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第07卷/第4号/杜威博士讲演录 中华文库

从前讲完绪论以后，曾提出社会政治的种种问题，分三大组：第一线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二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第三组是知识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

第一组已经讲完了，从今天起，讲第二组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方面的题是什么呢？大约可以分为四大部分：（1）国家的问题，就是国家的性质范围权力等等；（2）政府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性质作用和权力的范围，政体的君主民主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民主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政府是不是应该有等等；（3）法律的问题，就是法律的作用和范围等等；（4）权利义务的问题，就是法律对于人民的关系，一是权利，一是义务，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义务的范围等等。

这些问题，倘一一说来，未免太繁，最好是能找出一个观念，把这国家，政府，法律，义务和权利四部分都贯串起来。这四部分之中，法律是个中心问题。法律所规定的话，不能让个人自由选择。它的特别意义，就是有一种能力，可以帮助法律所说的话，使它有效。用这个根本观念来看，如事体的合法不合法，即是否在法律之内，是政治的问题，不合法应如何办理，是司法的问题，立法执法，也都是政治的问题，所以法律是个中心问题。

先讲第一部分国家的问题。什么是国家？下这个定义，不是我们的责任。国家无不有人民、土地的，而仅有人民土地也未必能算国家。如印度人民很多，土地也很大，还有历史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但是我们只承认它为英国的部分，而不承认它是个国家。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除了人民土地以外，还有政治的组织，就是政府。但国家却不就是政府，政府不过是一个国家的机关，或器具。

平常有人说，国家是社会的组织，有能力可以管理支配各分子的行为。但是研究历史的人就可以晓得，有能力可以管理支配各种分子的行为的，不单是国家如此。家长时代的家长，固有管理支配一家一族中各分子的行为的能力，就是人类进化到近世，各种团体，也有支配管理它的各分子的能力。如一个会能支配会员，教会及营业机关的公司等也能管理它的各分子的行为。那么国家的性质，与此种机关的性质相同。故须向别处去看国家以外的东西，然后可以把国家的性质，格外明了。

倘不直接去看国家，而看旁的种种组织，凡是一部分人住在一起，它的社会生活，自然发生一种组织，有管理支配的章程、办法、和权力。这种管理支配、是免不掉的。不但国家如此，就是主张无政府的人，虽然不承认国家有能力管理支配个人的行为，但也免不掉一种管理支配的章程。我知道一个美国主张无政府的团体，会员入会时，签名遵守戒约，永不做官，不投选举票，亦不被选举，且不与政府往来。这些章程，会员能够遵守，就是一种管理支配，与国家有共同的性质。

我们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实际方面，可以知道它攻击国家有两层意思：（1）单是不承认现在这种国家是良好的政治的机关，并不是承认一切有组织的团结都不配做管理社会的事业；（2）根本不承认国家应该用武力（Physical force）执行它的法律，干涉个人的行动。

这是无政府的人所主张的，但究竟国家是否可以用权力来支配各分子的行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俄国托尔斯泰一流人，以为一切武力都不该用，国家不配用兵警的权力，故国家没有存在的理由。我们先把这个“力”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极端反对用武力的人，对于精神上的力，也以为可用。故力大约可分为两种：是精神上的力（Moral force），一种是物质上的力（Physical Force）。他们虽然反对政治法律的力，而却承认精神上的力，如劝导、教训，甚而至于嘲讽。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究竟精神的力与物质的力有没有界线可以分别。

据我看来，精神的力与物质的力并没有绝对的分别，两种力的界限很难确定。就是最专制野蛮的暴君，也不能全用武力，把人民个个都关在牢狱里，加上脚镣，叫他们只准这样做，不准那样做。其所以能被他压服者，还有许多是心理的作用，和精神的反应。他能叫他们恐怕，不敢不照他命令的那样做：这是心理的动机，而不是物质方面的办法。所以物质的力与精神的力很难分别。

但真的问题，并不在乎区别物质的力与精神的力，也不是两种都不能用。真的题是看他“力”的用出来，在精神上起一种什么反应。暴君的力所起的反应就是恐怕，以及极下等的种种精神反应，所以我们反对它，不要他自古以来，各国政府所用法律政治的威权，有许多不好，可以指摘的地方。但仔细想来，这并不是力的不好，也不是力的该用不该用，而在乎用法的得当不得当，聪明不聪明。是怎样用法的问题，不是用不用的问题。监牢，拷打，脚镣，杀头等刑罚，所以应该攻击，并不是攻击力的本身，只是攻击他用力的蠢笨，引起很坏的反动：一方用的人，养成道德堕落及残忍凶暴的习惯；一方被执行的人，反而格外规避，法律愈惨酷，规避亦愈巧。所以攻击他用力太蠢笨，不是说一切力都不准用。

一切精神的力，全赖物质的力始能表现，只有精神的力而没有物质的力以表现之，则这精神的力也无从看出来了。譬如脑筋里面的意思，必须口里说出来，手里做出来，方能表现，倘只有一个死意思，放在脑筋里面，不使人知道，有什么用呢？譬如我有一个出门的意思，一定要从走出门，坐车等动作表现出来，然走出门坐车等动作，都近于物质方面的力。所以我说，力并不是用不用的题，是怎样用法的问题。用法应该聪明，经济，不要浪费，糟塌。譬如两人都有很聪明的意思，只因用法不对，在路上一碰，两方面的力都打消了。所以法律政治的作用，是怎样支配用力的方向，使力用形体表现出来的时候，不冲突，也不糟塌。

我于讲演开端的时候，曾经说过，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之点，并不是笼统的赞成这样，反对那样，而在具体的考察评判这一件事，那一件事，这个题，那一个问题。现在对于“力”，也当持这个态度，去考察评判“力”的哪种用法是好的，是高等的，那种用法是不好的，然而这考察评判，用什么来做标准呢？大约有两个标准：

第一，看用力的时候，其含意是否为公共利益，还是带有恶意。倘先存一种仇视的观念，而不以公共利益为前提，这种力用出去，必然引起同样仇视的反动。所以用力以公共利益做根据的是好的，以恶意为根据的是坏的，如威廉与别国挑战，是想用力摧残别人，就是不好的，国际如此，国内也是如此。

第二，看用力的进候，是否能引起最高限度的知识思想。倘摧残或禁止别人用知识思想的是坏的，能提醒的是好的。因为用力的蠢笨与聪明，全在知识思想的反应。

这两个标准做评判的根据，可以把用力的方法，分为三种：

（1）能力（Energy）。这是不可少的，譬如木匠，不用刀锯锉刨等形体的力，怎样能造出桌子椅子等物？所以用力得出一种结果，是大家公认，不能反对的。如开口也是力，讲话也是力，不用力便不能达到目的。这第一种力不成问题。

（2）阻力（Coercion or Resistance）。这是抵抗的力，例如有侵犯他人自由的事，不得不用力去限制它。这种力可要发生问题了，防卫国家是否可以使用兵力？国内是否可以使用法律警察等干涉的力？都成为问题，但我可以简单的说：这种力是可以用得的，但须看那引起它的原动力，是何等性质，它所抵抗阻止的原动力比较越无理，这种抵抗阻止也就越有理。故这种阻力与引起它的原动力是成比例的。

（3）暴力（Violence）。这完全是破坏消极不经济的力。第一种“能力”是为达到目的，第二种“阻力”是为抵抗强暴，第三种是完全不能发生效果，即发生效果，也所得不偿所失。古代的刑法，如腰斩、剐割、扬灰等最残酷的，本来都可以不用，而执法的人，一定非用他们不足以快其感情，结果成精神上的不经济，或蓄复仇的心思，或成规避的习惯。国内国际，无不如此，所以力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切的力都变成第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不经济的力，以致引起第二种阻力。用这个做标准，然后可以评判力的问题。

力既然是越建设越经济越好，越破坏越不经济越不好，那么例如国家办教育，开矿，造路，建屋，都是好的，用力害人，便是不好的。但用力并不限于那一种组织，家庭实业等组织，我刚才没有讲到，也都可以用力，不过都应以经济不经济，建设不建设来区别。至于国家何以历史上成为最高用力的机关呢？这是因为人类总想寻一个高最主持公道的机关。譬如两个人打起架来，必定要找第三者的公正人来和解，不但冲突如此，就是有意见或利益的不同，彼此都不能不要求第三者的解决。因为公道很难找，只有第三者在二者以外，不偏彼此，可以做得公正人。又因人类争执的时候，有有和种天性的趋向，一定要找比两造范围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就是国家渐渐成为最高用权力的机关的原因了。

人类天性的趋向，既然要找范围较大的第三者解决争端，那么家庭，教会，和旁的经济组织，何尝不可以出来评判呢？因为这些都是小的组织，所代表的有限，或与两造有关系，不能不找更大的第三者出来。文化愈加复杂，各种组织彼此的关系，也愈加密切，遇有争执的时候，不能不归到这个代表最多最广的公共利益的机关来受评判。即如无政府的人主张自由恋爱，以为结婚的事，国家不配干涉，男女尽可完全自己办理。但是他们生下了小孩的时候，若再离婚，这便不单是他们男女两人的利害了，这里面便有关系别人的利害，应该有范围更广的机关来评判了。社会愈进化，要求第三者解决的事愈多，所以国家更成为永久的评判机关。

因历史的进化，国家成为永久操纵最高权力的机关，我们可以再回到要讲的根本问题，找个标准，评判国家的好坏。国家所以可以操纵最高权力，因为他代表的是最广的公共利益，小组所以不可以操纵最高权力，不配做评判人因为他不能代表公人利益。因此，凡是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是好的，若名为民治而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或皇室，或党派，或有钱的人，是不好的。总之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组成一个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上几次讲演国家的性质，指出国家的问题往往容易与政府的问题相混。国家与政府，虽然是两样东西，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政治组织—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重要行为不是用政府的机关去做的，所以历史上每每把这两个国家的问题与政府的问题容易混在一处。

上次又指出国家（State）与国（Country）的不同。国只要有土地人民就够了，国家的重要部成分，却不仅在土地人民，而在做行使职权和能力的机关。这权力对外可以抵抗防御，对内可以执行法律，这便是国家的特性。

国家又与民族（Nation）不同，有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学民族不是国家。试看欧洲波兰等民族，久在那里想变成一个国家，可见民族可以变成国家，却未必就是国家。有对内对外的权力，才是国家的特性。

国家的性质明白了，再来讲政府的问题。这问题的所以成为问题，及最可以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政府的目的，与其所以达到目的的方法，时有冲突。政府的目的，是在做到国家应做的事体，国家所以要有威力，因为要想做到各小部分都有关系；而各小部分单独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体。我们须先知道，政府的内容是人做成功的。人无不有他的野心，嗜欲和利己心。怎样可以使同我们一样有野心，嗜欲和利己心的政府，去做国家的事体，而不去做他自私自利的事体，使他有威权而乱用，对于公共的事体，只有利益，没有妨碍？这真是一个问题。

古代希腊的学者，有一个比喻说，政府是一个牧羊人，人民一群羊。牧羊人对于羊所做的事体，就是不使他受豺狼的毒害，而使他有水草可以过他的日子。或者又说，牧羊人为什么要牧这班羊呢？因为望羊长大些，可以剪羊毛，吃羊肉。如此，政府要用权力保护人民，正因要饱他的私囊。

讲到政府的问题，是极困难。政府要达到目的，不能不用威权，否则对内不能行施法律，对外不能抵御外侮。但是权力在人手里，怎样可以使他们用在对内对外，而不去做自私自利的事？这是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纸上的空谈。近三百年来的学者，主张立宪政体，代议政体，及负责任府，都是因为有了觉司，要想把政府的威权，设法防止，不使他滥用来妨害公安。

这问题在西洋起于两件重要的事实：第一，根于历史；第二，根于人的

天性。西洋在古代了与东方一样，政府限于一小部分的皇朝，而且是老代传袭下来的。古代相传，以为君主的特权，是天意给他的、是他应该得的，别人不能争的。他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最高的尊严，最大的权力，且除了对于上帝，对于良心，负责任以外，对于人民，不负责任。因为政府不负责任，所以有要求代议政体的运动。英国发生这种运动最早。就因他的天命的君主，势力较小，封建制度，在英最短，神权的君主，没有大的势力所以发生立宪最早。大陆方而君主的势力还大，立宪政体的成立，所以比较迟些。

以上是历史的事实，再讲人的天性。人类有了大权以后，要是没有限制，最容易滥用他的权力，做不好的事。无论怎样的好人，若永远享用无限的大权，也渐渐利用他的权力去做不正当的事了。

前几天看见一个学者著的书，说西洋的政治制度，根据于人性本恶的学说所以提出许多牵制政府的方法，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根据于人性本善的学说，所以只以为君主能仁民爱物，用不着议会等等制度去限制他。这话虽然太偏，但也也以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根据，其实并不是说人性本来恶的，就不过说人类有了大权，若没有限制，一定有滥用大权的趋势，就是好人也会有变成坏人的趋势。并不是以为人性本为坏的，不过防备他限制他不做坏事罢了。

但是西方政治学说，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一概如此。这当中有两个大派别：第一，主张政府有绝对威权。此派在大陆方面最有势力，近世德国学者最提倡的。第二，与第一派恰恰相反，主张自由，相种种方法限制政府，英国的学者，提倡最力。

今天先讲第一派。

要讲这一派的政治学说，须先讲明白这派学说发生在什么时代。十六十七世纪是大变迁的时代。一千年来，全欧洲政治的中心，尽在于圣罗马帝国，和圣罗马教。后来经济状况改变了，欧洲北部，发生了许多新的小独立国，地地中海一带，商务繁盛，渐渐养成了财产阶级，蒸汽机虽尚未发明，工业却狠发达。加以旧教势力渐小，新教也起来了。合起这些宗教主、政治、商业、工业的改革来，把统一的欧洲，弄到四分五裂。北部诸国，且常在纷乱之中。当这过渡时代，有许多人想望从前一统太平的国家，于是在学理上发生这专制的，绝对的政治学说。

在这早不保晚的纷乱时代，自然大家都希望治安，因此对于政治，只要能使天下太平，什么学说都可以的。他们以为政府应该有大的权力，使人民过太平日子，其余的什么我们都可以牺牲。本这咱心理而倡为学说者，第一就是意大利人马嘉维利（ Machiavelli）。他做了一本“君道论”（ The prince），在当初是很有价值的。他以为君主应该用威权，对内要信赏必罚，对外只要合著保民护国的目的，什么手段都不要紧，兵力也好，欺诈也好。因为国家不能受道德限制的，只有一种限制，就是使人民过太平日子。

马嘉维利之后，此派第二个学者就是英国的霍布士（ Hobbes），他生在英国大革命时代，也提倡国家应有绝对威权的学说，比了马嘉维利更为详尽。他说人类初生时代，彼此互相侵害，由于人类有三种坏的性质：

第一，是贪利，就是有财产的天性，什么东西，都希望变为自己的，自己的东西，越我越好。

第二，是怕死，因为彼此互相猜忌，我怕人家害我，人家也怕我害他，结果不得不互相防备。

第三，是好名，就是家出风头，自己总要也在人家之上，结果大家争起来了。

因这三种坏的天性，大家便互相侵害，互相残杀，没有安宁的日子，是很可悲的。所以大家商量一个办法，就是组织国家，把管理的威权，情愿交给少数人，替他们维持公安，无论如何专制，只能听他，因为这威权是他们自己交给他的。

霍布士是第一个提倡有条理的主权论的哲学家。他以为国这的主权是绝对的，无限的，是我们当初自己交给他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因为时势的影响，也是自然的结果。但是受他影响的学者，却太认定了威权绝对无限之说，以为国家许你做的事，并不单是许你的，是命令你的，譬如我们走来走去是法律所不禁的，但是这种法律不禁的行为，就是法律所许可的，就是法律所命令的。这一派的学说把法律看作无往不在，超于自然的东西。因为他们以为法律是国家所造，断没有能造者反比所造者为低的道理。这种学说在英国一方面，后来不久也不适用了。英国经过王政复辟以后，到十七世纪末年（一六八八）又变为很共和的立宪体，这种学说，已成陈迹。但在大陆方面，还着实有人引伸为很有力的学说。

霍布士之后，此派第三个重要学者是斯宾娜莎（Spinoza）。他把马嘉维利和霍布士二家学说的精采取出来，变为一种较高尚和平的学说。他说人类没有社会的时候，与下等动物一样，不能算是人，等到理性发现，知道要有社会，遂把动物的野心压下去。有了这个观念，于是发生社会，社会是进化的一级，国家是再高的一级。国家有法律组织，能使人知道行为的规律，不单靠私欲活动，且能表现理性的生活。由社会国家进化，最高的是共和，但须人人都照法律去做，始可以为共和国家，否则只配专制政体，因为专制政体可以使人民知道全体的利益，把个人消纳于全体之中，故可以看作预备共和国民的训练。斯宾娜莎讲国家的威权是无限的，人民只有服从，自然不能主什么反叛，什么革命。这是很严厉的政治学说，但是他也主张一种限制，就是不能侵犯思想信仰的自由。因为国家是人所以表现他理性的生活，应该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他的理性，不能去侵犯他良心的自由，否则便反背了人类所以要有国家的原由了。

斯宾娜莎的哲学，在他自已的时代，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他死了以后，也不有很大的直接的影响，但间接的影响，却是很大。德国后起的学者，把他的学说提出来，再加上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合在一起，发生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在大陆方面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派德国的新政治哲学，起于十九世纪的初年。因为十八世纪末年，法国大革命的反动，闹得很惨，所以德国这班学者，见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酿成恐怖残杀的结果，遂提倡这派哲学。例如黑格尔（ Hegel）的学说，以为国家是代表天理的，天意到什么地方，便指定那一个国家代表天命，传播文化。战争是表示天意的东西，天意所喜欢的给他胜，否则败。他并且引许多历史上的事实，证明天意必有所归，德国是代表最后的天意，宣传文化，所以有很大的威权。

黑格尔差不多是个德国官派的哲学家，势力很大。他由历史的观察，以为神圣的意志，从国家表现出来，个人只能消纳于全体之中。黑格尔在欧洲的影响，有两大效果。

第一，使普鲁士的独裁政治有学理上的根据，助成他的军国主义，并见使德国人存一种很坏的见解，以为只有他的文化是正宗，是代天宣传的文化。

第二，但这一派学说了有好的一方面。下次讲个人主义 —— 自由主义派的坏处，在于国家的势力太限制了，以为国家只可维持关于物质方面的平安，他的权力，愈小愈好。现在讲这派第二个效果，就是这个反面的好处，就是认定国家所包，不仅在生计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裁制，还有精神方面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

这次大战，常有人说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战争。我们承认独载政治打败了，以后再有主张它的，不会有是后胜利的了，但是德国系的政治哲学也有一部分真理，是永远胜了，不会磨灭的，就是看国家不仅在保护财产，履行契约，还要做精神上文化教育的事业，使国人有精神上的发展。他们承认：散漫孤立的个人是斗不过愚陋、贫穷、疾病、痛苦等恶势力的，所以国家应该利用政府的权力来提倡教育，鼓励美术科学，保护个人的安全，如劳动保险，老病保险，失业保险等。这些都是积极的责献，他们的价值是不会跟着中欧的军国主义一同消灭的。我希望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也把此派有价值的贡献收入，成为更完美的政治哲学。

讨论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行使政府的权威怎样有道德上的理由？即国家的组织—政府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的威权，有什么道德价值的限制？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

第一，就是上次已经讲过，德国系学者的答案。他们以为这简直不成问题，因为一切是非善恶和道德不道德的标准，都根于国家法律而来。没有国家，便没有所谓社会生活，自然还有什么是非善恶道德不道德可说？国家既然是道德生活的根据，所以用不着道德的限制。

第二，是今天要讲的英国一派自由主义的答案。他们以为国家所以能行使威权，完全以个人的自由为根据。

个人自由有冲突的时候，国家用威权来维持他。

这派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英国的洛克（Locke）。他著书在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大革命以后，这时候英国正把专制王朝推倒，换了立宪的君主政体。新王朝进来，受许多宪法的限制，从此再没有专政体出现。洛克著书的目的是说明立宪政体在学理上的根据，替那一次大革命作辩护。洛克开始就说有两种情形的不同：一种是有了政治以后，一种是没有政治以前。没有政治以前，是天然时代（State of Nature），人是理性，能群的生物，所以在这时代虽然没有政治，却也有社会的生活，并不是霍布士所说互相残杀互相侵夺的情形。可是这时候的人虽然也可以过日子，但有三种缺点，故有发生政治组织的必要。

第一，没有一种机并能发表社会应守的法律规则。

第二，彼此发生争论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做公正人。

人人自己都是裁判官，因为人人都是袒护自己的，所以结果弄得没有是非。

第三，没有第三者执行赏罚。犯了罪没有人去罚他，所以全靠自己或子孙出来报仇，不但人人做裁判官，还要人人做警察，于是大家仇仇相报，没有已时。

因为有种种不方便，故大家商量设立一种公共的机关来做立法司法行政的事体，所以有发生政治的必要。

照洛克这样讲法，是人类大家因为感受没有政府的不便，所以情愿牺牲部分的自由，去换更重要的权利。

这样协商的结果，大家委托一部分人组织政府。人民与政府之间，仿佛立有一种契约，这就是所谓民约论。

就是牺牲天然时代中人人自己立法司法执行的一部分自由，去换得生命财产格外隐妥格外安全的基本权利。

人民把立法司法执行的一部分，让给政府，委托政府去办，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格外安全，这就是所谓契约。

洛克的用意：第一，是为一千六百八十八年革命立宪政体辩护。规定权限，订立宪法，是为保障人民权利，使新政府有学理上的根据。因为政府是受人民委托来的。第二，是为这一次大革命说明。推翻Stuarts皇朝，不算反叛，是正当的革命。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的，办理不善，就是不守契约，人民当然可以出来更换。这是道德，合理的，相当的手续。

有一派反对的人，以为这派学说，用历史的眼光来考证，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不能存在。历史上并没有人民与政府订立契约的事实，这种学说，自可打消。但是这种反对，对于这派学说的精义，仍然没有妨碍。洛克并不是要同人家讲考据。他的目的：第一，政府是有目的的，有作用的，不是可以凭空存在的，倘他不能做到契约的条件，人民可以不要他；第二，人民对于政府，应该保留干涉的权利，好的政府不必说，坏的可以推翻更换。这两种是他的学说的精神，就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也能依然存在的。

洛克的学说，并不是民主的而君主立宪的，不但主张人民保留政治权利，而主张把政治权利委托政府。但是政府须受限制，政府不守本分时，人民可以革命。他本是王党，是主张立宪的王党，所以他的学说如此。

此后一百年，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大革命起来，那完全是民主的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哲学代表是卢梭（Rousseau），正如英国大革命的哲学代表是洛克。卢梭提倡的是民主革命的学说。

卢梭的根本观念，是以前和现有的政府都不是良好的，良好的还没有出现哩。现在的政府，不过根据于势力威权。若是正当的政府，应该是扰于公民人同协商，人人把自己的意志暂时取消，尊重共同的意志，以代表社会全要的幸福乐利。所以说，能以社会全体的力量去帮助执行共同意志的政府，才是正当的政府。

卢梭以为法律是代表共同意志的，故立法权最为重要，就应该让归国民全体。洛克的学说，主张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并立，不能偏重，偏了就是专制。这是英国相传的见解。卢梭既认立法为最重要，故不信代表制度，以为人人应该参预立法。司法行政不过是派出来管事体的，所以不甚重要，不得当的时候，只要更换就算了，只有立法权非归人民保存不可。这是极端的民主政体。

卢梭的学说，也如洛克学说之于英国革命，是法国会命的哲学，是革命思想上的背景。英国人不甚欢迎他，英国人看卢梭，正如现在守旧的人看Bolsheviki一样。

Bolsheviki的学说，很有许多从卢梭传下来的，不过卢梭讲的是公民全体，Bolsheviki只主张劳动工人全体，卢梭所讲的共同意志， Bolshevik织只主张劳动工人的共同意志，略有不同的地方罢了

现在要讲这派学说沿革的历史。洛克的学说，从十七世纪末年一直到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经过许多的变迁。

十七世纪以后，英国政治的腐败情形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洛克的学说究竟不是民主，而是君主立宪，宪法的限制，还是很少。英国人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对于他的学说，不能满意。于是十九世纪有人出来修正，就是所谓乐利主义派（Utilitarians），他们以为政府是在乎“用”的，是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的的。

乐利主义的根本观念，就是政府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的，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算一个单位。把他分开来说，在政治学上的应用有三条：

第一，每人对于自己的利害，知之最深，旁人无论是谁，总不如他自知的深切。这个观念很重要—由此发生普通选举的观念，主张每个投票，表示他要什么不要什么。近世普能选举的运动，简直可说是根据于这一派个人主义的学说。

第二，被选出来的人须对于国民负责任。这派学者，也知道人人知识不能平等，所以主张代议政体，由普通选举出人来代办。但是举出来的人有什么可限制他呢？否则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要他负责任，国民选举他赞成的人，不会选他不赞成的人，选他以后，又有几年一任的限制，任满以后，还须回到国民面前去算帐。

第三，立法者也须受法律的制限。这话初听似很浅薄，其实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立法者也须根据基本宪法，使政府各部分，都受宪法的支配。

这三条 —— 普通选举，负责任的政府，根据宪泊的国会，是自由主义的革新主张的重要部分。经过许许多的争执，在英国总算逐渐做到，美国自开国以来，逐渐做到。十九世纪的政治自由史，可以算做这三条要求及实行的历史。这派学说在各国经过许多变迁，因为时间的不同，或地位的不同，他的根本观念，也受了许多变化。我此刻把这三条总括起来，说他的大意：

第一，国民是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的威权，不是由天下来的，也不是由什么超自然的势力来的，是很平常的人民给他的。所以人民有干涉政府的。这是民主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

第二，国家是为社会的，不是社会为国家的。德国系的讲法，以为社会生活为国家而设，自由主义则没有了国家可以使社会间互相交换感情意志，国家为社会的，不是社会附设于国家的。

第三，不是人民对于国家负责任，乃是国家对于人民负责任，就是政府所作所为，须在人民面前交代得出，不然，人民就可以干涉或撤换。这一层也很重要，许多手续上的讨论，都是为此，就是人民怎样才可以使政府负责任。

关于这类的讨论，如普通选举，直接选举，规定任职年限，修正选举法等等，其本身问题，虽然没有什么神圣，但都是朝这一个方向走。有许多手续自然是从政治常识经验得来的。这种种手续也很重要。人类知识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得到这样一个使国家对于人民负责任，施用威权有限制的方法。所以这些手续，也是人类多少年来政治经验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