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阎若璩百诗撰

平阴朱续晫近堂梓

○第四十九

史家有追书之辞，每以后之官名制度叙前代事。读者要以意会，不必以为核。其类甚多，今姑举一事。如郡守更为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书于景帝前辄曰“太守”，岂当日之实称乎？抑偶误尔。窃谓伶州鸠与景王论武王曰：王以黄锺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斯时，武王仅有三军，六师未备，观《牧誓》可见。州鸠盖以其终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称之。亦追书者之常。若当武王时，叙武王所统军而曰：“王乃大巡六师。”则大不可矣。序《书》者远出删《书》者之后，故流传说，颇讹见。《召诰》有“太保”字，及《顾命》《康王之诰》皆然。遂以“太保”为召公之官。曰：“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时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终之官言之，初不计其时，亦追书者之常。若当武王时叙召公所居官而曰“大保”，乃作《旅獒》，则大不可矣。凡伪书之以追书为实称，其误如此。

按：伶州鸠又曰：“以大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即《金縢》所云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迹”等语。似当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为先王，何则？果尔，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馀是以信《国语》，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守”字在《史记》固多追书。若《战国策》韩阳曰：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岂亦追书乎？馀曰：昔人已疑到此，著有明辩。盖校写《国策》者，不通古今，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时刻《日知录》者，遽谓战国真有太守称，亦不善于论世矣。

又按：左氏亦间以其人所终之官言之，不知其时尚未者。昭元年四月子产称公孙黑子谷曰上大夫。《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郑有六卿，时乃罕氏、虎国氏、侨丰氏、段印氏、段游氏、吉驷氏，带为之。安得复有一卿以位黑？黑得为卿者，盖后六月丁巳强与于六卿之盟，子产弗讨，遂以为卿。以至明年秋被杀，亦书于经。当子产数子南之时固未也。然则子谷宜何官？曰：子产称子谷贵于嬖大夫，子南则亚大夫可知也。或“上”字为“亚”字之讹，然此等误称，左氏煞少，亦千虑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是春秋时列国别有上大夫，未遂为卿。与《周礼》《王制》不合。又因悟《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是本《周礼》，“次国之上卿”一段则用左氏。独不思《周礼》属国之初制，变至春秋已大不侔，而会顀成一书者，何哉？

又按：《左传》桓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五年有上卿、上大夫。益验上大夫与卿各别。参以文六年亚卿，昭四年介卿，哀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谓中卿是也。则卿信有三。又参以僖四年中大夫，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亚大夫，哀二年下大夫，盖亚大夫即中大夫，嬖大夫即下大天也。则大夫等亦有三。然则前所云上大夫即卿者，不可削去乎？曰：亦未可尽主一说也。庄十四年郑厉公谓原繁曰，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注》曰上大夫，卿也。意是时郑官制犹未变，不然此乃史家之文，非当日之实称。请更证以一事，觐《礼》，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小邦则曰叔父。晋非小国也。且勿论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称为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传》于平公定公反改称伯父？当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实然，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画一处，亦未必尽得当时之真云。

又按：《史记》《周书》并称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保，保其身体。始见贾谊《新书》。至《顾命》篇犹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于六卿中何官。或曰：《诗集传》明云韩初封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城。馀曰：韩侯是武王子，计其封当在成王之世，聃季为司空。卫康叔封聃季授土，见定四年《传》。岂召公为之哉？疑臆说。或曰：朱子本王肃。馀曰：肃《注》，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云召公为司空，主缮治。此盖指宣王时召穆公虎，非召康公奭也。又错认。且朱子以筑城为必属司空乎？仲山甫城齐何以时为冢宰？朱子以司空为必主缮治乎？又何以平定淮夷，命召穆公虎？盖古者人虽有专官，官虽有定职，至国有大事，则推贤而往。人不以为忌，已亦不以为嫌。往而辄能成功，还报天子。后世几此意者鲜矣。

○第五十

传注家有错解之辞，要久而后错始见，论始定。亦朱子所谓后出者巧尔。《无逸》篇“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孔《传》曰：汤孙，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传》出而论始定。尤快在据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后次第而枚举之辞也。则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则“不义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为高宗祭成汤，蔡《传》则谓其祭祢庙。蔡《传》近是矣。然终至金氏前编出，而论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史迁系于祖庚之纪内，则是祖已为祖庚作。凡书之训告其君，多系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诰》、曰《伊训》。无系之君者。而此二书皆训体，乃系之君，既非义例矣。凡书之本序多称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庙号称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则似果若追书之云者。绎之于庙门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亲也。夫君既不亲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庙号，称之曰典祀无丰于昵。详味其辞，安知非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有雊雉之异乎？则二书祖己以训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训祖庚，则典祀无丰于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于蔡、金两氏之前，错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说命》中曰：“黩于祭祀，时谓弗钦。”若与彼二篇为实相表里者，抑岂料其错解也哉？凡晚出书之以错解为实事，其误如此。

按：《无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经世书》证之，或十年者，则太戊后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则太戊后阳甲七年，武丁后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则祖甲后廪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历历皆合。且与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则安得谓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传》谓殷家祖其功，故称祖。不知太甲在《史记》有宗称，无祖称。至南轩，予不识其为何人，当论定之后而犹以两孔氏为确论，傎已甚矣。

又按：孔《传》之误，因于王肃；王肃之误，因于《史记》；《史记》之误，又因于《国语》。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贤，复降而同帝甲淫乱，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错解为实事，复得二条。一，此书专主王肃之学，肃错解中月而禫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辄即吉，故撰于《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归。一，《金縢》“我之弗辟”，马、郑皆读辟为避。周公居东二年，谓避居东都，至王肃始错解为东征。孔《传》因之。则上文解辟为法，亦用王肃说可知。故撰于《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至辟管叔于商。嗟乎，此古今二大关键也。服阕于二十五月，于是两晋诸帝俱短丧而陷于不孝矣。周公身诛管蔡，于是唐太宗临湖之变，推刃同气而莫之恤。周公可以借口矣。王克有言，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夫苟至于惑贤圣，则其流毒正无穷无极，安得不使有识者昌言以辩哉？

○第五十一

赵氏称孟子尤长《诗》《书》。其于《书》之辞必熟习，必不以古人口中语认为叙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语妄续之于后，与或妄增之于前，自乱其引古之例，断断然已。奈何晚出《书》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书曰“天降下民一节”自“武王耻之”上皆《书》辞，盖史臣所作，故孟子从而释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犹上文引《诗》毕，然后从而释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伪作者欲窜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语，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为“予曷敢有越厥志”。试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为臣”一段，亦史臣作。“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则更臣述士女之辞，伪作者亦欲窜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为“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试思今文《书·大诰》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胜国一曰大国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岂有武王当初得天下日，遍告群后，而乃侈然自尊为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书》之以叙事为议论，其误如此。

按：《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一节，《书》辞、《孟子》语颇相杂。伪作者以天下信之，与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互异，故不援入《书》。以“东面而征西夷怨”至“奚为后我”凡三见，断为《书》辞入《书》。“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语，盖以别于《书》曰“徯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处，但味“汤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对成汤，自不得斥其号。于是伪作者辄变其辞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闪缩处乎？

又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诰》缩其辞为“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予尝谓鹤胫不得不长，凫胫不得不短，此文章家法也。司马公约诸史之文而成《通鉴》，已属从简。作《纲目》者不知务于字句间蹙损，往往致有文理不通，足资嗢噱处。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轻诋与？馀曰此原不尽出朱子，多其门人为之。若真出朱子手，其大书必一依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马氏原文耳。

又按：余尝谓圣人之言述于贤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圣人之确，何况伪作古文《书》者？殆无怪其然。或请征其义，馀曰：《论语》“杞不足征，宋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而孔子录《诗》，时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征”之切证乎？众言淆乱，折诸圣，未闻折诸贤。或曰：《论语》盖孔子一时之言，《中庸》又一时言之，故不同。观并提三代与仅论二代者亦不同。馀曰：年有蚤暮，识有浅深，论因有定否。此岂所论于圣人乎？“杞用夷礼”见鲁僖公时，出《左传》。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戴公当周宣王时。出《毛诗序》。盖惟礼乐废坏，方就周大师校之，得《颂》之全本。旋复遭放失。孔子习《诗》不及半矣。尚得谓载《论语》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此。载《中庸》者则其初年，宋犹有文献存焉者耶？观《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礼”，分明是子思增损隐括《论语》之文，此则改《论语》而失其意，故不确。知我罪我，一听世之君子，予则信孔子过笃者耳。

又按：自《书》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后师旷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后又荀卿释之，辞愈显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然皆一脉相传，足征《孟子》所引之确。今《泰誓》上改“降”为“佑”，意觉索然。吾直不省作伪者是何心？或曰：“有宋存焉”，盖言其仅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征意，特比杞差胜耳。馀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无所存者乎？大抵当时列国文献惟鲁为最备，故曰：“吾舍鲁何适矣。”二国自俱不足征。或曰：二国俱不足征，孔子于何处考订而能言之？双峰饶氏有云：圣人生，知得其一二，则可以识其馀，亦信然乎？馀曰：此最无稽之说也。闻一知十，自就义理言。若世远言湮，典文残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说矣。孔子尝问礼于老聃。《曾子问》一则曰：“吾闻诸老聃”，再则曰：“吾闻诸老聃。”其所述夏后氏之礼、殷人之礼，必备讲学于老聃。而不仅如今之寥寥者。然则孔子亦何俟杞宋存焉，而后能言其先王之制与？

○第五十二

吾尝疑《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辞，非武王有语。盖纣之恶甚于桀，而武王除残之功亦遂高于汤。史臣正纪其实处，曰“于汤有光”，非夸也。伪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语，一例窜入之于口中。试思《礼记》引《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谦谦于父之前，而于商先王便侈然自多其功，圣人气象岂至于此。吾故疑焉。今读《管子》又得一条，《法禁篇》引《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辞，亦被窜入于其口。试思“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馀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苌弘引《大誓》语也。《论语》引之即作“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其相同如此。何至《管子》引《泰誓》，辞出史臣。晚出《书》却撰作武王自语，抵捂至此，后世必有能辨之者。

按：张霸百两篇，史称其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窃以晚出《书》亦然。其二十五篇无一语与《书序》相违。左氏引逸《书》复捃拾殆尽，然亦有不必捃拾而捃拾之露破绽出者。昭二十四年苌弘引《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义”分明系苌弘自语，不然有不冠以《大誓》乎？即另出一篇亦应先作“《大誓》曰”，“同德度义”次作。又曰“纣有亿兆夷人”，方协左氏引《书》之例。更可笑蔡《传》寡陋，以“同德度义”为古者兵志之词，世竟有不读左氏《传》者。

又按：《管子》引《泰誓》古文书，缩其辞为“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减却无限风致。自拟为古，祗增其拙。予尝以四子书有从《毛诗》出者。如《小旻》之诗“不敢暴虎，不敢冯河”，《论语》曰：“暴虎冯河。”《荡》之诗“曾是掊克，曾是在位”，《孟子》曰：“掊克在位。”《桑柔》之诗，予岂不知而作。孔子则变之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翙宫》之诗“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子思则变之曰：“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角弓》之诗“绰绰有裕”，《孟子》则变之曰：“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一经点用，或繁或简，无不从火中熔铸而成，无补缀之迹，岂若古文之多可嗤笑与？

○第五十三

二十八篇之《书》有单书月以纪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单书日以纪事，《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书，故读者可以互见，不必复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纪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读去竟觉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载。考《召诰》篇先书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顾命》篇先书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止书日而必于后结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详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师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复继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见冠以二月，岂今文书法耶？或曰：《洛诰》亦尝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皆止有日。馀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辞，指此日有此事云尔。岂若史家记事，垂远必系日于月，有一定之体耶。

按：《国语》伶州鸠对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癸亥”上加“二月”，其叙事之密如此。又按《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数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盖连望日而数，非离本日，此今文书法也。孔安国不达兹例，谓望为十五日，果尔何得曰“越六日”？此与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误同。益验古文与《传》出一手。

又按：馀向谓孔《传》多同王肃《注》，乃孔窃王。非真汉武时之孔氏预与三国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丧二十六月即吉”验之。今又得一事，是《尧典》“禋于六宗”，说六宗者，人人各异义。至魏明帝诏令王肃议六宗，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对，肃以前未闻也。今安国《传》正同，孔窃王，又一证矣。

又按：三年之丧谓祥禫间月者，郑学之徒；祥禫共月者，王学之徒。王学所以可废者，以前无所本，特王氏凿空耳。郑学则远有师承。刘熙《释名》曰：“间月而禫”，《白虎通德论》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丧服变除礼》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历，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年冬僖之丧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齐纳币，公羊讥其丧娶，则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遥与郑氏合可知也。若王肃者议礼必反郑氏，以《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为据。夫所谓“是月禫”者，所以发下文而不系于上也。《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而文无所系。孰谓“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应曰月中而禫，不可谓之中月也。自王氏误标兹义，宗之者尤盛于魏晋间。若孔《传》者，殆亦魏晋间王学之徒也哉。

又按：《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则承上文，又与《檀弓》别。若谓中月为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赘乎？益验王氏说非是。

○第五十四

朱子有古史例不书时之说。以二十八篇《书》考之，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书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时。《洪范》“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书十三祀、二年，皆不继以时。确哉，朱子见也。唐孔氏谓《春秋》主书动事，编次为文，于法日、月、时、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阙耳。《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无月，史意不为编次，故不具也。更以逸《书》考之，《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书年、书月、书日，并书朔、朏，绝不系以时。不益见朱子确耶？大抵史各有体，文各有例。《书》不可以为《春秋》，犹《春秋》不可以为《书》。今晚出《泰誓》上开卷大书曰：“惟十有三年春”，岂古史例耶？予故备论之，以伸朱子，以待后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择之书》，使之求汲冢《竹书纪年》。此书今不传，传者赝本。杜元凯称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疑亦书时。及考《魏世家》裴泬引《纪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见“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虽似《春秋》，终有不尽司处。马迁踵《秦记》成《秦本纪》，颇书时，然多略，不似《汉书》于秦二世元年书“秋七月”，汉元年书“冬十月”，尽从而整核其体。疑后代史册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按：《春秋》书时，胡安国《传》谓为夏时。先儒已历历辨析，尤莫善于鄱阳吴仲迂之言曰：若从胡氏，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矣。其破的如此。胡《传》既非，则蔡《传》以《泰誓》春为非建子之月，又不足攻矣。

又按：朱子又疑《竹书纪年》纯用夏正，似胡氏之说亦有据，非也。《纪年》为魏史记，魏出于晋，当时列国惟晋擅用夏正。以左氏验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绛县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皆谓夏正。杜氏亦经注出，但未补明一句曰：于时晋独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前，见《竹书》在后故也。忆己未留京师，富平李因笃天生告予曰：晋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许之用也，观定四年启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见。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与正通，然则于伯禽康叔曰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鲁、卫乃又建壬乎？何周初自乱其正朔也。天生为语塞。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竹书纪年》文意简质，虽颇似《春秋》经，然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所作，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杜氏《后序》则谓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不亦过乎。予曰：《竹书》今不传，然散见《史记》中。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当时之事乎？与《春秋》曷异乎？杜所见盖全书，今所讥乃杜举之数条，窃恐考有未详，而立论太果，杜正未肯受过耳。

○第五十五

馀向谓作伪书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信人之听闻，然苟精心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绽处。不独《墨子》所引三语也，今且见《汉书》矣。《汉·刑法志》引《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魏晋间作《书》者，似以此为逸《书》之文，于《泰誓》中篇微易其文窜入之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不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颜《注》，今文《泰誓》，《周书》也。盖伪《泰誓》唐代尚存，故师古得以知之。今将以伪《泰誓》为足信乎？不应为晚出书遂废，以伪《泰誓》不足信乎？又不应晚出书复与之同，盖魏晋间此人正以鄙薄伪《泰誓》，不加熟习，故不觉己之所撰厘革之未尽耳。

按：宁都魏禧冰叔著《左氏经世编》，亦有分明现露破绽之论。是襄公三十年，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叔子曰：此“舆人”如今一二无赖秀才出没头帖称两学公约者，名假舆人，却口中便露出造谤人本色。细看他褚衣冠、伍田畴，祇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内耳。又如管蔡流言而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孺子”二字明明露出叔父口语。馀谓叔子祗缘今文《书》有周公称“孺子”者七，遂认孺子之称为真叔父之于兄子也者。不知古人称人多以年，年长则叟之，年幼则孺子之，初不计其爵。亦见古人质处。《礼记》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郑氏《注》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故晋有小子侯。以此礼律成王正当丧之日，其称尤属不易，岂得偏疑自叔父。且周公曰、冲子曰小子与孺子何异？而召公不尝亦称冲子乎，岂叔父乎？《通鉴》，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孙婴年二岁者，号曰孺子婴。岂莽亦叔父乎？凡著一书，必明于古人名物训故，而后可以号通识。今叔子经解若此，岂得谓其地素通古学哉？

又按：伪《泰誓》仍有厘革未尽者，曰“自绝于天”，见《史记·周本纪》《汉书·谷永传》《汉纪·孝昭皇帝纪》。曰“以说妇人”，见《汉书·礼乐志》。

又按：《汉书·平当传》，当上书引《书》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视《郊祀志》少末一语，《刑法志》多首一语。虽引法各异，要为伪《泰誓》辞无疑。

又按：伪《泰誓》不独唐师古得知，章怀太子贤于《后汉书·班固传》典引《注》亦知。

○第五十六

又馀向谓文有承讹踵谬，千载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真足令人笑者。不独《大禹谟》之于《左传》，抑且见《五子之歌》之于《尔雅》矣。《尔雅·释诂篇》，郁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郁陶，思君。《礼记》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即繇也。邢昺《疏》皆谓欢悦也。郁陶者，心初悦而未畅之意也。又引《孟子》赵氏《注》云：象见舜，正在床鼓琴，愕然，反辞曰：我郁陶，思君，故来。尔辞也，忸怩而惭，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郑《注》云：陶郁，陶也。据此则象曰：郁陶思君，尔乃喜而思见之辞。故舜亦从而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注脚曰：象喜亦喜。盖统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忧亦忧，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忧之事。大凡凶恶之人伪为忧尚易，伪为喜实难。故象口虽云然，而色则否。赵氏《注》一段颇为传神。伪作古文者一时不察，并窜入《五子之歌》中，曰：“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不特叙议莫辨，而且忧喜错认，此尚可谓之识字也乎？历千载人亦未有援《尔雅》以正之者，抑岂可独罪伪作者乎？噫，馀盖不敢深言矣。

按：《广韵》云：“陶，喜也。”薛君《韩诗章句》云：“陶，畅也。”从不作忧字解。《广韵》云：“郁，气也，又悠思也”，亦不尽作忧郁解。惟魏晋间孔安国《书传》出，始云郁陶，哀思也。然其误亦有自来。王逸注《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曰：“愤念蓄积盈胸”，臆也。不知《九辩》此一章上云“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又云“心闵怜之惨凄兮，愿一见而有明。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皆极忧懑语，若果郁陶为哀思，则应正接，不应用“岂不”二字。惟“郁陶思君”乃喜而思见之辞，故曰“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仍复终穷此骚人说而又说处。王逸亦偶因郁之一字，遂并误解郁陶。至选诗谢灵运“嘤鸣以悦豫，忧居犹郁陶”，谢玄晖“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江文通“解缆候前侣，还望方郁陶”，皆沿王注之误而误。词人之学固无庸多责耳。又按《楚辞》十七卷有曰郁邑、曰郁结、曰郁郁、曰怫郁、曰郁怫、曰纡郁者，皆解忧也。惟郁陶字不可一例解。王逸固善训，亦偶失之。殆亦昔人所谓卿读《尔雅》未熟者与？

又按：谓误解郁陶断自王逸，然太史公《五帝本纪》“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寻其文义，似亦认郁陶为忧，何则？上文明著“不怿”字，又倒其语为“我思舜正郁陶”，宛然辞与色一，岂得以喜也解之乎？宋倪思谓史迁好易经文，务趣平易，体固应尔，然因易而失其意，甚与本事背驰者，不可胜计。于是辑迁史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以行世。诚有以哉。又按《礼记·檀弓》疏云：陶者，郁陶；郁陶者，心初悦而未畅之意也。言人若外竟会心，则怀抱欣悦，但始发俄尔，则郁陶未畅，故云斯陶也。《尔雅》云：郁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怀喜未畅意也。孟子曰：郁陶以思君，又云陶斯咏者，郁陶情转畅，故口歌咏之也。此解陶字尚详及郁陶。然则郁陶之非哀思，益勿问矣。

又按：《孟子集注》云：郁陶，思之甚而气不得伸也。气不得伸可解郁字，若思与陶字何涉？而乃作注脚乎？予尝谓古来相传训诂之学，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

又按：扬雄《方言》十三卷，宋洪景卢疑其依托，而郭璞《注》却真。但《注》自谓据《尔雅》以正《方言》。然亦有忘却《尔雅》处。如“郁陶为喜”，与《方言》所云“郁，悠思也”本别义。璞乃注郁悠犹郁陶也。何与几令人疑非出璞手？

又按：魏博士张揖《广雅》十卷以为补《尔雅》未备，曰：陶，喜也，忧也。从来训义之反复用之者，惟以臭为香，乱为治，扰为安，苦为快，未闻以喜为忧如陶字。此训义窃恐亦因王注而误。大抵魏时已然。如曹子桓《燕歌行》“郁陶思君未敢言”与前首“忧来思君不敢忘”正同一意。则魏晋间孔《传》竟认为哀思，殆无足怪。所怪者《五子之歌》，托三代以上人所撰，不应不识字乃尔。

○第五十七

舜之佐二十有二人，其最焉者九官，又其最焉者五臣，而五臣之中禹为最，稷契次之，皋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定评也。当舜问谁可宅百揆，佥举禹，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则可知也已矣。胡舜欲荐禹于天，禹契谆谆然皋陶是让，而并不复及稷契焉，何哉？或曰稷契乃尧之亲弟，计其年已高，其或不逮，是时也而卒，禹故弗及。不然，禹岂遗贤者哉？然愚考之《春秋内外传》展禽曰：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祭公谋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逮禹之世。即降而迁书亦云：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吾意此二臣纵未必入夏朝，要当禹摄天子政，天下有浸浸然归于夏之势。此二臣必在故诸书俱斥言之伪作《大禹谟》者，止缘庄八年《传》有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让皋陶，而不知与当日人物情事脱漏者多矣。

按：《礼记·祭法》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夏之衰”当如《外传》作“夏之兴”为是。孔《疏》即从“衰”字曲为说，吾无取。尝熟顾大韶仲恭谓：世固有本书脱误而他书可证者，为益不小，其此类之谓乎。然予观《祭法》却又是取展禽语删润窜置之以成篇，特笔力高，可列为经。然间小有不及处，亦不可不参考。

又按：作《大禹谟》者，以舜将荐禹于天断自在帝位三十有三载，最为巧合。盖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此《孟子》文也；五十载陟方乃死，此今文《尧典》文也。以五十载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载。摄位者须始正月元日，而禅位者又必于前一年有辞，后一年受命方成唐虞故事。人止见其显合《尧典》，而不知巧在阴用《孟子》，而人弗觉，但欠却稷契一让。遂来予掇拾其后于今日耳。

又按：蔡《传》于“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非也。盖舜生三十年，尧方召用。历试三载，年三十二。明年，居摄。摄二十八载，尧崩，年六十。遭尧三年之丧，毕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五月耳。又二载是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时年六十三。越三十有三载，年已九十五矣，岂九十三乎？或曰：如此于三十在位颇不合。馀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摄数之以迄居丧。盖居丧仍居摄也。不见古君薨以听于冢宰之礼乎？臣居君丧，岂犹夫子居父丧，一无所为者乎？故曰，通三十年乃即帝位。若历试三载，当在征庸句之内。或曰：如此又于两三十字不合。馀曰：此叙舜之历年，非计舜寿数也。既曰征庸矣，自包有历试在内。若必以历试与居摄合数，又三十一载，亦于三十不合。且安所置尧三年之丧地耶？抑竟忘此岁月耶。蔡氏闻之，亦应哑然自笑也。

又按：舜生三十征庸一节为今文《尧典》，通篇大结束自“朕在位七十载”至“舜让于德弗嗣”，皆结于“三十征庸”一句；自“正月上日”至“四海遏密八音”皆结于“三十在位”一句；自“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皆结于“五十载陟方乃死”一句。馀因益悟晚出《书》强析为二篇之非。又悟《中庸集注》舜年百有十岁亦少却居丧二载。又悟金氏《前编》书称五十载，盖自尧崩之后通数也，亦非。欧阳氏辩武王不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武王既尔，舜独不然乎？《竹书纪年》起自夏某年帝陟后定，空二年，第三岁方属嗣天子之元，夏既尔，唐虞独不然乎？又悟蔡《传》云尧在位通计一百单一年，以历试三载在七十载之外，故不知七十载既闻舜曰“我其试哉”。试始于此矣，七十二载试且毕，何得复增一年？此《前编》之以受终系于丙辰载为独得也。

或问：“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说者谓连不窋在内。谯周疑不窋至文王千馀岁，仅十四世。不窋未必亲弃之子。馀曰：否也。《外传》明云，不窋失官，当夏之衰。夏之衰指太康言。《内传》昭二十八年云，昔后夔取于有仍氏，实生伯，封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后稷。后夔同时人，其子皆当夏之衰，一失官，一覆其祀，何疑之有？顾仲恭谓自公刘以后，世数必无误，惟不窋窜于戎翟间，其时不过西戎一部落耳。国无史官，家无谱牒，及传至鞠，不知凡几世矣。公刘迁豳，始复为声教之国，始有文字纪事，故后君长名氏悉历历可数。馀谓是则辩矣。然史汉并称居豳由避桀，公刘至文王亦仅十二世。以十二世历商六百二十九岁，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许年，又必即位后二三十年生冢嗣，方可充其数。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龄之文王，享国百年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实难据信。然则仲恭之论亦未必为定云。

或又问：禹、稷、契、皋陶、伯益品第的然如是，但《孟子》“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上文无皋陶，兹特补出，非为唯皋陶始足以配禹与？馀曰：顾梦麟有云，独禹、皋并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原以并称而顺口因之。或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且以道统属皋陶，益明非皋陶不足以配禹矣。馀曰：读归熙甫，《孟子》此章叙道统不及周公，颜子论亦可恍然于其故矣。盖古之圣贤有遗言而无遗意，观言者诚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为见知，则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则颜子不在其后矣。吕散谓之见知非过也。然而虎踞鹰扬，视夫忻忻休休之气象，何如也。其不叙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则周公之所师即敬止之家学，其视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举乎，此可以该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圣。至于谈之与迁同称太史，彪之与固同号班书，盖昔人之恒辞也。苟执其辞焉，则武王何以不举乎？他日称三王而继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岩岩，视夫和风庆云之气象，何如也。其不叙颜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则孟子之私淑，盖自附于及门，其视颜子犹侪辈焉。彼此一道，方自论则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乱臣十人，而君奭曰，惟兹四人。至于序大孝则称曾子，论好学则独予颜渊，盖昔人之专辞也。苟执其辞焉，则曾子、子思又何以不举乎？他日论禹、稷而归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妙哉论也。岂惟禹、皋并称，五臣中有以禹、稷并称者，躬稼有天下，当平世是也。意当舜朝，禹、皋陶相与陈谟帝前，无他人。不见其道之同乎？帝禹立稷契，俱已前卒，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不又见其君臣同代乎？古以并称，其此故与。然则陆象山谓唐虞之际道在皋陶者，似止见谟有皋陶，而不知另有弃稷。又似笃信今《大禹谟》舜欲传位禹，而禹只让皋陶，不及稷契，遂专以道统归之。亦少过矣。

又按：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禹、皋陶并称者，恒辞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稷并称者，专辞也。亦妙。

○第五十八

晚出《书》未论二十五篇杂乱，而即与马、郑、王三家本同者，亦多所增窜。三家本俱不传，仅散见一二于孔颖达《正义》。如《尧典》“帝曰：‘我其试哉’”，三家本无“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荐鲧云“试则此试哉”，亦属岳，郑康成《注》试以为臣之事。“慎徽五典”原接“帝曰钦哉”之下，试即指慎徽五典等。“下女于时”二语乃另一意，盖是时，帝女嫁及期，舜又未娶，其贤圣如此，可以为二女之观刑。原伪作者心必欲增以“帝曰”，不过以择婿大事，宜断自宸衷，非外廷诸臣所可与。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听其臣博议，况择婿乎？盖当师锡帝曰“有鳏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佥曰：益哉”，三家本“佥”作“禹”。盖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既命之仍旧职矣，益是时烈山泽之功又毕。虞适缺官，禹盖深知其才习于草木鸟兽，故特荐之。原伪作者心必欲窜为“佥曰”，不过以上文荐禹及垂下文荐伯夷皆属“佥曰”，此不宜别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众知其贤，则交口誉之，而不为朋党。若独知其贤，即越众以对，而亦不以为异。愚于是叹晚出《书》之纷纷多事也。

按：《史记·五帝本纪》“尧曰：‘吾其试哉’，皆曰益可”，晚出《书》正本此。

又按：禹让稷、契、皋陶，舜不听其让，而下即命之仍播谷、敷教、明刑。伯夷让夔龙，舜不听其让，而下即命之典乐、作纳言。何垂让殳斨、伯与，益让朱虎、熊罴，舜止不听其让，而于彼七臣者漫无所命，岂舜竟遗才耶？既读《五帝本纪》云：舜遂以朱虎、熊罴为益之佐。则前殳斨、伯与为垂之佐，例可知也。因悟所谓“往哉，汝谐”者，“谐”不指其职，言“谐”则《皋陶谟》“同寅”之“同”，“协恭”之“协”，“和衷”之“和”，盖饬垂与益往就职，而并和其僚属耳。彼七臣者，蚤已统摄入此句内。圣朝无一才或遗，圣经无一字空设，其妙至如此。

又按：朱子云：孟子说益烈山泽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驱逐禽兽，未必使之为虞官。至舜命作虞。然后使之养育其草木鸟兽耳，洵是。但谓未必使之为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阏伯为尧火正，居商丘，见《左传》襄九年。舜登庸则益为之，舜即帝位后益又迁作虞，分明各为一职，何必致疑。盖缘朱子时已久无火官，故亦不暇详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礼》，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火不数变，疾必兴。圣人调燮微权，正寓于此。观一藏冰启冰间尚足和四时，而免夭札，况火为民生不容一日废者，其出之内之所关于气化何如乎？噫，后代庶官咸备，政独缺。饮知择水，烹不择火，民必有阴感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胜道与？

又按：陆德明《音义》谓益即皋陶之子，此自远从曹大家注《列女传》，高诱注《吕氏春秋》及《诗谱》得来。金仁山谓其果如是，则当楚灭六与蓼时。伯翳之后嬴姓，若秦、若徐、若赵，见存，何得臧文仲曰皋陶不祀乎？明非属父子，非也。臧文仲自伤楚强盛，日荐食上国，而为上国之祖者，祀亦废，非谓皋陶尽无后。何以验之？皋陶偃姓，群、舒皆偃姓，则自出于皋陶。灭六与蓼，见文五年《传》矣。而文十二年不犹有群、舒叛楚乎？或曰：皋陶偃姓，伯翳嬴姓，将父子异姓乎？愚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尧，祁姓，丹朱为其胤子，自狸姓，何父子同姓之有？愚因又思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当禹让于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盖以益为皋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荐益于天，岂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又思舜五臣其四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当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之问，辄以益对。其情踪种种皆合。益信真古文之不可一字移易如此。

又按：金仁山辨伯益、伯翳为一人，史迁误析而二。又以史迁作《齐世家》，四岳为其祖，而总叙齐又伯夷之后，则是齐有二祖。亦误。愚谓其误亦远自《国语》来。仁山未知《周语》大子晋曰：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又曰“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郑语》史伯曰：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又曰：齐侯，姜之俊也。一以为四岳，一以为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错互至此。然则宜何从？曰：云四岳者是也。观太公望曰，吕尚子丁公。曰，吕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韦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讵便为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礼，未闻佐尧，已明与《书》悖。他尚足信哉。

又按：邵文庄《宝简端录》曰：周六卿，即虞九官也。冢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谷；契，敷教也。宗伯夷，典礼；夔，典乐；龙，纳言也。司马、司寇，皋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配合颇当。但以益作虞为司空，此不过习见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尔。不知《周礼》属地官。蔡氏则云在虞曰虞，在周曰虞曰衡，并属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礼》？蔡《传》舛误，殊为章章。

或谓蔡《传》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龙，非稷、契、皋陶。稷、契、皋陶则旧职而已。愚曰：旧职也，而命则加新矣，故亦新之。

又按：范祖禹《论立后疏》云：一曰族姓，一曰女德，一曰隆礼，一曰博议。博议盖专破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一辈人之语。愚谓择妇既尔，择婿何独不然？舜出虞幕，幕成天地之大功，其后为王公侯伯。是族姓贵也；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是士德著也；尧治装下嫁二女于妫北，使为舜妇，于虞氏之家，是礼之隆也；四岳及群臣诸侯同辞以对，是议之博也。一举而四善咸备，尚得谓之轻以天子女与匹夫，而尝试其观刑哉？故试乃别试以为人臣，非为人夫，于此尤易见云。

○第五十九

昆山顾炎武宁人著书言，自夏以前纯乎质，帝王有名而无号。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号。尧、舜、禹皆名也，时未有号，故帝王皆以名纪，临文不讳也。考之《书》，帝曰：“格，汝舜。”“咨，禹。”名其臣也。尧崩之后，舜与其臣言则曰帝，无言尧者，不敢名其君也。其说善矣。而亦未尽然也。尧、舜、禹亦皆有号，放勋也，重华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何以别之？《孟子》引古《尧典》曰：“放勋乃徂落”，许氏《说文》正同。他日引尧之言为“放勋曰”，则可知其以是为号也矣。唯至伪古文出，“重华协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将“重华”、“文命”二字各断为句，与今文“放勋”字面一例，而竟连下文“协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解作号，而谓是史臣赞颂之辞矣。予痛其以伪乱真，而并古帝王之休称鸿号冠绝千载者，亦掩没而不彰，岂不甚哉？

按：《曲礼》，临文不讳。卢植《注》云：临文，谓礼文也。礼执文行事，故言文。陈氏《集说》云：不因避讳而改行事之语。盖恐有误于承用也。文字解如此，顾氏颇误用。要须易为《诗》《书》不讳耳。

又按：蔡《传》载苏氏曰：《史记》以文命为禹名，则敷于四海者为何事耶？此亦是过信晚出《书》故尔。其实《五帝本纪》曰：虞舜者，名曰重华。《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命。名者，号也。言虞舜号曰重华，夏禹号曰文命云尔。唐孔氏《疏》，人有号，谥之名。馀谓名曰重华，名曰文命，此生号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厉，此死谥之名也，皆得谓之名。

又按：《孟子》足信不待论。而屈原赋二十五篇亦近古，《离骚》曰“就重华而陈词”，《九章》涉江曰“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怀沙》曰“重华不可醩兮”，重华凡三见，皆实谓舜，岂得如放勋？集注曰“重华本史臣赞舜之辞，屈子因以为舜号”也乎？

又按：汉之群帝有号有谥。如太祖，其号也，高皇帝，其谥也。此既葬后，孝惠与群臣至太上皇庙，上其父之称，著见《史记》，迁忽讹而为高祖。班固撰《汉书》即正之曰：《高帝纪》但史文，未尽厘正耳。夫迁世掌史官于本朝，开天之圣曰号曰谥犹不能置辨，而况魏晋间及齐时人远论上古帝王乎？其误会也固宜。

又按：《汉书》较《史记》加严，而《霍光传》尤其第一作。予读之，昭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时仅有皇后上官氏，无皇太后也。《传》却云：即日承皇太后诏，迎昌邑王贺。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为太皇太后，斯时无皇太后也。《传》却云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史文之不易核实也如是。

又按：宋有真宗，即玄宗也，盖避其圣祖讳。故唐有代宗，即世宗也，盖避太宗之讳。故尝私讶明既有世宗矣，而弘光朝又上景帝号曰代宗，不重出乎？虽宋仁宗前有文贞，无文正，仁宗来易为文正，继宋之代，两谥并行，然正与贞可以两义解，而代与世不可以两义解也，终属重意。牧斋宗伯掌邦礼，或不应至此。诒书兴化李公清问之。公复书曰：此当日出顾瑞屏手，瑞屏时文名家，未谙旧典，宜来吾子之讥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闻高论。其虚如是，洵有前辈风范云。

○第六十

《孟子》“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一段，玩其文义，自以伊尹放之于桐三年为句，于桐处仁迁义为句，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为句。盖太甲被放后三年始悔过，又三年惟伊尹训是听，盖凡六年始复归于亳，践天子位焉。亦犹孟子“昔者孔子没”一节，有两三年字。《史记·孔子世家》谓子贡凡六年然后去是也。虽《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后，不指被放之后，与《孟子》少异。要为六年之久，复辟亲政，则与《孟子》无异。古大臣格君非之难如此。伪作古文者，生于魏晋间，时皆以《书序》为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尽依傍之。此《序》则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遂将放桐事撰于上篇中；三年复归事撰于中篇中。以合《书序》而不顾不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即位，未闻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闻流言，听周公居东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后《鸱鸮》之诗已见矣。犹未悟也，直至风雷示变，然后迎公以归。曾谓太甲固颠覆典刑者，才放桐宫，而即翻然改悟，有如是其易乎哉？

按：《殷本纪》注引郑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离宫焉。”似注《书序》之语。宫字则从《史记》得来，初不指桐，为汤葬地。魏晋间孔《传》出，始有是说。愚谓此说果真，是汉武帝时已知汤葬处矣。奈何博极群书如刘向告成帝犹曰“殷汤无葬处”乎？盖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案行水灾，因行汤冢，始得之。刘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谓孔安国知之乎？其谁欺？

又按：赵岐注桐为邑，亦不云是葬地。馀读后汉《郡国志》，梁国有虞县，有薄县。虞则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汤冢。虽相去未远，判然各为一县所有，岂得指桐为汤陵墓地乎？缘孔《传》欲附会太甲居近先王，则训于义，至生此说。后儒见有居忧字，并谓桐宫乃谅阴三年之制，非关放废，显悖《孟子》，尤为怪矣。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后汉梁国谷熟县，是汤所都也；一北亳，梁国蒙县，是即景亳汤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匽师县，是盘庚之迁都也。郑康成谓汤亳在偃师。皇甫谧即据《孟子》以正之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馀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谷熟县是也。其说精矣。《史记》注谓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馀即如皇甫谧以正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县，去偃师亦八百馀里，伊尹既以身当国于偃师，又焉能时时于桐训太甲乎？仍属谷熟方近。或曰：注曷由而误？馀曰：误自《史记》正文。正文云，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注》遂谓汤亦曾都偃师，以实其说。不知《盘庚》三篇，一则曰新邑，再则曰新邑，曷尝有复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蔡《传》谓先王即汤，适于山即往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郑氏谓东成皋，南辕，西降谷是也。汤复往居此，不知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将欲多大于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适于山险之处。如上所迁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汤。或曰：即指汤，汤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险往视之。如武王告周公，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后成王卒成其志，周则仍都丰镐。商或类此，故当日致有三亳，鼎称二在。梁国一在河洛之间，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汤亲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终无以为《孟子》于桐解矣。凡此皆商有天下，规模形胜之大者，馀不可以不论。

或献疑曰：康成以汤都必在偃师者，非独本汉《地理志》，实以《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其《笺》云，自契至汤八迁，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亳之殷地，止可谓偃师，不得及谷熟与蒙。既宅殷土，是汤亲曾居此矣。康成说所自来，子何独于此说而必违郑？馀曰：是则然矣。汤有天下，厥号曰商。盘庚徙都，改号曰殷，盘庚以前不得有殷称也。然《史记·殷本纪》首称殷契，《吕氏春秋·仲夏纪》称殷汤，盖作文字者，以后代子孙所建之号通称其先人，岂得执契与汤之时已有此号？岂惟此二，《书·无逸》篇云，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中宗。中宗太戊远在盘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则《玄鸟》之诗作者出武丁后，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归其先人乎？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为殷，文字宜然。凡读书固须论世而观文字，尤不可不会其意也。

又按：“昧爽丕显”见《左传》昭三年，为谗鼎之铭。谗鼎乃鲁鼎。“坐以待旦”见《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不复寐，遂坐以待旦。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时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时仅几希。此何足以见成汤忧勤惕厉之盛，而举以告嗣王乎？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辨色黎明之时，日出则曰旦矣。虽分有先后，实相去无几。若《汉·刘向传》，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郑当时传》，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明旦。《赵广汉传》，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晋·傅玄传》，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皆自夜至旦，或竟自昼日日暮至旦，历时甚久，故史志其异，岂所谓于昧爽与旦之间哉？连缀此语者，不惟文理弗通，亦大不晓事矣。

又按：《太甲》三篇，标出篇名为《礼记》所引者四：一《表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一《缁衣》“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又“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一《大学》“顾𬤊天之明命”。今古文于“顾𬤊天之明命”上有“先王”字，于“毋越厥命以自覆也”无“也”字，有“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二语。于“无能胥以宁”，则重《盘庚》上篇为“罔克胥匡以生”。使古文果真，吾不知作《礼记》者必于“先王顾𬤊天之明命”去“先王”字，于“毋越厥命以自覆”下增“也”字，去“慎乃俭德”等语，于“罔克胥匡以生”不使之重《盘庚》，易为“无能胥以宁”，是何心也？

又按：馀少尝有一论，其略曰：人主不患其有过，惟患其不悔。苟有过而悔，未有不卓然为一代之令主者。天子之悔过，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一以桐宫之放而悔，悔而作《太甲》；一以《祈招》之诗而悔，悔而没祗宫。是皆待人而悔者也。其为从谏如流之美，则一也。诸侯之悔过，卫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一以饮酒而悔，悔而作《宾之初筵》；一以师败于殽而悔，悔而作《秦誓》。是皆因事而悔者也。其为陈其既往之失，则一也。逮后世汉武帝悔于轮台，唐太宗悔于辽左，或举其生平而悔之，或偶惩一事而悔之，是皆有绝人之智，屈己之勇，而后能如此。虽然，诸君皆悔之于锐气既衰，善念易萌之日，固犹未足为难也。惟商太甲悔之于蚤年，成之于六载，上以法其祖，下以顺其师，褒称太宗，配天亡极。是诚为不可及也夫。喜其不涉伪古文中一事录之。

又按：或者闻馀谓武丁都西亳，引诗《玄鸟》“景员维河”，《殷武》“陟彼景山”，以为都当在景亳。景亳者，北亳。是以《括地志》《寰宇记》《玉海》为证词，甚辩。馀曰：此第读朱子《诗集传》熟耳。《集传》两处并云，景山名商所都也。不知《毛传》训景为大，陟彼景山是使人升彼大山之上，姑勿论，而即真属山名，取彼松柏成兹寝庙，何必近在郊之间？下文是断是迁，说者曰，断之于生植之处，迁之于造作之所。一“迁”字非无谓，证以《鲁颂·翙宫》“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徂来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县。馀屡经过之，去鲁都曲阜尚遥，未尝不可抡其材木以成鲁新庙。侯国既然，天子抑又可知。而必以就近始得者，书生寒俭之语，可发一笑耳。至“景员维河”，《集传》始云未详下方。有或曰，景山名一段，此惟孔颖达《疏》最合云郑氏转“员”为“云”，“河”为“何”者，以㧑弁既醉言，“维”、“何”者皆是设问之辞，与下句发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对前之语，则此言“维何”当与彼同不得为水傍“河”也。故知“河”当为“何”，“维何”既是问辞，则“大员”是诸侯大至口之所云，亦不得如毛《传》为“大均”，且古文“员”与“云”同字耳。

○第六十一

君前臣名，礼也。虽周公以亲则叔父，尊则师保，亦自名于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为《旦曰》，断未有敢自称其字者。或君于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义和之类，亦未多见。何晚出《书》所载太甲既稽首于伊尹矣，伊尹又屡自称其字于太甲，岂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缘误仿《洛诰》；臣之失，则缘误仿《缁衣》。何者？《缁衣》两引《咸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此篇郑康成《序》书在《汤诰》后，咎单作《明居》前。马迁亦亲受逸《书》者，即系于《成汤纪》内，是必于太甲无涉矣。康成注《书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颇不可晓。要王肃《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当时臣工赞美汤君臣之辞，故君则号，臣则字，不必作于汤前。伪作者止见《书序》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将《缁衣》所引尽窜入于其口，又撰其辞于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喋喋称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则伊尹宜曷称？曰称“朕”，《孟子》“朕载自亳”是也；称“予”，“予不狎于不顺”是也；称“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称挚，若周公“予旦”是也。至于称字，乌乎敢？

按：孔安国《太甲》中《传》云：君而稽首于臣。予则对之曰：臣而称字于君，冠履倒置，莫此为甚。果商初有此，孔子读书必有“天下殆哉，岌岌乎”之叹。

又按：《说苑》，伊尹对汤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周公当成王世，有其三；伊尹当太甲世，有其二。要太甲自无名“伊尹”，若成王于周公止呼“公”，而谓“伊尹”便缘此不自名，名其字，恐无此事，殆又一义证云。

又按：孔《疏》云：《孙武兵书》《吕氏春秋》皆有伊尹名。馀谓《吕氏春秋》止有商之向挚，无伊挚。

又按：《立政》“其在受德暋”，安国以“受德”为纣之字，乃其父帝乙所作，说与康成同。康成则远从《周书》“克殷解殷末孙受德”、《吕氏春秋·仲冬纪》“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得来。颖达谓受之与德，共为纣字，而经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单复尔，亦佳。因悟向来皆谓受即纣字者非。盖帝乙少子名辛，字受德，纣则其号尔。

又按：天子字诸侯仅见《书·文侯之命》。觐礼则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恒称，无称其二十字者。降而字陪臣，惟春秋中叶后有之。宣十六年王于士会曰季氏，成二年王于巩朔曰伯，昭十五年王于荀跞曰伯氏，籍谈曰叔氏，竟称其五十字。较之僖十二年王谓管仲舅氏，杜预《注》“伯舅之使，故曰舅氏”者，已少不同，岂非世降变礼之一端乎？因思诸侯既异姓，其臣虽与我同姓，且同出自穆王之后，如管仲者，亦只谓之舅氏。盖即孔子名从主人之义。则同姓诸侯之臣之称从可知已。或伯父之使，则曰伯氏，或叔父之使，则曰叔氏。一以国之大小而分。伯、叔不以其人之字而伯氏、叔氏焉，斯协乎礼矣。

○第六十二

《周礼》真圣人之书，其犹有疑焉者，亦不尽在烦文碎节，而在一二大端处。如封公以方五百里，递而降之男百里，则不合于《孟子》。止载冢宰以下六卿职掌，而不上及太师、太傅、公、孤等官，则不合于《书·周官》篇。不知不合于《孟子》诚属可疑，不合于《书·周官》篇盖无足疑也。《周官》篇其自《汉书·百官公卿表》来乎？《表》云：“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其有人然后充之。”以此运为中一段。《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又运为首一段。及中或曰：然则，太师、太傅等竟无复有是官与？馀曰：是何言哉？箕子父师即太师也，比干少师乃孤卿之首，见今文《书》。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见《史记》。降至周太公为太师，太公罢，周公由太傅迁太师，周公薨，毕公继之。若召公则终身焉官太保。皆班班可考，安得谓之无是官与？或曰：然则，曷不载《周礼》？馀曰：古者三公多系兼官，唯六卿是实职。《周礼》盖载其实职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职之所及，亦莫或遗，安得以不冠诸首而谓《周礼》非成书与？又安得以晚出《书》旁采《汉表》而忘其所自出与？

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制，各不相蒙。西汉三公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为丞相，道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问之，曰：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此自谓其丞相为三公耳。与太师、太傅、太保之三公，了不相涉。伪作《周官》者不通西汉时三公，而妄以太师、太傅、太保当之，曰“兹惟三公，燮理阴阳”。失之远矣。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与其职任不得相混。窃以唐虞时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盖其官以揆度百事为职任，必欲认以为名则非，何以验之？后文契作司徒，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教则其职。皋陶作士，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则其职。以至伯夷官名秩宗，而职典三礼。龙官名纳言，而职出纳朕命。是舜所谓百揆亦典三礼、敷五教之类耳，不得为官名。苟以为官名，则五典、四门、大麓一例字面岂有一官名在内者乎？或曰：然则，此为何官？馀曰：此即舜相尧，禹相舜之相也。有君则有相，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然其名亦随在而异，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则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则，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馀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司空则官名矣。此亦几微之辨。伪作《周官》者不通此义，竟认百揆与四岳俱官名，曰：“内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谓图对偶亲切者与？

又按：纳于百揆，百揆时叙惟《左传》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又即《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谓也。益验决非官名。

又按：陈氏振孙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谓《周礼》太宰之职，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职，一曰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邦礼，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职，二曰教职，三曰礼职，四曰政职，五曰刑职，六曰事职。则司空断宜曰掌邦事，彼易“事”为“土”者，亦以《左传》定四年聃季为司空，又曰聃季授土。今文《书》“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为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职，郑氏谓其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尽。益见《周礼》圣人书，虽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又按：《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似三公之官起自虞夏。不特如上所论见商，《周礼》记此一段，从来解皆错。有师保者，太师、太傅、太保，即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即下四辅。上从省文，下文相足，古人文多如此。因笑蔡《传》云：立，始辞也。立三公为周家定制，则始于此。独不记贾谊言：昔者成王幼，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此三公之职。又言：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古者齐太公职之，以及太傅之任鲁周公职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职之。又言：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古者史佚职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为周令辟者，端由于此，安得谓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师、太傅、太保哉？蔡氏之妄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