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阎若璩百诗撰

平阴朱续晫近堂梓

○第八十一

余向谓伪作古文者，略知历法。当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变，遂以瞽奏鼓等礼当之。而不顾其不合正阳之义，说具第一卷。今馀既通历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终甲戌，以《授时》《时宪》二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岁，距元至元辛巳积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积一百二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

○八，冬至四十

○日七九九二，闰馀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转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经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

○五七（入日食限），经朔二十八日五五

○二

○九，入缩历一百

○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缩差二度三五二五，入转二十五日一九四七

○九，迟差二度九

○

○三，加差四刻八四

○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岁距积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

○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

○七

○八，闰馀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转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经朔二十

○日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经朔二十三日三

○六九三八，入盈历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

○九六，盈差

○度四六四六，入转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迟差

○度九

○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

○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则仲康始即位之岁，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东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与经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历法疏密，验在交食，虽千百世以上，规程不爽，无不可以筹策穷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误附于“肇位四海”之后。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昔《史记》《汉书》、荀悦《汉纪》皆云：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昭垂史册者，六百四十五年。后魏高允始谓崔浩曰：此史谬也。案星传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天文欲为变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后岁馀，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东，井非十月也。众皆叹服。又后六百二十七年，宋司马光编《通鉴》，始削去不载。盖史家之必核实如此。况今历学大明，敻绝前代，不难尽刊已成之案。而魏晋间《书》乃出一妄男子，多凭虚安处之。论以历法，则不合于天文；以典礼，则不合于夏制。屡折之于理，既如彼其乖。兹参之以数，复如此其谬。曾谓天下万世，人两目尽夹，而无一起而正之者乎？善夫，元行冲有言：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予实有此慨叹耳。

按：余向引《诗小传》谓《诗》皆夏正，无周正。自郑笺十月之交为周正建酉之月，后虞广刂造《梁大同历》，果推之在周幽王六年，疑出于傅会。此亦是未通历法。时言兹以历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岁距至元辛巳二千五十六年，中积七十五万九百四十二日六十九刻，冬至一十二日三十六刻（丙子日辰时冬至），步至十月建酉朔日得定朔二十七日三十七刻（辛卯日辰正四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五十七刻（入日食限），是日辰时日食，非惟虞广刂，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历学，本传称其始通《三统历》，注有《乾象历》，抑叹经解有不可尽拘以理者，此类是也。孔《疏》云：汉世通儒未有以历考此辛卯日食者，似是康成考之方作笺云。但又以此诗为刺厉王作，自相矛盾，当削此一笺。至康成门人东莱王基云以历校之，自共和以来，当幽王世无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会，欲以此会为共和之前，尤瞆瞆。此段直可入《正义》。

又按：王伯厚言：考《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申）。历有二年之差，后之算历者，于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术推之，亦已疏矣。亦是未通历法。案吕氏载秦八年有秋甲子朔朔之日之文。始皇八年壬戌，岁距至元辛巳积一千五百一十九年，中积五十五万四千八百

○五日六三六，冬至九日四二四（癸酉日），闰馀四日三一九六，天正经朔五日六

○四三

○九（己巳日），加十朔实二百九十五日三

○五九三九，得九月经朔

○日四

○九四（甲子日）。是年秋恰有甲子朔，则岁在涒滩当作岁在淹茂为是。必以涒滩，则维秦六年秋无甲子朔，可知涒滩二字传写之讹。宋刘原父，其本朝人推其博学，为秦汉以来所无。予则谓王伯厚似殆过之。然二公之于历学乃尔，盖历学有三，一曰明经之儒，二曰精算之士，三曰专门之裔。二公或以博学雄千古，至精算专门，自觉少逊耳。

又按：“辰不集于房”在《左传》，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则食。若此，于房宿绝无交涉。此《夏书》之文，应在建巳正阳之月，故当以瞽奏鼓之礼。而伪作古文者，似错认为房宿。盖九月日月会于大火之次，房心共为大火掩蚀于房宿。故冠以“乃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误之由。予尝思《书序》“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详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书》二十四篇，内有《胤征》篇者，知出中康之世。故《夏本纪》曰：“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时”最确。盖予推步以历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岁，距至元辛巳积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积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闰馀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闰四月），入转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经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闰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入日食限），经朔五十

○日

○五八八三五，盈历一百五十二日五六

○

○三五，入转一十九日六

○五七二七，迟差五度三

○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

○日五

○八八，是闰四月，甲寅日午时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岁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气时，视三差，乃戌时，初亏，在地人目不能见食，无容伐鼓取币以救之。则瞽奏鼓等礼的在十一年闰四月朔无疑矣。伪作古文者苟知此，将“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闰四月朔”，既合历法，又协典礼，虽有百喙，岂能折其角哉？噫，予笑其智不及此。

又按：王子充疑《夏小正》不与《禹贡》同列百篇《书》，恐为后儒所托。或曰：唐一行推以历术，知其实在夏时，为《夏书》可无疑。子充又以为不然，曰：天虽高，星辰虽远，苟求其故，则精历数者，悉所能考。盖自上古以来，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数，无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历数者，逆考而溯推之，求其故以著于书，亦岂可遂信之而弗疑？然则，《胤征》纵合历法，亦不无可疑，况不然哉。此又一辩云。

又按：郑康成虽精历学，而于天文分野之说，尚袭旧闻。然亦直至唐浮图一行，始阐发无遗，深合《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义。予尝从《唐书·天文志》删略其语，以补郑《注》之不逮。其辞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传》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徼，达华阴，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之曲，分而东流，与泾、渭、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徼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故于天象，则弘农分陕为两河之会，五服诸侯在焉。自陕而西为秦、凉，北纪山河之曲为晋、代，南纪山河之曲为巴、蜀，皆负险用武之国也。自陕而东，三川、中岳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济，南至于淮，东达巨野，为宋、郑、陈、蔡，河内及济水之阳，为邶、卫，汉东滨淮水之阴，为申、随，皆四战后文之国也。北纪之东，至北河之北，为邢、赵。南纪之东，至南河之南，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为邹、鲁，南涉江、淮为吴、越。皆负海之国，货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东及海，为戎狄。自江源循岭徼南，东及海，为蛮越。观两河之象，与云汉之所始终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阴生，而云汉潜萌于天稷之下，进及井、钺间，得坤维之气，阴始达于地上，而云汉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纬之气通矣。东井据百川上流，故鹑首为秦、蜀墟，得两戒山河之首。云汉达坤维右而渐升，始居列宿上，觜筼、参、伐皆直天关表而在河阴，故实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远，涉阴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滨却负恒山，居北纪众山之东南，外接髦头地，皆河外阴国也。十月阴气进逾乾维，始上达于天，云汉至营室、东壁间，升气悉究，与内规相接。故自南正达于西正，得云汉升气，为山河上流。自北正达于东正，得云汉降气，为山河下流。陬訾在云汉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当中州河、济间。且王良、阁道由紫垣绝汉抵营室，上帝离宫也，内接成周、河内，皆豕韦分。十一月一阳生，而云汉渐降，退及艮维，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间，复与列舍气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逾析木津，阴气益降，进及大辰，升阳之气究，而云汉沈潜于东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龙出泉为解，皆房、心象也。星纪得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析木为云汉末派，山河极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自北河末派，穷北纪之曲，东北负海，为析木。负海者，以其云汉之阴也。唯陬訾内接紫宫，在王畿河、济间。降娄、玄枵与山河首尾相远，邻颛顼之墟，故为中州负海之国也。其地当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东海自鹑首逾河，戒东曰鹑火，得重离正位，轩辕之墟在焉。其分野，自河、华之交，东接祝融之墟，北负河，南及汉，盖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本纪天汉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气，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巨野岱宗，西至陈留，北负河、济，南及淮，皆和气之所布也。阳气自明堂渐升，达于龙角，曰寿星。龙角谓之天关，于《易》，气以阳决阴，象也。升阳进逾天关，得纯干之位，故鹑尾直建巳之月，内列太微，为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负海，亦纯阳地也。寿星在天关内，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阴，北连太室之东，自阳城际之，亦巽维地也。夫云汉自坤抵艮为地纪，北斗自干携巽为天纲，其分野与帝车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维内者，降娄也，故为少昊之墟。叶北宫之政而在乾维外者，陬訾也，故为颛顼之墟。成摄提之政而在巽维内者，寿星也，故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维外者，鹑尾也，故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阶之政者，轩辕也，故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气，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气，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终，皆阴阳变化之际也。若微者沈潜而不及，章者高明而过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谓之外廷，阳精之所布也。斗魁谓之会府，阳精之所复也。杓以治外，故鹑尾为南方负海之国。魁以治内，故陬訾为中州四战之国。其馀列舍，在云汉之阴者八，为负海之国。在云汉之阳者四，为四战之国。降娄、玄枵以负东海，其神主于岱宗，岁星位焉。星纪、鹑尾以负南海，其神主于衡山，荧惑位焉。鹑首、实沈以负西海，其神主于华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负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鹑火、大火、寿星、豕韦为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镇星位焉。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虞、夏、秦、汉，郡国废置不同。周之兴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仅得河南七县。今又天下一统，而直以鹑火为周分，则疆场舛矣。七国之初，天下地形雌韩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尽河东、河内，北固漳、邺，东分梁、宋，至于汝南，韩据全郑之地，南尽颍川、南阳，西达虢略，距函谷，固宜阳，北连上地，皆绵亘数州，相错如绣。考云汉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馀宿。其后魏徙大梁，则西河合于东井。秦拔宜阳，而上党入于舆鬼。方战国未灭时，星家之言，屡有明效。今则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犹据《汉书·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遗术，而不知变通之数也。又古之辰次与节气相系，各据当时历数，与岁差迁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数纪之，而著其分野，其州县虽改隶不同，但据山河以分尔。”

又按：黄宗羲太冲亦今知历法者，《文集》曰：沈存中云，卫朴精于历术，《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误。王伯厚之言本此。某读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两书日食。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无比月频食之理。《授时》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积六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时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过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说为是。西历则言日食之后，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两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无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宫

○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宫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宫

○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宫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卫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庄十八年一食，自来不入食法。案是年乙巳岁二月有闰，至三月实会四十九日一十三时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宫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盖不知有闰，故算不能合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谓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谓不得。不知何说也？朴，吾邑山阳人，与沈存中同时。然则，昔称存中尤邃星历者，亦非。

○第八十二

蔡氏《书集传》，馀不病其言理而病其言数，历尤数之大者。“帝曰：咨，汝羲暨和”一节，纯用朱子订。《传》既非尧历，亦非宋历，盖从孔颖达《疏》采来。尽亦明析，然犹未若《授时》《时宪》二历之精密也。馀因以二历之理与数补注《尧典》，其辞曰：论其理，天周之度岁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馀分，自今岁冬至距来岁冬至为一期，历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积千四百六十，则馀一日，析而四之，则四分之一也。经言有六日者，举其成数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为一岁，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终焉。朱子云：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盖一岁有二十四气。假如一月约计三十日，则宜十五日交一节气矣。然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气，则不止于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时五刻为一节，三十日五时二刻为两节，所谓气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则月不能满三十日之数。积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计之内虚五日零六时三刻，是为朔虚。故每岁尝六个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气盈于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时朔虚。于三百六十日之内，有五日零六时三刻，则一岁之间，大约多出十日零八时。三岁则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闰也。三岁而一闰。即以闰月计之，亦不须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闰之法，其先则三年一闰者三，继以两年一闰者一续，又三年一闰者二，继以两年一闰者一。如是经七闰，然后气朔分齐，是为一章也。论其数，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与天会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积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与日会，十二会通计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岁月行之数，日与天会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为气盈。月与日会，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为朔虚。合气盈、朔虚，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为一岁闰。率三岁一闰，则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岁再闰，则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岁七闰，则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盖不用积年日法，而以实测得之，岂不较胜于订传之本《正义》者哉？善乎，蔡所性仲全言：乐律自汉以后日疏，星历自汉以后日密。梅文鼎定九言：世愈降而愈精者惟历。而自羲和以来数千年，共治一事者，亦惟历。唐苏源明常语人，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恨者，识元紫芝若。生今之世，去唐抑又远矣，吾不惟不恨，且大幸者，获从诸君子游，洞悉今日之历法。斯岂前代人所能几及哉？

按：蔡《传》云：月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当作“九”，通计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二百”当作“三百”。坊本都讹，而习者不知。

又按：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书大传》，舜巡四岳，奏羲伯之乐、和伯之乐。则羲伯、和伯当有其人。盖四子分职，必有二伯以总之，不然历法无所统矣。说致确。羲伯、和伯，官在国都中，四子则分遣之，测验于四极之地。羲伯、和伯，犹今监正、监副，四子则犹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即四子，当其分遣远出，猝有休祥，谁为上闻？又古者太史职掌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候纪载之事，司以一人。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犹是任也。四子尽出帝之左右，谁为载笔哉？其必不然者。晁说之言，“以闰月定四时”，古文“定”作“正”，《开元方》误作“定”。馀考《史记·尧纪》作“正”，《汉书·历志》作“定”，岂卫包亦如向所云，晚出《书》多出《汉书》，故从汉耶？不然，“定”字不如“正”字明甚，胡妄改至此？

又按：朱子言，岁差，刘焯取两家中数七十五年为近之，然亦未为精密也。馀谓至元郭守敬以周天周岁强弱相减，差一分五十秒，积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算已往，减一算；算将来，加一算。而岁差始为精密。明郑善夫继之言，定岁差，宜定岁法，于二至馀分丝忽之间定日法，于气朔盈虚一画之际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难分之所而后历法始为精密。皆前此朱子所未闻。

或问：《授时历》夏至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与蔡《传》日永，昼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昼四十刻，夜六十刻者不同。子不以之驳蔡《传》，何也？馀曰：前人固已云矣，地势有在南在北之异，蔡氏据地中而言，故昼夜刻数长极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时历》据燕都而言，故昼夜刻数长极于六十二，短极于三十八。其不同盖以此。凡馀之驳蔡《传》处，岂得已哉？

或问：历既无频月日食之事，则《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四书日食，两为比月，将《春秋》不得为信史哉？馀曰：《春秋》固信史，但尔时史失其官，闰馀乖次，从古未有过于春秋之世，则难信亦未有过《春秋》之书者也。即以日食论，二百四十二年当四百八十四交，除交而不食及合朔在夜，人目不见者，以四之一约算，仍当一百二十馀日食，何三十六之寥寥也？《春秋》失之一。以三十六日食论，有误五为三者。庄公十八年（上黄太冲推三月日食与《春秋》合，误也。详见馀《潜丘札记》），僖公十二年；是有误三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误十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误九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后月作前月，不应闰而闰先时者，隐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庄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后月，应闰而不闰后时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时月食，非日食，何误至此？春秋失之二。则由此以推无比食，而书比食，其误又何怪焉？但所以致误之由，千载来学《春秋》者罕及，惟金擅蔡仲全告其弟子秦云九曰：想因当日史官算失一闰，误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书之史矣。他日又误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书之史矣。既而见其失闰不合也。乃于两年各补足一闰，书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两册俱存，而后之修史者并录之也。然则，是史官之失次尔。或曰：恐无以为孔子地，使孔子而不知是历误耶，何以为生知之圣？使孔子知其误而仍之耶，何以为已修《春秋》？事孰有大于明天道者哉？馀曰：刘炫固有言，汉魏以来八百馀载，都无频月日食者。天道转运，古今一也。后世既无其事，前代理亦当然。盖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多历年所，数经丧乱，或转写误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馀谓此或出于错简乎？如《论语》“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脱简于齐景公章内，而错简于是惑也之下。《乐记》“宽而静”四十九字脱简于“吾子自执焉”之下，而错简于“五帝之遗声也”下。逮程子、郑康成出，方始觉悟。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后，必有某公其年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脱其简于彼，而错其简于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既而思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盖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见于西南，渐而下流，十月之昏则伏，今十月火犹西流，是历官失一闰，以九月为十月也。九月初尚温，故得有螽。仲尼虽言季孙，未改明年十二月又复螽，实周十一月，越明年，孔子感获麟，作《春秋》。此二螽乃目所亲睹不远者，仍其误而不削，则推此以知无比食而误书，其不削又何怪焉？桓公十四年夏五，穀梁曰：传疑也。孔子岂不知阙处之为月字哉？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方此年正月六日，陈乱再赴。故从赴两书之孔子岂不知甲戌之非正月哉？因而不革，盖其慎也。且《春秋》书法之重，最在人事。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他若历属天道，即用旧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荀必取而正之，则今历上推哀公十一年当闰二月，如是史旧书五月，公会吴，伐齐者，孔子新修《春秋》将作六月，公会吴，伐齐。岂不骇人之听闻哉？且尽取而刊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鲜不随之而错置矣。孔子，大夫也，敢擅易本国之正朔，以干罪戾哉？此圣人无可如何之思，又非仅阙疑比。千载来学《春秋》者所未觉，馀特发其蒙焉。或曰：子辩古文《尚书》而旁及于《春秋》，何也？馀曰：挚虞尝赏杜元凯《释例》云，左氏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愚犹此志也夫。

又按：董仲舒以为襄二十四年比食，又既象阳，将绝楚子主上国之兆，后果验。杜氏《长历论》云：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旷年不食者，理不得一。杨士勋《穀梁传疏》据今历无有频食之理，疑古或有之。《汉高帝本纪》亦曾频食，赵汸子常更援汉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并日食，是汉初二十八年中频食。再后世乃未有此，固不可以常理推者。馀不觉笑儒者之不明历如此，因以《授时》法推得汉高帝三年丁酉岁距至元辛巳积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积五十四万二千

○二十二日

○七二二五六步，至本年十一月经朔一十

○日三五一

○七六（甲戌日），定朔一十

○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午初初刻），交泛一十四日四

○七五九（入日食限），十二月经朔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九（癸卯日），交泛一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日已过中交不入食限），是《汉书》冬十月甲戌晦日食，汉历疏，误以十一月甲戌朔为前月晦日也。又书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则记载之误。况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岂晦日哉？《五行志》云：十月甲戌晦日食，在斗二十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在斗十九度，丙子日冬至，是甲戌在前二日日食，在斗十七度。斗乃吴地，云燕地者亦非。更推得汉文帝三年甲子岁距至元辛巳积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中积五十三万二千一百六十

○日四四五三四九步，至本年十一月经朔三十三日五六九一八九（丁酉日），定朔三十三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午正三刻），交泛二十六日八

○

○五六四（入日食限），十二月经朔三日

○九九七八二（丁卯日），交泛一日九

○六七

○九（日已过正交不入食限），今《汉书》所载误谬处，与高帝三年同。《五行志》云：十月丁酉晦日食，在斗二十二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尚在斗十九度，戊戌日冬至，是丁酉在前一日，日食在斗十八度。总之比月而食，千古所无，不必辩者。晦日日食，乃历疏之故，误以本月朔日作前月之晦日耳。

又按：蔡仲全曰：历法，汉初尚失其传，如《纲目》惠帝七年癸丑正月朔日食，《汉·五行志》载谷永占岁首正月朔日是为三朝尊者恶之。《纲目》书法云：日食，三朝大变也。是年八月有汉惠之丧，李淳风等以为日食之应。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时历》上推，是年十一月闰馀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至即闰十一月，汉历失一闰，遂以十二月朔作其年正月朔，岂知蚀之非正旦也。则谷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传》，凡日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蚀。则并不知交转、交终为何事矣。悲夫。又曰：汉武太初元年，《纲目》大书丁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前汉志则以岁在丙子。盖班氏用夏正，朱子则以汉承秦历，十月为岁首而书之，其法无二也。《史记》误以是年为甲寅，则与《纲目》差二十三年矣。某案《史记》甲寅年固非，即《纲目》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今以《授时》法推算，其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时冬至，又推十二月癸亥日辰时合朔十二月初二乃为甲子日，汉历于十一月前误置一闰，遂以十二月为十一月，而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无馀分，为历元，不知十一月癸巳朔非甲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非朔旦也，十二月癸亥朔非十一月朔甲子也，十二月初二日甲子非朔日也。汉历误以前月二十九之冬至而加于后月之朔，以后月二日之甲子而加于天正之朔，其舛也甚矣。《纲目》书法云：武帝元鼎五年，尝书十一月朔冬至亲郊见，不书某甲子。于是年祀明堂，则书甲子朔旦，何重历纪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夫以非常之历，纪举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定改正之历元，斯岂细事？而谁知是朔之非甲子哉？况推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实为己卯，与《授时历》合。太初丁丑去元鼎己巳才八年，而又至朔同日，决无是理。其为误也何疑？

又按：《洪范》篇自有传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星皆承上文箕、毕二星来，无易说者。近代西人穆尼阁著《天文实用篇》，专测各方风雨，其法以太阴为主，五星冲照之而风雨生焉。是月之从五星，又非尽贴经星言历。历验而不爽。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国人而有间；义之奥者，亦必越数千年而渐显露也。为载其说于此。

或问：“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出《诗·小雅》，“月离于箕则风扬沙”出《春秋纬》文。郑康成引纬文以释《书》则可，今孔安国云尔，岂非《书传》出哀平后之一证哉？子何不及？馀曰：颖达《疏》亦有此意，然《汉·天文志》，箕星为风东北之星也。下即以书星有好风，似从来有此占验。作《春秋纬》者，亦述之云尔，非其凿空。《书传》即真出武帝时，何妨作是解。史《天官书》不有轸星好风，星占不有东井好风雨说乎？盖列宿各有性情也，以此难安国，未足结其舌。

又按：《天官书》《天文志》并云：轸为车主风，盖轸车之象也，与巽同位，为风车动行疾似之。蔡《传》误作“雨”，孙武子亦云：箕壁翼轸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又按：《书集传》，“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从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是说也，历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说。然是九道者，虽有其名，而无推步之实。唐一行始本刘洪迟疾《阴阳历》著《九道议》，其说冬入阴历，夏入阳历，则月行青道；夏入阴历，冬入阳历，则月行白道；秋入阴历，春入阳历，则月行朱道；春入阴历，秋入阳历，则月行黑道。大约皆兼二道而分主八节，合于四正、四维。盖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迨元郭守敬，则以月所行者通谓之白道，而白道两当黄道谓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谓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谓之天尾。天首、天尾，即罗与计也。半交者，当两交之中，与黄道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谓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终，谓之交终。凡十九年而遍九道，是三说者，每进而益变，世之人读而疑之。疑夫三说之或相背谬也。某尝伏读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尝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何则？古人所谓月有八道，出于黄道之东、西、南、北者，非谓月止行四正方也。盖以黄道而四分分之，则月之所行虽殊，总不出此四方耳。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于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于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维之位皆然，虽疏密若有不同，实亦所以发明八道也。要之，月道岂止于八而已哉？计月之行，入一岁凡二十六次，出入于黄道，故一行《大衍历》增损九道为图二十六，而每岁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图，又未可以一定。乃复推极其数，引而伸之，每气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损九分之一为七十二候，以究九道。且谓月交一终，退前所交一度馀，是其所推，较前为益密矣。然总之不离乎九道之说也。惟守敬则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夫所谓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即计罗之行度也。以计罗之行度，而求月道之变动，则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间，无不可考其躔度所离之宿，故月道之变动，大约每退一交则换一道。六千七百九十三日应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间月道凡二百四十九变，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则在青朱白黑四者，应各历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遍九道。与班《志》、一行之说大约相仿，特此为尤密云。或云：白道一周，以交于黄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纪，而黄道则有度无宿也。月道出入于黄道，而黄道又出入于赤道，故先求黄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据其赤道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积，较赤道宿度之周，则白道之度约敛一度有半，而密移于黄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当求之于黄道，而又当求之于赤道，然后为至当而不可易也。约而论之，天之有赤道，亘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则犹日之有岁差，然黄交于赤，则一岁所积乃始有分秒之差。白交于黄，则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阳之差约二万四千五百馀年而一终。太阴之差之一终，则十九年弱而已。盖日行迟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于如此。要其为差一也。日之为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详。则月之为差，亦何怪古历之未尽，历一行守敬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按：《舜典集传》自《天文志》云：“至转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予独怪其上“美珠谓之璇”解错。案《说文》，璇，美玉也。马融、孔安国《传》同，不知何缘认作珠（《宋史·天文志》亦云璇者，珠之属也）？忆《穆天子传》，“天子之宝璇珠”，郭璞《注》，璇，玉类也。馀谓此似玉之珠耳。观下称烛银可证。《说文》玑珠不圆者，想以此疑互遂解作珠乎？至玑，机也，亦未安。盖当解曰：玑，器名。马融《传》，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颖达《疏》，玑为转运，衡为横箫是也。又“其南十二度”，颖达“二”作“三”，蔡《传》正之，作“二”。宋太史令钱乐之，颖达遗“之”字，蔡《传》亦尔。朱子订传，使其半出地上，蔡《传》遗去四字，并非。

又按：历家之说，以北斗魁四星为玑，杓三星为衡，出《晋书·天文志》。蔡《传》亦疑，谓详经文简质，不应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颇是，然惜未尽。予尝谓，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帝喾序星辰以著众，亦是大概。星有其名，未必如晋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尽有名目，如是之详。如北斗第一至第四星为魁，第五至第七星为杓，如斯而已。至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摇光，分明是有《尧典》以后，人据《尧典》之文以分名其七星。犹尾后一星，主章祝巫官也，初未必名，只缘《庄子》有傅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之文，人遂名是星为傅说。天驷旁一星曰王良，初盖名天马，人缘春秋末有王良，善御者也，死而上配是星，曰王良，后反曰王良亦名天马矣。推之造父、伯乐皆然。若轸旁一小星曰长沙，下应其地，秦是以名郡，汉以名国。婺女星应金华，隋平陈，是以置婺州其地，又不可与前同日语。予又谓，禹主名山川，《尔雅》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亦是指天下崇山巨川言，那得一一悉予以名。如陆机山自起于晋以后，郎官湖自名于唐之中。岂得谓自有宇宙便有山川，而名即随之以出哉？仰观俯察者，由是说而通之，可以无纷纷之议矣。

又按：《潜丘札记》恐世不传，仍载其说于此。曰：卫朴推日食三十六，独庄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独”之一字固非。近黄太冲谓是年二月有闰，三月应食，尤非。盖馀推步以授时，庄公十八年乙巳岁距至元辛巳中积七十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既不入食限，则夜亦不食。《春秋》推三月食，见其不食，遂疑而不书日朔，穀梁以为夜食，则凿矣。法推是岁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壬子日申时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时在昼，去交分入食限。《元史》曰：盖误五为三也。又以《时宪》上推庄公十八年三月朔实会五十

○日一十时三十一分（从甲子算起，该癸酉日已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宫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实五十九日一时二十八分，得实会四十九日一十三时（从甲子算起，该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时》则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一十一宫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与《授时》同）。太冲明知三月朔不入食限，乃欲以五月实会交周之数移至三月，谓与《春秋》吻合，以驳《大衍》《授时》之误。借有闰月以为解，其诬天且诬人也，甚矣。

又《潜丘札记》曰：黄太冲言一年两食者有之，亦未尽。竟有三食者，《晋书·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并日蚀，是岁有闰十二月壬午朔又蚀，盖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故食者三及。予推以《授时》法，惠帝光熙元年丙寅岁距至元辛巳积九百七十五年，中积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经朔二十四日四九五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八（戊子日辰正三刻合朔），交泛

○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经朔二十一日六七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

○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经朔一十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

○二八三一一（癸未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

○日八二一

○九。九（入日食限）是年该闰十一月，刘义叟《长历》作八月，自其历疏之故。而三次俱入食限，惟正月、七月加时，在昼能见日蚀。十二月经朔则壬午日，而定朔在癸未，日子时乃夜食，不见。想当日历官见入食限，已先期奏报日食矣。届期洛阳或有阴云，遂疑日食在天，书之史册而流传至今。既无有知其夜食者，又安从知朔日之非壬午哉？《纲目》书法曰：一岁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书而已矣。其实夜食不为灾，不应书史册，此非刘友益所知。又曰：日食，三朝大异也。武帝世曾再书矣（咸宁三年正月景子朔，四年正月庚午朔，并日蚀）。于是又频三年见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年正月戊申朔，九年正月壬申朔，并日蚀），虽历代亦未有。余尝以法推，知其合者，武帝咸宁三年、太康八年正月朔入日食限是。有推之不见其合者，咸宁四年、太康七年是。然虽不合，此二年去交未远，想当日历官偶误推，遂先期奏报，与惠帝时同。至太康九年正月壬申朔去交已远，纵历疏，不应如是推，自属传写之讹。此不待以历知者，奈何昭垂史册，警相告语，以为天未有之变乎？窃以儒生于历，竟可谓万古如长夜。

○第八十三

余向谓，事之真者，无往而不得其贯通；事之赝者，无往而不多所抵捂。兹且见之历法矣。刘歆《三统历》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康午朏”之文，知是月戊辰朔。以特关历法，虽孔壁零章逸句，亦不忍弃。馀故从而信焉。然未推以历，今以《授时》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岁距至元辛巳积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积八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

○九，冬至四十五日四

○四

○九一（己酉日），天正经朔三十六日八

○一三九六（庚子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经朔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则庚午实为月之三日。盖康王十二年岁在甲戌者，邵子皇极经世之数也。唐一行《大衍历》则以康王十二年为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馀考之，此乙酉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岂若皇极数之凿然者哉？因推以《授时》，康王乙酉岁距至元辛巳积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积八十五万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四十三日一二三一

○四（丁未日），闰馀二十七日五

○七一五三（周正闰三月，夏正闰正月），天正经朔一十

○日六一五九五一（甲戌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经朔七日八

○

○四

○九（辛未日），是月无戊辰、庚午。或曰：《竹书纪年》用夏正，安知六月非建未？又步至建未之月，经朔六日八六

○六九（庚午日），朔也，非朏也，果皆不合。盖天下最可信者经，而邵子数之可信，则以其与经相表里。天祚宋代绝学，有继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经中言心、言性、言仁、言义等，无不析之极其精，仍可融之会于一。邵子出而数明。凡《尧典》二帝之载数，《无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数，《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参以《鲁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营雒邑。此七年即在成王纪年内，成王共三十七年。《吕刑》“王享国百年”，参以《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此百年谓《书》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纪》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阙寒浞篡位四十年，亦从补出。岂非数往者，顺邵子，不啻足蹈之；知来者，逆邵子，不啻目睹之。上下千万载，罔或抵捂者。草庐曰：孔子之后，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按：余向援唐孔氏《疏》，周公营洛，此年闰九月，故戊辰得为十二月晦。未自推以历，今试推之，乃知置闰不同，一也；月小大不同，二也；《汉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此推甲戌朔，己丑望，不同三也。成王七年壬辰岁距积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积八十七万二千五百七十

○日

○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

○二

○一七九（己巳日），闰馀二十

○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闰八月，夏正闰六月），天正经朔四十一日八九三

○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丑经朔一十

○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经朔四十

○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经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经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

○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经朔九日

○四六

○

○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经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经朔八日一

○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闰八月经朔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丑日大），九月建申经朔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经朔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经朔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经朔三十五日七六

○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步至明年正月建子经朔五日二九

○七四五（己巳日小），则戊辰正为十二月晦，经之凿然可信如此。因悟刘歆次《召诰》《洛诰》于《武成》后，《顾命》前，盖同一周正云。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多士》云“昔朕来自奄”，则《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而自今文以来失之，从而绪正，系《多士》于成王七年三月，下为即甲子周公朝用书之书。《多方》系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监五祀”之文，监即三监，谓其从三监以叛，于今五年也。是书非作于五年而何？馀谓此断以文理，理至而数不能违。遂推以历法，成王五年庚寅岁距积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积八十七万三千三百

○

○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经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经朔二十

○日七五

○五八三（甲申日），则丁亥月之四日也，吻合如此。吾欲起仁山于今日而告之，令补入《前编》。

又按：说《春秋》者，悉以周正。而说《周书》，未见其以周正，此不知类也。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丑、四月建卯，《顾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兹上推《毕命》六月建巳、《召诰》二月建丑、三月建寅，《洛诰》十有二月建亥，《康诰》“惟三月”即《召诰》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即《康诰》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总同一周正。然则，蔡氏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以寅月起数者，岂非委巷陋儒之谈哉？虽有历学，吾不告之。

又按：蔡《传》云：三代正朔不同，朝觐会同，颁历授时，则以正朔行事。此说大谬不然。一部《周礼》所云：春、夏、秋、冬，皆系夏时，则春见曰朝，秋见曰觐。春朝诸侯，秋觐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时见曰会，郑《注》时见言，无常期。此于正朔何交涉？殷见曰，同郑注众见。四方诸侯，四时分来，亦以夏时。至授时，谓民间耕获之候。《尧典》所云作讹成易，是万古一也。岂商周建异，而并此亦更之哉？莫善于《周书》周月解一段。赵子常约其辞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真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传》。

又按：《三国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正岁即《周官》大宰之正岁建寅者。语尤分析晓畅，足正蔡非。

又按：事有为当代所通尚，习闻习见，随人举及，言下辄知，此属某，彼属某，不复烦疏解者。三正之通于民俗，亦其一也。予尝以《豳风·七月》诗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礼·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岁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错言之。然犹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岁？夏正之岁也。曰：为改岁，周正之岁也。《月令》，季秋曰来岁，秦正之岁也；季冬曰来岁，夏正之岁也。“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临》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鸾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诗“维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论语》“莫春”者，夏之暮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时与改月也。《左传》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与时也。《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时即不改气者也。《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即不改节者也。《左传》昭十七年“当夏四月建巳也”，于商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顾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岁十二月”，《孟子》“岁十二月”，建亥也。《伊尹》“十有二月”，《三统历》“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有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连类错举，昭昭别异。然犹曰：书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于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阳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赵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阳也。郝仲舆曰：周以五六月为秋，阳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极，干也。夫以暴物极干言，有不须午未月之阳者乎？同一绛县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晋为七十三年，在鲁则七十四年也。师旷言，鲁获长狄年数与此同。同一史苏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晋则合，在鲁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与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赵武相晋国，祁午曰：于今七年。及至秋医和曰：于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晋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则晋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统历》殷十一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诰》，《传》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汉古诗《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汉以十月为岁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时而言。下文“秋蝉鸣树间”为明实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储光羲诗“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则又和盘托出。杨升庵曰：唐人不辩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而始生异说，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按：宋明人所据以龂龂者，在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四时改易，尤为无义。此惟两说，足以释之。一，后汉陈宠曰：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千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一，王阳明曰：阳生于子，而极于巳午；阴生于午，而极于亥子。阳生而春始尽，于寅而犹夏之春也；阴生而秋始尽，于申而犹夏之秋也。自一阳之复，以极于六阳之干，而为春夏；自一阴之后，以极于六阴之坤，而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近王恭简亦以可。两言而决者，子月为一岁之始，犹子时为一日之始。安在建子不可以为春也与？

又按：秦正建亥，方属无谓。然亦凡三变焉。《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宣太后薨”，继书“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书“十月韩献垣雍”，继书“正月兵罢”。似已用十月为岁首。《秦始皇本纪》，四年先书“三月”，继书“十月”。十三年先书“正月”，继书“十月”，又以十月为殿，忽建寅。或曰：安知其建寅？盖观所书灾异与夏之月数相应，如九年四月寒冻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是则秦不改月数，于兹益信。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虽自谓今水德之始，然实从其祖制来。

又按：昭襄王以后，庄襄王以前，秦既首十月，则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论焉。《秦本纪》，“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韩王衰绖来吊祠，诸侯皆使将相来视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功臣”云云，盖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十月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丧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礼，至秋期年之丧毕，然后书孝文王除丧。或曰：子于“亲曷不行三年之丧，而仅期年”为曰：此固当时之变礼也。《赵世家》，晋定公三十七年卒，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彼春秋之末且然，何有于秦？秦犹胜，既葬而除者多矣。犹为近古。然则，既除丧矣，又书十月己亥即位者，为何礼？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别有四。始死，则正嗣子之位，《顾命》“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殡，则正继体之位，《顾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书“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践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丧，将即政，朝于庙”是也。曰：“子孝文王立”，此正继体之位也。曰：“孝文王元年”，此正改元之位也。曰：“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此正践阼之位也。故曰：秦犹近古。然其失礼处，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有十月，今于除丧后，又书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岂享国一年者乎？故予以庄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为二年，遂改为庄襄之元年。观书“子庄襄王立”下无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终始之义，况又革先君馀年，以为己之元年乎？失礼莫大焉。惜千载读史者，俱未推究及此。馀特摘出，以正《通鉴》孝文王元年书“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误。

又按：赵子常曰：春夏秋冬之序，则循周正；分至启闭之候，则仍夏时。此致确之言。万斯大充宗以二十四气之名，起于汉造《太初历》。不然，以配周正，则相戾不合。惊蛰在子月，大暑在巳月，岂可乎？黄太冲从而佐其说。馀请两言以折之曰：左氏桓五年凡祀启蛰而郊，《考工记》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启蛰，汉之惊蛰也。《国语》，范无宇曰：“处暑之既至，”《注》云：处暑七月节。此岂太初后始有哉？

又按：古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三统历》犹然。后汉刘洪《乾象历》方改易其次，雨水前，惊蛰后。故康成曰：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则康成时不然可知。《周书·时训》解立春之日，东风解冻，雨水之日，獭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分明是传写人以后之节次上改古历，读者并以此疑《时训》，非古过矣。

又按：“维莫之春”，郑笺谓，周时之寅月，盖诸侯来朝，助祭于庙，毕时当寅月，遣之归，以趋农事，恐时之晚过。朱子认作夏时，曰：此戒农官之诗。万充宗曰：果若所云，则夏之三月，历稽经传，告戒农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蔡氏泥于“于皇来牟，将受厥明”二句，以为牟麦将熟，须当建辰之月。不知以为将受犹是方来，而未熟之词言之于辰月可，言之于寅月亦无不可也。足解人颐，馀特以其有补书传也录之。

又按：改月之说，莫明白于左氏。隐元年经书“春王正月”，《传》则书“春王周正月”，杜《注》云：言周以别夏殷。次毛苌《诗传》，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三统历》“大雪冬至”，注云：于夏为十一月，商为十二月，周为正月。以及“立冬小雪”，注云：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杨升庵曰：此固不厌博引旁喻者。余故备录之。

又按：顾宁人案《博古图》，载《晋姜鼎铭》曰：“惟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铭》曰：“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敦铭》曰：“惟王十月，惟王十有一月”，《齐侯镈锺铭》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齐侯锺铭》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而论“春王正月”曰：圣人作《春秋》，于春之下，正月之上，系“王”字。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王九月”，齐人作锺一曰“王五月”，再曰“王五月”，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为然。然则，后儒以“春王正月”为夫子特笔创书，无乃未考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见之。馀谓此学《春秋》者所宜首知。

或问：子既以改时改月为当时言下辄了，亦有不得其解，错认如今人者乎？曰：恐亦未免。《周礼》，鳖人之职，秋献龟；龟人之职，凡取龟用秋时，皆夏之秋也。盖龟须其甲秋乃坚成，非六月所可取。而《月令》“季夏之月，命渔师登龟”，郑康成谓，作《月令》者误读上《周礼》二“秋”字，以为此秋据周之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书于此。极中其病。又季平子不解正月朔慝未作，正为正阳之月建巳，认作周岁首之正月建子，虽大史告之，犹弗从。夫月名偶同，遂致惑人，况岁、时、月三者，或改或不改，随意错举，其不惑民之视听者，难矣。故总不若行夏时之合一，汉武纷纷制作，惟改用夏正，足为万世之法。以此坊民犹有魏明帝以建丑为正，并改三月为孟夏。唐武氏以十一月为正月，复以正月为春一月。肃宗不以数纪月，以斗所建辰为名，故杜有《荒村建子月》之诗者。

又按：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制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去年号止称元年。此元年起建子，讫建巳，凡六月，旋如旧。故杜既有《荒村建子月》以纪其始，复有《元年建巳月》二篇以纪其终。宛然一王之制，其间绝句漫兴，间及月名，仍以数纪之曰“二月已破三月来”，馀笑谓此三百篇法也。三百篇有改岁者，“曰为改岁”；有改时者，“维莫之春”；有改月者，《十月之交》。馀悉从夏正。赵子常所谓《诗》本歌谣，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与《书》体不同。今杜诗唐正、夏正二者并存，与三百篇何异？杨升庵曰：《诗》可以观。予则于兹益征之矣。

又按：吾闻诸尝熟诸公，经解，元儒胜宋儒，击节以为知言。他勿论，只岁、时、月之改，断断凿凿，远本汉儒。近诋蔡《传》之非，皆元代诸儒，不独前所引吴仲迂及东山赵氏而已。故尝为之说曰：主不改说，举《春秋》而以为夏时夏月，并更鲁史之周岁为夏岁者，周洪谟也；主皆改说，虽《诗》“六月栖栖”、“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为周月非夏月者，万充宗也（张以宁《春王正月考》并同）。几欲与充宗面语，而充宗已不可作矣，惜哉。

又按：撰至此，有以传是楼新刊经解一百四十二种见示者，《序》首云：经之有解自汉儒始。予为正之曰：经之有解，自子夏始。不特于《易》有《传》，于《诗》有《序》而已。东汉徐防上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也。子夏之弟子魏文侯著《孝经传》，疑东汉末尚存，故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战国策》《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而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必从之。荀卿书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虽未知《传》出何人，要自颜<斤蜀>荀卿前有之。然则谓经解始汉儒者，岂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与？又按有以归熙甫《经序》录序来问者，馀曰：此《序》最佳，今人那复办此。然亦小有误，叙至东汉盛之后，唐贞观中之前一段曰：沿至末流，旋复放失。则郑、王之《易》自出费氏，而贾逵、马郑为古文《尚书》之学，孔氏之《传》最后出。三《礼》独存郑《注》。《春秋》公、谷浸微。传《诗》者，毛《诗》、郑《笺》而已。案《隋·经籍志》，《周官礼》有马融《注》十二卷，王肃《注》十二卷。《仪礼》有王肃《注》十七卷。《丧服经传》有马融《注》一卷。《礼记》有卢植《注》十卷，王肃《注》三十卷，孙炎《注》三十卷。安得云独存康成一家？盖《隋志》原云三《礼》唯郑《注》立于国学。当改“存”字为“立”字。立则立于学官，存则存于人间。并下文“传《诗》者，毛《诗》郑《笺》”亦无碍亦指立国学言，非谓尔时仅有郑《笺》而无王肃《毛诗注》二十卷也。凡叙次经学流派，存亡隐见，无误最难。归氏殆犹未免。

又按：予晚而得《春王正月考》，见其解“八月有凶”及《臣工》篇，与愚见合，喜而亟录于此，曰：朱子本义以八月为自《复》卦一阳之月，至《遁》卦二阴之月，阴长阳《遁》之时。又谓此为建酉之八月，为《观》亦《临》之反对，两存其说而不决。前说从何氏，周正也；后说从褚氏，夏正也。《复》之《彖》曰：“七日来复”，是自夏正五月，一阴长数，至夏正十一月，一阳来复，日属阳，故阳称七日扶之，欲其亟长也。于《七月》诗“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义也。今《临》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阳长数，至夏正七月三阴长月，属阴，故阴称八月，抑之欲其难长也。盖《复·彖》自《复》数起，为七日矣。则《临》卦当自《临》数起，不当又自《复》数起。当自夏十二月数起，不当自夏十一月数起。若自《临》卦夏十二月数起，则自《临》至《遁》为夏之六月，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临》卦夏十二月数起，则自《临》至《观》为夏正之八月，又九阅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数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于时为商正之八月也，于卦为《否》三阴长而阳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天地不交，万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遁》，犹有厉，而《观》绝无凶也。而沈《否》之《彖》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而《临》于“八月有凶”之《传》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为明白。今若以为《遁》，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为《观》，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彖》辞，时为商，西伯为商之臣，用商之正，复何疑乎？若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号称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时王正朔而用异代正朔，亦不可也。唐孔氏从前代诸儒之说是矣。近时儒者，亦有谓文王演《易》时，犹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谓《临》于月为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长之数，寄之于《易》，谓今虽盛大，《临》人之势，后且有终凶，必然之理，为万代戒，其意微矣。则某恐圣人正大宽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诸儒极辨文王未尝称王，而犹为此论，故某极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为至德者焉。又曰：蔡氏《书传》引此以为牟麦将熟，其为季春可知。今考之于全篇，则其曰“如何新畬，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即《七月》之诗曰“一之日于耜，二之日举趾”，《周官》遂大夫正岁，简稼器谓耒耜，镃基之属，修稼政谓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谷于上帝，载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始新畬，始庤钱镈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来牟“将受厥明”为三月，则诗曰“将受厥明”，不曰“将熟”，夫麦种于今之八月，长于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尽刈。周都关右地，尤高寒，而将之云者，见于经传甚多，皆未为而预言，或未至而预期之辞。诗人之言，缓而不迫，似难以一句盖全篇，而定其为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为戒农官之诗，引《月令》《吕览》皆为籍田而言。窃因是说以为此诗乃孟春祈谷上帝，躬耕籍田，而戒农官也。麦为五谷之中续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时，三阳发动，麦已生长，是以祈谷之辞。先言将受“来牟”之明赐，继之以“迄用康年”，而终之以“奄观铚艾”。祈之明神，欲五谷之皆熟，故并言之。犹《春秋》书麦、禾于冬，以该五谷之义也。若以来牟将熟为春三月，则冬十月非麦熟之时，不得言无麦矣。盖《春秋》并书麦禾于终而著五谷之大无，此诗并言“来牟”、“铚艾”于始，而期五谷之大有。然则“将受厥明”乃期之之辞，非即时赋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辞也。而此诗为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又按：金德纯素公《周正汇考》，序三代异，建朔必与正合，故正建子朔以夜半，正建丑朔以鸡鸣，正建寅朔以平旦。以一日观之，而一岁可知。为万季野书来所称，殆亦古未发云。

○第八十四

余向谓汤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归。《殷本纪》所谓“绌夏还亳作《汤诰》，维三月”是也。《伯夷列传》，《索隐》曰：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所封，王至东郊，大令诸侯，墨胎氏正于是日封。予尝以授时法上推商汤十有九祀丙申岁距至元辛巳积三千

○百四十五年，中积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日），闰馀二十八日八五一

○六六，天正经朔一十四日

○

○一八四（戊寅日），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经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则丙寅为月之二十一日，其吻合如此。因反复古文《汤诰》，读逾有味。四渎配四方，实后代祀典之祖。真史迁所受《书》二十四篇之一无疑。故不辞复书之，以告世之君子。其辞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

按：纣以甲子日亡，是为纣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桀以乙卯日亡，从未推以历。予以授时法上推桀五十二岁乙未岁距积三千

○百四十六年，中积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

○，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

○（辛丑日），闰馀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经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步至夏正八月经朔四十五日

○六九六五五（己酉日），则乙卯为月之七日。盖师初发。当于前此七月所谓“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谓四渎配四方，实后代祀典之祖者，何也？盖《后汉·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各如其方。唐遂称淮为东渎，祭于唐州；江为南渎，祭于益州；河为西渎，祭于同州；济为北渎，祭于洺州。迄今益不可易。反觉东为江，南为淮，方向少不合。馀曰：此则有顾祖禹景范之论在。忆己巳同客京师，问景范，苏秦说燕曰“南有碣石之饶”，《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门县。果尔，则赵地，何以燕有其饶？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东，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与东通；言北，可与西通。非同东与西，南与北，迥相反者。馀自是触处洞然。

又按：秦渊云九告馀，《国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法推癸亥为建丑之月朔日，非如《三统历》为四日，后却三日矣。馀曰：《三统历》误犹可将《武成》逸篇所云“壬辰”为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周历固如是乎？云九曰：历岂惟自秦失之，周历亦未精。遂极言古历不正。自六家历以来，斗分皆四之一，汉邓平历犹然，故梁沈约《宋书》论六历率皆六国及秦时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上不可检于《春秋》，下不可验于汉魏。虽复假称帝王，祗足惑人耳目。至于太初，斗分太多，过天一度又无盈缩迟疾，故常以朔日月见西方，晦日月见东方，差亦至二、三日。以此步历，则晦朔甲乙，安得无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则知古历为误，授时为真也。如其不尔，武王去春秋鲁隐公才四百年，授时去鲁隐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或合或否，一一不爽。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当不逾刻，而奚至二三日之远耶？以此知授时为真，周与汉尽失之矣。此论定，则古文《武成》所记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历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后不合，固皆不待云矣。馀悦曰：邢云鹭撰《历考》，亦曾推及，总未若子精。云鹭，安肃人，为云九家所取士云。

或问：武王初有天下，历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何成康之历皆精乎？馀曰：刘洪有言，历不差不改。此必成康时有知历者出，觉前法疏阔，改而正之，故吻合如是。

或又问：子推《召诰》二月朔既甲戌矣，则望当庚寅，方可云越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馀曰：是月经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丑望。盖经文当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史臣以事系日一定之体。今云然者，殆传写错尔。

又按：王恭简樵述周洪谟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月数，有改有不改，人皆以为然。予独否之。如鲁史官记事自用周之历，史既周正，历亦周正，可知历与史，岂有二哉？惟农家之历无古今，而用夏正。予因悟一部《毛诗》“七月陈王业”，“六月北伐”，“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何独至《十月之交》而忽从周正？盖周幽王六年乙丑岁十月建酉之月，前历官推当辛卯朔，辰时日有食之，必遍为告谕，以著天象之变。诗人见之，即载于咏歌，不复如常作夏正。此正可以情与理而断者，前说颇非。

又按：东坡《司马温公行状》载有司奏六月朔日当食。公言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贺。臣以为日食四方见，京师不见，天意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皆不当贺。诏从之。后以为常。考《文献通考》，此仁宗嘉祐六年事也，可为盛德。然后崇祯四年，徐光启奏言，汉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见，辽东以闻。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见，张掖以闻。盖食在早独见于辽东，食在晚独见于张掖。当时京师不见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辽东、张掖之见食，则其法为未密。以未用地纬度算也。使温公、东坡闻此，亦应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启《历学小辨》为满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岁五月丁亥朔，历官推当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应。中书奉表称贺。诸历推算皆云当食。夫于法实当食，而于时则实不食，今当何以解之？案西历日食有变差一法，是日在阴历，距交十度强，于法当食，而独此日此地之南北差变为东西差，故论天行则地心与日月两心俱参直，实不失食。而从人目所见，则日月相距近变为远，实不得食。顾独汴京为然，若从汴以东数千里，则渐见食。至东北万馀里以外，将全见食也。馀谓非西法何由晓此？故崇祯十六年，李天经推验愈密。八月诏西法果密，既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竟未及颁而明亡。

又按：《文献通考序》云南自宋武帝讫陈后主北自魏明帝讫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间，《南史》所书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旻，食于北者，其数过倍于南，理之所必无，而又月日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其说是已。然授时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岁，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时日食。宋虽有刘孝荣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金主则减膳伐鼓，百官各立于庭，明复乃止。是真见其食与复圆矣。何以或验或否？盖宋临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阴历，故谓太阳有亏，南北目所共睹，虽庸奴能之。此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历考者所知。

又按：《纲目》不书月食，仿《春秋》也。独唐肃宗乾元二年二月书月食既，盖为张后事发。《提要》不知，仍作日食。司马公《目录》引本志作正月癸未。因推乾元二年己亥岁距积五百二十二年，中积一十九万

○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

○，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

○（壬午日），闰馀一十二日八六七四

○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经望四十八日七

○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

○五二五四

○五（入月食限甚深，法当食既），乃知史官所书宛与历官所步合。何儒者于历愦愦乃尔？

又按：陈第季立谓分命羲仲曰：历书之作，爰自黄帝。而尧命治历，慎重其事，上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论其统体也。推验考测，必极其精，秒忽有差，则躔度不应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农之作息。昏晓之中星，四时之节气，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离合参伍，毫发不爽，斯历元可定矣。苟不置闰，则气朔盈虚，终莫齐一。故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也。总之，皆治历明时之事。历成则阴阳顺，风雨时，百谷登，而协气畅，百工有不厘，庶绩有不熙乎？是经文次序最明。且悉蔡《传》于历象、日月，便谓作历已成；于分命，则云此下四节言历既成，而分职以颁布且考验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职颁布云者，岂以羲仲颁春历，羲叔颁夏历，和仲、和叔颁秋冬历乎？何其错杂而不一也？其考验之恐差云者，岂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则识之以修改乎？何其测候之后时也？至下文平秩东作又云，以历之节气早晚，均次其先后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颁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谟非之，似矣。然文安以为使四子者，考验已颁之历，为编次将来之历。则亦稽之未审也。《传》曰：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馀于终，事则不悖。此三者，治历一时事也，阙一不可以为历。馀谓唐一行令南宫说测景天下凡十三处。元测景尤广，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凡二十七所。即其遗意。而尽测北极出地若干度，则守敬所独，抑亦羲和以来未有者。

又按：董斯张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绌今《汤诰》，以为非伏生所授，且评于“予乃大罚殛女”下曰：记称殷人先罚而后赏，岂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犹有扈氏之郊名甘云尔，非二地也。故誓师之辞曰于商郊，不必复言牧野。《诗·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伪作《武成》篇者，昧于此义，叙武王“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似武王于癸亥仅顿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师，誓已而战。一地也，分作两地用之，可乎？昔郑氏注《书序》“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贾公彦疏之曰：郑盖以目验知之。古大儒注一书，必具全力，不惮以其身之所经，目之所穷，以为经传之取信。曾谓当日史臣如尹佚辈，亲从征伐，一动一言，莫不纪述。乃独不察于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传》云：案《武成》言“癸亥陈于商郊”，则癸亥之日，周师已陈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师焉。蔡氏亦以商郊、牧野为一，但认武王与师为二，尚未允。《三统历》载师以戊子日发，后五日癸巳武王发，又后十三日丙午逮师。言武王至师中。盖师行日三十里，武王则行四十里有奇。故虽后五日亦至。后戊午度于孟津，癸亥至牧野，皆亲在师中，岂待甲子昧爽哉？《历》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盖自昧爽誓师起，誓毕即战，一战而杀商王纣，仅以时计耳。《诗·大雅》曰“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不崇朝而纣之秽浊已除是也。其于经传，种种协合。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误。且古者王出征则王将，侯出征则侯将。将必与士卒相习，然后如臂之使指，往无不克。岂有临战之日将始至军者乎？其亦不识兵法矣。

又按：归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只于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节七十八字于“万姓悦服”下，文势既顺，亦无阙文矣。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错简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厘正，可乎？殆亦读《汉志》未熟尔。

又按：《大雅》云“上帝临女，无贰尔心”，《鲁颂》云“无贰无虞，上帝临女”。皆指武王牧野时，上与《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与《论语》“临事而惧”，子之所慎战同一心法。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夫苻坚欲平晋，锐意至寝不能旦，固不足论。若魏武帝临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抑岂所以论武王乎？读者其味之。

又按：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曰：“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晋语》姜氏告公子亦曰：“时不可失。”吴子因楚丧而伐之，师不能退，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皆争取人国者之辞。若武王伐纣，有天下，自所谓迫而起，不得已而应，亦何至出语如秦穆、吴阖庐曰“时哉弗可失”哉？纵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读者其更味之。

又按：《汤誓》有“尔尚辅予一人”，下不过曰“致天之罚”而已。《泰誓》“尔尚弼予一人”下则曰“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岂汤武辞气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尔。

又按：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颍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规杜过者，亦不通地理，谓四乃三之讹。近时顾仲恭又引贾谊《新书》“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有叶方成四国，谓叶为左氏所遗。楚城叶，见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迁方城外人于许”，无城叶字，何得据以为词？以知左氏之作，社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又按：朱子门人，经学讹者，蔡沈；史学讹者，赵师渊。赵之《纲目》，人多知之。蔡则人为所压，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论之，如于《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则以孟津为在河之南，与河朔为二地也者。不知孔颖达《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谓向盟是也。于孟地置津，谓之孟津。言“师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尔。考《史记·周本纪》，叙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齐太公世家》，叙遂至盟津，在师尚父与尔舟楫之下。益验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阳县注云：古孟津，后亦曰富平津，在其南，盖水北曰阳，故河阳即孟津。若其南岸，则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凯传》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盖以舟相比若桥。然自南岸以达北，其得成功者，实赖《诗》有“造舟为梁”一语，以塞异议者之口。因叹古大儒诵《诗》辄能达于政事，其有用如此。岂若蔡氏辈并南北不识者哉？

又按：孔安国《传》又东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此《传》出魏晋间，已错认洛阳城北之渡处为孟津，复何怪蔡氏生长南宋者？予爱孔颖达云：洛阳城北，古今常以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来呼为武济。武济名致佳，然则津之在河北，《史记正义》所谓在河阳县南门外者，为方孟津以其为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书正义》所谓在洛阳城北者，当名武济，以其曾为武王所济也。庶两确云。

又按：余尝谓孟子说错了淮水入江。后九百馀岁，隋开皇大业间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预为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晋间古文《书》错认孟津为在河之南，后九百馀岁，金果改河南之河清县曰孟津。若为古文盖其失者。抑所谓物必有对哉？

又按：顾氏《川渎异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则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经中国，回环半于天下，在《禹贡》九州，则雍、豫、冀、兖，皆其所经。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扬州北境矣。江流萦纡广衍，其在《禹贡》则梁、荆、扬三州之地，其所经也。究其源流，与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实所以统纪群川，故于天象亦以两河分界。而中原之形胜，胥萃于此焉。汉水出梁州之北，经荆州之半而合于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绕徐州之境，以注于海。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济出于冀州之南，虽经豫、兖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于淮、汉比肩，不能与江河并驾也。今且灭没难明，在阙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为群川之长，然皆以河为宗，如大国之后附庸然，故更次于淮、济之有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为天下险，言洛水以豫州为天下中，然其为川也，仅及于境内，恐未足以该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条贯犹存，而经纬可见者，惟江、淮、河、汉四水而已矣。馀读至此，曾戏语景范：孟子当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证以四渎，而曰江、淮、河、汉者是。得毋亦预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觉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两地用之，既决非信史。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两地用之，可谓实录乎？《周本纪》又云“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盖言师尽渡河至于盟津，大会诸侯。椒举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无涉。魏晋间名渐讹易，孔安国《传》以孟津在洛北。《书》与《传》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则“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呜呼，西土有众”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异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师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过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证乎？予少时习《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两使然友往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年来亲历山东，方知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则两国相去仅百里。宜然友朝发滕而暮至邹，朝见孟子而暮复命文公也。又古邹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较上文去圣人之世百有馀岁，尤为逼紧。盖只两舍有半地耳。叹穷经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谓作经者反瞢于地理如此哉？

按：蔡《传》于“大会于孟津”云：孟津见《禹贡》。而《禹贡》引杜预曰：在河内郡河阳县南，今孟州河阳县也。武王师渡孟津者，即此最是。盖以孟津在河北。于《泰誓》篇目却云：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疏略抵梧，余尝笑使朱紫阳执笔，应不至此。

又按：傅逊士凯，归熙甫之门人也，著《左传属事》。《序》称某前语王执礼，《通鉴》有何难解，胡三省安用注为？执礼答以不然，先生云其注地理极可观。某复读之，信先生盖熙甫也。予苦爱斯语以为其一言破的处，酷似朱子。近顾祖禹景范著《方舆纪要》，则服膺京兆杜氏，浚仪王氏地理之学，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渐讹而南也，实自东汉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马朱鲔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是时孟津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惊奔南度河，使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灵帝中平六年，何进谋诛宦官，召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阳城中也。则已移其名于河之南。犹蒲州城外有蒲津关，对岸为朝邑县，临晋关。地不同，名亦各异，而《史记·曹相国世家》从汉王出临晋关，张守节《正义》曰：即蒲津关也，在临晋县。则亦移河东之关名于河西。大河流经浚、滑二县境，北曰黎阳津，南曰白马津。杜牧所谓黎阳讵白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鉴地理通释》，白马北岸即黎阳津，故白马亦兼有黎阳之名。《通典》于黎阳县下曰：有白马津，即郦生言杜白马之津。不知汉白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水经注》已然）。大抵历代浸久，土俗传讹，亦何所不至。予独怪《武成》三代间人所作，忽认南为北，如东汉中叶以后人之称孟津者。

又如和州、横江在江北，当涂、采石在江南。《梁书·武帝纪》太清二年，侯景自横江济于采石。采石犹指江南。《侯景传》，历阳太守庄铁降，景乃自采石济兵焉。则已移采石之名于江北。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笔谈》以定四年楚子济江入于云中，证云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梦，证梦在江南。所以太宗时得古本《禹贡》，云梦二字不连，作云土，梦作又。盖云才土见，而梦已可耕治也，最是。馀谓然。至《周礼》职方荆州其泽薮曰云瞢，杜预《注》：左楚之云梦，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称。《禹贡》溢为荥。荥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党逐之及荥泽”，即其地。然先此闵二年卫及狄人战于荥泽，则亦移泽之名于河北。向予爱熊南沙有言，黄帝正名百物，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兹则谓禹主名山川，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若然，岂可以东汉后所通称之孟津，上注《禹贡》哉？安国《传》实误。《元和志》云、梦二泽本自别，而《禹贡》及《尔雅》皆曰云梦者，盖双举二泽而言之，则李弘宪所见《禹贡》本亦误。

又按：安国《传》，云梦之泽在江南，误不待云。惜蔡氏不从沈括之言，专引左氏证云梦为二，兼又引《周礼》荆州之泽合云梦为一者，与《禹贡》时不类。括之言曰：江南为梦，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为云，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乂矣。信古本为允。余尝谓蔡《传》有显然谬误者，有依稀仿佛而误者。此固依稀仿佛之误也。

又按：蔡《传》显然谬误者，如雍之责道有二，其东北境则自积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则会于渭、汭。积石山在雍之西境，安得下一东字？显谬可知。雍州东距大河，大河即冀都之西河，果东境有贡，当径自入河，何劳舍东而西，远从积石浮耶？然则，若何而可？曰：当改作其西北境。盖浮积石与会渭汭者，皆自西起程，但积石近北，则曰其西北境，渭汭近南，则曰其西南境。庶乎其不谬耳。

又按：有依稀仿佛之误者，其《导水总论》曰：经言嶓冢导漾，岷山导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后言水也。言导河积石，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导洛自熊耳，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导之耳。故先言水，而后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积石其见处，故言积石而不言自也。嶓水不言山者，嶓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志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盖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会。此《禹贡》立言之法也。世多称为伟论。以愚论江非出于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远在西徼松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来，由岷山涧壑出，而会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国所见言之也。陆游曰：尝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间，是为汉水之源。事与经合。及西游岷山，欲穷江源而不可得也。盖岷山盘回千里，重崖蔽亏，江源其间，旋𬀩隐见，莫测其端。不若汉源之显易也。不确一。王恭简樵曰：渭源县南谷山实鸟鼠相连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谓渭非出于鸟鼠，特自鸟鼠导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导之。似俱未安。不确二。河发源星宿海，至积石六千七百馀里，中间无所为伏流。伏流见《汉·西域传》及郦《注》，而《唐书》刘元鼎，蔡《传》刘作薛。非唐有薛大鼎，无薛元鼎也。《元史》，河源附录亦作薛，似沿蔡《传》，为吐蕃会盟使，言见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实为招讨使，往求河源，还报云云。皆无伏流。即《西域传》云，“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皆以为者，传闻之辞也。蔡徒据传闻。不确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则见雍州内。岂得云之外？不确四。

又按：《禹贡》立言固有定法，然亦不尽然者。如侯服中三百里字，与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绥要荒三服二百里字，与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倏异。观此则导江言岷山，导河积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云。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后水，淮渭、洛，先水后山。皆是史文详略无义例也。得之矣。

又按：有依稀仿佛致成显然之误者，莫过《汉·地理志》，甾水出泰山郡莱芜县原山，东至博昌县入涕。涕字本不误，误在孔颖达《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汉博昌为即宋之寿光县。寿光县濒海，济既东流经是县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觉先后异说。其实汉博昌，宋之博兴县，汉故城犹在今县南二十里，不濒海也。尝问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颜神镇东南二十五里岳阳山东麓，东北流径莱芜谷。《汉志》亦未合。东北径乐安县东，又北入巨淀，又北出注马车渎，合时水入海。以今准宋，淄亦入海。蔡故云尔乎？不知汉时甾入涕，入涕旋复入海，在琅槐县，去今乐安县五十里也。或曰：淄既入济，则淄亦可浮青之贡道，浮于汶，当增一淄字，不然者，淄不入济也。予笑应曰：小水不为贡道者众矣，奚独于淄。且淄多伏流，潦则薄崖，干则濡轨而已。俗谓之九干十八漏，此岂可为贡道者哉？蔡沈生长南宋，譬之闭户造车而欲出门合辙，难矣哉。

又按：余尝谓古人文多连类而及之，因其一并及其一，《禹贡》亦然。江汉、朝宗于海，汉入江，江方入海。因江入海，汉亦同之。伊洛涧既入于河，伊涧悉入洛，洛方入河。因洛入河，并及于伊涧，皆连类之文也。又古人文多倒，不尽以次，《禹贡》亦然。东会于泗、沂，沂入泗，泗入淮。宜曰：沂泗，兹却曰泗沂。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吕伯恭以《汉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县则在鸟鼠东，与经文次不合，疑不在此。不知馀曾亲经其山，在今巩昌府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当日《道中杂咏》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即指此。依山之次，宜曰西倾鸟鼠、朱圉，至于太华。兹却曰西倾朱圉、鸟鼠者，倒也。至梁州贡道沔与潜通，宜曰入于沔，渭不与沔通。宜曰逾于渭。经文不然者，乃传写偶讹，不必曲为说尔。

又按：刘熙《释名》云：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东海，海在其东也；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从未有释及此。又云：济南，济水在其南也；济北，济水在其北也。义亦如南海也。“义亦如南海”此句最精，盖济水在其北，郡当名北济，今名济北，亦犹南海不名海南，而曰南海耳。总属倒装文法。古人语多倒至。又云：济阴，在济水之阴也。此其称则顺，与上又不同。古人遇此等处，或顺或逆，闻之辄了然，不似今人费分剖矣。

又按：蔡氏煞有未尽者，如“会于渭、汭”，汭字无传。读者多以即上文泾属渭汭，汭入泾，泾入渭，当其为渭也。且不知有泾，奚有于汭。自与洛汭之汭同一解。盖河之南，洛之北，其两间为汭也，在今巩县。河自北来，渭自东注，实交会于今华阴县，故曰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所出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总不若《说文》“汭，水相入也”，于此处为确解。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或曰：二汭字同见雍州，可各解乎？馀曰：何不可之有？导山过九江，过读作经过之过，谓禹导水过九江，读作大水合小水之过，谓岷江焉殊别也。左氏一书庄四年曰“汉汭”，闵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罗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系以汭者众矣，又何疑于《禹贡》哉？

又按：《尧典》，蔡《传》，《尔雅》曰：水北曰汭。遍考《尔雅》，并无其文。岂宋代尚存，今失之耶？抑误记安国《禹贡传》为《尔雅》耶？

又按：第二卷论青、徐、扬三州贡道，蒙上文兖州之河，皆不复言河。一层脱卸一层，直属叙法之妙。尚未及荆、豫、梁、雍四州，兹更补论曰：豫州为南河，止言达河，不复系以南者，以见上文也。上文荆州无河。取道于豫州之洛，由洛入河，故将南河字面预伏于此。此二州为一联。雍州为西河，不惟西河，且冠以龙门山名者，以舟至此辄止，龙门非可越。梁州亦无河，取道于雍州之渭，由渭入河，苟至渭尾，溯流而上，则至西河，顺流而下，则至南河，皆不必惟绝河而渡，登蒲州之西岸，去帝都为近，特下一乱字。水道显显然在人目前，至雍又会于渭汭，不言河者，蒙上文梁州，则蔡《传》所已及。此二州又为一联。凡皆叙法之至妙者。

又按：孔《传》为蔡《传》所压，实有胜蔡者。如“九河既道”，孔曰：河水分为九道，此在州界，盖别于大陆在冀州故。又“北播为九河”，孔曰：北分为九河，以杀其溢，在兖州界。盖见下逆河属冀州，于兖无涉，故界画分明至此。《通典》以沧州景城郡隶古兖州，平州北平郡隶古冀州，皆合《禹贡》之迹。沧州东北至平州五百里，为古逆河入海道。蔡氏则谓兖州北尽碣石河右之地，果尔，则夹右碣石入于河，乃入兖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为系河于冀之末简哉？岂冀亦无河，如荆梁二州也者，必取道于豫州、雍州之河，而后二州末简始得系河字耶？

又按：“至于陪尾”，孔蔡二《传》并云：豫州山，《汉志》江夏郡安陆县，横尾山在其东北，古文以为陪尾。杜君卿隶诸古荆州，则陪尾当为南条，江、汉北境之山，与内方一列，岂得为北条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则，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东境正相接，禹既下太华，乃于是。而熊耳，洛所经也；而外方，伊所经也；而桐柏，淮所出也。至于陪尾，泗所出也。则诸水之治亦可见矣。若横尾淮，曷为经此？孔《传》自误。或曰：奈《汉志》何？馀曰：《汉志》《禹贡》，山川不从之者众矣，奚有于是。《周官保章氏》，贾《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属摇星。公彦实从《春秋纬》文来。则汉人蚤作是解矣。

又按：“西倾因桓是来”，朱子亦从郑康成《书注》，曲为说。忽读宋叶氏曰：雍言织皮，昆仑、柝支、渠搜，非中国之贡明矣。疑西倾即西戎之境，熊、罴、狐、狸、织皮文，与“西倾因桓是来”相属。谓四兽织皮，西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来贡也。不觉跃然。然叶犹存倾字，馀谓直戎字之讹。盖西戎因桓是来，最直截了当。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汉志》谓《禹贡》桓水是也。蔡《传》不知引此，而徒据《水经》云：西倾之山，桓水出焉。无论经无此文，乃郦《注》有之，亦山亦雍山，水亦雍水，与梁州桓水别。郦道元曰：岷山西倾，俱有桓水。真得其解矣。

又按：太史公曰：馀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尝得《庐山图经》，案之有所谓上霄峰者，为山绝顶处。传司马迁尝登于此。因思当日从北而观，有九江焉。班固《志》寻阳县，九江在其南，皆东合为大江。应劭《注》，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是也。从南而观，有九江焉。刘歆曰：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故为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汉水隶古扬州，则与《禹贡》在荆者不合。太史公其必从北乎？计其遗踪故道，汉唐犹存。孔安国曰：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郭璞赋江曰：源二分于居崃，流九派乎寻阳。注《山经》曰：江自寻阳而分为九，皆东会于大江。陆德明引《缘江图》曰：九江参差，随水势而分，其间有洲，或长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别于鄂陵，终会于江口。徐坚曰：江至寻阳分为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馀里，合流皆历历可指数，与太史公疏字合。与湖汉等各为一源者不同。与洞庭湖为众水会聚者复异。夫孔曰：甚得地势之中。则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为九”，可知九江孔殷，继于江汉，朝宗于海之下者，盖上句大概说，下句其细目。江汉安流，无复横决，势遂奔趋于海，非得此疏为九派之力乎？正蔡《传》所谓费《疏》凿者，虽小必记之例也。岂别为一地与？上不相属者，然且最为明证。九江纳锡大龟，孔曰：大龟出九江水中。《史记·龟策列传》，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是迄汉犹然。向尝谓《禹贡》纪山川，不纪风俗，纪物产，不纪人才，以山川物产亘千年而不变者。于兹益信。则两九江为一处，在寻阳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断可识矣。或曰：蔡《传》谓即今之洞庭，引《水经》者非与？曰：未尽非也。详玩《水经》之文，上有衡山，下有东陵敷浅原。曰九江，地在长沙下隽县西北，似为导山之九江，导江之九江作“注于九江，孔殷无涉”。然则，两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贡》一书有南条之荆山，有北条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荆州之沱潜，有梁州之沱潜。有兖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毕竟各见于一州，未闻一州之内水重见也者。曰：以山证之，豫州之内有导山之熊耳，在庐氏县有导水之熊耳。孔《传》以为宜阳县。况九江一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为九水所会聚以泽浸名。同见荆州内，何不可之有？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势之中”，为九水会聚者第曰“禹经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书法固自别也。但故道唐犹存，而宋眇然，以致诸公起而辨之。扬州浸曰五湖，张守节《正义》曰：盖古时应别，今并相连。馀亟赏其通人之言。秦与荆战，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则是九江既猪九而为五，又会五而为一，水道之变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见，而遽疑《禹贡》乎？且蔡氏之尤悠谬者，以今寻阳之地将无所容九江。不知汉寻阳县在大江之北，今黄州府蕲州东浔水城是。东晋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县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温峤所移也。譬诸河源，本在西南，而张骞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迁改，朝代之换易，尚所不详，而可与谈水道乎？至《楚地记》，吾不知其何代何人书，乃舍《山经》洞庭在九江之间不引，而引此。朱子亲定九江原委不引，而引及澧水，澧却在九江数之外者。馀之著斯考也，将以上质紫阳，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岂好与蔡氏抵捂者耶？

○第八十七

应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至汉又复增置。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因考《汉·昭帝纪》，始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陈、鲁、长沙之类。馀曰：此独不然。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故墨子言虽金城汤池。一说以郡置京师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则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而安国《传》突有之，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传》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人耳。

按：孔《传》颇有苦心弥缝处，如郑康成《注》，荥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在其县东。此是王莽时大旱，济渎枯竭已久，故为是云。孔《传》实出郑后，却云济水入河，并流数里，溢为荥泽，在敖仓东南。若不曾有大旱之事也者。《禹贡》有北江、中江，而无南江。班《志》北江在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出芜湖县西南，东至阳羡入海。补出南江在吴县南，东入海。孔《传》云：有北有中，则南可知。非暗与班《志》相关合乎？馀尤爱其改《尔雅》二处。一广平曰原，《释地》文也。孔《传》云：高平曰太原，今以为郡名，其实吾郡隘，于东西皆山，不可云广，只觉高而平。安国语确。一一成曰丕，《释山》文也。及馀登浚县东南二里大伾山，臣瓒所谓黎阳县山临河者，览其形实，再重觉安国改之为是。作伪者亦不可没哉。

又按：《史记·大宛列传》，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是时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鉴》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于始元六年方置，史追书也。馀亦谓骞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载，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属追书。

又按：黄子鸿误信伪孔《传》者，向胡朏明难馀曰：安知《传》所谓金城非指金城县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国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此六县中，不知有金城县否？班《志》，积石山系河关县下，而金城县无之。观“羌中塞外”四字，则积石山不可谓在金城郡界明矣，况县乎？且郦《注》所叙金城县在郡治允吾县东，唐为五泉县，兰州治，宋曰兰泉，即今临洮府之兰州也。与积石山相去悬绝。《传》所谓金城，盖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时有。此岂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之手笔与？

○第八十八

前汉志河南郡谷成县注曰：禹贡瀍水出朁亭北后汉志河南尹谷城县瀍水出注引博物记出潜山至晋省谷城入河南县故瀍水为河南所有作孔传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岂身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晋间魏己并二县为一乎？实胡胐明教余云尔。 或难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则证以上文：“伊出陆浑山，洛出上洛山，涧出渑池山，皆县也何独瀍出而郡乎？殆与黄子鸿金城指言相似，皆左袒伪书者。”胡朏明又曰：“渮泽在定陶而传云在湖陵伊水出，卢氏而云出陆浑涧水出新安而云出渑池横尾北去淮二百馀里而云淮水经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水所径，决非武帝博士具见图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东汉安帝时始然。而传云在洛北是则吾友百诗教余云尔”某不敢讳也。

按：孔疏既引地理志伊出卢氏熊耳山洛出上洛冢领山瀍出谷城县潜亭北涧出新安县东南入洛又为之说曰熊耳山在陆浑县西，冢领山在上洛县境内，渑池在新安县西，谷城朁亭北，北山即河南境内之北山也。志详而传略，所据小异耳，胡胐明正曰按汉陆浑卢氏本二县，熊耳山在卢氏县西南五十里，不与陆浑接界，安得谓陆浑县西之山而云伊出陆浑山？新安黾池亦本二县涧水出新安穀水出黾池流同而源异，今乃云涧出渑池山是以谷源为涧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误矣！至于河南谷城亦本二县，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传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汉时谷城山已为河南县地也，其精如此？

又按：庚午季夏置书局于洞庭东山撰辑一綂志有分得福建者来质余曰：杜氏通典叙建安长乐清源漳浦临汀五郡于古扬州内，未见唐人远之于禹服外者，元和郡县图志亦然，然明一綂志福州等八府竟书为禹贡扬州之域亦未安，惟欧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于淮南道曰盖古扬州之城，江南道曰盖古扬州之南境，岭南道曰盖古扬州之南境。南境与域字颇别，微可议者江南道领有今苏松常嘉湖，正禹贡三江震泽地，江州寻阳郡有彭蠡湖皆当曰之域中，岂得别之为南境，惟援其例书于福建一司则可，福建府曰禹贡扬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贡扬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并同，方不即不离。盖虽未显见为疆域，未尝不为扬州师牧之所接声教，讫于四海。闽东南海也，岂唐虞所得而遗之哉。

又按：先一载在京师万季野谓余撰一綂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传诸书。余颇骇其言。及近，览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意果不重在此， 一州内或人物无，或仅姓名贯址，即间举生平亦寥寥数语，不似明一綂志夸多汎滥令人厌观，因折衷二者之间，不妨胪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项但取其言与行关于地理者，方得采辑，如名宦则蜀守李冰以作离堆[注]避沫水之害，而收邺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邺田富魏之河，而收列女赵襄子姊闻夫死摩笄自杀，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颜文妻事姑孝甘泉涌室，齐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县，梁鸿适吴卒葬地要离冢旁切陵墓矣收为苏州之流寓。雷次宗征至都为筑馆锺山西岩下切古迹矣，收为江宁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释如河上公结庐河滨汉文帝亲枉驾梅福变名姓为吴市门卒甚且许杨署都水掾为太守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南以饶均宁得遗，盖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随甚道德甚勋名及文艺苟无关地理概不得阐入何者著书自有体要故善乎杜君卿有言云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弘宪云餙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征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书。元和宰相之言施于撰述如此若张南轩谕修志不可不载人物典刑系焉。世教补焉此则儒生卷帙浩繁者也。

又按：有杭州人至局中者首问余曰闻新志人物项别立一状元项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两月偶阅景泰间陈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状元一项，传讹以此语。局中诸公曰：状元三年一人耳何啻车载？循当曰曷不立状元兼宰相者一项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谓姚涞杨维聪只会中状元更无馀物。今世岂复有道著者耶姜西溟曰此说见钱氏列朝诗集刻本中有赠衡山先生南归序曲尽向往之志揄扬之词其知衡山也深矣，乌得有相轻语？亟呼仆取我箧衍此序来。既至，余读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后，设科弟第以笼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节几八百馀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出其时，如唐之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之孙明复云云。指曰新唐书卓行传元德秀少举进士擢第司空图咸通末擢进士岂不从科第者耶？有明状元乃不读新唐书。胡胐明从旁赞曰惟不读新唐书方中状元读新唐书状元中不得矣，哄堂大笑。

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