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钞/01 中华文库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谨昧死载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伏见国家自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者众矣。臣初窃为三策，以料贼情。然臣迂儒，不识兵之大计，始犹迟疑，未敢自信。今兵兴既久，贼形已露，如臣素料，颇不甚远。故窃自谓有可以助万一而尘听览者，谨条以闻。惟陛下仁圣，宽其狂妄之诛，幸甚！

夫关西弛备而民不见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贼萌乱之初，藏形隐计，卒然而来。当是时，吾之边屯寡弱，城堡未完，民习久安而易惊，将非素选而败怯。使其羊驱豕突，可以奋然而深入。然国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虏掠而去，可邀击其归。此下策也，故贼知而不为之。戎狄侵边，自古为患。其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盖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贼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起全锐击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幸吾苦兵，计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度吾困急，不得不从，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则贼谋无施而不可。此兵法所以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贼今方用之。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臣闻元昊之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书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此其凶谋所蓄，皆非仓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哉！夫训兵养士，伺隙乘便，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此朝廷之大计也，所谓庙算而胜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贼谋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势可察，西人已困也。诚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守非财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请试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有矣，未有举而灭者。秦汉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刘平陷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衄。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为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琐目前之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故为长久而计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则其利博矣。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

其一曰“通漕运”。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耳。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为而不可？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是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馀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门之险。自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溯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运之利也。臣闻汉高祖之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东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人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则十馀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足而有馀，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若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矣。此陆运之利也。

其二曰“尽地利”。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今取民之法尽矣。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今尽取民之法，用于无事之时，悉以冗费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则无法可增。然独犹有可为者。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是民有遗力，地有遗利，此可为也。况历视前世，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汉武帝时，兵兴用乏，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赵充国攻西羌，议者争欲出击，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田于极边，以游兵而防钞寇，则其理田不为易也，犹勉为之。后汉之时，曹操屯兵许下，强敌四面，以今视之，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然用枣祗、韩浩之计，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许之地，岁得谷百万石，其后郡国皆田，积谷无数。隋、唐田制尤广，不可胜举。其势艰而难田，莫若充国，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缓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营田，今若督之使勤，与免其役，则愿耕者众矣。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议者方论之矣。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聚而饮博，取资其家，不顾无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也。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此犹有用。若京东、西者，平居不足以备盗，而水旱适足以为盗。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惟力农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则民愿田者众矣。太宗皇帝时，尝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时，亦用耿望之言，买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于京西，若官为买之，不难得也。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使不容于民而乐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此民所愿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缦田一顷，使四五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汉而西接关，若又通其水陆之运，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权商贾”。臣闻秦废王法，启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久矣。自汉以来，尝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也。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法每一变，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但云变法之未当。变而不已，其损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茶自变法已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以详之矣；今诚能复之，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先为令曰“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辏矣。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又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以其积货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召也。故每有司变法，下利既薄，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适得独卖其货，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故变法而刻利者，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也。今必以术制商，宜尽括其居积之物，官为卖而还之，使其货尽而后变法。夫大商以利为生，一岁不营利，则有惶惶之忧，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得利虽薄，犹将勉而来。此变法制商之术也。夫欲诱商而通货，莫若与之共利，此术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从，则莫若痛裁之，使无积货。此术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盐者，禁益密则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谓行之难久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时事。若夫坚守以捍贼，利则出而扰之，凡小便宜，愿且委之边将。至于积谷与钱，通其漕运，不二三岁，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锋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此万全之策也。愿陛下以其小者责将帅，谋其大计而行之，则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月日，臣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臣近准诏书，许臣上书言事。臣学识愚浅，不能广引深远，以明治乱之原，谨采当今急务，条为三弊五事，以应诏书所求，伏为陛下裁择。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故为人君者，以细务而责人，专大事而独断，此致治之要术也；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断也。如此二者，天下无难治矣。

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中外骚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谓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贼日益强，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尚无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其将何以御之？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此臣所谓用心虽劳，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开广言路，献计之士不下数千，然而事绪转多，支吾不暇。从前所采，众议纷纭，至于临事，谁策可用？此臣所谓听言虽多，不如力行之果断者也。

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尚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未有，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术也。

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伪唐、定闽岭，西平两蜀，东下并、潞，北窥幽、燕。当时所用兵财将吏，其数几何？惟善用之，故不觉其少。何况今日，承百年祖宗之业，尽有天下之富强，人众物盛，十倍国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将、有财、有财用、有御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

何谓三大弊？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此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迟慢废坏于下。臣闻号令者，天子之威也；赏罚者，天子之权也。若号令不信，赏罚不当，则天下不服。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然后号令不虚出，而赏罚不滥行。是以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

自古人君，英雄如汉武帝，聪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术，而自执威权之柄，故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汉武好用兵，则诛灭四夷，立功万里，以快其心。欲求将，则有卫、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贤材，则有公孙、董汲之徒以称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则诛突厥，服辽东，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将，则有李靖、李𪟝之徒入其驾驭；欲得贤材，则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谓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无他术也，惟能自执威权之柄耳。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超越二帝，又尽有汉、唐之天下。然而欲御边，则常患无兵；欲破贼，则常患无将；欲赡军，则常患无财用；欲威服四夷，则常患无策；欲任使贤材，则常患无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无他，由不用威权之术也。

自古帝王，或为强臣所制，或为小人所惑，则威权不得出于己。今朝无强臣之患，又无小人之独任之惑，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爱陛下如父，倾耳延首愿听陛下之所为，然何所惮而不为乎？若一日赫然奋威权以临之，则万事皆办，何患五者之无。奈何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请言三弊。夫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今出令之初，不加详审，行之未久，寻又更张。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故每有处置之事，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则官吏咸相谓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须更改”，或曰“备礼行下，略与应破指挥”。旦夕之间，果然又变。至于将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苻牒纵横，天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闻而叹息，或闻而窃笑，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号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号令之弊一也。

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时，王全斌破蜀而归，功不细矣，犯法一贬，十年不问。是时方讨江南，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太祖神武英断，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自关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裨将畏懦逗留者皆当斩罪，或暂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所谓赏不足劝，威无所惧，赏罚如此而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赏罚之弊二也。

自兵动以来，处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无实。臣请略言其一二，则其他可知。数年以来，点兵不绝，诸路之民半为兵矣，其间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是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也。新集之兵，所在教习，追顾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将领之材，所教者无旗鼓之节，往来州县，愁叹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诸路州军分造器械，工作之际已劳民力，辇运般送又苦道途。然而铁刃不刚，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执钝折不堪之器械，百战百败，理在不疑，临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无大小，悉皆卤莽，则不责功实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万事不可尽言。

臣请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闻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汉王寻等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四五万，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盖兵不在多，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用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之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励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此所谓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胜者，以此也。今不思实效，但务添多，耗国耗民，积以年岁，贼虽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

其二曰将。臣又闻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贼盗，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饭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则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前日澶渊之卒几为国家生事，此可见也。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当今之无将臣。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豪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又何患于无将哉？此二事也。

其三曰财用。臣又闻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寻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财用困乏，其弊安在？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汉武好穷兵，用尽累世之财，当时勒兵单于台，不过十八万，尚能困其国力。况未若今日七八十万，连四五年而不罢，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万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虽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计无所出矣。惟有免冗卒之虚费，练精兵而速战，功成兵罢，自然足矣。今兵有可减之理，而无人敢当其事；贼有速击之便，而无将敢奋其勇。后时败事，徒耗国而耗民。此三事也。

其四曰御戎之策。臣又闻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北敌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不敢妄动，今一旦发其狂谋者，其意何在？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故敢启其贪心，伺隙而动尔。今若敕励诸将，选兵秣马，疾入西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则吾军威大振，而虏计沮矣。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今论事者皆知北敌与西贼通谋，欲并二国之力，窥我河北、陕西。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则敌势减半，不能独举。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元昊地狭，贼兵不多，向来攻我，传闻北敌常有助兵。今若敌中自有点集之谋，而元昊骤然被击，必求助于北敌。北敌分兵助昊，则可牵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则二国有隙，自相疑贰。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我能先期大举，则元昊苍皇自救不暇，岂能与北敌相为表里？是破其素定之约，乖其克日之期。此兵法所谓亲而离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胜，常有轻视诸将之心，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方经营于河朔，必谓我师不能西出。今乘其骄怠，正是疾驱急击之时。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此取胜之上策也。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当时贼气方盛，我兵未练，朝廷尚许其出师，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此不可失之时。彼方幸吾忧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势也。自四路分帅，今已半年，训练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屡奏小捷。是我师渐振，贼气渐衄，此可攻之势也。苟失此时，而使二国先来，则吾无策矣。臣愿陛下密诏执事之臣，熟议而行之。此四事也。

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闻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其间岂无材智之臣？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既不暇尽识其人，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执政大臣动拘旧例，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之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是上至天子，下至有司，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所以贤愚混杂，侥幸相容，三载一迁，更无精别。平居无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临事要人，则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无如今日之缪也。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犯罪黜责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故守廉甚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者，各举贪浊之人；好殉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材之人。朝廷不闻是非，但见举主数足，便与改官，则清干者进矣，贪浊者亦进矣，请求者亦进矣，不材者亦进矣。溷淆如此，便可为进贤之法乎？方今黜责官吏，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虽诛剥豪民，尚或不及贫弱。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众胥群吏共为奸欺，则民无贫富，一时受弊。以此而言，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今赃吏因自败者，乃加黜责，十不去其一二。至于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问，宽缓容奸。其弊如此，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贤不肖既无别，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臣愿陛下明赏罚，责功实，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为有弊也。

三弊五事，臣既已详言之矣，惟陛下择之，天下之务不过此也。方今天文变于上，地利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事势如此矣，非是陛下迟疑宽缓之时，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