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卽位年 中华文库

7月4日

○丁巳，命李滉等修撰大行王行状。

7月6日

○己未，以李滉为礼曹判书兼同知经筵春秋馆事。

8月1日

○朔癸未，礼曹判书李滉病免东归。

9月1日

○朔壬子，左议政李蓂进言于经筵曰：“方今新政之务，莫若伸冤枉、振沈滞。乙丑年量移人等，先王非徒释放，又欲收用，未及旋行而宾天。今必体先王之意，而行之，乃为善继志述事矣。”

10月1日

○朔壬午，命召李滉曰：“国家治乱，在于君德；君德成就，在于尊贤讲学。勤御经筵，日接贤士，使心智高明，然后可以见其贤邪矣。合侍经筵者远，则宜令近之，俾任经席可也。卿之下去，适在皇皇罔极之中，未及察之。新政之初，沈滞之人，皆可擢用，况贤宰相乎？卿其乘驲，斯速上来。”大司谏睦詹启曰：“李滉，学问该博，工夫敦笃。宜下书征之，置之经席，必有辅导圣学之功。”因此有召命。李滉上辞状，请停召命。

10月5日

○丙戌，三公启曰：“昨日雷电之作，有同夏月。变异切迫，臣等尤为惶恐。请斥罢臣等，以答天谴。”上答曰：“新即位后，当施恩典之事，大臣察为。且贤士之类，如有沈滞者，则擢用。无辜被罪者，亦察伸冤。”三公启曰：“今承传教，无辜被罪贤士沈滞者，当相考启之。而臣等不可独为，请禁府堂上、政府东西壁、六卿命招，同议以启。答曰：”如启命招可也。“三公、六卿等启曰：”今日已暮，明日更议入启。传曰：“如启。”

10月6日

○丁亥，三公以下启曰：“今此被罪及沈滞之人，分类书启。又于各员名下，疏解实迹，且书某某人应给实牒云云。恩命自上出，而径自书启，事涉僭滥，至为惶恐。但泛然书启，则窃恐新政之初，主上分辨似难，而顷见本朝闻见事件，则吏部题本，先帝时被罪人分辨之类，亦于各员名下，追录行迹及其员宜叙某某官之语，故略仿其法为之，不觉僭越之罪，尤为惶恐。”

○三公以下启曰：“昨日备忘记传教，新上即位后，当施恩典，而赦则已施之矣。如恩典之事，大臣察为。且贤士之类，如有沈滞者，擢用。无辜被罪者，亦察伸冤。臣等会同商议，沈滞无辜被罪者，从类开录矣。但于其中，乙巳年以后被罪人，横罹无辜，陷于大恶之名者，厥类甚多。当时立朝之士，岂是举皆叛逆之徒？皆缘其时功臣如李芑、尹元衡之徒，怀夙昔之愤，乘主上幼冲，睚眦小愤、纤芥微嫌，又于此焉发之。一世端人正士，稍有知识之人，举加叛逆之名，牢笼构陷，使人丧气垂头，不敢开口，致使士气斲丧，国脉委靡，言之，可为于邑。人心天理之公，愈久不泯，至今士大夫之间，愤郁不绝，公论之激，实在于此。雪冤伸滞，正在新政之初。圣教才下，天意人心涣然一新，实为圣政之首事。当时虽名为阅实取服者，当多冤横之积。而况此人等，则无一事相及之端，构捏成罪，或嗾耳目。鹰犬之辈，或追出于匿名构陷之书，其横被冤枉，据此可知。故今将其时被罪之中，生存及殒没之人，区别类录，略取人物实迹，注于名下，其一时罪名，亦皆具录，庶使圣鉴，一览昭然。伏惟上裁。其中不与叛逆之人，并被籍没之罪，其为冤枉，无理益甚。”传曰：“知道。”又大臣等回议启曰：“金䃴以下十人，右人等，则乙巳年罪人推鞫之际，或因辞连，或发闻见之际，追论重典，至于籍没。以其罪名观之，则俱若各有罪，然皆一时构成，陷入大罪，古人所谓鍜链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馀罪者也。虽极冤枉，宜在宽宥之列。然各有指名之罪，又在丁未年之前。自下论释未安，故书诸别单子，禀旨。其馀类抄单子，监封入启。”

○大臣等议启，于名士之下，开列实迹，最为光明正大之道。而右相、赞成以下，皆不欲分别书之。领相李浚庆，独断然为之。右相李蓂亦从而赞之，竟张正论。

10月12日

○癸巳，三公启曰：“惟新为县，实号忠州，己酉年李洪胤之乱，降属为县。本县，物众地大，一员独治，事多积滞。自古降号之官，未有过二十年。不复本号之时，请惟新县复号忠州。今方除旧荡涤之会，故敢启。”上允之。

○李元祐与具渰婚姻也，有人盛人头，送于元祐家，题曰：“李芑，见者惊倒。

○答大臣曰：“经筵之上，遵大行大王无辜之人伸冤，贤士之人擢用之辞，故从此意传教矣。大臣等分类书启之人，大行大王开释之类，故如启。但于其中大罪之人宋麟守等五人，至载会盟，遽雪未安。金䃴等，已曾大罪之人，轻改尤为未安。忠州改号事，年久惩艾，故如启。正始之初，岂知事体乎？如是分明书启，感喜。勿为惶恐。”

○上教柳希春、卢守愼、金鸾祥放送，职牒还给，韩澍、李震、尹刚元、李爓、朴民敬、李龟寿、金汝孚、李铭、金镇、金虬、李元禄、柳堪叙用，崔堣、金弘度放送，尹杲、林复叙用事，下吏曹。

○传曰：“乙巳以后被罪人，槐山移配及第卢守愼，学问精诣：恩津移配柳希春，学问该博；丹阳移配金鸾祥，学行纯备，可备经筵劝讲，必能有辅；长湍移配韩澍，广州移配李震等，有才学良善之人，可备台侍之任，放送还给职牒叙用事，下义禁府。”

○以金鸾祥、柳希春为直讲。

10月15日

○丙申，传：“乙巳年以后被罪之人，横罹无辜，陷于大恶之名者，厥类甚多。当时立朝之士，岂是举皆叛逆之徒？皆缘其时功臣如李芑、尹元衡之徒，怀夙昔之愤，乘先王幼冲，睚眦小冤、纤芥微嫌，必于此焉发之。一时端人正士，稍有知识之人，举加叛逆之名，牢笼构陷，使人丧气，垂头不敢开口，致使士气斲丧，国势委靡，言之可为于邑。人心天理之公，愈久不泯，至今士大夫之间，愤郁不绝，公论之激，实在于此，雪冤雪滞，正在新政之初，传教才下，天意人心，涣然一新，实为新政之首事。当时虽名为阅实，取服者尚多冤横之积，而况此人等无一事相及之端，捏成罪名，或嗾耳目。鹰犬之辈，或追出于匿名构陷之书，其横被冤枉，据此可知。其中不与叛逆之人，并被籍没之罪，其为冤枉，无理益甚。定罪之事，先王在幼冲之年，虽未知仔细，至于鼎盛之后，传教曰：‘尹任等谋叛，不可论矣。追罪之人，则不无瞹昧。谋反，父子之间隐讳之事，岂以连通，而为多类乎？’先王有此之意，今予奉行遗意，施恩典于比人等，故及第安名世，自古史官，未有被罪之时，物论至今冤痛，宜蒙宽宥，职牒还给，妻子放送，籍没之物还给。坡州移配及第尹刚元，维新移配及第李爓，并放送职牒，还给叙用：前司圃郑惟沉，奉事尹忠元，并职牒还给叙用；故及第权橃，德行纯备，忠诚俱至；故及第李彦迪，学问精至，为一时理学之宗，方在谪中，犹不忘朝廷，至作七箴，身没之后，使其子上进，忠诚荡然。故及第李天启有才识，故及第金振宗，学问纯正，有忠孝大节；故及第赵璞，性行端正，有学识；故及第李瀣，前为大司宪时，驳李芑，因此生愤，教人诬告；故及第具寿聃，曾驳李芑，至于罢相；故及第许磁，为吏判时。不听请嘱，因此作嫌，国人皆知；故及第李致曾为献纳时，驳李芑；故及第孙弘绩，新进之人，不识事体，当时先王亦以罪之为未安，为众论所迫，至于杖配，物论至今冤闷；故及第沈苓，以言语间不实之事，至于杖死，亦为冤枉；故及第尹洁，言语之事，罪不至死，而至于杖毙，亦为冤枉，并职牒还给；故及第成世昌、韩淑、丁熿、郑滋、权勿，故凤城君岏，故安景祐、安世亨、成遇、梁允温，并职牒还给事，下吏曹。”

○传：“近来国有权奸，万事皆非，其中贪污之俗成风，民不堪命。今则其人皆出，朝政似为淸明，初其俗犹在，民不被其泽者，全由守令之无淸德。淸德之人，各别抄启拔擢，淸白吏子孙，为先擢用，以厉风俗。荐用遗逸之士，在新政第一事，宜令中外，荐举所闻，启闻。”

○柳希春曰：“伏读传教，至雪权橃、李彦迪之辞，不觉感激号泣，涕泪俱下。盖不但感一身之蒙恩叙复，乃感申理二十年之冤枉，而发潜德之幽光也。”

10月16日

○丁酉，许晔启曰：“自古帝王，得贤师为学，然后事业超出。李滉有病而归，上若致敬尽礼，欲以为师，则可至矣。”上从之。以教书，特召李滉。“

10月17日

○戊戌，以卢守愼、金添庆为弘文馆校理。

10月23日

○甲辰，以金洪胤为工曹参判，朴素立为大司成，李震为舍人，奇大升为典翰，尹根寿为执义，尹澍为掌令。

○上御朝讲于思政殿，进讲《大学》。奇大升，以执义入侍，进启曰：“天下之事，不可无是非，是非分明，然后人心服，而政事顺矣。是非不但出于人心，而出于天地也。故一时虽有蒙蔽斩伐，而其是非之本心，则终不泯灭也。中宗大王即位之初，励精求治，登庸贤士；其所谓贤士，亦乐为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为可复致，而不幸谗言一入，皆被大罪。当时赵光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大有物望，自上亦推诚信。小人之徒，欲为谗间之际，赵光祖等有靖国功臣猥滥之论。以此谓光祖收合人心，图为不轨。南衮、沈贞构成其罪，或致之死，或黜而远谪。中宗不即觉悟，二十馀年间，终于谪所者亦多。至于晩年，始知其实，己卯被罪之人，或蒙恩宥，或见收用矣。先王初年，国家多事，其时士林有学识行实者，见其悖妄贪污之人，则时或弹论，无非为国事也。而小人媒孽以为浮薄之徒，倡起己卯之祸，初论浮薄之罪，终置乱逆之律。今则死者复职，生者收叙，而是非犹不分明，必是非分明，然后人心悦服矣。李彦迪，近古所无之贤者也。行己有方，且知古书，如此之人，得罪当时，远谪江界而死。宋麟寿亦得浮薄之名，竟受大罪。如卢守愼、柳希春、丁熿，亦受浮薄之罪，浮薄云者，不能加他罪，而为之辞也。先王于幼冲之年，岂能知之乎？后日朝廷之闲，岂无明知是非，而能言之者乎？以尹元衡、李芑当国，而每以庇护逆臣，杀戮加焉，故心语而不敢开口者久矣。先王末年，始能知之，故或放或叙，而或为移配矣。大抵自己卯年，南衮、沈贞，欺罔中宗，蒙蔽已极，乙巳年以后，更无有言是非者。是非不明，则虽有好善之心，何益之有？顷日下书于李滉，使之上来，其人自少读书，当初见善人受罪，故退去。今则年已七十，且多疾病，大概则见其是非不明，而耻其随行逐队，宁欲退处草野。新政招贤，甚善举也。然欲用贤人，则不得已使是非分明也。我国偏邦风气，亦不浑全，故少有知识，无不被祸。高丽末，郑梦周有忠孝大节，以程、朱之学为学，为东方理学之祖，不幸値高丽将亡之际，杀身成仁。入我朝，而传习郑梦周者，金宗直也。学有渊源，行又端方，诲谕后学，用其至诚。成庙知其贤，以为判书，而犹不能与世偕合。至于燕山朝，其时有史祸，士林被罪，而祸出于其门徒，故宗直及焉。又有金宏弼，是宗直弟子也。宗直则大抵尚文章，而宏弼则力行之人也。成庙重之，以为佐郞。至燕山朝，以宗直门徒被祸，甲子终受大罪。中庙即位，惜其贤而表章之，赠职为右议政。赵光祖，又金宏弼弟子也。有笃学工夫，欲挽回世道，防其利欲之源，而不得而死。至今朝廷之上，不能明知是非，不得已是其是，而非其非，然后人心悦服矣。李彦迪，既蒙赦矣。但非徒无罪，且其学行，近代无之。顷日天使来时，他人则无著述，而李彦迪有所著述，故取来以示之。所学程、朱，故其言皆出于道理。且见其为书，则乃少年所著也。少时所著如此，则晩年所得，其可量乎？遗书之在其家者，宜令搜访，使后学矜式。而赵光祖、李彦迪，若表章而追尊之，则庶乎其兴起人心矣。顷者李芑、尹元衡当国，善人受罪，而得志者所其鹰犬，故贪污成风，今则举俗皆然。今之所谓廉谨者，以祖宗朝廉谨者比之，则皆未免贪污者也。守令泛滥，滔滔皆是，如孟子所谓诛之，则可不胜诛也。非但守令，朝廷之间，亦多有之，贪污之人，必为痛绝，然后可以变化风俗矣。”

10月24日

○乙巳，大臣请革贪风，台谏论启：“同知沈铨，阴邪贪毒，攘夺人财之罪，请命削夺官爵。尚州牧使郑惕，邪毒贪婪，请削官爵。承文副正字林复，凶慝猜险，附托奸凶，构陷士林，今当正始之初，岂可复叙如此之人，以贻后日之悔哉？请命罢职。”又劾：“灵岩郡守李千寿，贪虐官库之物，公然舟运，又买济州之马，殆无虚月，请罢职，永不叙用。绫城县令李璜，悖妄贪鄙，请罢职不叙。”答曰：“皆依启。”

10月30日

○辛亥，经筵诸臣恳启。上命雪宋麟寿、林享秀，给其籍没之物。

○以闵箕为右议政，柳希春为弘文馆校理，朴忠元为礼曹判书，柳潜为工曹判书，朴应男为大司宪。

11月3日

○甲寅，上御昼讲于思政殿。进讲《大学》，自小人闲居，止可畏之甚也。奇大升临文启曰：“《大学》曰诚，实也。《中庸》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诚即天道也。圣人之至功也。欲其真实无妄者，即诚之也。此章诚其意，即诚之也。所谓诚于中者，小人之心，十分人欲，则其欲真实，故为恶则实也。小人之为恶者，与君子为善，功夫正相反，害其天理之诚，则莫大焉。此章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者，人遇其恶臭，则其恶之也无间，人虽知恶之可恶，而不知如恶臭之可恶，则是不诚也。血气者，禀受之所有，故好色之欲，为最非为人也。其心真实，故好之也亦诚，有贤者在此，岂有好之，如好好色者乎？于此每自警省，好善恶恶之心，无乃不如是乎？皆务去，求必得之，则诚意目慊之功至矣。宋儒以为，有国色则必求见，有国士则一不往见，此格言也。人君于政事号令之间，善事十分虽多，而或以为公论，不可不从。泛然为言，而不能真实，不知实用其身，则终归于无实，惟其真实无妄者，乃作圣根柢也。不诚，则至于读书工夫，不过经筵应文备数而已。《易》曰：‘出其言而善，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而不善，则千里之外应之。’机关甚大，可不愼欤？又曰：‘知为善以去恶。’自格物致知中出来工夫也。自欺小人，与闲居为不善之小人不同，亦可以分别也。意者，念虑初萌动处也。意几善恶，故人不善则之恶，谓之人鬼关，谓之善恶关者，以是也。”

11月4日

○乙卯，朝讲。进讲《大学》，自富润屋，止功不可阙如此云。李滉临文启曰：“古人先读《小学》，涵养本源，故《大学》先言格物致知。后人不读《小学》，故学无根本，不能知格致之功。《小学》非但年少所读，长成之人，亦可读也。小学之书，流布东土已久，而人无能知其大义。有金宏弼，聚徒讲明，其书大行于世。至于己卯年，人皆以《小学》为本。不幸，贤人君子陷于罪网，至今闾巷之间，无读《小学》之人，此教化不明之致也。自上虽进讲《大学》，而《小学》亦可留览也。”讲讫，又启曰：“小臣，顷日以台谏入侍，论赵光祖之贤，而不幸被罪之意，言语之间，不得分明启达，至为惶恐。光祖非凡常贤士也，天资粹美，绝出等夷。其笃学力行，鲜有比伦。晩屈科举，以大臣荐举，升授六品职。及其科第，一时贤士，皆以光祖为领袖。四五年间，中庙擢拔，置之宰相之位，物望以为允当。光祖自以遭遇圣明，欲行道术、淑人心，措世唐虞，致君尧、舜为心。不幸，小人因缘谗间，竟致大罪。其时被罪之人不一，而光祖，则以一国之人钦倚仰重，故被罪尤酷。厥后中庙、仁庙，亦知其无罪矣。其时为士者，皆读《小学》，故至今朝廷之上、闾巷之间，犹有兴起之心，皆其馀化也。顷日，小人欲害贤士，而无可名之罪，则曰此乃《小学》之徒。《小学》乃圣贤之法言，其间虽有一二人读《小学》，而心不正者，岂《小学》之罪哉？自上先定是非，然后人心兴起。金宏弼受业于金宗直，一日作诗曰：‘《小学》书中悟昨非。’宗直见之，以为作圣根柢。宗直则家行卓异，金宏弼、郑汝昌，则学问纯至，燕山朝，俱被大罪。至中庙朝，伸雪无辜被罪之人，而此人等则以一时道学之宗，皆赠右议政，春秋赐祭焉。光祖学行，与宏弼、汝昌一般人物也。一样追赠，则后人必有所矜式矣。李彦迪事，前日亦已启达，而以先王朝得罪之人，表章为难，圣意至矣。但彦迪之罪，则大不然。初曰有功，而参于勋籍。彦迪之贤，以参勋为未安，则李芑、尹元衡以为异己。削其勋而罢其职。既而杀宋麟寿，又加远窜之罪。虽曰得罪于先王朝，而其实李芑、元衡罪之也。彦迪学问无愧于宏弼、汝昌，必须一样伸雪表章，然后是非可明也。身在魑魅之鄕，不忘爱君之诚，至于著书以寓其志。顷日教以搜访遗书，此盛举也。然臣窃闻之，则彦迪推《中庸》九经之旨，仿西山真氏之说，作为一秩，欲资备问之益，其心诚可悲也。问于朝廷，处置可也。”

○夕讲《礼记》。李滉进启曰：“礼者，古人释之曰：‘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礼出于天命之性，故常人不知，而惟圣人知之，作为礼法，以教一世。其所教者，布在方策，匹夫而违于礼，尚有死生荣辱，为目者非礼，则不可统亿兆也。一失于礼，万事皆误，是以古之圣人，以礼为重。后世未明于礼，牵情而行，事多苟且。必也愼之于礼，然后可以垂裕无疆也。顷者，自上方在私丧，入承大统。入承之后，则大统为重，私亲则屈于礼，而不得伸其情也。初丧未葬，大臣启达，至于致祭，考之于礼，甚为未安。国君初丧，则宗庙之祭，亦且废焉。况为私亲致奠乎？大臣虽曰熟计而启之，臣窃恐，徒知情之无穷，而不思礼之当然也。小臣在外闻之，今始启达，既往无及，而将来可戒，自上知其非礼而戒之，则可也。且祭文，礼曹亦不详考而定之，亦为未安。昔宋仁宗无后，以从兄濮安懿王之子为嗣，是为英宗。其时朝议濮安懿王尊崇典礼，而司马光、王圭主其正论，韩琦、欧阳脩主其误议，朝廷之相争不决，程伊川代彭思永之作，在于全集。其书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称为皇伯父濮国大王可也。祭文称皇伯母者，虽接此礼而定之，论其事，大相不同。所谓伯父者，皇帝之伯父也，如皇子皇孙之类也。后世之以皇考皇妣，书于神主者，以皇字为大字意，故尊之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通用。至元时，回避皇字，以显字通用。今者误见皇字之意而用之，岂不未安乎？祭文称以孤侄，以家礼见之，则侄字当上，而孤字当下也。以文字之难，今称孤侄，一字甚关。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宜令礼官，更为讲究可也。大抵近来，礼学不明，礼文亦少，只以《家礼》一书，用之丧葬，而知之者亦鲜，故仓卒临事，不免违礼之讥矣。《礼记》之书，掇拾于煨烬之馀，故后人或有傅会处。周公之制礼作乐也，著为《仪礼》，此其本经也。韩退之亦曰：‘《仪礼》谁读，后世无有知之者。’朱子既为四书三经集注，末年专意于礼书，故宁宗初，有天脩三礼札子之论。立朝未久，退作《仪礼经传通解》，未终而卒。门人黄干终之。是谓《仪礼经传通解续》也。此册，人皆无见。顷日适考弘文馆藏册目录，得所谓《仪礼经传通解》，合四十馀卷，则杂行诸书，摠为一秩。自初丧以下，各各条件，甚为明白会通。此册，若令校书馆印布，则士之欲为礼学者，皆得参考取法，而自上亦能撮要提领，见一知十也。礼教兴行，则风俗丕变，而治化在是矣。“

○乙卯，领左相诣阙，请罢院相。上从之。是时，他公事处分，皆让于慈殿，惟除官落点，上亲为之。

11月5日

○丙辰，朝讲。领事闵箕、特进官南致勤、柳智善、知经筵朴忠元、承旨李俊民、大司谏睦詹、持平朴希立、校理柳希春、正字赵廷机、假注书兪大脩、翰林郑彦信、郑士伟入侍思政殿。慈殿垂帘，而坐于殿北之西。主上设御榻，坐其东。讲毕，大司谏睦詹、持平朴希立，俱进陈于帘前，请伸雪乙巳挂网之冤抑。慈殿答曰：“固当定是非，但予非有识见之妇人，主人幼冲，俟圣学高明，定之未晩也。”

○夜对。承旨许晬、校理柳希春、正字赵廷机、注书尹卓然、翰林郑彦信、郑士伟入侍。上御丕显阁西壁东向坐。

11月6日

○丁巳，以尹斗寿为大司谏，李湛为司谏，金鸾祥为献纳，崔颋、具忭为正言，安自裕为执义，金启为掌令，郑彦智、李海寿为持平。

11月7日

○戊午，是时，吏曹判书朴永俊、参判李文馨、参议姜士弼、正郞李齐闵、李山海、佐郞李珥、郑惟一、具凤龄、户曹判书洪昙、参判尹毅中、参议李之信、正郞李景明、金富仁、佐郞许晋、柳德粹、卢祺、礼曹判书朴忠元、参判吴祥、参议任鼐臣、正郞郑彦智、黄廷彧、尹刚元、佐郞李海龟、权征、兵曹判书元混、参判郑大年、参议李希俭、参知朴谨元、正郞权克礼、黄允吉、金戣、佐郞李廷馣、金孝元、吴健、任国老、刑曹判书金铠、参判南宫忱、正郞张范、黄璘、黄允中、朴兰荣、佐郞洪仁祉、权鹏、柳均、安溶、工曹判书柳潜、参判金弘元、参议崔颙、正郞任允臣、李礼悦、成子济、佐郞李挺立、金景宪、郑彧。

11月16日

○丁卯，夕讲。进讲《礼记》丧服四制。李滉进启曰：“当初以《礼记》付标而入，以丧中丧礼为切故也。但详于节文度数，故多有烦乱之处。古人曰：‘乍读难晓。’自上用意览之，未稳处下问，则自下当讲究以达。大抵《礼记》之书烦杂，不切于初讲，而既已始之，且数三篇付标之处停之，亦为未安，而最切者《小学》也。《礼记》四十九篇，《中庸》、《大学》二篇，则程子表出，而庸学之外嘉言，则皆在《小学》，故古人先读《小学》，次读《大学》。今此经筵，则先讲《大学》矣。本馆之意，欲讲《小学》，而领事之意，则以为圣学，渐至高明，而且《小学》之书，曾已读之也。以此不为进讲矣。虽读他书，而《小学》亦时时习之可也。凡书乍读，则不能详晓。一度二度，至于百度，然后可详晓也。此所谓温故而知新也。《大学》乃包天下于度内之书，故难晓矣。朱子曰：‘教学者以《大学》，而学者不能晓得者，包罗天下，道理甚广，故如此。’云。《大学》之书，比之于家，则如间阁然，当读《论》、《孟》以充之。读《大学》，先知间阁，而读诸书以充之，则触处皆通矣。凡读书，文字不关，而古人曰：‘未有不通于文义，而能通其意者也。’文义上，时时论难，可也。”

11月17日

○戊辰，上召对于丕显阁。讲《大学》，自尧、舜帅天下以仁，止通结上文。李滉启曰：“为人君，止于仁。仁字，于人君最大。仁义礼智，性之四德，而仁为四德之元。古人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仁是性也，发而为恻隐，是情也。天地以生物为心，气化运行，无少间断，万物各正性命，所谓仁也。开辟以来，鸿荒朴略而已。至伏羲始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剂医药，黄帝时，始有制度，尧、舜之时，人文大备。尧之授舜曰：‘允执其中。’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时帝王相传之法，则以中字为言。箕子为武王陈《洪范》，则曰：‘皇建其有极。’其时则以极字为言，至孔子，始以仁字为言。孔门弟子，亦多以仁为问。至孟子，并言仁义礼智，而无馀蕴矣。仁于人君，果为重大。一号令间、一念虑之际，皆当以仁为心也。仁字恕字同义，而亦有不同者。恕字为未尽工夫，仁字有自然意思，故推己及物之谓恕也，以己及物之谓仁也。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恕之分，盖可见矣。恕字不见于前，而始见于此章。及下章者，以治己之心治人，以爱己之心爱人，所谓恕也。故始见于修身章之下也。但恕字，世俗误见，以己所不能，不以责人为恕，故终为宽缓解弛之归，非所谓恕也。昔汉光武欲废无罪皇后，言于郅恽，恽曰：‘夫妇之则，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光武谓善恕己量人。朱子则以为：‘一字不明之害大矣。’盖为人臣者，当以责难于君，纳君无过，为己任，而不可以己所不能，而不以难事，责于君也。为人君者，亦专务为善，明德而新民，然后可谓推己及物之恕矣。”又启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非恕也。大抵帝王之恕，则有天下国家，礼乐刑政俱在，必须无恶于己，而推以及物，然后可谓恕也。且人君恶德，贪戾为重，不得已端本淸源，然后无作乱之患矣。一人定国，尧、舜是也。以后世人主观之，号令向背之间，少有为善，则垂亡之国，转而为安固；少有为恶，则安固之邦，亦至于覆亡矣。周宣王即位于周室既衰之后，而侧身修德，周道复兴。一人贪戾，桀、纣是也。天下之恶，皆归于桀、纣，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而恶名皆聚。子贡亦曰：‘君子恶居下流。’后之不善之君亦多，而必称桀、纣者，贪戾故也。桀、纣以天子之尊，享天下之乐，而一朝为匹夫，则桀走死鸣条，而夏禹四百年之基业，忽坠。纣衣室玉自焚，而商汤六百年之统緖亦绝。《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舜岂若丹朱？禹尧告戒之道，固如是也。孟子曰：‘尧、舜，人伦之至也。不以舜之事尧事君，是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是贼其民也。后世人主，当以尧、舜为法，而以桀、纣为戒也。”上曰：“尧、舜有优劣乎？”奇大升启：“岂有优劣者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同是生知之圣人也。固无优劣。但禹之德，似汤、武，文王之德，似尧、舜。若以汤武比于尧、舜，则似有少间矣。”上曰：“尧、舜孰优？”大升启曰：“尧、舜之时，以一岁言之，则如四月之时，尧之德则钦明、文思、安安。舜则历试诸难，耕稼陶渔，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程子曰：‘尧与舜，更无优劣。’斯言信矣。文王亦是生知之圣人也。《诗》曰：‘不识不知，舜帝之则。’又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形文王，万邦作孚。’文王之后，孔子生于周末，为百王表率。其弟子之言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盖尧、舜之时，黎民于变时雍，其泽在于一时。孔子则垂法万世，其功加于尧、舜。所谓语圣则不异，而事功则有异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为道统，而尧、舜之时，则有若皋陶、稷、契。汤之时，则有若伊尹。文王则有若太公望、散宜生。孔子则有三千弟子，而三千之中，颜子、曾子得其宗。其后有子思者，得曾子之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没后，斯道之绝。千有馀年，至宋有濂溪先生周惇颐，学问高明，有所著《太极图》、《通书》。又有两程夫子出焉，兄颢号明道先生，有所著《语录》；弟颐号伊川先生，有所著《易传》，讲明后学，有功斯文。其弟子，则龟山、杨时、豫章、罗从彦也。延平李侗学于罗从彦。朱子，李侗之弟子，撰定经书之注，集大成于诸儒矣。三代以上，则自上躬行以率之，后世则虽或有为，而不过为学者事也。我国僻在海隅，不知学问之事，而自世宗朝以后，始事学问，儒者亦知崇尚学问矣。今日自上好学，人皆谓圣代明主出矣。一时贤者，岂无出而应之者乎？《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圣作物睹，必然之理也。”上曰：“尧、舜、汤、武，皆得贤臣，共成至治。三代以下，则虽有济世安民之贤者，不乐仕宦，以道自守，而隐居者，不得其时而然耶？时事不善而然耶？虽遇圣时，而亦有如此者，何以然也？”大升启曰：“明德新民，体用之学也。若真儒，则岂可独善乎？一偏山林之士，则或有长往不返者矣。三代以下，则如八元、八凯、皋、夔、稷、契，皆遇知乎圣人者也。汤之时，则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伊尹曰：‘吾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而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翻然起曰：‘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汤使就桀，桀不用。又就汤，如是者五，相汤伐桀。高宗亮阴三年，不言。其臣谏之曰：‘君不言，臣下罔有禀令。’高宗曰：‘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以物色，求得傅说于板禁之间，与之语，果圣人也。立而为相，有说命三篇，梦寐之间，精神感通故也。孔、孟遑遑如也，三月无君，则吊。以行道为己任，故不敢退去，历聘诸国矣。汉武帝承秦焚坑之后，表章六经，可与有为之君也。而大抵好大喜功，内多欲，而外示仁义，故得董仲舒之贤，而不能用，以为江都相。宋神宗，以程明道为监察御史。上眷隆重，而与王安石议论不合，故退去。神宗亦不知其贤，故终不能用。程伊川，年二十五六时，赴举下第。其后虽有荐举者，自以所学未至。而不愿仕也。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荐之，以为崇政殿说书，而伊川以为儒者，得为劝讲之官，使臣自择所处，亦无以过此。即承召就职，知无不言，经筵之上，反复推类，一时所听者，以为支离。伊川曰：‘辅导人主，不如是，则于何尽心乎？天下方尊信之。其时有苏轼者，所谓苏东坡也。有文章才器，而心不能正，与程子不合，使孔文仲上疏驳之，憸污鄕党，指为五鬼云，而仍以为西京国子监。朱子于宋高宗朝及第，适遇时难，且有老亲，故退去。至孝宗朝，因求言而上疏，承召入对。适其时，与金和亲，议论不合，故退去。为浙东提举，按劾知台州。唐仲友赃污，封章初上时，王淮与仲友姻亲也，即为排斥之。且为兵部郞中时，侍郞林栗来与讲学，议论不同，则上疏曰：‘熹不知文字，窃程颐、张载緖馀。’云。因此退去。张载即张横渠也。朱子于宁宗初年，以侍讲入侍，因讲毕，奏疏极言。宁宗曰：‘始除熹经筵耳，今欲事事与焉。’罢侍讲，为南京提举。古之圣贤，岂敢一日忘天下乎？程伊川为西京国子监时，上表辞退，其辞曰：‘岂舍王哉？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又曰：‘义迫当去，无路自伸。’圣贤之心，岂敢一日忘君乎？贤者必侍人君，致敬尽礼者，非欲自为尊大也，尊德乐义不如是，则不足与有为也。后世或有恬退，而不能行于世者。或有自上知之，而同类嫉妒，不能容者。或有不得于君，不与契合，而退去者。以诚求贤，则虽后世，亦岂无贤者乎？儒者专力学问，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亦岂无其人乎？大抵，贤者不能自重，则虽用之，何益于国家乎？”上曰：“程、朱之出去，其时人君不能待以至诚，故小人谗间矣。若以至诚，则岂有谗间乎？大升启曰：”上教至当。小人之害君子，千蹊百径，故人君虽欲至诚用贤，而贤者不得接迹矣。孝宗南宋大有为之君也，而朱子欲端本淸源，故三入，而其所论，皆攻治宦寺之事，以当时潜邸宠幸之多，故孝宗虽贤，而不胜人情者有之。朱子以为嬖幸当朝，则虽尽心国事，终必有患，因而退去。古人曰：‘知贤非难，知而信任为难。’若不信任，则小人之谗间，何所不至乎？以祖宗朝言之，中庙初年，砺精图治，尽心国事，虽其学问不及圣贤，当时设施之事，或未适中，而小人之徒，终以为谋危社稷，中庙未免信听，终被大罪。信任大臣，则小臣不得以间之。贤者一人，被谗而退，则四方解体，在林下者，高蹈远引，立于朝者，食禄而已。若信任贤者，则自然兴起一国之化，而可与三代并美矣。“又启曰：”伏承传教，不胜感激。古之不能用贤及诚求，则得贤之意，自上知之，一国臣民之福也。顷日，李滉、李恒、曹植上来事，下书虽是先王之意，而自上所以继述之者尤重，无以加矣。但李滉则辛酉生，李恒则己未生，曹植亦辛酉生，皆七十之年也。如此日气甚寒之时，不能召来，而既有召命，退在未安，必有闷迫遑窘之患，若以在家调病为难，而登途得病，则亦有死于道路之患。自上欲见之心虽切，而待贤士，所当从容宽暇，不可驱迫也。若日寒有疾，则观势上来事，更为下谕何如？“李俊民所启”贤者则信任无疑之言，其意至当，而亦不能无弊矣。今之人，岂能一一如古人乎？观其人，而的知其君子，然后信而用之可也。一时以为善，而有所未尽，则自然见于行处矣。不得已知其然，而用之可也。微臣固难仰达，然李滉、李恒则见而知之，曹植则不见不知，而尝因朋辈，亦闻其人矣。观李滉议论，则地位甚高，祖述程、朱，故其所著述，与程、朱相近，我国近来，则如此之人稀罕矣。其性恬退，自少不乐仕宦。其居鄕最为艰苦云。李恒则当初业武妄行之人，而悟而知学，做得工夫。其勇，与古人何异？闭门读书，德器亦成，见之俨然。但武人，而初不为科举之学，晩年知学，故于学问，不能该通矣。曹植气质磊落，可谓壁立千仞，可以激顽立懦，而学问，则有不循规模之病矣。成运亦遗佚之士也，先王朝，承召上来，而辞病退去，年已七十馀矣。此人则无因闻之，而大概恬惔自守者也。一时贤者，不一其人，而如李滉则表表者也。昔有王通者，所谓文中子也。隋文帝时，上疏献策。朱子以为：‘不知其身之不足以为伊、周，言伊、周事业之难也。自上召彼数人者，欲致三代之治，而彼数人，岂以伊、周自许乎？责任太重，则恐以学问未至为嫌，而接待过厚，则亦恐其不敢当也。日暖上来后引见，则其人必有所达矣。信任之意则所当专一，而其间接待，则斟酌为之可也。一时极其接待，而终不能继之，则谗说之所由生也。宋仁宗朝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脩、杜衍，登用未几，被谗退散。登用之初，已有为彼数人，而预虑者矣。当今如是为之，不世奇事，而有识之士，亦或有虑其后患者矣。阴阳消长，亦其理也。以至诚坚定，然后无后日之弊，而措世唐虞矣。且不得已圣学高明，然后政事之得失是非，群臣之贤否邪正，可见矣。《中庸》九经章曰：‘修身则道立。’《中庸》之道，以修身为本，而程伊川，亦以立志求贤责任，为治天下之要矣。端本淸源，然后贤者乐为之用。不能用贤，则贤者虽欲有为，而岂能尽心乎？此意自上留念，可也。“

11月19日

○庚午，上御夕讲于思政殿。讲《礼记》间传。奇大升临文启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以为帝王之盛节，故号称高宗。其后又得傅说，爰立作相，济以学问之道，皆由孝为百行之源，故能得贤弼，以成治化。然其时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至于后世，时异事殊，不得已命令教戒，丧礼一节。不得行古之道也。然不可不留念也。”仍进启曰：“近日恩典大霈，无辜被罪者，皆得伸雪，人心快焉。然其间遗漏者亦多。己酉年李洪胤之事，忠州之人，不干者多死杖下。至于在京之人，一知其名，出于其口，则不得免焉。至今二十年之久，犹在谪所者多。如此大霈之日，若被咸宥，则岂非圣代盛事乎？非独此也。厥后丙辰年，全罗道居安瑞顺者，因求言之际。上疏论宋麟寿等非罪误死冤抑之事，又指尹元衡、李芑等所为，故尹元衡故重其狱事，律以庇护逆贼，迷劣之人，惑于严刑，不能发明，竟死杖下。辞连郑伦，斩不待时，与瑞顺同为籍没。金应鼎，则以书给上疏，谪居平安道朔州地，至今犹在谪所。宋麟寿等，今已昭雪，而此人犹未蒙宥，如此之人，下问大臣原放，则人情恰然矣。况近日命召贤士，欲其观感而兴起焉。而独此一事未尽昭雪，则草野之人，岂不置疑于其间哉？党附李芑、郑顺朋、林百龄之徒，构成大祸，尽陷士类于不测之地，此乃近代大不幸之事也。”又启曰：“自古小人无寅缘绿，则不得逞其志。往者金安老连姻王室，得肆邪毒，士林受害。至于元衡，则又倍焉。戚里之人，若容假借，则虽不至于二人之甚。委以世平，专无可乘之隙，而禁防疏虚，他日祸乱，未必不由此，而阶也。”

11月22日

○癸酉，传曰：“近日尽知公论，观于安瑞顺上疏，则论乙巳谋反不实之事，滥误之言也。大概宋麟寿、林亨寿，无辜被罪，尹元衡之事，得闻而论也。果然先王，当初幼冲之时，闻之叛逆，而公论郁抑之事，则畏于元衡，暂无启达之人，故不知公论，而治罪也。若以近年自悟之事，可悔之事也。瑞顺及伦，还授籍没之物，金应鼎放送事，议于大臣。”领相李浚庆议：“安瑞顺、郑伦等事，反复究观，瑞顺等之死，人心皆以为冤闷。权奸当国，虽有所怀，畏慑其威，莫敢开口。当此继述之初，雪释冤枉，则先王在天之灵，亦岂不悦豫于冥冥之中乎？”左相权辙议：“臣伏承安瑞顺等伸释事，往在乙巳无辜被罪之士林，庶尽昭雪于今日，天心有格，人心可和，太平之治，将自基矣。安瑞顺等，抗疏于求言之日，横被庇护逆贼之罪，冤枉莫甚。公论郁抑，不得不激发启达于经席之上矣。开释乙巳等年无辜之人，乃是先王之遗意，虽在主上幼冲、慈殿垂帘之日，其于快释无辜，以伸数十年愤郁之气，岂有未安之理？”右相闵箕议：“乙巳治罪之事，虽在先王，非先王之政也。乃是元衡之政也。被罪之中，冤枉实多，而畏元衡，莫敢开口进言，有所分辨，朝廷之负先王大矣。安瑞顺当元衡之时，心知其必死，而抗疏敢论，由于愤激而然也。还给籍没之物，或放送，上教至发冤枉之事。不持此也。盖多有之，自上乐问，则岂不进言乎？圣志以为：‘人主幼冲，母后临朝，欲使暂无猥滥之事，快释未安云。’圣教果当然。元衡之奸状，乙巳之多冤，先王既已洞照，慈殿亦已尽知，先王将次第伸雪，而未及者。不于慈殿临朝之时，有所继述，以毕先王之恩泽，则恐后而失其时。”领府事李蓂议：“乙巳暧昧被罪之事，举朝畏元衡，莫敢开口，而安瑞顺身在草野，忠愤所激，不避𫓧钺，敢为上疏，此实出于爱君之诚也。臣意，非徒还给籍没，亦宜录恤，以慰冤魂。”答曰：“依三公议为之。”

○教旨：

王若曰。呜呼！济川必待于舟楫，构厦当资于栋梁，自古有天下国家者，孰有不登贤俊，不任鸿硕，而能兴治道欤？肆惟我先王，季年更化，励精求理，好贤有诚，待士以礼，爰命具僚，搜扬遗逸贤于是时。特膺宣旨，邮传交驰，布衣登对，温语丁宁，奖掖崇至。盖自东国以来所未有之盛事也。景星争睹，而白驹难絷，宠秩才加，而云翮还腾。渊哀正轸于侧席，惨痛终极于崩天，眇眇予末小子，嗣无强大历服，嬛嬛在疚，惟不克负荷是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夙夜兢惕，罔知攸济。此诚国家安危之会，宗社存亡之秋也。昔商之太甲、周之成王，间世之贤君也。然犹嗣服之初，未免有失德，终赖匡救之力，基业得不坠，矧予冲人，入自私邸，仰戴慈恩，摠揽权纲，素无辅养之功，顾阙体验之实，其于君德明暗、政治得失、人物邪正、古今成败，岂能灼见炯知，随事精察，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也？虽左右辅弼之臣，晨夕笃棐，任重道远，有退无进，秕缪滋多，过咎日彰。玆予忧栗，恐速戾于躬，自取祸殃。人有片善，士有寸长，思欲咸共理于朝，况闻高义，树立卓异，轻千驷、脱世纷而独往，蕴经世之材，而深有用之学哉？肆予竭诚，形诸梦寐，幸毋以寡昧，为不足与有为，而翻然一起，使予获闻弘道之方，益广取善之路，置藏岳，而学齐语，无负居州，起草庐，而赞汉业，庶效孔明，则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岂独无负于所学？抑亦有以报知遇于先王也。丧乱蔑资，邦本殄瘁，殒心惨目，予将畴依，嫠不恤纬，而悲周室女，惜园葵，而忧鲁国，彼无知女子，其于国家，忠悯切迫，至于此极。以高贤超世干时之器，当艰危之际，尚不为哀怜，邈然无动于心，忧时忧君之义，果与二女子何如？大抵幼学，欲以壮行，穷养所以达施，惟其时可否、道是非，而出处显晦。士君子行己立志，不越于此矣。若同室有斗，而当坚闭门之守，是特晨门荷篑洁身乱伦者之为耳。非所望于权时处道之贤者也。呜呼！善人天地之纪、君子国家之基也。予处栾棘之中，岂为弥之粉饰之举，虚应故事而已欤？诚愿试屈蒲轮，许登龙阁，嘉言谠议，既以绳愆而纠缪，高风峻概，亦以范世而师俗，俾予凉德，得免于顚踬之途，寔所至怀，贤其念哉！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又有有旨曰：“予欲见贤士之心，一日急于一日。年高之人，如此隆寒，或虑伤寒，不克就途。尔其勿拘迟速，待时日温和，从容上来。”

12月2日

○壬午，两司启：“光平君金明胤，本以阴邪凶谲，反测无状之人，处心行事，自少卑污，欺世盗名，猥侧荐选之列。及其罢也，旋着儒冠，更为决科之计，识者已知行检扫地，而略无羞恶之心。致位通显，尚不知足，贪功乐祸之心，嚣然于昼思夜度之中。乘国家不幸，权奸用事之际，遂开大狱之端，务悦奸凶之胆，使其一家至切之亲，吾君幼稚之子，俱以无辜就戮。凤城之无罪，非但举国冤之。明宗大王虽在幼冲，尚知其幽枉，至下哀痛之诏。其为祸本，据此可知。况其乘时低昻，变态无穷，虽古之善伺人意，以中机会之小人，无以复加矣。今者圣化维新，朝着渐淸，白日昭垂，阴邪自遁，出就江徼，以俟放流之显罚，以其罪稔恶积，自知不容于人类也。请快从公论，亟命窜逐。”慈殿不允。玉堂争之愈切。

12月9日

○己丑，上召对于丕显阁。上问：“伐冰之家，伐冰者何谓也？”奇大升启曰：“卿是公卿，天子之三公六卿，诸侯无三公，大国三卿。卿大夫以上，禄厚而事备，故于丧祭，藏冰以用。《诗》豳风：‘言二之日，凿冰冲冲。’二之日，即十二月也。阳气生于地下，阴气发于地上，水冻而成冰。先王非徒用于飮食，阳气在天地间，如火之着于物。冬则阴盛，故藏冰。三四月之间，阳气发盛，故出用。此燮理阴阳之一大政事也。”上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云，千乘万乘，独不然乎？”大升启曰：“千万乘，何独不然乎？不畜聚敛之臣，独言于百乘之家者，百乘之家，始有采地，故以家臣为邑宰，而使治之，食其常录，故不畜聚敛之臣。百乘之家，犹且不可聚敛，以取怨于民，况于千万乘乎？举小而喩大之言也。古者，公仪子拔园葵，去织妇曰：‘食禄而与民争利，则小民将何所售乎？后世食禄，而争利于民，肥己而为分利之事，甚矣。盗臣者，盗国之有者也。敛臣者，敛民食，而入之国也。盗国财者，不至于失民心，故曰家有盗臣，所以甚言敛臣之不可畜也。后世人主有富国之计，而言利之臣起矣。如我朝户曹之官，欲富国计喜聚敛，而不念生民，则财虽聚而民散，不能为国矣。非宜有盗臣也，所以甚言聚敛之臣之不可畜也。”又启曰：“财者，天地所生，自有常数，不在于民，则在于上。穷奢极欲，用之无节，则目前财匮，不得不用敛臣矣。掊克之言，顺适其意，故人君乐用焉。巧为名目，重取于民，皆由于不俭约。人君如欲不畜敛臣，当以俭约为根本也。”又启曰：“顷者，或有人，以其田民，纳于内需司，内需司就讼而推之。王者至公无私，与天地日月为一，何可受人之私物，至与民争讼乎？豪右之家，与民争讼，人且非议之，而况以国，而可与民讼乎？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利者义之和，己安而人亦安矣。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所谓以义为利者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欲利于己，必害于人。人各欲利于己，而与我争夺，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谓以利为利者也。圣人之丁宁告戒如此，而后世亡国败家者，率多昧于此义，伏愿十分省念焉。”上曰：“絜秬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则财不必言，而言之何耶？”大升启曰：“财者，人之所以生养者，故圣人重之。古人有言，食为民天。《易》曰：‘何以聚民？曰财。’生理必赖飮食，不可一日而无财。但以财为主，则利欲之心生，而争讼起矣。故曰德者本也。民安然后国治，百姓足，君谁与不足？衣食足以仰事俯育，然后可与为善。饥寒切身，则不顾廉耻。孟子亦以不夺农时，为王政之本，因天地自然之财，而撙节之，民之衣食既足，然后可以治礼节，故必言财。然以财为主，则有害，故先言德。人君不可专利，而必与百姓同其利也。《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货流通，然后足用矣。人君徒政，而无爱民之心，则是无根本也；徒心，而无均民之政，则泽不下究矣。散财者，谓与民共之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矣。《大学》以絜秬为主，而多言财用者，人生日用，不可无财者也。人君善处财用，使民均蒙其泽，可也。古有蓄积，三年耕，馀一年之食，九年耕，馀三年之食，积三十年，则馀十年之食。国无三年之食，国非其国矣。我国财用匮乏，户曹经费之数，亦且不满，识者闷之。近年凶荒，而浮费亦多，偸窃成习。如此崇俭节用，省去浮费，然后可以扶持矣。”又启曰：“《大学》，絜矩为大，而最难者财也。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此圣王之法也。取民有制，为国经费，而蓄其馀，以为不时之用。我国田土结卜，或大或小，上上则一结之税，至二十斗，下下则四斗也。不特此也，小小公家之用，皆取于民。至于各官守令私用之物，亦于穷民取办。一结之田，仅种一斛，而收获不饶。或有尽其出，而犹不足于八家之赋。至以牛马什器，易而纳之者居多。役烦赋重，莫此时若也。常式正供，不可减也，其馀量度蠲减，以活穷残之民。如有泛滥守令，随现痛治，救民如救焚拯溺，然后可矣。往时权奸得志，二十馀年聚敛之弊，何可胜言？守令皆以私人差遣，而受其赂遗。至于远方堤堰陈田，皆萃生民，而耕治之，各官不能役其民。又以其役，叠责于见存之民，故困者益困矣。自上若或目睹，则岂不为之恻然矜怜乎？”上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何指也？”大升启曰：“南山有台，燕飨通用之乐歌。君子指王侯也。武王伐纣，作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生天地间，天为父，而地为母，元后代天理物，故曰作民父母。天降生民，不能自治，必付之圣贤之君，而父母斯民理，父母之于子，为之生，养无所不至。君之于民亦然，故王侯为民之父母。以位言之，则父母也，以实言之，则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此父母之实也。今者，以民心为心，民欲安则安之，恶劳则免之，所谓如心为恕者也。君之与民，贵贱悬隔，虽曰父母斯民，而人君若付之寻常，不能深切体念，则以富贵之极，何知斯民之困苦乎？须常常念虑，日寒则无乃有冻乎？年荒则无乃有饥乎？如父母念子之心，然后可矣。小臣生长鄕曲，少时身不免饥寒，故民之疾苦，备尝知之。近来食禄而身安，则民之疾苦，有时而忘之矣。九重之上，常念乐岁之饥饿、凶年之死亡，则发号施令之间，自然民被其惠矣。人君不念斯民之困苦，则群臣阿附上意，年凶，而以民富为言，军旅之时，而以民安为言，左右壅蔽之害，如是矣。《大学》明德而新民，人主之责也。其次，则卿大夫之责也。圣人，以民之不善为忧，欲其皆有以复于善，后世，民不安，而不念其所以安之，况望善其不善者乎？往者，年凶多有道莩，虽有荒政，亦不能救，惨惔极矣。今年凶荒，前古所无，山陵甫毕，而天使连来，民之艰苦，不可言也。小臣曾奉使往还义州、黄海、平安，农事极荒，顿无所食之物。伏愿，保民之念，每每存省，劳神焦思，求有以活之也。”上曰：“故，治国在齐其家。’他章无之，此章独言，何耶？”大升启曰：“故者结上生下，治国在齐其家之意，上文既言之，下又有引《诗》之言，故以故字结上生下，而三引《诗》之下，又有结语。”上曰：“三纲领释处，但言能者之事，不言不能者之事，何耶？”大升启曰：“圣贤著书立欲，有详略。大抵三纲八目，非有异也。八目乃三纲中三目也，五章六章，细分而言之。《大学》中诚意功夫最大，物格知至而诚意，则功夫己尽，故于七章，只言有心无心者之病，而不言功夫。心与物接，恐其欲动情胜，而不能操存省察也。八章亦言偏僻之病，身与物接，治其偏处，则诚意功夫流通矣。大概诚意之后，则功夫易矣。九章言修身，而教于家，修身功夫已尽，故以此，而推之于家也。所令反其所好者，如自上或受私献之物，则非好彼人也，非重彼物也，而臣下人情间失误之事，不可得而禁矣。人主所为，一毫有未安之事，则人心至灵，虽压于势，不能言之，而其心必以为，自上如此，何能禁我云尔？则政事虽善，而人必不信矣。故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谓恕也。十章则意思广矣。‘所恶于下，毋以事上，’以国事言之，则戊午年宦官天使之来，一路求请，抬扛军，至于五百，一抬扛担持之军，多至二十馀名。黄海道各官柜军，不满五六百名，中国使臣之作弊，即所恶于上者也。我国宦寺，掷奸于外方，如有弊端，则亦如此矣。当以所恶于上者，毋以使下也。又臣不尽心于上，或有欺罔之弊。日本使臣出邪毒之心，求索以去，此则所恶于下者也。我国使价之赴京者，若好贸易之利，则亦如此矣。当以所恶于下者，毋以事上也。且如吾亦欲孝，而民亦欲孝，则使之尽其孝，毋使己边长，而人边短，此皆絜矩之意也。大概，十章言好恶义利。治国之道，好恶义利而已。孟子初见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义利之辨，最大矣。”又启曰：“一部《大学》，不多之书，而经一章，盖孔子之言。盖者，疑辞。辞约而理备，言近而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也。辞约之文，读之似不易晓，反复玩之，则其意备于经一章。览经一章时，传十章之意，兼入而见之，则互相发明矣。帝王学问异于匹夫，不徒章句训诰，必见其大处。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人之所得乎天者，天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也。虚灵不昧者，心也。具众理者，性也；应万事者，情也；心者，统性情者也。理气合而为心，理虽为主，而气以发之，故操存而舍已。明德者，以善为主而言，人心，则有真妄邪正，以明德为名，则降衷者，性之发见者也。明德者，人人之所同得，而以阴阳五行为形，故不能无气禀，不能无耳目口鼻之欲。以气禀物欲之拘蔽，有时而昏，而本体之明，有未尝息也。天理往往，昼夜流行，虽闭塞之久，感之则本体见矣。见孺子入井，而怵惕自发。羞恶、恭敬等心，随处发见无穷，人自不知，故物欲深蔽，而天理丧灭，无异于禽兽矣。若因其所发，而遂明之，则始虽幽微，而可以培养渐大矣。长一分天理，则消一分人欲；长十分天理，则消十分人欲，本性之初，渐可复矣。自上，虚明应物之际，湛然无欲之时，深加省察，或于读书时觉悟，则可见本体之明矣。变化气质，习与性成，人欲消铄，天理流行，此明德工夫也。明德之要，诚意为大；心之发也，真实为难。恶恶之心，如水火之不可蹈，而为善日就月益矣。燕闲之时，体念此意，时时接对讲论，则学日进矣。古人言：‘人主一日，亲宦官宫妾之时少，接贤士大夫之时多，然后可以涵养德性。’又曰：‘学莫便乎近其人。’与近习久处，则亵慢之心生；与贤士久处，则恭敬之心生矣。人民疾苦，稼穑艰难，无非学问中事。存心不放，勇猛奋励，然后德日进；悠悠泛泛，则无益矣。孔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着力讲论，则日知其所未知，心安而理熟矣。须数为接对，毋如一曝而十寒也。闾巷之儒，必有师友，然后学问进矣。若以一己之见为学，则所见一误，不能舍己从人，其弊多矣。更加留念焉。”又启曰：“读《大学》法，乃朱子所以示门人也。言甚要切，当初进讲时有语录，且似烦杂，故不为进讲矣。燕闲之间，以时览观，则为益多矣。但读法之吐，虽监校正，而或有未安处，欲改而入之，则时未及矣。改吐然后，时时阅览，有疑则下问，如此后长进矣。此书，卷秩小而立言简，当天下国家，无不包罗，故得其要领甚难。章句辑注，不须看，虽大注，亦不极切。玩味大文，体认心上，最可帝王之学。他馀杂书，不当看，只看此等书，则无味处，渐觉有味矣。”又启曰：“金明胤罪状，两司连日伏阁，本馆累次陈札，至今未得蒙允，群情闷郁。倾邪反侧凶险之状，三司启辞已尽之矣。自上必已洞照，而以老人前日之罪过留难，然其平生所为，反复无状，至今保全，国家之不幸也。讼论已发，自上不可不俯循人情也。凤城，以密启被罪，大抵密启发后，朝廷不得已，而论启，先王牢拒数月，朝廷坚请，不得已而罪之。岂先王本情乎？乙巳初年，定罪录功，明胤欲为录功，来启尹任，而凤城无辞连之事，乃请并为处置，处置者杀之也。王子有善人，国家之福，而以告变得功为心，敢此告以处置，甚矣。尹元衡当国之时，谁能出口？先王亦已知之，死后葬以王子之礼，可谓至矣。到今，非欲追论其罪，欲黜奸邪反复之人，使之不留于朝廷之上也。汉武帝雄才大略，而江充谗戾太子，大起巫蛊之狱，太子哀乞而江充不听，遂杀江充，欲以自明，而人以太子叛为言，武帝大怒，使丞相掌兵于阙下，战五日，亡至湖，自缢死。后高寝郞、田千秋谏曰：‘子弄父兵，罪当笞。梦有白头翁，令我上书。’上以为此高庙神灵告我也。知惶恐，无他意。遂族灭江充，作归来望思之台。父子间，小人离间之状如此。况凤城之事，无形迹可指，欲为录勋，而进处置之言。到今，皆知其冤枉，虽不能以其罪罪之，岂可使之留于朝廷乎？人情莫不痛愤，请快从公论，而窜黜远方，则人心安而公论定矣。”

12月23日

○癸卯，传：“前光平君金明胤，本以凶狡之资，济以奸慝之术，阴邪险谲，反侧无状，处心行事，自少卑污。平生行己，无一可称，乘时附势，唯恐不及。欺世盗名，猥厕荐选之列，及其罪也，旋占门荫。又着儒巾，更为决科之计，世岂有曾为玉堂之士，复作赴举之生者乎？识者已鄙其发身之不正、行检之扫地矣。竟通仕路，自以为得计，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致位通显，尚不知足，观势低昻，唯利是视，贪功乐祸，随时变幻。値宗社不幸权奸误国之际，谄附李芑，赞助尹元衡，潜伺秘机，阴图录勋，遂开大狱之端，造成不测之变，巧捏无形之言，首陈处置之策，使吾君幼稚之子，无罪而就死。至于郑彦悫，大肆毒螫之日，傅会无根之说，使无辜士类，骈首就戮，卒致邦家之殄瘁。其用心之凶惨，极矣。及元衡得威福在其掌握，则狐媚其势，助扇凶焰。凡阴谋邪议，无不迎合而纵臾，嫁祸缙绅，贻害国家，惨毒之状，有不可形言。且复婢膝于沈通源之门，昏夜往来，踪迹跪秘，包藏祸心，承望风旨，亦因宰臣，极言内需之弊，曲为谄邪之说，欲济挤陷之术。权奸迭出，无不与之结为腹心，声势相倚，行同狗彘，谋甚鬼蜮。权门继败，而爵位如旧，时势变迁，而富贵自若，阴邪之谋，愈老愈熟。入侍经席，则力诋伸救之讥，媢嫉淸流，则阴助网打之计。自古小人为恶者不一，而未有如此之尤者。见先王昭雪冤枉，佯陈疏放之策，利之所在，无所不为。其倾险反复，猜忍谀佞，投间抵隙，陇断名场，伤善害直，酿孽作慝，斲丧国脉，浊乱朝廷，有万恶俱备，无一善可记。二十年来，无非党恶朋奸之日，自始至终，都是误国乱政之事，是乃累代之老贼，非先王之旧臣。负如此罪恶，而得保首领，失刑甚矣。原情定罪，虽非凤城之事，死有馀律，在先王斥奸之日，未及并论，以至今日，人心久愤，公论日激。今当正始之日，去奸之法，所当如是。只罢其职，则保有崇阶，安享厚禄，巨奸大慝，无所征畏，他日之祸，将不可胜言。削夺官爵事，下吏曹。”

〈宣宗昭敬大王实录卷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