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纂例/卷之一 中华文库

此经所以称《春秋》者，先儒说云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穀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甯《穀梁传序》云然。〉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天王狩于河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高子仲孙之类是也。〉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治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权道是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故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环。”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是知《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谓用忠道原情。〉而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然。〉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王；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始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馀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用周家旧典，自可理也。〉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坏，故作《春秋》以救之。〉

啖子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馀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馀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天王狩于河阳之类。〉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馀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谈。又左氏本末，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揉，学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传中犹称穀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踳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诚则然矣。其中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详内以略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说之；且列国至多，若盟会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凭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馀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尔，何名修《春秋》乎？故谓二者之说，俱不得中。

啖子曰：惜乎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唯圣作则譬如泉源，苟涉其流，无不善利在人，贤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浅者。若文义隐密，是虚设大训，谁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老氏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信矣！故知三传分流，其源则同，择善而从，且过半矣，归乎允当，亦何常师？今《公羊》、《穀梁》二传殆绝，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彩，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呜呼！买椟还珠，岂足怪哉？予辄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庶几可见，疑殆则阙，以俟君子。谓之《春秋集传集注》。又撮其纲目，撰为《统例》三卷，以辅《集传》，通经意焉。所以翦除荆棘，平易道路，令趣孔门之士，方轨康衢，免涉于险难也。

啖氏曰：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但不博见诸家之注，不能不为恨尔。或问曰：传则每题传名，注则何不题注者之名乎？答曰：杜征南云略举刘、贾、许、颍之违，何掾云略依胡毋生条例，范武子云博采诸儒之说，然则若题此三人之名，未必得其本，故遂不言也。又比见诸家所注，苟有异义，欲题己名，以示于后，故须具载其名氏尔。予但以通经为意，则前人之名，与予何异乎？楚亡楚得，未足异也。纵是予所创意，何知先贤不已有此说？故都不言所注之名，但以通经为意尔。

赵子曰：啖先生集三传之善，以说《春秋》，其所未尽，则申己意，条例明畅，真通贤之为也。惜其经之大意，或未标显；传之取舍，或有过差。盖纂集仅毕，未及详省尔。故古人云，圣人无全能，况贤者乎？予因寻绎之，次心所不安者，随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旧说，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故凡郊庙、〈郊庙常事，悉不书之。〉丧纪、〈卒葬之外，杂丧事皆记，非礼也。〉朝聘、〈变文者，皆讥非礼也，杞伯姬来朝其子之类是也。〉蒐狩昏取、〈此二礼常事，亦不书。〉皆违礼则讥之，〈据五礼皆依周礼。〉是兴常典也。〈明不变周。〉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谓变例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权衡所以辨轻重，言圣人深见是非之礼，有似于此。〉故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则圣人当机发断，以定厥中，辨惑质疑，为后王法，何必从夏乎？

或曰︰若非变周之意，则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礼典者，〈周之礼经典册也。〉所以防乱耳。乱既作矣，〈言幽厉不守，致令乱成。〉则典礼未能治也。喻之一身，则养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不依其法，则病生矣。〉则养生之书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针药耳。故《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相助救世，理当如此，何云变哉？若谓《春秋》变礼典，则针药亦为变养生，可乎哉！

问者曰：若《春秋》非变周之意，则帝王之制，莫盛于周乎？答曰：非此之谓也。夫改制创法，王者之事。夫子身为人臣，分不当耳。〈言夫子立教之分，正于因旧史以示劝戒，不当变改制度也。〉若夫帝王简易精淳之道，安得无之哉！〈言周道之不足为盛。〉

问者曰：然则《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观夫三家之说，其宏意大指，多未之知，褒贬差品，所中无几。故王崩不书者三，王葬不书者七；〈春秋时凡十二王，其有崩葬不见于经者，三传悉无贬责。〉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无义说。〈三传亦不言其意。〉盟会侵伐，岂无褒贬？亦莫之论。〈三传无义。〉略举数事，触类皆尔。〈并见传中。〉故曰宏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于分析名目，以示惩劝，乖经失指，多非少是。啖氏虽已裁择，而芜秽尚繁。於戏！圣典翳霾千数百年，理当发挥，不可以已，岂苟驳先儒哉？故褒贬之指在乎例，〈诸凡例是。〉缀叙之意在乎体。所谓体者，其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赋税、军旅、蒐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谷》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如此并非常之事，亦史册所当载，夫子则因之而加褒贬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谓十者：一曰悉书以志实，〈朝聘用兵之类，一切书之，以著事实。〉二曰略常以明礼，〈祭祀婚姻等合礼者，皆常事，不书。〉三曰省辞以从简，〈经文贵从省，触类尽然，诸前目后凡，帅师不言君使之类，是也。〉四曰变文以示义，〈但经文比常例变一字者，必有褒贬之义。〉五曰即辞以见意，〈谓不成例者，但于辞中见褒贬之义。公追齐师至酅，齐人来归，公孙敖之丧之类，是也。〉六曰记是以著非，〈书子同生及葬诸侯之类，是也。〉七曰示讳以存礼，〈内恶事者隐避其文，以示臣礼。〉八曰详内以异外，〈内卿卒皆书，被伐皆言某鄙之类，是也。〉九曰阙略因旧史。〈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十曰损益以成辞。〈如郑渝平，若言郑伯使人来渝平，即不成言辞，此损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书，为获麟故书西狩，此益文也。〉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

或曰：圣人之教，求以训人也，微其辞何也？〈怪其辞意深微，人难晓解，不可以训。〉答曰：非微之也，事当尔也。人之善恶，必有浅深，不约其辞，不足以差之也。〈如弑君有称国称人称盗之异，来盟有书名书字书官之异，必假一字，以示善恶浅深也。〉若广其辞，则是史氏之书尔，焉足以见条例而称《春秋》乎？辞简义隐，理自当尔，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晓也；县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况圣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汇，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资，欲勿学而能此，岂里巷之言，苟尔而易知乎！

或曰：《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一则因平王之迁也，〈此与啖同。〉二则隐贤之让也。〈此与杜同，别具言获麟传。〉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邱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备在《纂例》诸门及《辨疑》篇。〉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论语》云左邱明耻之，某亦耻之。〉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邱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唯司马迁云邱明丧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邱明所为。且迁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驳。刘歆则以私意所好，编之《七略》，〈《七略》：《左氏传》，邱明所为。〉班固因而不革，〈谓《汉书•艺文志》凭《七略》而为也。〉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

或曰：司马迁、刘歆与左邱明年代相近，固当知之。今以远驳近，可乎？答曰：夫求事实当推理例，岂可独以远近为限？且迁作吕不韦传，云不韦为秦相国，集门客千人，著其所闻，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曰《吕氏春秋》，悬之秦市。及其与任安书，乃云︰“文王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则迁所论不韦，书与传自相违背，若此之甚，其说邱明之谬，复何疑焉？刘歆云左氏亲见夫子，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又云平地尺为大雪。若以为灾沴乎？则尺雪丰年之征也。若以为常例须书乎？不应二百四十二年唯两度大雪。凡此之类，不可类言。〈具见《纂例》诸篇及《辨疑》中。〉则刘、杜之言，浅近甚矣。左氏决非夫子同时，亦已明矣。〈言若亲授经，不应乖缪至此也。〉

或曰：若左氏非授经于仲尼，则其书多与《汲冢纪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刘惠卿著书，〈名贶。〉云《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至如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夫子褒贬之意，而竹书之文亦然。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别有《春秋》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故知此书按《春秋》经传而为之也。刘之此论当矣。且经书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传释云鲁故也，以为是纪大夫裂𦈡之字，缘为鲁结好，故褒而书字，同之内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则鲁国褒贬之意。而竹书自是晋史，亦依此文而书，何哉？此最明验。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如此等数事，又与《公羊》同。其称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则魏惠成王时史官约诸家书追修此纪，理甚明矣。观其所记，多诡异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此段言《左氏传》既非全实，而《纪年》又凭《左氏》而成也。〉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剌，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为诸国各有史，故虽一事，而说各异也。〉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尔。自古岂止有一邱明姓左乎？何乃见题左氏，悉称邱明？近代之儒，又妄为记录，云邱明以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例》所引。〉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汉书》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汉初犹不能知，后代从何而得？足明妄也。〉

或曰：公、谷定何时人也？〈缘《汉书》儒林、艺文志并无年代名字，故问之也。〉答曰：此二传虽不记事迹，然其解经密于左氏，是知必孔门后之门人也，但不知师资几世耳。传记无明文，故三传先后，亦莫可知也。先儒或云公羊名高，子夏弟子也，〈应劭《风俗通》云尔。〉或云汉初人；〈何休隐二年纪子伯莒子注中云然。〉或曰穀梁亦子夏弟子，名赤，〈亦《风俗通》所说。〉或曰秦孝公同时人，〈麋信云然。〉或曰名俶，字元始．〈阮孝绪《世录》云然。〉皆为强说也。〈西汉诸儒犹不能定其时代及名字，而后代方示广博，妄为记录，故知非真说也。〉儒史之流，尚多及此，况语怪者哉！〈言历代儒生及修史之人，宜守正据实，而犹妄示广博，有此伪迹，况谶纬迂怪之徒哉！此叹息作伪之意也。〉

啖子曰：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其义。其有一事之传，首尾异处者，皆聚于本经之下，庶使学者免于烦疑。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其辞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若须存以通经者，删取其要。谏诤谋猷之言，有非切当及成败不由其言者，亦皆略之；虽当有而浮辞多者，亦撮要。凡叙战事，亦有委曲繁文，并但叙其战人身事，义非二国成败之要，又无诚节可纪者，亦皆不取。凡论事，有非与论之人而私评其事，自非切要，亦皆除之。其巫祝卜梦鬼神之言，皆不录。〈其有补于劝戒者，则存之。〉三传叙事及义理同者，但举《左氏》，则不复举《公》《谷》。其《公》《谷》同者，则但举《公羊》。又《公》《谷》理义虽同，而《穀梁》文独备者，则唯举《穀梁》。《公羊》《穀梁》以日月为例，一切不取，其有义者，则时或存之，亦非例也。〈义是日月例也。〉

或问：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答曰：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其当示于后代者，自可载于史书尔。今左氏之传见存，必欲耽玩文彩记事迹者，览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请观此传焉。传文有一句是一句，非皆择其当者留之，非者去之，疑者则言而论之。或问︰三传之文，每说一事解一义，是当并是，非当并非，何谓摘取之乎？答曰：三传所记，本皆不谬，后人不晓，而以滥说附益其中，非纯是本说，故当择而用之，亦披沙拣金、错薪刈楚之义也。

赵子曰：三传堪存之例，或移于事首，或移于事同，〈事首谓直为例，无差品者；事同谓如弑君有称国称人等差品，待经文历其差品遍，然后举例也。〉各随其宜也。凡须都撮，如内外大夫名目例，〈见僖八年〉如此等三四条，三传及啖氏或有已释之而当者，或散在前后，学者寻之，卒难总领；今故聚之，使其褒贬差品，了然易见，其四家之义，各于句下注之。其不注者，〈谓不注云某家也。〉则鄙意也。〈鄙，赵子自谓也。〉既不遗前儒之美，而理例又明也。凡《公》《谷》文义，虽与本经不相会，而合正理者，皆移于宜施处施之。其孤绝之文，不可专施于经下者，〈谓不可独用也。〉予则引而用之，〈赵子引用为证，如古人引《诗》《书》之比也。〉庶先儒之义，片善不遗也。凡三传经文不同，故传文亦异，〈如盟于昧，《左氏》作蔑之类。〉今既纂会详定之，〈义见《三传差互略》篇中。〉则传文亦悉改定以一之，庶令学者免于疑误也。《公》《谷》说经，多云隐之、闵之、喜之之类，且《春秋》举经邦大训，岂为私情悲喜生文乎？何待《春秋》之浅也。如此之例，并不取。《公羊》灾异下悉云记灾也、记异也，予已于例首都论其大意，自此即观文知义，不复缕载，其有须存者乃存之耳。《公》《谷》举例，悉不称“凡”，又《公》《谷》每一义，辄数处出之，今既去其重复，以从简要，其举例故加“凡”字，以通贯其前后。夫察微知远，识之精也，故夫子云“由也不得其死然”是也，古人立蓍龟以求前知也，故当不弃人之知。然《左氏》所记，以一言一行，定其祸福，皆验若符契。如此之类，继踵比肩，纵不悉妄，妄必多矣。悉弃之乎？则失于精深劝戒之道。悉留之乎？则多言者无惧而诡妄繁兴。固当择其辞深理正者存之，浮浅者去之，庶乎中道也。《左氏》无经之传，其有因会盟战伐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谋，与经相接者，即略取其要。若说事迹，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左氏》每盟下皆曰寻某年之盟，每聘下则云报某人之聘，侵伐下多云报某之役，凡此类但检前以符后，更无他义；今考取其事相连带，要留者留之。《左氏》乱记事迹，不达经意，遂妄云礼也；今考其合经者留之，馀悉不取。《左氏》集诸国史为传，序吴楚之君皆称为王，此乃本国臣民之伪号，不可施于正传，故皆改为吴子楚子；若叙其君臣自相答对之语，则非我褒贬之意，且令后代知其僭伪，故仍旧耳。《左氏》序楚县大夫皆称曰公，此乃僭伪之辞，皆刊正之。《左氏》叙诸国之君皆称曰公，此皆依彼国之史成辞，殊失鲁史之体，今为繁多不可改易，学者宜知之。凡有德之人，人敬其名，故称其字。《左传》追修前史，足得正名，而叙罪恶之人，亦举其字，〈羽父之类。〉乖褒贬之意甚矣！为此例极多，不暇悉改，学者宜知之。凡谥者，所以褒贬善恶。其有罪之人，而加美谥，〈共仲之类。〉今不改削者，以见当时政教之废也，后代宜戒之。

淳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述释之闲，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嗟乎！神不与善，天丧斯文，笔削才终，哲人其丧。是以取舍三传，或未精研，《春秋》纲例，有所遗略。及赵氏损益，既合《春秋》大义，又与条例相通，诚恐学者卒览难会，随文睹义，谓有二端，遂乃纂于经文之下，则昭然易见，其取舍传文，亦随类刊附。又《春秋》之意，三传所不释者，先生悉于注中言之，示谦让也。淳窃以为既自解经，理当为传，遂申己见，各附于经，则《春秋》之指，朗然易见。或问：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今子重修《集传》，悉以啖氏目之，得无似窃古人之美，以党其师乎？答曰：啖氏本云“集传集注”，已明集古人之说，而掇其善者也。今作传者，但以释经之义，不合在于注中，标以啖氏，所以别于左氏、公、谷耳。其义亦不异于集注也。啖、赵所取三传之文，皆委曲剪裁，去其妨碍，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以致精深。实惧曾学三传之人不达斯意，以为文句脱漏，随即注之，此则《集传》之蠹也。将来君子有意于斯者，苟疑阙误，宜先详览啖赵取舍例及辨疑以校之，不可援三家旧文采正新传，慎之慎之！三传义例虽不当者，皆于《纂例》本条书之，而论其弃舍之意。其非入例者，即《辨疑》中论之。或问：《集传》先《左氏》，次《公羊》，后《穀梁》，亦有意乎？答曰：《左氏》传经，多说事迹，凡先见某事，然后可以定其是非，故先《左氏》焉。《公羊》之说事迹，亦颇多于《穀梁》，而断义即不如《穀梁》之精；精者宜最在后结之，故《穀梁》居后焉。事势宜然，非前优而后劣也。或问曰：经传文字，有犯国朝庙讳，悉不改易，何也？答曰：夫文所以传义理也。若改易之，则失其义理矣。礼云临文不讳，盖谓此也。但习读之人，训而呼之，则臣子之礼备矣。《左氏传》所记事迹，连带经义者，悉入《集传》矣，其无经之传，《集传》所不取，而事有可嘉者，今悉略出之，随年编次，共成三卷，名曰《春秋逸传》，则《左氏》精华无遗漏矣。其他则妄伪繁碎，无足观也。

啖先生讳助，字叔佐，关中人也。聪悟简淡，博通深识。天宝末，客于江东，因中原难兴，遂不还归，以文学入仕，为台州临海尉。复为润州丹阳主簿，秩满，因家焉。陋巷狭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岁，集三传，释《春秋》，至大历庚戌岁而毕。赵子时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还浙中，途过丹阳，乃诣室而访之，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反驾之日，当更讨论。呜呼！仁不必寿，是岁，先生即世，时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赵子随使府迁镇于浙东。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而书成。赵子名匡，字伯循，天水人也。暨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陈公之领宣歙时，始召用，累随镇迁拜。后为殿中侍御史、淮南节度判官。淳字伯冲，吴人也，世以儒学着。时又为陈公荐，诏授太常寺奉礼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