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阎若璩百诗撰

平阴朱续晫近堂梓

○第七十三

歌诗之见于经者，舜、皋陶赓歌三章以下，《商颂》五篇以上，莫高于夏《五子之歌》。计其诗，或如苏子由所称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尚庶几焉。乃每取而读，弥觉辞意浅近，音节纻缓，此岂真出浑浑无涯之代，与亲遭丧乱者之手哉？犹忆少尝爱竟陵锺惺论三百篇后四言之法有二种，韦孟风谏，其气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离；魏武短歌，其调高，去三百篇远，而远有远之合。后代作者各领一派。窃意此伪作者生于魏晋间，才既不逮魏武，自不能如其气韵沈雄；学复不逮韦孟，又不能为其训辞深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唐，关石和钧”，等句之袭《内外传》者，馀只谓之枵然无所有而已矣。苏子瞻读蔡琰《悲愤诗》，以为其辞明白感慨，类世所传《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含养圭角，犹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夫纵不出伯喈女，亦必晋人拟作。故范史收入，子瞻为分别微芒，不欲其乱真，况赫然诗之载于经者哉？要当与千古知诗者一共评之。

按：胡渭生朏明予与论《五子之歌》，退而作辩一篇遗予。今载于此，曰：诗歌之名肇见于《命夔》，然《南风》《卿云》《康衢》之类，辞不经见，未足为据。其可据者，惟《股肱元首》三章耳。夏后氏诗歌绝少，涂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礼》所谓《九德之歌》，《离骚》所谓启《九辩》与《九歌》者，泯灭无遗。其见于经，唯《五子之歌》及《孟子》所引夏谚而已。《五子之歌》今文无，古文有。识者谓其剽窃传记，气体卑近，殊不类五子语说已详，某不复及。姑举明白易晓者言之，以决其伪，则莫如韵句之寥寥为可怪也。《诗·大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古无所谓韵，韵即音之相应者。圣主贤臣声出为律，儿童妇女触物成讴，要皆有天籁以行乎其间，非若后世之词人按部寻声，韵句惟艰也。故《庚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韵。夏谚六句，句无不韵。当时之歌体有然。下逮春秋，以迄汉魏，凡属歌辞，韵句最密。延及唐人，亦遵斯轨。况虞夏之民，各言其志，出自天籁者乎？而《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连韵，馀则二句一韵。而第一章之韵句尤疏，殆不可诵。章十五句，其协者裁四五句耳。岂作伪《书》者，但以掇拾补缀为工，而竟忘其为当韵也耶？且古者《易》象龟占，句必有协，百家书语，间作铿锵。然则，韵句而非歌者有之矣。未有歌而韵句之寥寥者也。即以《书》论，《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扬”之文，五句四韵。左氏引《夏书》“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韵。《太誓》非歌，则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袭取为之，芟“帅彼天常”而改其“行为厥道”，则又减却二韵矣。噫，既用作歌，抑何恶韵之若此也？

又按：古无平、上、去、入四声，通为一音，故帝舜歌以熙韵、喜韵起，其证也。《五子之歌》亦以图韵下、韵予、韵马，盖古法也。字有古音，与后代颇不同。如《皋陶歌》“明”音芒，与良、康为韵。《五子之歌》其一，两“下”字音户，马音姥，与予为韵。其四有音以与祀为韵，皆古音也。此伪作古文者，幸其生于魏晋之间，去古未远，尚知此。等若浸降而下，并此亦弗识矣。

又按：《汉书·韦贤传》，首载四世祖孟《谏诗》《在邹诗》二篇，即继以“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此班固存疑之意。然予读后，玄成自劾责戒示子孙二诗殊弗如前。盖孟诗古奥，变化不逮二雅，而缠绵悱恻之致，溢于言表，犹三百篇遗。则玄成号为有文采者，诗仅如彼，岂他子孙所能代作乎？为孟作无疑。虽然，班固存疑，示慎也。较之范晔竟以《悲愤》二章载入《蔡琰传》末，不复区别，东坡谓之荒浅，不亦宜乎？

又按：予尝谓事有实证，有虚会。虚会者可以晓上智，实证者虽中人以下可也。如东坡谓蔡琰二诗，东京无此格。此虚会也。谓琰流落在董卓既诛，父被祸之后，今诗乃云为董卓所驱，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实证也。《传》本云：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胡中者，十二年始赎归。兴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诛于初平三年壬申已后两三载，坡说是也。但既没胡中十二年而归，归当在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戌。《传》云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信若范氏言琰正作于建安中，诗正谓之建安体，岂得谓伯喈女笔尚高于七子乎？坡析犹未精。常熟冯氏言苏家论事少讨论一层工夫，亦殆有以也。

又按：《木兰诗》有谓必出晋人者。或曰自是齐梁本色，惟《文苑英华》作唐韦元甫。馀谓唐是也，亦以实证。《唐书·百官志》，司勋掌官吏勋级，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十有一转为柱国，以至一转为武骑尉，皆以授军功。诗云“策勋十二转”，非作于唐人而何？要木兰之人与事则或出代魏间。

又按：《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鲁君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又齐桓公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云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此即第二章歌所自出。然虽隐括彼语，而平列直收，诎然而止，无复悠扬之韵。故每读策文，辄觉敷腴婉入，易足感人，不似伪作者之寥寂。盖伪作者谓代高文简，只以删节为能事，不知刘勰有云“善删者，字去而意留”。今第见其字去耳，岂曾觉其意之留也与？

又按：邦之六典，八则首见天官大宰、小宰之职，又见司会、司书及大史。乃第四章歌已咏。大禹曰“有典有则”，岂果周因于夏礼与？抑夏歌袭《周礼》也。

又按：逸《书》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见。予尝妄意，其书必不似今袭《左传》哀六年所引《夏书》之文，何则？贾逵注彼文为夏桀之时，不言太康。逵固从父徽受真《书》，云，“十六篇逸”，则可知其无矣。又必不似今太康为久畋失国，何则？《离骚经》“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启之乐，而更作淫声，放纵情欲，以自娱乐，不顾患难，不谋后世，卒以失国。兄弟五人，家居闾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远，犹见百篇全《书》，故述其亡由此。又必不似今昆弟五人人各赋一章，何则？《凯风》七子之诗，诗止四章，仍出一人手。《㧑弁》，诸公刺幽王之诗，孔氏以为作诗者一人耳。言诸公，以作者在诸公之中，称诸公意以刺之，岂有篇名《五子之歌》，而遂五子排排作歌以应其名者乎？当是时，哀宗国之颠覆，痛社稷之沦亡，亲亲之爱五子皆然。而中有一人焉，发为诗歌，或情不自已，溢而为二章，为三章，亦可。而必如后代之分题授简，人限一诗者，恐无此事。纵五子尽娴文辞，杂然有作，而必如此歌之首尾相应从轻至甚者，亦恐无此事。或曰：《疏》亦以其一、其二是作歌之次，不必属长幼矣。予曰：篇明言“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非齐作乎？凡《疏》及蔡《传》曲为孔《书》解者，吾皆无取。

又按：诗以时代而分，固已。然亦有不必分与分之实舛误者，莫若唐诗之初、盛、中、晚。钱牧斋尝有序言初、盛、中、晚盖创于宋季之严仪，而成于国初之高柄，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谓初、盛、中、晚者，论其世也，论其人也。以人论世，张燕公曲，江世所称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婉，传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后，同调讽咏，尤多暮年之作，则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阳唱和之什，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夜竹亭之赠，同左掖梨花之咏，则钱起、皇甫冉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抑人以时降耶？愚谓牧斋犹文言之，请以质论之。张九龄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以《杜诗年谱》考之，所谓“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者，天宝五载。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当在开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纵甫登第于是时，亦刘长卿之后辈矣。而分刘为中，何也？原其故，盖柄误认《中兴间气集》钱起、刘长卿等二十六人以为中唐。不知集《序》明言起自至德元载，终于大历末年，选此二十四年之诗。大历末固为中唐，然诗出于大历前者尚多，今亦未可强分。窃以集中如钱起、李嘉祐、皇甫冉、韩翃、郎士元、张继、皇甫曾，确知其天宝间进士者，当升为盛唐。集中惟孟云卿为盛唐，则以《箧中集》载其人，不知《箧中集》亦编次于乾元三年，较《中兴间气集》年数亦得其五之一。《箧中集》七人尽为盛唐，并孟云卿亦盛之。《中兴间气集》为中唐，并刘长卿亦中之。何其有幸不幸与？而不幸者能屈其终莫伸与？又柄断自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自开成至五季为晚唐。不知元和后尚有穆宗长庆四年，敬宗宝历二年，文宗太和九年，共十有五年，竟脱去不数。然则元、白何以长庆名其集，而杜牧、许浑辈又何登第于太和耶？舛陋寡稽，莫此为甚。善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此谓唐之进士也。唐进士尚云尔，况明之进士哉。

又按：钱牧斋极诋近日锺谭所撰《诗归》，举其初唐朱仲晦《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诗，云出《朱子大全集》卷第四之首，注并载王无功原诗。锺批以为此人不凡。因思古人虽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作乡人，其舛至此。亡友赵琳石寅亦举宋之问《梁宣王挽词》《鲁忠王挽词》有“存没贵忠良”句，锺批云：存不必言，说到没处，方知忠良关系。此武三思崇训父子，为太子重俊诛死者也。其不考至此，殆文出柄之下云。

又按：吾友胡朏明读至此谓余，朱子原来生唐初，与王无功相酬答。抑知宋胡安定至南渡后尚未死，受业朱子之门乎？馀问故。曰《宋·理宗本纪》淳祐六年诏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焘、蔡模并迪功郎，本州州学教授。此自姓胡名安定其人者。薛方山编集《通鉴》认作胡翼之，改曰“诏授朱熹门人胡瑗”云云，不大可笑乎？子尝诋三百年人，学殖荒陋至极，惟陋则妄矣。

又按：朱子此诗云：“我从铜川来，见子上京客。”铜川见《隋·地理志》秀容县下，为今忻州。王无功之父宦游地。兄文中子所谓“铜川府君”者。人自属绛州龙门，为今河津县。其故园即《传》谓“乃还乡里，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是。岂铜川乎？以朱子博洽，追代隋、唐人语，犹不免开口便错，况魏晋间人追代三代以上人语者哉？

又按：昆山吴乔先生，当代之善论诗者也。或问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鲁之诗同在《颂》，文王、厉王之诗同在《大雅》，闵管蔡之《常棣》与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刘，与刺卫宣、郑庄之篇同在《国风》，不分时世，惟夫意之无邪，辞之温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论唐诗，则初、盛、中、晚，不过严羽皮毛之见。不惟唐人选唐诗不序世次前后，即宋人之万首绝句，金人之鼓吹，犹不论也。高柄无识，不论神意，秪论皮毛，奉严羽之说以选品汇。又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以致馀响、旁流诸名目，贻毒李何，以成异物。品汇又多收景龙应制诗，立初唐高华典重之说。钱牧斋谓其人介乎两间，不可截然画断，是矣。犹未穷源，盖唐人作诗，随题成体，非有定体。沈、宋诸公七律之高华典重，以应制故然，非诸诗皆然，而可立为初唐之体也。如南宋两宫游宴，张抡、康与之辈小词，多颂圣德，祝升平，岂可谓为南宋词体邪？诗乃心声，心由境起，境不一则心亦不一。言心之辞，岂能尽出一途？是以宋之问《遇佳人》有“妒女犹怜镜中发，侍儿堪感路旁人”；徐安贞《闻筝》有“曲成虚忆青蛾敛，调急遥怜玉指寒”；杜审言《春日言怀》有“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大酺》有“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沈佺期《迎春》有“林间觅草才生蕙，殿里争花并是梅”，《应制》有“山鸟初来犹怯啭，林花未发已偷新”；郭元振《寄人》有“才微易向风尘老，身贱难酬知己恩”；张说《幸望春宫》有“绕殿流莺凡几树，当蹊乱蝶许多丛”；苏颋《扈从鄠杜间》有“云山一一看皆美，竹树萧萧画不成”。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颖脱之句已尔，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邪？《大酺》《扈从》本是典重之题，而“梅花落处”、“云山一一”等犹自忍俊不禁，况他题而肯尽作“伐鼓撞锺惊海上，城上平临北斗悬”等语耶？刘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亦用应制之体。使大历、开成人，不作他诗只作应制诗，某保其无不高华典重者也。况景龙应制之诗虽多，而命意布格使事无不相同，则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立体？诗既雷同，则与今世应酬俗学无异，何足贵哉？盛唐博大，沈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张谓有“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王湾有“月华照杵空随妾，风响传砧不到君”，万楚有“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谁道五丝能续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却绕井栏添个个，偶经花蕊弄辉辉”，等不可枚举。皆是随题成体，不作死套子语。故诗必随题成体，而后台阁、山林、闺房、边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楼、处处有诗，子美备矣。太白已有所偏，馀人之偏更甚。绝无只走一路者也。弘嘉瞎盛唐只走一路，学成空干，生硬套子，不问何题一概用之，诗道遂成异物。七律盛唐极高，而篇数不多，未得尽态极妍，犹三百篇之正雅正风也。大历已多，开成后尤多，尽态极妍，犹变风变雅也。夫子存二变，而弘嘉人严摈大历、开成，识见高于圣人矣。或曰：君故护中晚，何耶？答曰：七百年来，学盛唐者，未见一人有成。大历、开成之诗，瑕瑜不掩，何须护得？至于瞎盛唐诗，老夫六十年前十五六岁时，脚夹笔曾敌数十辈。或又曰：三唐变而益下，何也？答曰：须于此中识其好处，而戒其不好处，方脱二李恶习，得有进步。《左传》一人所作，而前厚重后流丽，岂必前高于后乎？诗贵有生机一路，乃发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诗各自用心，宁使体格少落，不屑袭前人残唾，是其好处。识此自眼方开。惟以为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转为质文，春不可以常春转为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转为盛唐。盛唐独可以七八百年常为盛唐乎？活人有少、壮、老，土木偶人，千年如一日。

○第七十四

古人文字多用韵，不独《周易》《老子》为然。其与人面语，亦间以韵成文。“尧曰：咨尔舜”一段，“躬中穷终”韵协。《太誓》曰：“我武惟扬，扬疆张光”，韵协，《墨子》引《太誓》之言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韵之文。窃意当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尝增减尧一字。而伪作《大禹谟》者，于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历数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执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辞之费，意之重，而于古人以韵成文之体，亦大不识之矣。至《墨子》所引以“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窜入《泰誓》下篇首，以“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窜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为重出《伊训》《咸有一德》所用而灭去之，止留其后之语。反似《墨子》当日将古《泰誓》篇凡韵相协者采集成之，而后引之，而古人原未尝有以韵成文之体也。

按：《墨子》原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下即系以殷王所谓四语。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无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为“夏王”，以作照应前面之辞。此其迁就之本怀云。

又按：梅鹗幼和又谓，古文《尚书》，东晋上者，较前伪《泰誓》引书加详，故遂乱本经。然。尚幸其有纰漏显然，以可指议者。如改“今失其行”为“今失厥道”，不与唐常方纲亡协，则昧经书用韵之体矣。离尧曰首节为三段，而增加其上，则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正与馀互相发。

又按：梅氏𬸦亦谓“尧曰：咨，尔舜”仅五句，《大禹谟》于五句上下辄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尧为寂寥乎短章，在舜为舂容乎大篇矣。亦可绝倒。又谓孔安国注《论语》“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尧命己之辞命禹”，不言今见《大禹谟》。比此加详，则可证东晋时古文，非西汉时安国所见之古文决矣。又谓《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国之手笔。举安国之手笔为证，则晋人将何辞以对？皆与馀互相发。

又按：《荀子》引《道经》四语，亦是以危、微、几之成韵。《论语》虽有周亲四语，以亲人人成韵。伪作《大禹谟》《泰誓》中者竟截去一半，间以“天视”、“天听”之语，亦系不识文有用韵处。

又按：毛先舒稚黄曰：《易》小象尤属韵语，大略句末也字前一字率是韵。小象古本元不与爻相间，自相连属成文。中有一象自为韵者，如坤之初六象，凝与冰韵；六二象，方与光韵。有数象联为韵者，如需之六四、九五象，听与正韵；履之六三、九四、九五，上九象，明与行、与当、与刚、与行、与当、与庆韵。同人之九四、九五，上九象，克与则、与直、与克、与得韵。有通六象为韵者，则噬嗑之象，行与刚、与当、与光、与当、与明韵是也。三代韵书不传，此等最有资于考古。自后人以象傅爻，两相间隔，便乖古圣人谐声摛文之意。愚尝笑《诗》《书》无口，冤直难鸣。不独文义受人错解，并篇第任人移易。此殆其一事耳矣。

又按：传记引《书》，有本非韵语，却被伪作者或增、或删、或窜改，以图与韵叶，若古人文实有如此协比其音者。又得数条，亦不可不察。增者何？《吕氏春秋》，《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增“乃圣”二字于“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与文叶。删者何？《荀子》，其在中岿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删“得友者霸”二句，以王与亡叶。窜改者何？《礼记》，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为“戎”，以下与躬叶。此皆属其狡狯处。

又按：顾氏《音学五书》言，文人言韵，莫先于陆机《文赋》。馀谓《文心雕龙》，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晋书·律历志》，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二书虽一撰于梁，一撰于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韵字。知此学之兴，盖于汉建安中，不待张华论韵，何况士衡？故止可曰古无韵字，不得如顾氏云起晋宋以下也。

又按：《音学五书》言，古诗无叶音。载陈第季立《序言》颇详，尚未及焦氏竑《笔乘》一段。馀劝东海公补入，诺而未行。书已刊布，今补于此，亦大有裨益韵学云。《笔乘》曰，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某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下，今在马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候人》云“不称其服”，上韵为“不濡其翼”。《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降，今在绛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虫》云“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忡”。《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朕皇考曰伯庸”之类也。泽，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铎音。《无衣》云“与子同泽”，下韵为“与子偕作”。《郊特牲》“草木归其泽”，上韵为“水归其壑昆虫毋作”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凿空傅会，良可叹矣。予儿朗生五岁时方诵《国风》，问曰：然则“驺虞好仇”当作何音？某曰：葭与豝为一韵，蓬与豵为一韵，于“嗟乎驺虞”一句，自为馀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与子为韵，“麟之定”定与姓为韵。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离》《北门》章末语不入韵，皆此例也。《兔罝》，仇与逵同韵，盖逵古一音求。王粲《从军诗》“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士女满庄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为渠之反，以叶之，迁就之，曲说也。愚按，惟逵古音求，说非是。盖逵虽亦作馗，不比馗有二音，止音葵。经文未尝作馗，岂容读入尤韵？毛氏先舒引《汉书》，赵幽王歌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云仇可与之叶，自亦可与逵叶。证朱子音为独得也。

又按：人皆言今之韵书多沈约吴音，真属奇冤。约《四声》一卷唐已不传，取士一以陆法言《切韵》五卷为准。今之韵书，其部之并，则平水刘渊本也；其字之省，则景祐《礼部韵略》本也；而酌古沿今，折衷于南北之音者，则陆法言所撰本也。人坐不读陆法言《序》耳，读之自晓。善乎，冯氏班有言，韵书定于陆法言，广于孙愐。法言《序》云，与仪同刘臻等夜集，论南北取韵不同。曰，我辈数人定则定矣。遂把笔记之，洛下为天下之中，南北音词于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词之正，天下惟有金陵洛下也。然金陵杂吴语，其音轻；洛下染北音，其音浊。当法言定韵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颜之推，南人也，当时已自参合南北而后定之。故韵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吴兴人耳，抑尚有未尽者。当开皇初，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商榷韵事。不独薛道衡北也，魏渊、卢思道、李若、辛德源皆北人；不独颜之推南也，刘臻、萧该皆南人。法言亦魏郡临漳人。《序》云，萧颜多所决定。盖萧该撰《汉书》及《文选》音，颜之推《家训》有音辞之篇，并深于小学者。魏著作渊谓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盖此八人乃极天下文人之选，一席千载，各各自任。是以进书于朝，则抱赏归家。人皆称叹，流传于后。则唐以施场屋，号官韵。宋以例九经，令刊行，其重如此。岂若约独得胸襟，空矜入神，梁天子竟不遵用者哉？又人皆言约实创始，曾无先觉，亦缘过信其《谢灵运传论》，遂尔上掩周颙之美，下来陆厥之攻。英雄欺人，诚亦有之。沄舌蛮音，嘻！其甚矣。

又按：韵兴于汉建安，及齐梁间韵之变凡有二。前此止论五音，后方有四声。何谓五音？魏左校令李登作《声类》，晋吕静放登之法作《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征、羽各为一篇。后魏崔光依宫、商、角、征、羽本音为《五韵诗》，以赠李彪。隋潘徽所谓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者也。何谓四声？《南史·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毂，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周颙传》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传》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四声实始于此。不然，有韵而即有四声。自梁天监上溯建安，且三百有馀载矣，何武帝尚问周舍以何谓四声哉？盖此事初起，不独人莫之信，如锺嵘言平、上、去、入，馀病未能即已，亦未尝遵用，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往往与声韵乖是也。

又按：，呜呼，始为叶音之说者，谁欤？其亦可谓之不识字也矣。字有古音，以今音绳之，祗觉其扞格不合。犹语有北音，以南音绳之，扞格犹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系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系乎时。地隔数十百里，音即变易，而谓时历数千百载，音犹一律，尚得谓之通人乎哉？曷始乎？始则自后周，有沉重者，音《毛诗》，于“南”字下曰协句，宜乃林反。陆德明从而和之。籀于《汉》，善于《选》，亦各曰合韵、协韵。自时厥后，滔滔不返。朱子作传注，益习为固然，几无一不可叶者。音之亡，久矣。天牖其衷，音学复明，发端于明之焦氏、陈氏，大备于近日柴氏、毛氏、顾氏之书。试取所未及者言之，《穀梁传》云，吴谓善伊谓稻缓。今吴人无此音也。《唐韵》云，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今江淮间无此音也。《吕氏春秋》云，君呿而不全，所言者莒也。高诱《注》，呿开，全闭。颜之推谓，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惟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及予与莒州人遇，叩其乡贯，呼莒为俱雨切不为居许切，则音之变也。然犹可诿曰，此方言也。请证以《离骚》，洪兴祖本于“多艰夕替”之下，引徐铉曰，古之字音多与今异，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盖古今失传，不可详究。如艰与替之类，亦应叶，但失其传耳。予谓此即古音也。然又可诿曰，《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更证以三百篇，三百篇“风”字凡六见，皆在侵韵内。今吾乡山西人读风犹作方愔反，不作方戎反，正颜之推所谓北方其辞多古语是也。予独怪朱子于《九歌·国殇》“雄”与“凌”韵云，今闽人有谓雄为形者，正古之遗声。夫既知为古之遗声，不因以悟其馀，而仍于其下注曰雄叶音形，抑独何哉？

又按：《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即妄为谐语曰。师古《注》，谐者，和韵之言也。亦可证尔时无韵字。

又按：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士冠礼》祝辞三“服”字皆云，服叶蒲北反。二“福”字皆云，福叶笔勒反。独三“德”字为正音。不知皆古正音也。服与福音变，而德音不曾变也。使非音变，服原音馥。周公当日既以此字为韵首，自以此为主，当叶下德字，读入一屋韵内。不当以第二韵德字为主，反预叶上服字，音匐，入二十五德韵，以就之矣。此固情理易晓，古今人所同然者。何陆氏误至此？缘未有以焦氏《笔乘》等议论告之耳。亦所谓恨古人不见我。

又按：初读《尚书释文》，见《书序》“共”字云：王，已勇反。《皋陶谟》“严”字云：马，鱼检反。《益稷》“𫄨”字云：郑，陟里反。马、郑、王三家已俱有反语，疑不始自孙叔然。颜之推、张守节语并误。既读《崇文总目》云：德明以南北异区，音读罕同，乃集诸家之读九经、《论语》《尔雅》《老》《庄》者，皆著其翻语，以增损之。是三家反语，德明代作，非三家本实然。颜、张初不误，然《仪礼·士昏礼》记注“用昕使者，用昏婿也”，婿，悉计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郑作反语有此一条。

○第七十五

古人字多假借，某当读为某，其类弗可悉数。第以四子书证之。有以形相近而读者，素隐之为索隐；有以声相近而读者，既禀之为饩禀；有以形声俱相近而读者，亲民之为新民；有形既不同、声亦各异，徒以其义当读作某者，命也之命，郑氏以为慢，程子以为怠，是也。安国壁中《书》原有《旅獒》篇，马融、郑康成亲从讲习，知旅獒不得读以本字，故注《书序》，马云作豪，酋豪也；郑云，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酋豪来献，见于周。盖从篇中文与义定之也。伪作此篇者，止见《书序》有“旅獒”字，遂当以《左传》公嗾夫獒焉。《尔雅》，狗四尺为獒之獒。若似马、郑为不识字也者。窃惟马、郑两大儒，其理明义精之学，或不如后代，而博物洽闻，迥非后代所能仿佛。岂并“獒”字亦不识乎？亦待之太薄矣。

按：《书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孔颖达《疏》上“旅”是国名，下“旅”训为陈。二“旅”字同而义异。孔《传》所谓因獒而陈道义是也。此从下文“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传》竟解作国名，亦可谓字并不识矣。

又按：，旅者，陈也。因獒而陈道义。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当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训戒王。二十八篇之《书》，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类；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类。皆篇成以后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后按篇名以作书，故不觉无意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书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为之辞耳。馀曰：然则，《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不曾有“召诰”字。《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不曾云作《吕刑》以诘四方。何独古文直骂题出论至此？而人犹未悟，则惟《三国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见亮，正使刳心着地，与数斤肉相似。

又按：《国语》仲尼在陈一篇，正《旅獒》之蓝本。但自“昔武在克商”至“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皆孔子语。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为《序》，以“分同姓异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谓叙议错杂者也。《国语》指肃慎氏贡楛矢。肃慎，《内传》称为周北土，《书序》为东夷，韦昭则曰东北夷之国。予案之其地，即今宁古塔，谓东者是也。今窜为“西旅献獒”，又所谓东西莫辨者矣。予留京师久，遇有从宁古塔来者，询其风土，云东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边有榆树、松树，枝既枯，堕入江，为波浪所激荡，不知几何年，化为石，可取以为箭镞。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长白山。山巅之阴及黑松林遍生楛木，可取以为矢。质坚而直，不为燥湿所移。又有鸟曰海东青，即隼也。予固请，得一石砮以归。因叹《禹贡》纪山川，而不纪风俗；纪物产，而不纪人才。以山川物产亘千年而不变者，验诸人言犹然。然则《国语》既凿可信，而窜为《旅獒》文者，何为也哉？

又按：《汉书·赵充国传》，注孟康曰：豪，帅长也。《传》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当儿。又有大豪、中豪、下豪之别。乃知羌戎称豪，讫汉犹然。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蔡氏解“西旅贡獒”，召公以为非所宜受，作训以戒王。窃以前此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此反有取于一獒，恐无是理。《武成》篇既言归马矣，此又虑其畜马而谆戒何耶？獒当如马、郑二家作豪解，尚可。

○第七十六

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显，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则反索然。试一指陈，诚有不能掩其改之迹者。《论语》“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犹以《论语》出于《旅獒》可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其犹”即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学墙面”，犹以《论语》为出于《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风，必偃”，而取譬意方见，今改而截其半曰“尔惟风，下民惟草”。将成王为好作歇后之语，而令君陈猜测之乎？抑可乎？不惟此也。譬如“为山”出于《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书乎？“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出于《君陈》。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势又必出《君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将夫子为不能自吐一语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袭也，亦待之太薄矣。

按：余尝谓《左传》左氏作，非左丘明。盖左氏六国时人，习闻阙里遗言而乐称之。故每于孔子前人，不觉以《易》《论语》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当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举元体之长也。已先文言有之，岂孔子袭穆姜乃撰穆姜语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后先事之虚实有不暇顾。故曰，左之失诬。或者犹以欧阳公言为据。馀请更以事征之。千古圣人，莫过孔子。孔子所著书，莫如《论语》。《论语》言学莫大于仁，言仁莫精于《颜渊》《仲弓问》两章。据昭十二年，则“克己复礼，仁也”，为古志之语。据僖三十三年，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为臼季所闻。皆先《论语》有之。岂孔子于二子定规规然取陈言以应之乎？必不尔也。要在一反转观之而诬自见。窃谓能移此法以读古文，则亦可无惑于《论语》矣。

又按：梅氏𬸦亦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不特攘诸《论语》，抑且攘《孟子》“掘井九轫”。“九仞”二字，馀谓掘井可以九仞言，而为山不可以九仞言。观《荀子》一书，于山皆曰百仞，于渊、于谷亦曰百仞，惟墙曰数仞，木曰十仞。下字细密如此，岂似古文之呆且妄与？

又按：梅氏𬸦谓《中庸》“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古文以“若”代“辟如”，以“升”代“登”可也；而以“陟”代“行”，则不可。何则？《书》“汝陟帝位”，《诗》“陟彼崔嵬”，凡陟皆升高之义，无有用在遐字上者。窃以此亦殊不然，今文《立政》篇“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非陟遐之一注脚乎？古人用字却又不尽拘拘。

又按：《汉书·叙传》云，“我德如风，民应如丱”，不曰“民德”，曰“民应”。“应”字内含有草随风偃之意。且固自以身在《论语》后引《论语》，可不备。若《君陈》欲作成王语，岂容如是？

又按：，甚矣，左之失诬也，而《外传》尤甚。如《曹风·候人》之诗“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刺共公也。共公二十一年，为《内传》鲁僖二十八年，晋侯入曹，数其乘轩者，三百人也。正与诗合。若前此六年为共公十五年，纵是诗已有，安得甫脱于曹风人之手，而辄远述于楚成王之口？向其臣曰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乎？诬莫甚于此，又何尤乎穆姜。

○第七十七

余向谓《史记》多古文说，今异者不过字句间尔。今且有显然出太史公手，标举书目，其辞至二十八字为安国《书》所未载。将太史公所从问，乃另一棘下生子安国，而安国所授本，非复此二十五篇也，然后可。《河渠书》首引《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馀谓“禹抑鸿水”与《孟子》合。“十三年”与今文作“十有三载乃同”合。“过家不入门”与《孟子》及今文“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陆行载车”以下，又与《尸子》及今文“予乘四载”合。其事事有根据，非苟作如此。魏晋间人，竟以世所童而习之之书，书且开卷便见忘其采用，岂非天夺之鉴、褫其魄与？吾今日以口实也哉。

或问：子以“禹抑鸿水”，魏晋间人忘其采用，若采用，当入何篇？馀曰：其《大禹谟》乎。或问：《大禹谟》在真安国《书》为《虞夏书》，即假安国亦名《虞书》，何居而以《夏书》入《大禹谟》也？馀曰：以《左传》例之，盖可入也。文十八年三引《虞书》，文皆在今《舜典》。僖二十七年一引《夏书》，文在今《益稷》。其引逸《夏书》者，十有四，一未采用，二入《五子之歌》，二入《胤征》，馀则尽入《大禹谟》。故以《夏书》入《大禹谟》以下篇者，准僖二十七年例也，非无稽也。或曰：子于伪古文《尚书》学推见至隐，如此得无亦劳而罔益乎？予不觉失笑。

按：《夏本纪》称禹为人“敏给克勤”。“克勤”二字为《大禹谟》所采。尚有二语甚精，曰“声为律，身为度”，未经用。予曾戏以《荀子》“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隐栝为“惟圣尽伦，惟王尽制”，以语一酷信古文者，云此古逸《书》，其人欣相赏，叩出何书？而不悟其为君无口为汉辅之类也。

又按：除太史公引逸《夏书》外，《商君传》赵良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泽传》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此皆在秦未燔书之前。意所引出全书百篇中，其标名出引《周书》者，则《楚世家》“欲起无先”，《苏秦传》“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将用斧柯”，《蒙恬传》“必参而伍之”，《主父偃传》“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以《周书》七十篇按之，“绵绵不绝”，《和寤解》也，“存亡在所用”，《王佩解》也。意“欲起无先”至“农不出”等语，亦出七十篇内，但今已亡缺十有一篇，不复可考见云。

○第七十八

余向谓《说文》皆古文，今异者亦只字句间。然从其异处论之已，觉义理长，非安国《书》可比。今且有安国所不载辞至多，其必出贾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标逸《周书》者不录，录《虞书》焉、《商书》焉、《周书》焉、《尚书》及《书》焉。《虞书》曰“仁闵覆下，则称旻天”，《虞书》又曰“怨匹曰逑”。《商书》曰“以相陵懱”。《周书》曰“宫中之冗食，读若《周书》，若药不眄眩”，《周书》曰“戋戋巧言”、《周书》曰“来就惎惎”，《周书》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周书》曰“王出涘”，《周书》曰“伯褵”，《周书》曰“师乃掏”，《周书》曰“孜孜无怠”，《周书》曰“惟緢有稽”。《尚书》曰“<囗>々升云，半有半无”，《书》曰“竹箭如榗”。右皆魏晋间忘其采用者，而宋洪迈反疑之为不可晓。善夫，徐铉进《说文表》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予谓贾许所授受，古也；魏晋间出，今也。徇今而违古，洪氏之见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见也。噫，果孰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肃、郑康成古文以上，统名《虞夏书》，无别而称之者。兹《说文》于引今《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之文，皆曰《虞书》；于引《禹贡》《甘誓》之文，皆曰《夏书》。固魏晋间本之所由分乎？唯于今《舜典》“五品不郤”作《唐书》，与《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同。四引《洪范》皆曰《商书》，与左氏《传》同，却与贾氏所奏异。岂慎也自乱其例与？抑有误？

又按：“仁闵覆下，则称旻天”，《毛诗传》并同。尝意《孟子》“号泣于旻天”出古《舜典》，则此亦应为其文。“怨匹曰逑”与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同，凡左氏“古之命也”皆古有是言，其即指《虞书》可知。伯褵“重今《冏命》”，盖郑、孔各有一《冏命》，故其称名同，唯字别。“孜孜无怠”出伪《泰誓》，说见第三卷。“王出涘”，亦《泰誓》，见《周颂笺疏》。“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出《周书》。周祝解《说文》脱逸字，兹偶因仍未及削正云。

又按：向以东京古文盛行，推功于逵。更以《帝纪》参之，章帝建初八年诏曰：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灵帝光和三年诏举能通《尚书》（顾宁人曰《尚书》上脱古文二字）。《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儒林传》云：《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其盛心如是，故当时古文《尚书》几炳如日星，目所共睹。慎从逵受，具载撰著，得以上献阙廷，不以为讳。若西京末，以《尚书》为备而古文旧书猥以不诵绝之者，何啻莛楹？学固有幸、不幸如是。逮献帝建安中，士燮在交趾，《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燮欲条《尚书长义》上之。又以见尔时不独一郑氏家法，且广为讲肄，徒众盛甚。奈何未及五纪，王肃既薨，辄星驰电逝，埃灭无闻。令人回思，莫审厥由。既读王荆公论秦焚坑之祸曰：而于是时，始变古为隶，盖天之丧斯文也。不然，则秦何力之能为？馀亦谓盖天之丧古文《书》也，不然，则汉曷尝不力焉？此所以每仰视而不禁闵惜嗟痛也。

又按：上悼古文二十四篇不传，由于汉魏；后陈第季立则以古文全经不传，由秦汉间。一归诸天，一责诸人。因并录其辞云，曰：夫《书》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纪》，始皇三十四年令烧天下诗、书、百家语。越三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灭。越五年，汉高即皇帝位。焚书之年岁戊子，汉高即位岁己亥，相去十二年耳。张苍，秦柱下史；叔孙通、伏胜、高堂伯，秦之博士；郦食其、陆贾、申公、楚元王辈，皆秦儒生，岂以十二年之间，遂至一废扫地？庄子云，《诗》《书》《礼》《乐》，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论《诗》《书》，其及门弟子往往散处列国。战国去秦何几，一经焰火，遂尔澌灭，何也？岂秦及战国功利之习，浃人肤髓，而士生其时，惟学从横长短攻战之术与？夫尊秦礼仪之制，而《尚书》古经无复有读之者耶？或曰：汉高虽兴，挟书之律未除，咸畏而莫敢出。然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兵初定也。至史称高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此时去秦逾近，其徒最众，岂所讲诵者，都非《尚书》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不可知也。汉武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张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秦汉之际，遂无若人，可悲也哉。

又按：梅氏𬸦信伏生有壁藏《书》之事，不信孔氏。虽与史传不合，亦颇妙。其辞曰：今夫人情贮物于椟，犹不忘时加展省。矧以土亲圣经，弃置如遗，茫然弗觉，岂理也哉？又曰：孝文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可征，诏使晁错往受《书》。其所以尊荣之者，至矣。假令先圣之裔，有能藏经屋壁，取经以进，吾不知帝宜何如尊崇之，显荣之。乃孔氏之门，卒无一人焉，肯出其藏，以应帝之求者，何哉？且距藏《书》，初才三十五六年。当时，妻子奚奴目击其事者尚存，何不聚族而谋，曰，爱经之主不世出，顷蒙主上尊荣伏生至此，吾家经籍道兴之日也。壁经不发，则与暴秦焚书同归卒就灭亡。奚贵于藏哉，内愧本心，上负圣主，吾不忍为也。今不见有一人，不闻有一言，盖其先实无所藏，故其后亦不知所发；其先实不目击斯事，故其后亦寂无言及斯事者。岂不较然明著也哉？馀谓藏书有二说，《家语》作孔襄，《东观汉记》作孔鲋。鲋为陈涉博士，持孔子礼器以归者，孔鲋近是。鲋卒与陈王俱死，死之后，藏书遂无传焉。容事理之所有者。

○第七十九

余向谓引古有例，古人必不自乱其例。如“《书》云”下，不得自为语气。《论语》“孝乎惟孝”是也，书属议论，必不认为叙事。与或妄增其后其前。《孟子》“一人衡行于天下”，“有攸不为臣”二处是也。今更论之，引书者，必以书辞不甚明，方从下诠释，一层未已，复进一层。若本辞已明，其事实尽胪陈于前，闻者自了，引者奈何复屋下架屋乎？兹且见《大禹谟》之于左氏矣。左氏文七年郤缺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书辞。”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释《书》辞如此，伪作《大禹谟》者，将援“戒之用休”三语，自不得如缺作释辞，又恐九歌终未明也，遂倒装于前，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云云。此在寻常《书》篇亦无不可，特与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据子言，《夏书》仅“戒之用休”三语，终竟不知九歌何指矣。馀曰：奚有于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大史克以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当之，未全。至孟子始释以父子有亲等。作《虞书》者，岂料后有孟子代为我释也哉？盖当作《虞书》时，五典字面；作《夏书》时，九歌字面，人所通晓，无烦注明。下及郤缺、孟子时，便不得不费辞。亦所谓周公而下其说长。曾谓作《夏书》者，置身三代首，而即如后代之饶舌哉。

按：《周礼》，大司乐职九德之歌。郑司农以《春秋传》六府三事一段注之。始明作《周礼》者，不顾也，足征彼时其乐见存，人所共晓云。郑司农引《春秋传》不依却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与《大禹谟》同。又足征注《书》者与作伪者，其迁就之情颇相似。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凡《左传》文，皆顺释于后者，兹皆逆释于前。又藏却六府三事字面，别出于下文帝舜口中。至原有“义而行之，谓之得礼”，亦系释《书》辞，竟忘着落。且“戒之用休”三句，文固联贯，而义自为三，据此既将九歌之义层层逆释，下即当接以“劝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捷。不得又照逸《书》原辞将“戒之用休”二句别自二义者，夹于中间，使九歌之义上下隔越，悉欠文理也。又曰：使《书》辞果有水、火、金、木、土、谷等句，左氏不当屑屑释之矣。可不辨自明。

又按：《汉·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为古《乐经》与《礼经》并配，亦小有致。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末篇曰窦公即载斯事，惜不传。予独叹南齐时，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科斗书《考工记》。说者以证《考工记》非先秦人所作。则魏文侯当六国初，已宝爱大司乐章，谓其为六国阴谋之书者，顾足与深辨与。

又按：吾友王弘撰无异述其乡先生韩恭简之言告予：天下不治，由圣人不生；圣人不生，由元气不复；元气不复，由大乐不作。大乐作则元气复，元气复则圣人生，圣人生则天下治。予服为一代伟论。因谓功成作乐，大乐不作亦由天下不治。天下治则大乐作。四者如环无端，此上古之世长治而不卒衰也，盛哉。

又按：《晋书》，张华问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大雅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此与陈寿议并同。予著《疏证》，亦知有言碎之病。非卑视人，实置己未高耳。

○第八十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为卫侯，作《康诰》，直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晋侯为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若曰：父义和。”无所庸序也。即古文《微子之命》《君陈》亦尔。读左氏定四年《传》，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发端第一语。盖若劈面一喝，闻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与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将是语缀入篇之中，势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与尔考并提，其无乃非类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巅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而伪作是篇者，亦如其例，仿佛其辞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以为篇端之序。学者试平心以思，此为左氏本书乎，抑《书》袭左氏也？或曰：据子言，《书》直以“尔考之违王命”起，其蔡叔获罪之由终，且莫知矣。馀曰：朱子言古者有编年之史，有每事别纪之史。编年，《春秋》是也；每事别纪，《书》是也。《书》二典所载，上下百有馀年，而《武成》《金縢》诸篇或更数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馀亦谓蔡叔获罪，盖必具于编年之史，而不必赘序于《蔡仲之命》也。或曰：子必以《书》无序而后可。馀曰：是何言？《书》有有序者，无序则其指不见；有不必序者，强序则祗觉其赘而已。吾愿学者以《书》自《书》，不必如引《书》者之追其事传自传，亦无庸以《传》之文阑入于《书》而已矣。

按：王伯厚以此《传》为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月会于召陵，蔡侯已在卫侯之上。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诸侯。经无长卫之文。愚谓不尔。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蔡侯次在第五，卫子次在第七。此会也，祝佗述其载《书》“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卫又在蔡上此盟也。盟所以敬共明神本其始也。较会之次为重。《传》固云：乃长卫侯于盟，不曾云会何有误？或曰：左氏竟如是，其莫可拟议乎？馀曰：刘子玄评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此区区事实足征，曷足以尽之。

又按：“囚蔡叔于郭邻”，孔《传》云：郭邻，中国之外地名。此臆说也。郭邻正作郭凌，出《周书》，作雒解。孔晁止云地名，未详所在，洵是。至蔡显属汉汝南郡上蔡县，为其父子所封，未开别地。《传》却云：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间。圻内之蔡名已灭，故取其名以名新国，欲以戒之。异哉，此唯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内咸林之地名，郑后徙溱洧之间，施旧号于新邑，亦名郑。未闻蔡复尔。尔不独臆且瞽说矣。缘其瞽说则误。读《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汉·地理志》注胡后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后汉志》河内郡山阳邑有蔡城，刘昭《注》云：蔡叔邑。此犹郑管城之类乎？

又按：孔《传》以蔡圻内国名，自非。以《康诰》之康为圻内国名，却是远胜郑康成解作谥号者。尝证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当既有诰文，辄有篇名，岂待身后之谥，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记·卫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谥康，子亦谥康。将两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从畿内之康，徙封卫，卫即殷墟畿内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括地志》，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又按祝佗言，文武成康之伯犹多。孔《疏》云：文武成康皆以处长而立。予不觉笑曰：武王不有伯邑考之压其上乎？读《管蔡世家》云：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又云：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可知当时伯邑考固有子，文王乃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次子发，以遵殷礼。实与引以况公仪仲子者一例。邹平马公骕告予：衍似微子之次子，故曰微仲，非其弟。亦以经为例，盖不信《世家》与流俗本《家语》。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师古称其载古人名氏与诸书或不同。馀读如《顾命》，彤伯，彤作师；虎臣，虎作龙；仲桓南宫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见古文《书》未可知。尤爱于微子下自注曰：纣兄。宋微中下自注曰：启子。足辅马说之不孤。因思微既属殷畿内国名，启封之于此，是为微子，断无其弟又并封之事。则微仲也者，子袭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殆又一理证云。

或谓予“无若尔考之违王命”出左氏，“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无所出，试问成王、蔡仲同为文王之孙，而此一孙向彼一孙呼其祖为乃祖，其可通乎？胡不摘出？馀曰：武王、康叔同为文王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诰》则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酒诰》则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亦从而乃之。武岂自外于文考乎？窃以古人不甚拘。与或以乃作虚辞用，亦可。

又按：向以二十五篇《书》，惟《微子之命》虽当日真命，《书》不可考。要此无甚可议。近方觉纯以僖十二年《传》王命管仲曰：“馀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为蓝本，而割凑充篇。且既易“往践乃职”为“往敷乃训”，又曰“往哉惟休”；既易“无逆朕命”为“无朁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复乎？

又按：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伯禽》《唐诰》皆《书》篇名，皆不见今百篇《书》中，岂夫子所黜去乎？抑圣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为君，周公为相，而建尔元子与封小弱弟于唐，其训戒之辞，讵不足几于道以垂后世，而为所删耶？殊所不解。愚曰：盖尝反复详思，而得其旨矣。马端临之论夫子删《诗》也曰：于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芣苡》《鹤鸣》《蒹葭》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于其可知者，虽词意流泆，不能不类于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于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于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论以折之曰：“狐裘厖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此非士曌所作诗乎？宜入《风》；“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此非祭公谋父所作《祈招》之诗乎？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诗乎？宜入《颂》。今《风》《雅》《颂》皆无焉，其不以序行于世者耶，而马氏之说绌。马氏说绌，而吾之说起，曰：夫子之删《诗》，其与修《春秋》固无以异也。《春秋》因鲁史成文，鲁史所不载者，圣人未尝增。鲁史以策书赴告为体，赴告所不及者，鲁史未尝增。当时若晋重耳之入国，与杀怀公于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鲁史不书，圣人亦未尝取晋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盖其慎也。且以吾所载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贬，已足明将来之法矣，固不必夸多斗靡，如后人以无一不载为功也。此修《春秋》旨也。其删《诗》也，必取世所传某本《诗》，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从而删之。存此三百五篇，以为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虽有《士曌》《祈招》等作见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删《书》也，必取世所传某本《书》，凡今百篇咸在者，从而删之。存此百篇，以为其大经大法已具是尔矣。虽有《伯禽》《唐诰》见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删定旨也。昔有问《书》何以无宣王？朱子曰：是当时偶然不曾载得。此句最好。予窃谓《伯禽》《唐诰》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萧统《文选》，偶遗王逸少《兰亭序》，说者遂吹毛求疵，以为昭明意若何。昭明岂真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爱奇，奇则欲博，博则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圣人爱义，义则从约，约则虽有不及而已无所不包也。呜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尚有鉴于斯哉。

又按：《诗·小序》，久而渐知其不安也与《书序》同。苏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为有依据。后说《诗》者多宗之，以排击紫阳，以复于古。愚尝反复详考，而觉朱未尽，非毛未全，是至《诗》有不可解处，亦几与《春秋》等。盖《春秋》从鲁史来，朱子谓鲁史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旨。馀则谓《诗》序具载国史，国史不传，亦无由知是《诗》之何为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学分四家，家各一说。《关雎》或以为美诗，或以为刺诗；或以为文王之妃，或以为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国史固不传矣，而其说之散见他书者，亦略可言乎？馀曰：莫明征于《金縢》。书“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此即《鸱鸮》诗之《序》也。《春秋》隐三年《传》曰：“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即《硕人》诗之《序》也。闵二年《传》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难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漕。许穆夫人赋《载驰》”，此即《载驰》诗之《序》也。“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此即《清人》诗之《序》也。文六年《传》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即《黄鸟》诗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说之，得其旨，即从其序来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卫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执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懿读为抑，不胜于郊祀天地。卫武公刺厉王之说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当是时，《诗》有定说，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何篇何义？皆众所通晓，不独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时，便不能然。咸邱蒙不识《北山》诗之旨，妄摘取其中四言以证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则曰：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窃以劳于王事以下即《北山》诗之《序》也。他日告万章以颂古人之诗，辄继以知其人，论其世。盖诗必有所作之人与所当之世。若《小弁》当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属毛离里之人，自宜乎怨，不宜乎不怨。非国史实纪载亦乌乎知之？故毛说之可信，从国史来；其不可信，则杂出讲师之传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毛传》，正在讲师之传授，极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馀曰：莫不善于抑。《序》曰：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案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辞，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秪缘序诗者见前有《荡》《板》《民劳》三篇，咸刺厉王，后有《桑柔》为芮良夫刺厉王，尤明征，故亦以为刺厉王。而无柰《国语》有“作懿戒以自儆”一言，只得续之曰：亦以自警也。其支缀附会，情见势诎，不大可笑乎？馀因之而悟，刺某人，美某人，诗专为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诗编次后先，有一定之时世者，不可信二。呜呼，鲁史不传，朱子怯于说《春秋》。而《春秋》存，国史不传，朱子果于说《诗》。而《诗》亡，我固谓朱子于《诗》亦得失相半尔。

又按：诗必有题，即古之篇名也。今人览其题，便知是诗之何为而作。若古人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览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别须序以显。宋晁说之以道论作诗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陈其事，则诗可以不作矣。说诗者或不可以无序断会一诗之旨，而序之庶几乎发明先民之言，以告后生弟子焉。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似也而犹未尽。须知当日大师陈诗，遒人采诗，皆知此诗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录掌于国史。既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众手者之傅会。观《金縢》、左氏则可得其体式。晁氏又曰《山有枢》之《序》“有财不能用，有锺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车攻》之《序》“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诗无遗思矣，解颐哉斯言。至谓岐下石鼓安睹序？《离骚》无序而《序》出于玉逸。秦汉间古诗有《国风》之遗韵者，亦无序，知之者固自知之。况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则辞不患乎不明。此则以诗求诗，矫枉过正之论，固先朱子而首发矣。

又按：马端临譬之听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于它书中间见一二，真、伪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徒得诸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是者也。馀终譬之《春秋》，毛公自谓子夏所传，譬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得经之旨为多。齐、鲁、韩三家，远逊于毛。然不无可取。则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氏而已矣。合者，疑圣人之旧；不合者，是杂以己意。抑岂能一笔抹𢫬哉？此文公《诗集传》出，说者谓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穀梁于襄公二十有一年并书孔子生。然犹可解曰传文，非经文也。若左氏于获麟之后引经，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书孔邱卒，此岂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诚是。马氏谓既续之于获麟之后，宁保其不增益之于获麟之前？是亦未敢尽以为信。馀谓《春秋》有不可解处，意其在斯与？《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间即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谓有桑中之喜，正指窃妻事，一览之而知为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岂录淫辞以诲万世哉。故程篁墩决然谓今《诗》出汉儒所缀缉，非孔子删定旧本。汉儒徒见三百五篇名目，散轶不存，则每取孔子所删所放之馀一切凑合，以足其数。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于师者，概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阳明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郑卫，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茅鹿门曰：大抵诗之言淫谑者，为里巷所布，易传而难灭。如今南北所传声伎之类。是孔子尝删之，不列于经。而其俗之所传，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没而汉求亡经于天下，则学士大夫各采所传，以补三百之数。往往杂出而并见之耳。某故曰：《诗》非全经，以上三说虽出近代，要为卓然不诡随先儒者，正可与《汉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相参观。又按馀中夜而思《燕礼》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与《鹿鸣》相次，盖一时之诗，而为燕飨宾客及大射之乐者。其在《小雅》中无疑。郑亦注《新宫》，《小雅》逸篇。必不为圣人所删，又必不至孔子时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颂》十二篇，是正考甫当东迁之前得于周大师，故孔子时亡其大半。若鲁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其诗见存。孔子时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仅八年，安得《诗》遂逸？应编列孔门旧本三百篇内耳。又思乡射奏《驺虞》，大射奏《狸首》，《周礼》射人王以《驺虞》九节，诸侯以《狸首》七节，孤卿大夫及士以《采𬞟》《采蘩》五节。则《狸首》之诗与《驺虞》《采𬞟》《采蘩》相次。孔颖达所谓当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为圣人所删，又必不至孔子时亡逸，所以者何？《射义》出七十子后学者之手，观记及孔子矍相之圃之射可见，且历历举其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岂孔子时反亡逸乎？盖原编列《召南》，相其辞又颇似二《雅》，秪遭秦火而失之。余尝疑何彼秾矣属东迁以后之诗，安知非见于《王风》或《齐风》者？而后之学者误取以充《召南》十四篇之数，方为正风亦未可定。呜呼，予之为斯论也，诚知狂瞽，罪不获辞。然古文《尚书》首发难于吴才老，计其时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渐众。朱子本郑夹漈之辨妄，尽去《序》言诗，同时若吕伯恭，犹疑且骇，而视今之信何如也？馀敢望桓谭其人而辄旦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师王文宪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尽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删繁芜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岂无播咏于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诗》既毁于秦火矣，汉兴，管弦之声未衰。诸儒传夫子之《诗》而不全，得见世俗之流传，管弦之滥在者，概以为古诗，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数，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诵咏如《素绚》《唐棣》，诸经书之所传如《狸首》《辔柔》《先正》《繁渠》诸诗，何以皆不与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郑声，何为尚存而不削邪？《宋史·儒林传》亦载柏之言曰：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以补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退《何彼秾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麇》，黜郑、卫淫奔之诗三十有一篇。说实先篁墩、阳明而发。盖亦从《史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悟来（篁墩《皇明文衡》有《王直诗辨》，与此略同。亦先篁墩发）。

又按：固哉为《诗》，孟子以谓高叟。由今观之，亦何必高叟？如《式微》，《诗序》云：“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旄邱》，《诗序》，“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此必有所受之，其实表里洞达，无复拟议。而朱子乃曰：诗中无黎侯字，未详是否。馀不觉匿笑，昔范景仁不信佛，苏子瞻诘其所以不信之说，范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见者未尝信。苏曰：公亦安能然哉。设公有疾，令医切脉曰：寒则服热药；曰：热则饵寒药。公何尝见脉，而信之如此，何独至于佛而必待见邪？真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见。

又按：钱牧斋注《杜诗》，谓子美深不满灵武即位之事，诗中多微文以刺，尤标其旨，于《洗兵马》曰：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于《收京》三首之二曰：与《洗兵马》相发明。吴江朱长孺故反牧斋者，谓灵武即位本非得已，洪容斋所谓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也。其听李辅国谗间，乃上元年间事。公安得逆料而讥之？二注并行。盖诗与文不同，文尝有画然一定之意，诗则惟人所见。此可以此说解，彼亦可以彼说解，故曰：诗，活物也。或曰：钱与朱毕竟，孰为是？馀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证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纪纲已失，关辅萧条，乘舆播越，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小臣用权，尊贵倏忽。”正元次山书太子即位之义。古朋友论议，一时不谋而合如此。则牧斋之注洵得其旨哉。余尝以卫之《木瓜序》云：“美齐桓公也，卫人思厚报之，而作是诗。”朱子解作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亦所谓二注并行者。愚终以孔子有言“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则《序》为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难得尽有文以证诗耳。此《诗》与《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诗求诗，是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问：子何不有取其说且加正焉？馀曰：以意逆志，须的知某诗出于何世，与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吴乔先生共予读李商隐《东阿王诗》，“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说曰：后二语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妇不过十年，，甥舅才及二载，而竟致一生颠踬。此种情事，出于口则薄德，而意中不无展转，故以不伦之语志之乎。若论故实，丕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赋《洛神》在黄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诗，意自有在，或论故实，或不论故实。宋人不解诗，便以薛王、寿王同用，讥刺义山。何异农夫以菽麦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谓妙绝，千古发端，一语已道。令狐之当国矣，盖原知义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决，岂可得乎？纵得之，恐亦成郢书燕说而已矣。《诗集传》病多坐此。

又按：窦梁宾，夷门人，进士卢东表侍儿也。词笔容态皆可观。东表当及第，窦为喜诗曰：“晓装初罢眼初，小玉惊人踏破裙，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若掩其姓名，亦可知是妇喜夫登第之作。朱庆馀作《闺意》一篇，献水部郎中张籍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装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若掩其题，恐未必知是后进求知就正于前辈之作也。诗有难辨如此，吾欲诵以质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祎《学诗斋记》，曰：诗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诗，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说言之，则某窃有疑矣。盖二《南》、大小《雅》《周颂》，周公之所定；变《风》、变《雅》、鲁、商二《颂》，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尚矣。第今观之，二《南》以《关雎》配《鹊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虫》，《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摽有梅》，《兔罝》配《羔羊》，《芣苡》配《采𬞟》，《汉广》配《行露》，《汝坟》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驺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为房中之乐。而《甘棠》，后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秾矣》，王风也；《野有死麇》，淫风也。此三诗者，胡为而厕其间乎？而又成王之颂乃有康王以后之诗，今谓二《南》《周颂》果为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诗》《书》同祸，《书》残阙甚，而《诗》独无一篇之失。然《素绚》《唐棣》《狸首》《辔柔》诸诗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郑声乃反获存。刘歆以谓《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不足则以世俗之流传管弦之滥在者足之，不复辨其非。故变《雅》之中或有类乎正《雅》。而又《六月》变《小雅》之始，《民劳》变《大雅》之始，乃与正《雅》同其篇什。《豳风》非变也，乃系于十三国之末焉，乌在其为各得所也？然则，今之三百五篇，谓皆孔子所删之旧，可乎？不可也。盖自汉以来，学《诗》者悉本于郑氏训诂谱序，惟郑说是从。人有耳目肺肠，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传》出，而郑学乃遂废。朱子所谓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者，学《诗》之旨，无以易此矣。世之习其读者，固得有所据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学者以为朱子之所未尝言，不敢以为言也。昔者乡先正王文宪公盖尝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岂非诗道之微于是为已甚乎？此论正从王文宪出。

又按：赵子常引其师黄楚望之言曰：《周礼》，王巡守则大史大师同车，又其官属所掌，皆有世奠。系之说方采诗之时，大师掌其事，而大史录其时世。及巡守礼废，大师不复采诗，而后诸国之诗皆其国史所自记录，以考其风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传》于高克之事，则曰：“郑人为之赋《清人》”；庄姜之事，则曰：“卫人为之赋《硕人》”，必有所据矣。胡朏明曰：采诗采字，均当作陈。盖诗有采有陈。《汉·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此采诗之说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氏《诗谱》，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此陈诗之说也。采之于每岁之孟春，陈之于五载巡守四仲之月。是国风所自来也。班孟坚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奏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汉治近古，此其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泆奔诱之辞，惟郑、卫、齐、陈有之。《小序》概以为刺奔。说者谓刺，诗之体，但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不必谯让质责，而后为刺也。朱子非之，以为欲刺人之恶，而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恶，必无是理。故以为淫者所自作。而马贵与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陈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女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贵与之说可谓辩矣。然其尝于朱子所谓淫者自作之外，更就数诗以求之，而知铺陈其事，不加一辞之说，亦有不尽然者。《新台》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墙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鹑之奔奔》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䗖𬟽》曰：“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载驱》曰：“鲁道有荡，齐子游敖。”以上诸诗皆刺当时之淫乱，而指斥如此，是未尝不加一辞也。《南山》《敝笱》《猗嗟》《株林》颇似不加一辞，然以雄狐目襄公，以鲂鳏目文姜，意见比兴中矣。《猗嗟》以“展我甥兮”明庄公非齐侯之子，微文刺讥，抑又甚焉，安在其为不加一辞也哉。《株林》玩其辞意，亦可见作者在所赋之外。以此数诗，反而观之，则《静女》《桑中》《溱洧》《东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写狎昵之情，胪列鄙秽之状者，其为淫者所自作，无疑矣。淫者之辞，岂可录之于经？以为汉儒所缀缉，以足三百之数者，近是。吾友阎百诗次鲁齐，华川、篁墩、阳明、鹿门、诸论为一帙，有味哉。又曰：《汉·艺文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某谓夫子之所录，得以流传者，维此之故；天子之所删，得以篡入者，亦维此之故。又曰：诗有具文见意者。《叔于田》二诗但为郑人爱叔段之辞，而不义得众之情自见。《扬之水》《椒聊》二诗但为晋人爱桓叔之辞，而叛翼归沃之情自见，是也。马贵与举此以明《序》之不可废，以为之四诗者，皆赖《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则子云美新之作，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盖均一淫泆之辞，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某谓四诗出于刺者之口，固可录。藉令为叔段、桓叔之党所自作，录之于经亦可。使有国者知乱贼之情，而为防微杜渐之计，无伤于义，无害于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辞，则不可同日而论。床笫之言不逾阈，即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简策，以教人童蒙之时？力捍其外诱犹恐或入于非僻，而顾令日诵此等诗以诲之淫乎？自此义不明，世遂以子夜读曲宫体诸诗，为得国风之遗意，下逮花间诸人及柳、晏、秦、周辈倚声填词，备狭斜妖冶之趣，亦自谓不诡于风人，而号为诗馀。读者、作者，展转流传，以蛊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谓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臞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冘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议论启之也。昔汉景有言，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喻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学诗亦然，诵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类；读晋宋以后诗，不取子夜、读曲、宫体之类，亦未为不善学也。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传》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尝疑贡诗之说，不知何据。及读金仁山《前编》引伏生《书虞夏传》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贡其乐，乐正定乐名。又引《书·大传》曰：五载一巡狩，群后德让，贡正声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诗作乐之始。然后知贡诗之说所自出，与采诗、陈诗相发明也。盖列国之行人采诗以属太师，比其音律，以待时巡。因州伯以贡之天子，天子命太师陈之，而取其正声，被诸弦管，以为燕飨朝会祭祀之乐。自虞夏以来，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斯则久矣。朏明未及考此）。

又按：萧山毛大可述高忠宪讲学时，有执《木瓜》诗问难者。“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中并无男女字面，何以知为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来风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张平子《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明明有美人字，然不为淫奔，未为不可也。言未既，即有咈然而兴者曰：美人固通称，若“彼狡童兮”，得不目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读箕子《麦秀歌》乎？“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谁谓狡童淫者也？高忠宪遽起长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闻通儒之言。窃以此论与《诗·小序》相合，而与上胡朏明及予又相乖。

又按：苏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诗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谓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谓之《召旻》《大明》，独《宛》《弁》阙焉。意者孔子删之矣。虽去其大，而其小者犹谓之小，盖即用其旧也。馀谓此非为孔子所删，盖原编次成，后亡逸耳。即苏说亦可证《诗》非孔门之旧本。因思《狸首》安知不别有一篇，与《驺虞》《采𬞟》《采蘩》体制相类者，原在《召南》与？又安知“曾孙侯氏”八句，非别一篇名，而康成臆以《狸首》当之与？回忆少疑《乡饮酒》、《燕》、《乡射礼》、并歌《召南》首三篇，越《草虫》，取《采𬞟》，为乱次。后读《诗正义》云：盖《采𬞟》旧在《草虫》前，齐《诗》次正如是。不觉释然。《诗》于今人情不大相远耳。

又按：余久而后得王文宪《诗疑》曰：昔东莱吕成公尝疑《桑中》《溱洧》非桑间濮上之音，以为夫子既曰“郑声淫”而放之矣，岂有删诗示后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则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不知何辞之风，何义理之止乎？故文公说《诗》，以为善者兴起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以此法观后世之诗，实无遗策。何者？盖其规珣恢广，心志融释，不论美恶，无非为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观诗可也，观书亦可也，虽观史亦可也。以此论乐，则恐有所未尽。某尝疑今日三百五篇者，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足三百篇之数。某不能保其无也。不然，则不奈圣人放郑声之一语终不可磨灭，且又复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某是以敢谓淫奔之诗，圣人之所必削，决不存于雅乐也。审矣。妄意以刺淫乱，如《新台》《墙有茨》之类，凡十篇，犹可以存之。惩创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悦之词，如《桑中》《溱洧》之类，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无可疑者。所去者，亦不过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秽雅颂殽乱。二《南》初不害其为全经也。如此，则二先生之疑亦俱释矣。昔曾南丰谓，不灭其籍，乃善于放绝者。以此放绝邪说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诗，不待智者而能知其为恶行也，虽闾阎小夫亦莫不丑之，但欲动情胜，自不能制尔。非有疑似难明，必待存其迹而后知。今夫童子淳质未漓，情欲未开，或于诵习讲说之中，反有以导其邪思，非所以为训，且学者吟哦其丑恶于唇齿间，尤非雅尚。读书而不读淫诗，未为缺典。况夫子答为邦之问，而此句拳拳殿于四代礼乐之后，恐非小事也。某敢记其目以俟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芜秽云。曰《野有死麇》（《召南》）、曰《静女》（《邶》）《桑中》（《鄘》）、曰《氓》、曰《有狐》（并《卫风》）、曰《大车》、曰《邱中有麻》（并《王风》）、曰《将仲子》、曰《遵大路》、曰《有女同车》、曰《山有扶苏》、曰《萚兮》、曰《狡童》、曰《褰裳》、曰《丰》、曰《东门之釭》、曰《风雨》、曰《子衿》、曰《野有蔓草》、曰《溱洧》（并《郑风》）、曰《东方之日》（《齐》）、曰《绸缪》、曰《葛生》（并《唐风》）、曰《晨风》（《秦》）、曰《东门之𫮃》、曰《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杨》、曰《防有鹊巢》、曰《月出》、曰《株林》、曰《泽陂》（并《陈风》）、或谓三百篇之诗，自汉至今，历诸大儒，皆不敢议，而子独欲去之，毋乃诞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诸儒尊尚《小序》太过，不敢以淫奔之诗视之也。方傅会穿凿，曲为之说，求合乎《序》，何敢废乎？盖《序》者于此三十馀诗，多曰刺时也，或曰刺乱也，曰刺周大夫也，刺庄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晋乱，刺好色，刺学校废；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恶无礼也；否则曰忧谗贼也，惧谗也，或曰思遇时也，思君子也。未尝指为淫诗也。正以为目曰淫诗，则在所当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于诗，而直指之曰：此为淫奔之诗。某尝反复玩味，信其为断断不可易之论。律以圣人之法，当放无疑。曰：然则，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订其词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废者，正南丰所谓“不去其籍，乃所以为善放绝者”也。今后学既闻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为缪，真知是诗之为淫，而犹欲读之者，岂理也哉？在朱子前，诗说未明，自不当放；生朱子后，诗说既明，不可不放。与其遵汉儒之谬说，岂若遵圣人之大训乎？馀按文云三十二篇，目缺其一，或请补之。馀曰：不可得补矣。文宪云《序》未尝指为淫诗者，止奔也，恶无礼也，惧谗也，三篇。此三篇则《䗖𬟽》《相鼠》，原不列三十二篇之目。至《采葛》，曾谓作淫诗，而情款未明，今复云尔。殆所谓自乱其说者与？

又按：《日知录》有《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十月之交》有艳妻之云，自当是幽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𬞟》，《正义》以为《采𬞟》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馀谓此益足证《诗》非孔门之旧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