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 中华文库

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一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间，崇侈无度，然月支一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连年用兵，犹月支不过八十万，至淳熙末，朝廷无事，乃月支一百二十万，而非泛然所支，及其金银绵绢不与焉。以孝宗恭俭撙节，而支费拟于宣和，则绍兴休兵以后，百司宫禁，循习承平旧弊，日益月増，而未能裁削也。

渡江后郊赏：建炎二年，用钱二十万缗、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帛六十万匹、丝绵八十万两，皆有奇；绍兴元年，越州明堂，内外诸军犒赐百六十万缗；四年，建康明堂，增至二百五十九万缗〈宿卫神武右军中军七万二千八百馀人，共支二百三十一万，毎人率为十三千有奇。刘、韩、岳、王四军十二万一千六百馀人，共支二十八万，毎人率为二千有奇〉，而方州不与。其后，日有増益。二十八年，冬祀，上自立赏格，命有司行之，是岁锡赉金缗，视前郊减半，盖自宫禁、百官、宗戚、阉宦，下至医祝胥皂，人人有之，不可复废矣。

国朝承五季之旧，置三司使以掌天下利权，宰相不与。王荆公为政，始取财利之柄归于中书，元丰官制：户部尚书、左曹侍郎各一员，掌经赋；右曹侍郎一员，掌常平苖役坊场山泽之令。由是版曹但能经画中都百官诸军廪给亦不能理。建炎初，以军兴，国用不足，始命张诚伯以同知枢密院事提领措置户部财用，黄道周潜厚以京祠副之。其后孟富文庾、沈忠敏与求，皆以执政继领利权，由是少给，然所取大率出于经制之外焉。自罢总制司，版曹但掌经费岁入，仅五千缗，出亦称是，一有不足，即告于朝未免支移，或遇军兴，则除禁帑应副外，版曹但能预借民间坊场，净利四百万缗〈绍兴三十一年十月癸酉〉，或科卖度牒六百万缗而已〈隆兴二年二月〉。乾道初，孝宗尝记户部岁入之数，较之岁用，但阙三百万缗〈元年十二月丁亥〉，时会子初行，李侍郎若川因请増印二百万缗〈二年二月〉，然上半年尚阙五十万，上命左藏南库以银会子半与之〈三月壬辰〉，自是版曹岁借南库钱百馀万缗，因以为例。淳熙中，韩子师为户部尚书，始免例借，自后皆守其规约焉。先是，上以诸路财赋收支浩繁，令两侍郎分路管认〈乾道六年正月乙酉〉，淳熙十年，王宣予为户部尚书，始请于次年四月，将诸道监司守倅所起上供钱比较，以定赏罚，许之〈八月甲午〉其后减展磨勘年有差，由是罕有遗欠者，迄今遂为定制。

左藏库者，国家经赋所贮也。淳熙中，左藏库封过三衙百官请给成，岁为钱一千五百五十八万馀缗、银二百九十三万馀两、金八千四百馀两、丝绵一百十八万馀两、绢帛一百二十六万馀疋，以直计之，金银钱帛共约计三千万馀缗，而宗庙、宫禁与非泛之费不与焉。绍熙间，郑傅之湜以秘书郎转对，为上言：“今黄老之宫卫卒动以百数，外戚家庙防护之兵多于太庙，额外将校之俸钱半于正额，外庭百官之费不足，当合门医职近侍之半，请明诏大臣，裁定经费，上自乘舆，下至庶府，除奉宗庙、事两宫、给兵费外，一切量事裁酌，罢其不急，损其太过。”时赵德老为户部侍郎，因请稽考内外财赋，置绍熙会计录，俟见大概之后，命户部宰属，同其议而详，而一二大臣公心叶意为之斟酌，以其所减损而以予民，遂命版书叶叔羽、中执法何自然、检正林和叔、左右司沈信叔，杨济甫与德老同为之〈二年正月丁未、丁丑两次降㫖〉，未几，自然丁内艰去官，后亦未闻有所减也。

左藏南库者，本御前桩管激赏库也。孝宗即位之始年，改之，先是绍兴休兵后，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予之，桧将死，属之御前，由是金币山积，士大夫至指为琼林大盈之比。二十九年夏，河流浅涩，纲运不通，高宗尝出内帑钱五百万缗以佐调度〈五月己未〉，已而，谓辅臣曰：“朕息兵二十年所积，岂以自奉，盖以备不时之须，免临时科取，重扰民尔。”及军兴，又出九百万缗为出师劳功之用，明年夏，诏从臣条具足食之䇿〈三十二年四月己亥〉，黄通老为礼部侍郎，即以建言：“足食之计，在于量入为出，今天下财赋，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计其盈虚，请用唐德宗杨炎之策，归之左藏。”及上受禅，袁伯诚孚在谏院，复以为言，上从之，遂改内藏激赏库为左藏南库焉〈七月癸丑〉。然南库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隶版曹为经费也。淳熙末，始并归户部〈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且谕大臣曰：“此库并归版曹，朕亦省事。”既而都省令户部管认南库钱二百九万馀缗，版书王宣予奏：“此皆奉亲及内教所须，不可欠阙，计岁终应支九十五万，而见在止三十五万，其应入者又三十九万有奇，既阙二十一万缗，而南库例还户部沙田钱二十三万缗，又在其外，合之为欠四十四万缗，是南库归版曹无益而有损也，乞就拨归封桩库，其朝廷年例合还户部钱，却于封桩库支取。”不从，既而蒋世修正言又奏：“南库拨归户部，于今二年，而库名尚存，官吏如故，乞并罢。”上曰：“若尽废库名，出入必淆乱，可以左藏西上库为名。〈十二年正月三日〉”于是诸路岁发南库窠名钱一百九十八万馀缗，改隶本库，后又改称封桩下库，仍隶户部焉〈绍兴元年十月二日〉。

左藏封桩库者，孝宗所创也。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有司不敢执，郑溥之为敕令所删定官，因转对，为上力言之，时十三年矣。库中所储金至八十万两、银一百八十六万馀两，又有籴米钱、度牒钱，而下库复储见缗常五六百万。十六年夏，溥之为秘书郎，因转对，又为光宗言之，䟽入，命户部稽考以闻〈十六年六月〉，然卒不竟也。庆元后，毎封桩库取拨钱辄数十万缗，银亦数万两，黄金亦数千两，盖以奉神事亲之费云。〈六年六月，拨封桩库钱一百万缗修太皇太后攅宫。七年，拨二十万缗入内藏，八月，拨十五万缗并银二万两，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拨金二千五百两、银二万充明堂使用，又拨一百万缗修奉太上皇帝攅宫，一季之间，所拨金银钱，计直二百五十万缗，盖多非泛支用故尔，常年则不及此数焉。〉

内藏库者，始因艺祖削平诸国，收其帑藏贮于讲武殿廊，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因分左藏北库为内藏库，亦谓景福内库，然岁入不过钱百馀万缗、银十馀万两。真宗咸平中，尝谓宰相曰：“祖宗置内藏，所贮金帛以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二圣削平诸国，亲祀郊北所费不赀，皆出于是。三司所假凡六千万两，自淳化迄景德，毎岁多至三百万，少亦不下百万，三年不能偿，即蠲除之，此库乃为计司备经费耳。”故仁宗后，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给于内藏，神宗用王荆公计，凡摘山煮海、坑冶、榷货、户绝没纳之则〈此旧三司窠名，属左藏库〉，与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禁军阙额、地利之资悉归朝廷。元丰元年，更内藏库名，凡三十二库，毎库以诗一字目之。五年，又取苖、役羡财为元丰库，直隶朝廷，在内藏之外〈《长编》载元丰库殿即崇政殿库。按崇政殿库乃内藏库也，本在讲武殿后，讲武后改为崇政。元丰库在太府寺内〉元祐初，宣仁共政，吕正愍公又建元祐库以备封桩，皆号朝廷库务，徽宗崇、观后，则大观东西等库，西城所处无不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高宗渡江，但有内藏及激赏二库，秦丞相用事，毎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冬、年、寒食节与诸局所进书，皆献金币，由是内帑山积。绍兴末，有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馀并减半〈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孝宗初政，又并进书礼物罢之。绍熙中，始数取封桩钱入内藏，上受禅，又取淮东总领所羡财五十万缗入内禁帑，议者尝以为言。激赏库即所谓左藏南库。

御前甲库者，绍兴中置，凡乘舆所须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于甲库取之，故百工技艺之巧者，皆聚于其间，日费无虑数百千，禁中既有酒库，而甲库所酿尤胜，以其馀酤卖，颇侵户部课额，以此，军储常不足。二十九年冬，张子公再为吏部尚书，因见上，言：“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当私置甲库以侵国用。”上从其请，尽罢之，人由是知甲库之设，非上本意也。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者，渡江后所创也，自建炎隆兴堂膳始减，至维扬又减，至临安又减，绍兴四年秋，赵元镇为川陕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钱入三省枢密院激赏库。十年，秦会之当国，以兀术畔盟用兵，须犒赐之物，乃计亩率钱遍天下，五等贫民无得免者，然兵未尝举，而所敛钱尽归激赏库，其后岁支三十八万缗——堂厨万五千；东厨万二千；玉牒所二万四千；日历、敕令所、国史院各二万；尚书省犒赏一万三千；中书门下七千；密院九千。议者指为冗费，二十九年冬，上命御史、舍人议之，朱汉章、洪景严奏岁减二十万缗〈十二月癸亥〉，诏可。孝宗受禅，复减岁用钱为十万缗〈二十二年七月壬戌〉，迄今不改。

合同凭由司者，宫禁所由取索也，岁取金银钱帛，率以百万计，版曹但照数除破耳。虽有岁终比部驱磨之令，然郎官第赴内东门司，终日巍座，而数珰与数媪自为会稽，郎官不得预，毕事则卷牍尾示之，俾书名而已。绍熙二年春，议者以为滥予横赐，无以撙节，请自今内诸司所给赐、所营造、所取索，悉从有司，定为中制，惟正供而已，其滥恩横赐皆厘正之，诏叶叔羽、赵德老、何自然同稽考〈正月辛未〉，其后亦不果裁节焉。

修内司者，掌宫禁营缮。渡江后，浙漕及京府共为之。绍兴末，赵侍郎子㴋为浙漕，奏免修缮，以其事归修内司，岁输缗钱二十万，后减五万缗。乾道初，有司请悉除免，上曰：“如宗庙有损动处，安得不修？”乃再减缗钱五万，然修内司逐时于左藏库关支钱物犹不少，今文历赴比部驱磨者，不过斧若干具、锹䦆若干柄而已，一钱尺帛并不挂历，故户部亦无得而稽考焉。

国用司者，孝宗始置，语在〈官制〉中，然于国用未有所制也。乾道三年春，蒋子礼初秉政，因谢新除，留身奏事，为上言：“今费财最甚，莫如养兵，近陈敏减汰二千人，戚方减汰四千人，大约一兵毎月减二十千，汰兵固为良策，然今之军士，类多有官，若与之外任，既不废劵钱，又加供给，大抵离军使臣，每员月费四十馀千〈劵钱三十六千，供给五千〉，临安一府八十员，岁费钱二万六千缗，以此推之，诸道可知，虽减之于内而増之于外，未见其得。”上曰：“若是，则减汰全无益。”子礼曰：“岂惟无益而已。今减六千人，则必招填六千人，是倍费也，臣契勘在内诸军，毎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权住招一年半，内外可暗省二百八十万缗，异时财用有馀，更招少壮者练习之，不惟省费，又可兵精。”上以为然，子礼由此骤相，然识者谓此策暂可行也，若利其阙额而为之，是又蹈宣政之覆辙矣。是日〈二月壬申〉，子礼奏事退，御笔批自今宫禁内人并百官、三司、将校、军兵诸人，毎月五日国用房开具前月支过上五项请给数目人数，开具进呈，自此月为始，外路军马降式，下诸路总领所，逐月开具，并非泛支用之数以闻，永为定式云，其后，废国用房，而版曹进册如故。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扬州〈正月壬辰〉，明年，又置于江宁〈二月乙丑〉，绍兴三年，又置于镇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务，而行在务场随移临安，以都司提领。其始岁收茶盐香息钱六百九万馀缗〈绍兴元年〉。六年九月，诏岁收及一千三百万缗，许推赏，时以为极盛矣。休兵寖久，岁课倍増〈二十四年，收二千六百六十万缗；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六十五万缗，皆有奇〉。乾道三年三月，诏以二千四百万缗为额——建康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于是，淮东总领所实在镇江月支榷货钱三十万缗为赡军之用。淳熙中，三务场官吏互争课赏，始禁镇江务钞引不得至临安，十年夏，朱少卿佺为淮东总领，遣属吏刘荀诉诸朝，时黄德润为中执法，率台谏上言：“镇江务场，军食所系，傥有不售，其害非轻，临安务场年额未始有亏，万一无有羡财，不过官吏不该泛赏而已，请令提领官总三务场，増亏有无以为殿最，而镇江钞少复如著令，许至临安。”从之〈六月戊申〉，自是镇江务场始给矣。

丰储仓者，绍兴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为司农卿寺丞，请令诸路以见管钱籴米赴行在，锺侍郎世明因奏令诸路岁发常平陈米十五万斛赴省仓赡军，言者以其坏常平法，奏绌之，韩尚书仲通在版曹，乃请别储粟百万斛于行都，以备水旱，号“丰储”〈四月戊戌〉，其后又储二百万斛于镇江及建康，然颇有借兑者。三十年夏，诏补还之〈四月乙丑〉。今关外亦积粮一百万斛有奇，然行在岁费粮四百五十万斛馀，四川一百五十万斛馀，建康、镇江皆七十馀万斛，今中都但积三月之粮，关外积粮亦不能支一岁。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近四十年矣，谓宜益储积粮以为饥荒军旅之备，否则増籴如岁用之数，以陈易新，使常有一年之蓄，庶乎其可矣。

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者，自休兵后，朝廷科拨诸州县财赋及榷货等钱与之，淮西岁费钱七百万缗、米七十万石，张魏公为都督，増神劲军二万，岁益费二百万缗，汤丞相以为言，故后亦废。然为总领者，但能拘收出纳而已，固非能以通融取予之术，行乎其间也。至乾道中，淮西岁费已増为一千二百馀万缗，而米犹如故。淮东总领所，岁费钱七百万缗、米七十万石，而诸郡及盐司所输之缗，多愆期者〈毎月五十八万缗，内浙盐司三十万；平江、镇江府及常州共十五万；江西九郡共十三万〉。湖广总领所，岁费钱九百六十馀万缗、米九十万石，诸路所输，率亦常负十分之三，然合三总领所，支仅当四川一年之数，盖川中籴买岁为八百三十馀万缗，而三总领收正色米故也。凡三总领所岁用户部经常钱九百万缗，而榷货所支不预。湖广始发三合同关子，乾道中，以关子折阅，诏岁増拨四川钱帛为三百万缗补之〈钱一百七十万缗，绸、绢、丝、绵在外〉，淳熙末，尽捐之以损四川盐酒重课，而内府偿焉。朝廷既以岁额拨钱，遂为定数，近岁军中大请受人渐少，由是年支之外，计司稍有赢馀，有司疑朝廷恶其优，多掩蔽所馀，不尽载于成册，往往妄称䟎积，以为已功，绍熙末，内藏库下淮东总领所取拨羡财，明年二月，叶正则言：“此钱当存留以备缓急，请诏有司，自今除毎岁收支外，并将有管实在之数，开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馀不足之数，其非缘军前事，毋得辄支移起发，欲以佗用，虽有中㫖，许执奏不行，俟储积渐多，朝廷经制既立，然后议窠名之重轻，考拨定之数目，寛减州县，还以予民。”从之，惟四川总领所自建炎以后，专利权不从中覆，故得以守其职业焉。

四川总领所赡军钱并金帛，以绍兴休兵之初计之，一岁大约费二千六百六十五万缗，其五百五十六万缗酒课〈今减为四百一十馀万〉，三百七十五万缗盐课〈今减为三百馀万〉，四百馀万缗籴本〈二税上科〉，一百四万缗茶司钱〈额一百四十四万，递年实发此数〉，二百三十一万缗经总制司钱〈语在〈经总制钱〉事中〉，九十万缗钱银引免界贴头钱〈语在〈兑界〉事中〉，二十四万缗三路称提钱〈语在其事中〉，十万缗西河州盐钱，始赵应祥为大漕也。

绍兴五年，四川收钱物总三千三百四十二万缗，而所出多五十二万缗〈岁支三千三百九十四万馀缗〉，吴武安一军，费缗钱一千九百九十五万。明年，收钱减二百八十万，出钱増六百六十六万缗，以宣抚司趱剰钱补其阙〈一年缺九百四十六万缗〉，而武安军需増钱三百八十万缗〈凡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应祥既与武安不协，遂丐免。七年，李子及代为都转运使，是岁本司所入，视六年，増六百七万缗〈凡三千六百六十九万〉，所出减二百三十一万缗〈凡三千八百二十九万〉，以入较出，犹亏一百六十二万缗。八年，子及上䟽言：“本司应副军前正色折估米二百六十五万斛有奇，而宣司兵籍，以绍兴六年考之，止有六万八千馀人，决无费米若干斛之理，每兵约费三十八斛有奇，是日食斗米也，是米数尚有馀于人数也，盖宣司兵官视军士居十之二〈官员一万七千七百馀员，兵士五万七百四十九人〉，皆系名冗员之人，而官员请给十倍于诸兵，计司安得不困。”时武安亦劾子及馈饷不继，子及遂坐免。十二年，朝廷既罢兵，郑亨仲为宣抚副使，右䕶军岁计犹缺钱七百七十八万缗，明年，诏増印钱引四百万。十六年以后，始节次寛减重赋至七百万缗。十八年，亨仲召归，而宣总所桩积钱至五千馀万，当此之时，蜀中号为优裕，乃休兵之力也。辛巳用兵，诸将増招至十万六千人，増马五千匹，而茶马等司岁输又多所负，由是总领所岁阙至六百四十万缗。乾道四年二月丙申，有㫖四川宣抚司集四路漕臣于利州，以财赋之入，对立养兵之额，于是宣抚虞雍公澄核兵籍，去其老弱者近万人，诸军开落诡籍者二千人，定立军额为九万七千有奇，又颇取四漕岁剩钱以益之，至淳熙间，军籍视武安时増三之一，岁用视武安时减三之一焉，盖自乾道再和，军中大请受人益少，由是计司稍有羡财，毎遇减放盐酒绢布激赏之属，计司所抱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二十万缗，实此钱也〈绍熙三年至庆元三年，杨少卿辅抱盐酒三十万缗、畸零绢估钱二十八万；权少卿安节抱布估钱三十万、激费绢二十万缗，只此六年间，计司已抱一百八万缗矣〉，今议者犹谓四川总领所多有馀羡，其实不然。东南三总领所掌利权皆有定数，然军旅饥馑，则告乞于朝，惟四川在远，钱币又不通，故无事之际，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而一遇军兴，朝廷亦不问。自建炎军兴后，赵应祥榷盐酒之课，折绢布之估，科激赏之费，倍籴本之输，商贾农民征率殆尽，辛巳之役，王瞻叔无以为计，遂大括白契以赡军，朝廷知其扰民而不容止也。自应祥、瞻叔为善理财后，近岁赵德老、杨嗣勋、权少卿相继总赋，皆以减放为急，蜀人幸之〈德老尝减盐酒折估钱一月凡七十万缗〉。然今计司所取钱，犹有无艺者，淳熙六年，蠲免盐酒重课，而所减虚额钱，至今遇闰月则不减，谓之加闰，通不过二万缗，又如诸县井契钱，自王瞻叔以来，毎捐之以助省计，而王德和悉拘入计所，通不盈十万缗，此皆失于琐碎者也，谓宜损其无艺而善藏其馀，无事则以予民，有事则以给饷，庶乎其可尔。

诸州军资库者，岁用省计也。旧制，毎道有计度转运使，岁终则会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亏者补之，故郡邑无不足之患。自军兴，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増员悉所不问，由是州县始困，近岁，离军添差大为州郡之患〈绍兴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张循王奏，离军将佐并与添差，州郡患无以给，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无过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为额，从之〉，而宗室戚里、归明、归正，甚至于乐艺、贱工、胥吏、杂流亦皆添差，庆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员，尽本府七务场所入，不足以给四员总管之俸，其间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计其俸入，钱二十馀万缗、米十馀万斛，扬州，会府也，岁输朝廷钱不满七、八万，而本州支费乃至百二十万缗，民力安得不困。绍熙初，议者请裁定朝廷经费，然后使版曹会一岁之入，正其旧籍，削去虚额，择诸路监使之爱民而通财计者，俾之稽考调度，蠲其烦重，以寛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为郡者，但能撙节用度，讥察渗漏，使岁计无乏，已号过人，无复及民之政矣。

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及边县州军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帅宪等司，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为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尤甚，扬州一郡，毎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毎以酒遗中都官，岁有五六千斤以至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毎至千馀缗，时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总计摄润者，视事不半岁，过例馈送，皆至四、五万缗，供宅酒至二百馀斛，孝宗怒而绌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风盖未殄也，东南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间，折爼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遗，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馀缗，其无艺如此。顷岁陈给事岘为蜀帅，冯少卿宪为成都漕，就以所遗元物报之，陈怒奏其容覆赃本，朝廷遣之逮，陈败乃得其直，时芮国器侍郎、赵子直丞相相继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币，皆不入于家，斥其资置养济院于南昌，以养贫者。朱少卿时敏为潼州守，受四方之馈，每以其物报之。赵德老镇成都，受而别储之，临行以散宗室之贫者，此皆廉节之可纪也。惟总领所公使钱，以料次取于大军库，故敛不及民，然正赐不多，而岁用率十数万，每岁终，上其数于户部，辄以劳军除戎器为名，版曹知而不告也。所谓公使醋钱者，诸郡皆立额白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人尤以为怨，谓宜罢互送而捐遗利，使上下一体而害不及民，则合祖宗之制公使之意矣。

建炎三年，两浙路主客户：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十二，口：二百五十六万七千八百〈毎十户率为十五口有奇〉；成都府路户：一百十三万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万九千三十六〈毎十户率为三十口弱〉。绍兴二十九年，诸路户：一千一百九万馀，口一千六百八十四万馀〈毎十户率为十六口弱〉。三十年，户：一千一百五十七万馀，口：一千九百二十三万馀〈每十户率为十六口有奇〉。三十一年，户：一千一百三十六万馀，口：二千四百二十馀万〈毎十户率为二十一口有奇〉。三十二年，户：一千一百十三馀万，口：二千三百一十一万有馀〈毎十户率为二十一口弱〉

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县，元丰二年，户二百一十万馀，口一千六百馀万。绍兴三十二年，户二百六十四万馀，口七百五十一万馀〈毎十户率为三十口弱〉。淳熙二年，户二百五十八万馀，口七百四十三万馀。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故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受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于其间也。自井田什一之后，其惟租庸调之法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