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中国 中华文库

　　杜威，是在1859年10月20日出生的，1952年去世，活了九十三岁。今年10月，自由世界将有许多地方要为他举行诞辰百年祭。

　　四十年以前，也即1919年的年初，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阿丽丝女士（Alice C. Dewey）离开美国到远东来旅行。那次旅行，本来只是为的消遣，可是在他们离开旧金山以前，东京帝国大学就有电报给杜威，请他作一系列的讲演，他答应了。以后，他又接受了日本其他学术教育机关的邀请，讲演过好多次。

　　当他在日本的时候，中国有五个教育团体联名请他。请他到北京、南京、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来讲演，他也接受了。他们夫妇是在1919年5月1日到上海的。那一天，正是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爆发的前三天。那次学生运动，就是后来大家所常说的“五四运动”。

　　杜威夫妇，原来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的。后来，他们变更了计划，决定在中国留一整年。这是由于那次学生运动大大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要看一个究竟。哥伦比 亚大学准了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后，假期又延长到两年。所以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杜威夫妇，对于那次学生运动感到浓厚的兴趣。关于这一点。杜威小姐（Miss Evelyn Dewey）在《杜威夫妇信札集》（“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Jan. 1920）的序文中曾经提到。她是这样写的：“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动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回国的计划。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要回国的。”所以，为说明杜威在中国的时代背景，就得把五四运动和它波及全国的影响，讲个大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几个月，巴黎和会在讨论和约的最后部分的若干条款。这个时候，中国人的希望，是想在和会里面，靠威尔逊的十四点理想（这些理想，到现在还是全世界所向往的），把若干不平等的国际待遇纠正过来。但是，到了1919年的5月初，中国得到了确实报告，说是威尔逊总统对于中国所提出的山东问题的要求，已经无能为力了。中国所要求的，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及一切经济利益，可是和会已经决定把山东问题让日本与中国直接谈判。这样一来，中国代表团没有办法；中国政府没有办法；中国人民失望、〔也没有〕办法。

　　5月4日是个星期天。北京所有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召开了一个大会，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并请政府训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拒绝这个决议。这件事完全是青年们爱国心的自动爆发。可是共产党徒偏要说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由中共策动和领导的。这全然是个谎言。事实上，1919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徒。学生大会，经过一番激昂的讲演，通过了一些决议案以后，接着就是示威游行。当时因亲日政策而声名狼藉的外交部长，他的住宅被示威的群众冲进去，在座的驻日公使被殴打。在这个混乱当中，有人放火把房子烧起来，这把火，或许是为的要吓走示威的群众而放起来的。后来，学生们在返回学校的途中，有很多人被捕了。

　　这就是四十年前5月4日所发生的事件。

　　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了出来，各地的学生和其他各界的人，马上响应，形成了一个全国的运动。这个时候，杜威夫妇还在上海。

　　6月初是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夫妇到了北京，亲眼看到成千成百的学生在街头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6月5日杜威夫妇写给他家中女儿们的信里说：“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己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

　　同一天的夜晚，他们又给女儿们报告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的时候，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撤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据后来杜威夫妇的解释，政府这样丢脸地屈服，是由于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在前天罢市了。他们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像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6月16日杜威夫妇写回家的信，说是三个亲日的高级官员已经辞职，学生罢课已经终止了。

　　7月2日，他们的家信上写着：“这里的政治气氛又紧张了。据说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两天以后，他们又这样写：“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像得到的。政府的全体官员赞成签约；一直到十天以前，总统还说签约是必要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

　　我引用杜威夫妇那些家信里面的话，是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到北京以后的初期观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奇怪的国家”对于他们具有一种奇怪的魅力。他们决定在中国多留些时，起先是预备一年，最后是两年又两个月。中国二十二省，他们到过十一省，华北四省，华中五省，华南两省。

　　关于欢迎杜威讲演所做的准备工作，这里也得简单地提一提。在他来到中国的前一个月，主持这件事的团体要求我把实验主义的发展作一个有体系的公开介绍。我接受这个要求，在北京作过四次讲演。我从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和詹姆士（William James）讲起，特别着重在杜威。此外，对于杜威教育哲学的介绍，也有一系列的文章在上海发表，主编人是蒋梦麟博士。他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生之一。

　　杜威的讲演，都经他的学生们当场翻译成中国话。他在北平和山东、山西两省的演讲，都是我给他翻译的。他在北京的几种长期讲演，我们也挑选了几位很好的记录员，把全篇讲词记录下来，送给日报和杂志上发表。这个著名的《杜威五种长期讲演录》总共有五十八篇，经各报刊全文登载。后来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在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以前，已经出版到第十版了。以后三十年，也不断地再版再版，直到共产党把它禁掉为止。

　　这五种讲演的题目，可以使我们看出杜威所讲的是些什么：

　　一、近代教育的趋势三讲。

　　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十六讲。

　　三、教育哲学十六讲。

　　四、伦理学十五讲。

　　五、思想的派别八讲。

　　除此以外，他在北京的讲演，还另有两种：

　　六、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三讲。

　　七、现代的三位哲学家三讲。（三位哲学家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三次讲演，是因为1920年罗素也要到中国来讲学，所以特地请杜威预先给罗素作点介绍。）

　　他在南京的讲演，包括三种：

　　一、教育哲学十讲。

　　二、哲学史十讲。

　　三、实验的论理学三讲。

　　杜威博士，对于每次讲演，总是预先用他自身携带的打字机把大纲打好，交一份给翻译的人，让他能够事先想好一些适当的中国词句，以便到时翻译。在北京讲演的时候，那些讲演大纲，总在每次讲完以后，又交给那些作记录的人。让他们校对一番，再拿去发表。最近我曾经把这些中文翻译的讲演词再读一遍，时间已过了四十年，我对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还有一种亲切之感，我还能够回忆到他在课堂内或者在很多听众的面前那种字斟句酌的神态。

　　在各城市作了一年的公开讲演以后，杜威博士又答应了朋友们的请求，在中国再留下一年。这一年主要地是作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向高级班的学生直接用英语讲学，不用翻译。其余的时间就在北京和南京的高等师范讲演。那时候，杜威的学生们在北京、南京、苏州和上海这些地方，创办了几个“实验学校”，其中有的就叫做“杜威学校”，像南京高等师范所附设的那所实验学校就是的。杜威对这些新办的“实验学校”，很感兴趣。

　　杜威夫妇，1921年离开中国。1922年10月，全国教育会在济南开会，对于国民学校的制度与课程经过一番严密的讨论以后，加以彻底的修正。1922年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从这些地方，我们很容易看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

　　杜威在四十年前，1919年5月到中国。四十年来他给中国的影响，我们能够作个大概的估计吗？

　　这种估计是不容易作的。因为这个四十年，多半是大动乱时期，内战、革命、对外战争，——包括若干年的国民革命，八年的对日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年的剿共与大陆沦陷于共党。在这种大混乱中，许多人流离颠沛，许多人家败人亡，大家都是受苦受难而普遍地不安。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估计任何一个思想家或任何思想派别对于人们的影响，实在是太难了。

　　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共党政权倒给了我们一种想不到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够估计估计杜威对于中国的影响。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杜威的信徒们，发动了一个普及全国的攻击与清算。这种大规模的清算，早在1950年就开始。不过在那个时候，只是发表几篇温和的文章，批评杜威的教育理论而已。那些文章都是授意写成的。文章里面引用了好几位美国人批评杜威的话，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像孔德尔（Kandel）、波得（Bode）、鲁格（Rugg）和胡克（Sidney Hook）的话，都被引用过。可是到了1954、1955年间，这种清算运动，开始激烈起来。这时，共党政权有计划地策动各方面一致地来对付胡适思想，清算胡适思想的毒素。清算的范围，包括哲学、历史、哲学史、政治思想、文学、中国文学史等方面。仅仅在1954、1955这两年当中，就发表了三百万字的文章，清算“胡适幽灵”，驱逐“胡适幽灵”。而且每一篇攻击我的文章，几乎必然地要骂到杜威，骂他是毒素的根源。

　　在这许许多多清算胡适思想的文献当中，有些文章坦白地承认了杜威的“邪恶”影响，承认了杜威哲学和方法的影响，承认了这个“腐臭的”中国杜威——胡适应用这种哲学与方法所引起的影响，也承认了那些“盲从附和的”信徒们的影响。在共党控制的区域里，对这种“毒素”的影响竟这么重视，凭着这一点，我们对于杜威给中国的影响，不就可以得到一个颇为可靠的估计吗？

　　关于这一类的文献，我只引一点在这里：

　　一、1950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登载了曹孚《杜威批判引论》一文，那上面讲：

　　假使我们要批判旧教育思想，我们首先应该批判杜威。……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了中国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会哲学和一般哲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杜威派的大教育家之一陈鹤琴，他对于上海学校的现代化曾负过责任，1955年2月他在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被迫作公开认罪。认罪的《坦白书》全文登载在1955年2月28日的《文汇报》。其中有这样一段：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毒素是怎样散布在中国的？主要地是通过杜威自己来华讲学，宣扬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反动的教育思想；通过杜威当年的一个反动思想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留学在那里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这三十多年来，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带回来杜威反动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思想和杜威反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中最显著的，当然要算杜威在中国的帮凶胡适了。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曾经中过杜威实用主义反动教育思想毒素很深的一个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曾经替杜威在中国传播过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传声筒的我，要在这里向这个教育史上的教育界大骗子，杜威，进行严厉的控诉。

　　三、王若水《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上说：

　　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这个阵地，三十多年来基本上一直被资产阶级唯心论（也即实验主义）的代表胡适派占据着。尽管解放后学术界已经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胡适派影响，却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见195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机关报）

　　四、孙定国《批评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上说：

　　……可是，腐鼠散布了瘟疫。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毒害，不仅是渗透到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而且也远渗透到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中；显然，在哲学方面影响更大。（见1954年11月15日北京《光明日报》）

　　杜威，他的门徒，以及他的中国朋友们留下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上面所引的那些话已足够给我们一个概念了。照他们讲，杜威和其门徒们的实验哲学和方法，已经支配了我国教育三十年，曾经渗透到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

　　在杜威的实验主义当中，究竟有些什么使得共党政权这样恐惧，以致要用三百万字的写作来攻击清算呢？

　　当我把这一大堆的文字仔细一看的时候，我不得不笑他们那种惊慌愤怒的神态。我看出那些赤色的主子和奴隶们所最怕的、所想消灭的，只是杜威的“思想的哲学理论”（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inking）。这种思想的哲学理论，杜威在他的论理学中讲到，尤其是他那本《我们怎样思想》（How We Think）更使这种理论出了名。依照这种理论，思想并不是一种消极性的活动，不是从一些没有问题的绝对真理去作推论，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与方法，用以解决疑难，用以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杜威说，思想总是起于一样疑惑与困难的情境；接着就是研究事实的真相，并提出种种可能的假定以解决起初的疑难；最后，用种种方法，证明或证实那一种假定能够圆满地解决或应付原先激起我们思想的那个疑难问题或疑难的情境。这就是杜威的思想论。过去四十年我曾经努力使它普遍化。我指出，这种思想论是对于科学方法的一个适当分析，同时也是对于中国考据法的一个适当分析。考据法是最近三百年当中，中国的经学大师使用得很成功的方法。由此可以知道，科学方法的精神就在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从这个思想的概念，很自然地会产生两个明显的系论来。第一，人和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积极地运用智慧以解决一些真实而具体的问题。杜威说：“进步总是零零碎碎的。它只能零买，不能批发。”这种观念，是共产党徒所不容的，共产党徒所相信的，是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们以为，这种革命可以在一夜之间带来全面的进步。

　　第二个系论，同样地也是共产党徒所不容的。那就是说，在合理的思想过程中，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学说，统统不能看作是绝对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验的假设，有待于在实用中加以考验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帮助人类知识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问题，不容考据的教条，因而窒息了人类的思想，杜威在北京讲演“道德教育”的时候说：“要经常培养开阔的胸襟。要经常培养知识上诚实的习惯。而且要经常学习向自己的思想负责任。”这些话足够吓得共产党徒神经错乱，也足够激起他们对社威、对实验主义、对胡适的幽灵，来一次好几年的痛击和漫骂。

　　说起来是很有趣的：共产党对杜威、实验主义，和胡适幽灵的痛击与漫骂，是从1954年对一本小说名著的讨论而开始的。这本小说是十八世纪的名著，书名叫做《红楼梦》。为什么这样开始呢？因为四十年前，我用了科学的研究法研究《红楼梦》的作者，作者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以及这本小说原文方面的若干问题。后来几年，有许多从未发现的材料被我发现，所有这些材料更加证实了我以前所求得的结论。这是我自觉地把杜威的思想论和思想方法应用在一本名著的考证上。同样的方法，我也应用在其他几本小说的考证上，也应用在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的许多难题的研究上，其中包括佛教、禅宗的历史。

　　我对于《红楼梦》考证，就是用实例来阐明杜威的思想论，并且使它大众化。就这方面讲，《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是最好的材料。约在三十年以前（1930年12月），因为出版家的要求，我编了一本《胡适文选》，其中选进了三篇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文章。《文选》的序文是想写给青年读者看的。在那里，有些话是就《红楼梦》考证这方面讲的：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斯、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种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以上这些话，是由于我对青年抱着无限的爱、无限的希望而写出来的。因为这些话，我召来了好几年的攻击和数百万字的漫骂，这些攻击和漫骂不仅是以我为目标，而且也牵累到我所敬爱的师友，——杜威先生也遭受攻击和漫骂。但是，各位女士和先生们，这些漫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觉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觉得杜威在中国花掉的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并不是完全白花的。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杜威和他的学生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的奴化瘟疫，还会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本文为1959年7月16日胡适在夏威夷大学所作的英文演讲，夏道平译文载1959年8月16日《自由中国》第2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