲虺之诰》在《荀子》作《中岿之言》，《左传》作《仲虺之志》，《史记·殷本纪》作《中𬴂》。小司马注：𬴂音垒，盖虺有二音。

或难余曰：虞廷十六字为万世心学之祖，子之辞而辟之者，不过以荀卿书所引偶易为《道经》，而遂概不之信。吾见其且得罪于圣经而莫可逭也。余曰：唯唯否否。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传心之要，尽于此矣”，岂待虞廷演为十六字而后谓之无遗蕴与？且余之不信而加辟之者，亦自有说。读两《汉书》见诸儒传经之嫡派既如此矣，读注疏见古文卷篇名目之次第又如此矣，然后持此以相二十五篇。其字句之脱误，愈攻愈有；捃拾之繁博，愈证愈见。是以大放厥辞，昌明其伪。不然，徒以《道经》二字而辄轻议历圣相传之道统，则一病狂之人而已矣。岂直得罪焉已哉。且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荀子·君子篇》语也。十六字以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语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或曰：荀卿之造语，却若是其精乎？余曰：语之尤精者，荀子固自言为《道经》矣。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荀子纵不得儒之醇，将不得为述者乎哉？嗟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语不知创自何人，而见之《道经》述之。《荀子》至魏晋间窜入《大禹谟》中，亦几沈埋者七八百年。有宋程、朱辈出，始取而推明演绎，日以加详，殆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确也。噫，抑孰料其乃为伪也乎？或曰：朱子于古文尝窃疑之，独至《大禹谟》及十六字则阐发之不遗力。子与其疑也，宁信。余曰：荀子固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伪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经也。不然，《大学》一篇于记者千馀年，而经两程子出，始尊信表章，迄今翕然无异议。余岂独私有憾于二十五篇者，而党同伐异，哓哓然不置若此哉？

又按：老子书五千言，名《道德经》，则知此引《道经》必古来原有是书，而非荀子所改题者。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从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撰述颇伙，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与余向辩《君陈》事相类。

○第三十二

“人心”、“道心”本出《荀子》，以窜入《大禹谟》，遂尊为经，久而忘其所自来矣。窃以古今若此类者颇多，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引《黄帝书》也。今见《老子》上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战国策》引《周书》也，亦见《老子》上篇，今孰不以为此老子语与？“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淮南子·主术训》，而诸葛武侯引以戒其子，今遂为武侯语。“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亦出《淮南子·主术训》，而孙思邈引之，而程子称之，今遂为孙思邈语。不独此也，《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云云，河间献王作《乐记》采之，今且为经。是即以子为经之证也。《荀子》有《礼论篇》，今自“三年之丧，何也”？至“古今之所，一也”一段，载入《礼记》，名曰《三年问》。是又即以《荀子》为经之证也。而必以“人心”、“道心”为无本焉，亦过矣。

按：朱子云：以《曾子问》言礼证之，则老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见五千言。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谷神不死”章即《黄帝书》。又云：老子，柱下史，故见《周书》。《周书》多权谋，欲取姑与之类是也。余因此忽悟“人生而静”，安知非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而记礼者亦传之，非必有取于老也。何以故？有以《礼记》是汉儒说，非出孔门之徒者。朱子述许顺之之言曰：恐不然，汉儒之纯者，莫过董仲舒。董仲舒文之纯者，莫过《三策》。如《乐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等语，董仲舒何曾道得来？盖必古来流传得这种文字。如此卓哉见也。因又笑近代杨慎，辈苦欲贬剥，考亭谓其诗传序首用“人生而静”为不知出于老子也者。若知出老子，肯以异端语而用之乎？不知朱子博极群书，洞如观火，岂不记及文子盖未尝以《礼记》为有取老子而袭用之也。

又按：《艺文志》，《乐记》二十三篇，刘向校书得之。《王禹记》二十四篇，方属献王所作，而禹献之。二书各不同。今之《乐记》乃二十三篇之十一篇合为一篇。篇名有《乐本》《乐论》之类，见《别录》及孔颖达《疏》。刘献以为公孙尼子作者。是则上云河间献土所作，大误。特正于此。

又按：今之《乐记》，程子称其最近道。朱子谓非圣人之书，战国贤士为之说，亦是。独胡致堂谓是子贡作，则非。此书载魏文侯子夏问答，文侯受子夏经艺为二十五年事，见《魏世家》。是年，子夏已一百有八岁，可为高寿。子贡若存，当又一百二十一岁，况更不止。此数事与理所无，儒者之不核实如是。

或问余：人之论议先后容有互异，子书尚未成，何不举前说之误者而悉削之，而必以示后人乎？余曰：此以著学问之无穷而人之不可以自是也。近见世之君子矜其长而覆其短，一闻有商略者，辄同仇敌。余用是数困于世。昔王荆公注《周礼》，赞牛耳云：取其顺听。有人引一牛来，与荆公辩牛之听不以耳盖以鼻，荆公遂易前《注》。以荆公之执拗文过，古人中无两，犹不能不屈服于引牛者之言，吾不知世之君子，自视于荆公何如也。

又按：有明知为纬书而群以为圣人之言者，“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也。此出《孝经钩命诀》，缘何休注《公羊》载入《序》中，迄今无异议，亦以理近是尔。

又按：《春秋》者，鲁史记之名。自宜称入圣人口中。若《孝经》，乃门弟子所为书，所命名岂容自称善乎？《史通》有云，此之不实，昭然可见。

又按：德清胡渭生朏明告予：子以“行在《孝经》”为不应出夫子口中，似矣。窃考《公羊传疏》载此原文云，“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未尝以二句为孔子自云，盖何休《序》引而失之。其失与晚出古文《书》将《礼记》引《君陈》曰入成王口中，将《左传》引《夏书》曰“连德乃降”入大禹口中，正相类。视彼造纬书者，又下一等矣。凡著书引古，须直溯其昆仑源，不可从半路中钞袭。倘钞袭，鲜有不误。子宜慎之。斯言也，殆吾之诤友哉。

又按：余尝有一疑义，谨标出以俟后之君子者。《大学》一书，程子谓孔氏之遗书。朱子谓正经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经、有传，洵是。独谓传文成于曾氏门人之手，则未敢以为决然也。何也？朱子意不过见《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于师方称子，如《论语》之于有子、曾子，实然者。不知《礼记》四十九篇称曾子者一百，一为曾申，馀俱曾参，析而数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杂记》二篇，曾子五；《曾子问》，曾子四十；《祭义》，曾子八。可见曾子为记礼者之通称，不必弟子谓其师。若又以《大学》止一引“曾子曰”，与他屡引者不同。试问《礼器》亦只一引“曾子曰‘《周礼》其犹醵与？’”《内则》亦只一引“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云云。岂此二篇亦曾氏门人作乎？不惟此也，《孟子》七篇，轲所自著。圣门高第若颜渊，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纯称曾子者二十二，益验其为通称。或曰：朱子以《大学》之言多与《中庸》《孟子》者合，故明其一脉相传。不知先儒曾言《大学》一书，六经之名例也；《中庸》一书，六经之渊源也。既谓之名例，推诸群书，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礼记》汉儒书，然则《大学》竟成于汉儒之手乎？余曰：否。《尔雅》始自周公，《释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尔雅·释训》篇载及“如切如磋，道学也”十二句。班固谓《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则知《大学》出于七十子之后，叔孙通、梁文以前必矣。若必以为曾子门人记者，吾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