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

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叶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谓之千载一遇之难。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事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伏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已皆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报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忧国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难。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数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进止。

论贾昌朝除枢密使札子

臣伏见近降制书，除贾昌朝为枢密使。旬日以来，中外人情，莫不疑惧，缙绅公议，渐以沸腾。盖缘昌朝禀性回邪，执心倾险，颇知经术，能文饰奸言，好为阴谋，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众，皆乐为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闻其再来，望风恐畏。陛下聪明仁圣，勤俭忧劳，每于用人，尤所审慎。然而自古毁誉之言，未尝不并进于前，而听纳之际，人主之所难也。臣以谓能知听察之要，则不失之矣。何谓其要？在先察毁誉之人。若所誉者君子，所毁者小人，则不害其进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誉之，则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于朝，危言谠论，不阿人主，不附权臣，其直节忠诚，为中外素所称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为非矣。宦官、宫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为是矣。陛下察此，则昌朝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与执政大臣谋而用之乎？与立朝忠正之士谋而用之乎？与宦官左右近习之臣谋而用之乎？或不谋于臣下，断自圣心而用之乎？昨闻昌朝阴结宦竖，构造事端，谋动大臣以图进用。若陛下与执政大臣谋之，则大臣势在嫌疑，必难启口。若立朝中正之士，则无不以为非矣。其称誉昌朝以为可用者，不过宦官、左右之人尔。陛下用昌朝，为天下而用之乎？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谓之近习，朝夕出入，进见无时，其所谗谀，能使人主不觉其渐。昌朝善结宦官，人人喜为称誉，朝一人进一言，暮一人进一说，无不称昌朝之善者，陛下视听渐熟，遂简在于圣心，及将用之时，则不必与谋也。盖称荐有渐，久已熟于圣聪矣。是则陛下虽断自圣心，不谋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积渐称誉之力也。陛下常患近岁以来大臣体轻，连为言事者弹击。盖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议而然也。今昌朝身为大臣，见事不能公论，乃结交中贵，因内降以起狱，以此规图进用。窃闻台谏方欲论列其过恶，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惧，物论喧腾也。今昌朝未来，议论已如此，则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烦圣听。若不尔，则昌朝得遂其志，倾害善人，坏乱朝政，必为国家生事。臣愚欲望圣慈抑左右阴荐之言，采缙绅公正之论，早罢昌朝，还其旧镇，则天下幸甚。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见圣心求治甚劳，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议如此，既有见闻，合思裨补。取进止。

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

臣材识庸暗，碌碌于众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枢府，其于报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职以来，已逾半岁，凡事关大体，必须众议之协同，其馀日逐进呈，皆是有司之常务。至于谋猷启沃，蔑尔无闻。上辜圣恩，下愧清议，人虽未责，臣岂自安？所以日夜思惟，愿竭思虑，苟有可采，冀裨万一。

臣近见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言陈旭事得罪，或与小郡，或窜远方。陛下自临御已来，擢用诤臣，开广言路，虽言者时有中否，而圣慈每赐优容。一旦台谏联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惊疑。臣虽不知台谏所言是非，但见唐介、范师道皆久在言职，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后言事，补益甚多。岂于此时，顿然改节，故为欺罔，上昧圣聪？在于人情，不宜有此。

臣窃以谓自古人臣之进谏于其君者，有难有易，各因其时而已。若刚暴猜忌之君，不欲自闻其过，而乐闻臣下之过，人主好察多疑于上，大臣侧足畏罪于下。于此之时，谏人主者难，而言大臣者易。若宽仁恭俭之主，动遵礼法，自闻其失，则从谏如流，闻臣下之过，则务为优容以保全之。而为大臣者，外秉国权，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见听，而怨仇已结于其身。故于此时，谏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难。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听言也，亦有难有易，在知其术而已。夫忠邪并进于前，而公论与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听之难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则听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违意，初闻若可恶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顺，希旨合意，初闻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于言事之官，各举其职，或当朝正色，显言于廷，或连章列署，共论其事。言一出，则万口争传，众目共视，虽欲为私，其势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职，又不敢显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圣断，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盖其言涉倾邪，惧遭弹劾。故凡阴有奏陈而畏人知者，皆挟私之说也。自古人主能以此术知臣下之情，则听言易也。伏惟陛下仁圣宽慈，躬履勤俭，乐闻谏诤，容纳直言。其于大臣尤所优礼，常欲保全终始；思与臣下爱惜名节，尤慎重于进退。故臣谓方今言事者，规切人主则易，欲言大臣则难。

臣自立朝，耳目所记，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并罢职出外。其后赵抃、范师道言宰相刘沆，并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自范仲淹贬饶州后，至今凡二十年间，居台谏者多矣，未尝有规谏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则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罢黜台谏五人，惟吕诲入台未久，其他四人出处本末，迹状甚明，可以历数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远窜广西烟瘴之地，赖陛下仁恕哀怜，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师道、赵抃并因言忤刘沆，罢台职，守外郡，连延数年，然后复。今三人者，又以言枢臣罢黜。然则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为惧，师道与抃不以中滞进用数年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盖所以进退一节，终始不变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韩绛荐举，始得台官。及绛为中丞，陶不敢内硕私恩，与之争议，绛终得罪。夫牵顾私恩，人之常情尔，断恩以义，非知义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谓徇公灭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处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为人也，就使言虽不中，亦其情必无他。

议者或谓言事之臣好相朋党，动摇大臣，以作威势，臣窃以谓不然。至于去岁韩绛言富弼之时，介与师道不与绛为党，乃与诸台谏共论绛为非，然则非相朋党、非欲动摇大臣可明矣。臣固谓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此比者虽为谪官，幸蒙陛下宽恩，各得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而介等尽忠守节，未蒙怜察也。欲望圣慈特赐召还介等，置之朝廷，以劝守节敢言之士，则天下幸甚。今取进止。

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臣伏见陛下仁圣聪明，优容谏诤。虽有狂直之士犯颜色而触忌讳者，未尝不终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贤主之所难也。然而用言既难，献言者亦不为易。论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为，陈大计者又似迂而无速效，欲微讽则未能感动，将直陈则先忤贵权。而旁有群言，夺于众力，所陈多未施设，其人遽已改迁。致陛下有听言之勤，而未见用言之效，颇疑言事之职，但为速进之阶。盖缘台谏之官，资望已峻，少加进擢，便履清华。而臣下有厌人言者，因此亦得进说，直云此辈务要官职，所以多言。使后来者其言益轻，而人主无由取信，辜陛下纳谏之意，违陛下赏谏之心。

臣以谓欲救其失，惟宜择沉默端正、守节难进之臣置之谏署，则既无干进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时才，曾召试馆职，固辞不就。公著性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

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台谏官四员。已而中废，复止两员。今谏官尚有虚位，伏乞用此两人，补足四员之数，必能规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聪明。臣叨被恩荣，未知报效，苟有所见，不敢不言。取进止。

荐司马光札子

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行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言者虽多，而未有定议。最后光以谏官，极论其事，敷陈激切，感动主听。仁宗豁然开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选自宗藩，入为皇子。曾未逾年，仁宗奄弃万国，先帝入承大统，盖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圣继圣，遂传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无知者。

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备闻其事，臣而不言，是谓蔽贤掩善。《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光今虽在侍从，日承眷待，而其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既详知，不敢不奏。

乞奖用孙沔札子

臣伏见谅祚猖狂，渐违誓约，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岁之间，必为边患。国家御备之计，先在择人。而自庆历罢兵以来，至今二十馀年，当时经用旧人，零落无几，惟尚书户部侍郎孙沔尚在。西事时，沔守环庆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尝出兵，又不遇敌，故未有临阵破贼之功。然其养练士卒，招抚蕃夷，恩信着于一方，至今边人思之。虽世不乏材，朝廷方务推择，若求曾经西事可用之人，则臣谓无如沔者。沔今年虽七十，闻其心力不衰，飞鹰走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谋，藉其威信，前世老将强起成功者多。沔虽中间曾以罪废，弃瑕使过，正是用人之术。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访，如沔实未衰羸，伏望圣慈特赐奖用，庶于择材难得之时，可备一方之寄。取进止。

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札子

臣风闻吕夷简近日频有密奏，仍闻自乞于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实有此事否？但外人相传，上下疑惧。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得二国交构，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赏罚不中，凡百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缪，况已罢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图事？据夷简当此病废，即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见当国政之臣，共议可否。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听？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闻，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肖，须防诈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陛下至圣至明，于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但外人见夷简密入文书，恐非公论，若误国计，为患不轻。夷简所入文字，伏乞明赐止绝。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见今中外群臣各有职事，苟有阙失，自可任责，不可更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惑乱。取进止。

论狄青札子

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宄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独言之，人主又能听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独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无贵贱，相与语于亲戚朋友，下至庶民无愚智，相与语于闾巷道路，而独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盖其事伏而未发，言者难于指陈也。

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为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进用，自言我辈之内出得此人，既以为荣，遂相悦慕。加之青之事艺实过于人，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材能。国家从前难得将帅，经略招讨常用文臣，或不知军情，或不闲训练。自青为将领，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训练之方，颇以恩信抚士。以臣愚见，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惯见如此等事，便谓须是我同类中人，乃能知我军情而以恩信抚我。青之恩信亦岂能遍及于人，但小人易为扇诱，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遂皆翕然，喜共称说。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然则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使之然也。

臣谓青不得已而为人所喜，亦将不得已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宜自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身应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惟陛下犹未闻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仓促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泚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蹉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难言者，惟愿陛下早闻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见，则青一常才，未有显过，但为浮议所喧，势不能容尔。若如外人众论，则谓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且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难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则又言无及矣。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闻外议喧沸而事系安危，臣言狂计愚，不敢自默。取进止。

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

臣近风闻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枷禁沪等奏来。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昨韩琦等自西来，闻有论奏，非以水洛为不便，但虑难得而难成。今沪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专委此事，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

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更沮狄青，释放刘沪，则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边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闻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奋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战取胜，然后诱而服从，乃是党留诸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今后边臣以威信招诱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城更无可成之期，兼沿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来，诸将为国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琦近在秦州，尝欲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遂无所成，则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救援秦州，而须藉渭州应副。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水洛筑就，他时万一缓急，狄青怒沪异己，又欲遂其偏见，稍不应副，则水洛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缘此之故，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甚多，最难处置者也。臣谓今宜遣一中使，处分鱼周询等速令和解，务要两全，必先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为。役众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沪宜释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释之，使感卿惠。若他时出师临阵，有违进退之命者，任卿自行军法。”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青使赦汝，责汝卒事以自赎。”俟水洛功就，则又戒青：“不可因前曾异议，坚执不修，惟幸失之，遂己偏见。今后水洛缓急，尤须极力应副，万一小有疏失，则是汝挟情故陷之，必有重责。”如此，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盖罪沪既不可，罢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关利害，伏望圣虑深思。取进止。

论罢郑戬四路都部署札子

臣伏睹敕除郑戬知永兴军，仍兼陕西都部署。自闻此命，外人议论，皆以为非，在臣思之，实亦未便。窃以兵之胜负，全由处置如何。臣见用兵以来，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领一方，乍合乍离，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郑戬今日之权，失策最多，请试条列。

臣闻古之善用将者，先问能将几何。今而不复问戬能将几何，直以关中数十州之广，蕃汉十万之兵，沿边二三千里之事，尽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戬虽名都部署，而诸路自各有将，又其大事不令专制，而必禀朝廷。假如边将有大事先禀于戬，又禀于朝廷，朝廷议定下戬，戬始下于沿边，只此一端，自可败事，其失二也。

今大事戬既不专，若小事又不由戬，则部署一职，止是虚名。若小事一一问戬，则四路去永兴皆数百里，其寨栅远者千馀里。使戬一一处分合宜，尚有迟缓之失；万一耳目不及，处置失宜，则为害不细，其失三也。

若大小事都不由戬，而但使带其权，岂有数十州之广，数十万之兵，二三千里之边事，作一虚名，使为无权之大将？若知戬可用，则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则善罢之。岂可尽关中之大，设为虚名，而以不诚待人？其失四也。

今都部署名统四路，而诸将事无大小不禀可行，则四路偏裨各见其将不由都帅，则上下相效，皆欲自专，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将，反不得节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帅部将，却得专制一方，则委任之意大小乖殊，军法难行，名体不顺，其失六也。

若知戬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罢其职，则是大臣顾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韩琦等近自西来，有此擘画。琦等身在边陲，曾为将帅，岂可如此失计？臣今欲乞令两府之臣，明议四路不当置都部署利害。其郑戬既不可内居永兴而遥制四路，则乞落其虚名，只令坐镇长安，抚民临政，以为关中之重。其任所系亦大，而使四路各责其将，则事体皆顺，处置合宜。今取进止。

论张子奭恩赏太频札子

臣风闻知汝州范祥为相度陕西青白盐，赖差张子奭权知汝州。子奭自选入二年内迁至员外郎，朝廷之意虽曰赏劳，而天下物议皆云侥幸。盖以子奭宣劳绝少，止两次，而迁官、恩赐已数重。自古赏功不过一次，赏之不已，故难弭人言。初自选入改京官，曰赏劳；未及二岁改秘书丞，又曰赏劳；赐以章服，又曰赏劳；秘书丞不久又转官，又曰赏劳；合得太常博士，超迁员外郎，又曰赏劳；后行祠部，为名曹，又曰赏劳；作京官，合作知县而作签判，又曰赏劳；一任未满，合更有一任知县，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赏劳。此所以外人之议不允也。况范祥暂出勾当，只合交割以次官员，或转运司自差人权。今朝廷差人，已是失体，又于子奭，为此侥幸。今朝臣待阙在京者甚众，岂无一人堪权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当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则物议沸腾，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维翰为晋相，一夕除节度使十五人为将，而人皆服其精。今中书差一权知州，而不能免人讥议者，盖事无大小，当与不当而已。其张子奭，伏乞追寝权差之命。仍乞今后外处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转运使差官权。至于赏罚之柄，贵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过一刑而止，岂有劳者终身行赏而不已？亦乞今后有劳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赏而止。若其别著能效，则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无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选任，但不涉于侥幸，实有材艺之人，谁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谓无劳，但恩典已优，于赏已足。可惜令天下指为侥幸之人，而掩其前效，况又上亏朝政，不可不思。取进止。

论江淮官吏札子

臣闻江淮官吏等各为王伦事奏案，已到多时，而尚未闻断遣。仍闻议者犹欲宽贷。臣闻昨来江淮官吏，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纳兵甲，或同饮宴。臣谓伦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盖知贼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宽贷，则纪纲隳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从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伦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间，京西官吏又已弃城而走，望贼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则京西官吏亦须轻恕。京西官吏见江淮官吏已如此，则天下诸路亦指此两路为法。在处官吏皆迎贼弃城、献兵纳物矣，则天下何由不大乱也？

臣伏思祖宗艰难，创造基图；陛下忧勤，嗣守先业。而一旦四夷外叛，盗贼内攻，其坏之者谁哉？皆由前后迂缪之臣因循宽弛，使朝威不振，纲纪遂隳。今已坏之至此，而犹不革前非，以宽济宽，何以救弊？如晁仲约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议者无由曲解。或闻以谓自是朝廷素不为备，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杀父与兄者，岂可只言自是朝廷素无教化，而不罪杀亲之人？又如有人掠夺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无礼让，而不罪劫人之贼。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岂独是朝廷素有备之州？傅永吉岂独是朝廷素练之兵？盖用命则破贼矣。今朝廷素无御备，为大臣者又不责之守州县者，合有罪又宽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责？窃缘韩纲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并在朝廷。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故先于江淮官吏宽之，祇要韩纲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国体，但树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为计，出于圣断，以励群下，则庶几国威粗振，赏罚有伦。其晁仲约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宽恕。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