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第07卷/第1号/杜威博士讲演录 中华文库

杜威博士这一次在北京有两种公开的长期讲演：一种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一种是“教育哲学”。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是不用特别介绍的了。我现在且说几句话，介绍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杜威先生这一派的实验主义，心理学一方面有詹姆士以来的新心理学，名学一方面有杜威和失勒诸人的名学；人生哲学一方面有杜威与突夫茨（Tufts）诸人的人生哲学；教育一方面更不用说了，独有政治哲学一方面至今还不曾有系统的大著作出世。英国的华拉士（Wallas），美国的拉斯基（Laski）李孛曼（Lippmann）诸人的政治学说都是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的，但是我们至今还不曾有一部正式的“实验主义的政治哲学”。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讲演题目时，我就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他借这个机会做出一部代表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他很赞成我这个意思，故有这十六次的长期讲演。这是杜威先生第次正式发表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我很希望中国的读者不要错过这个很难得的杋会。杜威先生的讲演是我翻译的，是我的朋友高一涵笔记的。这一次所登，都是一涵的记稿。杜威先生现在正要把他的原稿修改成一部书，书成时我要译成汉文。将来那部书的英文中文可以同时出世。这一次所登载，已经一道口译，又经一道笔述，一定有许多不很恰当的地方。这是一涵和我都要请读者原谅的。

八年十一月胡适

我这回讲演的题目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换一句话说，就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学说发生本是很迟的，是先有制度然后才有学说，不是先有学说然后才有制度。譬如吃饭，先会消化然后才有生理卫生等学说，譬如说话，先有言语然后才有文法学，修辞学，名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也是这样。人类先有社会的生活，风俗，习惯，遗传下来，然后才有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所以可断定思想发生必定在制度习俗成立之后。

人类有一种天性，遇到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有一种动作，去应付这种需要。如饿了自然会吃饭，疲了自然会睡党。最初因为遇到一种特别的事件，发生一种动作，久而久之，养成习惯，自然会照样做去。也没有人要问为什么有这个制度？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如果有人问他，他就说大家这样做，祖宗传下来是这样做，单照习惯做事，并用不着学理的解释。不但他们不愿去问，并且最讨厌人家问他。有许多志士对于现行制度习俗发生疑问，被当时大家仇视，把性命送掉的，历史上常常看见。最重要的就是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因为他欢喜问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后来人家讨厌他，说他妖言惑众，煽动青年，所以把他毒死——这就是最初社会不欢喜学理的证据。照这样看来，思想既是一种可恶的讨厌的东西，大家应该跟着制度习俗走就是，如何还有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呢？大概思想发生，必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平常的人多不肯用思，只愿随便做去，譬如吃饭走路，都是用不着想的，若遇到困难，如走路走不通了，或者距离太远，还是坐马车呢？还是坐汽车呢？到这个时候才有问题发生，到了发生问题，才不能不发生思想。人类对社会政治也是这样。最初的制度习俗，到了不中用的时候，才去研究到底为什么不中用？既然不中用了，到底有什么方法补救没有？所以思想发生必定在社会制度不中用和有病的时候，社会有病，才有社会哲学发生，政治有病，才有政治哲学发生。

从历史上看来，人如果没有病，一定不会发生医学解剖学的。医学和解剖学发生，都是因为人有了伤，染了病，逼着人不能不研究为什么有病？为什么要死？想一想看有法子救没有？到这个时候，医学和解剖学等才会发生。社会政治也是如此。社会的生活有了病了，不得不去研究研究，看这种病根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要想出什么补救的方法？这样一来，所以才有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

我们且看一看历史，无论东洋西洋，学说发生的原因大概都是从社会纷乱不安而起的。譬如希腊古代，社会政治起很大的动摇，所以才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哲学出现。如果我的观察不错，那么中国的学说发生也应该如此。老子孔子也生在中国社会政治纷乱的时代，因为社会不安宁，所以才有老子孔子两派的哲学发生。

以上讲的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的原因，现在再讲学说发生以后，对于社会和政治制度上有什么影响。学说发生既然在社会有病的时候，那么学说的用处，还是仅仅说明病状？还是真能治病呢？譬如医学，只是空说病状的脉案，还是真能治病的药方呢？又如蒸汽只是鸣鸣的放气，还是能鼓动各种机的动力呢？这个问题就是“学理在实际上有什么影响”？就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在社会和政治的实际上有什么用处”？

关于这个问题大概有两个极端的学说，相互争论：

（1）是极端的理想派，这派哲学家极端偏重理想，他们说无论什么东西都由学理发生的。因为他们极端崇拜理想，所以把非智识方面的种种势力看轻了。所以这一派的断语，就是一切制度习惯，都是学说的结果。依他们的眼光看来，这回欧洲的大战，完全是两种思想学说互相冲突的结果。至于物质方面的影响他们是不大承认的。

（2）是极端的唯物派，这派哲学家说理想是果不是因，是由别的东西发生的，并不能发生的别的东西，这回欧战全是物质生活冲突的结果。他们以为世界上大事不外争生活上的种种利益，不但说政治和经济是这样，就连美术也是由生活发生的。依这派唯物历史观的眼光看来，这回欧战可以完全作经济竞争解释，不是学理上的冲突，完全是物质上的冲突。德国在欧战以前，国内的出产已超过一定的程度，所以不能不找出销路，向海外发展。英国方面的经济发展，全靠海上贸易，德国要争海上的利权，劈头就和英国海上利权相冲突，所以这次欧战可说完全是物质竞争的结果。

照他们的眼光看来，英德两国开战并不是理想的冲突，说理想冲突都是假的，都是拿出好名词欺骗小百姓的。德国资本家军阀派要想利用德国的小百姓，故意提出几个哄人的名词，如“文化”“法律”“服从”等，来号召一般人民，协约国方面也提出什么“自由”“正义”“人道”等好听的名字，叫许多人民替他们送死。这都是资本家和军阀派作伪骗人的手段，捡几个动听的名词，做他们保全自己物质上利益的工具，那里真有什么理想的冲突呢

我提出这两派极端相反的学说，并不是想批评它，不过想引起人家研究，知道社会和政治的哲学在人生实际上到底有什么影响罢了。现在我也用不着和这两派辩论，姑且提出第三派的学说来。

这第三派学说，说思想学理起初都是事实的结果，并不是事实的原因，不过发生之后，和事实合在一起又可变成别种事实的原因。思想本是遇到困难才发生的，发生之后，于文化上制度上总要生出变迁的。思想无形的传播出去，传到人的身上去，就把人变得和从前不同，所以思想发生以后，他的影响可以传到人生行为品性习惯上去。英法德三国哲学，如果从抽象上说，并没有什么意思，若从实际上看来，因为三国的哲学不同，所以在人生日用上发生的行为品性也不同了。我们如知道思想怎样影响于人生的行动，就可知道思想有什么效果。既然知道思想可以影响人生行动，那么那种思想是好的，那种是坏的，正是我们应该讨论的。

思想学理的第一个功用：就是把本来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本来变动的变凝固的，比方有一件东西，若没有学理的补助，不久就会消灭了，若是得了学理的补助，把他变做抽象的学说和主义，这件东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远存在。但是这种效果是很危险的。从历史上看来，如天主教徒把亚里土多德的学说拿来做他们的正宗哲学，这就是一个例。为什么天主教徒要把非天主教的学说拿来做正宗哲学呢？就因为他们知道学理的作用可以把不凝固的东西凝固起来，一旦凝固起来，得了学理的保障，就可以永远不朽。这个例在中国更是显而易见的。有许多制度因为有孔子的学说替他们作保障，所以几千年都不容易改变，可见得学理的功用实在有点可怕。

思想学理的第二个功用：就是能在危急的时候，维持一般人心，叫他们拼着生命财产不要，去做很重大的事体，譬如这回欧战用几个“公理”“正义”“人道”等好听的名词，就可轰动无数的人民拼命去打仗。就依极端唯物派的见解，承认这些名词是资本阶级用来骗人的，他们既然承认好听的名词可以号召人民，就是他们承认人类的行为不单受物质的影响，也还受许多学理的影响。所以到了危急的时候，只有几个抽象的名词可以轰动一世，连那金钱势力也都丧失作用了，这还不是学理的功用吗？

以上说的理想两种功用，是很普通的。是很显而易见的，不但好的思想可以发生影响，就是坏的思想尽职尽责可以发生影响的，并连那迷信幻想也都可以发生效果的。现在我们且讨论学理怎样发生影响和现在的时代是否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派别，大概和人类性质的区别一样，简单来说，可分两派，人类性质有急进保守两种，理想也有急进保守两派。

（1）根本解决派 这派人的思想总不满意于现在的社会制度，一味的批评，说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一方面攻击现行制度，一方面设一个理想中的“鸟托邦”。对于现在制度不想逐渐改良，只想根本推倒。必定要把现在所有的制度一齐拿来根本推翻，另外建设一个“乌托邦”，才可以称心称意。

这派人对于现在制度，完全不睬，只想有一个超出现在的社会政治。他们的学说全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照学说发生的次序看来，激进一派往往在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后。例如希腊，先有柏拉图，后来亚里士多德。柏氏所著的《共和国》，完全和当时社会所断绝关系，凭他一人的理想，想出一个共产共妻的乌托邦。有这种根本破坏论在先，才有亚氏保守论在后。中国也是这样，先有老子破坏的学说，然后才有孔子保守的学说。

因为这派人不承认现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特别注重个人，注重我的良知。以为如果个人到了明心见性的地步，就可以做人生的监督，可以组成理想的“乌托邦”。

（2）保持现制派 这派人的思想也是不满意于现行制度，但他们以为制度原来是有道理的，后人不照着他原来的意思做去，所以才变坏了。比方政府本是一件好东西，政府原来的意思本不坏，所以坏者，不过是执政的人不照着原来的意思做罢了。因为抱这种观念，所以只要找出制度原来的意思，并不必把所有的制度根本推到。希腊的亚里土多德就属于这一派，他以为理想就在这社会制度之中，不要离开社会去找“乌托邦”。法国革命以前，所有的思想大概多是激进的，多是想把现行制度根本推翻的，到了十九世纪拿破仑失败后，又起了一层反动，渐渐趋于保持现行制度一边。孔子也是这样，他以为制度都有个理想的标准，我们只要照那理想的标准做去就够了，用不着根本推翻的。

以上所说的两派，第一派总相信自己，注重个人的理想，自已以为是就是，自已以为非就非。第二派对于个人不相相信，以为个人的知识很容易错误，只有前言往行是很可靠的。一是不承认现在的制度，只想创造理想的制度，一是承认现在制度，只想找出他原来的真意，一靠自己，一靠古人，一注重个人的反省，一注重考察研究，这两种思想的结果，于社会政治上都发生种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学派，但归总起来不外上说的两大派。我形容这两种学说容或有太过的地方，但我的目的，原不在于批评，只想表示社会政治的背景，好引出第三派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出来。人类有个通弊，不是太过就是不及，不是太偏于激进就是太偏于保守，不是说什么都是好的，就是说什么都是不好。几千年来的人类大概多吃过这种亏的。要知道人类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推翻现制可以解决，也不是完全保持现制可以解决。人类最需要的是对于事实的判断力，能判断在某时间某环境之中，应该找出某种方法来解决某种问题，随时随地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对付具体的问题，这便是第三种哲学。

以上说过的两派同犯了一个笼统的毛病。一派说现在什么制度都不好，不怕立刻就要造出一个天堂出来；一派又说现在什么制度都好，只要照着理想的标准去做就完了。可是因为犯这个笼统的毛病，把具体的问题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

归总一句话，现在哲学的问题，就是怎样可使人类的知识智慧可以指挥监督人生的行为？想出什么工具来应付现在所处的环境？这是第三派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且待下回再讲罢。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有个共同的趋势：就是都想创造社会的科学 —— 关于人生的科学。把从前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律今，渐渐用到人生社会方面去，拿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科学，这便是科学的精神对于人生社会上发生的影响。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第三派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怎样受科学精神的影响。

近世科学的起原是先从人生关系很少很远的地方来的。

最初发现的是天文学，再进一步，便是无生机的物理化学，更近便是有生机的生物学。到了现在才觉得人生社会的问题也许可以拿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所以和人生关系很少很远的科学，也渐渐和人生接近，科学的方法也渐渐适用到人生社会事件上来了。结果就生出许多关于人生社会的科学，如研究人种起源进化及生活情状的叫做人类学，研究人类生计的叫做经济学，研究人生在国家内一切组织的叫做政治学，研究人类信仰的叫做宗教学，研究人类过去的情状叫做历史学，研究人类交通意思的工具叫做言语学。这都是用自然科学的律令方法来解释人生社会事件的社会科学。

刚才所说各种科学，无论他有功效无功效，是成功是失败，但总有一句话可说：就是自打这些科学发生之后，人类心理上态度上生出一大变迁。从前的人都以为只有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有天然的律令可说，至于人类的生活最难得有条理有律例的，应当列在科学范围之外。到了现在大家也觉得人生的事业，心理的活动，也是有条理的有律例可寻，也可以用解释自然现状的方法来解释他，这便是科学发生影响于人生问题的地方。

但是社会科学家虽然发明了许多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哲学总是看不起。他们以为哲学是玄想，不是根据事实的不像自然科学有一定的规律，有可凭的事实，这样空中楼阁的玄想，是很不值得研究的。

我对于社会科学家的见解，原不想去批评的，但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社会科学的原理通则往往本来是从特别地方特别情形之中找出来的，预备为某时代某种人民应付某种环境的，后来方才被社会科学家推广出来，要想变成“建诸万世而不悖”，“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律令。我们且拿经济学做个例，经济学原是十八九世纪才发展的，他的原理通则都根据西欧一部分地方的经济状况，怎样才能够出产？怎样才能够分配？怎样才能够使销路发达？这都不过是十九世纪欧洲一个地方经济的情况，不想那些经济学家拿这种情状来做成通例，说是古今中外一定不变的经济原理，说是经济学中天经地义，全世界都可以适用的！

且就十九世纪经济学发生的事实说：那时候经济状况大概有三种特别的所在

（1）经济组织是大资本制度，出产很多，销路很远。

（2）经济发展的方法是竞争的，不是互助的。

（3）经济组织的目的全在发财赚钱，不在图谋社会公共利益。

那个时候经济原则都是根据这些事实发生的，发生之后，他们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人生经济的活动一定要照这些定律做去，例如需要供给等律，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应用，人类只能遵守这些定律，绝不能改造这些定律的。所以后来嘉来尔（Carlyle）辣斯金（Ruskin）诸人很攻击这种经济学，说是愁惨的科学，要想把他根本推翻。所以后来才有历史派经济学出来，根据历史的事实，考求历史的制度，才知道原理原则是根据历史上特别事实发生的定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时一地的特别律今不能推行到各时各处去的。

照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某种通例是根据某种事实发生的，历史上的事实是变迁不息的，事实变了，通例也跟着改变。譬如欧洲的国家，当初从市府制度时代渐变到封建制度时代，再从封建制度时代到实业制度时代。市府时代的通例，到封建时代当然不能用了，封建时代的通例，到实业时代当然又成了废物了。一代有一代的情形，即一代有一代的通例，不能说某种通例是绝对的定律，永远不能修改的。

我为什么要提到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家种种的见解呢，这里却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可分作两方面说：

（1）消极的方面 在说明社会远在长近的时代，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正在天天进行。我们应该拿哲学来帮助解释现状，应该拿思想来指导现状。自然科学全是物观的，只能描写记载自然现象，即不能拿理想去指挥他改变他。至于社会科学不是仅仅描写记载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来指导他，所以不能不带一点玄想。

2）积极的方面 社会科学发生以后，人类的心理态度都生出一大变迁，也把人类的活动看作有法则有条理的，不当作一种紊乱无纪的东西。社会科学能把科学的精神介绍到社会哲学上来，使那种空中楼阁的哲学也降下来和人类生活接近。因为如此，所以发生几种影响：a、注重事实，不去空想，b、求出证据，不尚武断，c、把绝对的态度变作试验的态度，d、把一切定律都看作假设，不看作天经地义。所以自从有了社会科学以后，社会的哲学也变作带科学精神哲学了。

第二层意思，是说自从科学精神介绍到社会哲学里边去之后，因而发生第三派哲学。这派哲学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1）注重实验 从前的学说都是理想的，守旧的，自己成一个世界，不欲根据事实。这第三派的哲学处处想拿应用的结果来证明学理的功效，试验他到底是真是假。试验有效，就拿这种学理来指挥人类的行为。

（2）注重个体的研究 从前的哲学家不是完全推翻现制，就是完全保持现制。这第三派的哲学不说这样，笼统的话，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绝不承认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3）注重随时补救的知识这派哲学的目的不在完全改革，也不在完全保守，只想养成知识能力，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毛病，解决特种问题。

科学本分为两种：（A）纯粹科学；（B）应用科学。纯粹科学是专说明事实的，事实是怎样，就该怎样说，一点不能加人人的意志欲望的。应用科学是纯粹科学的律例应用到人的意志欲望上去，不但可以加入人的意志欲望，并且要用学理帮助来满足人的意志欲望，使人的意志欲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

纯粹科学只能拿旁观的态度来研究事实，譬如研究天文学，看月圆月缺，月出月落，只能说明圆缺出落的道理，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叫月亮不要缺只要圆，不要落只要出，应用科学便不然。因为我们就是这种科学中一分子不是和我们不相于的，所以要拿主观的兴趣来研究它，不能纯取旁观的态度。譬如讲医学，医生自己也是所研究的一部份，怎样治病是学理，要活不要死是人的意志欲望，必定要满足这种意志欲望，才算达到目的，才算学理成立。讲社会科学也要这样，必定要定个方向，叫它朝这个方向走，是要它怎样便怎样，不能随它怎样便怎样。社会科学都是应用科学，所有的学理应该可以帮助人生行为，指导人生方向，使达到人生希望的目的。这便是工具主义的态度，便是实验的态度。

社会的哲学不是纯粹科学，乃是应用科学，所以不单是说明事实的现象就算了事，必定达到一定的目的才是。

譬如经济学不单是说明经济现状就算完事，必定要从经济现状中找出一个方向，叫人照这方向走去，得到最大最多的幸福。譬如政治学，也不是单记载政治现状就算完事，必定要想出医治现状的方法，找出修补现状的工具，使大家得到安宁幸福才对。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等都是一种技术，所以必定要社会哲学来指导他们，批评他们，告诉他们那种是好的，那种是坏的，这便是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技术本来有许多种，有好的，有坏的，所以必定要选择。就拿医学做个例，医学也有两种：一是画符念咒的，用手术幻术的；一是用科学的解剖，化学的应用，帮助他的技术，使人得到健康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譬如政治学，从前的时候，没有学理指导人类种种行为，所以万事都听天由命，全看所碰的机会如何，有了好皇帝、好长官政治就好，不然就不好，这都是没有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来指导他们行为的原故。人类行为如果想不靠天，不靠运气，不靠机会，必定要有一种科学的智慧知识来指挥引导才成。

我们为什么要把社会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呢？这里却有两层意思

（一）现在文化进到了这样地步，交通也便利，调查也容易，又没有一个地方一种民族未发现的，要想调查观察各种社会政治的情形，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倘再不用作科学研究，拿研究的结果来指导人类行为，设偶然有一事发生，也许把几千年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文化一齐推翻了。我们要想免除人类的危险，所以不能不作科学研究，利用可能的机会，把它研究出来，做指导人类行为的工具。

（二）社会哲学的方法，从前是笼统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想出一个笼统的名词，如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笼统说政府无用，就是笼统说政府有用，不然就笼统说私有财产制是怎样坏。现在社会哲学的方法便不同了，研究个体，研究特别事实，注意个体和通则的关系，想怎样从个体中找出通则，怎样使这通则适用到个体上去？说那些笼统不分，囫囵吞枣的话，不是现在的哲学家，现在的哲学家是要从个体上做分别研究苦工的。

这都是我们所以要把社会哲学当作科学研究的原因，再举出几个例，说一说抽象的、笼统的、理想的毛病。

譬如铁路工程，我们要想造铁路，不能定下一个抽象的理想的路线，必定要分别研究，看河流地势山脉的情形怎样，看出产的货物怎样，看货物的销场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可以决定路线，应该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设若定下个抽象的路线，没有山也要开山洞，没有水也要架铁桥，岂不是白费气力吗？

再从欧洲思想史上举出一个例来讲，当十七世纪时代，欧洲各国都是连年扰乱，不是宗教战争，便是异族战争，不然便是争王夺霸的战争。因为当时政治情形，四分五裂，所以发现一种需要。需要什么？就是统一的国家，要想造出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把主权法律秩序种种观念讲得异常的尊严，所以十七世纪欧洲政治学说，大概都注重国家主权法律秩序。提倡这些学说的人，以为凡是国家都是这样，这种笼统的理论出来，就养成了崇拜国家主权法律秩序种种习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受这种影响，收了很不好的效果。我们要知道，国家主权法律秩序的极端推重都是十七世纪特别需要的东西，我们把他拿来到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当做“万应锭”、“百效膏”用，当然生出许多不好的结果。

到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期，蒸汽发明，机器渐渐出来代替人工，于是生计的状况，生出一大变迁。变迁的结果，有许多法律都不适用了，比如干涉的政策，最妨碍实业发展，于是才有极端放任的学说发生，主张缩减国家权力，让个人去自由发展。这也不过是反对一时的现状，并不是天经地义，后来也成了笼统的理论，结果便使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被资本家利用，只看见有钱有势的人竞争，把那些无钱无势的劳动家都压到第四层社会去了。可见得离开当时的环境，把救济一时的方法，拿来做百年大计，是最危险的一桩事。

所以第三派哲学不像从前的哲学对于现行制度不是总攻击，便是总辩护，知道用力去辩护攻击，不如用力造成进步的观念。这种进步，不是自然的进步，也不是笼统的进步，是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从各方面各个体进步的，是拿人力补救它，修正它，帮助它，使它一步一步朝前去。所以进化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整包的。

现在世界有许多野心家，高谈阔论，一张口就说要改造社会，我想改造社会绝不是一件笼统的事，绝不是一笔批发的货，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应当从何处下手？”我的答案必说应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议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社会上的事不能开口就说全对，或开口就说全不对，要知道进化不是忽然打天上掉下来的，是零零碎碎东一块西一块集合凑拢起来的。

因为各方面问题太多，太复杂，常常不易下手，即下手也容易生出许多错误，所以必须研究个体，把一件一件的事体分析出来，然后一件一件的做去，才能免掉错误。

今天听讲的大概多是学生，学生应该格外知道这个道理。世间零碎事体可以帮助做的很多，做零碎的事初看很觉得不能满足我们的理想，但是各方面如果都以个人的能力知识来帮助做各种事体，到了结果那一天，也许做到我们理想中的大改革。若是先从理想做起，恐怕终久不能达这个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