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状

先公行状

宝文阁直学士、左朝请郎、致仕、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太中大夫、谧文定、胡公行状：本贯建州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曾祖容，故，不仕。祖罕，故，不仕。父渊，故，任宣义郎，致仕，赠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寿县君，赠令人。

公讳安国，字康侯。五世祖号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鸯子峰下，钓鱼自晦，人莫知其所从来。后世相传云，本江南人也。父中大，始读书为进士业。时同县有仙洲翁吴先生以六经教授，中大往从之。翁阅其所写《论语》、《尚书》，终帙如一，无差舛，即妻以女。是为公母令人。公初能言，令人试教以训章蒙韵语数十字，两过能记。大母余氏抚之曰：“儿必大吾门。”七岁，为小诗，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令人俾就外家学，岁时得一归，留不过信宿。日记数千言，不复忘。年十有五，游学信州。一日，有为马戏于学前者，诸生百许人皆不告而出。教授饮人胡公行两庑间，闻诵书声，问为谁，得公姓名，延之堂上。询所习业与所以不出，咨嗟叹赏。出纸笔隹砚为赠。益勉之曰：“当为大器。”越两年，与计偕，既而报闻，遂入太学。修懋德业，不舍昼夜。

是时元祜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头川靳裁之。裁之才识高迈，最奇重公。与论经史大义。一日，博士令诸职长呈其文，将考优劣而去留之，皆争先自送。公缴还差帖，愿列诸生。自祭酒以下相与称叹曰：“是真可为诸生表率者矣。”凡三试于礼部，年二十有四，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殿试考官定公策为第一，将唱名，宰执以无诋元佑语，遂以何昌言为首选，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子次天若。时策问大要崇复熙、丰，公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读之，谛听逾时，称善者数四，亲擢公为第三。胪传，至陛前。俄有圣语宣问师何人？公对曰：“久处太学？”在廷者皆以为名封。授常州军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观察推官。未赴，如荆门纳室，道出江陵。帅臣监司一见，合章奏乞除府学教授，报可。会学校颓废，职事者十馀人以廪米为家，欺公年尚少，拖格顽冒。公再三镌谕，不俊，乃按其蠹弊事，尽屏艺。于是远近父兄喜遣子弟来。公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训说，务明忠孝大端，不贵文艺。缮修宇舍，绳度整立。任满，除太学录。谢绝请求，无所假借。蜀人刘观、越人石公揆轻俊有名，试选屡居上游。观代笔事觉，公揆薄游成讼，人多为之游说。公曰：“录以行规矩为职，规矩不行，奚以录为。且二人如此，非佳士也。”竟致之罚。

未几，迁博士。足不蹑权门。期年，用法改京秩。至政事堂，请外任。蔡京色变，密使张庚国欲荐以馆职，不愿就。会新学法，博士例除诸道提举官，拟公河北路。公辞，以南人，不便于奉亲。执政曰：“禄厚，莫如朔部者。”公终辞。遂除湖北路。陛对，奏曰：“学校所以养育人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当使学者于规矩之外有所耻而不为。谨按圣门设科，成周贡士，皆以德行为先，文艺为下。臣当以比仰奉明诏。”徽宗皇帝首肯之，实崇宁四年也。到官，改使湖南。是时蔡京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过当，愈为民害，学校其一也。公撙节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必惩之。常曰：“韩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访人材，询利病，礼贤士，慎刺举。”五年，三月，例罢学事司，除通判成德军。八月，所罢司官仍旧。时令人多病，厌道途之劳，留居荆门。公以便养，有请。再章上，未报。会诏诸道学事官举遗逸，公得永州布衣邓璋、王绘应诏。绘已老，不愿行。公请命以一官风劝学者。零陵县主簿李良辅方以赃被劾，乃逃窜，诉于朝，称“二人者党人范纯仁客，而邹浩所请托也”。蔡京待改良辅官，与在京差遣。命湖南宪司置狱推治。人皆为公胆落。帅臣曾孝广来，唁公，退语人曰：“胡康侯当患难，凝然不动，贤于人远矣。”用例册致馈，公不受。曾复书曰：“前此无不受者，当明载于籍，以彰清德云。”蔡京以狱不成，罢宪使陈义夫，命移北路。迄无请托状，直除公名，勒停。而曾及永守乐昭厚别教官皆坐黜。五人者非特无怨，而问劳不绝。

公问舍求田于漳水之滨，治农桑，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得间，则专意经史及百家之文。家人忘其贫，而亲心适焉。大观四年，良辅以他罪抵法。台臣毛注乃辨明前事。有旨，复公官，改正元断。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公提举成都府路学事。公以亲年寝高，旁无伙助，叱驭拆峡，皆所其难，即乞侍养，曰：“臣而留令，无所逃诛。子若委亲，亦将安用？”得请。满二年，未朝参。丁令人忧。公侍令人疾，食不尽器，衣不解带，居丧哀毁，营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亲。荆楚风俗素陋，州里见公自致者如此，然后知以慎终送死为重。公绝食逾年，不能胜衣。中大勉之力，乃少进滋味，以慰中大之意。服除，政和八年矣。

余深相，荐名士十人，九人者已迁拜。公赴召至京师，卧疾，知旧交来劝勉，或称庙堂威怒以胁之，公孙言而已。所访问惟医药。居百馀日，逡巡谒告而归。宣和元年，除提举江南东路学事。复召对，未受命，中大捐馆。初中大常欲公及时报国荣家，而令人又欲公保身崇德。公承志以道，既不拂中大之严训，且不失令人之素心。及公赴阙辞，未获命也。中大手书促之归，无复曩时督责矣。中大感疾且一年，公奉事节适如一日。凡服饵禁戒，中大必听。既免丧，谓子弟曰：“吾奋迹寒乡，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锺，将何所施？”遂致其事，筑室茔山旁，分置图籍，瞻省丘坟，翻阅古今。慕陶靖节为人，诵心远之章，望云倚杖，临水观鱼，淡然无外营，将终身焉。

宣和末，侍臣李弥大、吴敏、谭世积合章荐公经学可用，齿发未衰。恃落致仕，除尚书屯田员外郎。公辞不起。靖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辞。再除起居郎，又辞。时女真乘虚直京师，为城下之盟。公移书大谏杨公时曰：“按《春秋》书‘齐人来归郓、谨、龟阴之田’，是田，本鲁田也。始失不书者，不能保其土地人民，为不君讳也。太原兵劲天下，艺祖、太宗自将再驾，而后入于版图。河间、中山，北方重镇，犹郑有虎牢，虞，虢有夏阳，秦之潼关，蜀之剑阁，吴之西陵也。今闻割以遣敌，不亦辱乎！按《春秋》，齐侯侵蔡，伐楚，楚使请盟，美而书来者，荆楚暴横，凭陵中国，郑在畿内，数见侵暴，齐侯伐而服之，则自此帖然矣。此门庭之寇，所当惩创不可已焉者也。远方犯阙、释而不击，反与之和，戾于圣人之训不已大乎！按《春秋》鞍之战，齐师败绩，遣国佐致赂请盟。晋却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震怒，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郤克惧，反与之盟而不敢复也。故圣人特书曰。‘及国佐盟’，以明国佐一怒，折伏却克，示天下后世忠臣义士以克敌制胜在于曲直，不以强弱分胜负也。金人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却克之于齐。四镇、三关倘皆割弃，岂恃尽东其亩而已乎！而城下结盟，亲王出质，不竞甚矣！按《春秋》徐子章羽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圣人待削其爵而书其名者，罪其不自强，无兴复之志也。敌欲地则割要害而与之地，欲人则饰子女而与之人，欲金帛则倾府库而与之金帛，欲亲王贵戚则抑慈割爱而与之亲王贵戚。假如敌请六飞会于辽水之上，不往则恐违其约，欲行则惧或见欺，又将何处乎？按《春秋》于宝玉大弓失之，书‘得之’，书者，重传器，戒不恭也。强敌猝至，上下无备，取金帛于盗臣之家，以纾急缓攻，则亦可矣。似闻宗庙供器输于敌庭，果有之乎？于宝玉大弓孰轻孰重？于圣人失则书得，则书之意又如何也？按《春秋》灭梁者，秦也。圣人不书秦灭，而书‘梁亡’者，不能守在四聆而沟公宫，亡其自致也。今勤王大众不以击敌，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募战士，而以赂敌国。堂堂大宋，万里幅陨，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主上初政，老儒在朝，四方徯观，安危所系，而外侮侵陵，国势衰削，岂其既往言之不及乎？必有应之于后者矣！”人以是知公通于《春秋》，虽亩亩坚卧，固非素隐忘世者也。

朝廷促旨遝降，公幡然有复仕意。六月，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亭午，孝慈皇帝急召坐后殿，玉色虚伫，劳问甚渥。公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载于《易》、《诗》、《书》、《春秋》，时君虽或诵说，而得其传者寡矣。窃意陛下萑昔潜德东宫，其于经籍所载，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问，官属之司劝讲者，必有所隐而未及陈。今正位宸极，代天理物，则于古训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无益心术者，非帝王之学也。愿慎择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以深发独智，则天下之幸。臣又闻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虽浮言异说，沮毁动摇，而初计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绩效未见，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奸雄不忌，敌人肆行，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上世帝王询事考言，以图成绩，愿咨访大臣，何以修政事、御外侮，令各展尽底蕴、画一进呈，宣示台辣。如有不合者，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讹，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骏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百执议于朝堂，众谋俞同，然后断自宸衷，颁之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改有经，民听不惑，可冀中兴之效。”渊圣颔之。良久，问曰：“卿学何所师承？”对曰：“孤陋寡闻，莫逃明鉴。”渊圣曰：“比留词掖一员相待，已令召卿试矣。”公对曰：“臣壮年守官湖湘，得足疾，颓心荣进，亦已乞身。今日扶惫趋阙者，贪慕圣德，愿瞻天表，一伸其志而已。于侍立之职且不敢当。况政闻矣邝。”语未毕，日昃暑甚，龙衮汗洽。公遂退而具奏。盖自七月七日亲奉玉音，被受堂札，四上辞免。渊圣数予宽告。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旧，凡于己不同者，即指为朋党。见公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以为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胡某意窥经筵，不宜召试。”渊圣不答。及公屡辞，南仲又曰：“胡某不臣。”渊圣问其迹。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渊圣曰：“渠为疾而辞耳，非有向背也。”遇臣僚登对者，往往问其识胡某否？中丞许翰对曰：“臣雎未识，然闻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入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胡某者有几？”渊圣嗟异。遣中书舍人晁说之至公所居，具宣德意，令勉受命。且曰：“他日必欲去，即不强留。”时已九月初矣。公既趋试，复上章乞外。有旨，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司谏李擢、侍御史胡舜陟论公“稽迟君命，傲慢不恭，宜从黜削，以儆在位”。疏奏，不下，公乃就职。

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欲并逐善类。遂谓中书舍人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怀奸狗私，失事君义”，而黜之。公缴奏曰：“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狗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庶可按据，载诸词命。”不报。王安中责授散官，随州安置。公言：“安中自大臣建节，知燕山府，委任重矣，而畏避童贯，专务蔽蒙，民力弹残，敌情变动，军食缺乏，师徒失律，略不上闻。数奏祥瑞，以固宠禄。一旦敌骑深入，社稷几危。推原本因，其罪与蔡攸等。乃居汉东近地，公论不以为允。今并围未解，朔部戒严，若非恃赏罚之公，厌服人心，何以攘却外侮乎？山安中移置象州。

言者论内侍王仍、张见道、邓文诰图欲离间两宫，将以遂其好许。有旨，令三剩矱察。公言：“图欲离开两宫，则罪不可赦。将以遂其奸计，则恶不可留。望深察聚情，及时裁处，以全慈孝之情。”三人遂黜。应天尹叶梦得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宫祠。公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无遗，土地悉入县官，家财没于府库，无蔡氏矣。则二十年间，尝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才之弃于此时者众矣。且党论何时而弥乎？以臣所见，弃瑕舍过，消散朋党，正在今日？”乃除梦得校─。

中书侍郎何桌建议：“治平则宜重内，遭变则宜重外，乞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为卫王室御边境之计？”公上奏曰：“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言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镇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然以数百州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则权复太重，又非恃州牧比也。使四人者果皆尽忠君父，则固善矣。万一号召不至，如焉、表、绍、操所为，又何以待之？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臣愚欲乞据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每岁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府所属将应援。如此，既可拥卫王室，又无尾大不掉之虞，一举两得矣。”桌方得渊圣心，密陈京师不可守则幸山南，因可入蜀，其意盖自欲当南道。又以于公有推挽之力，必无骏异。及此奏上，渊圣深然之。桌力争于上前，谓公专以异义为高，不可信用。渊圣不能决，止令于四道各削其远外州郡。

命大名守赵野总北道。公奏曰：“魏都望冠河朔，今为天下重地。谨按赵野在政和间初为侍从，首乞禁士庶用天王、君圣等字。厥后置身丞辖，童贯、谭稹分掌兵柄于外，王黼、蔡攸、梁师成紊乱三省政事于内，造成兵革之祸。野居其间不闻救正。以为无所干预，则身在二府。以为言而不从，则怀禄不去，何也？窃恐缓急必误委寄，乞更用素有才术历练老成之人，庶可倚仗。”诏命一出，难复轻改。疏入，不从。是冬，敌大入，野遁逃，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汉上，不复北顾，大略如公所策云。

中书后省论资政殿学士詹度罪恶，自金紫光禄大夫降两官。公奏曰：“言者谓度首开燕山，罪不下于童贯；养成边患，使朝廷不为备，罪不下于王安中；广行贿赂，故庇之者众。今乃仍崇资，领优局，舍边境，就乡闾，才削两阶，何名惩戒？昨日宸翰咨访御敌之计，圣心焦劳，群臣悚惧，莫知所出。追究乱原，无不切齿于度，望依王安中例施行，以厌公论，少释河北愤怨。”乃落度职。

吏部侍郎冯澥上言“中书舍人刘玨行李纲责词，实为纲游说”。玨坐贬。公上言：“李网昨自枢密宜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词臣列其罪状，不肯具草。而圣旨令以次舍人行下。是圣心不以缴奏为是，未欲罪纲也。故玨先言厚于记功，薄于责过，以将顺圣德之美。复言纲败军覆将，岂可不责，以申明赏罚之公。朝廷遂用玨言，罢网郡寄。又用谏官袁当可等言，置纲远郡矣。澥乃节略玨章，中以险语，谓纲薄加朝典，未快舆议，不亦甚乎！从臣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各有分守。今台让臣僚未闻缄默，而懈遽越职。此路若开，臣恐在位者各立是非，滋长怨仇，上渎宸听，非所以靖朝宁也。汉室之东，大兴党论，始以微憾结衅，藉人主威福相排掣，卒皆误国，驯致乱亡，而士大夫自谋其身者亦不能免。故君子谓始为党论者亦不仁矣。陛下无私好恶，广开正路，而澥称党与未殄，议论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惩戒。夫欲殄党与，一议论，此蔡京行于崇宁，胁制异己，遂其跋扈之谋也。何忍更遵用之，坐使群臣益分门户。强者主盟，弱者附丽，狗私情为向背，置国势于倾危，岂朝廷之福乎？陛下数降德音，追复祖宗善改良法，而澥独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学，再扶绍述之议，国论纷纷，澥之故也。若指为敢肆奸言，以惑众听，岂不可乎？然朝廷不以此罪懈者，正恐人务雷同而言路壅也。今澥乃欲以章疏加人之辟，苟合目前，不为国家远虑，望加详察，别降措挥。臣孤立无朋，误尘词掖，苟有所见，不敢隐情。”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与詹度姻家，故亦怨公论度太追。何桌从而挤之，有旨除郡。桌请除怀州，渊圣曰：“怀当敌冲，可与东南。恪拟德安。桌知公素苦足疾，闻海门地最湿，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盖是年十月晦也。公在省一月，告日居半。每出必有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论，至于大事又不敢论，是无时可言也。”公去国逾旬，敌复至城下。

长子寅校书中秘，宾客每为公念之。公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之辱也。余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闻者感动。敌围益急。有旨，促召公及许景衡，竟不达。

越明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极。公上言：“崇宁以来，事不稽古，奸臣擅朝，浊乱天下。论其大者，凡有九失。上皇即位，日食正阳之月，下韶求言曰：‘言而不当，朕亦不加罪。’于是臣庶争言天下事。及蔡京得政，公然置局，推考直言，尽行窜斥。使上皇失大信于天下，一失也。上皇嗣位，文母垂帘，增置谏员，擢用名士，丰稷、王靓、邹浩、陈瓘诸人，各以危言自效。公论既行，下情不壅，几有至和、嘉祜之风。及蔡京用事，放诸岭表。于是天下以言为讳，二十馀年。二失也。立朝廷者争为歌颂，取说求容。祥瑞之奏，未尝虚月。至于灾异大变，则匿不上闻。使人主不复知省修。三失也。废格法，弃公纶，市井儇薄而居宰府，世卿愚子而秉兵柄，台省寺监清望之班，杂用商贾、胥吏、技术之贱。于是仁贤退伏，奸佞盈廷。四失也。士大夫进为于元佑之初与元符之末者，尽忠许国，不顾其私。乃诬以谤讪窜逐，下逮其子孙，追削上及其祖父，于是善类陷于党籍，不能自明。而群飞刺天，谗谄益胜。五失也。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用李辅国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权；用龚澄枢故事，而为师傅。生杀予夺，悉归掌握，宰执侍从，皆出其门。于是贿赂公行，廉耻道丧。六失也。变铨法而官制紊，变军法而兵政弛，变泉货法而轻重失平，变学校法而风俗衰薄，变榷茶法而刑狱滋炽，变盐钞法而征赋倍增，变漕运法而仓廪空竭。法既屡变，吏得为奸，民受其弊。七失也。用兵暴乱，军旅数起，南复渠阳，西收邱鄯，建石泉于成都，置珍播于巴峡，开古平于五岭；筑振武于河外，馈运艰险，劳民费财，积怨连祸，实墓于此。八失也。牛羊用人，穷极奢侈，道宫王府，御幸之馆，园林池沼花竹之胜，运土塞路，伐木空山，民困而不恤，财竭而不虑。九失也。靖康之初，轻许割地，寻复坚守，已正滥赏，事即中变。号令无常，纷错更下，而四海不知所从矣。余应求、李光以宪台得罪，陈公辅、程瑀以谏省去官，赵令衿以献书论事，黜送铨曹，潘良贵以奏对语侵，责司征市。于是臣庶结舌，而迷国误朝之语入矣。渊圣东官潜德，中外所知，不待赞也。至如未习为国，则当进尽忠益，以相弼亮。乃有称颂春坊节俭，乞宜付史馆者，亦从其请，而责诮不加。李邦彦擢居上宰，张邦昌进位次辅，赵野等主审驳基命之司，李税等当肃政本兵之地。未数月间，登延宰执十有五人。迁转如流，不孚人望。指为蔡氏党而罢许翰，指为吴敏党而逐许景衡，指为李纲党而去刘玨等。大臣争竞，至用丑语诋讦于朝，百执窥观，互以邪说批根于下。苟可快其私忿，虽危国亡师，安行而不顾。都人殴击内侍，出于积愤，非有私也。而府尹巡门，朝廷降诏，奄侍厉气，喧争御侧。此乃无礼于君，不可恕也。而词臣论奏，仅得赎金。命帅宜抚，而遣之监视。守御京阙，而付之总领。宰臣均逸，体貌不加，而台属召还，遣赐优渥。破吏部格而杨景得监殿门，破宫庙格而叶焕得除祠馆。其馀紊乱规程者，不可悉数。敌骑南牧，封境日蹙。赏罚无章，士不用命。调发严峻，民多失业。昔秦有十失，汉去其九，遂致兴隆。崇宁以来，国有九失，渊圣即位，而不知变。独九重节俭，工役不兴一事为愈尔。八失不去，一事虽愈，欲正已倾之势难矣。陛下亲睹覆车，如不改辙，岂有兴复之望乎？夫有生不可无信，圣人以信急于食，君子以信重于生。按《春秋》幽之盟、鲁庄公在会而不书者。齐侯始伯，仗义以盟，庄公叛之，首失大信，仲尼以为大恶。故讳不书公，以为后戒。愿自今慎出诏令，无令反复，以去弃信之一失。兴国必开言路而赏谏臣，亡者反是。按《春秋》书陈杀其大夫泄冶于前，而载楚子入陈于后。明杀让臣者必有灭亡之祸，不待贬绝而自见也。愿自今开纳直言，无令壅闭，以去拒谏之二失。导谀者召乱之原。按《春秋》不书祥瑞而灾异则书者，绝谄端，垂警戒，正天下后世人主之心术也。愿自今黜远佞媚、无令得行，以去导谀之三失。名器者，国家之宝。按《春秋》非三命正卿者，姓氏不登于史册。非有天子之命者不书其官。至于有罪，虽以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贵，或书其名，重名器也。愿自今重惜恩赏，无令冒滥，以去轻用名器之四失。人臣义无私交，君子正而不党。按《春秋》祭伯来朝，不书朝。祭叔来聘，不称使。讥外交，戒朋党也。愿自今信任君子，抑绝小人，以去互分朋党之五失。奄侍通传内外，以一身兼仆妾之职，可谓贱矣。按《春秋》书阍弑吴子、不称其君者，言阍寺之贱，不使得君吴子也。愿自今门户扫除，复其常守，以去信任奄寺之六失。为国必师上古，必法祖宗，必戒末世危亡之渐。按《春秋》书税亩、丘甲，田赋曰初，曰作，曰用者，讥变古也。愿自今远稽上古，近法祖宗，以去轻易改作之七失。古者不以蛮夷弊中国，《春秋》内诸夏而外四夷，齐侯伐山戎，为燕辟地，贬而书人，戒勤远略也。人君职在养民，有国必先固本。按《春秋》凡台囿门土木之工，必书于册者，重民力也。愿自今修明军政，保固邦本，以去外事边功之八失。震惊陵寝，则有衣冠弓剑之悲，播迁沙漠，则有羹墙急难之念。积覆载不同之愤，怀沧溟不涤之耻。据九重之位而不以解忧，享四海之奉而不以为乐。必期于殄灭仇敌，伸中国大义。则凡百臣子，亦将震慑，奔走捐躯殂命而不辞矣。”六月四日，召公为给事中。会宰相黄潜善专权妄作，斥逐忠贤、公再辞免，因奏曰：“臣赋性踈拙，全昧事几，前掌赞善，积日虽浅，适绿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词头，苟有未便，不敢观望，迷误本朝，须至尽忠，逐件论执。遂因缴奏，遍触贵权。胎怒既多，几陷不测。陛下方图中兴，而政事人才弛张升黜，凡关出纳，动系安危。闻之道途，揆以愚见，尚多未合，臣窃寒心。而况琐闱，典司封骏。倘或患失不言，即负陛下委任，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职守，动皆违异，必以妄发，干犯典刑。徒玷清时，无补国事，臣所以不敢当恩命者也。况臣自婴危疹，多历岁年，前后陈情，并开朝听。辞荣处约，众所共知。不缘多事之秋，乃有计私之请。”有旨不允。公三辞。

因致书右丞许景衡曰：“强邻肆扰，蚕食并吞，以若所为，更欲兼制南北五胡，英杰所不能办也。况今河朔遗民，未甘自弃，朝廷主议，不弃中原。恭闻銮驾巡幸淮南，尽护四方。东州群盗，谅已消除，辽海鲸波，想难直捣。愿回天步，归格宗祧，副七室凭依之灵，系万方归向之望，此正不可失之会也。善为国者谨礼于至微。比闻民部郎官出督材用，忽慢条约，罪状明白。直行罢黜，谁曰不宜。而下诸路根寻州郡管押，恐非所以习外方耳目也。按《春秋》王人不书姓氏者，盖下士耳，而序于方伯连帅之上。唐制御史才八品，衣碧，亦下士也，而将命出行，则节度使必具军礼送迎于道。此得圣人尊王室抑诸侯之意者也。故方镇虽跋扈而国祚延长。自今宜精堂选而重其礼，凡在京职事官，出使诸路，略如唐制。苟有罪犯，内付宪台，不使外方得行陵藉。则朝廷之体不至于弱，而礼行于外吏矣。凡士民之必听于县，令佐之必听于州，守将之必听于按察，监司之必听于朝廷，犹指之顺臂，叶之从根，不可逆施之也。崇、观以来，每下赦令，必开越拆。以荆门言之，则造私酝户、酗酒学生、鬻茶猾吏，诉郡太守于监司而罢之者三。以荆南言之，贾客、豪民诉都钤辖于朝省而罢之者二。使民习见犯上之可为，而贵贱无等，此乱之所由作也。建炎赦令，不知改更，岂拨乱反正之道哉？谓宜精选监司守令，重禁越诉。苟有故犯，以违制论。虽已经由，而所诉虚妄，不移前断者，加越诉之罪三等。则人知严上而礼行于庶民矣。自唐末用兵暴乱，礼法不行，五十载间，变置十有馀君。艺祖受命，首修军法，自押官以上，各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罪至于死。然后行伍整肃，贼乱不兴。崇、观以来，决遣卫士而斥责三衙，降配军员而斥逐提点，于是无知之兵，习于陵犯。靖康之变，卫士祝靖之徒，委弃君亲，破州略县，至于此极。今既投换法，谓宜依周世宗显德元年故事，悉行选拣，去赢软，龋ǐ锐。藉如祝靖等类，别加裁处。选将明法，日教旬比，月一试而施赏罚，则人将不敢骄纵陵犯，而礼行于士卒矣。凡此三者，若缓而急，若迂而宜，乃趋时救弊之要务也。靖康皇帝诚心愿治，已及期月，而泽不下流者，以诸方按察、师帅皆宜和之旧，非糟粕书生，权豪亲戚，则奄寺之奴隶也。以若等人位于民上，幸寇贼扰攘，恣为奸欺以自润耳。故内寇有三，系籍骄悍，习于陵犯之兵也。就招溃散，利于劫掠之兵也。人户点差，惮于征役之兵也。三寇纵横，而官吏又有甚焉。谓宜据今诸方宪漕，功效已著者旌赏之。功罪未明者程督之。罪恶可知者澄汰之。命侍从官以上各举堪任职司者二人，审其才具所宜，以补其阙，则耳目明达而不蔽矣。至于诸藩与要郡亦如是，则教条宣布而不壅矣。申明久任，断以三年，使得展其才志，则小州下邑官吏之为寇者无所措其手足，而三寇可消弭矣。国事以安民为本，军事以足兵为要。轻徭薄赋，所以厚其生也。称物量力，所以平其施也。扶善良，助贫弱，所以著其仁也。剔奸伪，锄强恶，所以行其政也。若不正户籍，则四事必格，求欲安民，乃以病民耳。既罢常平官，今岁适当造，宜令民皆以土田为断，而一一自言。凡私所蓄藏典马牛庐舍，颇如旧法，悉皆活略。田有隐匿，必没县官。诸诡为官户，因滥赏得比荫补者，咸许首陈，命监司专以此为守令殿最，庶几四事可施，而民可安。古者大国至于家邑，诸侯至于士庶，军师有数，城堞有制，联属有分，器械有物，若不本先王法度而急于招置，则足兵乃所以起兵耳。夫律禁民蓄兵器者，所以息争而收其柄也。今置巡社，使得自备，敢必其皆以御贼而不自为贼乎？夫尉司弓手、巡检土军、大约不过百人，于以觉察奸细，良民犹有被扰者。今巡社人人执持凶器，络绎道路，则必陵暴居人，困苦羁客，刑法有不能禁矣。又巡社首领，将使与令佐抗行乎，抑犹以部民遇之也？抗行则名分不正，以部民遇之则有悖心。如唐初鲁宁者矣。又今东南名藩帅时，兵不满千，而巡社总辖万人。团结推排，权在百姓，借之名目，而称号同王命，给之朱记，而行遣比公移。守令徒有统制虚名，莫之能制矣。又巡社悉行于诸路，以为守令殿最，不出岁月，必当坐得数百万之众。挽强者解发推恩，广加激劝。又选将壅而不行，复加裁损，则必指为衅端而祸变起矣。谓宜详议审裁巡社之法，使无后悔，施于河朔，以御金兵，而东南诸路有便于保甲者，宜增修其法，别行排造。其便于弓手、土军者，宜增置其数，精加教阅，则兵可足而乱可息矣。夫易积而难通者事也，自大观赦令，广开恩幸，真伪浑淆。军兴之后，恩霈相仍，赏典腧越。百司缘此，窃弄权柄，招赇纳赂，百事滞留。四方急奏，待报稽迟。百姓诉陈，漫无可否。盖六部诸司事皆禀于都省，中书取旨，门下审驳，行遣迂回，此政事所以日壅而不决也。夫宰相者启沃人主，进退贤才，阜安百姓，天下之事无所不统者也。而日览词诉，又各兼一省，互相关制，则失其职矣。谓宜合二省，正宰相之权，使得专行其职。而六曹之事皆决于长官，应奏上者直奏上，应下行者直行下，自非关大体，有改更，更不经由仆射丞辖，则事不稽壅矣。往蔡氏时，首兴党论，塞天下之口，汲引群小，轻用名器，交结阉尹，汩丧廉耻。今宜一切反其行事，乃可以拨乱反正，殄仇雪耻，使天下士大夫伸眉吐气，食息世间，无所愧矣。”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弹击，谓不合辞免，乞重谴黜。中书舍人刘观实有力焉。上恩止罢除命。

建炎三年，反正之始，枢密使张浚荐公可大用，申命前除。公辞，因致书宰相吕颐浩曰：“伏读四月八日赦书，首称遵用嘉佑条法，远方倾耳拭目，固以仁宗皇帝盛德大业，跂望主上；而以魏国忠献辅佐勋绩，期于相公也。夫嘉佑政事其大要本于爱民始于审谋，成于果断。置宽恤司，诏均田税，募耕唐、邓废田，收诸坊监及牧马馀田，赋贫民籍户绝田租，置广惠仓，出百万缗赐诸路常平为耀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税，罢提点刑狱，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于其任。凡此数端，事方经始，必博采众谋，详究利害，立为条约，委曲周尽，故议成而举朝不异，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见。至于军政修明，戎行辑睦，六军耸听而骄惰革，连方震怊而暴横消，则其政事本于爱民，审谋能断之明验也。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国，而官吏不知恤民以养兵。是欲稼之长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则与嘉祜本于爱民之意异矣。至于众谋纷纭，而国论未定，命令交错，而民听未孚，法制数更，而下不知所守，其与嘉佑审谋能断亦异矣。夫审谋而不断，罔克有成。断果而不藏，必贻后悔。惟相公深究嘉佑政事本末，专务爱民。凡新旧法度，与增添创置，一切扰民之事，置司讨论，参稽众谋，穷极利病，而后罢行，则政事可立，民心可安，军旅可强，仇耻可雪，宗社可宁矣。”

朝廷遣使诣公所居，诏州郡以礼敦遣。寅时修起居注，上赐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谕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廷伫。”公以建康东南都会，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腧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绍兴元年十二月，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公辞。因致书参政秦桧曰：“《春秋》大略贵前定，是故拨乱兴衰者，其君臣合谋，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管仲相齐，狐偃辅晋，乐毅复燕，子房兴汉，孔明立蜀，王朴佐周，莫非策画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建炎改元，圣主忧勤愿治于上，大臣因循习乱于下，阔制抢攘，漫无定论。玩岁愒日，寝失事几，于今五年，已极纷扰。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变者也。至于极而不变，则危者遂倾，乱者遂亡。考今民情，尚未溃散，犹可更张。难事几已失，无半古必倍之功，而危可复存，乱可复治，无倾亡之患必矣。宜及时建白前定之计，振颓纲，修弊法，变薄俗，苏穷民，庶几观听有孚，以启中兴之兆。《春秋》序正官名，而网纪重事，责归宰相。盖位隆则所任者大，上则启沃人主，经理朝网；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兴利除害，阜安兆民。仰而深思，夜以继日，犹恐有不得者，而暇省文书，接词诉乎？顷者遵用元佑大臣奏议，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一，而事不分决于六部，是循名而不得实，并与不并无以异也。宜及时建白，令列曹尚书各得专达，各辟其属，久于其任，责以事功，而宰执不复亲细务，庶几奸蠹消除，渐可为矣。《春秋》以好生恶杀为心，独于叛逆之党必诛而不赦，以用兵侵伐为戒，独于救患解纷，惟恐次止迁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见圣人之情矣。盖乱常毁则，赦而不诛，则天理必灭；贼虐无辜，视而不救，则人道必沦。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讨。大眚俱肆，《春秋》讥之。苻秦之世，凡叛逆者必加原宥，终复失邦，措身无所。比岁盗贼毒诸方，皆好恶之徒，乘隙肆暴，非迫饥寒，官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而谋国者尽用招安，不吝浓赏。遂使军民倾心健羡，远近纵横，莫之能止。宜及时建白，乘破李成、马进之锋，尽扫三楚绿林之聚。诛魁首，散胁从，庶几遗种馀民，复得解衣而寝矣。《春秋》贵守土疆，耻于丧地，戒于失险。昔尚父、周公以盛德大勋，受封齐、鲁，而俭于百里。虽列壤南面，而大夫必命于王朝。方伯虽得专伐，而遣将出师必请王命。昨建分镇，举河南、汝、孟帝都之地合为一镇，轻以授人。若此类可疑，一也。废置僚属，事无待报，二也。足食足兵，专征阃外，三也。舍建康，栖东越，而以湖北为分镇，四也。诏令已行，诚难反汗。然有应机无害于信者，宜申述前诏，得专征者，谓攘外寇，讨乱臣。如李成、马造之比，则当不拘常制。或无故举兵，自相吞噬，必以擅兴坐之。又别降指挥，以湖北一路与诸镇事体不同，当仍旧制，亦无失信之嫌。宜及时建白，保固形势，倚为基本，庶几有恢复之期矣。《春秋》大一统，遵王命，恶臣下分权，讳贱人犯上，历纪王正而不私朔，使举上客而不称介副，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册，所以严分正名也。比者虽命江表三省复归行阙，百司庶务决自天台，而宣抚重臣久居外服，诸方守将并假便宜。夫以便宜从事，本为出师临机，奏报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诸路后来并不遵禀。或以察访为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赋，编营师臣，执杀郡守。或以节制为名，而擅兵外境，专斩命官，直转资秩，移易守将。或未被受指挥，先次便宜行事。或擅罢堂除监郡，自辟别路正官。凌蔑朝廷，于斯为甚。宜及时建白，收敛权柄，以弭分裂之形，严分正名，以遏侵凌之势，而后大经可正，民志可定矣。《春秋》恶以邪人塞言路，慎于遣使而重于用民力。台谏者，朝廷纲纪所凭也，监司者，外台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条、均赋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弹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纲沦而不扶，九法战而不救，则朝廷纪网无所凭矣。漕臣理财赋而公私匮竭，宪臣理刑狱而盗贼公行，上下相蒙，莫知纠察，则外台耳目无所寄矣。惠泽壅而不宣，教条废而不守，暴虐百姓，与好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则田里无以安其生矣。宜及时建白，精选监司，刺举郡守，精眩─守，刺举县令。明韶台谏官使谕奏大事，无入小言，则纲纪可肃，视听可用，赋敛可平，民力可裕矣。《春秋》戒失兵权而严于军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以赏功罚罪为先。昨者屡降诏书，专理军旅。于行事窃有所疑。伪楚篡逆之臣也，许录其亲属。金人不释怨之仇也，而遣使请和。其于三缡有未正也。河南、江北群盗啸聚，楚烧仓库，靡有孑遗。波汉之阳，外薄五岭，急征横敛，不务劝农。其于民事有未急也。误朝迷国之人，与尽忠死节之土，恤终赠典，略无差等，是赏未足以劝忠也。或擅兴专杀，或罔上奏功，罪状明白，典宪不申，是罚未足以惩恶也。然则何谓理戎旅乎？本则不正，治于未流，虽力扼虎，气盖世，必无成功。而谓安定天下在于长枪大剑，此杨邠、史洪肇所以丧身及其国也。可不戒乎！宜及时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悦而诚服，则盗贼可弭，边土可拓矣。《春秋》尊严庙制而谨于祀礼，故古者师行必载庙主，寓戎田猎，以干豆为先。战而必胜，其有以乎？顷者南狩，神主豫选洪虔，馆御荐享未肃，奉常有请，顾谓迁移穷僻，为已试之效，至乞更择五岭之西迎奉前去者。时方涣散，格庙为本。奉先既隆，人心自属。而献议若此，如礼乐何？宜及时建白，尊崇礼祀，严致孝享，则人知所从来而天下服矣。《春秋》不与公族大夫专政用事，而以亲贤为急。圣主屡诏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优加宠奖。诚以昨者皇族北徙，枝叶已踈，必施茂恩，以滋根干。宜及时建白，上稽帝尧明峻德，睦九族之义，中循周、汉急亲贤之隆，下扫六朝孤立之弊，则王室益强，国势磐固矣。自崇宁以来，邪说盛行，公论废格，献言者以乱制为能，不期于定制，从政者以扰民为事，不务于安民，用人者以办事为才，不求于晓事，望治者以速成为策，不冀于美成。龋╈目前，积成后患。至于纲纪大壤，宗庙丘墟，皆此曹所致也。积习成风，至今未殄。夫欲拨乱世反之正者，必变衰乱之俗。欲变其俗者，必去衰乱之臣。今衰乱之臣死亡无几矣。然犹内历华途，外典方面，问有废黜，寻复宠升。毁誉不核其真，赏罚不当功罪。使圣上忧勤愿治未有见效者，亦皆此曹所致也。天下有公是非，出于人心不可易者。今国步艰危，民情摇动，宜乘势更改，转败为功。不然，大势益倾，不可复振矣。”

朝廷不许公辞，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时改论》先献之。《定计论》曰：“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有举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张四维，师帅不遣上卿，伐国不劲大众，教民怀生，示信讨贰，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取关中，据河内，大封同姓，以惩孤立，减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将帅，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计也。斩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远侯人，赏孙吠伽，褛王、魏以开言路，宣示好恶，使民向方，薄赋轻徭，选用廉吏，比唐太宗前定之计也。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况立国而不定乎？夫难乎者事也，易失者时也。舍今不图，后悔何及。人主广览兼听，不可自专。宰相择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赐咨询，龠定国论，谋所以前定者。”

《建都论》曰：“立国者必建都，必据形势，握轻重之权；必居要津，观方来之会：如北辰在天，安于其所不可动也。陛下驻跸金陵，本以旧邸，号称建康，降诏为受命之符，传播天下。则可都者一也。自刘先主、吴孙氏、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吴、楚，皆称建康王者之宅。则可都者二也。北据大江，外阻长淮，隔绝奔冲，难于超越，则可都者三也。有三吴为东门，有荆、蜀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为南府。则可都者四也。诸路朝觐，郡县贡输，水陆舟车，道里适等。则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辟境于南，而都南者必略地于北。昨者銮舆时迈，狩于吴、越，则王道所谓望实俱丧，而晋不果迁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则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国势一统，不可数分，国都一定，不可数动。与北人居穹庐，逐水草，无城郭、官室、市朝者异矣。今宜还都建康，环诸路而中持衡，则人心不摇而大事可定也。”

《设险论》曰：“按《春秋》书晋师伐号，灭下阳。下阳者，虞、号之塞邑也。塞邑既举，则虢已亡矣。圣人特书，以示后世设险守邦之法。故魏人都许，不恃方城而守襄阳。蜀人都益，不恃剑门而守汉中。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据汉沔，西通巴蜀，东连吴会，真用武之国。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谷、邓，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后逮汉衰，刘表收之，坐谈西北；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公用之，威振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其为江东屏蔽，犹虞、号之有下阳也。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为分镇，失险甚矣。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在荆峡，故刘表时军资寓江陵，先主时重兵屯油口，关公、孙权则并力争南郡，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晋大司马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此皆荆峡封境也。今割以与人，使跨长江，临吴会，犹居高屋建瓴水也，独无虞、号下阳之虑乎？臣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然后地形险固，北可出秦甲，西可下蜀货，血气周流，首尾相应矣。”

又曰：“昔人谓大江天所以限南北，而陆抗乃曰此守国末务，非智者所先。何也？杜预尝袭乐乡矣，胡奋尝入夏口矣，贺若粥尝济广陵矣，曹彬尝渡采石矣，则其险信未足恃也。虽未足恃，然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拓跋困于瓜渊，苻坚困于淝水，皆不得渡，则其险亦未可弃也。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才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尔。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邾城，今黄冈是也。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今强敌侵河朔，叛臣扰山东、淮北、京畿诸镇，处危疑之地，大江设险，未可轻弃。若委任得人，则不特可保江左而已。”

《制国论》曰：“凡制国者必周知山川形势土地所宜，然后可与谋。荆州在江汉沮漳之间，水陆沃衍，乃足食足兵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弃为分镇，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财得自理，官得自命，即与战国诸侯无异，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宜有更张，独仍旧制，通荆湖宪漕二司，治盗理财，而以襄阳隶湖北，岳阳隶湖南，鄂渚隶江西，则地理连属，形利势便矣。”

又曰：“变更旧制，不稽今古，则事不可行。近岁荆湖变更旧制多矣。于国家形势，初无所益，徒困两路之民耳。今既复南北两路，宜罢荆峡分镇，仍旧制帅司于荆南，一便也。公安军宜仍旧，废为属邑，二便也。靖州置在崇宁元年，自鼎、澧应副，岁费二十七万，今此二州既皆残毁，宜仍旧废为渠阳砦，三便也。武冈军置在崇宁四年自邵、衡、永应副费亦不赀，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旧废为武冈县，四便也。四者仍旧，创添窠阙，悉从除削，省并官吏，裁损文书，有所谓刀弩手、博易务、营田司，事皆欺罔，驱民为盗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马茶盐法施行，以戒误国害民之贼，然后国制定民心安矣。”

又曰：“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之南，则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则以制湖南与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复中原，则当自南而制北，置于江西昔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于湖南者治长沙，而分兵屯岳；置于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则东南之势全，恢复之基立矣。今安抚大使，古州伯也，形势必相属而后能相援，有无必相资而后能相成。五岭之外，财赋盛于东南，兵马出于西北，宜置大帅一员，兼统二广以殿南服。荆湖残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帅必兼领夔府。盖峡中有盐米耕牛而无旷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无馀田。若弛瞿塘之禁，懋迁有无，商旅自西而入，物货沿江而下，不越数年，荆州富盛，形势可成矣。”

《恤民论》曰：“保国必先恤民，而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择令，三曰轻赋，四曰革弊，五曰省官。近岁除外暴者主通和，竟为敌国所误，不敢用兵，而其流毒遍中国自若也。除内暴者用招安，竞为盗贼所误，不敢用兵，而盗贼毒遍天下自若也。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其与成汤为童子报，不亦异乎？今刘忠残党蹂数郡，曹成反复扭帅臣，理无可赦，宜早加殄灭，肃清江湖。然后精择县令，一意抚绥，则民心安，邦本固矣。近岁此官冗滥已极，宜以五说稍革其弊。籍中外尝为台省寺监官，依傲汉制，分宰百里。俟有殊绩，即不次擢用。又增重事权，优假其礼，许借服色，厚给糜饿。凡军马驻本县者并听节制，其经由者悉从阶级，以免将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尊。则又据今县，分户口，赋入多寡轻重分为三等。上县朝廷选差，中县吏部注拟，下县帅臣监司通共奏辟。不得侵互，立为定格。仍用宋元嘉法，以六朝为断，革去三年为任，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使吏无苟免，民心有系。凡三等县，皆以四条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勉孝弟刀俟及三年，考其事效已就绪者，就行旌赏；未有伦者，严加程督。如此，则民心安、邦本固矣。焚林而田，非不得兽，而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而明年无鱼。以近事验之，京东西路岁入凡一千万，其馀山泽之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李彦等取为西城之租，穷竭民力，其时若有言罢此掊克，然后国用足，则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四路所入，不归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岁入凡五百万，其外岂无遗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三折，收罗则有均罗、敷罗、补耀，散引则有麹引、盐引、茶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其时若有言罢此诸色然后国用足，亦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所入，不归王府三年矣。乃知有若所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信不诬也。今封境日蹙，赋敛日重，百姓日贫，田莱日荒，更临之以贪吏，困之以弊法，是为敌国驱民也。愿诏大臣速讲轻赋恤民之事，为生财足用之源，以京东、西，湖南、北，为至戒，则民心安，邦本固矣。凡为国以利不以义者，皆自小人始，为其所见者小，不知大体，法所以弊也。祖宗时以义为利，四海无困穷之苦，天禄永安，所利大矣。姑以盐法论之，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行于北者与编户共其利，行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大计所资，均及中外，所谓以义为利也。崇宁首变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则解随是也。利在编户者皆入于官府，则河朔是也。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则六路是也。诸路空乏，乃复百种诛求，尤不能给。民穷为盗，遂失岁入常赋以数千万计，则盐法实致之耳。陛下宜鉴前失，有所改更，久而未也，天下望焉。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变法以来，既尽归之朝廷，则本路诸色支费皆出横敛。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道洲一郡言之，岁认上供钱二万缙。往时本州岁卖盐息，常倍此数，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今上供钱仍旧，而盐息不复有矣。乃至以麹引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陈阳一邑言之，有未变法前官所自运盐，有既变法后客所拘纳盐。封桩日久，既缘军期支用，而盐司必欲追索，朝旨亦令拨还。不知何自而出？岂得不取于民，此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县观之，则他处可知矣。今榷货所入，岁以千万，计其利至厚，谓宜遍下诸路一一检会。凡若此类，悉蠲除之，以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榷酤之弊亦极矣，略以道州言之，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于税户，其害为如何？此民所以益困也。又以邵阳言之，酒课岁约二万馀缗，而折税为糯者凡六千斛。糯贵于粳，价几一倍，其他固未论，此民所以益困也。近者尝下诸路会计，而州县利此为造弊之端，不以实闻，固当断以必行，令凡系官监酒务许百姓买扑，入纳净利，与转运司及本州支用。收竹务年费米麦等专以赡军。兼济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如此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自崇宁以来，中外创添员局，重以滥赏，不胜其冗，蠹国生乱，至今未革，而又加甚。兵官旧系两员者，添差至于七员八员而未止也。监当旧系一员者，添差至于四员五员而未止也。其馀荒残州县，未有百姓，先置官司，凡是旧员，一一填足，又多不应差注之人。其为民害，不异寇贼。考于《春秋》，以民为重，而大夫次之。考于《孟子》，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故养民者陛下之职也。愿亟行并省，以建武藤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闲散，稍捐廪禄养之，亦无失职之叹。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

《立政论》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职而后政可立。选择忠贤以为辅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职也。荐进人才，布列中外，赏罚不私者，宰相职也。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任房、杜为相矣。又敕尚书庶务并属左右丞，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随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无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频有选任，可谓得人主之职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窃恐所以责任异于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也。夫坐政事堂，受词决讼，弊精神于簿书，而进退人才，赏功罚罪，有未察焉，则失其职矣，政何由立乎？陛下以庶务决之六曹，官长皆得专达，并如元祜大臣所请，自非大事不复资白，则中书之务简矣。然后专责宰相以慎筒六曹长贰，诸路帅守部使者及上县令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建，未之闻也。”

又曰：“三纲，军国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纲正则基于治而兴，三纲沦则习于乱而亡。《春秋》宋华督有不赦之恶，齐、鲁、陈、郑同会以戍其恶，受赂而归。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子突、、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之乱，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昧于坚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春秋》备书于策，以明三网之重，为后世鉴，深切著明矣。昨者张邦昌挟女真，僭名号，援契丹立晋为例，分遣使人布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何异。陛下特施宽典，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及敌骑南骛，乘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事穷计迫，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自解其误国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训诱乱臣贼子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又何诛焉者也。于是不渝旬月，苗传、刘正彦有今将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洗，无所忌惮。故比日群盗，所在焚扭，或有官吏乐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愿特降指挥。昨在围城，有职当守御，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为表章上诋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有起自闲散，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有于苗、刘肆逆，并建节旄，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及乞用邦昌、傅，正彦之党者。审其轻重，不过数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说，则三纲不至沦胥，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

《核实论》曰：“政事纪网莫大于赏罚，而功罪是非以毁誉为本者也。必要其真伪，而后赏罚当。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业，应举行政事，并欲上遵嘉佑。臣尝孜其大要，恃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必自大臣与台谏始。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故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寇准虽以忠正远贬，而终得辨明；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殴阳修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而皆终闻政事。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而直道行也。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佑之治者也。昨者黄潜善、汪伯彦、范宗尹辈广引奸邪，颠倒是非，变乱名实。谏官郑瑴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验于奏议则无据，按于施为则无迹，特以撰造文致、倾陷大臣。当时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劝之，是欲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言官马伸击潜善、伯彦措置乖方，凡举一事，必立一证，皆天下所共知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当时乃罢黜之，又置诸危地残贼之。是恶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邪说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瑴虽已死，恤典隆厚，伸虽有韶命，不闻来期。按《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惩恶也。奖忠良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也。陛下必欲继仁宗之政，则按是非，明赏罚，使天下知所惩劝，亦何远之有？”

《尚志论》曰：“帝王应时而造，必先立志。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则热本矣，焉能有成？靖康臣僚不知责难，劝渊圣笃于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结盟。比齐国佐、宋华元，请合馀烬，背城借一，誓死力争，有以国薨而不肯从者也。当时国势何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宰相徐处仁遽进谀说，以为金兵出境，社稷再安，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俱荣，抑何志之卑陋也。故庙堂聚讼，颠沛末流，未及期年，坐以失国。夫志则不立，急于事为，虽有远猷宏议，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自初发愤欲殄寇仇，当时亲信左右莫能辅道，乃至因循，坐消岁月，国日益削，六载于今。然上天所以启悟圣情，日跻盛德，陛下所以深惩既往，刻厉将来者，可谓卓然有立于万物之表矣。愿坚持此志，无复变迁，仍饬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义。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必志于得四海之欢心，以格宗庙，必志于致九州之美味，以养父兄。然后文武百僚，六军万姓，丕应径志，而陛下孝弟之责塞矣。”

《正心论》曰：“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习于不正，危与乱所由致也。然心有所愤怒而弗能忍，则不得其正。有所贪欲而弗能窒，则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断，则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则不得其正。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陛下日亲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将畜德。又经变故备尝，险阻，外患益深，必无邪念。至诚所发，通贯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逃诶知之者矣。愿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讨论，以克厥宅心。表正于上，则内外远近将各归于正。奚乱之不息乎！”

《养气论》曰：“凡用兵胜负，系军旅之强弱，军旅强弱，系将帅之勇怯，将帅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将将者也。以直养气，自反而缩，则孟子所谓约，而狐偃所谓壮也，壮则强。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所谓馁，而狐偃所谓老也，老则弱。纣师如林，武王数其不事宗庙、贼虐谏辅之罪，则商曲而周直，故周胜。项羽威震天下，汉祖数其弑义帝之十罪，则楚曲而汉直，故汉胜。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胜之先几也。金人称兵，曲亦甚矣。陛下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帅入践宸极。比年以来，克勤听政，追赏直士，登用谠言，令问四达，可谓直矣。以直对曲，胜负已分。中国士气，宜不待鼓而自强。然敌兵每动，四方震怊奔走，莫与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胜之几，未有以明之也。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败不振之气。更在陛下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有曲失可得指议。则守为刚，气可塞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将帅必听命而不敢骄，军旅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对敌接刃，而百胜之算已坐决于九重矣。”

《宏度论》曰：“人主以天下为度者也，明当并日月，不可私照临，德当配天地，不可私覆载；所好当遵王道，不可以私劳行赏；所恶当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其喜怒则当发必中节，和气絪缊而万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备矣。然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克己然后可以治怒，顺理然后可以忘怒。《书》曰：‘必有忍乃其有济’，此治怒不迁之法也。忍者，隐忍不发之称。迁者，自此迁彼之谓。能隐忍而不迁，则事必济矣。汉高帝忍于有故怨者而封雍齿，忍于数窘辱者而赦季布，忍于比己为桀、纣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免己于厄，可谓有再生之恩矣，及即位，乃斩以狗。其不赏私劳如此，故能成帝业于五载之近。陛下圣度虚明，天心广大，固当不以私喜亲近谀侯，亦当不以私怒踈远正直。中外百执，其有迷国朝，罪恶昭著，众所指目不可掩者，虽有私劳，愿陛下与众弃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其有抱忠守正，犯颜逆耳，公论所归不可蔽者，虽遭谗谤，愿陛下与士共之，不使退而穷处以失天下之心也。如此赏而必当，是谓天命。罚而必当，是谓天讨。施之一人而千万人悦以畏矣。”

《宽隐论》曰：“自昔创业兴衰与增光洪业之君，待遇臣下，恩礼虽一，而崇高严恪，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骄悍鸡使之气。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厉其廉靖无求之节。乃能驾驭人才，表正风俗。故汉高祖之威行于暴秦强楚，而不行于四皓；世宗之威行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陇蜀之主，而不行于严光、周党。惟公孙述能行其威于李业等，然不能行于吴汉。是何也？威有所当加，势有所可屈。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屈于所可屈以忘势则昌。反是道者，难乎免于乱亡之祸矣。陛下屡下诏书，详廷遗逸，而群臣有不能钦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实，即肆谗谤，以为违于‘君命召，不俟驾’之义。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虽陛下宽容，不从其说。而侍从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动圣听，奋扬天威，殄歼强敌，顾请施于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夫召而不至者，其心岂乐贫贱而恶富贵哉，其必有以也。若听其所守，下全隐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两得之矣。四月八日所下赦书，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谨按康定间尝以词馆招张俞矣，辞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后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辞而不受，至于八九。皆从其欲，又优奖之，以励风俗，未尝加以雷霆之威，而纪纲不缘此而不立，命令不缘此而不行。威加于西，则臣服元吴，威加于北，则削平王则，威加于南，则扫荡智高。柔巽屈于隐士，而德愈隆。刚克伸于四裔，而威愈震。可谓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望特降诏书，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从其欲，不强制之。独以威刑外施暴威之戎，内扫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矣。”其言反复甚详，此其大略也。论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复除给事中。

二年，七月，入对于临安行在所。上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召不至？”公再拜辞谢，进曰：“臣闻保国必先定计，定计必先定都，建都择地必先设险，设险分土必先遵制，制国以守，必先恤民。夫国之有斯民，犹人之有元气，不可不恤也。除乱贼、选县令、轻赋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经，必先核实。核实者，是非毁誉各不乱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后赏罚当，赏罚当而后号令行。人心顺从，惟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顾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十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决事也。养气，所以制敌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宽隐，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备矣。乞以核实，而上十有六篇，付宰臣参酌施行。”上劳问甚渥，公退而就职。

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位。上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公点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亲笔，门人高弟不措一词。实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义隋升奥，尤难窥测。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尤氏所载《师春》等书，及诸国交兵曲折，尚涉繁碎，况于其他。陛下必欲削平僭暴，克复宝图，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莫若储心仲尼之经，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上称善。

八月一日，转对，奏曰：“臣抉疾造朝，备位琐闼，亦既经月。凡所书读，多是臣庶整会，升降资给，事涉细微，少有论骏。虚度时刻，愧溢颜面。”复详论定计、建都、设险三事。上寻命除公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上曰：“他人通经，岂胡某比。不许。”公乞在外编集成书，仰备乙览，不敢当讲席。章再上，不允。未及卒辞。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公上奏曰：“谨按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抿。南狩仓皇，国势岌岌，凡下诏令，当本至公，以收溃散之情，冀安天步。乃称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许其子孙皆得录叙。沦灭三纲，天下愤辩。若谓事由潜善，已不预知，此大事也，亦可从乎？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故七月八日圣旨，以其荷国重任，不卫社稷，式遏凶邪，不如欧阳修所称断臂妇人之节。其责词曰：“凶意已行，乃援唐襄王之故事；逆谋先定，共推晋太后之前闻。在君可移，于国何有？以此观胜非，其忠邪贤否断可见矣。方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沿江都督，极天下之选，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

胜非改除侍读，召赴行在。左相吕颐浩以公既有论列，不复经由，遂命检正官黄龟年书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过举，侵紊官制，隳坏纪网。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待罪五旬，毫发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时能调护圣躬，即与向来诏旨责词是非乖异。昔公羊氏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自建炎改元，凡失节者非特释而不问，又加进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蒙睿奖，方俾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倘贪禄位，不顾旷官，纵臣无耻，公论谓何？”初吕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方。过姑苏，太守席益谓之曰：“目为朋党可矣。然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力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某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方艰难，不肯致身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马谋则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国计何？可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实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公，不报。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胡某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上疏言“胡某扶疾见君，亦欲行其所学，今无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寝。颐浩即排根，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馀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台省一空，胜非遂相。

公登舟，稍稍诉流三日而后行。次衢梁，访医，留再旬。至丰城，寓居又半岁。乃渡南江而西，休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计。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诚恳恻、忧国爱君、济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让论施嚼、辞受取舍、进退去就、据吾所见义理上行。勿欺也，故可犯。至诚而不动者矣，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轻慢之；恶人小夫吾悯怜之，不憎恶之。天下事犹一家，如仲举于甫、节，元规于苏峻，皆怀愤疾之心，所以误也。诸葛武侯心如明镜，不以私情有好恶也，故黄皓安于卑贱而不辞，李平、廖立甘于废黜而不怨，马谡入幕上宾，流涕诛之，不释也。孔明此心，可为万世法。”观公室中所以戒其子者如此，则其自为者可知矣。

河南尹焯闻公进退大致，语人曰：“斯人可谓闻而知者矣。”翰林徐俯侍读《春秋》，荐公曰：“道术有在，公论所归。臣敢蔽贤不报。”初王荆公以《字说》训释经义，自谓千圣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以偏傍点画通也，则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下逮崇宁，防禁益甚。公自少留心此经，每曰：“先圣亲手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土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殆由此乎！”于是潜心刻意，备征先儒，虽一义之当，片言之善，靡不采入。岁在丙申，初得伊川先生所作传，其间大义十馀条，若合符节。公益自信，研穷玩索者二十馀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春秋》，喟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推明克己修德之方，所以尊君父、讨乱贼，存天理、正人心者，必再书屡书，恳恳致详。于是圣人宏规大用，较然明著。读而味之，犁然当于人心。”

翰林朱震久从公游，方侍讲此经，欲见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学也。刖功十年，遍览诸家，欲多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向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今幸圣上笃好，要当正学以言，不当曲学以阿世，子发其勉之。先儒有‘制作以俟圣汉’之语，其不见排诮几希。”

绍兴五年二月，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公辞以“摈斥三载，未能寡过，不敢当次，对之除。不习吏事，年衰玻晬，不能胜共理之寄。”诏曰：“胡某经筵旧臣，引疾辞郡，重悯劳之，可特从其请。差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候书成进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给吏史笔札，委疾速投进。”公尝谓宫观之设，本以养老优贤，非因辞职不欲请，非获谴不欲受也。及此除，乃谢曰：“谨修有用之文，少报无功之禄。”即自为工程，再加订正。然后缮写奏御，凡十馀万言。上屡封近臣称道，谓“深得圣人之旨，非诸儒所及也”。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委潭州守臣以礼津遣。金书疾置，召旨甚驶。宰相以事不自己出，形于言。

谏官陈公辅方上疏力诋程氏。公上奏曰：“臣忝预从臣，职当次对，虽婴疾疹，尚窃祠宫。苟有见闻，自当论奏。伏见元祜初宰臣司马光、吕公着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实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矜武士类，裨益风化。遂自韦布，超居讲筵。而谏臣朱光廷等又奏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也。则颐之见知于当世至矣。自颐之司劝讲，不为辨词，释解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而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或继焉。虽崇宁间曲加防禁，学者宗之，不可遏也。近年颐之门人稍稍进用，而士大夫有志利禄者口诵其说，高自标榜。或乃托于词命、妄加亵借、纷然淆乱，莫分真伪，识者忧之。学士大夫植党相非，自此起矣。盖安于王氏者不肯遽变，而道伊、洛者多失其传，无以厌服人心，故言者深加诋诮。夫不辨真伪，皆欲屏绝，既已过矣。又及于颐，不亦宜乎！其言曰：‘圣人垂训，无非《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义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思而得也。不然，则或请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又曰：“士大夫当以孔、孟为师亦是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弟兄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诸经《语》、《孟》之书资口耳，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犹欲纳之室而使不得由户也。夫颐之文，于《易》则由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以示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喻，岂其文也哉！颐之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至人虽禄之千锺，必有不顾也。其馀，则亦与人同耳。然则幅巾大袖，高视润步，岂其行也哉？本朝自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学德行名于当世，公卿大夫之所钦慕而师尊之者也。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显下礼官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比诸荀、扬、韩氏。仍韶馆阁搜集其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圣经，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奏既入，溺于王氏学者喧然。于是公辅及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谓公学术颇僻，行义不修，章疏交上。除知永州。公辞。复除提举江州太平观。

久之，诸言者皆罪斥，除公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三百疋两。公辞。诏曰：“朕悯邪说之诬民，惧斯文之坠地，肆求鸿硕，爰命纂修。卿发心要之未传，洞见天人之阃奥，明圣师之独断，大陈治乱之权衡。俾给札于上方，旋观睿于乙夜，往承朕意，勿复固辞。”公常念故乡宗族贫不能自给，逮受此赐，即付犹子宪买田于先庐傍，岁时修祀曾高丘垄，施及亲属，以疏戚为差。方公之奉诏纂修也，虽寒暑不少懈，毕精竭虑，殆忘寝食，疾遂日增。至是上章谢事。以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正寝，享年六十有五。

遗表上闻。韶赠四官，赙银绢二百疋两。公积阶至朝奉郎。靖康登极，覃恩。转朝散郎。致仕，转朝请郎。至是，赠左朝议大夫。继又降诏旨云：“胡某《春秋》义，著一王之大法，方欲召用，遽闻沦亡，特赐银绢三百疋两，令本路转运司应副葬事，仍赐田十顷，以恤其孤，他人不得援例。”公卿大夫士莫不为时嗟悼，形于文词，以祭公而挽其葬，惜公迄不大用，佐天子，成拨乱反正之功也。

公见善必为，为必要其成。知恶必去，去必除其根。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初登科，同年燕集，微有酒，自是终身饮不过量。尝好弈，令人曰：“得一第，事业竟耶？”遂终身不弈。为太学官，同僚为谋买妾，既卜姓矣。叹曰：“吾亲待养千里之外，何以是为？”亦终身不复买也。奉使湘中，日出按属部，过衡山下，爱其雄秀，欲登览，已戒行矣，俄而止曰：“非职事所在也？”它日，二亲欲避，亦以是告。中大及令人喜曰：“尔周慎如此，吾复何忧！”晚岁，居山下五年，竞亦不出。平生不乐近城市，寓居必深静之所，逢佳树清流，辙扶筇拂石，徘徊而后去。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者。言必有教，动必有法，燕居独处，未尝有怠容慢色，尤谨于细行。麟经之外，《语》、《孟》、《易》、《诗》、《书》、《中庸》、《资治通鉴》周而复始，至老孜孜，常不自足。每子弟定省，必问其习业，合意，则曰：“士当志于圣人，勿临深以为高。”不，则嚬蹙曰：“流光可惜，无为小人之归。”戚属后生艰难穷脉，但勉以进修，使动心忍性，不为濡沫之惠。士手问学，公教之，大抵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开端引示，必当其才，训厉救药，必中其病。每诵曾子之言曰：“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故未尝以辞色假人。近世士风奔竞，惟事干谒，公在琐闱，虽抱赢疾，接纳无倦。随其品历，访以四方利病，于容貌颜色辞气间，消人贪鄙。有欲启口请托者，必忘言而去。

壮年尝观释氏书，亦接禅客谈话，后遂屏绝。《答赣川曾几书》曰：“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无所不在者理也，无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转归己，则心与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备，反身而诚，则心与理不违。故乐循理者，君子也。天理合德，四时合序，则心与理一，无事乎循矣。故一以贯之，圣人也。子以‘四端五典每事扩充，亦未免物物致察，犹非一以贯之之要。’是欲不举足而登泰山，犹释氏所谓不假证修而语觉地也。四端固有非外，铄，五典天叙不可违。在人则一心也，在物则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五典可以尽偷，性成而伦尽，斯不二矣。学佛者，其语则欲一闻便悟，其行则欲一超直入。纵有是理，必无是人。如舜，可谓上上根矣，然犹好陶，犹察言，犹取诸人以为善。独闻斯行之，若决江河，与人矣邡。今以中才欲了此事，不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求之，则亦何以异于谈饮食而欲疗饥渴乎？释氏虽有了心之说，然知其未了者，为其不先穷理，反以理为障，只求见解于作用处，全不究竟也。以理为障而求见解，故穷高极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则惑人也，故无地以崇其德。至于流遁莫可致诘，于作用处全不究意，故接物应事颠倒差谬，不堪点检。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万象毕见，则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矣。子又曰：‘四端五典，起灭心也。有所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夫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即起灭心是也。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能操而常存者，动亦存，静亦存，虽百起百灭，心固自若也。放而不知求者，静亦亡，动亦亡，燕居独处，似系马而止也。事至物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矣。是以善学者，动亦察，静亦察，无时而不察也。持之以敬，养之以和，事至物来，随感而应，燕居独处，亦不坐驰，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子又谓‘充良知良能而至于尽，与宗门要妙两不相妨，何必舍彼取此。’则非某之所敢知也。夫良知不虑而知，良能不学而能，此爱竞敬长之本心也。儒者扩而充之达于天下，立万世之大经，经正而庶民兴、邪慝息矣。释氏则指此为前尘，为妄想，批根拔本，殄灭人偷，正相反也。而谓不相妨何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恶似是而非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善学之君子慎所取焉。”

公精识强记，无所不知，而与人谈论，气和词简，若中无所有者，故未尝失色于人，亦未尝失言于人。仕止久速，由道据义，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劝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公曰：“子发学《易》二十年，至有成说，则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则当切切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鲍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某之出处，自崇宁以来皆内断于心，虽定夫、显道诸丈人行亦不以此谋之。而后亦少悔。浮世利名，真如蠛蠓过前，何足道哉！”

定夫，游公酢，显道，谢公良佐也。与杨公中立皆程门高弟。公之使湖北也，杨尚为府教授，谢为应城宰，公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来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僚属惊异，吏民耸观。邹公浩闻之，叹曰：“将军北面帅师降敌，此事人间久寂寂。”谢公尝语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从游三君子之外，则河清刘奕君曼、开封向子韶和卿、赣上曾开天游、荆南唐恕处厚及朱震子发，情义最笃者也。又尝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且称其有相业云。平居尚论古人，自两汉而下，则以诸葛武侯为首。于本朝卿相，则以李文靖、韩忠献为冠，言必称之。

每语学者曰：“学以能变化气质为功。”公性本刚急，及其老也，气宇冲澹，容貌雍穆，若无喜怒者，即知和乐而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望之严威而薰然可亲。年寝高矣，加以疾病，而谨礼无异平时。每岁酿酒一斛，备家庙荐享。造麹蘖，治秫米，洁器用，节齐量，无不躬视。于其祭也，沐浴盛服，率子孙诸妇各执其事。方享则敬，已祭必哀，济济促促，如祖考之临之也。礼成，置酒五行，分胙内外，虽乱离迁次，衣食或不给，而奉先未尝阙。由少至老，食不过兼味。疾病中值岁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请稍近城郭，便药饵。公曰：“死生有命，岂以口体移不赀之躯哉！”躬耕漳滨，二十馀年，所仰以卒岁者，一旦废于盗寇，闻之容色无变，若未尝勤力其中也，惟问丘坟，则泫然流涕。虽转徒屡空，取舍一介，必度于义，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实历不登六载。虽数以罪去，其爱君之心远而逾笃。每被召，即置家事不问，或通夕不寐，志在康济艰难。见中原陷没，百姓涂炭，若疾痛之切于身也。然宦情如寄，道有不合，色斯举矣。侯无可诸孙冲良有祖风，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至漳滨，间公言行，日月淹久，不觉叹服，语同志曰：“某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常服汗濯纫补，或至二三十年。岁不必随有所增制，远适亦以自从。谓子弟曰：“不使汝等有仓卒不办之忧。”年既六十，即命造束身稗，自授尺寸，岁一漆之。得疾，不能阅书，命子宏取《春秋说》诵于前，间一解颐而笑。时结庐犹未成，独戒宏曰：“当速营家庙，若祭于寝，非礼也。二弟问疾，泣而抚之。至于诸子，则正容曰：“事兄友弟”，遂不复语。泊然委顺，敛以深衣，不用浮屠氏，皆治命也。初娶李氏，继室王氏，皆赠令人。子三人，长寅，左奉议郎，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次宁，右承务郎、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季宏，右承务郎。女申，适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向沈，其父即租卿也。孙太原，右承务郎。公没五年之后，始生大经、大常、大本、大壮、大时。

公少时，有作为文章立名后世之意，其后笃志于天人性命之学，乃不复作。故召试辞免之奏曰：“少习艺文，不称语妙。晚捐华藻，才取理明。既觉昨非，更无馀习。”《文集》十五卷，皆不得已而应者。靡丽无益，一语不及。每患史传浩博，学者不知统要，而司马公编年《通鉴》正书，叙述太详，《目录》首尾不备，晚年著《举要历》八十卷，将以趋详略之中矣。然尚有重复及遗缺者，意司马公方事笔削，入秉钧轴，寻薨于位，不得为成书也。遂略用《春秋》条例，就三书修成一百卷，名曰《资治通鉴举要补遗》，自为之序，以广司马公愿忠君父稽古图治之意。

诸孤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令人王氏拊焉。从臣建言：“公当蔡氏专权，弃官不仕，归养膝下，左右无违，靖康、绍兴出入禁闼，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方《春秋》大禁之时，慨然忧世，心无二虑，穷源阐奥，学遂愿行，其功不在先儒之下。昔人有一节可称，犹褒之以谧，列诸史传，况如某孝于亲，忠于君，好学不倦，身死而言立，可不饰其终乎？”诏下礼官议。礼部太常官合议曰：“谨按谥法，道德博文曰文，纯行不差曰定，请谧为文定。”制曰：“朕悯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礼义，尚权势而薄廉耻，祸败之衅，职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体义，老而不衰，生多显名，没有遗美。顾此褒恤，岂限彝章。具官某以名世杰出之才，探千载不传之学，穷《春秋》奥旨，续前圣微言旁贯诸经，网罗百氏，优游餍饫，久自得之，不可以势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来，数人而已。是用致尊名主义，广崇德之风，以训后人，以明吾志。凡尔有学，尚克继之。可赐谧曰文定。”盖非常格也。绍兴十有九年，郊恩，赠左大中大夫。

惟公道学溥博浑深，不可涯涘。追究平生言行，反复订正，凡十有五年，粗能成章，以备太史氏采择。且求志于有道立言之君子，传诸永世。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