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兵志》论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利趋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

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后世，子孙骄弱，不能谨守，屡变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有天下二百馀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广骑，广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若乃将卒、营阵、车旗、器械、征防、守卫，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记，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以为兵世戒云。

《唐书·礼乐志》论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以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旧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挽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呜呼！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备具，所谓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之礼在者几何？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片，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

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

玄宗开元十年，以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峭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秦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二十卷，又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唐书·食货志》论

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记》曰：“宁畜盗臣。”盗臣诚可恶，然一人之害尔。聚敛之臣用，则经常之法坏，而下不胜其弊焉。

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盖其畜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用而易禄。虽不及三代之盛时，然亦可以为经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蠹。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唐书·艺文志》论

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入而益明。其馀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爱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欤？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书·五行志》论

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而其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于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为生，而阙其一不可，是以圣王重焉。夫所谓五物者，其见象于天也为五星，分位于地也为五方，行于四时也为五德，禀于人也为五常，播于音律为五声，发于文章为五色，而总其精气之用谓之五行。

自三代之后，数术之士兴，而为灾异之学者务极其说，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于五物，曰五行之属。以谓人禀五行之全气以生，故于物为最灵。其馀动植之类，各得其气之偏者，其发为英华美实、气臭滋味、羽毛鳞介、文采刚柔，亦皆得其一气之盛。至其为变怪非常，失其本性，则推以事类吉凶影响，其说尤为委曲繁密。

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以为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或发为氛雾、虹、光怪之类，此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于乱政。而考其所发，验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类至。然时有推之不能合者，岂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诸物种类，不可胜数，下至细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于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无所应者，皆不足道。

《语》曰：“迅雷风烈必变。”盖君子之畏天也，见物有反常而为变者，失其本性，则思其有以致而为之戒惧，虽微不敢忽而已。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帝引曲取而迁就其说。盖自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胜叹哉！昔者箕子为周武王陈禹所有《洪范》之书，条其事为九类，别其说为九章，谓之“九畴”。考其说初不相附属，而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征附于五行。以为人事皆属五行欤，则至于八致、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至俾《洪范》之书失其伦理，有以见所谓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也。然自汉以来，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祸屙之说，自其数术之学，故略存之，庶几深识博闻之士有以考而择焉。

《五代史·梁太祖》论

呜呼，天下之恶染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次五代，独不伪梁，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染久矣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的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不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

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五代史·唐明宗》论

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

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视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广寿殿火灾，有司理之，请加丹雘，喟然叹曰：“天以火戒我，岂宜增以侈邪？”岁尝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得扫雪，曰：“此天所以赐我也。”数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闻道等言谷帛贱，民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赃，辄置之列，曰：“此民之蠹也！”以诏书褒廉吏孙岳等，以风示天下。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

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十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

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不能虑患为防，而变起仓卒，卒陷之以大恶，帝亦由此饮恨而终。

当是时，大理少卿康澄上书言时事，其言曰：“为国家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淀粉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病。若从荣之变，任圜、安重诲等之死，可谓上下相徇，而毁誉乱真之敝矣。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晋家人传》论

呜呼！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能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为其子者，亦自讳其所生，而绝其天性之亲，反视以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属。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

夫闾阎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圣人则不然，以谓人道莫大于继绝，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讳哉！所谓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为人后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后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讳哉！其简易明白，不苟不窃，不欺不伪，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圣人之法也。

又以谓为人后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斩。而不绝其所生之亲者，天性之不可绝也，然而恩有屈于义，故降其服以其。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于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业，有天下国家者莫不用之，而晋氏不用也。出帝之于敬儒，绝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义不当立，不得已而绝之，盖亦习见闾阎鄙俚之所为也。

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晋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

《五代史·周世宗》论

呜呼，五代本纪备矣！君臣之际，可胜道哉？梁之友圭反，唐戕克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则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议论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