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 中华文库

国朝旧制：殿前、侍卫马、步三衙禁旅，合十馀万人，宣和间，仅存三万而已，京城之破，多死于敌。

建炎元年秋，骑帅郭仲荀自东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还为副留守，三年秋，仲荀以敌逼京城，粮储告竭，遂率馀兵赴行在，其冬，上将航海避敌，而卫士张宝等不欲行，因吕元直入朝，率众围之，出语不逊，上怒诛十七人于明州市，除行门外，尽废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卫寡弱，惟中军统制官辛永宗有众数千，而吕元直之亲军将姚端众独盛，上皆优遇之，四月上还会稽，乃选中军五百人入直殿岩，悉乌合之众，时赵元镇初秉政，因为上言：“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独卫兵仿佛旧制，亦埽荡不存，是因噎而废食也。”上悟，寻复旧制，然卫兵不满三千，识者病其单弱，数以为言。绍兴二年秋，诏三衙措置，已而上谓辅臣曰：“一卫士所给，可赡三四兵，朕命杨沂中治神武中军，此皆宿卫兵也。”遂命沂中兼提举宿卫亲兵。五年冬，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以都督府兵分隶三衙〈是月庚戍〉。七年夏，复合马司馀军及八字军，为六军十二将，命刘信叔主之〈四月丙申〉，而解承宣〈潜〉典步军如故，自是三衙始复。

八字军者，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观察〈彦〉为河北制置使，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杀金贼不负赵王”，故号“八字军”。

二年冬，十月癸亥，上命御营统制范琼往山东击敌，琼谓彦与俱，已而彦以疾留其州，琼遂并将其兵而去。三年秋，七月丁亥，琼诛，复以其兵还彦，时彦为御前统制也，后十三日，张忠献以宣抚处置使发行在，上命彦将八字军随之，公至蜀，以彦守金州。绍兴三年春，撒离噶入冦，彦兵大败，遂走逹州。四年，移镇襄阳府。六年五月己卯，召为行营前䕶副军都统制，以所部八字军万人赴行在，时解承宣〈潜〉典马军司事，与彦不叶，两军之士交斗于通衢，中外汹汹。七年正月，张忠献独相，乃用胡丞公给事言，两罢之，而以刘信叔领马军司事，并王、解两军属之。十年春，二月癸丑，以信叔为东京副留守，将八字军而行，其年六月，大败兀术于顺昌。十一年三月，复还姑孰，七月，信叔罢为荆南帅，其众复还临安，今侍卫马军皆其子孙也。

御前诸军者，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祖宗以来者，内外诸军，惟厢、禁二色而已，禁军皆隶三衙，而更戍于外，厢军者，所在有之，以守臣节制。若禁军在边上，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武臣但为总管。熙宁间，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神宗将有事于四夷，乃置百三十将，其法甚备。崇、观后，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故阙而不补者几半，军兴以来，所存无几，上在元帅府，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后又得王渊、杨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为御营五军，然犹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军，而刘光世所领西兵，则谓之“巡卫军”，在五军之外，是岁，又改为神武五军。绍兴元年十二月，又改为行营四䕶军——张俊称前军、韩世忠称后军、岳飞称左军、刘光世称右军，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吴玠军如故也。七年八月，光世军叛降伪齐，于是川陕军更以右䕶军为号。十一年四月，三宣抚司罢，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十八年，川陕军亦如之，其军皆不隶三衙，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御前军者，虽帅臣不可得而节制，得自逹于朝廷。今禁兵但供厮役，大抵如昔之厢军，将官虽存，亦无职事，但以为武臣差遣而已。愚谓不若并禁军于厢籍，而改御前军为禁军，所在以帅臣节制之，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庶几兵权出于一，而缓急皆可以责成，如此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三衙诸军——殿前司则本辛永宗中军部曲，而益以他军也；马军司本王彦部曲，而益以解潜、刘锜、田晟之军也；步军司本颜渐部曲，而益以他军也。自绍兴五年置，七年规摹始定，然马步二司，不能敌殿司之半，故杨存中权势独盛。乾道七年春，虞忠肃为相，移骑军屯于建康，以为出师之渐，号马军行司，论者不以为然，然上下重迁，讫不能正也。

绍兴初，内外大军凡十九万四千馀，而川陕不与，宿卫神武右军、中军七万二千八百〈张浚将右军、杨沂中中军〉，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𤫙四军，共十二万一千六百，是年冬，并神武中军隶殿前司，而右军如故。五年春，王𤫙罢，遂以其军一万五千隶韩世忠。七年秋，刘光世之兵降伪齐，其将王德以所部八千人归张俊，由是三衙外，但有韩、张、岳三军，今镇江大军，韩氏部曲也，建康大军，张氏部曲也，鄂州大军，岳氏部曲也，惟荆南、江池，皆绍兴末新创，荆南则刘信叔所招效用，而颇以鄂军益之，江池军，则三衙之疲弱者，而江州一军，又杂以江西茶盗，近岁皇甫倜为帅，始训齐之，故东南惟以润、升、鄂三军为根本。

乾道三衙、江上、四川大军，新额总四十一万八千人——殿前司七万三千人〈乾道元年七月十三日降㫖〉；马军司三万〈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诏以二万八千人为额，六年正月十五日，李舜举乞増二千人，从之〉；步军司二万一千人〈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降㫖〉；建康都统司五万人；池州都统司一万二千人〈并乾道二年二月二日，因淮东总领杨倓申请降㫖〉；镇江府都统司四万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一日降㫖〉；江州都统司一万人〈乾道四年十一月四日，苖定乞排置军将之额〉；楚州武锋军一万一千〈乾道九年四月十五日，因郭钧陈乞招填降㫖〉；平江府许浦水军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三日降㫖〉；鄂州都统司四万九千人〈乾道二年十月九日降㫖，后又増至五万二千人〉；荆南都统司二万人〈乾道二年十一月四日降㫖〉；兴州都统司六万人；兴元都统司一万七千人；金州都统司一万一千人〈并乾道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降㫖〉。其后诸军増损不常，然大都通不减四十馀万，合钱粮衣赐约二百缗可养一兵，是岁费钱已八千万缗，宜民力之困矣。〈淳熙甲辰，周益公在枢筦，以荆、鄂二帅势均力敌，首尾观望，乃合为一司，鄂为正，荆为副焉。〉

兴州、兴元府、金州三都统司兵，本曲端、吴玠、关师古之徒。关西部曲也，端死，师古继叛，其部曲皆玠所有，王庶、刘子羽继在兴元，招召流散，粗成军伍，子羽罢，玠并将之，其后卢立之为宣副，尚有兵三万馀，立之死，亦为玠所并合，是三者为兵共七万人。玠死，胡丞公命其弟璘以二万人守兴州，杨政以二万人守兴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选锋二万人分屯仙人关里外，其后璘又得之，故三大将之兵，惟兴州偏重者此也。自休兵后，三大将之兵就粮十七郡〈兴、成、阶、鳯、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太安军、兴元、隆庆、潼州府〉。至乾道末，有名籍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人、马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二匹，都统制至准备将，共二百八十人，岁用钱一千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二缗〈通籴粮为缗，凡二千三百八十五万有奇〉、帛〈罗绢绫绸布〉六十一万八千七百七十匹、粮一百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七十三斛、八斗料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斛。〈此淳熙中数〉

四川厢军二万九百七十二人；禁军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已上系官军〉；义士二万六百五十二人〈兴元府、兴、洋州、太安军〉；保胜〈金〉、忠胜〈文〉、忠勇军〈阶、成、西和、鳯〉、弓箭手〈西和、阶〉良家子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已上系民兵〉；保甲五万五千一百七十人〈关外四州〉。

凡民兵优恤之制——忠胜军，免家业钱一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家双名，则更免五十千〉；忠勇军，则阶州免家业钱〈马军二百三十千，步军一百七十千〉，成州免税赋〈马军二顷半，步军二顷〉，西和、鳯州皆免租〈马军六石九斗八升，步军五石三斗六升〉，其更戍则月给粮，人七斗有半〈惟忠勇军更戌〉，保胜军亦免家业〈自千至三五千止〉；弓箭手则给官田〈马军二顷半，步军二顷〉。此其大较也。

大率四蜀大军，厢、禁军、民兵、保甲总二十三万三百六十四人，仰给县官者十四万馀人，而民兵、保甲不仰给者八万馀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以后，土丁亦有仰给者，别出于后。

〈成都禁军谓“飞山军”，骄懦最甚。绍兴末，王时亨为制师，取会四川禁军之籍二万九千馀人，除利、夔两路禁军分戌沿边城塞外，东西路一万九千人内，拣到五千五百七十三人，谓之“威强将兵”，时吴璘兵少，遂调此四千人往仙人关捍御，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复罢。〉

梁洋义士者，绍兴初，王敏节〈庶〉为兴元帅，以富平之后，兵卒单寡，乃籍兴元诸县良家子弟，号曰“义士”，以县令为军正，而尉副之，守臣提举，毎丁免家业三百缗，合梁、洋、大安郡至万三千馀人，军势大振。

绍兴二十一年，洋守宋莘者，建言义士所免家业皆均在，不充义士之家，科役偏重，秦桧方守和议，罢之。二十八年，大将姚仲奏复行于梁、洋、大安、巴、蓬五郡，得二万一千馀人。三十一年，散关之战，驱之使在官军之前，其人勇健善战，亦屡有功，明年，段彦攻原，姚仲攻巩州，皆拥正军被重甲以自卫，独驱义士衣褚先登，为敌人所拒殱焉，仅存六千馀人。乾道元年，宣抚使吴璘以巴、蓬义士怯弱，除其籍，言者以义士劳役，明年，并梁、洋、大安三郡罢之，大将王权乞存留，不听。三年，虞忠肃为宣抚使，复籍三郡之丁，得二万九千九百馀人，结成队伍，因参酌陕西弓箭手之旧，为义士专法一百四十二条来上，诏颁行之，其制今存，然边民之勇悍者，或无常产，又自名为忠义人，多以贩盐为生，啸聚边境，势出义士之上。乾道七年夏，王能甫为吏部侍郎，乞量加优恤，然后严行禁止，事下宣抚司，然无益也。今忠义人，关外四州为尤盛〈之奇奏以七年四月十二日丙寅下〉

兴元府良家子者，绍兴四年，吴玠为宣抚副使时所创也。其始，招两河、关陕流寓，及阵亡兵将子弟骁勇雄健不能自存者为之，月给衣粮比强弓手，五十人为一队，帅守郭浩、扬政并以备中军使唤。休兵后，其数寖微。乾道六年，王能甫为帅，始复招之，凡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及九斗、通《百将传》、习将条、练弓马者，迺选。有官人，省司月给米麦各一石，帅司缗钱十五千；无官人，缗钱减三之一。依义士专法，隶安抚司，御前统兵官不得预。能甫召去，王公明以宣抚使治兴元，以为良家子旧属帐前，抽还宣抚使。淳熙初，宣抚司废，复归安抚司，其籍可二百人，岁费钱二万四千缗、米麦四千八百石，而实无所用，但为安抚使执手旗从物而已。安抚司财赋迫急，乃奏于都统司，中分清酒务之息以赡之，然酒息钱实备他用，又私置盐店六所，及收诸津渡盐税以给焉。绍熙末，杨嗣勲申严盐法，奏言：“本府自有义士、厢军，良家子无所损益，乞罢盐店，而以良家子隶都统司。”从之。〈五年二月八日庚子降㫖〉

绍兴末，虞彬甫为川陕宣谕使，又尝于襄阳招来汝、蔡、唐、邓之人为御前忠义效用〈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壬子降㫖〉，得二百八十馀人。吴璘为四川宣抚使，以德、顺、连官军寡弱，又取御笔于关外四州签丁，不以主客，户毎三丁以上取一，五丁以上取两，并刺充御前中军勇敢〈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乙巳施行〉，令下，人皆惊扰，会有诏弃德顺，遂罢之。二事亦蜀中民兵，虽不成军，姑附于此。

荆、鄂义勇民兵者，绍兴末所创也。虏亮冦江淮日，诏淮汉等郡，籍民为兵，时续修撰〈觱〉守荆南，乃请籍民为义勇，其法取于主户之双丁，每十户为甲，五甲为团，甲、团皆有长，又择邑豪为总首，岁于农隙，教以武事，而官给其粮，至乾道间，举七县之籍，主客佃户凡四万二千馀户，计十万馀丁，除当差役人外，得义勇八千四百十九人。王公明为帅，奏言：“调集团教之际，使之自备食用，必不能办，乞截留本府苖米万四千石、漕司应副钱二万缗，仍从都统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帜官为造给。”从之，时有四年矣。六年春，帅臣刘共甫又条上京西、湖北两路兵民事，乞为义勇者，并免科役及身丁，四等户仍免充保正长，五等户又免三分税役，毎七十五人为一队，遇教阅日，以营屯田之榖以供其费，奏可，仍以甲万副予之〈三千副四川宣抚拨到；二千副朝廷已支京西；五千副令鄂州都统司于退下旧甲内应副〉。淳熙初，张钦夫为帅，益修其政，义勇増多至万五百人，分为五军，军分五部，钦夫殁，教阅遂弛，后四年，赵温叔为帅，复举行之，又増收三千三百人，通旧为万三千八百馀人，时十一年冬矣。

当觱初籍义勇时，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陕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据地形利便则为总不限以乡总首领焉。总皆有射圃，而旗帜亦随总而别，其色至今犹存。绍熙四年冬，王谦仲为安抚使，奏乞本路有义勇，州县以知州兼提举，县令兼军正，从之。时鄂州七县主客户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总为万五千二百有一人，是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为兵也。

荆门军民兵之籍，旧为三千四百人，或号“义勇”，或号“强壮”。乾道元年冬，守臣程逖代还，乞蠲其役，使朝廷悉令放散，及冯忠嘉为守，会朝廷复修义勇之政，忠嘉乃因旧籍増补三百人，又籍户马四百为马军，分六队，孝宗大喜，诏总领所岁以马料千石给之，而擢忠嘉直秘阁，时七年春也。岳州义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以绍兴初计之，四邑保伍凡九百三十五甲，计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人，是亦五家出一兵也。是时湖北诸郡皆有之，而信阳军有义勇，又有义士，惟澧州石门慈利二邑未尝纠籍，绍兴末，王正功为守，始并籍焉。章德茂帅湖北，又乞义勇之应差保正长者，以家业钱多寡为限，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流科差，从之。

忠嘉，汝州人，用民兵事，遂除淮南转运判官，专一教阅淮西保甲。觱，择州人，子：耆，庆元中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季宣，字士龙，温州人，父：徽言，绍兴初尝为右史，其父子皆有名于当世。

淮南万弩手者，经始于绍兴季年，始朝廷命籍民为兵，淮南乃选丁壮，欲涅其面，民骇而逃，杜莘老为殿中侍御史，为上言：“敌未至而先驱吾民，非计。请令民兵，止听郡县官节制，征役无出乡。”从之，淮民乃定。张魏公再起，又増招之，后亦废弛。乾道五年冬，上命措置两淮官田，徐子寅领其事，复以神劲军为名，于是淮东之籍千四百，淮西之籍千六百，始议淮南即真州置寨子，寅奏毎路可各増二千，但聚而养之则不便，上问其故，子寅曰：“今人给钱米，岁用约二十五万缗〈毎人日支钱三百、米三升〉，招集之费又须五万缗，激犒射亲之费亦如之，异时财用不给，未免放散，则失信于民，如淮西封疆阔远，聚而教之，民尤以为不便。”上曰：“财非所惜，扰则勿行。”子寅因请即乡社教阅，从之，时六年春矣。明年夏，淮西帅臣赵善俊因奏乞复取所散神劲军一千八百三十一人赴庐州，仍旧军额，毎八月下旬聚教，二月上旬放散，亦从之〈此即魏公所招万弩手效用，乾道元年放令归耕〉，时万弩手之家，已有㫖损三百亩税赋矣〈乾道三年冬，淮西帅胡枋奏请〉，至是复令与民兵一体教阅焉。

民兵者，于山水寨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义兵”，岁以农隙聚教，官给口粮〈自十月教至正月终散，人给钱百、米二升〉，乾道四年冬所创也。七年秋，又诏本名丁钱皆蠲之。八年冬，论者以其扰民，止命教一月而罢。淳熙初，上又命子寅往淮东措置，子寅上其数：山水寨民兵凡二万六千九百人；万弩手凡一千四百四十五。明年秋，遂命淮西提举常平茶盐张宗元与子寅分路提督，宗元奏：“毎郡以土豪、见任官一员统辖，月増给人三十千，诸郡自十月下旬为始，赴帅司教阅二月，淮西五郡凡费钱十六万缗、米三万馀石，淮东亦仿此，惟光、黄、濠、楚、安、丰、盱眙七郡，则但就本州教阅，其犒设钱减半焉。”宗元者，安丰人，与子寅皆敢为诞谩。时又有许子中、胡与可二人，亦以耕屯之䇿见用，淮人为之语曰：“徐协恭、许子中、胡元功三人鼎足说脱空。”协恭、元功——子寅、与可之字也。〈《实录》：乾道六年正月戊辰，诏徐子寅“措置官田，招集人兵，委有劳效”，除驾部员外郎，四月丁未，诏徐子寅差知高邮军，五月丁巳，右朝奉郎新知高邮军徐子寅改知恭州，依旧往来措置两淮官田，闰五月丙戌，诏子寅收集流移，垦田四万五千二百馀亩，委有劳效，除直秘阁，臣寮上言，子寅所招人兵，统齐无术，尝骇观听，所奏垦田未经核实，望寝新命，许之。六月庚午，司农寺丞措置淮西铸钱许子中进对，奏请修器具鼓铸，上曰：“当一从卿言”，癸酉，进呈画一，并从之，寻又令子中兼措置兴国军，甲戌，子寅朝辞，上曰：“更且勉力”。七月辛巳，诏胡与可知和州，九月庚寅，子寅知舒州，十月戊午，子寅职事修举，除直秘阁，在拜郊前二十日，此即三人鼎足时也〉。是时朝议纷然，岁更月改，费用䋣多，迄无成效，久之，上亦厌其事，自淳熙七年以后，并令在家习武事以闻，遂命守令官按阅之，不复聚教矣。

湖北土丁刀弩手者，自政和七年始，募土丁为之，授以闲田，散居边境，教以武艺，其隶于籍者至九千馀人〈沅州：四千二百十一；辰州：三千四百五；澧州：一千二百九十四；靖州九百三十〉。靖康初，全军调发往河东援太原，为虏人所陷，仅存千五百人。建炎三年，亟罢之。绍兴六年冬，王子尚为帅，张直柔〈觷〉守鼎，言于朝，遂命招三千五百人为额〈沅州：千五百；辰州：一千；靖、澧各五百〉。淳熙三年，杨太尉〈倓〉为荆南帅，上因命杨修其政令〈八月戊子〉，已而知辰州尹机代还，请命有司括田招募，人给例物五千，春秋教阅，犒赐如禁军例，上即擢机湖北提㸃刑狱使，与之同措置。然刀弩手旧田，诸郡已收为省计，机迫使募之，往往无田可给，但虚立姓名以应命，又土人多惮㸃集，甚患苦之，会李仁父出守武陵，力言其不便，乞废旧额，事下诸司，张钦夫为安抚使，颇以仁父为是，会机卒，马大同继之，欲换以土军，辛幼安时新除漕副，亦乞各具所见，议不合，仁父言：“当用提刑司近差官㸃定一千三百七十六人之数，増募为一千五百人。”〈沅州増二十一人为七百，辰州増二十五为五百五，澧州増七十二人为二百五十，靖州増六人为二百 〉钦夫以为多减，恐不成行列，欲用见数，委提刑躬行检㸃，俟有田没官，始令招足元额，仁父复为言：“如此则提举刀弩手司，又当复置，而欲冒赏者，必至横没民田，为害滋大，不若以见㸃数为准，专委守臣，磨以歳月，令招及今额。”仍同钦夫连衔具奏，上从之，而仁父已为大同所攻，奉祠归矣。

黎、雅州土丁者，集沿边农人火甲户为之，盖唐雄边子弟之遗法，旧无行阵军伍，但以甲头总之，祖宗以来，弛酒禁，免征役，凡优恤之者，无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七年边衅之后，始置寨将、押队、旗头之类，略寓军制，毎岁农隙时，官给口食，教之以武事。旧制凡千人，庶有用也。淳熙三年，禄粹父直阁为守，请倍其数，又以等级籍其少壮者，月给以钱。九年春，言者乞下黎州，别立优恤土丁之目，守臣龚总，始奏以五十二人为一队，毎边二十队，计一千四十人，三边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教场四十九所，是时三边土丁之籍，实为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东南边〈防托卭川〉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边〈防托吐蕃青羌等侯〉一千三百九十一，正西边〈防托五部落〉一千九百四十，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岁费钱三万八千三百七十缗有奇〈毎人月给二千，岁总四万一千五百七十四缗，遇闰年岁量加〉，而戍兵不与。议者言土丁粗有军律统纪，且熟夷人情伪，地形险阻，其实可用，为乡道守边境，言者乃乞将黎、雅二州，依利路义士法措置，留丞相为制置使，遣属官冯传之往二州共议，各州选二千人，上等六百为㸃集之丁，月给钱三千五百，次等一千四百为居守之丁，月给钱一千，两郡岁费钱共八百万七千六百缗，而教阅之费不与焉，时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冬，留公又奏乞増黎州次丁八百，雅州次丁五百，上以其费广，难之。

嘉定土丁者，惟峨眉、犍为二县有焉。自熙丰以来，峨眉八寨之籍一千四百八十，犍为五寨之籍二百七十，官既无以给之，而又多为寨官所克剥。绍兴十三年，有言于都钤辖司者，谓宜教试而优恤之，时方讳兵，迄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给米三斗，骁捷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无月给，半有为夷人庸耕者，盖二郡皆半入夷腹中省地。茂州毎合教，则土兵悉从夷人假衣甲器械以为用，事已复归，殊为文具。

龙州寨子弓箭手者，熙丰间所团结也，分戍渔溪、浊水、干坡三寨，共一千六百十三人，盖推排附近有物力税户为之，毎夫月给钱一千，三寨仍拨住十六铺防捍，月一替。而文州亦有乡兵义士，分守关隘，即有缓急，土豪得以拘集焉。

湖南乡社者，旧有之，领于乡之豪酋，或曰弹压、或曰缉捕，大者所统数百家，小者三二百，自长沙以及连、道、英、韶，而郴、桂、宜、章尤盛。乾道七年春，知衡州王琰者，言湖南八郡，三丁取一，可得民兵一万五千人，帅臣沈德和不可乃止。淳熙七年春，言者奏乡社之扰，请尽罢之，事下安抚司，已而帅臣辛幼安言：“乡社皆杂处深山穷谷中，其间虚实狡诈，色色有之，但不可一切尽罢，今欲择其首领，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属之巡尉，而统之县令，所有兵器，官为之印押焉。”上从之。

广西土丁，旧有之。熙宁立法，一年县教，一年州教，元祐间以其扰，罢之。绍圣末，复为之，仍令逐县以都管指挥，均作三番，自十一月至正月终，每月轮教一番，即有科需私役，并究违制之罪。隆兴初，以高藤雷容盗起，二年春，诏州县教阅，并令暂罢两月，以十二月作两番分教。先是东西两路并有土保丁，保丁则一户一名，土丁则父子兄弟尽在其数，土豪号为统率者总属焉，遇有盗贼，则追胥竭作，然州县或反科役民，民甚苦之。乾道二年春，殿中侍御史张之纲请一切放散，上许焉，既而知浔州朱师孟又言，是年秋，复命邕、宜、钦州籍定土丁姓名，年甲至五十岁即拣汰，别选户丁承替，毎春秋农隙，于逐乡各置教场，如法教习，明年秋，龚实之为广东提刑，奏乞令州县团结保伍，防守乡井。淳熙三年冬，张钦夫为广西帅，复请申保伍之令，而信其赏罚，上皆许焉。盖二广封疆阔远，奸盗孔多，非保伍土丁，无能遏之于其始也。

夔路义军者，绍兴末，边事有萌，帅守李师颜于蘷州三县保甲中选置，立赏罚之格，分上下军名色团结，上军免家业二百缗，下军半之。始议摘诸州禁军，时晁子西守梁山，为言蘷有万山乡之民勇壮伉健，过于正军，乃损租赋以募之，元额三千四百馀人，李既去，遂为文具。庆元中，毋丘恪厚卿为帅，请于朝，选其壮者以二千人为额，人免家业三百缗，本户不敷则许免及亲戚之殷赈者，尽与蠲除，仍涅其臂，以防逃匿之弊。巫山县亦二千人、云安五百人，皆以县令为军正，独奉节之兵，春秋同大军合教，有弩手，有弓箭手，而枪手居多焉。盖蘷路自恭、涪、忠、万四州外，皆有义军，毎州或数千人。此外又有施黔勇敢，及思珍、遵义田、杨等族家丁，皆骁健可用，然但能出入上下于谿谷林木之间耳，所恃者偏架、木弩及药矢之类，非正兵之比也。

泸南夷义军者，泸、叙、长宁沿边诸堡寨皆有之，毎郡多至四五千人。夷军，夷族也，义兵者，边民也。又有胜兵，其实皆土丁之类。

福建保伍者，乡村自相团结，而立豪户为首领，所以备盗也。闽中人素勇悍，在熙宁间，有枪杖手五千馀人，建炎初，尝用之，绍兴后废。建炎元年八月，又用张诚伯言，置诸路忠义巡社，其制甚备，绍兴初，言者以为扰民，遂罢，惟福建独存。

殿前司左翼军者，本陈敏、周虎臣家丁也。绍兴十五年，薛待制〈弼〉为闽帅，时剧贼管天下者，攻剽郡邑，薛命钤辖李贵讨之，为管生得，薛前虔守，有成忠郎石城陈敏、武翼郎开封周虎臣，各有家丁数百人，皆骁捷善战，乃奏敏为汀漳巡检，虎臣本路将官，即选二人家丁千人，日给钱米，责以捕盗，谓之奇兵，于是虔、梅草冦，不复入境，诸盗悉平。十八年八月，遂改奇兵为殿前左翼军，即以敏为统制，留戍其地，后以时招填，増倍其数，今屯皂州。

殿前司摧锋军者，旧以广东多盗，使统制官韩京戍梅、循以弹压。绍兴末，移其半三千人戍荆渚。隆兴二年，王宣、锺玉作乱，复命摧锋往捕，其半今存。〈凡三千四百人，分屯广东诸州县镇，共二十处〉

湖南飞虎军者，潭州土军也。淳熙四年春，枢密院言江西、湖南多盗，诸郡厢禁军单弱，乞令两路帅司，各选配隶人置一军，并以敢勇为名，以一千人为额，其后帅臣王佐、吕企中，以为亡命之徒，恐聚集作过，遂不行。七年，辛幼安为潭帅，始募一千八百人训练之，其冬赐名，遥隶步军司〈十一月八日降㫖〉。十年夏，改隶御前江陵军额，从副都统郭杲请也〈五月十四日降㫖〉。明年，赵卫公为帅，奏乞移其军屯江陵，周益公在枢筦，以为小人重迁，恐生变，不可，赵公力请，迄不行。〈飞虎军并以步名岁用钱七万八千贯、粮斛二万四千石，徭人弭盗司阙额钱粮支用者，益公云湖南湖北近年来多有声息，厌恶不籍此军者先见也〉

京西湖北神劲军、淮东强勇军者，皆帅司兵也，数各有千人，而湖北有骑军三百，乃淮东所无，盖钱之望所创。

成都府义勇军者，淳熙末，赵子直帅蜀时创也。其始，黎州皆以西兵出戍，即有边事，则调绵、梓所驻大军讨之，地远不时至，淳熙初，范致能为帅，言所教成都禁卒，谓之飞仙军者，今已可用，乃命五百人往戍之，及胡长文为帅，又摘西路并边九郡禁卒千人，驻于成都以代西兵出戍，谓之雄边军，时五年冬也。然西州之卒皆怯懦而不可用，青羌入寇，或溃或死，遂废之，十二年春，留仲至，始采众论，募黎州土丁二百，谓之防边义军，月以钱七千给焉。十四年，子直又招西人五百，屯于成都，俾之更戍，亦谓之义勇，故黎人有“西义勇”、“土义勇”之名云，是人皆骁勇善斗，非雄边之比也。

平江许浦水军者，本明州定海县水军也，旧隶沿海制置司，防托海道。乾道中，改隶殿前司，以三千人为额，五年冬又改为御前水军，八年春，并归许浦镇，置副都统制统之，淳熙四年冬，诏以七千人为额，五年秋，又増额五百人。江阴水军，旧自泉州调发，乾道三年，陈正献在枢筦，以其劳费，奏留屯二千人于江阴军，而沿海制置司又别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増四千人，分三将。此外，左翼军亦有水军三千人、摧锋军二千、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镇江、建康府、池州、鄂州御前诸帅，亦各有水军，多者数千人，少者千馀人。其后殿前又有澉浦水军，而淮阴、靖安、唐湾、采石诸水军，则冠以御前之号。

神劲、神武、忠勇、忠锐、忠武军者，孝宗时，旋创之后亦废。始张忠献公为江淮宣抚使，以为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扰之后，当收以为兵，乃奏置御前万弩营，募淮南北之民，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不涅臂面，屯于建康，五人为保，两保为甲，十甲为队，有功同赏，有罪同罚，擢陈敏于废困中，以为统制，敏感激图报，未几成军，凡一万八千人，隆兴初赐名“神劲”，隶都督府，岁费钱二百万缗，魏公罢，钱处和出使，言逃死者计七千人，汤丞相以费国用为言，遂不复补。

神武军者，四川宣府所遗䕶卫兵也，隶殿前司，乾道二年秋，初立军名。忠勇军者，隆兴中所创，下福建、江东西、浙东诸州招募，屯于行在，命李显忠子师民等统之，灵璧之役，遣隶都督府，二年春，并入步军。忠锐军者，乾道四年所置，选诸路禁军土兵之少壮者，命将以冬月训习之，上亲阅试于内，事已遂遣之。忠武军者，乾道八年春所置，选两浙诸州土兵、弓箭手为之，其秋，又起二浙拣中厢军，亦谓之忠勇军，以带御器械刘沂为本军统制。凡皆不必书，聊备其始末。

赤心、忠毅、忠顺、强勇、义胜等军，皆归正人也。赤心军者，宣和中来归之士，以燕人王钧甫、马柔吉领之，二人皆文臣，后从苗、刘作乱，诛死。忠毅军者，绍兴末归正人也，隆兴二年夏，上诏于石头城置栅，以处北人之降者，赐名忠毅，拜降将萧琦为都统制，命建康都统王彦以北军千人予之，又名镇江归正人军为忠顺，命都统刘宝以七百人予萧鹧巴，彦言：“归正人不可聚为一所，今已散在诸军，又北人常疑有发还之意，若聚以付琦，深为不便。”鹧巴谓宝曰：“此曹心不可保，恐缓急执我北去，我只乞马军千人将之。”上闻，乃命予琦将南北军各半，王瞻叔为宣谕使，以为不可，卒予南军，由是二军徒有其名，旋亦罢去，今北人皆散隶军中。乾道间，上尝欲选千人赴行在，以效士为名，置一寨以备使令，命未出而中止。强勇军者，淮南安抚使所籍绍兴末归正人也；义胜军者，四川宣抚使所籍归正人，契丹女真，非汉儿也，二军各数百，月给用如效用，义胜始有五百屯洋州，绍兴乙卯，金人来索，尽予之，今之义胜军，乃辛巳以后来归之人也。

效用者，诸军皆有之，不涅其面，廪赐厚于正军，建炎间，其数犹少，绍兴七八年后则渐众矣。绍兴末，虞并甫为川陕宣谕使，招效用一千馀人〈京西二百八十人、四川七百七十七人〉，月给钱五千、米斛五斗，又先给例物三缣，王瞻叔代之，以为厚薄不均，遂拨入正军以填缺额，隆兴初，并甫为湖北京西制置使，复招效用，上以其多费，欲勿招，用张魏公为上言：“艰难之时，非优与请给，不可招募，与国初年事体不同。”汤进之乃请招七分军兵、三分效用，上从之，自是招军皆以三七分为准。

川秦马，旧有二万匹。乾道间，川秦买马之额，岁为一万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黎、叙、文、长宁、南平五州军〉，秦司五千九百〈宕昌寨五千一百；峰贴峡八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绸绢十万四千匹〈成都路五万；潼川路三万；利路二万三千馀〉、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其详见〈茶事〉中〉。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其后文州改隶秦司，而川司増珍州之额，共为四千八百九十六〈黎州三千；叙州八百；南平军四百；长宁军三百九十六；珍州二百五十〉，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宕昌寨三千九百二十；文州千五百；峰贴峡寨七百〉，合两司为万有一千十有六匹，此庆元初之额也。嘉泰末，川司五场又増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场増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两司为万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然累岁所市，多不及额焉。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边，强壮阔大，可备战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堪行陈，今黎、叙等五州军所产是也。羁縻马毎纲五十匹，其间良细不过三五匹，中等十馀匹，馀皆下下不可服乘，守贰贪于赏格，以多为贵，起纲远来，或死道路，其仅至者，但有皮骨。茶马司以其将毙者责付诸县鬻之，至则随死，而计纲赴江上者，又为押纲卒校窃其刍粟，道毙者相望焉。成都府马务，毎年排发江上诸军马五十八纲〈每纲一月券一年计一万食钱米二百贯，五十八纲三员，每员六百贯，共一千六百贯，加以押马官五十共三万一千八百贯〉。兴元府马务，每年拨发三衙马一百十二纲〈所费称此〉，卒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吝钱帛，蕃蛮马至多，不即偿故也〈或谓守倅兵官及市马司下属皆有激赏而惟主管官无之故至此〉。旧蛮中马，高下良驽各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倅，欲马溢额以幸赏，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得欲无厌，愈肆邀索，癸巳变故之后，邛部川蛮邀功，赵彦博始以细茶绵与之，至今夷人常以马博茶绵不堪籍口。淳熙中，龚总为黎守，又与邛部蛮设席于倅㕔之副阶，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则诋诃官吏，牵马出场。宕昌马，旧止三千，淳熙中始増其数。庆元中金人既为蒙国所侵，冀之北土遂失，己未岁，乃于洮中置场买马，由是马至于秦川者差罕云。

广马者，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始请市战马赴行在〈四年五月戊辰〉。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举〈正月壬午〉，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未几废买马司，以帅臣领其事。七年，胡待制〈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百疋、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匹。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毎高一寸，増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但官价有定数，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南诏，今大理国也，去自杞国，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横山寨二十二程，横山寨至静江府又二十馀程。罗殿国又远于自杞十程。乾道九年冬，有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诩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换所须《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犒遣之而不敢奏也，会宜州谿洞巡检常恭者赴阙，持南丹州莫延甚表来，乞就宜州市马，比之横州可省三十馀程〈产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静江十三程〉，张说在枢筦，以其表闻，李寿翁时为检详文字，为说言：“邕远宜近，人孰不知，前迂其涂岂无意；况今莫氏方横，乃欲为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饶，误矣！小吏妄作，将启边衅，请论如法。”说不听，命从义郎李宗彦以提㸃纲马，驿程往宜州措置〈九年十二月壬戌〉，既而说罢政，密院乃奏宗彦等所言，边方不便，罢之，时淳熙元年秋也〈说以八月罢政，密院以十月奏罢宜州买马〉。帅臣范致能因劾常恭之罪，下吏，削籍流窜焉。广马例以五十匹为一纲，毎年过三十纲，许推赏，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蛮人交易，毎银一两为握臂钏朴而以率〉，盐百斤为一畚，朘减至六十，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知觉，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马病驽下，且不能登数，致能为之约束，令太守莅镕钏朴，増足盐畚，逮其去，官之岁市马乃六十纲，前此未有也〈淳熙二年〉。岭南自产小驷马，直十馀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地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盖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淳熙二年秋，占城国主遗琼州守臣书，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上命帅臣张敬夫作书，谕以中国马未尝出外，夷人乃去。安南亦不产马，故以象拒战焉。

淮马者，隆兴初，张魏公为江淮都督，尝即淮上市之，魏公以为“朝廷岁于川广市战马，毎匹不下三四百千，而又道远多毙，今淮马毎匹通不满二百千，且军中即日可得。”上从之。都督府废，乃止。然淮马矮小，实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后，又诏于淮郡市马，于是多有越淮盗马来售者，右奉议郎曾昭，时守濠州，至以其马起纲赴行在，北人以为言，淮西帅臣赵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还之，孝宗以为失体，乃谕善俊执死囚付昭，令斩之，曰此盗马者也，于是，一纲已至御马院，命濠州以死损报，而次纲未至者，皆遣还之，昭坐追三官放罢，自是不复买淮马云。〈曾昭以乾道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戊戌行遣，此事尝见亲笔处分，史不能详也〉

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四年冬，始命拨秦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马，再岁一往返，用精甲四千四百人，州县颇惮其费。二十七年秋，又诏川马不得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步司各千。而以川马之良者二百进御，绍兴十九年春所定也。

凡川秦纲马，皆遵陆路，乾道初，吴信王〈璘〉为宣抚使，始议以马纲劳费，又均房一带，类历峻岭乱石之间，马伤其蹄，道毙者多，请以舟载马而东〈元年五月丙寅〉，上命䕫路造舟与之，张真父帅䕫，力言其不可，以为毎纲三舟〈舟安马十八匹〉，用梢火一百二十人〈毎船梢公三十四人，火手六人〉，自䕫至归，往返半月程〈下程水三日，上水四十二日〉，雇食钱九百缗〈毎人雇钱二百、食日钱三百〉，以岁额一百三十五纲计之，度用钱十三万一千五百缗而起，盖为马驿及一行官兵批支草料不与焉，一州如此，其馀十州可以类推，又毎郡且约造十五纲之舟，循环津载，凡为三万五千缗〈毎舟费八百缗〉，而一舟十五纲往返，势必腐败，来岁又当改作，况十郡之舟应用水手万二千人〈每舟以千二百人循环往来津载，方不积厌〉，毎州批支三日，计料二千八百二十石〈毎匹日支大麦八升〉、粟草四十五万七千五百斤〈毎匹日支十三斤〉，自利至峡，十一州岁费约二百缗，又且出产不敷，决难桩办，大臣进呈〈九月丁卯〉，上曰：“第令造舟与璘，他日有损坏者，军自修之。其他皆吴璘自办。”其事遂行，汪圣锡时在成都，亦言其不便，不听。始议马舟至鄂州登遵陆，枢密汪明远乞令诸军以马舟泛大江而下，上曰：“大江风涛或作，即数日不可行。自鄂州遵陆可也。”〈元年十一月辛酉〉，未几，璘条上马纲画一，复以刍秣等事委茶司及沿流诸郡，明远以为不可〈是月辛未〉，而又请修归峡栈道，宰相洪景伯曰：“归峡道路险峻，人犹不可行，马岂可行也。”乃命至荆南遵陆〈十二月庚寅〉，于是，璘已俾三衙取马军士贴舟而东，上闻之，谕大臣曰：“如此即空舟，如何得回？”遂更命璘措置〈三年二月庚辰〉，璘奏：“已出本司钱七万五千缗付合州造马船二百〈毎只约物料人工食费四百五十贯钱引〉，约三船可载一纲〈五百料船可载二十匹，七百料船可载二十五匹〉，自利州至峡州，计二十八程〈利至阆，阆至果，果至合，皆三日可到，今各计四日程；合至恭，恭至涪，涪至忠，忠至万，万至䕫，皆一日或日半可到，至今各计两日程；䕫至归，归至峡，各计三日程〉，毎五十纲日支料二百石，通计五千六百石，已支钱一万二千二百缗〈果州以上，毎石两贯；合州以下，毎石一贯五百。今并支两贯。〉，五十纲募梢火八百人〈毎纲梢火二舟各八〉，益以牵马人一千二百五十人〈毎纲二十五人〉，及遂州所产回船军兵二百五十人〈毎纲五人〉，除军兵外，梢火雇钱为二万缗〈利、阆、果、䕫、万各二贯，火儿半之；合、恭、涪、忠、归五州梢工各二贯五百文，火儿工一贯五百文〉，如今所发来五十纲西马，比陆路无死损阻滞，川马亦依此拨发。”奏可〈二月丁亥〉，于是大臣因为上言：“恐璘亦疑水路有未尽善。”上不以为然，明年春，䕫路转运司主管文字潼川任续，至行在，上言：“今造舟已毕，工役事遂事山程滩险利害相当在所不论，惟欲拨陆路之刍秣，以免沿流之烦费，辍四路之军兵，以免篙梢之追扰。四路厢禁军数目不少，若各辍五千人于沿流十郡充水军，其衣粮令元来处科拨，马纲行则迎送舟船，马纲住则训练水战，莫此为便。”上大善之，下制置司，拨厢禁军共三千五百人，如所请〈三月甲子〉，时真父已去，王龟龄代之，与漕臣查元章皆力论其扰人而不听也。有知归州周允升者，傅会璘说，言本郡舟船草料皆已办集，即擢为䕫路转运判官，而任续者亦除知涪州，又易恭州，使行其说，峡江湍险，军士素不谙习，一遇滩碛，人马覆溺，于是驱沿流之民为之操舟，所赍衣粮，皆遭劫夺，所过鸡犬为之一空，未几，璘薨，虞彬甫代为宣抚使，奏言水路至荆南二千馀里，一旦风阻，行船不得，或至三五日，马失馈饲，乞自金州舟行五驿至净口遵陆，行至均州，上从之〈三年十月甲子〉，后月馀，言者又奏马纲所至，骚扰江村，而商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况水路马数，较之陆行，存亡相若，而于籴场大有妨碍，乃诏川路马船日下废罢〈十一月己巳〉。盖自璘建请之后，利䕫两路沿江十馀郡之被其害者，三载而后得免云。

广马之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则付建康、镇江府、池、鄂、太平州军中，皆有常数，旧以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民甚苦之。绍兴十九年，逮陈璹为经略使，始以官钱募小校运送，若盐无阙失，则使部良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为例。

自渡江以来，无复国马，绍兴三年冬，始命三省、枢密院措置马盐〈十月辛卯〉，后置于饶州，以守倅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官提举，俄亦废。四年，又置监于临安之馀杭及南荡〈四月丙午〉。十九年夏，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之，监分四郡，岁产驹三分及毙二分已上，有赏罚。上尝谓大臣曰：“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朕昨自措置养马，今方二三年，已得马数百矣。”〈十三年五月癸亥〉，先是川路所置马，岁付镇江军中牧养，十九年春，上以未见孳生之数，遂分送江上诸军，仍立赏罚〈正月庚戌〉，后又置监于郢鄂之间，牝牡千馀，十有馀年，才生三十驹，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国之战马，悉仰于川、秦、广三边焉。

元丰官制，置军器监以掌戎器之政令，又有御前军器所，其役兵有万全军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绍兴初，役兵才千人而已，久之，増至千六百馀人，又于诸道増差二千九百馀人，除本劵外，日増给百七十钱，月㪷半米。于是内库造作累年，兵械山积，而诸军亦各除戎器。二十六年春，诏：“见役工匠，宜减免江浙福建诸州所发物料，皆蠲之。”〈二月甲戌〉有司寻奏物料以三分为率，减一分，工匠以二千人、杂役兵以五百人为额。旧军器所得专逹，建炎中，尝以大阉董悫提举，未逾年即罢之，绍兴五年春，始隶工部〈三月戊申〉，后复以中人典领，其调度程品，工部、军器监有不得预闻者。三十年秋，黄通老为侍郎，上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请得隶属稽考之。”诏依条检察〈七月庚子〉。孝宗受禅之十四日〈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己丑〉，有㫖増置提㸃官一员，后五日，以内省都知李绰为之，改称提举，又七日，诏御前军器所专隶提举，其隶工部等指挥勿行，张真父时为御史，力论其不然，且言：“军器所不治，令工部按劾措置可也，工部不职，罪之可也。今使内侍掌之，它日吏部有铨量之弊，户部有财赋之弊，以至兵部军政之弛，刑部狱讼之繁，亦将尽以中官典领之邪？”继又论：“近日大水飞蝗地震，皆小人紊政之象，其不可有四……”上乃命仍隶工部〈七月庚子〉，绰怒丐免，乃复选廷臣代之〈八月庚午〉。今军器所抛降诸道木羽箭，动辄数百万枝，黄牛皮亦数十万张，他所需称此，郡邑多以烦民。

凡军器所造甲，毎副用甲叶一千八百二十五，约重五十斤，分四等：披膊叶重二钱六分〈凡五百四片〉；甲身叶重四钱七分〈三百三十二片〉；腿裙叶重四钱五分〈六百七十九片〉；头鍪叶重二钱半〈三百十一片〉。头鍪眉子共重二斤十二两，皮线结头事件重五斤十二两五钱一分〈绍兴四年正月乙丑军器所定直〉。凡军中造提刀一，费钱二千三百；弓一，费钱二千七百；手箭一，费七十四；弩箭一，费钱六十五；应鼓一，费六千五百；披膊一副，费钱三十八千二百；兵幕一座，费钱六十九千八百；朱马甲一副，费钱四十千一百；朱马甲当胸一副，费钱十七千三百皆有奇〈绍兴三年六月丁亥神武右军所定直〉。凡弓甲物料，荆、湖、福建、浙西四路诸州军，计数赴殿司及沿江诸军制造，温、婺等八州，计数赴马司，江、台等八州，计数赴步司，惟明、信等九州弓甲〈隆兴、庆元府、赣、抚、袁、信州、临江、兴国、南安军〉、升、宣等七州〈建康、宁国府、建昌、太平、荺、衢州、广德军〉、绍兴府甲，皆造成赴内军器库，而诸道羽箭亦皆造成。绍兴二十九年夏，郡国多以乏人匠为言，遂命计料输之，惟荆州军及信州造箭如故〈四月己酉〉。木羽、弩箭者，不用羽，创自乾道中，又有克敌弓，韩蕲王所创，自绍兴中至今不废。

自休兵之后，有㫖命成都、潼川、遂宁府及嘉、卭、资、渠七州，自作院，日造甲；兴元府、兴、阆、成州、大安军、仙人关六处，作院，日造神臂弓、甲、皮毡，其器械山积，今并属总领所，给之有军库、马弓、弩弓，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

东南沮洳，非用武之地，故多以舟师胜。建炎四年春，陈思恭窘兀术于太湖；绍兴三十一年冬，节使斩完颜正嘉努于石臼岛，虞雍公败完颜亮于采石矶，，皆舟师也。今沿江诸军咸有船棹士，每按试中流，上下如飞，北人骇愕。

绍兴二年，有布衣王大智者，献战车式，上乃命其为枢密院计议官，明年，车虽成而不可用也，遂罢之，至二十九年夏，殿前司统制官陈敏复上战车之议，上乃谓大臣曰：“其车制虽古，然而用各有宜，况其物料最多南方所无也，姑令三帅议之，或免武臣有一得之叹耳。”-其后卒不能行，议者谓：“春秋时申公使吴，教之乘车，由是始大其法，故或以为可用于今日，不知古时以兵车交战者也。今虏人专尚铁骑，而吾欲以战车用之，诚未见其可也。”〈按：靖康末，枢密院将官刘浩者，在于河北募兵，创造战车，其法有左右角、前后拒各式，共载卒二十五人，毎车计百人。而宗汝霖战车法，执器械者，十有一人，辅车者四十有四人，毎车计五十五人。李伯纪战车之法，两竿双轮上设皮蓠，以捍矢石，下施铁裙，以卫人足，旁施铁索，聮络可为营，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二十人执军器夹之两旁，毎车计用二十五人。法皆不同，但不知王大智、陈敏战车，其法又不知何如者也〉。开禧初，郎中将厉仲方者，历阳守，而仲方本书生，尝造战车并九牛弩，未及用而罢去，周虎继之，或谓虎用其战车，乃败敌于清水镇，然不知其详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