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文钞/12 中华文库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乱，以济其所不足。不诬治以为乱，不援乱以为治。援乱以为治，是愚其君也；诬治以为乱，是胁其君也。愚君胁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侥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势，试请言当今之势。

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譬犹欲耕而无其田，欲贾而无其财，虽有锄耰车马、精心强力，而无所施之。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为治之地既立，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艺之以松柏梧槚，丛莽朴樕，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犹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伥伥然无地而施之，抚左而右动，镇前而后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过于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

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然其能有立于世，未始不先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则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妇，联其兄弟，殖之五种，服牛乘马，作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欢乐有以相爱，哀戚有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帝之道得行于其间。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生养之道者，是上古为治之地也。至于尧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婚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龉。举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也，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厉之际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犹在也。文、武之法犹在，而天下不免于乱，则幽、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坏，欲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风之忧，则悠然惟水之所漂，东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风则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极，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以治其国家，亦必于此焉先之。齐桓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墐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之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反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荆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符坚，而其国皆以富强。是数人者，虽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故其国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齐，长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当、种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也，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虽授之以贤才，无所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败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治国而为其地，非圣人而后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则仅存之国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为虞舜，其次为曾闵，而其次犹得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盖自其得为良人以上至于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为生者，子耕于田，妇织于室，养其鸡豚，殖其菜茹，无失其时，以养生送死，虽舜与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于为国而岂独无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为步亩沟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馀制也。当战国之强，诸侯无道，然孟子亦以为有王者起，今之诸侯不可尽诛，惟教之不改而后诛之。故汉之兴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为汉；唐之兴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为唐。由是观之，则夫享国之长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长短薄厚，然长不得地则无所效其长，厚不得地则无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为者举而就之可也。

当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举，或简略而不务。具存而不举，是有地而不耕也；简略而不备，是地有所废缺而不完也。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今之治天下则不然。盖尝论之，自五代以来，强臣专国，则天下震动而易乱。自吾祖宗削而渐磨之，则今世可以粗安。

凡今世之所恃以为安者，惟无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尽忘其馀，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为是，故兴一事而百弊作，动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阱，侧身而入河海，平居犹惧有患，而况求以驰骋于其上哉，固不可矣。

今夫边垂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则有以为拒之之具；和之，则有以为和之之费。以天下而待一国，其为有馀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无他患难，而唯西北之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岁之入不能供一岁之出，是非特纳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过也。故三事立，为治之地既成，赂之则为汉文帝，不赂则为唐太宗。赂与不赂，非吾为国治乱之所在也，治乱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与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维持之，以至于渐不可举，犹曰是养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释其楫而听水之所之，旋于洄洑，格于洲浦，以为是固然也，其为无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时，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风俗，不至于朋党乱正、诬罔君子也，世之清议凛然在矣。公卿之欲有为以济斯世，谁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实也。

故为之说曰：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于一不果于二，天下将以为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虽强而辄为多疑之所败。天下之人惟能为是三者，则足以排天下之坚强，而纳之于柔懦，扰天下之怨怒，而投之于不敢。惟不能为是三者，则足以败天下之贤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无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然后择其所以施之，天下将无所不可治。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则患其无以施之。盖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则不可得而知。

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归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鲁也，堕其三都，诛其乱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饰贾，男女别于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鸡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于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详论也。

曰：是有意于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为是国也，必举之以为先。由是观之，治国之地，圣人无之不得以施其圣。然而圣人之道，有所高远而不可及者矣。其于孔子之门，所谓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国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是亦自以为能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尔。然夫子许其能之，而不以为大贤，则夫子之道，深矣远矣。

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尝言也。盖亦尝言之矣，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所重民食、丧、祭。”是九者，凡所以为政而未足也。故继之曰：“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为既成而后，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记》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无所施之则不立。治其政事，无以施之则不化。当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无不毕举。虽后世之君，犹得守其法度，以为无过。惟无暴君，则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训太甲曰：“从谏弗咈，先民时若。”以为如是而可以为治已矣。

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俭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终身而不见其成，则以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为古之人欺我，虽有为之者，盖勉强而为之也。夫苟不欲而强为之，则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疏之道，以治无以为地之国，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则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学校而教民，行乡射饮酒之礼。于岁之终，田事既毕，而会其乡党之耆老，设其笾豆酒食之荐，而天子之大夫亲为之行礼。盖以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劳苦其筋力，长幼杂作，以趋一时之利，习于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节，顽嚣无耻，不可告语，而易与为乱。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礼，使之有所不忘于其心。故三代之民，虽耕田荷任之贱，其所有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于无知以犯非义。何者？其上之人不以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于为善也。

至于后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义，而天下之风俗日已败乱。今夫轻扬而剽悍、好利而多变者，吴、楚之俗也；劲勇而沉静、椎钝而少文者，燕、赵之俗也。以轻扬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变之心，无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为乱矣。若夫北方燕、赵之国，其劲勇沉静者，可以义动，而椎鲁少文者，可以信结也。然而燕、赵之间，其民常至于自负其勇以为盗贼，无以异于吴、楚者，何也？其劲勇近于好乱，而其椎鲁近于无知。上失其道，而燕赵之良民，不复见于当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乱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无义为乱；小人好勇而无义为盗。”故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

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之士，惟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常产而有常心者，惟士为能。若夫民无常产，因无常心。苟无常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匹夫匹妇，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刚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乱，常至于渐深而莫之能止。盖其所畏者，愈骄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为乱也。秦、晋之勇，蜀、汉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轻为奸，天下之所知也。当战国之时，秦、晋之兵弯弓而带剑，驰骋上下，咄嗟叱吒，蜀、汉之士所不能当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晋之间，豪民杀人以报仇仇，椎埋发冢以快其意，而终不敢为大变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听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适，辄起而从乱。其故何也？观其平居无事，盗入其室，惧伤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乱难制之气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乱而不可救，则亦优柔不决之俗，有以启之耳。

今夫秦、晋之民，倜傥而无所顾，负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号纷呶，奔走告诉，以争毫厘曲直之际，而其甚者，至有怀刃以贼其长吏，以极其忿怒之节，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晋之俗，有一朝不测之怒，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故虽秦、晋之勇，而其为乱也，志近而祸浅；蜀人之怯，而其为变也，怨深而祸大。此其勇怯之势，必至于此而无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无怨于其心，怨而得偿，以快其怒，则其为毒也，犹可以少解。惟其郁郁而无所泄，则其为志也远，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乱，以发其怒而后息。

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盖为是也。《书》曰：“无虐惸独，而畏高明。”《诗》曰：“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妇，其力不足以与敌，而其智不足以与辩，胜之不足以为武，而徒使之怨以为乱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与之论天下哉！

戎狄之俗，畏服大种，而轻中国。戎强则臣狄；狄强则臣戎，戎狄皆弱，而后中国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后侵略之患不至于中国。盖一强而一弱，中国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独战，是以争附强国之馀威，以趋利于中国，而后无所惧。强者并将弱国之兵，荡然南下，而无复反顾之忧，然后乃敢专力于中国而不去。此二者以势相从而不可间，是以中国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

昔者冒顿老上之盛，惟西戎之无强国也，故匈奴之人，得以尽力而苦吾中国。使西戎有武力战胜之君，则中国之祸，将有所分而不专。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后也。故匈奴强，则中国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将自托于中国。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负之国，则其势亦将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国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区区自立于一隅，而不畏匈奴之众，而后中国可得而用也。

然天下之人，皆以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国，则中国将不胜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西北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与共忧也；惟其强狠而好胜，是故可以激而壮也。使之自相攻击，而不能相下，则其势必走于中国。中国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图也。

然天下之议，又将以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斗，而喜击中国之众，此其势固不可得而合也。盖亦以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国者，为夫吾兵之不能苦战，而金玉锦绣之所交会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据险阻，明烽燧，吏士练习而不敢懈，彼虽壮骑，无所施设，则其利不在于攻中国。坚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无所掠虏，将不忍而热中，将反而求以相诟，以为起兵之名。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结于中国，则何以自固。故中国举而收之，必将得其欢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而使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识戎狄之情也！

北狄之民，其性骄蹇强悍，便于射猎，而习于驰骋，生于斥卤之地，长于霜雪之野，饮水食肉，风雨饥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阪，筋力百倍，轻死而乐战，故常以勇胜中国。至于其所以拥护亲戚，休养生息，畜牛马，长子孙，安居佚乐，而欲保其首领者，盖无以异于华人也。而中国之士，常惮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毡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国而夺之利。此当今之所谓大患也。

昔者汉武之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天下震恐，其后二十年间，汉兵深入，不惮死亡，捐命绝幕之北，以决胜负，而匈奴孕重堕坏，人畜疲弊，不敢言战。何者？勇士壮马，非中国之所无有，而穷追远逐，虽匈奴之众，亦终有所不安也。故夫敌国之盛，非邻国之所深忧也。要在养兵休士而集其勇气，使之不慑而已。

方今天下之势，中国之民，优游缓带，不识兵革之劳，骄奢怠惰，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又以百万为计，转输天下，甘言厚礼，以满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闻，目习所见，以为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国勇健豪壮之气，索然无复存者矣。

夫战胜之民，勇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者，气也；所以不战者，气之畜也；战而后守者，气之馀也。古之不战者，养其气而不伤，今之士不战，而气已尽矣。此天下之所大忧也。

昔者六国之际，秦人出兵于山东，小战则杀将，大战则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栗。然诸侯犹帅其罢散之兵，合从以击秦，砥砺战士，激发其气。长平之败，赵卒死者四十万人，廉颇收合馀烬，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观其上之所为，日进而不挫，皆自奋怒以争死敌。其后秦人围邯郸，梁王使将军新垣衍如赵，欲遂帝秦，而鲁仲连慷慨发愤，深以为不可。盖夫天下之士，所为奋不顾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为非其君也。而使诸侯从而帝之，天下尚谁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鲁仲连非徒惜夫帝秦之虚名，而惜夫天下之势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累世仇仇之人，交欢纳币，以为兄弟之国，奉之如骄子，不敢一触其意，此适足以坏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耳。今诚养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听夷狄之妄求，以为民望，而全吾中国之气。如此数十年之间，天下摧折之志复壮，而北敌之勇，非吾之所当畏也。

古者九夷八蛮，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惟匈奴之种，常为大国，以抗中夏。然蛮夷之俗，种姓分别，千人为部，百家为党，见利则聚，轻合易散，族类不一，其心终莫相爱，故其兵利于疾战，而不利于持久。北狄之人，绵地千里，控弦百万，侯王君长通为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间，其心常有所爱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于持久，而不利于疾战。此二者其大小之势，各有所便，宜乎中国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

今夫北狄之人，伏于阴山之下，养兵休士，久居而不战，此其志岂尝须臾忘中国也？然其心以为，战而胜人，犹不若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而不胜，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虚喝而不进，以谋弊中国。盖其所爱者愈大，故其谋之愈深，而发之愈缓，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蛮、西南夷之民，悉其众庶，尚不能当狄人之半，而其酋长，每每为乱不能自禁，此诚无爱于其心，而侥幸于一战，以用其乌合之众而已。故夫蛮夷之人，扰边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类皆可以谋来也。

愚尝观于西南徼外，以临蛮夷之众，求其所以为变之始，而遂至于攻城郭，杀人民，纵横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积之莫不有渐也。夫蛮夷之民，宁绝而不通。今边鄙之士，利其货财而纳之于市，使边民凌侮欺谩而夺其利，长吏又以为扰民而不之禁。穷恚无聊，莫可告诉，故其势必至于解仇结盟，攻剽蹂践，残之于锋镝之间，而后其志得伸也。嗟夫！为吏如此，亦见其不知本矣。通关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国之民，彼尚谁所激怒而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处西域数十年，西破龟兹，北伏匈奴。及将东归，或以为必有奇谋，乃就问其计。然其言止曰：“察见渊中鱼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尽绳以法。”当是时，莫不皆笑，以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乱，终亦以此故。夫谋非必奇而后可用，而在乎当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蛮夷骑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强者不能内侵，而弱者不为中国之所侮，盖为是也。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然而季路、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𫗴粥之不给。盗跖、庄𫏋，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用着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

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故荀悦曰：“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夫史官之兴，其来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鲁曰克，在齐曰南氏，在晋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观其为人，以度其当时之所书，必有以助赏罚者。然而不获见其笔墨之所存，以不能尽其助治之意。独仲尼因鲁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载籍，以作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虽其名为经，而其实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齐桓、晋文有功于王室，王赏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国之权，而《春秋》又从而屡进之，此所以助乎赏之当于其功也。吴、楚、徐、越之僭，皆得罪于其君者也，而《春秋》又从而加之以斥绝摈弃不齿之辞，此所以助乎罚之当于其罪也。若夫当时赏罚之所不能及，则又为之明言其状，而使后世嗟叹痛惜之不已。

呜呼！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焉。是故古者圣人重史官。当汉之时，号曰太史令，而其权在丞相之上，郡国计吏，上计于太史，而后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权之可以助赏罚也，故从而尊显之。然则后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天下之让三：有不若之让，有相援之让，有无故之让。让之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圣人深疾而排之，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

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范宣子之让智伯，宣子、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让也。舜之命禹也，让于皋陶，其命益也，让于朱虎、熊罴。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朱虎、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亦明矣。然犹让焉者，是所谓相援之让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则贤材在位，而不肖者不争；皆能以相推，则贤者以类升，而小人不能间。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于无故之让，则天下之大不善也。东汉之衰，丁鸿、邓彪、刘恺此三人者，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让焉，以自高于世俗。世之君子从而讥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犹有优劣焉。刘、邓让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鸿让而不终，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此鸿之所以优于刘、邓也。且夫闻天下之有让，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刘恺之心也。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于不义者，丁鸿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则而鸿在可恕，恺为可戮，此真伪之辨也，贤愚可以见矣。

故范晔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则诡激之行兴矣。”若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显其身，将以教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乎？丁鸿之心存乎忠爱，故能终悟而从义也。异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呜呼！世之邪僻之人，苟昌天下之美名，以侥幸天下之大利，自以为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故为天下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