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授受考

自汉以来，诸儒言《易》莫有及《太极图》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经》，著太极三五之说。唐开元中，明皇为制序。而东蜀卫琪注《玉清无极洞仙经》，衍有无极、太极诸图。按：陈子昂《感遇诗》云：“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三元，本律历志阴阳至精之数。三五，本魏伯阳《参同契》。要之，太极图说，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

陈抟居华山，曾以《无极图》刊诸石，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门，次二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气朝元；次四阴阳配合，曰取坎填离；最上曰炼神还虚，复归无极。故谓之《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尔。相传抟受之吕岩。岩受之锺离权，权得其说于伯阳，伯阳闻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尝诩为千圣不传之秘也。

元公取而转易之，亦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无极而太极，次二阴阳配合，曰阳动阴静；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万物，更名之《太极图》，仍不没无极之旨。由是诸儒推演其说，南轩张氏谓元公自得之妙，盖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来，未之有也。晦庵朱子谓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山阳度正作《元公年表》，书庆历六年，知虔州兴国县程公向，假倅南安，因与先生为友，令二子师之。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尔。其后先生作《太极图》，独手授之，他莫得而闻焉。

考是年元公以转运使王逵荐移知郴县，自是而后，二程子未闻与元公觌面，然则从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状》云：“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绎其文，若似乎未受业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复出入于老释也邪？潘兴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从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向、邢和叔、游定夫，叙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为师，惟刘斯立谓从周茂叔问学，斯犹孔子问《礼》于老子，问《乐》于苌弘，问官于郯子云然，盖与受业有间矣。吕与叔《东见录》，则有昔受学于周茂叔之语。然弟子称师，无直呼其字者，而遗书凡司马君实、张子厚、邵尧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穷禅客目元公，尤非弟子义所当出。且元公初名惇实，后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颐。夫既以学传伊川矣，不应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称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请其父而更焉。孰谓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设，所辖九府而已。嘉兴、湖州，统于直隶。故《实录》洪武九年十二月，书直隶湖州、嘉兴诸府水灾，遣户部主事赵干等赈给。十一年五月，敕工部定岁造军器之数，其书嘉兴、湖州，亦冠以“直隶”字。至十四年四月，复置巡检司，嘉兴府一：嘉兴县之杉青闸；湖州府三：乌程县之后潘，德清县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隶文冠之。宋濂《京畿乡闱纪录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当乡贡之期，凡畿内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欢忻相告，裹长而奔走，仪曹具以状闻。”所云十七府者，直隶之府十四，其一广德，四年以后，始降为州，合嘉兴、湖州而共计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赵乡贡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领郡三十二，杭隶焉。今领郡九，杭亦隶焉。”崇德贝琼《縠江渔者诗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复礼，迫有司命，起与九府之士俱，遂与四十人之选。”鄞人郑真《跋同年录》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诏旨，合九郡之士试之，得四十名，上诸京师。”又《送何本道还金华序》云：“洪武五年，诏命三年叠试，于是浙江所属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华何本道与焉。”其云九郡者，嘉兴湖州不在其内。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隶浙江。

考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于洪武十七年进呈，二府沿革，只书今属浙江布政司，语焉勿详，后之人罔闻知，由是柳琰、邹衡、赵瀛、刘应钶志《嘉兴》，劳钺、栗祁、张铎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时正撰《杭州府志》，独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领府九。洪武九年，改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隶嘉、湖二府隶浙江，领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诏开科举，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学之西为贡院。合试九府之士，书之特详。嘉靖中，武进薛应旗修《通志》，自言郡县志可采录者十无一二。顾夏氏之志具在，何漫无考稽。

夫画野分疆，地志之大纲，乃置而弗书。后之纪方舆者，率本《通志》，则纰缪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吕冢考

半逻之南有吕冢，相传谓吴孱陵侯蒙冢也。考《吴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处，而盛弘之《荆州记》云：“长沙蒲圻县有吕蒙冢，冢中髑髅极大，蒙形既长伟，疑即蒙髑髅。则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汉末黄巾之乱，吴有许升妻吕荣，不辱于贼，为所杀，糜府君敛钱葬之嘉兴南，土人号义妇堰。然则吕冢殆吕荣之冢，其音声相近，遂讹荣为蒙尔。地名之传于今，往往非昔，即以嘉兴论，如由拳之讹为油潭，西埏之讹为西县，蹲宾之讹为蒸饼，射襄之讹为寿香，新塍之讹为新城，徐弯庙之讹为徐偃王庙，盖不可胜数矣，书以俟记地志者正之。

○《尚书》古文辨

《尚书》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国，孔子后，悉得其书。考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宽。于时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班固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考诸《史记》，于《五帝本纪》载《尧典》、《舜典》文。于《夏本纪》，载《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纪》，载《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纪》，载《牧誓》、《甫刑》文。于《鲁周公世家》，载《金縢》、《无逸》、《费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载《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载《微子》、《洪范》文。凡此皆从安国问故而传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载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汤诰》载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载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诏旨立博士设弟子，安国不敢私授诸人。故自胶州庸生而下，至于桑钦所习者，仍二十九篇而已。

东汉之初，扶风杜林得漆书于西州，以授徐巡、卫宏，于是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康成注解，馀若尹敏、孙期、丁鸿、刘祐、张楷、孔乔、周磐，类从漆书之学，初不本于安国。而孔颖达《正义》，谬称孔所传者，贾逵、马融等皆是。又言郑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由颖达不察见古文字，即以为安国所传，亦粗疏甚矣。漆书古文，虽不详其篇数，而马、郑所注实依是书，陆氏《释文》，采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无一语及增多篇文，是贾、马、郑诸家未睹孔氏古文者也。

《后汉书•孔僖传》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连丛子》亦载孔大大与僖子季彦问答。大大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内，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治古义，盍固已乎。”季彦答曰：“先圣遗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识其奇，赖吾家世世独修之。”若是则壁中之书，僖家具存矣。独怪肃宗幸鲁，遇孔氏子孙，备具恩礼。僖家既有临淮传义，其时上无挟书之律，下无偶语之禁，何不于讲论之顷，一进之至尊。上之东观，乃秘不以示人乎？窃意僖家古义，亦无异博士所传之篇目，是僖亦未睹孔氏增多之古文也。

赵岐注《孟子》，高诱注《吕览》，杜预注《左传》，遇孔氏增多篇内文，皆曰逸书。惟许慎《说文序》谓《易》称孟氏，《书》孔氏，《诗》毛氏。夫以贾、马、郑诸儒，均未之见，许氏何由独得之？其撰《五经异义》，于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谓天，下不谓地，旁不谓四方，居中恍惚，助阴阳变化，此欧阳生、大小夏侯氏说也。一云《古尚书说》，六宗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岱山为山宗，湖海为水宗。所谓《古尚书说》者，贾逵之说，本之漆书者也。使许氏称孔氏书，则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气，亦必举之矣。乃仅述欧阳、夏侯、贾氏之说，则慎实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谯周《五经然否论》援《古文书说》，以证成王冠期，考今孔传无之，则周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正义》谓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注乱其纪纲为夏太康时，然考陆氏《释文》，所引王注不一。并无及于增多篇内只字，则肃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正义》又云：“《古文尚书》，郑冲所授，冲在高贵乡公时，业拜司空。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与郑小同俱被赐。使得孔氏增多之书，何难上进。其后官至太傅，禄比郡公，几杖安车，备极荣遇，其与孔邕、曹羲、荀𫖮、何晏，共集《论语》训注，奏之于朝，何独孔书止以授苏愉，秘而不进。又《论语解》虽列何晏之名，冲实主之。若孔书既得，则或谓孔子章引书，即应证以君陈之句，不当复用包咸之训，谓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矣，窃疑冲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正义》又引《晋书》，皇甫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书，笃信之，宜于《世纪》均用其说。乃孔传谓尧年十六即位，七十载求禅，试舜三载，自正月上日至尧崩二十八载，尧死寿一百一十七岁，而《世纪》则云：“尧年百一十八岁。”孔传谓“舜三十始见试用，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寿百一十二岁”。而《世纪》则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孔传释“文命”，谓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纪》则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传释“伯禹”，谓禹代鲧为崇伯。而《世纪》则云：“尧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孔传释《吕刑》云：“吕侯为天子司寇”，而《世纪》则云“吕侯为相”。所述多不相符，窃疑谧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然则增多十六篇，自汉迄西晋，蔑有见者。一旦东晋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诏所作之传，学者有不踊跃称快者乎？于焉诸儒或说大义，或成义疏，或释音义，越唐及汴宋，莫敢轻加拟议。南渡以后，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犹未甚也。迨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𪻐、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攻之不遗馀力矣。

盖自徐邈注《尚书逸篇》三卷，晋人因而缀辑，若拾遗秉滞穗以作饭，集雉头狐腋以为裘，于大义无乖。而遗言足取，似可以无攻也。论其大略，传文之可疑者，安国尝注《论语》矣。《尧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若此，而传以释《汤诰》，在克夏之后，虽有周亲二句注云：“亲而不贤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而传则云，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传注出自一人之手，而异其辞，何与？《史记•殷本纪》：殷之太师、少师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纪》：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数谏纣，纣弗听。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太师、少师劝微子去，遂行。则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师、少师，自有其人。史迁受书于安国，其说必本于安国也，乃今孔传云：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师，若系箕子，殷人尚质。其语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称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书太师疵、少师强姓名，流传有自，而伪托孔传者不知也。至于《贿肃慎之命》注云：“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慎，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骊、扶馀之名。且驹骊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略》，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骊、扶馀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

序文之可疑者：《三坟》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遁辞易穷，分之无可分也。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无稽勿听，刺之无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岣嵝禹碑》，奇古难识。其诸坛山石，岐阳猎碣，以及夏殷周鼎锺<鬲甫>鬲敦卣盘鳦之属，并不作科斗文。何独孔壁所藏书独用之，殆不过张皇其辞，以欺惑后世焉尔。又言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此金华王柏所云：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者已。且如司马氏问故于安国，载入《史记》诸篇，字句多别。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与伏生所授无异辞，则作序者初不见孔壁古文，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汉志》，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荀悦《汉纪》，颜师古注《汉书》，增多祗十六篇。而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若是，则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

《史记•孔子世家》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又云：“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安国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蛊事发，乃征和二年；距安国之没，当已久矣。《汉纪》孝成帝三年，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于《古文尚书》云：“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则知安国已没，而其家献之。《汉书》、《文选》，锓本流传，偶脱去家字尔。若班氏云：“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学官之故；而《序》言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乃出自安国口中，不亦刺缪甚乎？自高斋十学士登之《文选》，后之学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五羖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赵岐注：“人言百里奚自卖，五羖羊皮，为人养牛，自卖句截。五羖羊皮为人养牛，盖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卖于秦养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为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则奚盖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纫五羊为裘，毛之最丰，而贱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为然。偶读范处义《诗补传》，释《羔羊之诗》云：“素丝必以五，言盖合五羊之皮为一裘。循其合处，以素丝为英饰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为秦养牲。盖仿古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养牲者被五羊之皮。盖贱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节俭而何？”其说竟与予合。按《史记》，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楚遂许与之。盖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缪公虑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与之，不然，则五羖微物，楚人岂贪之乎？太原阎百诗好驳正注疏之失，作《孟子札记》，书此质焉，并以寄孔德。

○原教

始为三教之说者谁与？其小人而无忌惮者与？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处而野合。圣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树畜；养生之本既具，然后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国天下；其端，礼乐刑政；其文，《易》《诗》、《书》、《礼》、《春秋》。

盖自庖牺氏作，而伊耆、轩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数圣人损益之，而教已大备。初未尝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说以济之也。佛老者，持过高之论，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则无食。不蚕，则无衣。无男女，则生人之道息。无上下，则纷争之渐起。以彼其说行之国中，盖有时而穷，则相率聚于中国。食人之食，居人之庐，阳叛圣人之言，而阴收圣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说，至等圣人之教三之。呜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刚，则入乎柔；出乎阳，则入乎阴；出乎君子，则入乎小人；未有两是者也。惟内无所主，则死生祸福战于中。其初守道不笃，持论两端，其究归于无所忌惮，而获罪名教。当是非可否之际，倡为调停之说者，未有不流为小人者也。

且所谓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弃绝其人伦事物之常，将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问为政，夫子告之以正名，谓名之不正，至使民无所措其手足，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诵圣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原刑

墨、劓、剕、宫、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赎也，贼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则劓刵椓黥之谓，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变，圣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赎之。若夫怙终不悛，则法在必诛。贼之为言杀也，《春秋传》“晋侯使锄麑贼赵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画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别其冠服，使触罪者知耻悔过，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残其形，毁其体肤，断者不可复续，终其身不敢与士民齿，将无所用耻焉。彼夫劓、刵、椓、黥，在苗民发闻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务遏绝之。岂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汉志》，援俗说著论，以为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郑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其云《禹刑》、《汤刑》者，初未尝指为肉刑，而班氏实之。孔氏《书传》称吕侯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据依，殆无稽之言尔。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无明征。《伊训》：“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书》，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职，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宫者守内，刖者守囿。然则肉刑其昉于周与？穆王阅实其罪，许罚以锾，是亦不忍人之政矣。盖至汉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绝于世，可谓尽心焉已。顾腐儒之论，尚谓肉刑当复，岂不谬哉！作《原刑》，告后之君子，治《书》者兼可明孔传之伪焉。

○原贞

表贞妇之里而旌其门，自后世始也。然则古人未之重与？曰：在《易》《恒》之《大过》曰：“恒其德，贞，妇人吉。”古之人以为从一而终者，出乎义之宜，无足异也。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终身不嫁焉，可谓异矣。顾经传亦莫之详，何与？曰：先王制礼，用以防民之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终身不嫁，盖礼之过焉者也，此经传之所未详也。

呜呼！自昏姻之礼废，而夫妇之道苦，民至有自献其身者矣。《蒙》之《蛊》曰：“见金夫，不有躬。”贞也者，后世之所难，虽过于礼焉，苟合乎从一之义，是则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庙见而死，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而况其未昏者乎？谓之从可乎？曰：夫妇之道，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异室，无异火泽之相暌，自将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纳之以纯帛，则犹山泽之通气。其感与之理已深，故曰男女暌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异其志，乃所谓恒其德也。《春秋•僖公九年》书“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书“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传》曰：“许嫁矣，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礼，女子未许嫁而笄，燕则鬈首。许嫁，笄而字，则为之缨。盖至嫁而后主人亲脱之。凡此者，明系属于人，所以养贞一也，则从之之义也。

曰：趋丧而哭，礼与？曰：记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斩衰而吊焉。郑康成、范宁皆主其说，其谁曰不可也？

曰：然则死可以合葬与？曰：《周官》媒氏掌万民之判，禁迁葬与嫁殇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殇也。曰：生不得结其衤离，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悯者矣。旌表焉，不可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彼女子之贞，惟知一其志以恒夫妇之道而已。又岂乐有闻于乡里而为之者乎？

山阳高于云，其兄之子昂聘大河卫蒋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趋丧而哭甚哀，自誓不嫁，每岁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馀矣，而有司莫知也，世儒拘牵之见，谓女尚未嫁，不当辄诣夫家抚棺而哭。而乡里悯其守者，谓死即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子习于礼，而克明贞女之志，故不请于有司，乞予文述其事，予遂原贞女之志行合乎经义者告之，而载之世史者不复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