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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乱，以济其所不足。不诬治以为乱，不援乱以为治。援乱以为治，是愚其君也；诬治以为乱，是胁其君也。愚君胁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侥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势，试请言当今之势。

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譬犹欲耕而无其田，欲贾而无其财，虽有锄耰车马、精心强力，而无所施之。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为治之地既立，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艺之以松柏梧槚，丛莽朴樕，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犹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伥伥然无地而施之，抚左而右动，镇前而后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过于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

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然其能有立于世，未始不先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则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妇，联其兄弟，殖之五种，服牛乘马，作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欢乐有以相爱，哀戚有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帝之道得行于其间。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生养之道者，是上古为治之地也。至于尧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婚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龉。举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也，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厉之际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犹在也。文、武之法犹在，而天下不免于乱，则幽、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坏，欲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风之忧，则悠然惟水之所漂，东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风则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极，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以治其国家，亦必于此焉先之。齐桓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墐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之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反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荆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符坚，而其国皆以富强。是数人者，虽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故其国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齐，长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当、种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也，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虽授之以贤才，无所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败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