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7 中华文库

史之有纪，肇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后二十一家，叠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于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尽在于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于《周官》外史之义欤？(《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谷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其定名则仿《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数，而不知其有害于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于文义，乃可为之耳。)至于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于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矣。至于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拾遗，存一方之祗奉，所谓循堂楹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于慎辑详志，无所取于《春秋》书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于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于《尚书》；王言如丝，出于《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诰亦为王言，此则拘于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诰。后世尊称，既定于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于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于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于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于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于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逋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貤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

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朱子以谓言为《尚书》之属，事为《春秋》之属，其说似矣。顾《尚书》之例，非尽纪言；而所谓纪事之法，亦不尽于春王正月一体也。《周官》五史之法，详且尽矣；而记注之书，后代不可尽详。盖自《书》与《春秋》而外，可参考者，《汲冢周书》似《尚书》，《竹书纪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传》，独近起居之注。其书虽若不可尽信，要亦古者记载之法，经纬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书》、《春秋》二体，而即谓法备于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细为宫史，若《汉武禁中起居注》，马后《显宗起居注》，是也。大为时政，若唐《贞观政要》，《周显德日历》，是也。以时记录，历朝起居注，是也。荟粹全书，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盖人君之德如天，晷计躔测，玑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无所阙遗。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详其义，而《礼》言左史右史之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

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是以迁《史》中有无年之纪，刘子玄首以为讥，班《书》自叙，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意可知矣。自班、马而后，列史相仍，皆以纪为尊称，而传乃专属臣下，则无以解于《穆天子传》，与《高祖》、《孝文》诸传也。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如人君行迹，不如臣下之详，篇首叙其灵征，篇终断其大略；其馀年编月次，但有政事，以为志传之纲领；而文势不能更及于他，则以一经一纬，体自不可相兼故也。诚以《春秋》大旨断之，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经大法，足为事目，于义惬矣。人君行事，当参以传体，详载生平，冠于后妃列传之上。是亦左氏之传，以惠公元妃数语，先经起事，即属隐公题下传文，可互证也。但纪传崇卑，分别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则莫若一帝纪终，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后。如郑氏《易》之以《象传》、《彖辞》，附于本卦之后之例，且崇其名曰大传，而不混列传；则名实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纪载，则分别事言，统名以纪，盖所以备外史之是正，初无师法《春秋》之义例，以是不可议更张耳。

职官选举，入于方志，皆表体也。而今之编方志者，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志，是以法古为例，定以鸿名，而皆编为志，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夫忠志之文，职官详其制度，选举明其典则，其文或仿《周官》之经，或杂记传之体，编之为志，不亦宜乎？至于方志所书，乃是历官岁月，与夫科举甲庚，年经事纬，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于事足矣。今编书志之体，乃以知县、典史、教谕、训导之属，分类相从，遂使乾隆知县，居于顺治典史之前；康熙训导，次诸雍正教谕之后。其有时事后先，须资检阅，及同僚共事，欲考岁年；使人反复披寻，难为究竟，虚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夫人编列传，史部鸿裁，方志载笔，不闻有所规从；至于职官选举，实异名同，乃欲巧为附依，此永州铁炉之步，所以致慨于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数其现在之官位”，则官职姓名，于古盖有其书矣。三百六十之官属，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窃意亦必有法焉。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于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疑古人于累计之法，多用谱体。)班固《百官公卿表》，叙例全为志体，而不以志名者，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以《周官》之体为经，而以汉表之法为纬，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见矣。

东京以还，仅有职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辅表，亦谓百职卿尹之不可胜收也。至于专门之书，官仪簿状，自两汉以还，代有其编，而列表编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类。)亦见历官纪数之书，每以无文而易亡也。至于方州记载，唐宋厅壁题名，与时湮没，其图经古制，不复类聚官人，非阙典欤？元明以来，州县志书，往往存其历任，而又以记载无法，致易混淆，此则不可不为厘正者也。或谓职官列表，仅可施于三公宰辅，与州县方志；一则体尊而例严，一则官少而易约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职繁多，而尺幅难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经而难纬也。(上方年月为经，首行官阶为纬，官多布格无容处也。)夫立例不精，而徒争于纪载之难约，此马、班以后，所以书繁而事阙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无多，而所载详及九卿；唐宋宰辅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载止画于丞弼。非为古书事简，而后史例繁也，盖以班分类附之法，不行于年经事纬之中，宜其进退失据，难于执简而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级，或以沿革，并注首篇，(相国、丞相、奉常、太常之类。)或以官联，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鸿胪同格，左冯翊、京兆尹同格之类。)篇幅简而易省，事类从而易明，故能使流览者，按简而无复遗逸也。茍为统部列表，则督抚提镇之属，共为一格。布按巡守之属，共为一格。其馀以府州画格，府属官吏，同编一格之中，固无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县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阙遗。是则历官著表，断无穷于无例可通，况县志之固可一官自为一格欤？

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盖其人不尽收于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传文也。无者阙之。至于金石纪载，他有所征，而补收于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复更详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势之无可如何者耳。至于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则于经纬列表之终，横列以存其目，亦阙疑俟后意云尔。

选举之表，即古人贤书之遗也。古者取士，不立专科，兴贤出长，兴能出治；举才即见于用，用人即见于事。两汉贤良、孝、秀，与夫州郡辞署，事亦见于纪传，不必更求选举之书也。隋唐以来，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选举之书，累然充栋。则举而不必尽用，用而不必尽见于事。旧章故典，不可求之纪传之中，而选举之文，乃为史志之专篇矣。

志家之载选举，不解年经事纬之法，率以进士、举人、贡生、武选，各分门类，又以进士冠首，而举贡以次编于后。于是一人之由贡获举而成进士者，先见进士科年，再搜乡举时代，终篇而始明其入贡年甲焉。于事为倒置，而文岂非复沓乎？间有经纬而作表者，又于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实。以列传之体而作年表，乃元人撰《辽》、《金史》之弊法，虚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识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名列于表，而传无其人者，乃无德可称，而书事从略者也。其有立传而不出于表者，事有可纪，而用特书之例也。今撰志者，选举、职官之下，往往杂书一二事实；至其人之生平大节，又用总括大略，编于人物名宦条中；然后更取传志全篇，载于艺文之内；此云详见某项，彼云已列某条，一人之事，复见叠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于表名之下，更注有传之文，何其扰而不精之甚欤！

表有有经纬者，亦有不可以经纬者。如永清岁贡，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载之无格可归，删之于理未惬，则列叙其名于嘉靖选举之前，殿于正德选举之末，是《春秋》归馀于终，而《易》卦终于《未济》之义也。史迁《三代世表》，于夏泄而下，无可经纬，则列叙而不复纵横其体，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方志之表土族，盖出古法，非创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诸侯卿大夫系本之属”是也。《书》曰：“平章百姓。”郑康成曰：“百姓谓群臣之父子兄弟。”平章及辨别而章明之也。先王锡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伦叙者，莫不由此。故欲协和万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土亦民也，详士族而略民姓，亦犹行古之道也。《周官》乡大夫“以岁时登夫家之众寡”，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夫民贱而士贵，故夫家众寡，仅登其数；而贤能为卿大夫者，乃详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于户口之书，其明征也。近代方志，无不详书户口，而世系之载，阒尔无闻，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

夫合人而为家，合家而为国，合国而为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为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数，是以贵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世族，以司府领州县，以部院领司府，则执简驭繁，天下可以运于掌也。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也，有世臣之谓也。”州县之书，茍能部次世族，因以达于司府部院，则伦叙有所联，而治化有所属矣。今修志者，往往留连故迹，附会桑梓，而谱牒之辑阙然，是则所谓重乔木而轻世家矣。

谱牒掌之于官，则事有统会，人有着籍，而天下大势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大河以北，风俗简朴，其人率多椎鲁无文。谱牒之学，阙焉不备，往往子孙不志高曾名字，间有所录，荒略难稽，其失则陋。夫何地无人，何人无祖，而偏诬偏陋，流弊至于如是之甚者，谱牒不掌于官，而史权无统之故也。

或谓古人重世家，而其后流弊，至于争门第。魏晋而后，王、谢、崔、卢动以流品相倾轧；而门户风声，贤者亦不免于存轩轾，何可为训耶？此非然也。吏部选格，州郡中正，不当执门阀而定铨衡，斯为得矣。若其谱牒，掌于曹郎令史，则固所以防散佚而杜伪讬，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谱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则清门巨族，无贤可以出长，无能可以出治者，将激劝而争于自见矣。是亦鼓舞贤才之一道也。

史迁世表，但纪三五之渊源；而《春秋》氏族，仅存杜预之世谱，于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欧阳《宰相世系》，似有得于知几之寓言；(《史通·书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刘本旨。)第邓州韩氏，不为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于篇，是亦创例而不纯者也。魏收《官氏》与郑樵《氏族》，则但纪姓氏源流，不为条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仅见于欧阳，而后人又不为宗法，毋亦有鉴于欧阳之为例不纯乎？窃惟网罗一代，典籍浩繁，所贵持大体，而明断足以决去取，乃为不刊之典尔。世系不必尽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声望与国相终始者，纂次为表，篇帙亦自无多也。标题但署为世族，又何至于为例不纯欤？刘歆曰：“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其是之谓矣。

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或曰：州县有大小，而陋邑未必尽可备谱系。则一县之内，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计户口，而士自不虞无系也。或又曰；生员以上，皆曰士矣。文献大邦，惧其不可胜收也。是则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宽严焉。或以举贡为律，或以进士为律，至于部府之志，则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为律，亦自不患其芜也。夫志之载事，如鉴之示影也。径寸之鉴，体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称是矣。未有至于穷而无所置其影者也。

州县之志，尽勒谱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贯可稽检也，争为人后之狱讼可平反也，私门不经之纪载可勘正也，官府谱牒之讹误(谱牒之在官者。)可借仇也。(借私家之谱校官谱，借他县之谱校本县，皆可也。)清浊流品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劝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于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赐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尝以人著地哉？封建罢，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问谢而知为阳夏，问崔而知为清河，是则人户以籍为定，而坊表都里，不为虚设也。至于梅里、郑乡，则又人伦之望，而乡里以人为隐显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乡里为次焉。

先城中，一县所主之地也。次东，次南，而后西乡焉，北则无而阙之，记其实也。城内先北街而后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乡先东南而后西北，《禹贡》先青、兖，次扬、荆，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为定例，就一县之形势，无不可也。

凡为士者，皆得立表，而无谱系者阙之。子孙无为士者不入，而昆弟则非士亦书，所以定其行次也。为人后者，录于所后之下，不复详其所生；志文从略，家谱自可详也。寥寥数人，亦与入谱；先世失考，亦著于篇；盖私书易失，官谱易存，急为录之，庶后来可以详定，兹所谓先示之例焉耳。

私谱自叙官阶封赠，讹谬甚多。如同知通判称分府，守备称守府，犹徇流俗所称也。锦衣千户，则称冠带将军，或御前将军，或称金吾，则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为何官也。今并与较明更正。又谱中多称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号，今仍之，而不入总计官数云。

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昔司马氏创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谱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为图；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势名象，无能踪迹；此则学《春秋》而得其谱历之义，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图书之通也。夫列传之需表而整齐，犹书志之待图而明显也。先儒尝谓表阙而列传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图阙而书志不得不冗也。呜呼！马、班以来，二千年矣，曾无创其例者，此则穷源竟委，深为百三十篇惜矣。

郑樵《图谱》之略，自谓独得之学；此特为着录书目，表章部次之法尔。其实史部鸿裁，兼收博采，并存家学，以备遗忘，樵亦未能见及此也。且如《通志》，纪传悉仍古人。反表为谱，改志称略，体亦可为备矣。如何但知收录图谱之目，而不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以此而傲汉唐诸儒所不得闻，宁不愧欤？又樵录图谱，自谓部次，专则易存，分则易失，其说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检前代之图，其流亡散失，正复与前不甚相远。然则专家之学，不可不入史氏鸿编，非仅区区著于部录，便能保使无失也。司马迁有表，而周谱遗法，至今犹存；任宏录图，(郑樵云：任宏校兵书，有书有图，其法可谓善矣。)而汉家仪制，魏晋已不可考；则争于着录之功小，创定史体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于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图之要义，所以更甚于表也。古人口耳之学，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贵其心领而神会也。至于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以郑康成之学，而凭文字以求，则娑尊诂为凤舞；至于凿背之牺既出，而王肃之义长矣。以孔颖达之学，而就文义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缅志》之流远矣。此无他，一则困于三代图亡，一则困于班固《地理》无图学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专责之。)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书，多以图经为号，而地理统图，起于萧何之收图籍。是图之存于古者，代有其书，而特以史部不收，则其力不能孤行于千古也。且其为体也，无文辞可以诵习，非纂辑可以约收；事存专家之学，业非文士所能；史部不与编摩，则再传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辅黄图》，《无和图志》，今俱存书亡图，是岂一朝一夕故耶？盖古无镌木印书，图学难以摩画；而竹帛之体繁重，则又难家有其编。马、班专门之学，不为裁定其体，而后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为也。解经多舛，而读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不闻可以为典则者，其弊有二：一则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于史裁也。一则厕于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系说命名，釐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也。夫表有经纬而无辞说，图有形象而无经纬，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而流俗相沿，茍为悦人耳目之具矣。则传之既久，欲望如《三辅黄图》、《元和图志》之犹存文字，且不可得，而况能补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观也哉！

图体无经纬，而地理之图则亦略存经纬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释名》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地理之求经纬尚已。今之州县舆图，往往即楮幅之广狭，为图体之舒缩；此则丹青绘事之故习，而不可入于史部之通裁也。今以开方计里为经，而以县乡村落为纬；使后之阅者，按格而稽，不爽铢黍，此图经之义也。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后世《三辅黄图》及《洛阳宫殿》之图，则都邑宫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遂能历举其名；郑樵以为观图之效，而非读书之效，是则建制之图，所系岂不重欤？朱子尝著《仪礼释宫》，以为不得其制，则仪节度数，无所附着。盖古今宫室异宜，学者求于文辞，而不得其解，则图阙而书亦从而废置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城邑衙廨，坛壝祠庙，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为慎著其图，则后人观志，亦不知所向往矣。迁、固以还，史无建置之图；是则元、成而后，明堂太庙，所以纷纷多异说也。

邵子曰：“天道见乎南，而潜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后也。”夫万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绘图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广袤，列之于图，犹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庙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则檐额门扉，不复有所安处矣。华亭黄氏之隽，执八卦之图，干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谓凡图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后天图》，至宋始著，误认为古物也。且理数之本质，从无形而立象体，当适适如其本位也。山川宫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从有象而入图，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且如绘人观八卦图，其人南面而坐，观者当北面矣。是八卦图，则必南下北上，此则物情之极致也。无形之理，如日临檐，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鉴照影，对面则互易也，是图绘必然之势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则亦不可以论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则不入于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迹，则古迹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观，则寺观不足为建置也。旧志之图，不详经制，而绘八景之图，其目有曰：南桥秋水，三塔春虹，韩城留角，汉庙西风，西山叠翠，通镇鸣钟，灵泉鼓韵，雁口声<口雍>。命名庸陋，构意勉强，无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题咏，所以严史体也。且如风月天所自有，春秋时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会支离，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内，晓霞夕照，旭日清风，东西南北，触类可名，亦复何取？而今之好为题咏，喜竞时名，日异月新，逐狂罔觉，亦可已矣。

史迁为《河渠书》，班固为《沟洫志》，盖以地理为经，而水道为纬。地理有定，而水则迁徙无常，此班氏之所以别《沟洫》于《地理》也。顾河自天设，而渠则人为，迁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险人工之义；而固之命名《沟洫》，则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浍畎所为，专隶于匠人也。不识四尺为洫，倍洫为沟，果有当于瓠子决河、碣石入海之义否乎？然则诸史标题，仍马而不依班，非无故矣。

河为一渎之名，与江、汉、淮、济等耳。迁书之目《河渠》，盖汉代治河之法，与郑、白诸渠缀合而名，未尝及于江、淮、汶、泗之水，故为独蒙以河号也。《宋》、《元》诸史，概举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闸，皆存其制，而其目亦为《河渠》，且取北条诸水，而悉命为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类，不一而足。)则几于饮水而忘其源矣。(《水经》称诸水，无以河字作统名者。)夫以一渎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罗陂闸，虽曰命名从古，未免失所变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为统名，而道存制度，标题入志，称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圣祖所锡；浑河、芦沟，古已云然；题为河渠，是固宜矣；然减水、哑吧诸水，未尝悉入一河，则标以《水道》，而全县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书，略有三例，沿革、形势、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势水利之体宜图，俱不可以求之文辞者也。迁、固以来，但为书志，而不绘其图，是使读者记诵，以备发策决科之用尔。天下大势，读者了然于目，乃可豁然于心。今使论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岂非徇文辞而不求实用之过欤？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则不可表治也。盖表所以齐名目，而不可以齐形象也。图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贡》之纪地理，以山川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后儒遂谓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则举其大体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屡徙，往往不三数年，而形势即改旧观，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为经，而开方计里，著为定法，河形之变易，即于村落方里表其所经，此则古人互证之义也。

志为一县而作，水之不隶于永清者，亦总于图，此何义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见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记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贡》、《周官》。亦见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开方计里之法，沿革变迁之故，止详于永清，而不复及于全河之形势，是主宾轻重之义。滨河州县，皆仿是而为之，则修永定河道之掌故，盖秩如焉。

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周礼在鲁，而《左氏春秋》，典章灿著，不能复备全官，则以依经编年，随时错见，势使然也。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

郑樵尝谓书志之原，出于《尔雅》。彼固特著《六书》、《七音》、《昆虫草木》之属，欲使经史相为经纬，此则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论制作，备乎官《礼》，则其所谓《六书》、《七音》，名物训诂，皆本司徒之属，所谓师氏保氏之官，是其职矣。而大经大法，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尔雅》之义，何足以尽之？官《礼》之义，大则书志，不得系之《尔雅》，其理易见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刘煦之徒，不知挈其纲领，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会要》、《会典》之书，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古今载籍，合则易存，分则难恃。如谓掌故备于《会要》、《会典》，而史中书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则《汉志》不用汉官为纲领，而应劭之仪，残阙不备；《晋志》不取晋官为纲领，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晋官品》。)亡逸无存，其中大经大法，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难为典则。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于其极，则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为己私也；而载笔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

书志之体宜画一，而史家以参差失之。列传之体本参差，而史家以画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礼》，体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无《地理》，或分《礼》、《乐》而合兵《刑》，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列传本乎《春秋》，原无定式，裁于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以一概绳也。后史分别门类，整齐先后，执泥官阀，锱铢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则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于是，治法莫备于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惟其人微而缙绅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问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

今之州县，繁简异势，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尽皆吏户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县而志其事，即以一县之制定其书，且举其凡目，而愈可以见一县之事势矣。案牍簿籍无文章，而一县之文章，则必考端于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为挈其纲领，修明其书，使之因书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职掌，于是修其业而传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谓书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谓掌故之书，各守专官，连床架屋，书志之体所不能该，是以存之会典会要，而史志别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纲，而仪礼三千，不闻全入春官；《司马法》六篇，不闻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马之职掌，而礼兵要义，可以指掌而谈也。且如马作《天官》，而太初历象，不尽见于篇籍也。班著《艺文》；而刘歆《七略》，不尽存其论说也。史家约取掌故，以为学者之要删，其与专门成书，不可一律求详，亦其势也。既不求详，而又无纲纪以统摄之，则是散漫而无法也。以散漫无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难矣！

或谓求掌故于令史，而以吏户兵刑为纲领，则纪表图书之体，不可复分也。如选举之表，当入吏书，河道之图，当入工书，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何以复分诸体也？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古人著书，各有义类；义类既分，不可强合也。司马氏本周谱而作表，然谱历之书，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体，不闻杂入六典之中。盖图谱各有专书，而书志一体，专重典章与制度，自宜一代人官为统纪耳。非谓专门别为体例之作，皆杂其中，乃称隐括也。且如六艺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载于太卜，《诗》不载于太师，然三《易》之名，未尝不见于太卜；而四《诗》之目，则又未尝不著于太师也，是其义矣。

六卿联事，交互见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县因地制宜，尤无一成之法，如丁口为户房所领，而编户烟册，乃属刑房；以烟册非赋丁，而立意在诘奸也。武生武举隶兵部，而承办乃在礼房；以生员不分文武，皆在学校，而学校通于贡举也。分合详略之间，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学问耶？

近代志家，以人物为纲，而名宦、乡贤、流寓诸条，标分为目，其例盖创于元明之一统志。而部府州县之国别为书，亦用统志类纂之法，可谓失其体矣。夫人物之不当类纂，义例详于例传首篇；名宦之不当收于人物，则未达乎著述体裁，而因昧于权衡义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国自具春秋，(羊舌肸《晋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则君临封内，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罢而郡县，守令承奉诏条，万里之外，亦如畿内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马、班《循吏》之传，所以与时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专书，古有作者，义例非无可绎。梁元帝有《丹阳尹传》，(《隋志》凡十卷。)贺氏有《会稽太守赞》，(《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记》，(《唐志》凡二卷，起贞元，讫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迹。其书别出，初不与《广陵烈士传》(华隔撰，见《隋志》。)《会稽先贤传》(谢承撰，见《隋志》。)《益部耆旧传》(陈寿撰，见《隋志》。)猥杂登书。是则棠阴长吏，与夫梓里名流，初非类附云龙，固亦事同风马者也。叙次名宦，不可与乡贤同为列传，非第客主异形，抑亦详略殊体也。长吏官于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兴利除弊，遗德在民，即当尸而祝之。否则学类颜、曾，行同连、惠，于县无补，志笔不能越境而书，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乡评未允，去官之后，晚节不终，茍为一时循良，便纪一方善政。吴起杀妻，而效奏西河，于志不当追既往也。黄霸为相，而誉减颍川，于志不逆其将来也。以政为重，而他事皆在所轻；岂与斯土之人，原始要终，而编为列传者，可同其体制欤？

旧志于职官条下，备书政迹，而名宦仅占虚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详前而已。是不但宾主倒置，抑亦未辨于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也。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犹名宦人物之不计崇卑，例不相侔而义实相资也。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

列传之体缛而文，政略之体直而简，非载笔有殊致，盖事理有宜然也。列传包罗巨细，品藻人物，有类从如族，有分部如井；变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陈谟，《书》之质也；抑扬咏叹，《诗》之旨也；繁曲委折，《礼》之伦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本义也。具人伦之鉴，尽事物之理，怀千古之志，撷经传之腴，发为文章，不可方物。故马、班之才，不尽于本纪表志，而尽于列传也。至于政略之体，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世拘于先后，纪述要于经纶。盖将峻洁其体，可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经纬错综，主在枢纽，是固难为文士言也。

古人有经无纬之书，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约《宋书》，而编年称略，亦其例也。而刘知几讥裴氏之书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达于古人之旨。《黄石》、《淮南》，(《黄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诸子之篇也。张温、鱼豢(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史册之文也。其中亦有谟略之意，何尝尽取节文为义欤？

循吏之迹，难于志乡贤也。治有赏罚，赏罚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齐，其难一也。事有废兴，废兴异而难易殊，今昔之互视，其难二也。官有去留，非若乡人之子姓具在，则迹远者易湮，其难三也。循吏悃愊无华，巧宦善于缘饰，去思之碑，半是愧辞，颂祝之言，难征实迹，其难四也。擢当要路，载笔不敢直道，移治邻封，瞻顾岂遂无情？其难五也。世法本多顾忌，人情成败论才，偶遭挂误弹章，便谓其人不善，其难六也。旧志纪载无法，风尘金石易湮，纵能粗举大凡，岁月首趾莫考，其难七也。知其难，而不敢不即闻见以存其涯略，所以穷于无可如何，而益致其慎尔。

列传首标姓名，次叙宫阀，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标首，非惟宾主之理宜然，抑亦顾名思义之旨，不可忽尔。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分类编次，不以历官先后为序，非政略之意，故无足责也。

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诂，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于书者也。左氏汇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于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于分不得撰传。夫以绎经之题，逐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公谷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于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阎若璩欲去《一统志》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此，原不关正史体裁也。)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岂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

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于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而设也。其馀人类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万？必欲尽以二字为标题，夫子亦云方人，我则不暇矣。欧阳《五代》一史，尽人皆署其品目，岂所语于《春秋》经世，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方州之志，删取事略，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至于名贤列女，别有状志传铭，又为分裂篇章，别著艺文之下。于是无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详见某卷，彼云已列某条，复见叠出，使人披阅为劳，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近代之人，据所见闻，编次列传，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详前史，录其史传正文，无所更易，抑亦马、班递相删述，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虽然，列史作传，一书之中，互为详略，观者可以周览而知也。是以《陈馀传》中，并详张耳之迹，管晏政事，备于太公之篇，其明验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犹仍列传原文，而不采史文之互见，是何以异于锲彼舟痕，而求我故剑也？

史文有讹谬，而志家订正之，则必证明其故，而见我之改易，初非出于得已也。是亦时势使然，故司马氏《通鉴考异》，不得同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于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采其长而讳所短，则不如勿用其文，犹得相忘于不觉也。志家选史传以入艺文，题曰某史某人列传矣。按传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删所节之故，而又无所证也，是则欲讳所短，而不知适以暴之矣。

史传之先后，约略以代次；否则屈贾、老庄之别有命意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比兴于是存焉尔；疏通知远，《尚书》之教也，象变亦有会焉尔。为列传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

列女之传，传其幸也。史家标题署目之传，儒林、文苑、忠义、循良，及于列女之篇，莫不以类相次，盖自蔚宗、伯起以还，率由无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传家，忠义、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数见，见非一端，太史搜罗，易为识也。贞女节妇，人微迹隐，而纲维大义，冠冕人伦；地不乏人，人不乏事，𬨎轩远而难采，舆论习而为常。不幸不值其时，或值其时而讬之非人，虽有高行奇节，归于草木同萎，岂不惜哉！永清旧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实莫考，则讬非其人之效也。旧志留青而后，新编未辑以前，中数十年，略无可纪，则值非其时之效也。今兹博采广询，备详行实，其得与于列传，兹非其幸欤？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于刘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学，使为丈夫，则儒林之选也。蔡琰著其才，使为丈夫，则文苑之材也。刘知几讥范史之传蔡琰，其说甚谬；而后史奉为科律，专书节烈一门。然则充其义例，史书男子，但具忠臣一传足矣；是之谓不知类也。永清列女，固无文苑儒林之选，然而夫死在三十内，行年历五十外，中间嫠处，亦必满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须十五年后，与夫四十岁外，律令不得不如是尔。妇德之贤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岁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战莒十五年后也。以此推求，但核真伪，不复拘岁年也。州县之书，密迩而易于征实，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迁、固之书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叙于《货殖》，文君附着《相如》，唐山之入《艺文》，缇萦之见《刑志》，或节或孝，或学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杨敞之有智妻，买臣之有愚妇也。盖马、班法简，尚存《左》、《国》馀风，不屑屑为区分类别；亦犹四皓、君平之不标隐逸，邹、枚、严、乐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寿《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题，特著《列女》；《南史》因无列女原题，乃以萧矫妻羊以下，杂次《孝义》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无所区别，又非别有取义，是直谓之缪乱而已，不得妄讬于马、班之例也。至于类族之篇，亦是世家遗意，若王、谢、崔、卢孙曾支属，越代同篇；(王、谢、崔、卢，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为一处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长，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义例。其牵连而及者，或威姑年迈而有懿德，或子妇齿稚而著芳型，并援刘向之例。(刘向之例，列女乃罗列女行，不拘拘为节烈也。姑妇相附，又世家遗意也。)一并联编，所谓人弃而我取者也。其或事系三从，行详一族，虽是贞节正文，亦为别出门类；(如刘氏守节，而归义门列传之类。)庶几事有统贯，义无枝离，不拘拘以标题为绳，犹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谓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传之体，人自为篇，篇各为论，全失马、班合传，师法《春秋》之比事属辞也。(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汉书》于简帙繁重之处，宁分上中下而仍为一篇，不肯分其篇为一二三也。)至于《列女》一篇，叙例明云不专一操矣。(《自叙》云：“录其高秀，不专一操”而已。)乃杂次为编，不为分别置论，(他传往往一人事毕，便立论断，破坏体裁。此处当分，反无论断。)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误耶？今志中列传，不敢妄意分合，破体而作论赞。惟兹《列女》一篇，参用刘向遗意。(列传不拘一操，每人各为之赞。)各为论列，抑亦诗人咏叹之义云尔。其事属平恒，义无特著，则不复缀述焉。太史标题，不拘绳尺，(传首直称张廷尉、李将军之类。)盖春秋诸子以意命篇之遗旨也。至班氏列传，而名称无假借矣。范史列传，皆用班传书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义矣。(当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当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于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称，揭于其上，何蔚宗之不惮烦也？篇首既标列女，曹昭不闻署贤母也，蔡琰不闻署才女也，皇甫不闻称烈妇也，庞氏不闻称孝妇也，是则娥、雄之加藻饰，又岂《春秋》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不书姓氏，而直以贞女节妇二字代姓名者，何以异于科举制义，破题人不称名，而称圣人、大贤、贤者、时人之例乎？是则蔚宗实阶之厉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于其下，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征。其贞烈节孝之事，观文自悉，不复强裂题目，俾览者得以详焉。(妇人称姓曰张曰李可也。今人不称节妇贞女，即称之曰氏，古人无此例也。称其节妇贞女，是破题也。称之谓氏，是呈状式也。)

先后略以时代为次。其出于一族者，合为一处；时代不可详者，亦约略而附焉。

无事可叙，亦必详其婚姻岁月，及其见存之年岁者，其所以不与人人同面目，惟此区区焉耳。噫！人且以是为不惮烦也。(其有不载年岁者，询之而不得耳。)

史家阙文之义，备于《春秋》。两汉以还，伏、郑传经，马、班著史；经守师说，而史取心裁，于是六艺有阙简之文，而三传无互存之例矣。(《公》、《谷》异闻，不著于《左氏》；《左氏》别见，不存于《公》、《谷》。)夫经尊而传别其文，故入主出奴，体不妨于并载；史直而语统于一，则因削明笔，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势也。司马氏肇法《春秋》，创为纪传，其于传闻异辞，折衷去取，可谓慎矣。顾石室金匮，方策留遗，名山大川，见闻增益。其叙例所谓疑者阙之，与夫古文乖异，以及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于他说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为阙，而不存阙之之说；是则厕足而致之黄泉，容足之外，皆弃物矣。夫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闻欲多而疑存其阙，慎之至也。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访，是直所谓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复何阙之有哉？

阙疑之例有三：有一事两传而难为衷一者，《春秋》书陈侯鲍卒，并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旧著其文而今亡其说者，《春秋》书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书闻见而不自为解者，《春秋》书恒星不见，而不言恒星之陨是也。韩非《储说》，比次春秋时事，凡有异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则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献子五友，而仅著二人，则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书马惊败绩，而不书马中流矢，是恒星不见之例也。马、班以还，书闻见而示意者，盖有之矣；一事两书，以及空存事目者，绝无闻焉。如谓经文得传而明，史笔不便于自著而自释，则别存篇目，而明著阙疑以俟访，未见体裁之有害也。

史无阙访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见，折衷群说，稍有失中，后人无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义难割爱，猥杂登书，有妨史体，削而不录，又阙情文，其弊二也。传闻必有异同，势难尽灭其迹，不为叙列大凡，则稗说丛言，起而淆乱，其弊三也。初因事实未详，暂置不录，后遂阙其事目，等于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载籍易散难聚，不为存证崖略，则一时之书，遂与篇目俱亡，后人虽欲考求，渊源无目，其弊五也。一时就所见闻，易为存录，后代<虫连>蜷补缀，辞费心劳，且又难以得实，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马、班有专家之学，史宗久失，难以期之马氏外孙，班门女弟，不存阙访，遂致心事难明，其弊七也。史传之立意命篇，如《老庄》、《屈贾》是也；标题类叙，如《循吏》、《儒林》是也；是于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断无可缀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详，疑而难决之事，不存阙访之篇，不得不附着于正文之内，类例不清，文辞难称粹洁，其弊八也。开局修书，是非哄起，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茍使金石无征，传闻难信，不立阙访，以杜请谒，(如云事实尚阙，而所言既有如此，谨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参访，则虽有惼心之人，亦无从起争端也。)无以谢绝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茍具别识心裁，不以阙访存其补救，则才非素王，笔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谓史至马、班极矣，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远例《春秋》，而近祧《史》、《汉》，后代史家亦有见及于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汉》。《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创之，大率近于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趋马、班，犹恐不及，况能创意以救马、班之失乎？然有窥见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尽诬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于搜访，因于十五列传之末，独取杨戏《季汉辅臣赞》，与《益部耆旧杂记》以补之。常璩《华阳国志》，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历久相传，而遗言轶事，无所考见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无所笔削。此则似有会于多闻阙疑之旨者。惜其未能发凡起例，特著专篇；后人不暇搜其义蕴，遂使独断之学，与比类之书，接踵于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县志书，例编人物一门，厕于山川祠墓、方物土产之间，而前史列传之体，不复致思焉。其有丰功伟绩，与夫潜德幽光，皆约束于盈寸之节略，排纂比次，略如类书；其体既亵，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闲杂帖括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乡人庸行，请讬滥收；或是当日名流，失传事实；削之则九原负屈，编之则传例难归。又如一事两说，参差异同，偏主则褒贬悬殊，并载则抑扬无主，欲求名实无憾，位置良难。至于近代之人，开送事迹，俱为详询端末，纤悉无遗，具编列传之中，曾无时世之限；其间亦有姓氏可闻，实行莫著，滥收比类之册，或可奄藏，入诸史氏体裁，难相假借。今为别裁阙访，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马迁《十二诸侯表叙》，则于吕览、虞卿、铎椒、左丘明诸家，所为《春秋》家言，反复推明著书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迁绍述《春秋》，即虞、吕、铎、左之意，人讥其僣妄非也。)班固作迁列传，范氏作固列传，家学具存。至沈约之传范氏，姚氏之传沈约，不以史事专篇为重，于是史家不复有祖述渊源之法矣。今兹修志，而不为前志作传，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又甚于沈、姚之不存家学也。盖州县旧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书之力能自寿也。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于《世本》、《国策》，固书之资于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恽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征，或于传首叙例，详明其制；或于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于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于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于前，其翻阅者，犹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于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习而不察？又何怪于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设，于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叠改；叠改之书，而欲并存，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于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

《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着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征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征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未有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于治道，《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于纪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无疑。后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于史事复奚裨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厘正，别具《文征》，仍于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于叙例，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于斯。而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于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于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裁入书志之篇；其关于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复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于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巨，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于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之体，各有识职，征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今采得奏议四篇，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于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征实叙录

征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于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征史裁，由于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征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于叙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馀，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记事之源，出于《春秋》，而数典之源，本乎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议》，应氏《风俗通议》，蔡氏《独断》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于专门学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于是无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征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实也。仍于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论说叙录

论说之文，其原出于《论语》。郑氏《易》云：“云电屯，君子以经纶。言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诰；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于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于书，而非有意为文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于是文人撰集，说议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于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于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札记，则宋人有志于学，而为返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结撰者，札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于古人也。

诗赋叙录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于司乐，篇什叙于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于是声诗之道，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选文至于诗赋，能不坠于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于赋乃六义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于诗，于是以赋冠前，而诗歌杂体，反附于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者矣。又其诗赋区为五种，若杂赋一门，皆无专主名氏，体如后世总集之异于别集。诗歌一门，自为一类，虽无叙例，观者犹可以意辨之，知所类别。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二十五家，门类既分为三，当日必有其说；而叙例阙如，(如诸子之目后叙明某家者流，其原出于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与诸子之书，同申原委；此诗赋一略，后人所为欲究遗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县文征，选辑诗赋，古者《国风》之遗意也。旧志八景诸诗，颇染文士习气，故悉删之，所以严史例也。文丞相词与《祭漯河文》，非诗赋而并录之者，有韵之文，如铭箴颂诔，皆古诗之遗也。

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固以断代为书，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之；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于《禹贡》、《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人表之例，可类推矣。人表之失，不当以九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刘知几摘其有古无今，名与实舛，说亦良允。其馀纷纷议其不当作者，皆不足为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国别异有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沈溺于众毁之馀，而无有精史裁者，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马氏《绎史》，盖尝用其例矣。然马氏之书，本属纂类，不为著作。推其用意，不过三代去今日久，事文杂出，茫无端绪，列为人表，则一经传姓名考耳。且犹贬置班表，不解可为迁书补隙；又不解扩其义类，可为史氏通裁；顾曰人表，若为《绎史》而作，则亦未为知类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书事迹，多取简编故实；非如当代纪载，得于耳闻目见，虚实可以互参。而既为著作，自命专家，则列传去取，必有别识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尽类以收，同于排纂，亦其势也。(即如《左传》中事，收入《史记》。而子产、叔向诸人，不能皆编列传。《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杂见传记，姓名隐显，不无详略异同。列传裁断所馀，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则略者致讥挂漏，详者被谤偏徇，即后人读我之书，亦觉阙然少绳检矣。故班氏之《人表》，于古盖有所受，不可以轻议也。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断代之史，子言或可无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辞也。断代无需征古，何当有人表欤？曰：断代书不一类，约计盖有三门，然皆不可无人表也。较于通史，自稍缓耳；有之，斯为美矣。史之有列传也，犹《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标题，其体稍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春秋》。)纪(本纪。)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尝有列国《公子谱》矣。治断代纪传之文者，仅有班《书》、《人表》，甫着录而已为丛诟所加，孰敢再议人物之条贯欤？夫《春秋》、《公子》、《谥族》诸谱，(杜预等。)《名字异同》诸录，(冯继先等。)治编年者，如彼其详。而纪传之史，仅一列传目录，而列传数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仅著王侯将相，势自不能兼该人物，类别区分。是以学者论世知人，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大抵渺然难知；则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

顾氏炎武曰：“史无年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列传既多，则文繁而事反遗漏。”因谓其失始于陈寿，而范、沈、姚、李诸家，咸短于此。顾氏之说，可谓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废；然王公将相，范、沈、姚、李诸史，所占篇幅几何？唐宋之史，复立年表，而列传之繁，乃数倍于范沈诸书，年表何救于列传之多欤？夫不立人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年表犹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不敢复犯，宜其纷纷著传，如填户版，而难为决断，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于古纪载，简册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迁史之待补于固，未为晚也。断代之史，或取裁于簿书记注，或得之于耳目见闻，势必不能尽类而书，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牵联而及；则纵揽人名，区类为表，亦足以自见凡例，且严列传通裁，岂可更待后之人乎？夫断代之史，上者如班、陈之专门名家，次者如晋唐之集众所长，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于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无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类人物表焉，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盖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翦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报、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存而不论可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讬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味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弊久矣。是以国史宁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纪，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削而不载，又似阙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讼纷然，而私智穿凿之流，往往节录本纪，巧更名目，辗转位置，终无确当。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然既举事文，归于其义，则简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类纂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茍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夫《书》道政事，典、谟、贡、范，可以为经要矣。而《周官》器数，不入四代之书。夏礼、殷礼，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盖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于典章制度，所以经纬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广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出于《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如欲曲折求备，则文必繁芜，例必庞杂，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于寻检，此则猥陋无足责耳。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簿书纤悉，既不可混史志，而古人甲乙张本，后世又无由而知，则欲考古制而得其详，其道何从？曰：叔孙章程，韩信军法，萧何律令，皆汉初经要之书，犹《周官》之六典也。《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宫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藉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胜矣。万物之情，各有所极。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数哉？

然则前代章程故事，将遂听其亡欤？曰：史学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欧阳《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刘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罗典章，巨细兼收，书盈百帙。未尝不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修之至汲汲也。至于宋初王氏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其后徐氏更为《两汉会要》，则补苴前古，括代为书。虽与刘、杜之典，同源异流，要皆综核典章，别于史志，义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为典要，既已如彼；后人修唐宋书，即以其法，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欧阳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而猥加罗列，则亦不善度乎时矣。”或谓《通典》、《会要》之书，较马、班书志之体为加详耳。其于器物名数，亦复不能甄综赅备，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茍存于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簿，未始不可备考证也。如欲皆存而无裁制，则岱岳不足供藏书，沧海不足为墨渖也。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存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掌故之原，始于官《礼》。百官具于朝廷，则惟国史书志，得而撷其要，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得而备其物与数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与掌故乎？曰：部寺卿监之志，即掌故也；拟于《周官》，犹夏官之有《司马法》，冬官之有《考工记》也。部府州县之志，乃国史之分体，拟于周制，犹晋《乘》、楚《梼杌》、与鲁《春秋》也。郡县异于封建，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职掌，在上颁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较之国史，具体而微。志与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混也。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名胜大邦，与荒僻陋邑，无以异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礼失求诸野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但知详备为掌故，则胥史优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此也。而或误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谓之简也；其去古人，不亦远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初无一成之法。要读之者，美爱传久，而恍然见义于事文间，斯乃有关于名教也。然不整齐掌故，别为专书，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