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6 中华文库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于侯国，其文献之征，固不一而足也。茍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茍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合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于古也。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自为制度，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于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侯国之书。)而《春秋》讬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后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于《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后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云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后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于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于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于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或曰：自有方志以来，未闻国史取以为凭也。今言国史取裁于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搢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核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书并立，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薄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亳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核典章，发明大旨者也。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征，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征》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于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或曰：选事仿于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征实事也。《文鉴》始有意于政治，《文类》乃有意于故事，是后人相习久，而所见长于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无多，既取经要之篇入经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曰：既已别为一书，义例自可稍宽。即《文鉴》《文类》，大旨在于证史，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名笔佳章，人所同好，即不尽合于证史，未尝不可兼收也。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诗》教自与《春秋》分辙也。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其稍有识者，亦知择取其有用，而慎选无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义，即此已为滥收；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倍增其艺文，犹嫌其隘矣。不为专辑一书，以明三家之学，进退皆失所据也。

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于风诗之流别，何谓也？曰：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书》曰：“诗言志。”古无私门之著述，经子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之不为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诸品者，古人始称之为文。其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者，古人称书，不称文也。萧统《文选》，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今仿选例而为文征，入选之文，虽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故附之于风诗也。

或曰：孔衍有《汉魏尚书》，王通亦有《续书》，皆取诏诰章疏，都为一集，亦《文选》之流也。然彼以衍书家，而不以入诗部，何也？曰：《书》学自左氏以后，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达其义而强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犹后世，济水已入于河，而泥《禹贡》者，犹欲于荥泽、陶邱浚故道也。

或曰：三书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废者，如《通鉴》之编年，本末之纪事，后此相承，当如俎豆之不祧矣。是于六艺，何所演其流别欤？曰：是皆《春秋》之支别也。盖纪传之史，本衍《春秋》家学，而《通鉴》即衍本纪之文，而合其志传为一也。若夫纪事本末，其源出于《尚书》；而《尚书》中折而入于《春秋》，故亦为《春秋》之别也。马、班以下，代演《春秋》于纪传矣，《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尚书》之遗法。所谓事经屡变而反其初，贲饰所为受以剥，剥穷所为受以复也。譬烧丹砂以为水银，取水银而烧之，复为丹砂，即其理矣。此说别有专篇讨论，不具详也。(此乃附论，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于三书之外，别有《丛谈》一书何为邪？曰：此征材之所馀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馀，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何邪？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志后，或称馀编，或称杂志。彼于书之例义，未见卓然成家，附于其后，故无伤也。既立三家之学，以著三部之书，则义无可惜，不如别著一编为得所矣。《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

鄙人少长贫困，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其间评骘古人是非，斟酌后志凡例，盖尝详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质，因体立裁。至于立法开先，善规防后，既非职业所及，嫌为出位之谋，间或清燕谈天，辄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怀阙如。然定法既不为一时，则立说亦何妨俟后，是以愿终言之，以待知者择焉。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藉？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于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贰；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众，“书其敬敏任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坟衍原隰之名”；是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巨细无遗矣。至于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大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于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后世史事，上详于下。郡县异于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于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

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后之文章，可无三代之遗制；三代以后之政事，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茍于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备哉？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闾族党，以上于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帅正伯，以通于天子也。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犹三代比闾族党、长帅正伯之遗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于六科之外。而州县纪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州县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征求；至于考献征文，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不复问之州县矣。夫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六部不由州县，而直问于民间，庸有当欤？则三代以后之史事，不亦难乎？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无三代之官守典籍，即无三代之文章；茍无三代之文章，虽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而经纶政教，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后世专以史事责之于文学，而官司掌故，不为史氏备其法制焉，斯则三代以后，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

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摛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仿乡塾义学之意，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也。学校师儒，慎选老成，凡有呈纳，相与持公核实可也。夫礼乐与政事，相为表里者也。学士讨论礼乐，必询器数于宗祝，考音节于工师，乃为文章不讬于空言也。令史案牍，则大臣讨论国政之所资，犹礼之有宗祝器数，乐之有工师音节也。茍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牍，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则是无质之文，不可用也。独于史氏之业，不为立法无弊，岂曰委之文学之儒已足办欤？

或曰：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由州县而达乎史官，其地悬而其势亦无统要，府与布政使司，可不过而问欤？曰：州县奉行不实，司府必当以条察也。至于志科，既约六科案牍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以为府志取裁；司吏必约府科之要，以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并蓄，参互考求，可以稽州县志科之实否也。至于统部大僚，司科亦于去官之日，如州县志科之于其官长师儒，录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详其始末，存于科也。诸府官僚，府科亦于去官之日，录如州县可也。此则府志科吏，不特合州县科册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为其司与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于史事，诚有裨矣。不识政理亦有赖于是欤？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借也。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不鲜也。谱牒不掌于官，亦今古异宜，天下门族之繁，不能悉核于京曹也。然祠袭争夺，则有讼焉；产业继嗣，则有讼焉；冒姓占籍，降服归宗，则有讼焉；昏姻违律，则有讼焉；户役隐漏，则有讼焉。或谱据遗失，或奸徒伪撰，临时炫惑，丛弊滋焉。平日凡有谱牒，悉呈其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又不鲜也。古无私门之著述，盖自战国以还，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隶于官守，则人不胜自用之私。圣学衰而横议乱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传志之猥滥，说部是非之混淆，其渎乱纪载，荧惑清议，盖有不可得而胜诘者矣。茍于论定成编之业，必呈副于志科，而学校师儒从公讨论，则地近而易于质实，时近而不能讬于传闻，又不致有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殆不可以胜计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

阳湖洪编修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用《一统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隶府厅州县。余于十年前，访洪君于其家，谓此书于今制当称部院，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以明例义。洪君意未然也。近见其所刻《卷施阁文集》，内有《与章进士书》，繁称博引，痛驳分部之说。余终不敢谓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当复云云者。则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忆矣。因疏别其说，存示子弟，明其所见然耳，不敢谓己说之必是也。

统部之制，封建之世，则有方伯。郡县之世，则自汉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叠改，其统部之官，虽有都督总管诸名，而建府无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统部之说，至以《禹贡》九州，画分郡县，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虽官制统辖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举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虽亦分路，而诸路俱以行省平章为主，故又称行省。而明改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则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统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连四字为言，而行省则又可单称为省，人情乐趋简便，故制度虽改，而当时流俗，止称为省。沿习既久，往往见于章奏文移，积渐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旧制；而沿习称省，亦仍明旧。此如汉制子弟封国，颁爵为王，而诏诰章奏，乃称为诸侯王；当时本非诸侯，则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尽如明旧，故正名自当为布政使司。百馀年来，因时制宜，名称虽沿明故，而体制与明渐殊。

今洪君书以乾隆为名，则循名责实，必当称部院而不当称布政使司矣。盖初制巡抚无专地，前明两京无布政使司，而顺天、应天间设巡抚；顺天之外，又有正定，应天之外，又有凤阳诸抚。不似今之统辖全部，自有专地。此当称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抚无专官。故康熙以前，巡抚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则二品，副都御史则三品，佥都御史则四品；今则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画一制度，不复如钦差无定之例。此当称部院者二也。学差关部，皆有京职，去其京职，即无其官矣。今巡抚新除，吏部必请应否兼兵部都察院衔。虽故事相沿，未有不兼衔者；但既有应否之请，则亦有可不兼衔之理矣。按《会典》、《品级考》诸书，已列巡抚为从二品，注云：“加侍郎衔正二。”则巡抚虽不兼京衔，已有一定阶级，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军知县事，虽有京衔，不得谓州县非职方也。此当称部院者三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戎政为总督专司，而巡抚亦有标兵，固无论矣。坛庙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抚主祭。则当称部院者四也。宾兴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钤榜者，而今用巡抚关防。此当称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户礼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内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内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归一，而分驿传之责于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权归于督抚，其职任与前异。故上自诏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抚为封疆，而不曰轺使；皆谓布政之司为钱谷总汇，按察之司为刑名总汇，而不以布政使为封疆。此尤准时立制，必当称部院者六也。督抚虽同曰封疆，而总督头衔则称部堂；盖兵部堂官，虽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为主者也。巡抚头衔则称部院；盖都察院堂官，虽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为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隶总督之府州县，而断无不隶巡抚之府州县也。如河南、山东、山西，有巡抚而无总督。巡抚不必兼总督衔。直隶、四川、甘肃，有总督而无巡抚，则总督必兼巡抚衔。督抚事权相等，何以有督无抚，督必兼抚衔哉？正以巡抚部院，画一职方制度，并非无端多此兼衔。此尤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其必当称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会典》则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计，户部奏销，礼部会试，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盖巡抚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抚实止十五，总督兼缺有三。)故江苏部院，相沿称江苏省久矣。苏松布政使司，与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闻公私文告，有苏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见分部制度，今日万万不当称使司，必当称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抚印用关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为地方正主，可谓知一十而忘其为二五矣。如洪君说，则其所为府厅州县之称，亦不当也。府州县固自有印，厅乃直隶同知，止有关防而无印也。同知发知府印，而关防可领职方；巡抚分都察院印，而关防不可以领职方，何明于小而暗于大也？此当称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谓今制督抚，当如汉用丞相长史出刺州事，州虽领郡，而《汉志》仍以郡国为主，不以刺史列于其间。此比不甚亲切。今制惟江苏一部院，有两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汉制之一州必领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则阚氏《十三州志》，自有专书，何尝不以州刺史著职方哉。此当称部院者十也。

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抚与三使司官，宾主间耳。其稍尊者，不过王臣列于诸侯之上例耳。自后台权渐重，三司奉行台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计典奏销，宾兴祭祀，皆布政使专主，故为统部长官，不得以权轻而改其称也。我朝百馀年来，职掌制度，逐渐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与按察使官，分治钱谷刑名，同为部院属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参政参议耳。一切大政大典，夺布政使职而归部院者，历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统部之当称使司，与改称部院，乃转无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习便而称直省，不特部院无更新之名，即使司亦并未沿旧之名耳。律令典例，诏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称；惟《一统志》尚沿旧例，称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时事乎？

或曰：《统志》乃馆阁书，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谓统志初例已定，其后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当以司为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为部院者，以渐而更，非有一旦创新之举，故馆阁不及改也。私门自著，例以义起，正为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尽为洪君书也。今之为古文辞者，于统部称谓，亦曰诸省，或曰某省。弃现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称，于古盖未之闻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无使司之称；(彼时理必当称使司。)则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于古文辞，有当称统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节文称某部；流俗或云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节文则曰诸部某某等部；庶几名正为言顺耳。使非今日制度，则必曰使司，或节文称司，未为不可，其称省则不可行也。或云：诏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为辞语故无伤，非古文书事例也。且如诏旨章奏文移，称布政为藩，按察为臬，府州县长为守牧令，辞语故无害也，史文无此例矣。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郑氏注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是也。书其令，谓“书王命以授使者”是也。乡大夫于“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乡吏。”孔氏疏“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内六乡，天子自治，则受法于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国，以其国制自为《春秋》。(列国之史，总名《春秋》。)然而四方之书，必隶外史；书令所出，奉为典章。则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征也。是以《春秋》岁首必书王正，而韩宣子聘鲁，得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是。盖书在四方，则入而正于外史；而命行王国，亦自外史颁而出之。故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于同文之治也。

窃意《周官》之治，列国史记，必有成法，受于王朝，如乡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讶。至晋楚之史，自以《乘》与《梼杌》名书，乃周衰官失，列国自擅之制欤？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而孝武《三王》之篇，详书诏策，冠于篇首。王言丝纶，史家所重，有由来矣。后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纪，或载沿革。又或以州县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之志者，阙然无所考见。是固编摩之业，世久失传；然亦外史专官，秦汉以来，未有识职故也。夫封建之世，国别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书。郡县受治，守令承奉诏条，一如古者畿内乡党州闾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尝特立专条。宋、元、明州县志书，今可见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讲于《春秋》之义也！今裒录州中所有，恭编为《皇言纪》一，以时代相次，蔚光篇首，以志祇承所自云尔。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凡数及其见在空阙者。”盖赞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后，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纲纪，而御史指数其人以赞之，则百工叙而庶绩熙也。后代官仪之篇，考选之格，(《汉官仪》、《唐六典》、《梁选簿》、《隋官序录》。)代有成书，而官职姓名，浩繁莫纪，则是有太宰之纲纪，而无御史之数从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犹存古意，其篇首叙官，则太宰六典之遗也，其后表职官姓氏，则御史数从政之遗也。范、陈而后，斯风渺矣。至于《唐书》、《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无暇旁及卿尹诸官；非惟史臣思虑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势亦难概举也。

至于嗜古之士，掇辑品令，联缀姓名，职官故事之书，六朝以还，于斯为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琐之编，难登史志；则记载无法，而编次失伦，前史不得不职其咎也。夫百职卿尹，中朝叙官；方州守令，外史纪载。《周官》御史数从政之士，则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谓分职受事，必有其书，以归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厅壁题名之记，盖亦叙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搜罗金石，详定碑碣，莫得而知，则未尝勒为专书之故也。宋、元以来，至于近代方州之书，颇记任人名氏；然猥琐无文，如阅县令署役卯簿，则亦非班史年经月纬之遗也。或编次为表者，序录不详，品秩无次；或限于尺幅，其有官阶稍多，沿革异制，即文武分编，或府州别记，以趋茍简。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级之遗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遗编具存，他说互见，不为博采旁搜，徒讬阙文之义，是又不可语于稽古之功者也。

今折衷诸家，考次前后，上始汉代，迄于今兹，勒为一表，疑者阙之。后之览者，得以详焉。

《周官》，乡大夫“三年大比，兴一乡之贤能，献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甚盛典也。汉制，孝廉茂才力田贤良之举，盖以古者乡党州闾之遗，当时贤书典籍，辟举掌故，未有专书；则以科条为繁，兴替人文，散见纪传；潜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侨迁，士不土著，学不专业，乡举里选，势渐难行。至于隋氏，一以文学词章，创为进士之举，有唐以来，于斯为盛。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于是文学之士，搜罗典章，采摭闻见，识大识小，并有成书。传记故事，杂以俳谐，而选举之书，盖裒然与柱下所藏等矣。

撰著既繁，条贯义例，未能一辙，就求其指，略有三门：若晁迥《进士编敕》，陆深《科场条贯》之属，律例功令之书也；姚康、乐史《科第录》，(姚康十六卷，乐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记》，(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题名记传之类也；王定保《唐摭言》，钱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杂记之属也。史臣采辑掌故，编于书志，裁择人事，次入列传；一代浩繁，义例严谨，其笔削之馀，等于弃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陈编猥琐，杂录无文，小牍短书，不能传世行远；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献于王而登之天府者，阙焉不备。是以方州之书，不遵乡大夫慎重贤书之制，记载无法，条贯未明之咎也。

近代颇有考定方州自为一书者，若乐史《江南登科记》，张朝瑞《南国贤书》，陈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类萃一方掌故，惜未见之天下通行。而州县志书，编次科目，表列举贡，前明以来，颇存其例，较之宋元州郡之书，可谓寸有所长者矣。特其体例未纯，纪载无法，不熟年经事纬之例，(亦有用表例者，举贡掾仕封荫之条，多所抵牾。)猥杂成书；甚者附载事迹，表传不分，此则相率成风，未可悉数其谬者也。(论辨诗列传第一篇总论内。)今摭史志之文，先详制度，后列题名，以世相次，起于唐代，讬于今兹，为《选举表》。其封荫辟举，不可纪以年者，附其后云。

《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司马迁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记，为《三代世表》，氏族渊源，有自来矣。班固以还，不载谱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潜夫论》第三十五篇。)杜预《世族》之谱，(《春秋释例》第二篇。)则治经著论，别有专长，义尽而止，不复更求谱学也。自魏晋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渐崇。学士大夫，辄推太史世家遗意，自为家传。其命名之别，若《王肃家传》、虞览《家记》、范汪《世传》、明粲《世录》、陆煦《家史》(陆史十五卷。)之属，并于谱牒之外，勒为专书，以俟采录者也。至于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以及何氏《姓苑》、贾氏《要状》(贾希鉴《氏族要状》十五卷。)诸编，则总汇群伦，编分类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类书，其别甚广，不可不辨也。族属既严，郡望愈重。若沛国刘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虽子姓散处，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后魏迁洛，则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并居河南、洛阳。而中国人士，各第门阀，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撰为谱录。齐梁之间，斯风益盛，郡谱州牒，并有专书。若王俭、王僧孺之所着录，(王俭《诸州谱》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谱》七百卷。)《冀州姓族》、《扬州谱钞》之属，不可胜纪，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唐刘知几讨论史志，以谓族谱之书，允宜入史。其后欧阳《唐书》，撰为宰相世系；顾清门巨族，但不为宰相者，时有所遗。至郑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叙例之文，发明谱学所系，推原史学不得师承之故，盖尝慨切言之。而后人修史，不师其法，是亦史部之阙典也。

古者，瞽蒙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国语》所谓“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则奠系之属，掌于小史，诵于瞽蒙，先王所重；盖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当时州闾族党之长，属民读法；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艺而献书于王；则其系世之属，必有成数，以集上于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易》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重于族。记传之别，或及虫鱼；地理之书，必征土产；而于先王锡土分姓，所以重人类而明伦叙者，阙焉无闻，非所以明大通之义也。且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

奠系世之掌于小史，与民数之掌于司徒，其义一也。杜子春曰：“奠系世为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然则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隶小史可知也。乡大夫以岁时登夫家之众寡，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夫夫家众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数，其贤能为卿大夫之选，又可知也。民贱，故仅登户口众寡之数；卿大夫贵，则详系世之牒，理势之自然也。后代史志，详书户口，而谱系之作无闻，则是有小民而无卿大夫也。《书》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郑氏注：“百姓，为群臣之父子兄弟。”(见司马迁《五帝本纪》注。)平章，乃辨别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奠系之权舆也。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近代州县之志，留连故迹，附会桑梓；至于世牒之书，阙而不议，则是重乔木而轻世家也。且夫国史不录，州志不载；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讬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史志阙略，盖亦前人之过也。

夫以司府领州县，以州县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谱系，仅录宰相，彼一代浩繁，出于计之无如何耳。方州之书，登其科甲仕宦，则固成周乡大夫之所以书上贤能者也。今仿《周官》遗意，特表氏族，其便盖有十焉。一则史权不散，私门之书，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则谱法画一；私谱凡例未纯，可以参取，其便二也。一则清浊分涂，非其族类，不能依讬，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则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属可稽；非其籍者，无难句检，其便四也。一则昭穆亲疏，秩然有叙；或先贤奉祀之生，或绝嗣嗣续之议，争为人后，其讼易平，其便五也。一则祖系分明；或自他邦迁至，或后迁他邦，世表编于州志，其他州县，或有谱牒散亡，可以借此证彼，其便六也。一则改姓易氏，其时世前后及其所改之故，明著于书，庶几婚姻有辨；且修明谱学者，得以考厥由来，其便七也。一则世系蝉联，修门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谱有书，而德行道艺，列传无录，没世不称，志士所耻；是文无增损，义兼劝惩，其便八也。一则地望着重，坊表都里，不为虚设，其便九也。一则征文考献，馆阁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则修而明之，可以推于诸府州县，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易》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夫网罗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后有网罗者也。表章潜隐，是先有潜隐，而后有表章者也。陈寿《蜀志》列传，殿以杨戏之赞；常璩《华阳》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时而穷也，故以赞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仅存之故，是亦史氏阙文之旧例也。和州在唐宋为望郡，而文献之征，不少概见。至于家谱世牒，寥寥无闻。询之故老，则云明季乙亥寇变，图书毁于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当日仅存幸免者之曾若玄也。所闻所传，闻者不过五世七世而止，不复能远溯也。传世既未久远，子姓亦无繁多，故谱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则出私札笔记之属，体例未定，难为典则，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来。余于是为之慨然叹焉。

夫家谱简帙，轻于州志；兵燹之后，家谱无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鸾、与万历中知州康诰所修之州志，为时更久，而其书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门难保之明征也。及今而不急为之所，则并此区区者，后亦莫之征矣。且吾观《唐书·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陈者矣，有及元魏、后周者矣，不复更溯奕叶而上；则中牒阙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则录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诮焉。每姓推所自出，备稽古之资也。详入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为目，而贡监生员与封君，及赀授空阶皆与焉，从其类也。无科甲仕宦，而仅有生员及赀授空阶，不为立表，定主宾轻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复列其子若孙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若皆列之，是与版图之籍无异也。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严讹滥之防也。正贡亦为科甲，微秩亦为仕宦，不复分其资级，以文献无征，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是《未济》之义也。

图谱之学，古有专门，郑氏樵论之详矣。司马迁为史，独取旁行斜上之遗，列为十表；而不取象魏悬法之掌，列为诸图。于是后史相承，表志愈繁，图经浸失。好古之士，载考陈编，口诵其辞，目迷其象，是亦载笔之通弊，斯文之阙典也。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志于三代遗文，而于《图谱》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后代失所依据之故，本于班固收书遗图，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郑氏之意，只为着录诸家，不立图谱专门，故欲别为一录，以辅《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实未尝深考；图学失传，由于司马迁有表无图，遂使后人修史，不知采录；故其自为《通志》纪传谱略，诸体具备，而形势名家，亦未为图。以此而议班氏，岂所谓楚则失之，而齐亦未为得者非耶？夫图谱之用，相为表里。周谱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马迁采摭为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圆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马迁未列为图故也。然则书之存亡，系于史臣之笔削，明矣。图之远者，姑弗具论。自《三辅黄图》、《洛阳宫殿图》以来，都邑之簿，代有成书，后代搜罗，百不存一。郑氏独具心裁，立为专录，以谓有其举之，莫或废矣。然今按以郑氏所收，其遗亡散失，与前代所著，未始迳庭；则书之存亡，系于史臣之笔削者尤重，而系于着录之部次者犹轻，又明矣。樽罍之微，或资博雅，卤簿之属，或著威仪，前人并有图书，盖亦繁富。史臣识其经要，未遑悉入编摩；郑氏列为专录，使有所考，但求本书可也。至于方州形势，天下大计，不于表志之间，列为专部；使读其书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谱；图象谱牒，《易》与《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系辞焉以尽其言。”《记》曰：“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夫谓之系辞属辞者，明乎文辞从其后也。然则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阙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图经，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学者亦知图象之用大矣。第辞可传习，而图不可以诵读，故书具存，而图不可考也，其势然也。虽然，非知言也。夫图不可诵，则表亦非有文辞者也。表著于史，而图不入编，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图之不可传者有二：一则争于绘事之工也。以古人专门艺事，自以名家，实无当于大经大法。若郭璞《山海经图赞》，赞存图亡。今观赞文，自类雕龙之工，则知图绘，殆亦画虎之技也。一则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绘为图象，厕于序例之间，不立专门，但缀名胜，以为一书之档识，而实无当于古人图谱之学也。夫争于绘事，则艺术无当于史裁；而厕于弁髦，则书肆茍为标帜，以为市易之道，皆不可语于史学之精微也。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旁行斜上，标分子注，谱牒之体例也。开方计里，推表山川，舆图之体例也。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之则也。亥豕不得淆其传，笔削无能损其质，久远之业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检其图，洞如观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图，而八书可以六；地理、沟洫图，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舆，或不至于若是茫茫也。况夫方州之书，征名辨物，尤宜详赡无遗，庶几一家之作；而乃流连景物，附会名胜，以为丹青末艺之观耶？其亦不讲于古人所以左图右史之义也夫？

图不能不系之说，而说之详者，即同于书，图之名不亦缀欤？曰：非缀也。体有所专，意亦有所重也。古人书有专名，篇有专义。辞之出入非所计，而名实宾主之际，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且吾见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汉书．百官公卿表》，篇首历叙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汉书·律历志》，排列三统甲子。)不必皆比事属辞之例也。《三辅黄图》，今亡其书矣，其见于他说所称引，则其辞也。遁甲通统之图，今存其说，犹《华黍》、《由庚》之有其义耳。虽一尺之图，系以寻丈之说可也。既曰图矣，统谓之图可也。图又以类相次，不亦繁欤？曰：非繁也。图之有类别，犹书之有篇名也。以图附书，则义不显，分图而系之以说，义斯显也。若皇朝《明史·律历志》，于仪象推步皆绘为图，盖前人所未有矣。当时史臣，未尝别立为图，故不列专门，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图为四：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关经要，而规方形势所必需者，详系之说，而次诸纪表之后，用备一家之学，而发其例于首简云尔。

自画土制贡，创于夏书，任土授职，(载师物地事及授地职。)详于《周礼》；而田赋之书，专司之掌，有由来矣。班氏约取《洪范》八政，裁为《食货》之篇，后史相仍，著为圭臬。然而司农图籍，会稽簿录，填委架阁，不可胜穷；于是酌取一代之中，以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缩总计，略存史氏要删，计臣章奏；使读者观书可以自得，则亦其势然也。若李吉甫、韦处厚所为《国计》之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为《会计》之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祐会计录》六卷。)则仿《周官》司会所贰，书契版图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会要》，则掌故汇编；其中首重食货，义取综核，事该古今；至于麻缕之微，铢两之细，不复委折求尽也。赵过均田之议，李翺《平赋》之书，则公牍私论，各抒所见；惟以一时利病，求所折衷，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夫令史簿录，猥琐无文，不能传世行远；文学掌故，博综大要，莫能深鉴隐微；此田赋之所以难明，而成书之所以难觏者也。古者财赋之事，征于司徒，(载师属大司徒。)会于太宰。(司会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均节九赋，自祭祀宾客之大，以至刍秣匪颁之细，俱有定数，以其所出，准之以其所入；虽欲于定式之外，多取于民，其道无由。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势趋简便，令无苛扰，亦度时揆势，可谓得所权宜者矣。然而存留供亿诸费，土贡方物等目，佥差募运之资，总括毕输，便于民间，使无纷扰可也。有司文牍，令史簿籍，自当具录旧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后折以时之法度；庶几计司职守，与编户齐民，皆晓然于制有变更，数无增损也。文移日趋简省，而案牍久远无征，但存当时总括之数，不为条列诸科，则遇禁网稍弛，官吏不饬于法，或至增饰名目，抑配均输，以为合于古者惟正之贡，孰从而议其非制耶？

夫变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缘法以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备，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自有明以来，外志纪载，率皆猥陋无法；至于田赋之事，以谓吏胥簿籍，总无当于文章巨丽之观，遂据见行案牍，一例通编，不复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无当，谁能赏其华美者乎？明代条鞭之法，定于嘉靖之年，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鸾《州志》而止。当时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尽削旧条，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门论议，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自当采入本书；如班书叙次晁错《贵粟》之奏入《食货志》，贾让《治河》之策入《沟洫志》，庶使事显文明，学归有用。否则裁入本人列传，便人参互考求，亦赵充国《屯田》诸议之成法也。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别编为艺文志；而本门事实，及本人行业，转使扩落无材。岂志目大书专门，特标义例，积成卷轴，乃等于匏瓜之悬，仰而不食者耶？康诰旧志，略窥此风。后来秉笔诸家，毅然删去，一而至再，无复挽回，可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遗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后，具录颠末，编次为书。其康诰《均田》之议，实有当于田赋利病；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皆采录之，次于诸条之后；兼或采入列传，互相发明，疑者阙之。后之览者，或有取于斯焉。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着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然自有着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故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茍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说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趋之，莫或歧也。言语文章，胥归识职，则师法可复，而古学可兴，岂不盛哉？韩氏愈曰：“辨古书之正伪，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夫欲辨古书正伪，以几于知言，几于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刘氏着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生心发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断断如也。然而涉猎之士，方且炫博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以为区区着录之文，校雠之业，可以有裨于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职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书以布治法，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不特师氏、保氏所谓六艺《诗》、《书》之文也。司空篇亡，刘歆取《考工记》补之。非补之也，考工当为司空官属，其所谓记，即冬官之典籍；犹《仪礼》十七篇，为春官之典籍；《司马法》百五十篇，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获传后世者也。当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后，官制不行，而书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仅存，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非凿则漏，势有难行，故不得已而裁为《七略》尔。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为《七略》，官失其守也。虽然，官师失业，处士著书，虽曰法无统纪，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学，可以见于当世施行。其文虽连缀，而指趋可约也；其说虽谲诡，而驳杂不出也。故老庄、申韩、名墨、纵横，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师传未亡，则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无不出于古人官守，刘氏所以易于条其别也。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诗赋、章表、铭箴、颂诔，因事结构，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时离时合，裒而次之，谓之文集。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无本，斯求助于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待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学术既无专门，斯读书不能精一，删略诸家，取便省览；其始不过备一时之捷给，未尝有意留青，继乃积渐相沿，后学传为津逮；分之则其本书具在，合之则非一家之言，纷然杂出，谓之书钞。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会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调工拙，品节宫商抑扬；俗师小儒，奉为模楷，裁节经传，摘比词章，一例丹铅，谓之评选。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下流所趋，实繁且炽；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编甲乙。而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枘凿方圆，岂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若谓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国；(《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别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别，再世失传；(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数家者，后代不复有其书矣。)以谓《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是又浅之乎论著录之道者矣。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为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于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相去逾远。其后方技兵书，合于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于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四部创于荀勖，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故云始于唐人也。)乃为后代着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借口于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至于职官故事之书，谱牒纪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于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着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摄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于刘氏部次之后，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将由《七略》专家，而窥六典遗则乎？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钞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是着录之道，通于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几于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着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于班固，而实仿于司马迁。司马迁未著成法，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则言着录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于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着录渊源所自启也。其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官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于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于大道，此本旨也。至于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于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后；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于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于一。)于是学者不知着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于大道，(《庄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无惑乎学无专门，书无世守，转不若巫祝符箓、医士秘方，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郑樵《校雠》之略，力纠《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讥焉。然郑氏未明着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夫部次错乱，虽由家法失传，然儒杂二家之易混，职官故事之多歧，其书本在两可之间，初非着录之误。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不明于后世，虽使太史复生，扬雄再见，其于部次之法，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郑氏能讥班《志》附类之失当，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观后人之着录，有别出《小尔雅》以归《论语》者，(本《孔丛子》中篇名。《隋·经籍志》别出归《论语》。)有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者。(本《大戴礼》篇名。《文献通考》别出归时令。)是岂足以知古人别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书，附类而失其依据者尔。《嘉瑞记》既入五行，又互见于杂传；(《隋书·经籍志》。)《西京杂记》既入故事，又互见于地理；(《唐书·艺文志》)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特忘其已登着录，重复而至于讹错者尔。夫末学支离，至附类失据，重复错讹，可谓极矣。究其所以歧误之由，则理本有以致疑，势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于古人之所以别出、所以互见者，析其精微，其中茫无定识，弊固至乎此也。然校雠之家，茍未能深于学术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别出，断部而互见，将破碎纷扰，无复规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着录专家，不可不立也。

州县志乘艺文之篇，不可不熟议也。古者行人采书，太史掌典，文章载籍，皆于于上；故官司所守之外，无坟籍也。后世人自为书，家别其说，纵遇右文之代，购典之期，其能入于秘府，领在史官者，十无七八，其势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无专守，则同文之治，惟学校师儒得而讲习，州县志乘得而部次，著为成法，守于方州，所以备𬨎轩之采风，待秘书之论定；其有奇讶不衷之说，亦得就其闻见，校雠是正；庶几文章典籍，有其统宗，而学术人心，得所规范也。昔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士，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与中书不合之明征也。文字点画，小学之功，犹有四方传习之异，况纪载传闻，私书别录，学校不传其讲习，志乘不治其部次，则文章散著，疑似两淆，后世何所依据而为之考定耶？郑樵论求书之法，以谓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则方州部录艺文，固将为因地因人之要删也。前代搜访图书，不悬重赏，则奇书秘策，不能会萃；茍悬重赏，则伪造古逸，妄希诡合；三坟之《易》，古文之《书》，其明征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书，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征，则天下文字，皆著籍录；虽欲私锢而不得，虽欲伪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犹稽版籍；水土所产，犹列职方。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

夫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列国诸侯开国家承，体崇势异；史策编列世家，抗于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县长吏，不过古者大夫邑宰之选，地非久居，官不世禄，其有甘棠留荫，循迹可风，编次列传，班于文学政事之间，亦其宜也。往牒所载，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为《丹阳尹传》，(见《隋志》，凡十卷。)孙仲所为《贤牧传》，(见《唐志》，十五卷。)则专门编录，率由旧章。马、班《循吏》之篇，要为不易者矣。至于州县全志，区分品地，乃用名宦为纲，与乡贤、列女、仙释、流寓诸条，均分门类；是乃摘比之类书，词人之杂纂，虽略仿乐史《太平寰宇记》中所附名目，实兔园捃摭词藻之先资。欲拟《春秋》家学，外史掌故，人编列传，事具首尾；茍使官民同录，体例无殊，未免德操诣庞公之家，一室难分宾主者矣。

窃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阳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为能兴利革弊；其人虽去，遗爱在民，职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乡评未协；去官之后，晚节不终；茍为一时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绩为重，其馀行业为轻，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区分，条编类次者，其例本不相侔。于斯分别标题，名为“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纲纪之鸿裁，编摩之伟号，黄石、淮南之属抗其题，(《黄石三略》、《淮南子要略》。)张温、鱼豢之徒分其纪，(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盖有取乎谟略之遗，不独郑樵之二十部也。(郑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编著功猷，足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揆诸记载，体例允符，非谓如裴子野之删《宋略》，但取节文为义者也。

志曰：传志之文，古无定体。《左氏》所引《军志》、《周志》诸文，即传也。孟子所对汤武苑囿之问，皆曰“于传有之”，即志也。六艺为经，则《论语》、《礼记》之文谓之传。卦爻为经，则《彖》、《象》、《文言》谓之传。自《左氏春秋》依经起义，兼史为裁。而司马迁七十列传，略参其例；固以十二本纪，窃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别为篇，类从相次，按诸《左氏》，稍觉方严，而别识心裁，略规诸子。揆其命名之初，诸传之依《春秋》，不过如诸记之因经礼，因名定体，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合传；谈天邹衍，缀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征类，品藻无方，咏叹激昂，抑亦吕氏六论之遗也。(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八览似八书所宗，六论似列传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传名既定，规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属，王贡之附庸也。王吉、韦贤诸人，《儒林》之别族也。附庸如颛臾之寄鲁，署目无闻；别族如田陈之居齐，重开标额；征文则相如侈陈词赋，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盖卓识鸿裁，犹未可量以一辙矣。范氏东汉之作，则题目繁碎，有类米盐；传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标子注。于是列传之体，如注告身，首征祖系，末缀孙曾，循次编年，惟恐失坠。求如陈寿之述《蜀志》，旁采《季汉辅臣》，沈约之传灵运，通论六朝文史者，不为绳墨拘牵，微存作者之意，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师般不作，规矩犹存。比缉成编，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为；第以著述多门，通材达识，不当坐是为詹詹尔。至于正史之外，杂记之书，若《高祖》、《孝文》，论述策诏，皆称为传。(《汉·艺文志》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则故事之祖也。《穆天子传》、《汉武内传》，小说之属也。刘向《列女传》，嵇康《高士传》，专门之纪也。王肃《家传》，王裒《世传》，一家之书也。《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一人之行也。至于郡邑之志，则自东京以往，讫于六朝而还，若《陈留耆旧传》，《会稽先贤传》之类；其不为传名者，若《襄阳耆旧记》、《豫章志后撰》之类；载笔繁委，不可胜数。网罗放失，缀辑前闻，譬彼丛流趋壑，细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钝并铸者矣。司马迁曰：“百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又曰：“不离古文者近是。”又曰：“择其言尤雅者。”载籍极博，折衷六艺。《诗》、《书》虽阙，虞夏可知。”然则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为划地之趋哉？

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组以成文，低昂时代，衡鉴士风，论世之学也。同时比德，附出均编，类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讽而实惜，予夺之权也。或反证若比，或遥引如兴；一事互为详略，异撰忽尔同编，品节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聚公私之记载，参百家之短长，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观者兴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国史征于外志，外志征于家牒，所征者博，然后可以备约取也。今之外志，纪传无分，名实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标为专门，又以文苑乡贤区为定品；裁节史传，删略事实，逐条附注，有似类书摘比之规，非复古人传记之学；拟于国别为书，丘分作志，不亦难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详选举之条；志状碑铭，列入艺文之内。一人之事，复见叠出，或注传详某卷，或注事见某条；此殆有类本草注药，根实异部分收；韵书通音，平仄互标为用者矣。文非雅驯，学者难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夫网罗散失，绎简编，所见所闻，时得疑似，非贵阙然不讲也。夫郭公夏五，原无深文；耒耜网罟，亦存论说。而《春秋》仍列故题，《尚书》断自《尧典》；疑者阙而弗竟，阙者存而弗删，斯其慎也。司马迁曰：“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于他说。”夫疑似之迹，未必无他说可参，而旧简以古文为宗，百家以雅驯是择，心知其意，所以慨然于好学深思之士也。班固《东方朔传》，以谓奇言怪语，附着者多，遂详录其谐隐射覆琐屑之谈，以见朔实止此，是史氏释疑之家法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于搜访，因录杨戏季汉名臣之赞，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阙文之旧章也。(寿别撰《益部耆旧传》十卷，是寿未尝略蜀也。《益部耆旧传》不入《蜀志》，体例各有当也。或以讥寿，非也。)自史学失传，中才史官不得阙文之义，喜繁辞者，或杂奇讶之说；好简洁者，或删经要之言；(《晋书》喜采小说，《唐书》每删章奏。)多闻之旨不遵，慎言之训误解。若以形涉传疑，事通附会，含毫莫断，故牒难征，谓当削去篇章，方合阙文之说；是乃所谓疑者灭之而已，更复何阙之有？郑樵著《校雠略》，以谓馆阁征书，旧有阙书之目；凡考文者，必当录其部次，购访天下。其论可谓精矣。

窃谓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论次之馀，或有人著而事不详，若传歧而论不一者，与夫显列名品，未征事实，清标夷齐，而失载西山之薇；学着颜曾，而不传东国之业，一隅三反，其类实繁。或由载笔误删，或是虚声泛采，难凭臆断，当付传疑；列传将竟，别裁阙访之篇，以副慎言之训；后之观者，得以考求。使若陈寿之季汉名臣，(见上。)常璩之华阳士女，(《华阳国志》有序录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详。)不亦善乎？至于州县之志，体宜比史加详；而向来撰志，条规人物，限于尺幅，摘比事实，附注略节，与方物土产区门分类，约略相同。至其所注事实，率似计荐考语，案牍谳文，骈偶其词，断而不叙。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恺悌；吏称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学尽昜儒，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苇茫然，又何观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标列传。务取有文可诵，据实堪书；前志所遗，搜访略尽。他若标名略注，事实难征，世远年湮，不可寻访，存之则无赖可归，削之则潜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编为《阙访列传》，以俟后来者之别择云尔。

《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比事属辞，《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风教有异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言坟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辞文旨远，存乎其人。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子以谓义则窃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前古职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国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笔，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较也。窃意南、董、左史之流，当时必有师法授受。第以专门之业，事远失传，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马迁网罗散失，采获旧闻，撰为百三十篇，以绍《春秋》之业。其于衰周战国所为《春秋》家言，如晏婴、虞卿、吕不韦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皆有比事属辞之体。即当时《春秋》家言，各有派别，不尽春王正月一体也。)皆叙录其著述之大凡，缉比论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诸家，折衷六艺，渊源流别，不得不详所自也。(司马迁《自序》绍《春秋》之业，盖溯其派别有自，非僣妄之言。)司马氏殁，班固氏作，论次西京史事，全录《太史自序》，推其义例，殆与相如、扬雄列传同科。范蔚宗《后汉》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旧法，绳度不逾；虽无独断之才，犹有饩羊告朔，礼废文存者也。及《宋书》之传范蔚宗，《晋书》之传陈寿，或杂次文人之列，或猥编同时之人，而于史学渊源，作述家法，不复致意，是亦史法失传之积渐也。至于唐修《晋》、《隋》二书，惟资众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尽知，或附着他人传末，或互见一二文人称说所及，不复别有记载，乃使《春秋》家学，塞绝梯航，史氏师传，茫如河汉。譬彼收族无人，家牒自乱；淄流驱散，梵刹坐荒；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马、班著史，等于伏、孔传经。大义微言，心传口授；或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阁，受业于其女弟。岂若后代纪传，义尽于简篇，文同于胥史，拘牵凡例，一览无遗者耶？然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艺为纲，师儒传授。绳贯珠联，自成经纬；所以明师法之相承，溯渊源于不替者也。(《儒林传》体，以经为纲，以人为纬，非若寻常列传，详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后汉书》以下，失其传矣。)后代史官之传，茍能熟究古人师法，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因以作述流别，互相经纬。试以马、班而论，其先藉之资，《世本》、《国策》之于迁《史》，扬雄、刘歆之于《汉书》是也。后衍其传，如杨恽之布迁《史》，马融之受《汉书》是也。别治疏注，如迁《史》之徐广、裴骃，《汉书》之服虔、应劭是也。凡若此者，并中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至于后汉之史，刘珍、袁宏之作，华峤、谢承、司马彪之书，皆与范氏并列赅存。晋氏之史，自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陆机、谢灵运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后人修史，不能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质丧何求？夏礼能言，无征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其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而唐、宋诸家，讫无专录，遂使经生帖括，词赋雕虫，并得啁啾班、马之堂，攘臂汗青之业者矣。

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入史，亦遂奉为成规。至于史学流别，讨论无闻，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惮言史也。夫迁、固之书，不立文苑，非无文也；老庄申韩、管晏、孟荀、相如、扬雄、枚乘邹阳，所为列传，皆于著述之业，未尝不三致意焉。不标文苑，所以论次专家之学也。文苑而有传，盖由学无专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文章志》传，挚虞而后，沈约、傅亮、张骘诸人，纷纷撰录，(傅亮《续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张骘《文士传》。)指亦不胜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着录诸书，今皆亡失。则史氏原委，编摩故迹，当其撰辑成书之际，公縢私楮，未必全无征考也。乃前史不列专题，后学不知宗要，则虽有踪迹，要亦亡失无存。遂使古人所谓官守其书，而家世其业者，乃转不如文采辞章，犹得与于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之列也。(常书凡三卷。)唐李肇著《经史释题》，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其书编于目录部类，则未通乎记传之宏裁也。赵宋孔平仲，尝著《良史事迹》，其书今亦不传，而着录仅有一卷，则亦猥陋不足观采也。

夫史臣创例，各有所因；列女本于刘向，孝义本于萧广济，(晋人，作《孝子传》。)忠义本于梁元帝，(《忠臣传》三十卷。)隐逸本于皇甫谥，(《逸士传》、《高士传》。)皆前史通裁，因时制义者也。马、班《儒林》之传，本于博士所业；惜未取史官之掌，勒为专书。后人学识，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无能为役也。汉儒传经，师法亡矣。后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条贯源流之法，然未尝不取当代师儒，就其所业，以志一代之学。则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或以艺文部次，登其卷帙，叙录后语，略标作者之旨，以谓史部要旨，已见大凡。则不知经师传注，文士辞章，艺文未尝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详考生平，别为品藻，参观互证，胡可忽诸？其或事迹繁多，别标特传，不能合为一篇，则于史官篇内，亦当存录姓名，更注别自有传。董仲舒、王吉、韦贤之例，自有旧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诗》，韦贤治《鲁诗》，并见《儒林》而别有专传。)两无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礼》、《乐》之论，乃非十二子书，庄周恣荒唐之言，犹叙禽、墨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于前人论著，条析分明，祖述渊源，折衷至当；虽欲有功前人，嘉惠来学，譬则却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举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经世，史氏家法，灿然大明于天下，则外志既治，书有统会，而国史要删，可以抵掌言也。虽然，有难叙者三，有不可不叙者三，载笔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论也。

何谓难叙者三？一曰书无家法，文不足观，易于散落也。唐宋以后，史法失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能复耳。若其纪表成规，志传旧例，历久不渝，等于科举程式，功令条例，虽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绳墨，粗就隐括；故书虽优劣不齐，短长互见，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外志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胥吏，文语若尺牍；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学之士，鄙弃不观；新编告成，旧志遽没。比如寒暑之易冠衣，传舍之留过客，欲求存录，不亦难乎？二曰纂修诸家，行业不详，难于立传也。史馆征儒，类皆文学之士，通籍朝绅，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见艺文，行业或详列传，参伍考求，犹易集也。州县志书，不过一时游宦之士，偶尔过从；启局杀青，不逾岁月，讨论商榷，不出州闾。其人或有潜德莫征，懿修未显；所游不知其常，所习不知其业，等于萍踪之聚，鸿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联编，仿儒林之列传，何可得耶？三曰题序芜滥，体要久亡，难征录例也。马、班之传，皆录自序。盖其生平行业，与夫笔削大凡，自序已明；据本直书，编入列传；读者茍能自得，则于其书思过半矣。原叙录之所作，虽本《易·系》、《诗》篇，而史氏要删，实自校雠诸家，特重其体。刘向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上之文，类皆明白峻洁，于其书与人，确然并有发明。简首题辞，有裨后学，职是故也。后代文无体要，职非校勘，皆能率尔操觚；凡有简编，辄题弁语，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骤读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称何事。而文人积习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云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吏颂辞；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旧志序言，录其前书凡例，作列传之取材，为一书之条贯耶？凡此三者，所为难叙者也。

何谓不可不叙者三？一曰前志不当，后志改之，宜存互证也。天下耳目无穷，一人聪明有限，《禹贡》岷山之文尚矣，得《缅志》，而江源详于金沙。郑玄娑尊之说古矣，得王肃，而铸金凿其牺背。穷经之业，后或胜前；岂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后人裁定新编，未必遽存故录；茍前志失叙，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识辨裁之至当？是则论次前录，非特为旧志存其姓氏，亦可为新志明其别裁耳。二曰前志有征，后志误改，当备采择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为文亦复称是。史家积习，喜改旧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阴带剑，不辨何人；(太史公《韩信传》云：淮阴少年辱信云“若虽长大，中情怯耳”。班固删去“若”字，文义便晦。)太尉携头，谁当假借？(前人议《新唐书·段秀实传》云；柳宗元状称太尉曰：“吾带吾头来矣。”文自明。《新唐书》改云：“吾带头来矣。”是谁之头耶？)不存当日原文，则三更其手，非特亥豕传讹，将恐虫鱼易体矣。三曰志当递续，不当叠改，宜衷凡例也。迁书采《世本》、《国策》，集《尚书》世纪，《南·北史》集沈、萧、姚、李八家之书，未闻新编告成，遽将旧书复瓿也。区区州县志乘，既无别识心裁，便当述而不作乃近人载笔，务欲炫长，未窥龙门之藩，先习狙公之术，移三易四，辗转相因，所谓自扰也。夫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遗待后贤，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继班，不亦善乎？藉使前书义例未全，凡目有阙，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如马无地理，班《志》直溯《夏书》；梁、陈无志，《隋书》上通五代；(梁、陈、北齐、后周、隋五代。)例由义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录旧文；得鱼忘筌，有同剽窃，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调，改而更张。今兹创定一书，不能拘于递续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则不辞；后有来者，或当鉴其衷曲耳。历叙前志，存其规模，亦见创例新编，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谓不得不叙者也。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讬，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采辑之故，为之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至于史部所征，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征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后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于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于史事，未甚亲切也。至于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于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于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馀，证史不足，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篇，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征献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于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馀暇，采摭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奏议第一

文征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于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于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征述第二

征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征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论著第三

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讬于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于是焉在。刘勰谓论之命名，始于《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授“论道经邦”，出于《尚书》，因诋刘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牍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论著之派别也。

诗赋第四

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于州县文征为近。《甘泉》《上林》，班固录于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后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于近世，溺于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于文字工拙之间，皆不可与言文征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概从附录，以俟后来者之别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