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氏《历代史表》序

易编年为纪传，古史之法微矣。其遗意犹存者，吾于表有取焉。表或年经而国纬，或国经而年纬。或主地，或主时，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录而见之。刘知几曰：“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髃而相排，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乃又讪其烦费无用，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岂笃论乎？班固而后，表多阙焉不作，伏无忌、黄景之《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寔、延笃之《百官表》，作矣而不传。袁希之之《汉表》，熊方之《后汉表》，李焘之《历代宰相年表》，补前人之阙矣而未备。成学之人，欲览其要不得，未尝勿憾焉。

鄞人万斯同，字季野。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与！昔之论史者，每以《汉书古今人表》为非，然韩祐续之，犹见收于《唐志》。矧季野所编，皆历代正史所必不可阙者，用以镜当世之得失，虽附诸史并颁之学官，奚不可也。

○《五代史记注》序

欧阳子《五代史》，其初约尹师鲁分撰，既而不果。师鲁别撰《五代春秋》，载《河南集》。欧阳子诸帝纪，实取其材。盖心折其辞之简而有法，务削繁归于要，然司天、职方二考之外，举凡礼乐、兵刑、职官、食货诸大政，略焉勿书。即《通鉴》所载者，史反阙之，毋乃太简也乎？简则必俟后人之注，徐无党寥寥数语，于大义何补焉。必若刘昭之释《续汉书》，裴松之之注《三国志》，而后颁诸学官，学者不可废也。予年三十，即有志注是书，引同里锺广汉为助，广汉力任抄撮群书凡六载，考证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捡其巾箱，遗稿不复有也。予从云中转客汾晋，历燕齐，所经荒山废县，残碑破冢，必摩挲其文响拓之，考其与史同异。又薛氏旧史虽佚，其文多采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兼之十国分裂，识大识小，有人自分，编髃成书，可与刘、裴鼎足。通籍以后，讨论《明史》，是编置之笥中，归田视之则大半为壁鱼穴鼠所啮，无完纸矣。抚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叹。旃蒙作噩之岁，过徐学使章仲花溪别业，方有事具注此书，尽取传是楼遗书博稽之，补宋椠之阙文，附三臣于死事，逾五年而书成。夫以予排纂五十年未就者，徐君五年成之，周见洽闻，无有剩义，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千万也。今而后，五代之文献，庶其可征矣夫。岁在屠维赤奋若，月在则馀，壬寅朔，南书房旧史秀水朱彝尊序，时年八十一。

○《元史类编》序

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春秋》，编年史之祖也。自夏阳司马氏易编年为纪传，扶风班氏继之，藏书着录，目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学，陈寿、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暨欧阳修《新五代史记》，出于一人之手者也。司马谈子迁，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药，李大师子延寿，成于一家之学者也。自唐之太宗，诏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荣绪等一十八家《晋史》，再加撰次，称制旨临之。既成，题曰御撰，自是国史遂成官书。元之修宋辽金三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职，书之漫无体要，理固然矣。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且以宋濂、王祎充总裁，宜其述作高于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无他，声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呜呼！称良史者，不其难哉。

《元史类编》者，詹事府少詹事邵先生所论次也。先生之高祖讳经邦，中正德辛巳进士，以刑部主事署员外郎，建言获罪，暇著《弘简录》一编，自唐迄宋，以辽金附载之，于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续之，去旧史之重复鄙俚，博征信于载籍，以为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诰于帝纪，采著作于儒林，补以熊禾等十六人传，而于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悉加甄录，至于忠臣义士，广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载于纪传，阙者以补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书，足以传之不朽矣。要之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先生用高曾之规矩，损益三十史官之辞，傅以华采，益信一家之学非官局所能逮也。

先生名远平，字吕璜，别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历户部郎，出视江西学政，升光禄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读，进学士，充日讲官，知起居注，迁今官家居。天子南巡，御书蓬观字以赐，乃自号蓬观子，秀水朱彝尊序。

○《天发神谶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侨居江宁之汝南湾，去黉宫甚迩。岁在戊午三月，偕予诣尊经阁，下观吴时《天发神谶碑》石三段，文字艰晦不可读。逾三年，予以典乡试再至江宁，雪客语予，合三段之石，审其断处，联贯读之，文义既从，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据《载记》，作《天发神谶碑文考》一卷。是碑相传为皇象书，其文指为华核所作，盖本张勃《吴录》，而许嵩《建康实录注》、戚光《集庆续志》因之。以核尝为东观令，而碑后有兰台东观令字，遂以实之也。考核为东观令时，犯颜数谏，号称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册元年，核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复藉符瑞取媚。然则碑之所云兰台东观令，别是一人，未可遽信为核之文矣。文曰“天玺元年黍”，黍当作⒛，其下盖有月字。扬雄《太元经》曰：“运诸⒛政”，王莽《候钲》文曰：“重五十⒛斤”，咸书七为⒛。而吴兴《国山碑》有云：“神女告征表祥者世有⒛”。与是碑先后建立，则为七月无疑尔。碑自元祐中，转运副使胡宗师移置漕台后圃，当时宜多拓本，顾不见收于欧阳赵氏之《录》。石之断为三，历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无人能联贯读之者，自雪客始，其勤学好古，洵人之所难能，而物之显晦，殆亦各有其时焉。

○杜氏《编珠补》序

隋安阳令中山杜公瞻撰《编珠》四卷，新旧《唐书•志》、《经籍》、《艺文无》之，至宋始著于录。其书流传特罕，故晁氏《郡斋读书志》、赵氏《附志》、陈氏《书录解题》，均未之载。而唐宋元群书亦鲜有引之者。是书予获之中簿，手抄以归，惜阙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钱唐高君，按其目补之。先是，刑部尚书昆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复属予为序。

予惟类书始南北朝，当时文尚骈俪，学者争以洽闻周见相高，如朱澹远有《语丽》，又有《语对》，徐僧权有《编略》。顾其书皆不传，论者遂以修文殿《御览》为古今类书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台卿所撰《玉烛宝典》十二卷，见于连江陈氏《世善堂书目》。予尝入闽，访陈后人，已不复可得。则类家当首公瞻是书，宜詹事亟补之以传，而储藏家得之以为创获也。独怪史称隋禁七纬，发使四出，凡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而杜氏经进之书，仍取《括地象》、《通卦验》、《援神契》、《元命苞》及《尚书中候》之文。考永兴虞氏《书抄》，成于隋秘书省之北堂，亦采及诸纬，然则史固有不足尽信者与？或当日所焚，不过《王明镜》、《闭房金雄》等记，而非概畀之炎火。斯乃《干凿度》、《礼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

公瞻为台卿之兄子，父曰开州刺史蕤，而胶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见《隋书》，又有《同心芙蓉诗》，载《续玉台新咏》。《尚书序》谓无表著，故具书之。

○颜鲁公《石柱记释》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欧阳永叔谓笔画奇伟，非颜鲁公不能书。于是宋次道集鲁公文刻于金石者，编为十五卷，则《石柱记》存焉。孙莘老守湖州，聚境内碑碣，筑墨妙亭贮之，凡三十馀通，记其一也。所载山川陵墓庙宅，旁及屏风竹帐雉尾扇，顾唐设六县，而记遗其二。或当日有之，而次道编集时残阙，未可知尔。余友郑元庆芷畦。既辑府志成书，又别释《石柱记》一卷以行。考证详核，广见博闻，洵不刊之书也。墨妙亭之建，苏子瞻为作记，而蒋灿书之，一时诗人寄题踵至。今其遗石，以府治卑湿，用填淤泥。夫岘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其深谷为陵，亭中诸碑，未沦于水，使有贤太守，发而复树之，何难与莘老并传，又安见石柱之不可再睹乎？

○《道传录》序

宋元以来，言道学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学，源于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学者，为周子。于是论者尊之，谓直接孟子，是为道统之正，毋论汉唐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亲受学于孔子者，亦不与焉。故凡著书言道统者，辄断自周子始，饮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尝未慊于中也。

且夫圣人之道，著在六经，是岂一师之所能囊括者与？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时矣。然杜其聪明，见者无仁智之殊，论者少异同之辨，习者莫有温故知新之义，不能无敝焉。顾科举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师说，流入于释老，往往舍弟子不问，尽归其恶于师。又不原其行己立朝，济世之大业，必欲污之以为快，岂持论之平乎？

华亭张恒北山，予中表弟也。壮岁好游，历苏门求孙征君锺元遗书，谒耿詹事逸庵于嵩阳，访李中孚、王无异二征君于关内，质疑辨惑，久之，著《道传录》若干卷，始伏羲画卦，以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将绝，特书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汉唐，然后继以濂洛、关闽诸儒，迄于元明人。各录其遗训，采其醇而去其疵，审夫同而斥其异。所重者品，不徇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见吾道之大公，而迥异夫要誉于热官者之所为矣。北山近移家林屋，储书万卷，不汲汲于荣利，盖学焉而有守者。至于录周子而舍《太极图说》，录邵氏而不过信《皇极经世书》，尤见卓识，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复辨也。

○张氏《定历玉衡》序

《定历玉衡》者何？新塍张简庵氏历书也。历无定也，星有凌犯掩合勾己，月有朓侧匿。日有盈缩，岁有差，然数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则百世可知，千岁之日至可致，理与数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岁年，序事，掌之太史、冯相氏。观妖祥、辨吉凶，则保章氏。亢祲司之，故历代之史，律历、天文、五行，各有其志。自汉哀平之后，纬候杂出。于是历术妖占，混而为一。稽历序者，自诩前知，受命之符，为世主所忌。七纬既焚，遂致私习天文有禁。逮宋太平兴国中，诏天下知星者诣京师，至者百馀人。或诛或配海岛，由是言星占者绝，朝之大夫士并讳历法不学矣。古之人龙见而雩，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戒寒，日北陆而藏冰，莫不有候。繁星之丽天，武夫惮人，以及束刍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轸盖之中，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已。

简庵氏耻之，博综历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历术之谬四十有四，成书一十八卷，既择焉而精，语焉而详矣，始稽之吴江王寅旭氏，继又往证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数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坚曰：“历谱者，圣人知命之术”。盖昧者视为器数之学，明者知为性命之原。自昔习天文有禁，而言历者无禁也。是书传，足以伸儒者之气，折泰西之口，而王氏梅氏为不孤矣。简庵名雍敬，王氏名锡阐，梅氏名文鼎，皆有历书。

○《葬经广义》序

堪舆风水之说，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锺鸣，山崩而锺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机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废也。盖孝子之葬其亲，非直欲人之不得见而已，必为之测量水脉，候土验气，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尔矣。古之葬者，冢人营之，墓大夫掌之，相与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将葬，筮人执以告曰：度兹幽宅兆基，无有后艰。既井椁矣。卜人共楚焞燋龟以告曰：考降，无有近悔。夫其致慎如是，迨其后《周礼》既废，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职，则不得不取信于葬师之言。其人既不学，专以荣利动人，变乱他人之是非，以营己之利。学士大夫未暇深究其义，鲜不惑焉。至土溓水渍，从而迁之，其悔焉者久矣。呜呼！为人子者，苟能审夫测量候验之说，比化者魂魄得安，虽未必兴福于子孙，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记》曰：古之人何为而死其亲乎？夫魂魄既安矣，迩者数十年，远者百年，虽至累世之后，其泽已斩，其骨已枯，而子孙之富贵利达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荫，此诚孝子慈孙不忍死其亲之义也，则其言庸可废乎？

《葬经》者，相传为郭景纯所作，传世既久，葬师欲秘其术，虑人之共晓也，遂以伪窜真，故为荧惑其文，俾读者难定其指归。同里吴子周瑾有忧之，由是集诸家之说，旁证曲据，为《广义》三卷。其说只以避祸，不计求福，庶无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将谋镂刻行之，予因乐为之序。夫以葬师之所欲秘者，布诸通邑大都，凡为人子，可一览而得其测量候验之法，兆基考降，始以无惑，终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废。世之居丧未葬者，虽与丧礼并读焉，奚不可也。

○《地理径》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尔。其后堪舆之说兴，惟葬师是信。于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宝之说，青黄紫黑之囊，铜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纷纶同异，转相师授又欲秘其术。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说愈多，其旨愈晦。然则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晋之郭璞、唐之吕才、宋之蔡发、明之刘基，其言则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

钱唐林遇岐宗试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舆家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说而发明之，著论，若干篇，目曰《地理径》。径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曲谨之论，恒以葬书为不足凭，予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齐、云朔之间，遇地震者三，其来也有气，其去也有声；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后悟地之有脉，而撼龙拨沙放水之说为不可废也。岐宗之书，显而勿晦，正而无诡，庶几无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尔。

○《感应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学虽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则一也。释氏有因果之说，道家亦有《感应》之篇，然福善祸淫之原，《易》、《书》、《诗》著之详矣。夫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本闵子马之词。“吉凶之报，如影随形”，同孔安国《尚书传》。若其自省之严，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为明神居焉，惧或殛之，庶几合乎君子慎独之旨矣。夫鬼神之为德，莫备乎圣人之言。自二氏之说兴，而言鬼者归之释氏，言神者归之老氏。小人之为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胜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书》、《诗》喻之。彼谓迂阔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说，无不悚然共听，非真穷其义而乐其言，无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与信而导之，则为力也易，君子之于佛老，恶其无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权，无戾乎儒者之旨，则未尝无取焉，求其同归于善而已。

宛平刘先生宣人俾工刻《感应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圣人之训，独勤勤斯编示人。夫亦谓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犹严且慎若是，为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则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梼昧而序之也。

○葛氏《印谱》序

印信不始于秦也。《周官》掌节掌守邦节，货贿用玺节。凡通货贿，司市以玺节出入之。郑司农曰：“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贾公彦谓汉法，斗检封，其形方，上有封检，其内有书。盖其初仅用以通商旅，然鲁公玺书，见《左氏春秋传》。沿至战国，吏三百石上皆佩之。卫宏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唯其所好，则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迄于汉，夫人得有私印，大约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后人易之以石，杂以象犀砗磲琥珀水晶之属，好奇者或以锺鼎古文施之，秦汉之法渐废，官印之体屡纠，其文不必尽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调遣文书，杜奸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时易代迁，即王公将帅所绾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视。至布衣稽古之士，图书鉴赏，一有私记，辄摩挲钩画，以之定往哲之伪真。世固有朝廷驭爵之权，反有时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书之义，混大小二篆为一，易为识者所讪笑。其或徒攻乎石，艺虽至，不能传之永久，则稽古者又无取焉。呜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难若是。此予见葛氏之谱，凡攻乎坚者益工，深合夫秦汉之法，独有会于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庐，松江华亭人。

○丁氏《印谱》序

雕戈钩带鼎彝壶尊敦卣鬲甗之铭，锺窖磬钲铎钫甬之款识，巧者或伪为以眩世，至古印之传于今，则作伪者意虑所不及，为之亦终不似。盖其繁简相参，布置不紊，神存模画之外。斯好古之士尚焉。宋则晁克一、王球颜、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则吾丘衍、赵孟𫖯，各著有谱录。惜乎！志经籍者略而勿道也。

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缪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时人所刻，其材则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砗磲、玛瑙、水精、琥珀、青田稷下里之石、饶建之瓷，其纽则有索有稿、有瓦有亭、有龟有螭、有虺有兔、有橐驼、师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籀有隶、悉罗而致之。欧阳子称物常聚于所好，不信然欤。今之摹印者，不明六书之源，至以虫鱼科斗之文，杂之大小篆，由其所见者寡，宜为有识所腾笑也。君博通六书，名其居曰梦篆，嗜乎古不遗乎今，并垂焉以为法式，观是谱者，既可识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择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学已。

○《韫光楼印谱》序

竹主人谪官居燕，荏苒六年，厌灰埃之蓬勃，而辕马之喧阗残暑退矣。秋风泠然，思循西山之麓，跻乎北山之巅。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为入其域乎？其岭郁律，其谷含岈。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华。牛斗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牛，青鹤红鸦。豪猪之箭，寇雉之囮。一夫入山，能不慑邪？主人于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朔，马释其衔，车柅其轴。邻有许子实夫，暨胡君翙羽，并过主人，出韫光楼印谱，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汉玺靡法不有，主人睹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训：古之人入山，佩黄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广四寸，去之百步，猛兽莫近。吾将以子一卷之书，载诸栈车，南涉芦菰，北蹑军都，卧以为枕，行以为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图也哉。”八月初吉，书以为序，乃裹糗粮出郭门去。

○《江村销夏录》序

昔之善读书者，匪直晰其文义音释而已，其于简策之尺寸必详焉。郑康成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服虔传《春秋》，称古文篆书，一简八字，而说《书》者谓每行一十三字。括苍鲍氏以之定正《武成》，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范》。予尝至太学，摩挲石鼓文，验其行数，据以驳成都杨氏之作伪。因是而思汉儒订诂之学，有未可尽非者尔。评书画者众矣，广川董氏病其冗长，其馀又嫌太略。宣和书画，仅谱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馆阁之储，于金铜玉石，悉识其尺寸，而于书画无之。盖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后贤而始大备也。

钱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销夏录》三卷，于古人书画真迹，为卷为轴，为笺为绢，必谨识其尺度广狭断续，及印记之多寡，跋尾之先后，而间以己意，折衷甄综之。评书画者，至此而大备焉。今之作伪者未尝不仿尺度为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记，移真者附于伪，而以伪者杂于真。自詹事之书出，稍损益之不可。虽有大驵巨狡，伎将安施哉？詹事曩在内庭久，御府图书，资以鉴赏者，历历犹能记忆，而不著于录，或疑不言温树之义。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尝奉诏旨题书画，每言之不敢详。此詹事第于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见录之，书成于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故以销夏名编。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顷，实藉以为负暄之助焉。

○《日下旧闻》序

今之京师，范镇以为地博大以爽垲，绳直砥平。梁襄则谓北倚山险，南压区夏，王业根本，京都之选首。粤自轩辕氏邑于涿鹿之阿，周以蓟封，其后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辽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皇朝因之，以统万国。宫殿井邑之繁丽，仓廪府库之充实，诗所云四方之极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东北。洎徐武宁定北平，毁故都城，缩而小之，以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皆限于城外，则其所毁，不独光熙、安贞二门而已。及嘉靖筑新城之数寺者，复围于郭内；而梁园以左，南极于魏村，东至于神木之厂，则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宫阙，以地度之，当在今安定门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旧，盖宫室城市，基凡数易。至琳宫梵舍之建置，沿其旧者十一，更额者十九，故老沦亡，遗书散佚，历年愈久，陈迹愈不可得而寻矣。

彝尊谪居无事，捃拾载籍，及金石遗文，会粹之，分一十三门；曰星土，曰世纪，曰形胜，曰宫室，曰城市，曰郊，曰京畿，曰侨治，曰边障，曰户版，曰风俗，曰物产，曰杂缀，而以石鼓考终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书昆山徐公见之，谓其可传，乃捐赀俾锓木。计草创于丙寅之夏，录成于丁卯之秋，开雕于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间渗漏，随览随悔，复命儿子（昆田）以剩义补其阙遗，附于各卷之末。所抄群书，凡千四百馀种，虑观者莫究其始，必分注于下，非以侈摭采之博也。昔卫正叔尝纂《礼记集说》矣，其言病世儒剿取前人之说以为己出，而曰：“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彝尊不敏，窃取正叔之义，至旁及稗官小说百家、二氏之书，或有未足尽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择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曝书亭着录》序

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比还，问曩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其后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项氏子，称有万卷楼残帙，畀以二十金购之。时曹侍郎洁躬，徐尚书原一，皆就予传抄。予所好愈笃，凡束修之入，悉以买书。及通籍借抄于史馆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唐龚氏者有之，主乡试而南还里门，合计先后所得，约三万卷。先人之手泽，或有存焉者，归田之后，续收四万馀卷。又上海李君赠二千五百卷，于是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顾其间有借失者，有窃去者，有残阙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观其大略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读之，杼柚之屡空，庖爨之不给，而哦诵之声，恒彻于户外。蠹字之鱼，衔姜之鼠，漫画之鸟，不足喻其癖也，盖将以娱吾老焉。呜呼！今吾子夭死矣，读吾书者谁与？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袭珍之，或土苴视之，书之幸不幸，则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书，既曝而藏诸，因着于录，录凡八卷，分八门焉，曰经、曰艺、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类、曰说，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老人序。

○永嘉朱氏《纪年总辨》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阳布衣朱黼文昭也。陈君举讲学东瓯，文昭年相差次，首着录门下。又与叶正则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杨，躬耕南雁荡山。君举谓其屡举不第，而业益修，谢客深居，而士益附续，史家之绪，论撰不休。正则美其有贤母，教以篇章，书成百卷。又言其独钓孤耘，蜑浦蛮村，盖遁世之士也。所著《纪年备遗》百卷，正则作序，谓其本《通鉴》、《稽古录》，而以吕雉、王莽、曹丕、武曌、朱温皆削去纪年，义理所会，无偏驳之说，斯长于识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国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录四卷。开禧丁卯，锦溪吴奂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当日文昭母杨，年八十有六而终，实教之笔削，见正则挽诗，此彤管所当特书者，而府县志不书，于是乎书。

○熊氏《后汉书年表》序

范氏《后汉书》无志，梁刘昭序司马彪《续汉书》八志注之。无表，宋熊方补之。方之《经进表略》曰：“明爻象彖之原，乃可学《易》。识风雅颂之旨，始与言《诗》。总之必有宗，主之各有体。惜东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晔之志虽精，俄乖素志。刘昭之业未广，不及表年。惧伪闰之不分，嗟正朔之无统。譬为山而或亏一篑，效炼石而欲补高天。人异志同，世殊事合。求义例于班固，不减前篇。较兴废于西京，岂惭后作。史册既详纲目，汉功益更昭明。臣谨集《补后汉年表》十卷，随表投进。十卷者，《同姓王侯表》二，《异姓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衔称右迪功郎前权澧州司户参军，表外兼有序状，盖思陵朝所进也。”予尝憾南北国子监本范史，于本纪后杂以司马氏八《志》，观者不察误以为即范氏史。每著书引证，辄指为《后汉志》云云，是何异以李丙张甲之性情，寄王乙赵丁之躯体乎？故尝持论，谓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马《志》附其后，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书，世之学者，且以吾言为迂阔而莫之行也。

○《长安志图》序

宋敏求撰《长安志》，旧有图，勒之碑，吕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锓于《志》，谓之《长安故图》，其后亡之。夫欲周知郡县广轮之数，晰其离合，莫图若矣。周公宅洛，伻来以图。其建官也，掌以司险、职方氏，而大司徒实总之。汉高入关，侯先收图籍，东京乃设司空舆地图，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苑囿，撰《黄图》以著其目。晋之洛城，隋之诸州，咸有图经，又统撰《区宇图地》。马融之言曰：“东西为广，南北为轮。王制东西两遥一近，南北两近一遥。”盖舍图无以准其数也。元至正初，东明李好文官陕西行台侍御史，补绘二十有二，分为三卷。于是，神皋京辇、城郭市井沟渠，屈曲面势，一一可以指识。读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编并观，而古人之迹，庶几得其十九也已。

好文，字惟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预修宋、辽、金《史》。又撰《太常集礼》、《端本堂经训》、《大宝龟鉴》、《元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