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二十年 中华文库

1月1日

○朔庚寅，以金睟为平安道观察使，加嘉善。

○义州江甸威化岛，有汉人自马耳山移住开种，差译官，辨争于辽镇巡按使，出禁牌，驱逐如令。

2月1日

○朔庚申，倭船寇兴阳，鹿岛堡将李大元，拒战败死。先是，倭船数只犯近岛，大元不及报主将而击之，有斩级，水使沈岩恶其自功。未久倭船犯损竹岛，岩以大元为斥候，而不肯继援，众寡不敌而败。朝廷察其故，拿讯沈岩，枭示警众。遣左右防御使边恊、申砬，星夜南征。全罗监司悉发道内兵，屯海上，则倭船已归矣。先是，彼国渔商船人，作贼掠人，非有攻战计，故虽数寇我边，而旋亦走还。我国亦狃其常，不甚忧之。

○以尹斗寿为全罗道巡察使，李海寿为忠淸道观察使，以倭警也。

3月1日

○朔庚寅，成均进士赵光玹、李贵等上疏，极论其师李珥被时辈所诬状，凡累万言。〈时，朝议攻成、李之党无虚日，士子之稍近二人门庭者，次第被斥，故人无敢为成、李言者。馆学儒生以请五贤从祀为名，招聚多士，疏末暗添误道乱真，沽名干誉等语，以攻成、李，而前日尊崇成、李之徒，皆不知而列名。其间李贵之名亦预，故贵忿之，率同僚具疏，欲辨之，而诸人畏祸皆散。独与赵光玹制疏，历陈东西论议首末，且言赵宪论议之偏，务欲逊顺得中，而光玹犹不敢。贵乃使李景震，别自上疏，进其所制疏。〉其疏略曰：

伏以，臣顷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为亡师讼冤，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而今见事关国论，谤及师门，则不敢终守括囊之戒，不一言以明亡师之心也。近者伏闻，公州提督赵宪上章言事。既而得其疏读之，喟然而叹以为：“宪是吾党之士，而其言之不中失实，至于如此，则他尚何望哉？”呜呼！亡师臣李珥，平生不立朋党，唯竭力保合士类，图济时艰，赍志未就，不幸尽瘁而死，国事一败，臣等尝以为至痛。岂意自珥殁后，言论风旨，泯泯无传，乃有不中之言，出于辈流之间乎？臣等窃念，亡师平日，与学者言，多在义理文字上，朝廷是非，则鲜有闻者。故后生辈间，或有不知亡师议论者。至于宪说，则非但大异于师门宗旨，抑亦有害于士论举措，为门生者，不可缄默不言，以负亡师。故仅与同志、后生，各参所闻、所见，粗述亡师平生立朝言论、心迹之表著可见者。先陈亡师至公至正之论，次破赵宪落于一边之说，期使暴白于世，而其在殿下，亦未必不欲闻者。疏既成，复为守静者之说所动，议论不一而罢。臣等之意以为：“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今若父母有冤枉之事，则必不计祸福利害，而为之也。今为守静之说所动而罢，则无所在致死之义也。臣等以为：“一息尚存，则亡师心事，期于必暴而后已，以伸亡师平日之论。”伏愿殿下，哀怜而裁，幸焉。昔东西之分岐也，兆虽起于沈、金，而其实由于前后辈之不相知也。惟其不相知，故同是士类而疑阻起，而谗间行，而排摈作焉。此初东西分党之所以然也。虽然，当初俱是士类，而只两人不相悦，故前后辈虽不相知，而朝廷之间，济济有和气，逮两人之亲旧立于朝者，各有是非，不能相一然后，类类相从，递相訾病，人持偏见，互争胜负。乙亥西人当路，乙亥以后东人用事，互相攻击，至于癸未，而坏乱极矣。呜呼！人生一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况乎生同国、死同朝，而至于唱为东西，一国中分，同舟敌国，一家胡、越，下乱士大夫之志；上贻明主之忧。纷纭顚错，阅月穷年，使国事一入于不可为，此何为者？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珥以局外之人，明观当国之迷以为：“两皆前后辈，而悉其心事者，宜莫如我，我不为之和解，谁则听之？”乃提言于朝曰：“西人士类也，东人亦士类也。士类相攻，不可助一攻一。当两是而俱存之，开谕而讲解之，朝廷乃安，不然则乱。”前后辈听之，虽不敢以为非，而亦不能用其言。此，珥之所尝忧者也。盖当初，义谦以孝元为尹元衡门客，而遏其铨郞之荐；孝元又以义谦为外戚粗愚，不可柄用之人。此二者，皆据所见，初未必出于私心。而义谦侪辈，则以孝元为报怨之小人；孝元侪辈，则以义谦为有专擅之渐。于是，前辈士类，则疑后辈之党孝元；后辈士类，则疑前辈之护义谦。呜呼！义谦、孝元自附于前后士类，非士类附于义谦、孝元也，而今乃以党护相疑，不亦误乎？自此以后，分朋各立，言议纷然，其势不可相容。当此之时，其能尽忠忧国，公耳忘私，超然独立，不染于东西党与之中者，惟珥一人而已。是以，满朝袖手，莫敢一言，而珥独忧之。乃出两抑之计以为：“兆乱，惟在于争沈、金二人之是非，而此非关系国家事。若出二人于外，则争端自息，而国事可为，是不可得已。”以此意，言于其时右相卢守愼，卢守愼亦以为然。乃启于主上，而沈除开城；金拜富宁。又以为：“此两人，非有大段罪恶。所以出之，只为欲消党论而已。今沈得善地；金得恶地，非但罚不均为不可，金是病重之人，若投塞上而僵死，则非圣朝体臣之意。”乃以此意，独启而救之。当此之时，非但西人疑珥有私于孝元，自上亦未免疑其党孝元也。虽其西人之亲旧者，亦莫不致疑于其间，浮议喧哗，久而未已。呜呼！珥岂私于孝元者哉？二人既出，东人之势小挫，而西人持论一偏。尹𬀪浮躁轻浅，排摈孝元侪辈，偏重已甚。

是时，郑澈在湖南，颇惑流言，疑珥私护孝元。珥在坡州，遗澈书晓之，其略曰：“从前鄙见，不合雅旨，固难苟同。但兄我之间，当尽言相正，而略无诲语，不能无憾。及见兄遗他友书，备尽曲折，使珥得闻，此是不屑之教，承厚意深矣。不欲分疏，而终难舍默，试陈首末。金也之为人，固是轻浅。但论议慷慨，遇事刚果。当初岂徒珥以为可人哉？兄亦不相弃矣。自去夏秋以来，兄之所见，顿异于前，深以为可忧之人，珥初未之信，闻兄言既熟，渐有疑焉。及请推左相，出重晦之后，珥疑转深。且见厥朋侪，翕翕相吹嘘，因致有势焰。珥意，若不少挫其锋，必有后弊，将有朋党之忧。故为两出之计，通于右台。厥后又恐显白经席，反致纷纭，欲使两人自处之，其计不过只摧其锋，消融镇定而已。此意未及更通右台，而适谏院启递吏曹，左台反疑沈势偏重，遽达于经席。及金拜富宁之后，彼年少辈，因皆丧胆，公心中立者，亦忧其过重。而平日与金不相得者，群起而称快，论议嚣然不息。珥意，金也病重，若使僵死塞上，则反使士类不安，故启移内地。事之终始，不过如此而已，非扰攘不定，乍舍乍取也。且此人，兄则以为：‘无状小人，必至于败乱国家；斩伐士林。’珥则以为，好名之人也。若公论相与，则因而得势，能行其志；若公论不许，则必不求旁岐、曲迳而强入也。若柄用则误事，而为他人所使，则其才亦可取也。今者杀其势则可也，若嫉之太甚，治之太急，则必致士类之不安。鄙见如此，故终不能受高诲。珥之不能使兄为我，亦犹兄之不能使珥为兄也。方今金也失势，不足深忧，兄每以后日之祸为虑，此则不然。若使彼之为人，一如兄言，毫发不爽，后日复得要路，睚眦必报，斩伐士林，则兄以先见之明，含笑入地，无少愧怍，其死也荣矣。珥则护奸恶名，百世不湔，偸生辱矣。后患在珥，不在于兄，兄何戚戚焉？彼人全盛时，侪辈畏之，犹恐一言之泄，辄取大祸，而出外之后，又欲如缚虎，不揣轻重，只欲深攻，又将延及比位，使人心汹汹，而皆借兄为重。珥恐若此不已，则偾事之责在兄，而不在珥也。兄若不忘斯世，则当力疾上来，相时度宜，安定士林可也。何必日积愤怼不平之气，轻信道听之说，致疑于不当疑之地耶？”所谓左相指朴淳，右台指卢守愼，重晦金继辉字也。又贻书争之，其略曰：“珥既无当世之望，兄亦无还朝之意，同异之见，当置勿论。但兄我之间，有未相悉，非古人相亲之道，玆复一谈。兄之疑我，固是也。但珥初未知金某为何如人，不过因兄言而有省。兄则指为大奸，而珥则疑之而已。推兄言而观察，则形迹多有可疑，而实未能的见也。方其气焰之盛也，珥果施摧锋之计。及乎一摧之后，平日不快者，坌起深攻，而士类之与金相厚者，相顾沮丧，皆有退缩之意。一金不足惜，而士林不可不慰。故珥欲调剂得中，以安士类，此所以前后有异也。使金势盛，将至作弊，则珥当独启而斥之；使金得罪过重，士林不平，则珥当独启而救之。抑其势、扶其危，事理当然也。近年以来，士论出一，庶几无事，而一朝生自中之乱，此则金之咎也。金既出外，可以怗然无事，而又复纷纭造语，触事相疑，终不宁靖，则斥金者之过也。人之所见，不过则不及，奈如之何？若无主东主西之说，则士论定矣。珥则欲破东西而一之，力未能也。使珥或主东、或主西，则岂至于两边皆不快乎？”是时，澈颇为流言所惑，初疑珥私护东人，及见珥书，方始解疑，而义谦侪辈，疑珥不已。若非其后，复悟珥之心事，则西人之攻珥，未必不如今日东人之为矣。

逮至丁丑年间，西人之势少挫，而李泼、金诚一，因经席启辞，起李铢等贿赂之狱，穷极推问，终无实迹之可指者则泼等犹恐狱事之不成，至于刑讯儒生郑汝忠。泼等所为至此，而尤无以服人心矣。虽然，泼等之意，非不知直劾三尹误事之罪，而如此则前辈士类，必有不平者，而自上亦疑其倾轧，故欲因此狱，击去三尹。其为举措，实非士君子光明正大之事，人心之不服，不亦宜乎？此则非徒珥以为非，虽金宇颙，亦不能不以为非矣。自此以后，西人一败涂地，东人方胜，欲以东是西非，定为国是，浮躁好进之徒，争起而附会之。其时出入义谦之门，晓夕相逐，奴颜婢膝之辈，迎降而钻入者，不为不多，而东人之主论者，惟知附己之可喜；不知反复之可恶。至于不问贤愚才否，而一切以淸官美职处之。呜呼！自古朝绅之得为名士者，或以德行、或以才华，未有无其实而获其名者。今则不问人物之如何，是夷是跖，但能口谈东是西非四字者，既为名士。使之乘时邀利，市井其行，志满气得，无复礼义廉耻。至于议论稍不雷同，则虽有宿德、荩臣、廉公、淸谨之士，皆排摈，使不得容于朝廷。时论之乖乱，至于此极，则仕路安得而不浊；国家安得而不坏？珥之不能曲从时论者，夫岂过乎？逮至己卯年间，时论日渐深峻，而是非之说，又变为邪正，则人心骇乱、士论横溃，其势将至于不可收拾。是时珥在海州，大以为忧，既已抗章论斥，又移书于李泼责之，其略曰：“今日时论日峻，更无和平之望。意谓，此论必非君意，故鄙疏中所谓，深虑远识者，正指君辈二三人也。今者君意以为过激之论，相与滚合，则更何言哉？”又曰：“倚楼之被劾也，此真公论，而傍观者，尚疑其有妨于调剂。继发三尹之劾，则人心始不服，显以倾轧目之。只是年少士类，相从自为一论，而他人畏缩，不敢斥言。故士类不知人心之不服，而自恃以为公论耳。意谓，止于此而今者又无故，而显斥沈为小人；西人为邪党，则一节深于一节，真是捉人底手段也，安可讳也？沈虽不可惜，西人皆不可惜乎？此果君辈之本意乎？如其本意，则与珥相讲论者，皆面从也，无乃未安乎？”所谓倚楼，赵瑗也。且“裕后云云之说，只为沈不可柄用而已，非谓锢其身而不叙也，无乃览疏不详乎？鄙疏，深欲以全士类，以安朝廷耳，本非搔扰之计。而只是一偏者，恐其戛己，故自生搔扰，我亦安能如之何哉？”又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年前季涵，偏执主西之见，反疑鄙人。珥与君，缓颊苦口，极力挽回。此时君以季涵为如何人哉？今日君之主东，亦无异季涵之主西，何不以责季涵者，反而自责乎？乙亥西人之失，在于举措失当，今日时辈之举措，果胜于乙亥乎？尽斥西人以邪党，何如乙亥之独劾公著乎？西人之贤者，皆不拟于淸望，何如乙亥之独不以重叔陞荐铨郞乎？乙亥奇楼之受赏，诚不厌众心，今日则趋时附势，攘臂大言，自明得志者，又未知几倚楼乎？人心之危惧；有识之忧叹，甚于乙亥，而方且哓哓然，向人争辨曰东是西非，此言只是，同类求进取者信之耳，他人谁则信之乎？若使今日处事得中，则孰不曰东是西非乎？今者既效其尤，而且自是如此，则虽冥行倒施，亦不害其为君子乎？今日之取士，不问人物本品之如何，只以论议之异同，定取舍，故新论百出，怪鬼驰骋。彼辈何知曾见倚楼之受赏，亦欲做好官耳？景涵历览古今，安有君子得志，淸论方行，而坏弄国事，如今日乎？朝廷之上识见不明，虽贤，不济事。许鲁斋有言曰：‘仁慈礼让，孝悌忠信，而亡国败家者，皆是也。’珥尝以为过言，今始验之。古人之言，不可轻也。”所谓季涵，郑澈字也。又曰：“和平、排斥之不可并行，犹笑与哭之不可并发也。鄙论主于和平；宪府之疏主于排斥，此是则彼非。今者君辈所见，则既以排斥为公论，而又欲和平，进退无据，不成模样。若使胸中明白莹澈，则此等鹘突识见、议论，何从而发乎？若使和平，则沈、金区区之辨，有何大关乎？置而勿问，只观其优劣而用舍可也。若欲排斥，则亦当明正其罪，何故口谈和平，而心主排斥乎？此犹扼其亢、批其颊，而求与之相欢也。安得名正言顺而事成乎？今日之事，百尔思之，终无善后之策。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景涵平日读书穷理，欲做何等事业？而今日立朝，费尽机关，只得成就扶东抑西而已？儒者之行道，果止于此乎？今日若于死中求生，则当立论曰：‘沈也虽无形现之过，既是外戚，又与士类相失，此当只保爵禄，而不可更居要地也。三尹自作不靖，大忤士类，此亦不可更参淸选也。’其馀西人随才授爵，小无猜防，而东人之议论过峻者，裁而抑之，若其乘时附会者，斥而外之。如是秉心公明，日久月深，则或有好消息矣。

但恐无人办得此事耳。”又曰：“若无与而见，则处事失中，已不免虎兕出柙之责，须勉留而见，收杀时事，不使吾辈，至于过岭，亦一道也。但恐时论更进一步，则君辈亦将为祭后之刍狗，自不得立脚矣。呜呼！苦哉苦哉！吾人所争者，义理耳。珥实无一毫偏私忿懥之心。但鄙性弛缓，本于无心。理若不屈，则假使铁轮旋于顶上，珥不小挠，况举世丑诋，何足以动吾一毫哉？如其理屈，则虽三尺童子，使之泥首负荆，亦甘心不辞。君须与肃夫，将此商量，指示谬误，使珥晓然自知。理屈则珥当即改所见矣，如以鄙见为不悖，则亦望反而思之也。”李泼、柳成龙、金宇颙辈，皆以死中求生之说，为不易之定论。故其时宇颙答珥书亦曰：“此论甚好。鄙意正谓当如此。不但鄙意如此，而景涵、而见之意亦然，岂尝与大言排斥者为一哉？只是众论多激，朋辈力有不逮而然耳。切望相与继继商量，以图善后之策，幸甚。”又曰：“当初沈、金结衅之是非，固不分明矣。然其间岂无真是非乎？至于乙亥西人之作坏，其是非岂不分明乎？但今东人，因激增怒，指拟过当，至使士类分裂，不能收拾，则又自不得为是耳。”又曰：“虽有是非，而不至于邪正、黑白之异，不可排斥，只当和平。今但当以三尹为非，而其馀西人，则不当并累，而为非也。若季涵、重晦之不拟淸班，诚为未安。然此二人，自不免有失，亦非但东人之过也。虽然，岂欲终斥而不用乎？”又曰“斥沈为小人，西为邪党，此说果误。又来喩有云：‘今日取士，不问人物本品，只以议论同异为取舍，故怪鬼驰骋。’云云，此正如此。鄙人亦见今日事势，将使人心不平，而败证百出，每为朋侪力言，而但朋友间亦未见有力量、规模，担荷世道之责者。人各异见，不能相通，不知毕竟如何出场耳。”又曰：“盛疏谓，外戚必生厉阶，不可柄用云者，亦不害理。前日览疏意不详，亦恐有为沈分疏之病，今详示意，正不如此，深愧前日之妄论也。”云云。所谓季涵，郑澈字也；重晦，金继辉字也。不特宇颙之见如此，至于李泼答珥书亦曰：“此论甚好。此正是，善称停今日之事势者也。鄙人之见，本如此也。非徒鄙见为然，肃夫之见，亦如此也。高明平日以为，侪辈所见不如此乎？侪辈自当初至于今日，皆如此也。但其疏中间：‘彼此士类，不甚解事，屡出意外之患，方致力调护，而力未赡耳。’尊在远地，只据可疑之迹；只闻可愕之说；只受浸润之言，何能尽知侪辈之心事乎？高明德义，乃鄙人平生所敬信，倚以为仗，今而不相见知，如此悠悠者，尚复何言哉？”又曰：“盖论西人人品，则虽不无取舍，而今若不问贤愚，一概非之，则固不可为国。故其间有物议者，姑俟公论之许，自馀诸公，实无所疑阻。”又曰：“西边士类，或有不拟于三司者，在渠实有所失。然亦非终塞不通，固将周旋收拾，而以永弃不用疑之，则过矣。”又曰：“目沈为小人、西为邪党，此果鄙人所见乎？鄙意以为‘沈、金虽不无是非，而沈亦无大段得罪之事。’故直以是非言之，不欲遽加显斥。待沈如此，则其他士类之欲为收拾，可知矣。”又曰：“虽以是非言之，而其他士类，自无所与矣。且所非者，只一沈而亦无已甚攻击之论。”又曰：“郑熙绩鹘突无识，惹起骚扰，至以沈为小人，且曰构祸、曰邪说，此诚过言也。然侪辈无有预知者。”又曰：“倚楼之受赏，固不厌众心，而今趋时和附者，亦多有之。此亦势之所至，是岂侪辈之罪乎？”又曰：“天下事不如意者皆是。若使诸君，只以吾侪娄人之所见而作事，则庶可得中而处之，不复致今日尊公之疑也。在乙亥年间，尊公目见时事之日非，不能措一手而救之，只得敛身而去。尊公德望、力量，犹且如是，况在鄙人，其能率一世之人，而皆如吾意乎？”又曰：“谓沈不可柄用，非谓锢其身而不叙，云云。此，鄙人昏妄错谬，不能细看疏意之过也。措语违悖如此，愧服愧服。公言不为无见，然此亦衰世之虑也。”所谓而见者，柳成龙字也；肃夫者，金宇颙字也景涵者，李泼字也。此辈所论，惟其如此。故其时郑熙绩制府疏，目沈始为小人、西人始为邪党。泼、宇颙等身在玉堂，以府疏过当，札而论之。以此观之，裁抑浮躁，保合士类，欲与共为国事，实士类共公之论，实非一人之私见也。然泼等虽知珥言之是，而本以偏系之见，困于群咻众楚之中，头出头没，不能自拔。非但不能用珥之言，反疑珥有私护西人之意。珥又抵书于泼，而开晓之，其略曰：“兄之议，议其心也；鄙人之论，论其迹也。观人当以其心；赏罚当以其迹。若不论其迹，而赏罚之以心，则人心不可服也。此，所以尧不诛四凶者也。

今者沈之心，兄看固深矣。珥亦不敢保其无患也，弃之何惜？只是迹无显然罪过，而遽加攻击，连累西边善士，弃之不惜，而其推尊柄用，皆流俗鄙夫，多出沈之下，举措如是，则人心安得而怗伏；国言安得而宁息乎？此，珥之所深忧也。二人是非之辨，不系于治乱，而反以辨是非之故，坏人才、伤国脉，举世滔滔，莫觉其然，此真儿童之见也。乙亥年间，西人攘臂以为：‘是非不可不定。’珥甚笑之，而不至于骇叹者，以西人虽有善士，非学问之士，不足深怪，而且如思庵、重晦辈则皆同珥窃笑，故珥不至于骇叹也。至如去年是非之辨，虽学识如贤兄者，亦明目张胆，必欲辨之，则珥望失矣，安得不深嗟永叹乎？鄙意，二人虽有是非，其辨不关，而以辨之之故，反致搔扰，莫如不辨，而调剂士类，激浊扬淸之为得也。今者则辨其澹墨者而去之；乃取其深墨者而用之，此是何等义理、识见乎？昔齐景公欲用孔子，晏平仲止之，平仲非嫉圣者，只是见不明耳。平仲不知圣人，而尚不失为贤大夫，则今日不知仁伯者，何必皆是可弃之人乎？且流俗老宰，前日不得于西人，而今日得志，方欲贡忠于东，则其以调剂为非者，理势然也。此乃发蒙振落者，时移势去，则又将斥东人矣，何足恃哉？且角立之说，兄疑珥，乃与沈、尹，害士林也。兄之观我，无乃太薄乎？珥从前孤立，不得于西，又不得于东者，良以欲调和两间，以靖朝廷耳。若使附西而攻东，则宁附东而攻西矣。与其后日，党沈、尹，失淸名，而得美官，曷不于今日，附贤兄，而淸名、美仕两得之乎？”所谓思庵，朴淳别号也；仁伯，金孝元字也。又曰：“兄疑珥独勖于兄，而不戒西人，然珥告兄之语，西人不闻也，其戒西人之语，兄岂闻之乎？大抵止人之斗，当止其胜者。若不胜者，则方愿解斗，宁有不听之理乎？乙亥西人小胜；东人小败，故其时珥只向西人争辨，宁有勖励东人之说乎？今则西人一败涂地，东人方胜，则安得不向东人争辨乎？虽然，西人亦多错料者，故有时相戒告，则莫不信听。至于沈某亦曰：‘士类若排吾与三尹，而其馀西边善流，皆通用无碍，则人心必服。’云。沈言尚如此，则况他人之言乎？今日调剂之责，在东人矣。若其后日翻覆，则亦安能逆料乎？大抵君子之道，宁人负我，毋我负人。逆料翻覆，而先失举措，已不是矣。事变无穷，安知季孙之忧，不在颛曳哉？”珥此书之说，分明痛快，虽愚夫愚妇，亦可知公耳。忘私一心，徇国之诚，而泼等悦而不绎，惮于改过，岂非私意蔽痼之甚者乎？

自珥倡为打破东西之论，新进附会之辈，忌惮愈甚，未乘其隙。加以癸未年间，珥极陈时辈过激之失曰：“伏望殿下，广召大臣、台侍，赐对榻前，明喩圣旨，俾改分辨东西之习，陟罚臧否，一循公道，消融荡涤，镇定调和。而如有执迷不悟者，则裁抑之；怀私强辨者，则斥远之，必使所同然之公是公非，得为一时之公论，士林幸甚。”时辈之所以谋逐珥，始萌于此疏矣。虽然，此疏之说，乃前日晓谕东人之言，而泼辈以为，至当之论者也。然而泼辈之怒，不发于前日，而发于今日者，只缘珥方为主上所倚仗，深恐其说遂行，而己受其裁抑也。以此观之，则前日之所谓至当者，亦是面从之言，而非出于中情，亦可见矣，是岂朋友诚实之道乎？呜呼！设使西人主论，又偏重，尽斥东人以邪党，则珥之所扶者，不在于西，而必在于东矣。此则珥之本心，于乙亥救孝元侪辈一事，可见矣。以此观之，则前后之迹，所以不同，而其无彼此，至公无私之心，互相发明矣。呜呼！始为两出之计，以消党论者，珥也；乙亥之见忤于西人者，珥也；乙亥以后被斥于东人者，亦珥也。岂非举朝无一人为公论者，而士类分崩，国事日非，故身任其责，而力争之，是岂为身谋？乃为士类计也；为国家计也。如使珥或主东、或主西，无忤于时论，则是珥不过为一边人而止耳。不念国家，为一边人，岂珥所忍为哉？此，珥之所以从前孤立，不得于西；不得于东者也，夫岂好为立异于时论哉？诚以褊小一邦，人才眇然，若使复区分彼此，舍一取一，则蔽贤遗才，将无以为国故也。呜呼！自东西分类之后，人各怀私，党同伐异，而朝廷之上公论不行。西人秉政，则所推引者，西人之才行，而在东人，则揜蔽之，所诋毁者，东人之过恶，而在西人，则盖匿之。及乎东人得志，效尤而又甚之。是以，公论常郁于下，而无路得达于上，朝家进退用舍、赏刑黜陟，一任东西人所为，而自上未尝下手于其间。十馀年来，东西之党已成，出奴入主，具臣充位，相助匿非。间有谨厚善良之人，亦未闻有忧国如家，尽忠事君，一鸣于立仗之下者，徒见其循默浮沈，怀禄保身，年除岁迁，揽取卿相而已。噫！微珥一人，则君臣之义，或几乎废，而一国之公论，自上何由而得闻乎？此所以珥死之后，无敢以此说，謦欬于殿下之侧者也。呜呼！己卯陈疏之后，名为东人者，以珥为轧己，而攻之愈力；名为西人者，亦以珥为救己，而推之益深，臣等则以为皆，不知珥之本心者也。若使东人，深知珥之本心，而因珥此疏，处事得中，以副公论，则名节可保，而国事之溃裂，何至于此极乎？其中虽不无一二有士君子之意思者，而知识不远，偏见为主，非徒不能裁抑过激，而反为崇长，以起癸未之纷挐，至此而东人之坏弄国事，反有甚于乙亥西人之所为矣。其时三司之人，虽不无一二懦弱胁从如权德舆者，而其馀则率多乘时媢嫉之辈，本非所谓士类，故宇颙之疏，以裁抑浮躁，保全士类为说，而李泼避嫌之辞，亦不以此辈为士类，则公论之不可掩，于此亦可见矣。虽然，此辈初岂欲遽为如是之举措哉？只缘台阁，无重望镇物之人，恣意作弄，以至于此耳。及乎计穷术尽，手足尽露，不可收拾，则全然以利害为心，不顾名义，唯以必胜为计，凡所构捏，无所不至。初以安石比之，安石不足厌服人心，则又以慢擅目之。慢擅尤不能以眩惑圣听，则论以误国之罪。误国之罪名，亦无所据然后，求其说而不得其意，以为：“圣上之所深恶者，义谦也；士论之所共厌者，外戚也。若以义谦为阱而陷之，则上可以眩乱圣听，下可以箝制人口。”其为设心，吁亦惨矣。虽然，时辈之所恶，岂必在于义谦一人哉？只缘珥经学、德望，为一时士林领袖，而又主和平之论，趋附之辈，恐一朝和平之论得行，而已失其利，戛戛恶之。至于末年，大被眷注，日深倚仗，则趋附之辈，聚首大恐，日夜思所以去之者，而珥行义素高，又不可以他事点污。故因珥小有族分于义谦，又乃援此为说耳。不然，其时所谓名士者，亦多有实有趋附义谦，众所共知之人，而时辈曾无一言非之，反使之盘据台阁，䩄颜拭口，而攻珥之歇看义谦，愚臣暗昧，诚未知其何心也。如使时辈，诚以识义谦为可恶而攻之，则何不攻此趋附之人，而乃攻歇看之珥乎？然则时辈之所恶，实不在于义谦，而在于珥，亦可见矣。呜呼！此心昭然，路人所知，岂能以区区只手，掩天下目哉？至论成浑之辞，则其曰：“托身山野，朝廷政令、人物进退，无不与知，群聚浮薄之徒，评论时事，历诋卿相，眇视一世之人，目之以流俗者。”实己卯年南衮辈，网打士林之说也。呜呼！此言岂宜出于士君子之口乎？此其妨贤病国之罪；邪遁诐淫之说，至是而败露无馀，虽以前日之号为东人者，苟非其时三司之子弟党与，则莫不扼腕而愤激。

此所以朝野公论，一时齐奋，四面俱发，而直言盈庭，不可以威势胁持者也。然则其时三司，非徒得罪于公论，抑亦见斥于圣明。珥复入之后，形迹一变，万目睽睽，东人反以私意，度人皆然。一有举措，便生疑惑，而珥不避嫌疑，大张公论。公论之以为贤才可用者，不问东西，举而进之；公论之以为附会浮躁者，不问东西，裁而抑之。至于稍知名义，不为全然不佳之态者，亦不以异论而斥之，举皆收拾而用之，则况于所谓士类者乎？持论之至公无私如此，而彼辈先怀自疑之心，乍出乍没，却立观变，不肯为释憾解仇，共为国事之计，噫！亦误矣。彼辈既如此，而其时得罪圣明，或斥或外者，厥数甚多。而一时人才，亦且有限，则其时注拟淸望者，虽或有一二名望未著者，若比于时辈之坏弄国事者，不亦有间乎？至于郑澈辈，则珥非不知其所短，而语其人物，则比之于前日无才无行，而附会时论者，天渊之不侔矣。是以，珥每见时辈攻澈过实，至以奸邪目之，独明其不然，以为：“澈忠淸刚介，尽心国事。虽有狭隘之病，所短不能蔽其所长。虽曰与义谦相知，义谦得志之日，少无昵比之迹，其气味、心事，迥然不同。只缘嫉恶太甚，不能容物，与人寡合，不肯苟从众议，故东边士类，不知澈之心事，而徒以形迹疑之。人才可惜，不可不用。”力为时辈言之。是亦为国家谋，珥岂私于一澈者乎？然珥辛巳启辞谓：“澈不度事理之中，而疑士类之过激，不能虚心反求，而无所怨尤”云则珥之于澈也，亦非偏于所好，而全然不知其病痛者也。而况李泼答珥之书亦曰：“如金继辉、郑澈则虽不无激成之失，而比今日登用之辈，不侔远矣”云云，而宇颙亦以为：“澈不可终弃”云云。此辈之所论，尚如此则珥之欲用郑澈，皆据公论，亦有何罪乎？至于三尹则以为：“此辈尝误事于乙亥。”故珥秉铨之日，未尝一拟淸要。其时有一门生往见珥，珥问曰：“顷者吾以尹斗寿拟刑曹参判，外议以为何如？”对曰：“外议则未能知，此辈尝误事于乙亥，久在摈废之中。今授此官，物情必以为未稳矣。”珥曰：“此是时辈之论也。夫误事之罪，亦有轻重，此人虽曰误事，不至大段。而若比于癸未东人之所为，则三尹之失为轻，而前日东人一切废弃，至于不付同知，此，时辈之已甚处也。今此人所犯不重，而又有吏才。若至于不授刑曹，则无乃过乎？至于根寿，则其失又淡，其为人，疏雅喜文，且有爱士之心。而吾之未还朝也，此人已为大司成，而此职亦非侍从、淸要之官，故置之耳。”此所以持论之不东不西，无偏无党者然也。珥之始还朝也，搢绅之间有三种之说。其一以为：“东人相率欺罔，排陷忠贤，弄坏至此，不可轻授淸要。”此则主西者之说也。其一以为：“三司之人，虽有躁妄之失，亦是士类侪辈，切不可排斥。只当依旧用之，无有疑间。”此则主东者之说也。其一以为：“三司之人，分明误事，反有甚于乙亥三尹之徒。此则依三尹例，勿叙淸要，以惩两边生事之失。其馀所谓东西士类，则俱收并畜，不可偏弃，以行前日保合士类，共为国事之策。”此则士林公心者之说也。珥将是三说，执两端用其中，以第三之说为是，以为裁抑保合之权衡。此，珥之从前所见，而少无一毫偏党于其间者也。其时有一门生问于珥曰：“先生平日秉心至公，忧国忘家，超然独立于东西之外，欲与东边士类，收拾西边士类，而用之，共为国事，乃其初志也。而今日还朝，乃反与所谓西人者，交手共事，而东人秦视越瘠，袖手𪾢立，人皆以为，西势小盛，东势小挫。先生在朝，何以尚未免有偏重之患？岂所谓调剂保合之道，有所未尽而然耶？”珥曰：“噫！尔之疑，是也。虽然，此非吾之罪也。盖自东西之分党以来，西人主论，则排斥东人；东人主论，则排斥西人，各持私见，沮遏公论。而吾独口争辨于其间，必以打破东西、调和士林为说者，徒以士类不合，则终不可以为国故也。西人不用吾言，而败于前，东人可以戒矣，而又寻覆辙，以有今日之败，皆自取也。尚谁尤哉？虽然，前日东西主论之时，则若三尹、李泼辈为主，而我为客，故孤踪踽踽，言不见用，而败相寻也。今则不然，我方为主，而东西之人为客，此正调剂将成之秋也。复何偏重之足忧乎？虽然，今日之势，则西人以吾尝有打破东西之论，稍稍亲就；东人则以吾尝有裁抑浮躁之论，稍稍自疏。至于三司侪辈，则尽皆退缩，相与睢盱顾望，或有不来相访者；或有不出供职者。而国家许多职事，又不可为此辈而旷瘝，则所谓西人者，亦不无一二承乏之人矣。

此所以前后形迹之异，而起外人之疑者也。呜呼！吾之今日欲收拾东人，岂异于前日欲收拾西边士类乎？而时辈不知吾之本心，怀疑顾望，至于如此，则此独吾之过乎？虽然，时辈之心公者，久久观吾所为，必能明我赤心，来与共事，不但如今日之却立睨视而已也。”以此观之，则珥之本心，岂但欲如此而止乎？不幸，还朝之席未暖，奄然赍志而没，此珥九泉之遗恨也。郑澈之为人，孝友淸介，任职之才有馀，主论之智不足。当是时也，珥死而浑去，国论未定，横议方驰，人心之携贰，莫此时若也。虽使葛、管之才当之，犹惧镇服之难，况如澈者乎？为澈计者，当自知力量之不逮，奉身而退可也。而独当国事，自取顚沛，此实澈不自量之过也。然澈之为人，力量虽不足，而论议举措，务以调和镇定为主。至于三窜，亦请放还，则其无乐祸之心，于此可见。只缘时辈，适无一人，与澈相熟者，故徒见容貌辞气之峭厉，误以为深刻之人，此则全然不知澈之为人者也。澈立朝二十馀年，一朝流落荒野，其贫至于炭易米、盘无酱则其淸苦一节，足以范世砺俗。此，珥之所以终身爱重而信，非今日流俗之所可及也。澈败之后，李泼入来。为泼计者，既与珥、浑为旧故之交，则当有以发明珥、浑之本心，攻破党籍之诬，以镇人心可也。而泼也，乃以两司之论犹以为未足，追论具凤龄、洪圣民，以为义谦党与。是二人者，或以经学、或以才局，皆恬于势利，其与义谦，素无交厚之迹，国人之所知也。而徒以异己之故，并驱而纳诸陷阱之中，不亦甚乎？至于避嫌之辞，则措语益严，而病败百出，虽不？鲭샌咫？而但当初三司之论，皆捏造不近之语，诬罔昭著，固不足深辨。而泼则以珥、浑交游中人，出而言之，探头作论，以为张皇眩乱之说，或可以诬世惑众，故臣等不得不逐一而明辨之。其曰：“珥之于西人也，实有合为一体。”云者，正指郑澈而言也。此言诚然，则乙亥年珥与澈书，力争时论之偏重，而极力挽回，此果所谓一体者乎？其曰：“珥之所见，与西人为一。”云则此指三尹侪辈而言也。此则其说更加一层矣。呜呼！岂其然乎？珥欲勿叙沈、尹淸要，此果西人所见乎？郑澈犹不可谓与之一体，而况沈、尹辈乎？如此不近之说，乃敢诬罔于君父之前，岂非方寸胶扰，不复记忆前日往复之论耶？其曰：“士类每疑珥之营救西人，得开邪人入来之路。”云。所谓邪人者，指义谦而言也。义谦非徒外戚，贪权乐势，积失士类之心，故己卯之疏又请：“永勿授外戚权柄，以杜义谦平生。”云，此果是，开再入之路乎？其曰：“珥于西人一队，实有惓惓收用之议”云则泼之前书所谓：“此论甚好，此正是善称停今日之事势者也。虽以是非言之，而其他士类，自无所与，且所非者，只一沈而已。”宇颙书所谓：“此论甚好。鄙意正谓当如此。今当以三尹为非，而其馀西人，则不当并累而为非也。”云者，其收用西边士类之论，正与珥议，沕合无间。而今乃执此为罪，何其前后议论之反复耶？至以珥己卯年在海州疏谓：“义谦为向善谨厚之人。”云，此非珥之言也。疏中只以：“义谦为稍有向善之心。”云，此则指其迹而言也。当义谦立朝之日，一时名德，若李滉诸贤，莫不尊慕往来，乙巳遗人，亦尝力为推引，此所以稍有向善之心目之者也。至于谨厚二字，则疏中实无此语。珥非但不发于其口，亦未尝生于其心。故辛巳年驳义谦之辞以贪权乐势为罪，而其时辞大谏之疏，亦以义谦为气势张皇之人。呜呼！贪权乐势、气势张皇，是岂谨厚者之所可近乎？笔之于书者，尚敢如此，而况平日言论，无可左验者乎？其曰：“癸未一疏，语益峻猛，至于欲斥士类之不从己者。”云则珥之此疏，实与前日与泼辈书，其义毫发不爽。其曰：“执迷不悟者，裁抑之。”云者，正前书所谓：“议论之过中者，裁抑之。”之说也。其曰：“怀私强辨者，斥远之”云者，正前书所谓：“乘时附会者，斥远之。”之说也。珥之论一也，而泼前以为至当；后以为峻猛，抑何意耶？至于“欲斥士类之不从己者。”云则疏中本无此说也。

岂泼心有忿懥，自不觉其疏乖乱，至此极欤？其以成浑救珥之说为：“举朝廷士大夫，目为朋谗奇中。”云则又未尝一见成浑疏者也。其时浑，正恐主上徒见三司之诬罔，并与东边士类而疑之。故其疏曰：“虽然，今日朝论，岂皆作意罪珥至此哉？不过附会者，乘时疾攻耳。”云云，爱惜士类之心，较然明甚。此果混同无别之语乎？浑意，只以三司附会之人为“朋谗奇中。”耳。附会之人干士类何事，而泼辈乃有此云云乎？又曰：“珥不顾公论，一循私情，尽斥其时攻己之人，尽用异日失志之徒。”云云，此说尤为诬罔。珥主铨之日，如金宇颙、金弘敏、韩孝纯、成泳之辈，则所谓其时攻己者，而皆用之，至于三司之人，则其误事之失，反有甚于三尹，故韩孝纯、成泳之外，依三尹例，并不授淸要，是果尽斥攻己者乎？至于郑澈、辛应时、李海寿之类，则所谓异日失志者，而其才其行，不下于东边士类，故珥并拟于淸要。其馀一时士类之有望者，则不论东西，随才授职，少无猜妨，通用无碍，是果尽用异日失志者乎？此正珥平日打破东西，保合士类之心，而概现于主论之日者然也。其中虽不无一二可用，而不及用、不可用而误用者，亦由还朝之初，采访未尽而然耳。及其珥死之后，趋时附势，反攻珥、浑，以邀其功者，间或有之。若以此，谓珥知鉴未尽，则犹之可也，此果不顾公论，而一循私情者乎？又以为：“同僚指论珥、浑之事，正中其病，故不以为非。”云，泼果以珥为终始缔结义谦，与共谋议之人乎；果以浑为受义谦之笼络者乎？泼果以为然则是，从前推尊珥、浑之说，皆是自欺而欺人者也。以为不然则又安得以为正中其病乎？进退无据，不成议论如此，而欲人之服也，难矣哉。又以“珥、浑为不请追回三窜。”云，此则泼必不闻珥、浑还朝所启之辞也。珥、浑引见之日，力请宽赦，而未蒙允音，则退而相谓曰：“三人虽不可谓无罪，以言获罪，至于投之魑魅之鄕，非所以示后嗣。必须固请末减然后，事方得中。此事不可不力言之。”云云。无何，珥卒而浑去，遂不果。如使珥不死，则必能申前日之说，而以得请为期矣。至于误着“称量轻重。”之语以为：“珥欲与台谏讼辨曲直。”云。珥意以为：“慢君擅国，乃人臣一罪也。不可负此罪名，冒昧出仕。”而是时，边事力急，事多积滞，三公启请出仕，而自上敦谕令出，故不得已启辞曰：“伏望圣慈，举臣之罪，咨询左右，爰及诸大夫，使之称量轻重，如以为可贳则臣虽未安，敢不黾勉随行乎？”云云。珥意，只愿朝廷称量己罪之轻重，幸以为不至于大罪然后，乃敢出而供职，以承上教耳，岂敢与台谏，较量轻重乎？珥之所语，苟非文理不通之人，则必不至如此错看。而其时三司及泼与金弘敏辈，独不能解见，岂其方寸先乱，失其常度而然耶？呜呼！笔之于书，如此分明之事，尚不免顚错，而况辨天下之是非；论天下之大事，而欲无悖乖，得乎？至于启辞之末曰：“伏愿洞察始终曲折，保合镇定，图为和平之福。”此语尤为顚错。李珥、成浑，至公之人也，而泼之排摈诋斥，不少假借如此，则况其他者乎？泼斥李珥、成浑，又将谁与为保合；谁与为镇定；谁与为和平乎？此其立论之谬戾错乱，不成文理。苟非胸中鹘突胶扰，则此等顚错议论，何从而出乎？呜呼！泼也自以为，平日以经济许珥；道德许浑。而又以才高学博，一心徇国，守志林下，修身待价，进退仕止，动引前贤许二人云则泼于珥、浑，似非全然不知其心事者也。而乃与新进锐论之辈，滚合为一，无一言暴白其心事，而无一毫爱惜之心，至此极乎，是岂君子忠厚之气象乎？此，泼之太刻处，而朝野公论，为之愤惋，虽其号为东人者，亦多有以此为疑者矣。虽然，泼之所以至此者，亦岂独泼之心乎？盖自东西分党以后，交构射利，生事两间，如尹起莘、李纯仁、郑汝立之徒，反面造言，浸惑泼辈之心，故平日议论，率多面从之态。自癸未以后，则泼丁忧湖南，而前日附会之徒，收拾道听之说，敷衍增益，甚或构造无形之语，一一飞报于泼。浸润肤受，则虽以秉心公平之人，尚不能无少挠惑，况如泼之为人乎？

试尝论之，昔之所谓东人者，以斥义谦得名，而今则攻珥、浑者为东人；昔之所谓西人者，以救义谦得名，而今则尊珥、浑者为西人。排摈外戚者，固可谓之淸议，而攻击忠贤者，不可谓之士类；救护私交者，固可谓之偏党，而尊慕儒宗者，不可不谓之公论。攻击珥、浑为时人发身之资，故未有东人而不攻击珥、浑者也；排摈外戚，实士林淸流之论，故未有士子而不排摈义谦者也。此东西之名，所以异于前日，而不可不辨者也。呜呼！自有东西之说以来，西人之目，其说四变。其初则义谦之故，旧侪辈谓之西人，如三尹之类是也。次则以救西人者，谓之西人，如郑澈之类是也。又次则以不东不西，中立不倚者，谓之西人，如李珥之类是也。至于今日，则以士林之知尊珥、浑者，谓之西人，今日朝野公论之人是也。是果据事摭实之言乎？是以，公论不服，而所谓西人者，到今尤众。以此观之，则珥为公论，得党邪之名；浑救珥，得私护之名，内外多士千百人，救珥、浑，得西人之名。百代之公论，虽不可诬，而一时之见枉，岂不痛哉？噫！今日之所以攻击珥者，无他，不过以一义谦为说也。臣等请以诬罔之状，一一条陈，而攻破之。盖珥与义谦，虽以族分相识，而未尝与之亲密。故珥之荐铨郞也，为义谦所遏，赖金继辉等力救得解，则未论其他，只此一事，亦足以知珥本不与义谦相好也。况义谦用事，垂十年矣。珥于此时，每辞官乞退，未尝一月安于朝廷，趋附缔结者，果如是乎？然珥之声名日盛，一时士大夫莫不求与之识面，故珥有时至京则义谦随众来见而已。义谦既败之后，前日趋附义谦之徒，一时纳款于东人，倒戈而攻义谦。于是，士大夫之与义谦相识者，皆以义谦为传染之人。义谦时或往见，莫不显示厌恶之色，而珥则待之如旧，不亲不疏。此其世情之可笑处，而珥得谈之所由也。泼辈以珥辛巳年，不绝义谦为非，此则不然。待人之道，亦非一道。有泛然相知者、有情面相知者、有心事相通之交者、有责善辅仁道义之交者。珥之于义谦，只以族分善遇而已，初无交道之可言。而又不详义谦大段罪恶，徒以为时所斥之故，恐其传染于己，一朝弃而绝之，则是贱丈夫之所为，亦非正人、君子之事也。使珥诚知义谦有大故，则当绝于作罪之日；不当绝于辛巳年也。以此观之，则宪之所谓：“有浮言然后，谓珥绝迹相访。”岂非可笑之甚乎？若因浮言而便绝其人，则是岂士君子待人之道乎？然珥虽不详义谦之有大段罪恶，而亦知其贪权无识，故以为孝元可用，而义谦则不可用。至于己卯之疏又以为：“虽洗涤东西，悉加器使，而义谦则不可更居要地。”至请永勿授外戚权柄，以杜义谦再入之路。又于所进《圣学辑要》，深致意焉，此果一毫为义谦地者乎？但论人，当以其心；赏罚，当以其迹，故沈虽不可惜，而一时西边士类，不可并累，而尽斥之。此则非特珥见为然，亦成龙、泼、宇颙辈，前日之所论也。及见癸未圣批，有义谦奸人之教然后，珥亦始疑之以为：“此人贪权乐势，本非粹白，意其依凭戚里，有以得罪于君父也。”然宫禁事秘，有非外臣之所可详，则亦疑之而已；臆度之而已。

若以珥不知义谦为罪，则当与成龙、泼、宇颙辈，同受其责，岂可独咎于珥？以此观之，其心其迹，皎如日星，宁有一点之可疑者乎？呜呼！珥之与义谦相知，时辈初未尝不知。而义谦见斥之初，凡其侪辈无不指为党与，独于珥则非但不敢置之于指目之中，而举朝交荐，犹恐不及者，以其初无亲密之迹故也。及乎东人持论偏重，而珥独主打破东西之论，痛抑浮躁之徒然后，不悦者始多，而流言交构，始以珥为义谦之私交，自癸未以后，始乃驱而纳之于陷阱之中，目为党与。呜呼！李珥一人之身也。以珥之德业、经术，荐之于上者，时辈也；启请征召者，时辈也；上札请留者，时辈也；今日排摈而构陷之者，亦时辈也。噫！未忤时辈之前，则珥为道学、经纶之大贤；及忤时辈之后，则珥为朋邪党恶之小人，一何先后毁誉之相反也？如使珥诚欲缔结义谦，则当缔结于义谦得志之日；不当缔结于义谦失势之后也。何故义谦未败之前，珥屏居田园，难进易退？及庚辰承召入京之日，则义谦失势已久，摈在远外，东人方主时论。珥如欲缔结，则岂可立异于主论之时辈，而缔结于失势之义谦乎？而况缔结云者，欲以济己之私也，不有济己之私，亦何缔结为哉？呜呼！时辈之气势鸱张，犹不能引为党与，而况义谦之为世贱弃者，能引为党与乎？一身之荣辱、祸福，犹不足以动其心而变其节，身且不自谋，而况为义谦谋乎？珥之心事，唯其如此，故至如先大夫白仁杰，特荐珥、浑为特立独行之人。仁杰以四朝宿德、乙巳遗直，尝斥义谦，国人之所知也。如或珥、浑少有染污义谦之迹，则岂可以党外戚之人，为国家荐贤，以负殿下哉？然则珥与义谦，本无亲密之迹，于此益可见矣。噫！时辈之攻珥者，岂皆趋时附势，媢嫉忠贤者哉？其中亦有秉心稍公，而情意阻隔，不知珥之心事者；或有识见不明，而不能不动于时论者；亦有新进后生，染污朋论，而不自知非者；抑有心非时论，而力量不足，旅进旅退者；亦有全不知始终曲折，而随众雷同者。此辈一朝觉悟，则亦必有自悔其所为者矣。虽然，窃以为，今之士大夫，皆不知事君之义者也。盖事君之义，莫大于勿欺。今之时辈，非无一二人，知时论之诬罔，而乃与之滚合为一；或有实不知此间是非，而强不知以为知者矣。万口和附，共为一谈，终无一人，以实告君者，是果所谓勿欺者乎？故曰今之时辈，皆不知事君之义者也。呜呼！党比欺君，其罪可救，而一忤时论，则终身废弃。今之时辈，不志于富贵者鲜矣则初不可以古人事君之义，责之也。噫！一世人才，不为不多，而能挺然自持，住足于万马并驱之中者，或鲜其人，则无怪乎无人自拔于其间也。噫！李珥死矣。今日虽使尽驱一世之人，皆曰李珥为小人，亦有何补于国事？大抵君子小人之分，惟在于义利两涂而已。特立独行，而忘身徇国，不慕富贵，而难进易退者，君子之好义者也；趋时附势，而保身固位，贪恋爵禄，而易进难退者，小人之好利者也。惟其好利也，故利在外戚，则附外戚；利在权奸，则附权奸；利在时论，则附时论，惟视利之所在而趋之。逐气寻香，无处不到，蝇营狗苟，驱去复还。甚者利在杀妻与子，则杀妻子而求之；利在弑君与父，则弑君父而夺之，此则好利者之事也。

惟其好义也，故利在外戚而不附；利在权奸而不附；利在时论而不附，惟视义之所在而从之。宠之不乐，辱之不惊，呼之不来，麾之不去。甚者义在杀身则杀身而不顾；义在族灭则族灭而不辞，此则好义者之事也。呜呼！好义者为国；好利者为身，未有好利而爱其君者也；未有好义而遗其君者也。以此观之，今之士大夫，孰为君子而好义者也；孰为小人而好利者也；孰为贪恋爵禄而易进难退者也；孰为不慕富贵而难进易退者也；孰为趋时附势而保身固位者也；孰为特立独行而忘身徇国者也？或使一朝，外戚、权奸，窃持国柄，生杀威福，生于其手，则患得患失，随风而靡者，出于好利之徒乎；出于好义之徒乎？抗直不挠，砥柱横流者，出于好义之徒乎；出于好利之徒乎？呜呼！今之所谓士夫，而攻击珥、浑者，若能爱惜名节，稍为和平之论，消破形迹，收拾一时人才，与之共治天职，协力同寅，上以解圣上宵旰之忧；下以慰士林公论之郁，以为自保桑楡之计，则不亦善乎？今乃不然，附会之徒，主张时论，乖乱日以益深。朝廷之上，唯以物色异同，排摈珥、浑为事，而国家治乱、生民休戚，置之相忘之域，则人心之不服，不亦宜乎？此所以公议共愤、志土扼腕，而起赵宪过激之论也。盖宪之为说，虽以伸救珥、浑为主，而其所见，落于一边，失其师旨。论人之际，好不知恶、恶不知善，亦无以服一时之公论，其亦误矣。然宪意，既以珥、浑为儒林领袖，故但见攻击珥、浑者，便指为媢嫉之人；推尊珥、浑者，便指为好善之人，不问人物本品之如何，一以邪正断之。此，所以论议之愤激不中，而大失其师旨者也。大抵论人，只观形迹，不究本心，则每每失人者也。盖今日之攻击珥、浑者，与己卯群小网打士林者有异。己卯则士林合而为一，只是小人谋陷士林，形色易辨，故但以攻士林者，皆谓之小人宜也。至于今日则当初士林，分而为二。今日东人攻珥、浑者虽多，有趋附媢嫉之辈，而亦不无诖误阻隔之人，则乌可不究本心，而一概以小人律之乎？至如宪疏所攻金宇颙、柳成龙、金弘敏数臣者，虽不能无所短长，论其人物则是亦一时之淸流，而珥之所尝称许者也。只缘注误流言，偏着一边，辗转沈痼，以至于此耳。且数臣者，虽其所见偏僻，不能知珥心事，其亦何伤于所长之可取乎？但此数臣者，虽曰一时之淸流，出入其门者，率多附会谄侫之徒，而非但不能裁抑，曾无一言同异于其间。若与滚合为一，则其致士论之疑，亦固其所。然亦由偏听生奸，有此乖刺，初岂尝有邪心于其间哉？盖是数臣者，力量、所见，虽不足以担当世道，镇定浮躁，处置和平，以享同寅之福，若比于流俗患失之徒，全然以利害为心，不顾名义，趋时附势，日事攻击，贪浊媢嫉者，不亦远乎？今宪指拟非伦，以此数臣者为匪人，而许大恒以捐生；目义谦以义声。苟是西人，则无一人言其所短；苟是东人，则无一人言其所长，此果珥平日之所见乎？至于收拾街巷之谈，以渎圣聪，则愿忠之意虽切，狂戆之失不可掩矣。岂宪自近年以来，流落南鄕，久未接士友之论，故离索孤陋，有此乖戾乎？一何与珥平日之论，迳庭之甚耶？呜呼！珥之所自树立，光明俊伟，磊磊轩天地，可传于后世，不愧乎古人，而生不能少施于一时；死无以暴白其心事。至如宪者，亲炙其门，尊慕有诚，而不能通知师友之志，其所论说，又不能发明师道，则亡师九原之魂，宁不介介于此乎？虽然，宪之为此，亦出于伤时悼俗之意；好善嫉恶之心，实无他意。其辞说，岂真无可采者，而三司交章力攻，至以宪为凶险巧诈之人。呜呼！岂其然乎？果如其言，则今日附会之徒，方主时论升沈，出其掌握，不附于此辈，而欲救生老死病之人，无是理也。谓之狂戆则可矣，凶险巧诈四字，岂足以服宪之心乎？且谓：“宪不忘珥荐己之恩，为达此疏。”此尤诬罔之言也。宪之为人，珥虽取其慕古好善，而所以荐拔仕路，实泼、宇颙所为，此则国人之所共知也。如使宪欲报荐己之恩，则当报于泼辈，而不当报于珥也。设使珥于宪，有荐拔之恩，宪不能忘而为之，若比于随众炎凉，以为向背者，不亦远乎？无所为而为之，古人所许，而今欲以此为罪、以彼为是，其亦误矣。

臣等非为一宪分疏，诚以时辈之攻人，其构无为有，张皇眩乱之状，前后机轴，若出一手，诚能有省于此，而察其虚无，则即此一事，亦可以因此而得彼故也。至论珥、浑之辞，则大抵祖述李泼馀论，而至于玉堂之札，则其言之自相矛楯，若出二手。其于珥，既许以挽回世道之士君子，而又许浑以林下学问之士，则两人者，求之当世，难得伦比者。而又谓趋附外戚，目之以失身，则是两人者，伯夷心而盗跖行，岂理也哉？此不过乘时附会之徒，倡为此论，而新进之士，不知此间曲折，随众雷同耳。臣等又惟，亡师前后封章，无虑累万言，其所建白，皆国家大计。晩际风云，不旋踵而天夺之，平生抱负，一不得施，此，今日士林之所共扼腕而叹者也。盖我国家，圣继神承，治具毕张，前有《经济》之作；后有《大典》之述。不幸，燕山顚覆先王之典刑，创为淫虐之弊政，中庙反正，庶政惟旧。而燕山馀法，尚未尽革，至今为国家生民之害者，非先王之旧典也。此而不改，则将无以保民，而国不可为矣。珥之所以欲为更张，亦将为国家，迓续天命，聿建中兴之业耳，岂得已乎？是果谓之纷更乎？今日搢绅之间，不复以此为言者，岂痒痾疾痛，不切于吾身而然耶？珥虽可非，其言则是，岂可以其人而废其言乎？噫！珥所建白未行者，亦无奈何，至于施措之事，必百端沮坏而后，快于其心，则此何心也？至于纳粟许通之事，初非出于得已。当癸未边衅之初，中州将士，云集北方，而军粮匮竭，将不能运，则祖宗二百年兴王之地，其将委之于胡、羯矣，其敢袖手安坐，不措一策乎？昔宋臣朱熹之授南康也，借米于富民，约以影职酬之，以救一方饥馑；我朝李施爱之乱，光庙尝募人输箭北道，免贱为良。此等事，虽非平日经常之法，亦实能权之道。故先儒已为之；祖宗已行之。方是时也，羽檄交驰，烽火不息，一方安危，决于呼吸，岂效章句腐儒，徒能大言，而无补于缓急者之为哉？珥之为此，只为济一时之急，而所以爱惜人才之意，昭然可见。而宪之“为此，出于爱惜人才。”云则是果谓，知珥之本心者乎？此，珥之所以虽知不合时议，而力请决行者也。言者果以苟且争之，而自上决意行之，及乎珥死之后，言者又倡前后所生分拣，许通之论，论执不已，自上亦未深察而遽从。此事微细，而国信所系，至大至重，决不可轻毁者也。其时珥亦非不知分拣前后所生，而若但通后生，不通前生，非但应募者绝少，长子为贱，次子为良，一家之内，名分紊乱，亦大乖理，不得不并许前后。珥之为此，亦岂无意而然哉？盖当初事目中，未尝有分拣前后所生之说，故纳粟之人，类多年老绝产之人。此岂轻财好施，为国助边，如卜式之为者乎？徒以子孙得通仕路故也。且公事之始蒙准也，庶孽辈相与谋曰：“高丽公事，不过三日，古谚不可不思。今吾贫破产业，以为后计，而如或国家，失信旋罢，但还其价，则吾等之事败矣。”劝之者皆曰：“不可。方今李爷在朝，岂有如此失信之事乎？”于是，传相告语，应募云集，转输相望，军赖以济。今乃不罢其事；不还价直，令前生不许赴举，又多擅停贱妾子赴举者，则国家之失信，又出于此辈始虑之外矣，无乃近于罔民者乎？但其时关禁不严，纳粟之徒，利其轻运，或有抱布而行，贸谷本道。此乃有司不能纠检之过，而庶孽泛滥之罪，诚不可不惩矣。然惩其罪，而不失其信可也。而自上以事关内人族属，特命还价于其人，而不许赴举。此虽出于圣上至公无私之心，而殊不知失信无大小之异也。呜呼！信者，国之大宝也。匹夫为不信，犹不可自立于鄕党，而况人主而为不信，异日缓急，其何以令四方乎？平居无事，虽无大患，一朝事急，必有噬哜无及之悔矣，岂不大可畏哉？圣人谓：“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今乃一举，而三失焉，无乃不可乎？纳粟辈受此冤枉，岂不欲上书讼冤？而缄默不言者，亦有所以。盖自即位以来，优容纳谏，言路大开，岂无一人之言，有可采者乎？自上虽善其言，下之有司，有司率多怠官厌事之人，故未尝一入思虑，不问其事之是非利害，而一切防启，虽有嘉谟、异策，切中时务者，举皆废格不行。此由群臣，不能将顺主美，遂使圣上有纳谏之盛德，而不见用谏之实效也。是，殿下开言路，而群臣闭之也，至治之不兴，良以此也。此，庶孽之所以知其无益，而不敢开喙者也。呜呼！自珥既殁以后，士气销沮，人怀自保之计，人心世道，日异而时不同，尚德之风渐丧；征利之习日长。父戒其子、兄勖其弟者，皆以决科干禄为急，而隆师亲友、讲磨忠孝者，为世指笑。臣恐若此不已，则其流之弊，将至于四维俱亡、人欲横流，东京党锢；南宋伪学之祸，指日可俟，而国随而危矣。

盖此一事，则臣之私忧过虑，亦不能不同于宪也。今之言者或以为：“今之时辈，虽有无识附会之徒，亦不至于生祸士林。”此则不然。《易》曰：“履霜坚冰至。”言其渐之可畏也。方今朝廷则以祸福啖之士夫；州县则以威刑迫之儒士，风色之不吉，不但履霜之比而已则今日附会之徒，渐生厉阶，强者攻击邀功；弱者迎合求利，他日士林之祸，安知不生于此辈之手乎？此亦形象之已著者矣，非愚臣臆逆之论也。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是以，朝廷无公论然后，草野有士论。然则士论之激于下，岂国家福哉？若趋时附势，和应朝论，托正售私，阴陷时贤者，自以为布衣公论，是不几于余喆、黄李沃之所为乎？呜呼！数年以来，朝野之间，人心日激。自癸未馆学抗疏之后，士论之发而中止者，非止一再。乙酉秋，三司始论珥、浑编名党籍。于是，太学多士，欲抗章陈辨，其时为斋任者，多有后疏之辈沮坏，其论卒不果焉。逮至兪大祯、柳永谦等七八人，欲附时论，干媒进取，假托从祀之公论，阴售丑正之奸计，以讲明性理之珥，指为误道乱真之人；隐居求志之浑，指为沽名干誉之士，此实己卯奸凶，戕害士林之馀论，而大祯等之言，与之暗合。藏头立论，笼络多士，至于书疏之日，知机不往者太半，或有无心往参而不见疏辞者。大祯等尽皆列书，虚张名数，欲使人主观之，以为多士间共公之论。其时被瞒者，不特一二人。故癸未年黄海疏头生员柳带春等及京中士子若干人辈，皆在被瞒之中，亦欲抗疏自辨，具疏将上之际，时论大恶，父兄痛禁，又不果焉。于是，都下士子之预知奸谋，初不参疏者七八十人，相聚而谋曰：“三司之诬罔，吾辈虽缄默，犹之可也。至于太学，首善之地，有此乱道之论，其狙诈奸谲之状，既已败露。而政院至以此辈之所为，以为出于太学共公之论，则人臣之欺罔君父，至此极矣。而斯文将至于坠地，吾辈不可不出而辟之。”遂具疏累数千言，大会于阙门，将欲扣阁，而日夕未上，明日又会，则或为父兄所胁持；或为祸福所怵迫，论议不一而罢。自此之后，多士相谓曰：“时辈之攻击珥、浑，日甚一日，难以口舌争也。且是非，虽乱于一时，公论可定于百代，莫如杜门讲学，危行言逊，尊所闻、行所知而已。”至于顷日，赵宪之疏出，则宪也亦为吾党之士，而立论之一偏，大背师旨，将使亡师至公之心，亦将泯灭于后世，斯所谓“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者。故同门之士，相聚而言曰：“从前吾辈上章，未尝为穷源之论，故虽知尊慕亡师者，不知亡师风旨，致有过激之论，此不可不一辨，上以达于吾君；下以告于同志。”遂自去冬，相与讲议，参互会通，粗述亡师立朝始末之实迹，凡数月，疏始脱藁。而识者以为：“纷纭上章，非居易俟命之道。而况时辈不顾是非、名义，惟以力战公议为心，此论虽出，非徒无益，而只资骚扰而已。彼宪之为说，虽失师旨，亦非吾辈中所见，则亦何伤于亡师乎？不如勿失前日之戒，退而讲学之为得也。”同志之士，多以此言为然而罢，臣等以为不然，将欲独陈，或有苦口力争于臣以为：“尔之为此，虽切于讼师之冤，一人连章，烦渎可惧。发人私书，亦大乖理，且非盛世之事。虽曰发明师旨，枉尺直寻，古人所耻，奈何？”臣亦以此为是，书疏未半而中止。今者浮议喧腾，怪论百出，疏虽不上，骚扰则一。此疏一出，少有发明师旨之万一，则烦渎之诛；发书之罪，臣等当之，诚不忍恝视亡师被诬圣世，终莫之暴白也。谨就脱藁中，添入亡师与泼、澈、宇颙辈往复之书，端沐百拜，明陈冕旒。其所论述，实朋侪间共公之论，固非臣等一二人之见也。至于所引亡师往复文字，俱在李珥本家，岂敢一毫张皇，以犯古人事君勿欺之戒也？伏愿殿下，亮珥立朝终始之公心，知宪忘源失委之谬见，以慰朝廷、以安士林。

疏上二十六日，上批下曰：“尔疏有曰：‘浮躁好进之徒，争起而附会之。其时出入义谦之门，晓夕相逐，奴颜婢膝之辈，迎降而钻入者，不为不多。’又曰：‘前日趋附义谦之徒，一时纳款于东人，倒戈而攻义谦。’云云，指何人耶？事君无隐，古之道也。尔可悉数而对之。”命招赵光炫李贵问启。政院启曰：“赵光炫已为下鄕，招问李贵则以为：‘文字不能详悉，请面对’云矣。”传曰：“尔若不能仓卒书启，则姑退而书启。”李贵回启曰：“亡师臣李珥，赤心忧国，而一忤时论，横谤百出，日新月盛，此，人心日激、公论横溃者也。是以，臣不计利害，徒以暴白珥之本心为志者也。若使珥之心事，少有发明于圣明之世，则臣虽万被诛戮，亦所甘心也。今者伏见圣批下问之教，此正臣子尽言不讳之秋也。臣所谓‘浮躁好进’者，白惟让、卢稙、宋言愼、卢稷也。此辈若欲历达，则岂止于此数辈乎？其中表表者，此辈也。前日缔结义谦，而及其失势之后，反攻义谦者，朴谨元、宋应漑、尹毅中也。此辈则不足道也。又有相识义谦，非珥之比，如李山海者矣。时辈若以识义谦，为珥之罪，则先攻此人可也。徒以不忤于时论也，故不攻此人，而独罪李珥，此果事君不欺之道乎？臣之有憾于山海者，珥之不与义谦缔结同事，他人虽或不知，山海则必知之矣。然山海以珥平生故旧之人，恝视珥之被诬，不曾一言，发明其本心于上前，此必九原之有憾者也。殿下若以臣言为不然，则伏望招山海，问其相识义谦与珥，孰为浅深，则天日在上，山海岂敢有隐哉？山海赠义谦诗曰：‘洛下春来重见札，山蹊月黑惯相迎。’此果不识义谦者乎？臣所谓‘晓夕相逐’者也。所谓‘奴颜婢膝’者，郑熙绩也。臣若以身祸为惧，不以直达，何以责时辈之诬罔者乎？臣才疏笔拙，非不欲姑退详启，而告君之言，不可与他人议，君言宿于家，尤为未安。故敢昧死以闻。”不报。弘文馆上札，论辨贵疏之说云：“公论可定于百代，李贵每以口舌争辨云。”答曰：“直言四面而至，尔等其能以一尺纸，障蔽乎？”后于经筵，有言及者，上曰：“李贵之言，乃万世公论也。”论者少沮。时，承旨皆一边峻论之人，欲怵贵以失对。故以秃笔与之，使促进文字，而字不成画。适不知何吏卒，自背后暗投一尖笔，遂草启即进。

○吏曹判书李山海启曰：“小臣，壬戌春入玉堂，沈义谦，癸亥为王堂，甲子春又为书堂同番。自此，同直于玉堂、书堂，非不久矣，不曾追逐人，又不参其论议，故甚被疏忌。常诋臣曰：‘李某非玉堂，乃书堂。’此则人所共闻也。然而义谦待人极厚，凡在同僚之士，无不欲相结，则心虽忌臣，而岂不欲外示殷勤乎？臣于丙子年丁忧时，义谦为开城留守，因人致慰，及为湖南方伯，求别诗于臣，且躬到臣家，臣或讳而不见。臣适罢仕暮还，义谦伺候于臣家后洞山路，而迎之，厥后又乘昏来见。赴湖南后，又追索别诗，臣不敢坚拒，竟以一诗答之。其赠义谦之句，是，真述也。被人丑诋，臣实自取，请赐罢斥。”答曰：“勿辞。”

○大司谏李泼避嫌启辞言：“前日与李珥论议始同，而末异。今者贵捃摭往复之书，显加诋斥，臣请辞退。”答曰：“勿辞”大抵人臣不可有反复之态也。泼出仕后，呈病免。上一日，以御制三色桃诗，下玉堂，诗曰：“夭桃一树枝，何事两三色。植物尚如此，人心宜反复。”又有碧桃花诗曰：“白花白如雪，恐乱梅花色。云是碧桃花，如何名异实。”时以为，上意为讽刺泼等，而发义也。

4月1日

○朔庚申，李山海复以被李贵之斥，上疏辞职，答曰：“予尝自詑得人以为：‘国家之不至顚覆者，能用卿等数人故尔。’安可以一书生之言，有所疑阻，转挠于其言乎？原其人之志，不过痛厥师被诬于时辈，叫阁陈疏，亦无害也。卿但体予委寄之意，尽心国事而已。”初，山海知义谦有败征，渐自疏绝。门客李覮尝问曰：“公初何以亲密沈氏耶？”山海曰：“明宗之得明字，方叔之功也。于时安得以相外耶？”山海屡主铨，遴选庶官守令，颇称廉公。至是，恐忤于时论，凡选人，稍涉于成、李门庭者，则皆区别不用。于是，草昧疏远者，附会时论，相继得官，故一时虚誉，亦以山海为能得士矣。

○以李元翼为安州牧使。元翼罢散，丁忧服阕，而犹未复官。时以安州关防重镇，累经灾害，饥馑凋弊，请极择名重文臣，抚字收拾，久任责效。名官皆惮避图免，上责吏曹必得人，判书权克礼欲因此起废，以元翼为请，上许之，有是拜。金悌甲亦拜昌城府使。元翼单骑赴任，首乞粜万石于监司，给种劝耕。及秋大熟，偿粜而仓廪实。遂变通军政，减免冗役，躬纳粮税于边镇，以省刁蹬之弊。安州在西路，独不事蚕茧，元翼课民种桑养蚕，人称李公桑。勤敏廉干，吏畏民怀，治绩大著。屡蒙褒赏，至陞秩还朝，公辅之望，基于此矣。

○以李廷馣为东莱府使。廷馣豪爽有智计。自以书生不习弓马，辞，不许。既赴镇，倭使续至。义智尤杰骜，宴席不肯飮酒。廷馣流眄劝之，义智忙手尽飮，谓译人曰：“吾见府使眼光，不觉飮醉耳。”

6月1日

○朔己未，黄海道大饥，又疠疫死者甚众。救荒御史尹承勋上饥民物故数，在案者五千五百七十人。

9月1日

○丁亥，贼胡陷鹿屯岛栅。岛屯之初设，隶南道阙额军，为耕夫，适岁歉不获。是年以造山万户李舜臣，专掌其事，秋大稔。府使李庆禄率军吏，与舜臣监刈。楸岛胡酋亇尼应介，传箭于庆源境胡落，藏兵潜伺，见农民出野栅空，猝入围住，纵兵大掠。守护将吴亨、林景藩等，突围入栅，皆中箭死。亇尼应介跳堑而入，为戍将李梦瑞所射杀。贼胡杀十馀人，掳百六十人而去。庆禄、舜臣率兵追击，斩贼三级，夺还五十馀人。兵使李镒欲归罪舜臣，以自解，设刑具，将斩之，舜臣自辨：“前见兵少备单，报请益，而兵使不从，有公牒在。”镒系囚以闻，命白衣从军，立功自赎。上悼戍兵死没，命湖堂赋诗致悼。自是，屯田罢，而论者咎彦信失策矣。舜臣从军巡边使麾下，诱捕反虏于乙其乃，遂免罪，自此有名。

○以金命元为左参赞兼都巡察使，巡检北边，以胡变也。

○日本国使橘康广来聘。日本有天皇，僭号纪元，而不预国事，国事听于关白。关白称大将军，或称大君，以皇王同称，故关白不得称王。源氏为关白二百馀年，而平秀吉代之。秀吉者，本贱隶人，不知自出。关白拔之于佣丐，为卒伍，善战积功为大将，至假关白旌钺，讨叛远道，国人怒其僭越，反攻关白杀之。秀吉回军战捷，仍大歼源氏，自立为关白。用兵四克，并呑诸岛，提封六十六州，链精兵百万，日本之盛，古未有也。秀吉志满意得，又虑内患，遂欲侵犯中国，以前世舟犯江浙，终不得意，欲先据朝鲜，从陆进兵，以窥辽、蓟，而我国邈然无闻知。盖由其国法严，行人不泄一辞也。我国初闻秀吉弑君篡国，而亦不详其故矣。秀吉言：“我使每至朝鲜，而朝鲜使不至，是，卑我也。”遂使康广，来求通信，书辞甚倨，有天下归朕一握之语。康广亦杰骜，对我人语，辄嘲讽。时，校理柳根为宣慰使，礼曹判书狎宴。康广故散胡椒于席上，伎工争取之，无复伦次。归馆语译官曰：“此国纪纲已毁，几亡矣。”康广之还，但答其书契，而称以水路迷昧，不许送使。秀吉大怒，族杀康广，疑康广右我国，不遂其请也。

○橘倭之来也，上以：“日本乃篡弑之国，不可接待其来使。当以大义，开谕入送。”命从二品以上，议其可否，皆以为：“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义。使臣之来，当依例接待。”上从之。秀吉初以弑逆僭夺闻，故大臣卢守愼等，初以不可交献议，赵宪之论尤直截。黄允吉出使还，亦不详其实状。及姜沆等久留倭中而还，始言：“秀吉虽篡夺，乃以讨叛为名，非自行弑逆。”云。

○遣谢恩使兪泓，兼为奏请如京师，乞颁示《会典》。

○汉人孟世隆等十四人，漂到海南地，押解辽东。

○前靑阳君沈义谦卒。义谦身居贵戚，而性素严谨，外扶朝士之善类；内杜宫禁之私蹊，一时士夫，以此多之。而攻斥者，亦以此借口，论其专擅，比之梁、窦，亦不以贪秽之名加之。名卿、贤士之尝与相善者，举被株累，目以奸党，然皆不忍弃绝，交亲如旧。义谦退居坡州村舍，闻时论加峻，每谓家人曰：“盘荐条鳆，口谈士论，宜致人言也。”盖条鳆，乃禁中异馔，分送戚里者也。义谦终始与士论周旋，当始初淸明，无过恶可显，由不避势嫌，久冒荣宠，终不免为祸首，其受以为罪，不亦宜乎？

○公州教授赵宪，因州道上疏，监司不受，解官归鄕。先年，宪既上万言疏，言时事，朝论攻之不已，上且容之。是年五月复上疏，极言时事，援引古今，分注贴黄，凡数万言。贫不能办装上京，例因州道上之，监司见其大触时忌，惧为延累，诿以格例有误，而却之。宪辄复附小疏，四呈而四不受。后草疏欲呈，不果。遂为文告辞先圣庙，解官归沃川鄕里。其初疏略曰：

窃算，宇宙以来，愠于一世之群小者，未有甚于贱臣，而天地父母之恩洪私所庇，亦未有过于贱臣者。一言不行，退走深山，臣所不忍也。投章之后，以《易》计月，自《复》、《临》而《泰》，自《泰》而《大壮》及《干》，已见六阳之长。妄意，天心悔祸，卿士思愆，念旧功，而悟昨非，则奉圣主不远复，宜在前冬；起善类，辅仁政，宜趁玆春。而蒙蔽益甚，椓害滋甚，魑魅魍魉迭肆幻怪，尺雾轻阴，尽欺天日。臣窃仰悼，圣主有尧、舜之资而左右少骨鲠之臣。靡圣管管，不出于亶，巧辞分疏，只营身谋，蔑闻一言以及国计。朋家作仇，而谓之无党；仕路极溷，而谓之淸朝；民生垂散，而谓之少康；边猷久拙，而谓之无虞。使殿下忧勤惕虑之意，自懈于宴安之中；望道渴贤之诚，潜消于十寒之际，以致主德孤立，而股肱寡助，四门不辟，而耳目无寄。叙秩命讨，或不出于中和、至诚之发，徒见予圣之章，竞乌雌，雄诬善之辞，迷人黑白，横怒滔天，群疑满国，阅岁穷年，未有澄澈之期。亦由臣疏，乘愤而作，不敛锋铓，慨人戕贤而蠹国，徒采巷议喧传，而不能明劾其实恶。至使发言盈庭，越争而越不定，困我君父于兰谗、尚诉之间。而迄不闻有一肉食之人，挺身出气，以陈公是、公非之所在。抑不知圣主以为，朝鲜之社稷，安耶，危耶；八道之民生，休耶，戚耶。出入承弼之士，孰是诚爱吾君者乎？筹边干事之臣，孰有诚忧东国者乎？臣窃以为，忧国者，不如其家；爱君者，不如其身。判涣之形，决于帷幄，而焦烂之祸，及于林鱼。安危二字，将不暇言，而存亡之几已决；休戚二字，已不暇论，而散乱之势已成。臣实不知孰宣惠泽，而沦民肌骨；孰竭心思，而明勖偶王，以为维持，巩固数十年居守之计乎？念及于此，心崩胆寒。臣既以一生伉倔之命，付诸奸锋之上，何忍不为明主，毕陈公是非所在，以断国论乎？臣非以臣疏所贤者，即以为，真周、孔、程、朱，而其行事终始，非以为尽善尽美也。犹知爱君忧国，而不爱其身者，周、孔之徒也；其欲践履先儒之训，能言距杨、墨者，程、朱之徒也。当其板荡之秋，群小得志，众贤为鱼肉，先王之宠弟爱子，无罪被刑，而人不敢容喙则权奸当国，惨毒如何？而李铎能听朴淳之言，不爱其死，击逐豺狼。当此之时，山海为人，则惶惑股栗，不敢秉笔。若使李铎，又如山海懦怯，则淳之说，不可独行，而朝鲜一邦，岌岌乎殆哉！先王睿断，何地可施乎？据其迹，而论其心，则虽涂人、走卒，昭知朴淳之不为身谋、不为家计。而乃云欲托于戚里，并其一生求贤偶王之忠，务欲掩埋，而身居其右，并其一队赤心奉公之人，务欲丑诋，而手掩万目。谓淳专政，兄漑不过典一郡，表弟高德符，号为廉勤，而不过为监务。谓淳植党则其所荐进者，尚气概、有廉耻，居于东西南北者，而非如今兄弟姻娅并显者也。何图圣明临照，公议久伸，而士夫横论，终不出于应漑见识耶？应泂必以其父，无紾兄之意，而臣则不信也。臣闻，麟寿之贤，东国之宝，其死之日，知与不知，无不叹伤。而麒寿独不废仕，进政院，同僚怪而问之，答曰：“既为国贼，则当绝于属籍，何服之有？”后为麟寿，作其墓志，则极其赞扬，要不得罪于公论，所谓“平生奸伪，死见其真性”者也。愼宗孝有沃田连塍处，而子为武官，则怵以失官而夺之。尹任之妻，为厥赐牌奴婢，而且使亲纳纺绩，受功臣赐第，而卖积其直云者，诈也，非廉也。

如无利己之心，则全存厥家，以待百年公论之定可也。何必汲汲卖之，而积其直，以为异日沽名之计乎？惟其奸赃现著，人所不齿，故朴淳、白仁杰、金继辉、李珥方主淸论之日，麒寿为冡宰，而不敢供职，日积其忿，厥弟尤恶，最以淸议为仇雠。外与篈、瞻连姻，敢为诬珥之疏，并及于淳、澈、仁杰、继辉之徒，而每每追陷。漑、泂、篈、瞻，果是忧国者，则何忍并取两朝骨鲠之臣，而一谋排逐乎？虽然，此时朝列中，善善恶恶之心，未全泯灭。故洪可臣谓金瞻曰：“汝以汝妻兄应漑所为，为是耶？谓李珥为君子而未仁者则可，谓之小人则不可。”金悌甲犹以河洛之疏为是，而牵于成洛、朴谨元，并被重谴。岂至如今，一入言路侍从者，咸以文过饰非为务，略无佑善之念者乎？盖以泼、洁初游成、李之门，折节下人，人多称誉得善名，成、李亦以为，可与为善。及乎义谦之见憎于孝元，而其徒众攻谓：“与义谦同事者朴淳。”故泼辈阴主孝元，务欲倾沈以逐朴，而仁弘、宇颙不知陷于其术。浑之与珥则必以为：“义谦虽有病痛，迹其平生所为，尽布心膂于王事，而不自封植，不可以外议之腾，而轻逐狐偃之忠。”泼与金、郑，疑浑右沈，而不知国人之公言也。当初角立之际，泼谓郑澈曰：“公何以不绝义谦乎？”澈曰：“义谦之事亲、爱人，多有可观处。岂至如汝叔尹毅中，杀兄之子，而夺宗于己子乎？”此，澈之峭直，所以重见忤于李、尹之门，而并其亲友排击之，算无馀力者也。其论李珥之过，则以末梢用人之非为言，盖指具思孟、高敬命之徒，而为言矣。思孟好善之心，视毅中，不啻九牛毛相去；敬命华国之手，较许篈，不可同年而语则谓与义谦结姻，而必逐思孟；谓与李梁相识，而必逐敬命，都是偏辞也。泼之所亲者谨元，故以谨元为少过之人；洁之所善者许篈，故以假手害珥为无妨。若乃当代特立之士，或有戮力排奸，而力进善类者；或有谨礼明政，而伦厚才华者；或有穷经致用，而进退以道者；或有信实朴直，而不挠乎群小者；或有嗣述世风，而有骨气强顶者。假令不免有小过，而长处昭著于民瞻，是乃匡扶初政，倚仗晩节之人。而吹毛觅疵，一谋击驳，必使经席，无敢言之风；宰列徇依阿之习。甚至列邑贿赂，辐辏权要之门则虽兵民愁怨彻天而动地者，指为能吏，而年除岁迁之不已。岭湖输运，销没于谪臣之庐，则迁氓居卒，暴骨相望，而两遣御史，一无闻奏之详。至有言路贪赃之简，现入于永同盗案，鼎轴债帅之价，遍剥于岭塞寒卒。是皆淳辈之素所慨叹者，故并其知名者，一切论逐。惟其阴厚权势者，则虽蠹国之贼，而人不敢指，公道扫荡，私欲横流。甚至边帅有志者，宜选荆、楚奇材为裨将，而当路所嘱，非市井子弟，则鄕曲驽劣者。故罕有操弓，而遇小贼必败，以致南贼之横。守令奉职者，宜有岑晊、范滂之亚为鄕司，而京在所所拔，非势家族党，则纳其田奴。故无术顿纲，而致众务俱弛，卒使蟊贼云兴。荒田之税，一用中下，而绣衣所核，徒朝臣之不知面名者，则汉水之滨，弹论已定，而祖宗便民之法，不及于残户。刑讼之决，一惟势利，而法官所拟，惟视厥族冷热，则鄕闾之间，争夺相寻，而宵旰如伤之泽，不究于善良。百司庶官，奸胥猬起，则杼柚之空，一归周道，刁蹬阻当之费，尾闾于私门者，十不啻六七。内外有司，不复为整理之计，小官、大僚，厌闻成性，则军民之瘼，视若越瘠。危言之所以仰达于冕旒者，不敢自达于邑将、方伯，而郁抑幽冤，万无疏泄之路。人怨于下者，罔有纪极，而天怒于上者，月不止一再，危亡之祸，迫在朝夕。数年间，由一私字，元元鼓悯，败殿下国事者，将至如何？而学士、台官，释此不论，入而议于家者，惟攻吾私之是惧；出而议于朝者，惟附吾党之为贤，方正倒置、忠邪易位。天日之明，独运于上，而阴冷之气，务欲掩蔽。

盖自珥死、淳逐之后，天光夜晦，星辰不朗者，今已四年矣。岂独太白、白虹、地震、霜雹之多于往岁而已哉？呜呼！变不虚生，必有所召。卫鞅入秦，彗见西方；似道秉国，星孛彗出。戊午杀戮，大风雨昼晦；己卯之祸，淫虹绕日。天厌小人，震怒如响，而巧舌之人，反谓正类所召，忍而矫诬上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史嵩之执宋之政，不省父病，及乎有丧，乃欲起复，而迟留不发。执政、侍从，嵩之之肘腋羽翼，而台谏、给舍，嵩之之腹心爪牙，故不敢言非。而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率国子生言之，三学生翁日善等，继起言之，理宗惟庸不报。而武学生刘耐，独叛四学，请逐诸生，时相讽京尹，逐士削籍，而宋之社稷，忽焉不守。臣窃以为，柳拱辰、任释之等馆学之疏，黄恺伯之公言也，而李弘老等，为与许篈素厚，故敢进刘耐之疏。拱辰入玉堂则黜为评事；任铎为童蒙教官则成龙显斥阴怒，即使杜门。厥后公议犹或不泯，明知汝立、泼、洁反道欺明之罪，则安劭、申应矩、兪大建、尹蓍献等，将以乙酉之岁，率励七十同志，上章言之，柳㙉驰书于兪泓，以禁厥子，卢植在户曹，手书以戒尹自新以后祸。以故，大建、蓍献不敢出于儒列。裵三益又欲刑讯安劭，而申应矩制疏不出，七十诸生空会而罢。此辈方被圣主之宠眷，而务闭圣主之四门，壅遏河洛之疏，岂啻谨元而已哉？而三益刑劭之计，则李斯焚坑之渐也。呜呼！朴彭年，鲁山之忠臣也，尚留姜希颜，愿作后用。而泼、洁之辈，必取一时淸流，一网打尽，偏党之害，已空一国。而山海畏其气焰，丧祖父馀风；忘昔日从游，恇怯惶惑，终始患失。应南、惟让以为邪则输忠竭诚之人，不计亲疏而斥之，惟恐其不逮，应南、惟让以为贤则反道悖德之人，不论新旧而进之，恐其不速。是以，凡可以格君心、正官邪者，一切退遁于荒野，至于布衣有公论者，缄口结舌。或不欲厕迹于儒行，则士传民语者，曷有其日乎？下情壅郁，而天不降灾者，未之有也。灾害并至，国之不亡者，未之有也。而上不畏天戒；中不畏明主；下不恤人言，务进嫉善之人，永废来善之途。山海之徒，以泼、洁为有风力，可制淳、澈，汲汲用之，而不自知非。呜呼！贾似道当国，忌台谏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为之弹劾不敢自由，惟取远州县官，毛举细故，应故事而已。试观此辈之弄殿下国事，何异于似道之所为？而庙堂大臣，不肯明言，方且协心以保禄。守愼，乙巳馀人也。初非不欲保其晩节者，惑于成龙之议，变中年见识，而徘徊待尽。惟吉，光弼之孙也。初岂欲自沫于前徽者乎？怯于成洛之驳，阳为两可之论，而阴主子党。天文示警，而不陈侧修之实；人道乖乱，而一无顿纲之举。当此危急之秋，淳忠、㙉邪之状，不可谓在家不知，而同心引重，力援奸党，乍病乍起，惟固权宠，曾是以为大臣乎？呜呼！人主之意，一有所左右，则观望趋附者，靡然若风前之草，宁见挫折，而挺然为松柏者，几何人哉？以殿下睿圣之资，明天人交感之道，穆然深思，渊然远识，政教号令之发，大？遝其那똬悧釐跔今已二十一年也。只为过于谦冲，甘自退托。久信台阁之为公论，而台阁之人，实无学识、力量之跂及于珥、浑者。徒以偏狭之见，妄起数年争端，边忧民苦，一置度外，反复回护，惟事植党，指奸为忠；指贤为邪。必使圣明举措，大不见服于丘民之心，朝纲兵律，一败而不收。春秋鼎盛，行义修著之主，而务欲横蔽之如是，则百世之间，设有幼冲之主，而效此辈行胸臆，则当何所不至乎？呜呼！权不可下移，渐不可使长。堂堂大朝，岂无一相可求、一卿可任、一士可擢者，而必使泼、山海、惟让之徒，擅弄权纲，浊乱刑政，至于此极乎？呜呼！政府非养病之坊；台阁非蓄奸之地，先王付托之重，不可由此辈，遽忽之也。乞我圣主，照察舆情，廓挥乾断，即令老耄玩愒者致仕；朋奸误事者远黜，使冰山自消、三窟失据。收召初服励翼之人，举先王晩年之躬修恭俭之德，旁招爱物之士，上下勤修。久而不懈，而国犹不治，则臣请阖门就死，以谢奸党也。

再疏略云：

臣伏悼，时论大变，尽言者必斥，公议久郁，爱君之无人，谨具一疏，拟进于中夏，而监司谓：“位卑而言高，虑有斯道无穷之祸。”而劝臣止之，臣亦自惧而屏藏。适见朝报，五月二十三日，自上下书求言，极其勤恳。臣仍思，《易》《中孚》九二之爻辞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孔子系之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乎？”君有大哉之问，臣不能悉意以对，则于人有愧于刘蕡；于禽有愧于鹤子。故置祸福于度外，冒昧封进。越计圣上近日之政，饥馑之民，非不勤恤也；封疆之守，非不周完也，而天之谴怒，式月斯生。久旱如焚，而水田阙种；大风急雨，而黍粟还萎。夏雪漫山，所未闻于前史；松枯地陷，亦甚骇于往牒者则必以幽隐寔繁，而怨格苍穷也。必以佞幸鸱张，而言路壅塞也。今圣主侧身修行之所当先者，斥佞幸以进忠直；开言路以达幽隐则恭俭之德，庶有及民之泽。所谓侫幸之张者，臣已毕达于前疏中，臣身之危，吁亦怖矣。

三疏略云：

人臣进言之路非一，而献忠则同。言责之臣，怀章袖弹，乃其常也。而宗社安危系于呼吸者，则或折槛、牵据，痛哭于庭，时不得不然也。古人封章之际，或有略举数事，囊封疾置者，或有条陈，不足以尽怀，则内以细注，旁通物情；外以贴黄，特达领要，一生襞积之怀，远寄于一封，诚不得已也。臣今无状，待罪提督属校之职，以师友被诬之故，妄达于前秋。圣主不即诛斥，而当路治臣，不遗馀力。居停主人，并被舍臣之责，使都城之人，闻臣之至，闭关而不纳，馀怒赫赫，中外以目。臣之献言，只有因监司转达之规，臣亦岂不知缄口色举哉？诚以圣主不可负也，师友不可弃也，天怒不可忽也，民穷不可恝也，边患不可忘也。故更陈万言危疏，因古人贴黄之规，付于疏末。而监司谓非格例，使臣去之。臣往复固争之际，日月已逝，时事屡变。缮写之初，桐华方发；迟回之际，梧叶乍飘。却惧𫛸鳺先鸣，而百草不芳，更陈曲折于一纸，冀纡圣鉴。妄效古人封章，是臣执滞之罪也。惟圣上恢张言路，不拘近格，则下情不患不达，而民怨少纾；天怒少弭矣。

四疏略云：

匹夫而陈宗社大计；草野而战朝廷是非，人皆以为龃龉可笑。而漆室嫠妇，犹知鲁国之忧，则大计不可以匹夫而忽之也；石工安民不忍刻奸党之碑，则是非不可以草野而慢之也。况臣之职，提一方教化之责，而邪论久沸，师友道丧，悯士习之日讹；痛王纲之隳紊，一疏再疏，冒陈支繁之说，则人多遂非，不能复初。一世朝论，悉不由公道，则臣之三疏，不可不作。故直指奸宄之囊橐，以明窟穴之所伏。人之闻者，竦身呿舌咸谓：“臣之生死，决在今日。”臣固欲卷而藏之，伏计疏中，涉于圣躬文字，不啻数百，投之江中，臣不忍也；投之火中，臣不忍也。藏之于家，则环堵难容，须至于达于枫宸，藏之太庙然后，天地定位，冰炭得所，万物亨昌，而邦其永固矣。爰自臣疏之滞，秋霖害稼，天日常阴，流闻各道民生之困，日甚一日，弭盗赈荒之策，绝未闻有可慰人望者。而上下恬怡，有若太平调度，臣窃悯焉。圣主若用臣言之八九，而天不开霁，日月无光，则臣请延颈待诛，以谢妄言之罪也。

10月1日

○朔丙辰，以金宇颙为安东府使。

11月1日

○朔丙戌，以赵仁后为大司谏。仁后、仁得兄弟，阘冗尤甚，以金贵荣之姊子，长占淸显，惟附会承顺而已。

12月1日

○朔乙卯，以尹承吉为龟城府使。承吉，承勲之兄。承勋党论甚峻，宾友倾朝，承吉恬静自守，虽随众弹论，雅意不欲。以此，时论轻之，累为掌令，不得升迁，出之边邑。承吉顾反屑就，勤于吏职，治绩著闻。

○前教授赵宪上疏，请勿通使倭国，并进前疏，不报。宪既归鄕里，传闻日本使来责通聘，遂草疏，极言其失策，呈监司。监司以为：“秀吉篡弑事未详。”而疏中又论时宰为触忌，却不受。宪乃徒步入京，并前言时事五疏上之，留内不下。政院以疏久留内，请下史官。上始下教曰：“今见赵宪之疏，乃人妖也。天之谴告至深，不胜兢惕。岂非寡昧于贤相、名卿，平日不能待以至诚，委任不专，有以致此耶？尤不胜惭恧。此疏不可不下，而予不忍下。一下则所损甚多，予宁受过，已焚之矣。愿史官大书予过，以戒后世足矣。”〈凡臣民章疏之上，不出三日，必下政院。若无批辞，而只踏启字而下，则承旨观疏所言，或下该司，使之覆议，或允其请，则奉圣旨，乃例也。若不踏启而下，则政院藏之院阁，史官取而采录于《日记》，无可录则置之。谓之留中不报者，此也。疏久不下，则政院以《日记》纂入启请，亦例也。宪疏虽焚，自上犹批示其由则犹未废，例也。自废朝至今，疏入不下，政院不敢请，便为宫人所屑用，非古所谓留中者也。〉其论倭事疏曰：

臣窃闻东变，无力诣阙，裁疏骏奔，追及于监司所去处，谨以前月二十五日，望阙拜疏于淸州客舍，监司谓：“未闻易君之详，而陈疏未安。且有论及数三大臣处，藩臣之体，未可轻进。”臣无可奈何。退而思之，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于商王；高昌灭国，魏徵陈戒于唐宗。夫惟明智者，能睹方萠之恶，而豫图所以消之。故以天子而戒于夷狄，犹致其邦之兴。反是而忽于殷鉴，则如林之众，倒戈而稽首，孟门、太行，忽焉失守。呜呼！圣如西伯而戡黎，不利于商王；高昌无道而戒邻，反益于唐家，矧玆日本，素称反复而无信义之国也。皇朝之初绝，最为上策；中庙之中绝，而终致款附，乃是中策也；高丽之不务自强，而累通信使，或致拘没要盟，最是下策也。盖此童男女之种，肇占遐岛中高原、旷野，以为资生之计，其避中国之难，亦云幸矣。故自宋以上，不闻有为中国边患者。胡元黩武，妄拟普天之下无思不服，不惟劳毙中国之民，而并驱东韩之士，投之山涛鲸海之间，以致骨不可拾，而魂无所归。憬彼之徒，始有轻中国之心，侵自我国南疆，冞入于畿、海之间，乃至登比儿，以窥江都，高丽之民，几尽为鱼肉矣。然而中得姜邯赞，则狼烟为之永息；终得我圣祖，则列镇为之森罗。我能自守，则彼不敢犯而越海，以窥靑、杨，非其得计也。皇朝则方以镇服西北戎狄，劳弊中土。若又交此狡虏，则垂橐稛载之费，反为中国生灵之害，故逆拒其使，并绝献琛。是乃丽祖绝交契丹，而并致橐驼之死者也。虽间有窃发之患，而不敢为深入之计。不贵远物之效，于玆可见，而因致迩民之安，是其上策也。彼之所以称兵累窥者，盖以丽季之得志，万一侥幸。而及其不胜然后，潜形巢窟，讳其所由来之岛，乃反贡琛，还袭我衣冠，佯款于釜山，以及朝贡之期。祖宗之朝，不绝而受之者，盖为边民庶不被锋镝之患也。故捐一道田税之半，岁许船输。彼中桀黠者必谓：“和亲则利归于岛主，作贼则幸得之利，分于群下，而岛主无所与。”虽缘乍怒，而有所窥觇，或因善御，而捉纳罪魁。庚午三浦之变，盖亦酷矣，而弸中之所以来致贼魁，必求款纳者，非其诚失所利，能如是乎？中庙之所以洞照奸状，坐镇南讹者，是其中策也。交邻有道，则大国役小国；自治无术，小役大、弱役强而已。彼之于我，累肆侵凌，而我之于彼，通三韩未尝有一大举。如知楚国之宝，惟善而已，而视金珠如粪土，则彼之要我者，无所售其奸，而我之制彼者，自有盼子、黔夫分守东南，不敢使片帆西棹。幸有窃发者，则严兵不动，先问其所自来，谓我之兵，未尝一南，而尔肆觊觎，不胜其众。若将贻书国王，听彼自诛，则师直为壮，彼自夺气。然后，乘其懈、奋我挺，扼其亢，而挞其背，则虽强如晋、楚，无若我何。而况烟蒸风作，不一其候，潮进汐退，难保俟便，粮不继，而兵无援，彼贼之忧，必有深于我国者乎！前朝强臣，执国之命，干城腹心，一付私人，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捍御之策，一无可观，而惟宝金玉，贪彼之饵。远遣使臣，仰彼鼻息，使郭预客死，郑梦周辙环，而一不止三道之凭陵，是其下策之甚者也。呜呼！今往何监？非古人之得策者乎？廊庙之议，疏远难闻。自常情言之，其必云：“接待羁縻不绝。”而自其正名之义言之，其必云：“拒而勿接矣。”今其馆待极厚，请宴之日，又问固要通价而后，乃始赴阙。不惟不能责其无礼，而方将为彼所制，臣窃愧大臣之无人也。李德裕之请纳悉怛谋，乃是忠唐之计，而牛僧裕私有所恶于德裕，则引义缚送，而先儒是讥。今求待彼之要，须择善处之术，不可以东西异议，而有所迳廷矣。当于辞朝之日，引谕来使曰：“请价修睦，为邦之一大务也。契丹好战，而高丽绝交；徐温逐君，而《纲目》诛之。新君之绩，虽曰懋著，而前王之废，未知何故。若为新交之甘，遽忘旧好之定，而十岛之中，或有一夫非寡人之心，则寡人实无颜面，可立于天地之裔，玉帛璧之惠，终归虚地。玆用返璧，尔须领去。使价之不可易通者，又有三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大明天子，一统天下，我先祖之所敬事也，东西南北，无不宾服。而尔岛之中，久假南越黄屋，书契之间，或称天定几年。虽吾祖宗道大德宏，不加苛责于绝域。而今焉改纪之初，既号为礼义是尚，则先去此号，改正国书然后，乃通信使，则寡人之事大交邻，始无所憾于屋漏，而窃惧汝国之不从，一事也。蕞尔三韩之地，兵则不强，食则不敷，将则不良，城则不固，非敢谓能守能御也。粤自祖宗，以及乎眇躬，世守保邦之规者，惟不欲侮夺于邻邦。故未尝一番兴师驾海以南。惟使李汝一，讨对马叛贼，是乃尔国耆旧之所共知也。而尔国贼船，无岁不窥，虏我渔采之人，不可胜数。甚有炰人祭天，刳剔婴孩者，所未闻于天下诸国也。以至乙卯作贼，明有举国来寇之迹，故问之诸道之使，每道别有一种贼倭。而顷有一使，来纳元绩旗纛，是不可以拾于道路者，则其诈立现。而为寡人不曾经事，久乃觉之。今春又有剧贼来泊兴阳诸岛，乘我不备，而杀虏甚众，寡孤之怨，格于穷苍。幸因归正人，讯其向导，则我国逋亡者，沙火同也。而沙火同至于袭尔国冠带，富有荣宠云则非止为一岛之贼也明矣。自我祖宗，为吾赤子躯命之重，岁捐一道粮物，以修邻好，而旋被所欺，略无所益。宁以其粮物，分恤我战士之饥寒者，则虽其喑聋跛躄者，为寡人城守，必尽其力矣。自古无名之师，上帝不佑，而鬼亦阴诛。尔虽有舟师百万，宜不可以必其得志也。闭关绝之，无损于我。而和亲则利归于君上；用兵则利归于群下，而上无所与者，亦皆尔国君上之所共灼知也。旧君之政，自不能禁其国贼，则宜其失位矣。新君之政，若反前规，则如沙火同之反噬主足者、尔国人之炰人祭天、刳剔婴孩者，实是君民者所同恶也。若能捉送春贼之魁与向导者，明示邦刑，以洗我将士之耻，切禁一国大小岛，更不敢窥觎，则弊邦之人，俱各安枕矣。两君之好，宜各永远，而窃惧汝国之不从，又一事也。厚往薄来，虽是九经之道，而滥觞于末流，以至民困，而国偾。是乃有国之所同忧也。当初尔国之通好于弊邦者，非谓小邦之力，可以威胁邻邦也。必以九畴、八条之教，由箕子先明，而周、孔、程、朱之学，粗行于世，得闻其说者，小可以保族宜家；大可以尊主庇民故也。乃若先朝通好之使，则聘问之外，或耽经籍，物薄而情厚；事简而弊绝，其往兴来，不劳酬酢。而厥后使臣渐尚兴贩，少不称意，怒形于色，以至杀我市人；激我边患，以亏廉让之风；以伤两国之和者，亦尔国有识人之所叹也。古语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若我不腆之臣，习见东使所为，不欲轻装而返国，则区区礼义之贻羞者无穷，而抑恐尔邦之用是劳弊。兼此数年之间，饥馑疠疫，邦民少安，宗社粢盛，抑惧殄享。宾客羔豚，将不掩豆，道路供亿，屡闻州县之竭。罍爵不丰，恐贻行旅之伤，况若差发臣邻，远于将之？葛裘之办，费我经营；朝夕之资，输将水陆，则小邦之力，又惧疲顿，而不能专力于皇朝。《礼》不云乎？”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若遵《大易》《随》时损益之义，岁币物数，只用祖宗朝旧规，俾为可继之道，吾之所仰于彼者，亦止疗病药材、宗器之饰而已则岁一报聘，亦可以达吾诚意。而笃周、孔《诗书》之教，分大明礼乐之化，于以寿国养老，不亦乐乎？而窃惧汝国诸岛，怀利相交之徒，厌而不从，亦一事也。归告尔主：”若能遵守侯度，先正名义，前王子孙，皆待以不死，贼船横行者，一切禁断，还我叛俘，更勿事屠戮，重义轻利，廉让成俗，则一变至道，吾犹有望，向风慕义之使，不得不一遣矣。“先为制彼之策，以攻其谖诈之谋，则至诚所感，未有不动之理矣。呜呼！樽俎一话，机关甚大，故古人之爱君者，至于蹑足附耳，而陈其妙计。李珥若在，则其必进善处之策，而其生之日，召与独对，则旁观忌之，共谋驳之；其死之后，忠劳备着，而馀人指以误国，并逐忠荩之徒。越岁逾年，自不陈经国之猷，而徒知蠹国之粟。丧信亏义者，䩄居相位；朋奸负国者，冒居权要。故主忧臣辱，不知为何事，彝伦攸斁，不以经意。粘壁枯蜗，涎已竭而不知退；典守龟玉，椟已毁而不知过。贪邪无忌，一如安老、元衡树党之广，浮于李梁、金铠。而今之言责、论思之望，悉是附会时论，昵迹权门者则民咨国贼，孰从而告上哉？董越谓成庙朝臣曰：”尔国有君而无臣。“今之市里穷阎，白叟黄童，皆谓当代之有君无臣。若使敌国观兵者闻之，其害岂浅浅哉？而山海一不闻之，则是无耳目者也，知而不改，则是负君父者也。无耳目之罪轻；负君父之罪大，臣所以叹息痛恨于李穑之后者也。人谓：”朴淳为相，一无所事“，而正色朝端，人多畏愼；鄕邑之中，未闻有馁死者；南尘北警，皆欲区处有方。而他人为相，惟以殉货色，训于百僚，民愁兵怨，饥馑荐臻。至于臣之一弟，首死于饥荒，若以江乙母言论之，则虽谓，三公杀臣之弟可也。宋有腊寇，方向栉林时，有小官言：”今无策，只有起刘元城、陈了翁作相，则寇不战而自平。“宋帝不闻，而惟崇章、蔡之徒。故腊寇大炽，金虏旋至。今之大盗，横行京外，至于杀军铺之警卒，而盗士人之处子，葛荣、方腊，不可谓不作也。而南北之衅，又将为门庭之寇，虞有大于金虏者，而庙谟远算，一无陈、刘之术，古人所谓”国乱思良相“之言，臣愿一诵于明主前。来奔弟丧之日，瞻望都门，不忍虚过，又惧道路之梗，而臣亦馁死，则将来贡忠，更无其日。故更沥肝血，贴于小疏之末，大其声而直上之。焚荡之计，则臣愿亟发铺马而止之。如其不可，则继援之将，就差申恪、李宗仁等，分伏于归路要害处，以为万一延活之计。制倭之策，则亟掷南金于倭馆，而旁名洪圣民、李俊民、安自裕、李增、李山甫、李海寿之从事儒雅者，就将臣策，讨论修润，而善为调柔之术，一面亟发中使，以召淳、澈、纯、浑等，今日陈、刘之亚者，使其亟进大务，表正百寮，强干固本则虏之凭陵、盗之纵横，虽不可及止，而犹有扶持于危乱之谋，不比今日之泄泄沓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