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 中华文库

　　这是我去年在北美洲游历时的一篇讲演的大意。我最初在哈佛大学把这个见解提出同一些国际政治学者讨论，后来又用这个见解在纽约，华盛顿，费城，绮色佳，芝加哥，司波堪（Spokane），西雅图，洛杉矶，及加拿大的文尼白（Winnipeg）各地讲演过十多次，然后写出来，题为“太平洋的新均势”（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登在纽约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本年1月号里。我现在把这个见解用本国文字重写出来，稍稍有点增减改写之处，请国内的政治学者指教。

　　我去年八月到美国的约瑟弥岱（Yosemite）去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到会的有十一国（中，日，英，美，苏联，法，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菲律宾，荷兰）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国联派来的列席的代表三人。会议的主要论题有五个：

　　（1）美国的新措施及其国际的涵义。

　　（2）日本的新进展及其国际的影响。

　　（3）苏联的新建设。

　　（4）中国的建设及其国际的涵义。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前面四个是分论，最后一个是综合的寻求解决的方案。当然大家都特别注意这最后一组的圆桌讨论。

　　我在那第五个圆桌会议的四天讨论终结之后，得着一个结论：对于太平洋西部（远东）的问题，大家议论虽多，其实只有两种看法，一是败北主义，一是乐观主义。认这问题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法的，是败北主义。认它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是乐观主义。我是生来乐观的，所以始终不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和欧美一般的人，多数，也许是绝大的多数，是抱着前一种败北主义的。这也难怪他们；他们看了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国本身的无力，看了国联的失败，看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撕成废纸，当然不能不承认远东问题是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了。

　　败北主义在各国的实际政策上的表现有多种主张。去年9月中，《新共和》周报（The New Republic）曾有一篇社论，主张美国政府命令美国商人和银行全部退出中国，他们的损失可由美国政府从减缩海军所省的经费里拨款赔偿。这是败北主义的一种表现。恰相反的政策，如单方的扩张军备而没有一种积极的国际政策，也是一种败北主义。至于那些主张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现势的人，那些攻击司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人，那更是败北主义者，不用说了。

　　我曾细想，这种败北主义都是由于观察太平洋形势的错误。他们心目中所谓“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只是指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强权独霸东亚，打破了一切原有的均衡势力，而一切旧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对于那个独霸东亚的强权竟无法可施。他们把“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解作了“日本的独霸西太平洋”，当然他们要感觉和平解决的绝望了。因为在一国绝对独霸的局势之下，如果主持那个国家的人决心不顾一切国际的束缚，那么，除非傍的霸国能用有效的强力来和他争霸，别无他种救济方法。在那种独霸形势之下，傍的国家既不肯替人牺牲作战，也只好忍气吞声准备把一切国际信义和条约尊严都暂时搁起，或者希冀在那个独霸的强人嘴里分一杯残羹冷炙，或者（如《新共和》周报主张的）决心抛弃一切可以引起冲突的利益而回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生活了。

　　依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观察是错误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独霸”，这一句话已成为过去的史实，而不适用于今日了。

　　日本的独霸东亚，不在今日，而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年中（1914—1931）。“九一八”以后，因为他滥用他的霸权，引出了一些新势力，造成了一个新均势的局面，那个独霸的局势就维持不住了。这是历史的事实。

　　当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的时候，俄国、英国、法国、德国都用全力在欧洲作战，无余力顾到远东，日俄战后的东亚均势局面完全打破了，远东就完全转到英国的同盟国日本的独霸之下了。在那四年的大战期中，并且在那战后的头两三年，——1914到1921——日本独霸西太平洋，没有第二国能和他争霸。因为如此，所以在大战的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国提出那二十一条的要求；所以就在大战停止之后，在巴黎和会席上，战胜的协约各国还不敢不尊重日本的意志，宁可得罪中国全国人民的情感，宁可抛弃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把山东的德国旧有权益完全送给日本。这七年是日本乘欧战的机会取得的东亚独霸地位，是为日本东亚霸权的第一期。

　　但这种独霸的形势是使英美两国最不安的。于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三年，因为英领太平洋三个大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的要求，因为英美法的合作，才有华盛顿会议（1921）的召集。华府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巴黎和会留下的几个大问题。华府会议的结果有四个方面是和太平洋形势有直接关系的：（一）中日之间争执最尖锐的山东问题总算得着了一个和平满意的解决。（二）九国公约签字的八国彼此相约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权完整；相约给中国一个最充分的机会去自己发展维持一个健全强固的政府；并且相约不得利用中国国内的情形去攫取特殊权利。（三）英日同盟不再继续了，改用四国公约来替代他。（四）采用了“五，五，三”的比率作为英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的比率。

　　世人皆知道这些华府条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约束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霸权。其实日本的霸权，因为接受了一种国际的约束，就等于得着了国际的承认，倒反更稳固了。山东问题的解决使得中日之间解除了一种最尖锐的冲突；海军比率的成立解除了其他海军国对日本的猜忌。九国公约的成立使得太平洋有关系的各国有了十年的相安。骨子里，日本在远东的威权丝毫不曾减缩。就拿那“五，五，三”的海军比率来说，事实上是英美海军的减缩，而日本独得西太平洋的地利，他的海军势力还是无敌的。所以华府各种条约，从远见的政治家看来，不但没有减低日本的霸权，倒反给日本的霸权加上一层国际条约的保障了。所以在华府会议之后的十年（1921—1931），是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这是日本霸权的第二期。

　　我这种说法，有些人一定看作一种诡辩。其实我说的话只是历史常识。我们必须知道，凡一种势力最无害的时期，正是他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例如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正因为是大家公认为最无害而有利的，所以是最强盛最稳固的。我们看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疆界，凡三千五百英里之长，从没有一兵一卒守卫，就可以知道这“霸权无害”的真意义。华府会议之后十年之中，日本屡次有开明的政治家执政，——原敬，滨口，若槻，币原诸人——他们都不肯轻易滥用日本的霸权，差不多真做到了“霸权无害”的境地。在太平洋上，日本大致遵守着华府会议的结果，对中国总算有点耐心，不轻易利用中国内乱的机会来侵略中国。在欧洲，日本是国际联盟里“四大”之一，安安稳稳的受各强国的尊敬。所以在那十年中，日本的霸权，因为公认为无害，所以最稳固，最强有力。

　　日本的霸权无害，我可以举一个最有力的实例。民国十六年，我从纽约起程回国，路上忽然看到三月廿四日“南京事件”的恶消息，那时全美国的舆论都很兴奋愤慨。我上船时，已是四月中，四月底到日本，我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有一天，外务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东京《朝日新闻》的新屋，楼上有一层正开着一个“新闻事业展览会”，岩村先生带我去看一间特别展览。我进去一看，只见墙上挂满了无数薄纸条子，像是日本电报纸，足足有两三千条。岩村先生对我说：“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东京《朝日新闻》一家接到的紧急电报。那天南京日本领事馆被攻击了，日本人也有被伤的，据说还有国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报纸发了无数的号外。人心的愤激，先生请看这些电报就可想而知。但币原外相始终主持不用武力。驻下关的英美炮舰都开炮了，日本炮舰始终没有开炮。”我那时看了那一间小房子墙上密密层层的电报纸，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霸权的威严，因为我明白日本那时有可以干涉中国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滥用，可以说是无害的霸权了！

　　我到东京的时候，币原外相已下台了，已是田中内阁的时代了。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济南惨案，引起了绝大的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无害的霸权一旦变为有害，就不能保存向来的尊严了。后来虽然有若槻内阁的耐心弥缝，两三年后，日本的军人终于不满意于那无害的霸权，就冲决了一切国际的约束，滥用暴力，造成满洲事变。从此以后，带甲的拳头越显露，日本的国际地位就越低落了。

　　当国联盟约和华府条约和巴黎公约都还不曾被撕破的时期，太平洋上并没有什么均势的局面，只有一个纸老虎的“新国际秩序”，在那个新秩序里，大家无形中默认日本是西太平洋的霸主，是远东的领袖。

　　一旦那个纸老虎的新国际秩序被戳穿了，不但远东陷入了大纷乱，整个世界的秩序也被搅乱了。九一八以后的种种暴行毁坏了那一套保证日本霸权的国际机构。那个国际纸老虎不能保障中国的被侵略了，同时也就不能保证日本的霸权了。因为日本的滥用霸力，引起了傍的国家的自危心，引出了许多新势力一一起来抗拒日本的暴力。于是日本十七年独霸的局面就不能不结束，于是这些引出来的新势力就联合造成一个太平洋的新均势局面了。

　　日本暴力引出来的种种新势力，综合起来，可以说是有三种：

　　第一是苏联的回到太平洋上来做一个第一流的强国。当华府会议的时候，苏联在太平洋上还算不得一个强国，他的政府还不曾被各国承认，九国公约也没有他签字的份。华府条约有效的十年中，苏俄自己忙着整理内部，也顾不到远东和太平洋。可是自从九一八的一炮之后，日本的大陆政策掮起对付苏俄的招牌，东四省的沦陷又使日本的军事势力直接和苏联直接接触了。于是苏联政府在实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手段之下，积极的调集重大的兵力到远东各境，一面用大力改进西伯利亚的交通，开发远东各地的实业。五六年之中，苏联已调了三四十万精兵到远东，在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兴造了七千英里的铁路，加长了三千英里铁路的双轨。苏俄的空军是多数人认为世界第一的。在那无限的兵力背后还有苏俄近几年来拼命发展的重工业建设。

　　无疑的，苏俄现在已成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头等强国，富源是无限的，人力是无限的。这是日本霸权的第一个大敌，日本不能不郑重顾虑的。

　　第二是环绕太平洋上的一切非亚洲民族的国家的新兴的军备。这个新兴军备的大圈子，从太平洋北角上的阿鲁兴群岛（Alcutian Islands）起，南面直到澳洲与纽西兰，西面直到新加坡与荷属东印度。我去年在美国时，美国政府公布七月份外国在美国购买军火的，荷属东印度占第一位。这是预备对付谁的呢？新加坡的英国大海军根据地，在华府会议之后，本来早已搁置了；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淞沪战争之后，英国人才用全力赶造这个海军根据地，现在已完工了。据最近英国报纸的记载，英国将要调集重大的海军长驻新加坡。这又是对付谁呢？香港的防御大计划是已在积极进行的了。加拿大从来没有海军，我到文尼白市的那一天，早起看报，就看见加拿大首相金格在伦敦宣言要创立加拿大海军了！还有那南半球的澳洲与纽西兰，——南太平洋的两个人间乐土，——从来没有梦想到国防的需要的，近年也在那儿积极的扩充自卫军，建筑海防工事，制造军用飞机，努力从煤和片页岩里提取汽油。这又是对付谁的呢？至于美国的海军大扩充，和那从菲律宾直到阿拉斯加的防御工事，更是大家知道的了。

　　这一大圈子的新兴军备，都是日本近年的暴力招惹起来的，这是日本霸权不能不顾虑的第二组新势力。

　　第三，虽然最后，却不是最不重要，就是近五六年内新兴的统一的中国。日本在东北四省和华北的暴力行为是促进中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动力，这是我们不妨大度的承认的。在那严重国难的黑影之下，一个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居然很快的渐渐形成了。虽然这个新统一的国家还是很脆弱的，但这六年国难的陶炼，急迫的需要煎逼出来的一点交通建设和军事建设，也居然使我们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力。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自信我们是在努力造成一个能够抵御日本侵略的力量了。

　　中国的软弱无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原因。本来“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人情之常。我们自己不能振作自强，自然引起邻国的垂涎。最近英国《曼哲司德卫报》有一篇文章里说的最好：“中国之弱在日本人眼里是一种引诱。日本之强可以抵抗一切，只不能抵抗这里引诱。”中国的统一自强正是造成一种叫日本不能不顾虑的新势力。这是太平洋新局势里的第三种新势力。有了一个可以独立自强的统一中国，其他的种种新势力方才有个核心可以附丽集中。

　　这是近年的日本暴力引出来的三组新势力。加上日本，共有四组势力，渐渐的形成一种太平洋上的新均势局面。在这个新均势里，日本只是几个因子之中的一个因子，他处处不能不顾虑到其余的那些势力，所以就不成一个独霸的局面了。

　　最后，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些新因子是可以造成大战祸，也可以构成一个和平解决的新基础的。为祸为福，全靠政治家能不能充分明了这个新局势，能不能充分运用他。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日本的能不能有一种彻底悔祸惧祸的决心。

　　如果日本还不明了他所造成的太平洋新形势，如果他还在迷梦里自命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唯一霸者，如果他还要逼中国走到铤而走险的路上去，——如果这些新兴的势力不能好好组织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去发展，——那么，这个新均势必定引领我们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战争，先起于中日的冲突，逐渐的把太平洋上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卷到那奇惨奇酷的大漩涡里去。没有一个太平洋国家可以希望幸免的。

　　但是，如果世间还有远见政治家，他们一定可以从这个新均势里看出一线和平的新曙光，看出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新基石。他们应该可以明白，这一群新兴势力正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太平洋区域的“集体安全”的和平新机构，在那新机构里，苏联，美国，英国（和他的太平洋上属国），和中国日本都应该平等的参加，共同的商榷解决太平洋与全世界的安全和平。有许多问题，彼此不能单独解决的，在那个国际新机构里，应该比较容易有寻得解决的可能。

　　总而言之，日本独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是过去的史实了。为日本的前途计，正如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两国的远见人士都应该睁开眼睛认清这个太平洋上的新局势，都应该想想如何运用他来图谋我们两个国家的长久的安宁进展。“盲人骑瞎马”的蛮干是必定会把我们的国家陷入不堪设想的惨痛里去的！

　　1937，4，10夜，改稿

　　（原载1937年4月18日《独立评论》第23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