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感四则 中华文库

天下之至弱者，人生亦其一欤？东方之学者曰：“匹夫不可夺志。”西方之学者曰：“意志自由。”虽然，征之事实，吾人之志果不可夺乎哉？吾人之意志果得自由乎哉？今夫一卷之石，支之以几，则寂然不动。然一旦去其支之之物，则不坠于地不已，无他，因果律为之也。今夫植物，枝叶扶疏，以趋日光，根垂地中，以逐土浆，不知其然而若有不得不然者，无他，刺冲律为之也。若夫吾人之于动机，其有以异于是乎？就事实上言之，吾人之心，动机之战场耳；吾人之行为，动机之傀儡耳。吾人有特别之性质，对特别之动机必有特别之行为应之。其有时而不然者，必他种之动机制之也。而此他种之动机所以能制此种之动机者，必其势力强于此；不然，必其相等者也。顾吾人虽各有特别之性质，而有横于人人性质之根柢者，则曰生活之欲。故凡可以保存吾人自己之生活及吾人之种姓者，其入吾人之知识中而为其行为之动机也，常什佰于他动机之势力。古今圣哲之所以垂教者，无非欲限制此动机而已。政治与法律，宗教与教育，孰非由此而起乎？今夫御人于国门之外，杀其人而夺其资，此世所谓大憝者也。然非有他动机以制之，吾知迫于生活之欲而为此者，且相踵也。其所以不敢者，必畏死刑之随其后也。不然，则畏死后之天罚也；不然，则畏舆论之势力，抑由本然之良心有不许其如此者也。故吾人之精神中，亦唯动机与动机之战斗而已。所谓意志之自由者，果安在欤？今之言法律者，则曰废死刑；言教育者，则曰废体罚。死刑与体罚之当废固已，而不图强他种之动机以易之，则其弊余又乌知其所底哉？又乌知其所底哉！

《易传》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之德尚矣。若夫义，则固社会所赖以成立者也。义之于社会也，犹规矩之于方圆，绳墨之于曲直也。社会无是，则为鱼烂之民；国家无是，则为无政府之国。凡社会上之道德，其有积极之作用者，皆可以一“仁”字括之；其有消极之作用者，皆可以一“义”字括之。而其于社会上之作用，则消极之道德，尤要于积极之道德。前者政治与法律之所维持，后者宗教与教育之目的也。故《大学》言平天下，首言絜矩之道，而后言积极之道德。“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消极之道德也，义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积极之道德也，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也。“非义非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义也。“以斯道觉斯民”，仁也。仁之事，非圣哲不能。若夫义，则苟栖息社会以上者，不可须臾离者也。人有生命，有财产，有名誉，有自由。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苟有侵犯之者，岂特渎一人神圣之权利而已，社会之安宁亦将岌岌不可终日，故有立法者以虑之，有司法者以行之。不然，彼窃盗者果安罪哉？彼迫于饥寒之苦，而图他人锱铢之利，固情之所可恕者也。然法律上所以不能恕之者，则以其危财产之权利也。人苟失其财产之权利，则无储蓄之心。无储蓄之心，则无操作之心。人人不思操作，则社会之根柢摇矣。故凡侵犯他人之生命、财产、自由者，皆社会所谥为不义，而为全社会之大戮者也。故曰义之于社会，其用尤急于仁。仁之事，非圣哲不能；而义之事，则亦得由利己主义推演之，非特社会之保障，亦个人之金城也。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即素号开通之绅士，竟侗然不知正义之为何物。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其地邻佛寺，遂以官力兼并寺而有之。僧狼狈迁他所，曰：“嘻，此盗所不为也！”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己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并使之无所控告，则自僧侣言之，谓之烈于盗贼，诚非过也。设更有强有力者出，夺该校而有之，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又当何如？夫使生徒入如此之讲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欲涵养其正义之德性，岂非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哉！夫以佛寺与学校较，则似学校有用而佛寺无用矣。然以建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则其孰得孰失，孰利孰害，宁待知者而决哉！则夫彼之持实利主义者，其于此主义实尚未能贯彻也。夫余岂疾学校而庇游食之民哉？余恶夫正义之德之坠于地也，故不得不辨。

《奏定学堂章程》，张制军之所手定。其大致取法日本学制，独于文科大学中削除哲学一科，而以理学科代之。夫理学之於哲学，如二五之于一十。且理学之名为我中国所固有，其改之也固宜。独自其科目之内容观之，则所谓理学者，仅指宋以后之学说，而其教授之范围，亦限于此。夫大学之设哲学科，不自日本始也。欧洲中世以降，大学必备医学、法学、哲学、神学四科。德意志之大学，今日犹仍此制。其馀各国大学，无不设此科者。今当兴学之始，而独削此科，岂以性与天道非中人以下所得闻欤，抑惧诐词邪说之横溢而亟绝之欤？于是吾人不得不美制军之政策，贤于欧洲政治家远矣。抑吾闻叔本华之言曰：大学之哲学，真理之敌也。真正之哲学不存于大学，哲学惟恃独立之研究，始得发达耳。然则制军之削此科，抑亦斯学之幸欤！

至于优级师范学校则不然。夫师范学校，所以养成教育家，非养成哲学家之地也。故其视哲学也，不以为一目的，而以为一手段。何则？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故也。且夫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固哲学之事业，然此乃天才与专门家之所为，非师范学校之生徒所能有事也。师范学校之哲学科，仅为教育学之预备，若补助之用，而其不可废亦即存乎此。何则？彼挟宇宙人生之疑惑而以哲学为一目的而研究之者，必其力足以自达，而无待乎设学校以教之。且宇宙人生之事实随处可观，而其思索以自己为贵，故大学之不设哲学科，无碍斯学之发达也。若夫师范学校之生徒，其志望惟欲为一教育家，非於哲学上有极大之兴味也。而哲学之与教育学之关系，凡稍读教育学之一二页者，即能言之。今以他学喻之，殆如物理学、化学之与工学之关系，生理学、解剖学之与医学之关系乎？世未有舍物理学、化学而言工学，舍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者，今欲舍哲学而言教育学，此则愚所大惑不解者也。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无与焉。何则？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

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政治家与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法之诚是也，然回顾我国民之精神界则奚若？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讳也。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也。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为之谋，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