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高而弗当，义有奥而弗通，若是者，后世有传焉？无有也。又况言厖而弗律、义淫而无轨者乎！自孔氏后，立言传世者，不知几人焉；其灭没不传、卒于齐民共腐者，亦不知几人焉。姑以唐人言之，卢殷之文凡千馀篇；李础之诗凡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诗文凡九百馀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传也，言厖义淫，非传世之器也。自今观之，孔孟而下，人乐传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又其次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数君子，其言皆高而当，其义皆奥而通也。

虞、李之次，复有鹿皮子者焉，著书凡二百馀卷。予始读其诗，曰李长吉之流也。又读其赋，曰刘禹锡之流也。至读其所著书，而后知其可继李、虞，以达乎欧、韩、王、董，以羽仪乎孔、孟子。盖公生于盛时，不习训诂文，而抱道大山长谷之间，其精神坚完足以立事，其志虑纯一足以穷物，其考览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达乎鬼神天地之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于人，为传世之器无疑也。

予怪言厖而义淫者，往往家自摹刻，以传布于世，富者怙资以为，而贵者又怙势以为，意将与十一经、历代诸子史并行而无敝。不知屈氏而次，彼虽欲不传不得也；必藉贵富以传，则贵富灭而文亦灭矣。呜呼！贵富者不足怙以传，而后知文字之果足以传世也。文如鹿皮子而不传，吾不信也！

予以鹿皮子同乡浙之东，而未获识其人，其子季持文集来，且将其命曰“序吾文者必会稽杨维桢也”，于是乎序。

鹿皮子陈氏，名樵，字君采，金华人，居圁谷磵，常衣鹿皮，自号鹿皮子云。

括之士以时文名于今日者，有林君则氏、叶见山氏、徐景熹氏、刘伯温氏、项子华氏；以古学名者，则有郑息堂公、洪乐闲公、叶壶谷公、留万石公。时文、古学使通能之，则有不工者矣。

留君睿养愚乃万石公之从孙也，过余姑苏所次，出巨册一编，视曰：“此睿之杂着也。先生号知文，幸为睿评而赐之序首焉。”

予始读其传志各一首，客来辍之，夜张灯继读之，箴铭诗赋乐词些语凡若干首，皆声毗法洽，各适其职。明日，又读其时文，所攻《尚书》义若干通，又辞敷义鬯，不谬夫古史氏传心之旨。为之大异曰：“古学与时文不通能，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闻括为山洲，而留君所居山水为尤胜，山有曰龙、曰鹤、曰文、曰锦、曰九楼，溪有曰好溪，石响石，潭有曰神潭。山川润气出为雨云，清明之英为日月之华，小秀于草木，而大秀于人。留君其大秀者欤？不然，括士之不兼长者，留君不克兼也。虽然，学古而后文古也，文之谐于古者必不谐于今。韩子论时之文曰‘予大惭者，人以为大好’，留君有志于今文为进取计，则不可以不惭者为之矣。以惭者为之，则于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将何以处此？”留君曰：“睿宁以古不惭者病于今，毋宁以不大惭于今者病于古也。”遂书为序。

秦汉之士无时文，以其所陈说于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立体制、定格律以为去取，如唐宋以来号为举业者也。韩愈氏病之，以为大惭者大好，则时文不可以传世也谂矣。我朝设科取士虽沿唐宋，而其制则成周，文则追古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传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选者，又不若师儒义试之所为取为优也，何者？大比之所选，仅一日之长；而义试之所取，则宽以岁月之所得也。大比开而作者或有遗珠之憾，则主司之负诸生也。义试开之，作者或无擅场之手，则诸生之负主司也。

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馀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予与豫章李君一初实主评裁，而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相讨议于其后，故登诸选列者，物论公之，士誉荣之。即其今日之所选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盛，饶、信为称首者。乡评里校之会，岁不乏绝也。今饶、信之盛，移于嘉禾，嘉禾之贤守长实为集贤凌公，颛务古文而崇化文士。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风义俗从而振焉。则文会之作，固有补于司政者不少也。

斯文锓梓，濮君又求一言以叙首，于是乎书。

余生晚，不及识庐陵曹先生，及来钱唐，获睹《与刘志善书》。书言刘光伯、杜子美诸人之学不闻道，王氏、陆氏之学为无用之空谈，独有志于述礼乐、征文献，余已异其为人，恨不得与之共世同里闬接其言议也。未几，其子希颜以南陵遗槁来，则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见于世，而见者惟此耳。吁！编简零脱曾无几矣，诗凡若干篇，文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综之以往史，而宿之以圣贤之理，非代之学者谬悠无边畔、芜涩险怪以为辞者之所可及也。观其翁彦杨之让议，则《范史》不无佚鸿子夺之悖；李庚伯之《孝纪》，则鄠人对亦不无忍薄之愧。议之近于情而依理，虽古之人惧焉，况今之缪悠为学而芜怪为文者邪？

先生之学之才如此，而世不材其人、利其道，岂不愧当代君子乎？予求生其人于今之所接者不能，为愧盖益甚矣。《孟子》以“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尚论其世也。谨为之编次及正其脱讹而，且志其尾，以寄余尚友之心云。

干将之器利可刺锺，然其利之司于人者，有当不当焉，君子以御寇，利也；盗持以杀人，亦利也。文章大利器也，而妄庸者轻用之世，无时分寸利，而危至于杀人。吁！可不慎诸？故司文者，不以轻属妄庸，戛戛乎难其人者，诚以利器之雄伟不当，而有摧陷廓清之功者也。自今求其人于《六藉》而下，斤斤邹一人、楚一人、燕一人、西汉三人、唐二人〈（通、愈）〉，宋三人〈（周、程在焉）〉、今姚〈（牧庵）〉、虞〈（邵庵）〉而次，未以数断〈（句）〉。之数人之文，实代之利器，而利之当于人者也，皆雄伟不当而有摧陷廓清之功者也。今之妄庸者蔓衍草积，动自哆大曰：“吾文，邹楚而降之文也，当有传也。”布于今与后，不必越五年十年，其蔓衍草积者已与粪土同腐，传何有乎！

括苍王廉氏为文凡若干篇，遭兵火而失者过半，今拾遗稿及续为文又若干卷。王子读书二十年，而始敢为文，盖有利器之本。其为人磥砢有奇节，又有利器之操者也，知其利器不无用于世。不无用于世，则其传于人，与妄庸者异也必矣。书以序之。

我朝文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委靡，不失于蒐猎破碎，则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吾尝以近代律今之文，仅得与曾巩、苏辙、王安石、李清臣、陈无已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于陆游、刘克庄、三洪，矧叶适、陈傅良、戴溪乎？不得步武于叶适、戴溪、陈傅良，矧晁、张、秦、黄乎？不得步武于晁、张、秦、黄，矧二苏、欧阳乎？时则举子之伎兴矣，不惟代无作者，而鉴识衡定为之先者，无其人也亦久矣。

吁！吾于此求夫笃于自信、不为流俗所移者，东浙之士斤四三人，曰王廉氏其一也，其为文不谐于人。人则以鉴识衡定者属于吾，吾每为之起畏。谂其追古作者，则西京而上，秦与燕也，楚之《骚》也，春秋之《国语》也，班固、崔枿而下弗论也。若是者，其时于一己之独，不以一代之气运盛衰为高下者也，岂不伟欤！吾使魏生镇录其追于古者，而告诸学古之友云。

文章非一人技也，大而缘乎世运之隆污，次而关乎家德之醇疵。当世运之隆，文从而隆；家德之醇，文从而醇。士以文墨为能事，幸而生乎昭运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若吾宗文举者，非其人也乎？

文举，通征先生之嗣也。先生领台檄主文浙闱时，予实列同考，听先生言议，凛然为起立。知先生之学出道江张氏，张氏之学出紫阳朱子，故其为议论文章，不一于正不出也。二十年来，先生之宰树共矣。幸先生有后如文举，获见予吴门次舍，示所著碑铭叙志箴颂论赞凡若干卷，累日读之，喜其识职而备毗于律，理察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吴门，阅今之名能文者，无虑数十家，类未有及文举者，则知文举之得其本于家，而又丁乎气运之盛于国家者，非庸众人之所同也昭昭矣，抑吾临文有感也。

先生入翰苑不两月，辄谢病归，高文大册不一二见诸史院；而文举之文，亦多遐方下邑之所撰录，未及铺张乎帝畿也。嘻！文举之文，岂遽尽于是编也哉！夫兰台芸馆，文章之居，编摩述作文章之职也。居其居而书，夫言职者或有矣，顾有得其职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也，文举尚以吾言俟之。皇元一经，业且作矣，文举尚以吾言勉之。至正戊子十二月序。

《三传》有功于圣经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载先经而始事，后经以终义，圣人之《经》断也，左氏之《传》案也。欲观《经》之所断，必求《传》之所纪事之本末，而后是非褒贬白也。然考经者，欲于寸晷之际，会其事之本末，不无翻阅之厌，于是类编者欲出焉。钜鹿魏生德刚，初授《春秋》经学于应君之邵，应君始又执经于吾，吾于《三传》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资。其暇日，以左氏所记本末不相穿贯者，每一事各为始终，其类编之，名曰《春秋左氏传类编》。昔铎椒、虞卿辈各作《左氏钞撮》，其书盖约言之编耳，未知求经统要也。生之是编，岂《钞撮》可以较小大哉！予念其用工之勤，俾缮写成帙，传于同门之士。生且求言以为序。

予于《春秋》诸家有《定是之录》，凡十有二卷，未敢传于世也。盖《经》有不待《传》而明者、因《传》而蔽者，学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后圣人之经如日月之杲杲焉。故不协者，虽三家大儒言之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于《传》家，则《经》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是为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故作《春秋传》，以为圣经之按。后之传左氏者，有铎椒尝作《钞撮》八卷，虞卿作《钞撮》九卷，是又有切于左氏者也，惜其文无传矣。至汉，张苍、贾谊复传左氏，河间王进于武帝，至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时遂立其学，而《左传》大著。又其后，晋杜预复表章之，而《传》有注释。夫左氏为圣门弟子，又身为国史，纂记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终也。后之言《经》者，舍左氏无以为之统绪，故止斋陈氏谓著其所不书，以见《经》之所书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也。

云间曹元博氏复按《经》以证《传》，索《传》以合《经》，为《左氏叙事本末》若干卷，类之精、订之审，以博学者之观览，其用心亦勤矣。论者以左氏作《传》，为仲尼忠臣，杜征南作注，为左氏顺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为左氏顺臣乎？忠臣乎？盖左氏之失，工于言而拙于理，好以成败论人妖祥，计事往往博过于注。元博既序其本传，复能权衡其是非，合乎笔削之大义，是又爱而知其恶，谓为丘明之忠臣也，岂不伟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诸。

《六经》皆有疑，而莫疑于《春秋》，疑而不决，而欲得笔削之微者盖寡矣，此《春秋》之经有《百问》也。予家藏是书，凡六卷，尝授之无锡孟生季成，成又传之于华亭曹君继善之子元朴。朴以其传之不广也，特镌诸梓，而征予为序。

是书也失其首辞久，不知为何人所著，或以为万孝先生，又不知为何时人。观其设为问答者，往往与予补正之意合，实有以释是经笔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秘所授，而未及板行于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秘于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贤于汉儒之私《论衡》于一己者乎？

虽然，道学是讲者谓说书不故，虑学者不求诸心，而惟口耳之是资。夫《百问》之书，探圣意之微，而欲决之诸儒未决之论，非见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谓资口耳之辨不可也。学者于《春秋》，苟读而未有疑，疑而未求释于心，而遽观是书之广传也为病，则固存乎其人焉。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赞也。然则高自立论者，皆诞也。欧阳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然则将以制盲而怯蔽，则亦不能不暇于词也。《经》不待《传》而明者十七八，因《传》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则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余怪三家既有蔽焉，而诸子又于其蔽者析宗而植党，争角是非，不异讼牒。使求《经》者必由《传》，而求《传》者又必繇诸子，是非纷纷，莫适所从，《经》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于求《经》，复于诸子求异其说，是添讼于纷争之中，恶物蔽目，而又自投以医者也。

维桢自幼习《春秋》，不敢建一新论以立名氏，谨会诸儒之说，而辄自去取之，为《定是录》。说协于《经》，虽科举小生之义，在所不遗；其不协者，虽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见，与夺千载之是非，何僭自甚？亦从其杲杲者决之焉耳。后之君子，倘以《录》犹未是，改而正诸，岂敢讳乎！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共公子段食采于褚，号曰褚师，因氏焉。其在衡，有褚师子申定子者，盖其族之仕于卫者也。汉元、成间，有褚先生大以行显，尝补司马迁《史记》。六朝以来，褚陶、褚裒皆以文学名。至唐，褚亮博学才敏，预瀛洲学士之选，其子遂良为顾命大臣。遂良由河南徙钱唐，其子孙所居号褚家塘。后有徙居苕城者，亦以褚姓其巷；今聚族乌程之朱坞，即自苕城来也。其祖为世超，墓在朱坞后浜，冢舍曰光远庵。云世超生世隆、生大理评事琳，琳生省干溶，溶生宋□□郎、提干大同，大同生宋迪功郎淮安县丞士登。士登之子，长宣教郎友龙，次仲龙。友龙无子，以仲龙之子将仕郎、国史实录院检阅文字天祐为嗣焉。天祐三子，长锡圭、善州教授，次锡琦，次锡瑜、蒙古学正。善州四子，嗣良、嗣英、嗣后、嗣贤。锡琦无子，以嗣英为其后。自士登以前凡十世，皆以诗书起家，由科举入仕者代不乏人。宋革，故居遭兵燹，子孙亡其实录，嘉言善行不复可考矣。嗣英于族叔祖桂岩公所访得《家谱》，令其子桂缮写为册。册成，乞予序。

予谓君子之泽五世，褚氏之泽已逾十世，而其来者尚未艾也。桂之为伯仲者凡六人，皆从硕师习举子业，里以衣冠之族称焉。岁大比，乡大夫录以充赋者，褚氏子孙居多。吾卜褚氏祖之积者厚，而嗣英之培其积者益至，吾见褚氏之来者益衍而大。以五世之泽论君子者，又岂可以律于褚氏之泽哉？褚氏子孙尚以予言勉之。

钱唐为宋行都，男女庯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若棋待召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皆中一时慧黠之选也。两宫游幸聚景玉津内园，各以艺呈，天颜喜，动则赏赉无算。此太平朝野极盛之际。今当此刀鸣镝语时，故家遗老或与退珰畸棨谈先朝故事，未尝不兴感陨泪也。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荡舟矣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棹，敛衽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坐客倾耳耸，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粉。予奇之曰：“使英遇思陵太平之朝，如张、宋、陈、陆、史辈谈通典故，入登禁壸，岂久居瓦市间耶？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众中，亦可以敦励薄俗，则吾徒号儒丈夫者为不如已！”古称卢文进女为女学士，予于桂英亦云。